时事焦点

中国官媒《红旗文稿》和《环球时报》5月21日和22日发表的两篇有关宪政的文章，几日来在学术界和互联网上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论，有关宪政“姓资姓社”之争日趋白热化。 知名学者张千帆在接受荷兰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宪政属资论”系官方御用文人和无良媒体在策划“造反”，挑战民间正在形成的宪政民主共识。中国当前的最大危险是缺乏体制共识，宪政改革的希望不在官方在民间。 “我们信仰的主义是宇宙的真理” 5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在党媒《红旗文稿》上发表《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一文，称“宪政不符合中国国情”、“宪政的制度元素和理念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制度绝不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宪政’”、“中国没有必要为资产阶级的‘宪政事业’做贡献”等。 仅一日后的5月22日，人民日报社下属的《环球时报》刊登名为《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该文指出，这两年宪政概念突然走进舆论场，是中国主流政治发展之外的一个枝杈，它是从西方的话语体系出发，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宪政主张在深层上是与中国现行宪法对立，误导了部分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引来一些追随者，但它对中国社会的真实影响不大。 无独有偶，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同日也发表了该报总编辑孙临平《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的文章。孙临平指出，共产党人要始终同心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笃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在党的引领下，我们靠中国精神战胜过千难万险，今天，也一定能靠中国精神成功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最终实现中国梦。 “官方御用文人策划‘造反’” 上述三篇文章一经发布，立即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论，在学术界大批知名人士集体批判的同时，网友也纷纷吐槽，各种以“宇宙真理”为题的恶搞段子在微博、论坛等平台疯转，“宇宙的真理”一词甚至一度挺入新浪微博的时事热搜榜。 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在接受本网采访时表示，上述几篇文章是公然对民间宪政共识的挑战，更是对习近平2012年12月4日在纪念宪法颁布30周年大会讲话的否定。“半年不到，就有人跳出来大张旗鼓攻击宪政，分明是有人在策动‘造反’”，张千帆对记者说。 张千帆指出，宪政简言之就是实施宪法，宪法获得了实施，宪法规定都得到了落实，宪政就实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12月4日大会上曾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这就是宪政。而近日某些御用文人和无良媒体打着“学者”的旗号，操着“文革”的腔调，攻击“宪政属于资本主义”，是“兜圈子否定发展之路”，这些人呼吸着浓重的PM2.5，喝着遭到污染的水，吃着含有农药毒素的食品，却在昧着良心地粉饰中国式“发展”，只能说明其道德人格已彻底变异。 张千帆还表示，中国当前的最大危险是缺乏体制共识，左派和右派之间打得不可开交，意识形态严重分裂，几乎可以说是“不共戴天”，这种共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价值立场，而是关于基本游戏规则的底线共识，尤其是关于这个国家的基本体制的共识。中国应该借鉴西方的宪政民主构建政府，而不是拒斥宪政文明。“中国今后至少需要达成党内民主化、选举规范化、言论自由、经济市场化、司法职业化和宪法实用化六点共识，只有形成这样的体制共识，中国社会才能避免大动乱的危险。” 在左右派“不共戴天”的当前，如何达成这种共识呢？对此，张千帆把希望寄托在民间，而非官方。他指出，改革的生命、希望和动力在民间，通过自由言论或全面讨论达成共识当然最好，但是官方和左派从来不是这么做事，他们总是喜欢抱政府大腿，中国右派也有这种倾向，官方的路基本上死了，如果没有民间触动，官方宪政是不会启动的。但中国民间现在这种状况是万万不行的，没有基本共识的改革肯定是要失败的。在中国，有三支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律师、学者和媒体，三支力量能够联合起来，对一些基本问题促成强大的社会共识，中国才有希望。“现在官方用左派御用学者挑战民间宪政共识，这种做法当然很拙劣，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现象和人民没有太大关系，而是说明官民裂痕越来越大。官方宣传部门的思维越来越不靠谱，还以为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却激发了民间的热烈反弹，当然这也不失为另一种共识对话。”张千帆最后对荷兰在线记者说。 “极左势力是执政党最致命风险” 除张千帆外，许崇德、徐昕等大批知名学者也纷纷通过微博、博客等平台反驳杨晓青等人的论调。 与杨晓青同属人大的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宪政网”21日连续发表许崇德和李林两篇文章，被网友称之为是对杨晓青言论的回应。有“宪法泰斗”之称的许崇德在《宪法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中指出，（有人）以极其革命的面目出现、打着反“西化”的旗帜的极左思潮，先悄然歼灭宪政这个提法，以便架空宪法，使宪法边缘化。这种故意撇开社会主义宪法，片面地把“宪政”定义为资本主义，然后编造出“宪政”提法会招致西化的神话，误导典论，欺蒙领导，其意欲挥舞大棒重启反右派运动的作派很不合时宜。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马长山则在微博中表示，反宪政逆流除了政治逻辑，就是“文革”口号；他们自命“匡时济世”，实乃祸国殃民。如果说执政党当下面临着很多风险和考验的话，那么基于垄断利益集团的极左势力，就是最致命的风险，他们高举“革命本色“的大旗，一步步把中国推入重蹈苏联覆辙的深渊。只有力行宪政与法治，才能赢得民心。 中国人民大学张志铭教授指出，我们已经有了宪法，岂可没有宪政！对于宪政概念的理解，对于宪政之于当今中国的具体含义，可以有不同的认识，需要探讨澄清，但是宪政犹如人权、法治、民主、科学等等，皆属当今人类的共同话语和实践，今日中国绝不可、也无可能弃之如敝屣，请当局者明鉴！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范忠信同样通过微博对杨晓青等文章提出批评，他指出，宪政是什么？就是宪法兑现的政治，就是宪法至上的政治，就是限制政府权力的政治，就是任何组织和个人受宪法约束的政治，就是人民权利不受任何法外限制的政治！一句话，宪政就是民主政治，就是现代文明政治！反对宪政，实质上就是恢复封建君主专制体制！ 徐昕对此表示，环球时报社评及胡锡进，称宪政最终是要削弱否定中国既定的发展道路，在深层上是与中国现行宪法对立的，逻辑错乱，是其一贯手法。宪政，简言之，即落实宪法，保障公民自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正如习总反复强调的那样。 网友精彩点评：中国刮起“朝鲜风” 网友“木子老龙”：杨晓青教授的雄文刊发后，《阴曹日报》迅速予以转载。慈禧太后读完文章，抚报大哭：“哀家早就说过，宪政不适合中国道路，偏你们不听，要革命、要起义、要民主、要立宪，热热闹闹折腾了一百多年，死了几千万，如今你们明白了，哀家说话是有道理的。这杨晓青是谁？知己啊，快过来陪哀家。” 网友“北京崔卫平”：说个实话吧。一听见“宇宙的真理”，就觉得欢乐得不行，笑得弯下了腰。因为有人知道自己在地球上已经找不到同道了。 网友“童大焕”：宪政其实对中国各个阶层都有利，而且也已是当下中国的当务之急。它像清洁的水和清新的空气一样，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必须。威权春梦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环球”风，故国不堪回首雾霾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海蜃罢？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指缝流。 网友“海天纯蓝”: 宪政姓资而不姓社，这些人说的理由可能自己都不认可。所谓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乃真不自信。君何时听到老美称其自信过啥，自信其实自己意淫而已。 网友“海伦民”：似乎又来到清末那个关口：维新还是守旧，立宪还是保皇，改良还是革命，冲突已白热化，必须做出选择。 网友“荒堂省三”：杨晓青通篇文革语言令人油然想起“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造反有理十年浩劫。刘少奇手持《宪法》衰叹，没有宪法，连国家主席的人身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这是老一辈含胡耀邦邓小平习仲勋等的呐喊，所以才有那一轮民主法治启蒙。不过三十年光景，就被忘得如此干净吗。 网友“温文尔雅哥”: 我怀疑朝鲜崔大使是来我国传授他们主体思想的学习心得的……从他落地那天开始，我国陆续就有了“宇宙的真理”和“无德无信美国人”……简直就是刮起了一阵子朝鲜风！ ​

五月的春城昆明聚集着世界的关注。在前后两次对中石油PX项目的抗议中，中产阶级市民站起来担当了运动的主角。昆明的示威运动借鉴了国内类似抗争的经验，集非暴力、理性诉求、平等对话之大成，体现了中国中产阶级的素养。 文：H.Chen 长假梦醒“散步”去 虽然中国的中产阶级概念有争议，并有沦为新贫、被挤压成“屌丝”的趋势，但相对于农民和城市民工，中国城市的中产阶级还算衣食无忧，生存需求有所保障。随着公民知情权的虚设和环境全面恶化，尤其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加剧，导致马斯洛理论中的各项需求都亮起红灯。 昆明计划开工的中石油千万吨炼油及配套的炼化项目，经当地环境组织四月的现场调查后，发现信息披露不充分，厂址存在隐患，极有可能全面污染昆明的水土气。在公民最基本的需求-生理需求都无法满足时，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昆明市民觉醒过来，走上街头抗争。任何涉及PX的项目都成中国梦下梦魇的发酵，激起居民的强烈反抗，居民关注的不仅仅衣食温饱，还有健康与后代。因此五一节假日期间，一些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在五月四日到市中心集体抗议。由于休假，且是自发方式，参与的市民大概五六百人左右。网络照片证实了男女老少中青年都有参加，中小学生也没有缺席。参与者以家庭为主，很多父母还带着孩子一起全程参与。 五一假期结束后，昆明政府一方面召开市民代表恳谈会，另一方面在背后搞小动作，如针对职工和学生打一系列的组合拳：下行政指令不允许参加集会游行，下任务强迫签订同意PX项目，给项目做反宣传，喝茶谈话维稳……央企和地方政府的猫腻暴露后，激起市民更大的不满。5月16日，上万昆明市民走上街头，在市中心聚集并集体“散步”。时至今日，昆明市民还在坚持各种和平方式反对项目落户当地。而昆明的觉醒，必将激发全国不同形式的公民权益抗争运动。  中产阶级在行动 中国近年的规模化反抗运动，主要集中在土地、拆迁和环境破坏项目的抵抗上。这些运动的主体从受影响的农民，发展到把抗争信息发到互联网，获得国内外广泛支持的广东乌坎90后，再到什邡抗争中主导的80后，现已上升到城市中产阶级以及其发起的大规模街头运动。此次昆明PX项目直接影响到七百多万昆明人，而运动中呈现的一些特点是值得中产阶级骄傲的：  一、非暴力、理性诉求。与其他历次出现暴力的抗争不同，昆明的市民两次都坚持“不争执、不堵路、无拉圾”的原则来文明表达对家乡昆明的爱心，理性抵制昆明PX项目。而昆明的警察也相对温和，据说16日当天不少警察请病假，昆明市民也在散步中进一步分化警察，高喊“警察也是昆明人”。虽然事后有数个市民被抓，但很快被释放。诉求内容除了恳谈会要求的防范与补偿、问责捆绑外，还有活动内外提到的停止或迁址PX项目，公开环境影响评估报告（EIA），全民公投表决等。这与中国中产阶级接受的教育密切相关。借鉴历次经验，不被贡献，不被利用，要克制，进行正面行动。这正是中产阶级在觉醒后对民众环境权力的争取。 二、 中产阶级为主，没有领袖人物。抗争以中产阶级作为主体，并广泛结盟一切可能的力量。尤其第二次散步，参与者孩除了本地居民还有华侨。参与的市民有请假上街的，也有代替别的朋友站队的。而一些被限制在家的人，坚持给散步的市民提供网络和精神支持。16日下午4点左右昆明市长李文荣出现要求与代表沟通，出现很多个散步代表。群龙无首，可能是出于自保防止秋后算账，或是防止政府孤立领袖人物瓦解抗议，也可能是出于法不责众的机智。17日市长开微博进行网络沟通，显示出一定的沟通诚意。但同样存在警察盘问参与者等强硬手段，这些过分的措施很有可能导致或酝酿出更大的市民街头行动。以集体对抗国家机器，后续力量更强。 三、环保组织首次参与。昆明反对PX项目运动， 起源于四月份昆明本地环境组织对该项目的调查和座谈。虽然散步活动中环保组织没有直接参与，但中国避邻(not in my backyard)为主的环保抗议运动在学术、民间和官方已经掀起了大辩论。 四、网络对话成为抗议的一部分。虽然“昆明反对PX”的字眼在微博和主流媒体被和谐，但随着昆明市长开微博沟通，不少聪明的市民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阐明反对的理由，从地缘政治谈中缅石油管道PX的选址，从水资源谈PX与云南干旱的不适宜……甚至有市民从权利游戏视角试图对市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中产阶级在网络对话中的素养和策略，加上坚持到底的韧性，这场有勇有谋的抗争才拉开序幕。 中石油作为央企在地方立劣迹斑斑，至今仍毫无悔改。在昆明反PX运动前巍然不动，至今尚未公布项目环境评估报告。昆明市民反对PX的抗争远没有结束。借用影片《成事在人》中的诗句，致昆明中产阶级的敬佩和支持：“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我是自己灵魂的统帅。” 注：以上文字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七子女被曝光后，张艺谋瞬间成为众矢之的，讨伐之声不绝于耳，李银河的一篇博文更是言辞犀利地直指张的“可耻”。近些年屡屡爆出的 富人名人超生事件早已令公众大为光火，张艺谋则将“生育特权”这一话题再次推至风口浪尖。富人名人的生育特权，对于被压制生育权的普通人来说肯定是不公平 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公正性又要面临一次质疑。 作者：刘峄阳 作为在国际影坛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大陆导演，张艺谋最近的处境无疑是非常尴尬的。七个子女被网友戏说成“葫芦娃”，张艺谋也就相应地成了葫芦娃的爹了。在一片声讨之中，李银河教授的一篇博文《张艺谋：shame on you!》言辞犀利地直指张艺谋的“可耻”。 计划生育本意是有计划地控制和引导生育，而非限于独生子女政策，也包括少数民族照顾、头胎女孩的农村夫妇可生二胎的政策。计划生育工作自从全国推行后，更是被列入一项基本国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生 育本是一种生物属性，动物皆有交配生产的冲动，物犹如此，遑论人呢。中国人向来注重大家庭结构，有儿孙满堂、含饴弄孙的美好愿望，男孩传宗接代的观念也长 久影响着人们的生育偏好。生育塑造的家庭结构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养老模式，这也就是国家在推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大力宣传社会养老，试图消除民众后顾之忧 的原因。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是给国际组织抨击中国人权以口实，一直为国际社会所诟病。 无疑，计划生育压制了人们的生理冲动、生育意愿，甚 至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与养老模式。为了计划生育，无论国家还是民众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正因为此，某些政府官员、富人名人的违规超生，让民众的付出得不 到公正的对待。张艺谋7个子女的生育特权无疑激起了民众心头的怨气，这种怨气不应该被认定为“仇富”，后者不见得合理，但对张艺谋的怨气则是可以理解的。 调查结果尚未公布，如果属实的话，张艺谋的责任一定要追究，相关责任人也不能逃脱干系！负责计生工作的干部是如何让张的行为成为可能？哪些人给了他门路， 给了他面子，给了他子女的照顾？当计划生育在普通民众身上强制有力时，为什么在富人和名人身上毫无约束力？！ 有人口学家考虑到老龄化等现 实，提议适当放宽人口政策，变一胎为二胎，但也只是提议，并没有被政府采纳。在政策改动之前，其执行需要公正，否则对广大民众就有失公允。当富人名人以罚 款换特权，动用关系息事宁人时，对穷人而言就是极大的侮辱，对政府的公信力也必将产生严重的损害。 作为一个普通人，笔者曾目睹的计划生育成了脑海中的一段记忆，能够帮助我去理解普通人面对“生育特权”时的不满。 作为普通人的记忆 在 笔者的家乡鲁西南，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紧，超生是件很有风险的事情。我出生于1984年，恰逢家乡计划生育政策日上轨道、处罚愈加严厉之时。到了1986 年弟弟初生时，村大队让我父母缴纳300块人民币的罚款。那时的300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我们县相当于一个“正式工”几个月的工资，对于农民来说更是 半年的辛苦钱。父亲最终还是交了罚款。在他看来，有两个儿子比什么都强。所幸的是，村大队最终把钱退给了父亲。村干部考虑到我家三代单传，曾祖父、祖父、 父亲都是独子，老刘家差点断了香火，到我这代好不容易有两个男孩，在农村人看来真是天大的造化，邻居乡党都跟着高兴。村干部的“体察民意”让父亲感激了好 多年。 到我念小学时，对村里的事情逐渐有了记忆，计划生育的痕迹在我脑中就成了那个年代的印记。90年代早期，家乡计划生育政策以一种不太 人道的手段执行。舅舅家生了第二个男孩，管区（比乡还要低一级的基层政府组织，负责几个村的工作）干部直接把我外公抓到了大院，关了起来，和外公一起被抓 的还有很多本村或是邻村的老头。直到舅舅凑齐了3000块钱，外公才被放了出来。这期间，管区大院不负责管饭，都是家人自己送饭。在那个年代，农民的生育 愿望很强烈，传宗接代、儿孙满堂的观念根深蒂固，一时间难以改变，计划生育的推动也就成了乡政府最为棘手的工作。乡镇干部好歹也是国家干部，又多来自于本 地，跟乡党撕破脸皮总是不体面的事情，于是乡政府把计生工作“承包”给了地痞。因为超生而没钱交罚款的，要么被推倒房子、强行拉走粮食，要么就被关，还有 的被拉去强行引产。那个年代因生育而引起的此类事件在家乡并不罕见。有“正式”工作的人若是超生则可能面临被解雇的危险。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则因超生被免去 了教导主任的职务，周旋之下才保住了饭碗。 那个年代，法治不够健全，公众权利意识淡薄。百姓虽然想要生育，但迫于国家高压，要么打游击生孩 子，要么干脆就只生一个，很少有人去审视和质疑政府对生育权的侵犯。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民众在国家面前过于渺小，没有对话的胆量，更没有对话的资本；另一 方面，国家关于计划生育的宣传铺天盖地，口号标语到处可见，民众的生育观念受到很大影响，就连普通的农民都可以说上一通诸如“人忒多，不管不行”的通俗道 理。于是，民众克制了生育意愿，牺牲了生育权，甚至冒着“死后没人摔盆”（养儿送终）的危险响应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 二十年过去了，已近而 立之年的我也要结婚生子。我是想有两个孩子的，但现实中总是要屈从于法律法规的诸多限制。如果大家都能遵守相关政策，且政府部门能够平等对待，我内心尚能 有些平衡。然而，面对富人和名人的违规超生，我心中也难免不平。这种不平，不仅仅是出于读书人面对社会不公时的焦虑，更是作为普通人最平常的心态。平心而 论，我完全可以理解普通民众对生育特权的憎恶，以及今日对张艺谋的不满。 以上文字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前些天，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应邀在沈阳做一个讲演。讲演过程中，毛派（支持，希望恢复毛泽东式统治的人们）人士在会场大喊 大叫被会场人员清除出场。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主办方叫来警察，把毛派人士强行带走。这一下触怒和羞辱了毛派，整个网上毛派大骂茅于轼，谴责沈阳的警察和 辽宁省政府。 作者：李剑芒 当 毛派得知5月4日，茅于轼还要到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长沙做一个讲演后，毛派炸营里。他们不能容忍茅于轼“入侵”毛泽东的家乡。网上号召湖南以至全国的毛派保 卫湖南，保卫长沙。公开对茅于轼发出死亡威胁。网上流传一个视频《声讨汉奸茅于轼的集结号已经吹响》。此视频，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在语言上倒退四十年， 扎扎实实地回到了中国文革年代。 毛派的这种侵略性行为迫使主办方只好采取暗渡陈仓的战术；一方面宣布取消了预期的公开讲演，另一方面把讲演变成了特别邀请的私人讲演异地进行。而毛派召集了上百人在长沙的芙蓉广场示威游行。 这个茅于轼事件，特别是毛派的疯狂反应震惊了很多人。毛派的野蛮已经不足为奇，但为什么要对茅于轼这么一位84岁的老人撒野，很多人，特别是荷兰的读者不一定明白。在此我说说我知道的茅于轼先生。 茅 老与2012年11月27日，接受荷兰贸促会的邀请，先后在贸促会举办的《中国经济论坛》和外交部为了中荷建交40周年举办的活动中演讲。这次茅老先生来 荷兰，是我代表贸促会亲自到北京茅老先生的家中邀请他的。去他家中邀请，主要是考虑到茅老先生已经是84岁的高龄，我要亲自看看老先生的健康状况是不是适 合这样的长途旅行。 茅老先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老一代自由经济学家。所谓自由经济学家，就是与中国传统计划经济逆行的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去年，茅老荣获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 茅老在北京立即答应来荷兰讲演，当我问及茅老和茅夫人的身体状况是不是能经受这样的旅行，需要什么特殊安排时；茅夫人笑着说；什么特殊安排都不需要。我们俩经常出国。即使不出国，也很少在家里呆着。每年有2/3的时间在外面，在路上！ 大 家敬佩这个老人与其说是敬佩他的学术，不如说是敬佩他的人格。他讲他的学术道理，他根本不管听者是不是爱听。他不屈服官方的压力，他也不向愚众讨好。这使 得他受到来自官府和底层民众两方面的攻击。可这个老人，硬挺挺地站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道理。这样的学者人格让人钦佩。 多年的努力，使得他的观点渐渐在上层社会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尽管茅老从事大量的公益性事业，但底层的反对力量似乎有增大的趋势。这里的主要反对力量来中国的毛派；即支持，希望恢复毛泽东式统治的政治力量。 毛 派的攻击有很长的历史，原因是茅老对毛泽东年代的胡作非为持坚决的批判态度。茅老的社会显赫地位触怒了毛派。毛派采用各种下流的手段攻击茅老，包括无耻地 造谣，电话或登门骚扰，甚至威胁人身安全。如茅老访问荷兰期间，毛派无中生有地造谣茅老接受美国巨额资助被发现，已经逃入美国大使馆。很多朋友打电话到茅 老家中询问，可茅老夫妇已经在荷兰，造成一些惊慌。 当中日关于钓鱼岛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时，茅老关于国土，与至于钓鱼岛问题发表了《人 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这是一个人权大于主权的典型观点。这篇文章，在钓鱼岛争端的高潮发表，恰恰反应了茅老不惧愚众的舰艇人格。但这也 使得茅老被结结实实地打上了汉奸，卖国贼的标签。 茅老的其它触怒政府或愚众的代表性观点有；《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为什么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廉租房不该建厕所》。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触怒了仇视富人的中国底层人。而茅老的观点是一个完全的中立观点。大家都想富，都想变成富人，所以不要把富人描绘出魔鬼。人人都想当的怎么能使魔鬼呢？但政府要尽力帮助穷人致富。 《为什么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触怒了制定18亿亩耕地红线中国政府。茅老在这里捅漏了官方的背后目的。茅老认为自由经济是最可靠的，最有效的。靠权力维护的任何东西，最多是给权力带来寻租的机会，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廉 租房不该建厕所》，茅老因为这篇文章被人诽谤成认为穷人没有尊严。可茅老真正的意思是，廉租房概念就是一个不可靠的权力寻租概念。为了防止权力过分侵入本 来留给穷人的廉租房，必须把廉租房建造的权力不愿意要！你可以把廉租房建成豪华公寓，可问题是，权力会让它落到穷人的手上吗？ 茅老先生是一位只管讲自己的经济学、政治学道理，不管别人如何反对的硬汉。他最新的一篇微薄很悲壮：“我也考虑到了这次长沙之行的安全问题，但我不怕，如果左派弄死我，这一定会惊震世界，也许一命可唤醒更多的人识到改革开放、法治与市场的重要性，这也值！” 以上文字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李剑芒 侨居荷兰，曾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一期少年班二十一人中一员。专业特长:经济、金融、IT、管理。个人性格:开朗、直爽，喜欢聊天，谈论经济、政治话题。

2012年震惊中外的江苏启东反对排污项目群体性事件又有新进展。1月30日，尽管当地政府先前曾表态不会“秋后算账”，但 14位参与者还是因被指控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和故意毁坏财物罪而站在了被告人席上。除了有专业人士对于案件定性表示质疑外，不少网友批评当地政府出尔反 尔缺乏诚信，主政官员问责至今缺位。 律师称适可而止可官民双赢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1月30日，江苏启东市法院开庭审理“7·28”案，朱宝生、沈亚威、徐建捷等14人分别被指控涉嫌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 据公诉机关指控，2012年7月28日上午，部分群众因反对一项达标水排海工程而集聚时，被告人朱宝生等人借机滋事，冲击、打砸国家机关办公大楼， 踩踏、推翻停放在院内的汽车，造成财产损失、民警受伤、社会公共秩序被严重扰乱等恶劣后果。在公开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家属代表和部分群众参加旁听。朱宝生 等14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仅就量刑情节提出辩解。法庭决定择期宣判。 主犯朱宝生的辩护律师——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的张培鸿1月31日在接受荷兰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鉴于启东案的敏感程度，为朱宝生做无罪辩护对于当事 人没有任何好处。政府不希望助长聚众冲击政府的风气，但同时须保证犯罪嫌疑人的正当被辩护权，再加上朱宝生从被关押起第一天就认罪了，所以对其做有罪判决 更加符合实际。“目前何时宣判不清楚，但根据昨天法院开庭的情况进行分析，预计朱宝生最重可能面临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的刑罚。” 张培鸿同日在认证微博中全文公开了题为《适可而止，官民双赢》的辩护词。他首先对启东政府当天的危机处理表示赞赏：“启东事件并非一起良性事件，但 是应对与处理的方式却大有讲究：一味回避与一味弹压都已被过往的实践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启东）政府的现场处理令人耳目一新，一方面积极回应民众诉求，宣 布污水排海工程永久停工；另一方面表示不会秋后算账（大意如此）。仅就当天的社会效果而言，政府是加分的。” 张培鸿对于检方指控的“朱宝生打砸政府大楼座钟、分发政府大楼财物和围攻国家工作人员“的三个行为事实表示质疑，他指出，朱宝生在事发当天站在政府 办公楼前的皇冠轿车车顶抛洒的名酒是从他人手中拿到的，被打砸的座钟并未出现在政府统计的《物品毁损清单》来历不明，而所谓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不明 难以确认，综合上述种种事实可以认定，三项指控均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我们的当事人（朱宝生）已被关押接近半年，教训已经足够，我们恳请法庭 显示自己的态度，让他回家过年。我们认为定罪，但是免于刑事处罚是更能够给政府加分的判决。” 针对有媒体报道称朱宝生妻子江某被拒旁听，随后在法院门口下跪与民警冲突受伤的报道，张培鸿表示情况属实，“法庭有近一半的空位，我们请求法官让朱宝生亲友和未能进入法庭的媒体记者旁听，但未获得准许。家属在警察带离过程中发生骨折，已送往医院。 政府出尔反尔被批言而无信 朱宝生等14人受审引发了大批法律专业人士和网友们的关注。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叶庚清对此次案件被定性为“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表 示质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指出，朱宝生这种情况还不足以导致国家机关工作无法正常运行，如果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不能构成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 先前有媒体报道称，启东事件发生后当地领导曾承诺决不“秋后算账”，启东事件的主要发起人袁志勇（化名）也未被追究刑责，但还是有大批网友借朱宝生等14人受审一事批评政府言而无信，还有网友质疑启东事件发生至今没有任何官员被追责。 张培鸿告诉荷兰在线记者，追究朱宝生等人的刑事责任违背了政府先前不“秋后算账”的承诺，“无论是从法院严格控制旁听，还是针对此事的宣传禁令，都 说明政府在此事上没有诚信可言。试想将来如果再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政府提出和谈，民众还会不会再相信你们？”张培鸿对记者说。 网友“奋斗阶层”对此表示认同：“说话不算话，还有什么公信力?为了平息群体性事件，信誓旦旦不秋后算帐，事过半年就起诉抓人，你启东领导泄了心头之恨，但是对下一个群体事件的政府机构出了天大难题！无行而弱智啊！” 微博认证资料为复旦国务学院院友导师的“禅宗七祖”认为，检方（对朱宝生）的一些指控表明公诉人没有仔细做好功课。难怪不让社会公众和媒体进入其间 旁听，难道就是怕出笑话吗？没有哪家媒体否认这种过激行为，也没有谁赞同破坏举动，但是政府的应对一而再而三地表明缺乏选举的制约机制，人民没有能力把权 力关进笼子。 网友“chenjy6904”表示，朱宝生等被判刑并不影响他们在人民心中的英雄形象，他们为了启东人民乃至南通人民的子孙后代作出的贡献，人民永 远不会忘记。这条新闻和重庆赵红霞被抓的新闻都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国家机器从来都是用来为统治者服务的，用来对抗老百姓的，他们放着贪腐官员不抓，只知 道抓老百姓！ 作家杜锡平指出，秋后清算是典型流氓政府所为。应先判引进污染企业者。污染危及百千万人做健康， 为何不先判引进污染企业者？ 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崔小平发问: 秋后算账？事件起因环境污染的责任人问责了吗？严格追究的话可能有人要进去吧？ 无眠的夜色八在微博中表示:谁信誓旦旦当时给全世界说启东事件不会秋后算账?谁又昨天偷偷摸摸庭审14个启东的人?政府言而无信，如何让世界看得起?如何让人民信服?百姓捍卫自己的家园，捍卫环境不被污染，捍卫子孙的生存空间，有错吗?有罪吗? 艺术家一鸿呼吁当局善待市民：这些市民为维基本生命健康权利，迫不得已走上街头，何罪之有？即使些许过激行为也应顾及民意，淡化处理。不应采取一贯打压的低级维稳思路，把普通市民生生逼成义士英雄，无异于自掘坟墓！三思！ 新闻背景：启东抗议民众搜出名烟名酒 2012年7月28日，江苏启东市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当地百姓因日本王子造纸排海工程不满走上街头抗议，最终占领市政府大楼。在冲突过程中，启东市委书 记孙建华被民众扒光上衣，市长徐峰被强行套上抵制王子造纸的宣传衣。在占领政府大楼后，游行市民搜出大量旅游照片、名烟名酒和避孕套，并出现民众掀翻汽 车、捣毁办公电脑等暴力行为。该事件最终以南通市政府宣布取消工程项目取消而告终。由于缺乏官方数据，启东事件的示威人数无准确数据，有媒体估计参与人数 超过三万人。 截止目前，启东市决策层没有相关责任官员受到处分。孙建华已调任南通市副市长，知情人士表示是“正常调动”；徐锋仍任市长一职。事件发生前后几个月内，南通市环保系统有10名以上官员遭调查，但未有证据证明与“排海工程”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