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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144 次 更新时间： 2012-06-22 07:50:16 巩胜利：G20国成果中的一概无奈？ 进入专题 ： G20    ● 巩胜利       【特别摘要】当地时间6月18日19日，G20峰会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完成了其历史的使命。而在领导人合影中，主办方用国旗来标示各国领导人的具体位置。合影完毕，领导人散去，脚下国旗被踩来踩去，中国国旗怎么也落地下、被人踩了出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弯腰把这面国旗贴纸捡起，细心地收了起来。这一幕在网上引发热议，是否洛斯卡沃斯召开的G20峰会也昭示着中国“旗语”的什么？20国峰会将推出振兴世界经济措施 20国峰会在两天时间内继续在墨西哥围绕世界经济深入讨论后结束。会议推出决议案，就振兴世界经济以及促进缓解欧元区债务危机提出措施。G20国会议期间与会国家领导人会见日程，尤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第12次会谈最引关注。这次G20峰会黑白显现的真实是：IMF非常差钱，但又不能让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拿出更多的出钱来拥有IMF更多、更大的比率、相当于出钱份额的“话语权”，这又怎么解决美欧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之后的无奈、无米下锅之炊……          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占全球各国经济总规模超过32%，2011年国民生产总值14.6万亿多美元，而其所欠国债同样也有14万亿多美元，这让参见洛斯卡沃斯G20峰会的奥巴马政府做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不拿一分钱出来解救第二大经济体——欧元区经济（欧盟经济规模接近美国的总量，但欧盟是一个整体，不是单独国家体。若按全球“经济体”来讲是第二，若按“国家经济”来讲是中国第二）。位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2011年经济总量约5.7万亿美元，到2012年3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31万亿美元、全球第一。但美国拿不出钱来注资IMF挽救欧盟，中国拿得出钱、G20国集团又不肯让中国按比率出资的“话语权”过高，这又是为什么呢？G20国首脑们、谁都心知肚明的是：第一超级大国已江河日下、最起码今天无法拿出钱来挽救欧元区，但它也无法放下掌控IMF话语权的由来目的；中国及金砖国家有支持、出资IMF的更大空间，出资更多不是中国金砖国家自己就能说话算数的，但G20国的决策者们不可能给予那么多的出资数额，因为与此同步跟进数据的还有“话语权”增加；G20国最起码的游戏规则是不论大小强弱国家每个国家只有一票。          由欧美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发展中国家联合组成的20国峰会在墨西哥开幕，会议持续到了两天后结束。G20会议各方达成共识，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经济金融危机的能力，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注新的基金款额。不过，20国集团墨西哥峰会虽然主要关注世界经济，却更多对欧洲经济停滞表达不安，会议与会国有倾向把世界经济疲软的责任归咎给欧洲引起欧洲方面不满，舆论关心在今天将推出的公报用何种表达敦促欧洲采取所有必要的政策措施来解决危机。          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晚间与欧洲领导人会晤，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单独会谈。有评论说奥巴马此次没出一分钱、还担心欧洲问题会影响他连任成功的机率。可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对要求欧洲大胆采取新举措持抵制态度。欧洲官员也反对有关欧洲应对全球经济增长疲软负有责任的说法，并淡化了欧元区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的希望。据路透社报道，欧盟执委会主席巴罗左就反驳说，老实说，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听别人教训我们什么是民主或怎样管理我们的经济。即使在20国峰会，欧洲内部在如何解决欧债问题依然显现分歧。法国总统奥朗德提议重组欧洲银行联盟，重资刺激经济，对于此默克尔也坚持反对立场。欧元区将继美元之后迎来又一个宽松货币大潮……          G20扩张IMF增加话语权          此次G20峰会已经有的进展主要是各国同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基金4300亿美元。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与欧洲国家提供了大量资金，美国没有掏一分钱，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金砖国家开会要求他们的贡献必须与国际金融组织改革，重新分配话语权挂钩。这已是自2008年9月15日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爆发后G20决定第二次给IMF扩容，其理论逻辑的概念是：一旦国际经济出现危机，就每每扩容IMF资金池？能否一步到位更大的“资金池”来防患于未然世界？是次，美国没有出资一分钱，中国却只出资了430亿美元，但IMF的“话语权”没有什么根源的变化，但来自全球各国的挑战已经让美国站在了全球各国的第一巅峰。          根据出资国数据显示、其名单为，日本出钱最多，达600亿美元，其次是德国，547亿美元。中国许诺出资430亿美元，排第三，紧接着是法国，为414亿美元。依次是意大利：310亿美元，西班牙：196亿美元，荷兰：180亿美元，英国：150亿美元，沙特阿拉伯：150亿美元，南韩：150亿美元，比利时：132亿美元，瑞典：至少100亿美元。另外，巴西，印度，墨西哥，俄罗斯，瑞士各出100亿美元。还有挪威、波兰、奥地利、澳大利亚、丹麦、土耳其、芬兰、新加坡、卢森堡、斯洛伐克捷克、南非、哥伦比亚、斯洛维尼亚、马来西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等出钱国超过了35个国家。别忘了，IMF至今一直是以出资多寡来分配计算“话语权”的比率，并没有让全球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中国按出资更大比率来获得更多真实的“话语权”，这是G20国的决定，不是哪一个国家所能一言九鼎来做到的，且G20国中每一个国家只能有相应的一票，来决定扩容IMF的容量和具体数据。          从以上不难看出：IMF的总额在扩大，包括中国金砖国家在内的话语权并未同步增长，最多是维持或保持，从而也可以看到、感知到今日世界及G20国底尴尬与根源的无奈。          6月18日IMF表示，上述国家的出资使得它现有的3800亿美元可用于放贷的资金规模又有了进一步增长。其中，中国将向IMF出资430亿美元，以扩充其应对危机的实力。俄罗斯此前亦表态将出资100亿美元。国际主流媒体获得的G20公报草案显示，G20重申将会在10月的IMF及世行年会上全面实施IMF配额改革，且认为配额应更好地反映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G20还承诺，将在2013年1月前完成IMF配额计算方式的检视。          “大大小小的国家响应我们的号召采取了行动”。IMF总裁拉加德在G20峰会间隙发布的一份公告中说。她同时表示，新承诺的资金只有在现有资源枯竭的情况下才会被当作“第二防线”使用。G20公报草案还显示，与会领袖将实行“洛斯卡沃斯行动计划”，誓言提振经济增长及就业、投资基础设施并促进贸易，同时也坚守各自对降低预算赤字的承诺。“强劲、可持续且均衡的增长，仍是G20的当务之急，因这将带领我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升全世界的福利”。G20公报称，“我们承诺将采取一切必要政策来强化需求，支持全球增长并重振信心”。          增资多并不等于投票权和话语权会即刻升高。2010年11月，IMF执行董事会当天通过了份额改革方案。份额改革完成后，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从目前的3.65%升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得到在这一国际组织中的更大话语权。在本次增资计划中，欧元区国家和日本增资贡献最大，分别为2000亿美元和600亿美元，英国提供150亿美元。但2012年6月18日这次G20集团国决定增资IMF，中国是次投入资本仅次于日本、德国位列第三，其实中国可以拿出更多、更多的现金，有人说就是拿出全部3800亿美元，对中国也是“洒洒水”，但国际社会不可能允许中国拿出这么多钱，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这与中国63年来的党、体制、“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宪法》规则有水火兼容性冲突，且与所有G20国家的这种“法治国家”体制格格不入、分道扬镳、水火不容，甚至长期的悖论与永远根源冲突。          欧洲声大力小依然强势          墨西哥洛斯卡沃斯的G20峰会一开幕，欧元危机就已成为焦点。欧洲人为自己辩护说，目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并非欧洲的过错。举办地洛斯卡沃斯气温很高，不过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周一的激烈反应却另有原因。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有人指责说，欧洲人在克服危机方面做得太少、拖得太长。巴罗佐说：“与G20的某些国家不同，欧盟是民主国家，我们以民主的方式作出决定。对一个由27个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来说，有时这需要多一点时间。但坦率地讲，我们来不是为了在民主或经济政策上被人说教”。          巴罗佐还表示，欧洲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出资方。尽管接受援助的是一些所谓的富裕的欧盟国家，但该基金仍是为世界经济的整体利益服务。“一些欧洲国家的金融稳定也明显符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我认为没有理由不让这一机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之后，巴罗佐转入攻势：“此外，这场危机并非发自欧洲，而是从北美开始。我们的金融领域因金融市场上某些不正当的手段而受到损害”。          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的表态内容大致相同，但声调较为缓和。他说，鉴于希腊议会选举中支持欧元的政党获胜，欧洲人是有信心的。但他补充说：“克服欧元区危机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会尽全力挺过危机”。          范龙佩也间接批评中国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从而获得巨额贸易顺差。“欧盟在修正内部的不平衡，我们期待，其它G20成员国也同样修正对外的不平衡”。范龙佩表达了对峰会的愿望：“我们期待本届G20峰会对增长、创造就业岗位和世界经济的稳定作出积极的表态，也对国际金融体制发出强大的声音，对贸易和投资的开放再次作出承诺”。          德国总理默克尔与范龙佩立场一致。峰会将制定一份“洛斯卡沃斯行动计划”，其中包含增长和就业的动议，就此默克尔表示：“每个大洲都必须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这一角度讲，我们欧洲人也要尽自己的责任。我们欧洲人将表明我们的共同立场：面对欧元区内部的问题，以及欧盟内部的增长问题，我们将坚定地采取结构改革、稳固财政、当然还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          在其后的峰会上，语调则放松多了，欧洲人也听到了友好的话语。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过发言人表示，与德国总理会晤后，他在欧洲人克服危机方面受到鼓舞。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Felipe Calderon）则在与默克尔的会晤中称赞她在抗击欧元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卡尔德隆与默克尔同时强调贸易开放的重要性，对保护主义措施发出警告。在欧盟国家中，德国是墨西哥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预计此次峰会的闭幕声明也将在欧洲人克服危机的战略、成就和不足方面有详细的表态          中国声音“不大不小”未成器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9日将在墨西哥20国峰会场合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了胡澳的第12次会谈。据海外媒体报道指出, 双边会谈将涉及北朝鲜、伊朗、叙利亚等重大国际安全问题, 并研商欧债危机的因应解决。          G20国峰会期间，胡锦涛会见各国国家领导人，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的“胡奥会”，则是第12次中美领导人会晤，备受外界关注。上一次胡奥会是今年3月在南韩首尔的核安全峰会上进行双边会谈。事隔不到3个月，这次中美首脑会谈除了探讨G20在全球经济方面取得的进展，白宫还透露，中美两国元首将讨论更广泛的议题，其中包括涉及北朝鲜、伊朗、叙利亚等重大国际安全问题。          G20国集团领导人第7次峰会在墨西哥登场，胡锦涛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因应欧债危机将致力於保增长、促稳定的政策主张。峰会前夕，陪同胡锦涛出席20国峰会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也与日本财务大臣安住淳举行中日财务会谈金融合作。这是5月“世维会”在东京开会导致中日关系降温以来，两国部长级以上的高官首次破冰会谈。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中日双方除了交换这个月开始人民币与日元在上海和东京外汇市场直接兑换的金融改革意见，双方也进一步讨论日本对华投资以人民币直接结算的方向。此外，针对欧债危机因应，日本财务大臣安住淳会后形容，“希腊的选举结果虽然没扫除政治性风险，但暂时越过了一座大山”，他还暗示中国近期将向国际货币基金增资提出救欧援助计划。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胡锦涛在峰会前会见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以及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表明中国重视与拉丁美洲和非洲合作关系。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18日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行。这次峰会重点讨论世界经济形势、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和发展、贸易、就业等问题。          墨西哥洛斯卡沃斯6月18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18日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稳中求进 共促发展》重要讲话强调，世界经济发展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阶段，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任重道远，应该倍加珍惜二十国集团的作用和影响，牢牢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同心同德，协调合作，共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风险和挑战，共同推动世界发展繁荣。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戛纳峰会以来，世界经济保持复苏态势，同时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突出，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新的风险又在形成和积聚。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既要巩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果、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又要稳中求进，探索新思路，采取新举措，解决新问题，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第一、坚定不移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第二、坚定不移深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第三、坚定不移促进国际贸易健康发展。第四、坚定不移推进发展事业。第五、坚定不移倡导可持续发展。胡锦涛最后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将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主持会议，各国领导人围绕议题发言。与会领导人表示，面对复杂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协调一致，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就业、贫困、环境等问题和挑战，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发展。峰会还讨论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问题。为了应对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拥有充足资源。中国支持并决定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数额为430亿美元。          人民币国际化与“话语权”未变？          增资多并不等于投票权和话语权会即刻升高。2010年11月，IMF执行董事会当天通过了份额改革方案。份额改革完成后，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从目前的3.65%升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得到在这一国际组织中的更大话语权。在本次增资计划中，欧元区国家和日本增资贡献最大，分别为2000亿美元和600亿美元，英国提供150亿美元。虽然日本还未最终确定，但媒体刻意将中国的出资份额与日本做了比较，认为中国会再一次“赶超日本”。但这一次，中国份额却比日本、德国都要少些，也是G20国、一国一票的必然结果。实际上，IMF此次增资，是为实现中国近几年一直渴望得到实质性的“话语权”的稀释。          中国出资430亿美元并不惊讶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欧盟陷入困境对中国不利，出资IMF就是在曲线救助欧盟贸易伙伴国。其二，中国要想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从IMF注资着手。其三，人民币并不能在国际货币中担纲，象美元、欧元那样独立于当今世界。          中国向IMF增资是在为外储有效使用寻找安全的投资港湾。中国持有超过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数量长期占据世界第一，相较于直接购买有关欧洲国家的国债而言，向IMF增资的投资风险更小。之所以说通过IMF救助欧盟风险小，是因为与多国“组团”当债权人有利于增强“讨债能力”，中国自己单方面救助，风险较大。但这次20个国家并为给中国更多的份额。          中国增资IMF的另一个目的是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是国内党、国的一直观点。中国要积极参与IMF特别提款权（SDR）定价改革，SDR有利于人民币计价影响力提升。增资越多，话语权越大，可以为人民币可兑换程度以及最终发展为全球储备货币奠定基础，如此一来，外汇储备资金也会多样化，资产价格也会上升。          “全球市场对人民币的期望很高。美国近四年来一直不振，欧元再出步美元后尘的大问题，人民币应该迅速承担起世界主导货币的责任”。这是中国国内普遍的一种观，但现在不是美欧不给中国过多的“话语权”，而是中国自身的金融体系还未彻底完善，货币不能自由流通、兑换。确切地说，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些硬条件还不满足，比如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以及汇率市场自由度等问题与“国际货币”的高期望值还存在根源的距离，所以承担过多的“话语权”对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现在只能按部就班地等待，“话语权”增加只是时间问题，只待人民币能尽快成为全球主导货币才能水到渠成。          在洛斯卡沃斯G20峰会议上，G20国领导人做出决定，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得以实施更大的管理、救助、重大全球经济大局。据会议结束传出的消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确认了各自对IMF提供对抗危机新贷款的承诺。总部设在华盛顿的IMF表示，它所获得的资金承诺总量已经从4月时的大约4300亿美元增加到了4560亿美元。这也是第7次G20峰会的最大成就与共识，且是在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缺失资金注入大前提下得以顺利实现。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进入专题： G20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63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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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成都改革的新进展 进入专题 ： 成都改革    ● 周其仁 （ 进入专栏 ）       机缘巧合，五年前应邀参加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成都举办的城乡统筹研讨会，让我第一次知晓，这座闻名遐迩的四川省会城市自2003年就开始了以城乡统筹为取向的改革，并于2007年6月7日得到国家批准，与直辖市重庆一道，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转眼间，五年过去了，成都改革试验硕果累累，让人们抱有浓厚的兴趣，要看看这里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在成都市委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关于统筹城乡改革发展情况的报告”，中共成都市委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2012年6月10日）。我们建议公开发表这份报告，或把它放在成都统筹委的官方网站上，便于更多关心成都改革进展的读者查阅。至于自己的直观感受，我想还是从最近访问过的一个村庄谈起。     它叫“指路村”，是成都市郫县古城镇的一个行政村。在地理位置上，指路村位于郫县北大门，距成都市中心三环路的直线距离超过30公里。我们是今年5月在郫县调查“城乡要素全面流转和用地制度改革”的情况时听说这个村庄的故事的，可惜当时行程匆忙，仅仅赶到村头与村支书孙从发交谈过几句。回北京之后，越想这个村子的故事越觉得有意思，于是利用本次来蓉参加座谈会之机，我和几位老师同学先到几日，来了一次直达村庄的“自驾游”。     指路村的故事很简单。全村10个村民小组，528户1819人，有农用地1972亩，集体建设用地606亩。别看地处成都市二、三圈层之间，这里可是“川派竹编鸟笼”手艺的发源地之一，据统计全村有170户300余匠人从事鸟笼编造。在农业种植方面，这里可圈可点的产品是青韭菜，已形成300亩规模的基地，每亩每年的收入在1万元以上。加到一起，指路村的人均收入水平在全成都应该也属上乘。     但是，村庄建设却与农户的收入水平脱了节。村委会在一座很老旧的房子里，还算得上干净，墙上各项制度包括财务公开，也够得上我们看过的示范村的水准。然而，像多数传统的川西村庄一样，指路村的村民散居，不仅缺乏公共交往的空间，更没有发展本地产业必要的基础设施。村支书孙从发领我们去看竹编鸟笼，走近农户家的最后几百米，多是泥泞小道，要跳着选路下脚。不要误以为我们在“访贫问苦”——那位据说是川派鸟笼祖师爷级的手艺人，随手从屋里拿出一只编造精致的鸟笼告诉我们，广东养鸟大户上门求购之价为人民币2万元！问老汉成本几何，算下来主要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儿子约一个月的工时，外加一点竹子原料、电费、以及简易设备的折旧。当然不是每只鸟笼的市价都可以论万的，数千数百的还是占据了大部分。不过据当地人估算，每位鸟笼手艺人平均年入10万元，还是比较靠谱的。     故事的基线就是富裕起来的农户如何改善村庄建设，以进一步提升生活品质、强化产业发展基础。这是很困难的任务。从包产到户到免除农业税，国家政策的基本走向是消除建国以来城乡分割、以农民贫困支持国家工业化的消极后果。上述变革无疑深具历史意义，否则全面的现代化根本无从谈起。但一路伴行过来的新问题是，重建农户层面的财产权利、经济自由和城乡平等的公民权利，本身也都离不开公共服务，特别是离不开村庄一级最基础的公共服务。因为确立和行使农民的权利——从财产权到公民权，从来就不纯粹是农民自己的私人事务。农民私人之间的权利边界，特别是当私人行使各自权利时动态的行为边界，其实从来都是公共事务，需要在公共空间里按公共决策的程序来完成。简单地说，没有公权提供的必要服务，私权难以站立得住；即便一时看来站住了，也不可能走得长远。     回到指路村的现实。村民的平均收入不算低，不少富裕农户完全具备再来一轮盖新房的经济实力。可是，要论建设一个风貌宜人、环境宜居、能让产业更好发展的村庄，让更多村民共享现代文明可以支撑的、最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进而让农村的产出与外边的大市场有更为便利的连接，靠单个农户分散的雄心、努力和梦想，明显不足以支持。更何况成都城乡统筹最现实的经济支持，是利用稀缺的建设用地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大幅度升值。为此，必须打通城乡之间的制度、政策壁垒，允许建设用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流转、重组和再配置——这更是分散的农户想应付也应付不来的“公务”。     经多次外出考察与内部讨论，指路村的村委会、议事会、各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终于找到了村庄与农户合作建新村的现实路径。这就是村集体运用公共财力组织大家参观、考察，委托专业机构做规划、订方案，并承担新村的公共设施建设；农户则在自愿的基础上以自家建设用地来筹措建设资本，并以业主身份管理拆旧建新的全过程。与他们先前考察、学习过的那些示范村都有所不同，指路村最后选择了“五自模式”，即“自我融资、自我整理、自我建设、自我开发、自我收益”，下决心靠本地农民自己的力量来建设一个新的指路村。     这里要点评一下。成都的经验显示，在城市化进程中释放农村建设用地的经济潜力，第一步是按适度集约的原则重建农宅和村庄，节余部分建设用地；第二步是完成复垦、新增农地；第三步则是按经济规律在规划的许可位置（本地或远程），利用节余建设用地发展工商服务业，在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的条件下，实现对建设用地更有效的利用，支持工业化与城市化，大幅增加土地资源的价值。这样的三步跳，既要有资本投入拆旧、建新与复垦，还要实现农村建设用地的合理位移。全部过程下来，一个项目总要2－3年时间，而涉及农户越多，筹资规模就越大；项目的执行期越长，发生各类变故的风险就越高。     这就是为什么起步期的城乡统筹总也离不开政府主导的原因。在现行体制下，唯有政府的土地机构如土地收储中心，才能在城市一级土地市场上合法供地。因此，建设用地唯有卖给政府才可以再售，也才可能完成土地的资本化。与此相辅相成，政府的土地机构就因此拥有强大的融资能力，可以筹措足额资本收储土地在先、向市场出让在后。至于农村建设用地入市这样的制度创新之举，除了一般的市场风险，还要外加转型中的政策与体制方面的特别风险，更是非政府主导莫属的事项了。     但是，成都的改革经验也证明，一旦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通道在改革实践中被“趟开”，大量非政府机构和自然人也可能被制度变迁的巨大净收益所吸引，投入到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新潮流中来。我们看到，随着成都城乡统筹改革的举措深入人心，特别是成都市于2008年10月设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村产权交易所，经由土地综合整治节余出来的农村建设用地（包括实物地产和建设用地指标），就有了一个发现价格的交易平台，从而为社会各方参与农村的建设和投资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口”。这势必将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尝试进入。     于是我们观察到，非政府机构、首先是一些地方和中央的国企开始参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项目。“汶川地震”后，成都市委市政府及时出台的“联建”政策——鼓励城市的公司与自然人出资参与灾后重建，更开启了民间中小资本进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先河，显著拓宽了释放农村建设用地经济潜能的制度通道。     在“还权赋能”的改革取向下，成都的地方金融机构开始探索提供以农村产权为基础的抵押融资服务。于2008年中先后挂牌的成都银行与成都农商银行，就开办了农户和农民合作社的产权抵押融资业务。为了确保风险可控，成都市和区县两级政府在地方财政预算内设立了专项基金，为农村房屋、建设用地与农地经营权的抵押融资提供担保。包括灾后重建项目在内，上述两家银行已受理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数千笔、总额超过了20亿元人民币。     2010年12月，崇州隆兴镇黎坝村杨柳土地承包股份合作社得到成都农商行发放的首笔农地抵押贷款；2012年1月，崇州杞泉镇群安村“荷风水村”项目的农民建设用地合作社，以产权抵押、社会资本收购节余建设用地承诺、外加县政府担保机构提供担保，获得成都银行的3600万贷款；截至2012年5月10日，成都农商行郫县支行为14个村级资产管理公司项目总计授信融资2.7亿元，其中包括对花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期3年的8100万元贷款。     在以上一波接一波的变革所提供的新机会面前，指路村其实是一位后来者。直到今年开春，这个村庄才被周遭日益增加的示范村所“激活”。村民们开始思考、讨论要不要抓住城乡统筹的机遇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上一层楼。当然，后来者也有后来者的优势，因为他们可以更从容地比较那些先行先试经验的利弊得失。他们也很快就看出了名堂：土地综合整治不但可以建造出一个新农村社区，而且还可能通过节余建设用地的未来升值，筹措进一步发展的资本。这里的关键无非就是“谁筹资、谁收益”。既然本村有表现不俗的经济基础，那就不必靠政府平台和社会资本了——村民们顺理成章地选择了“五自”模式。2012年春节期间，指路村80%的农户共同缔约，以参建各户每人预交1万元作为定金，开始村庄重建。村支书陪我们走访农户的路上，讲到当时的情景依然感慨不已：“总共1250万元，从早到晚在村委会排着队交！”“我这个当支书的，哪里值那么多钱，还不是大家相信这个事可以干得成！”     今天的指路村还没有什么参观价值。比起遍布全成都市已建成的1613个农村新社区，特别是比起沿11条“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示范线”展开、覆盖125个乡镇的100个堪称美轮美奂的统筹城乡发展综合示范点，指路村除了刚刚按约定方案拆出来的一片新建地基，还没有可看之处。不过，从抽象的制度安排着眼，我们在这里明明白白看到了成都试验区5年来的全部成果：“三个集中”空间配置方略的执行；“全域规划”与“规划师下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走向城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村级公共服务的加强与治理结构的更新；覆盖全部村庄和农民土地房屋的“确实权、颁铁证”；抵押融资范围的渐进扩大；参与土地综合整治的主体与可操作方案的多样性；以及积极的农村社会管理与文化建设。离开所有这一切，指路村的村民断然算不过来账，也绝不可能形成从自我筹资起步，最后要覆盖476户人家、节余392亩建设用地的可行的村庄建设方案。     指路村最耀眼的特征是“农户自主”。在我们研究小组内部的分类中，指路村被列为成都城乡统筹改革试验的“最新一代产品”，代表着迄今为止农民自主参与城乡统筹的最高水平。类似的案例还有我们实地详细调查过的崇州桤泉镇群安村5－6组、都江堰天马镇金陵二组、郫县古城镇花牌村以及都江堰、大邑等地数百例农户层面的灾后联建。他们的共同点是农民对如何把稀缺的建设用地投入城乡统筹的进程，在选定交易对象、交易形式、成交场所、价格决定和合约执行等方面，都发挥了愈来愈全面的产权主体的积极作用。     比照五年前我们看过的那批早期的土地整治项目，那时的农民自主，还仅表现为给定政府的补偿价格，农户就“是否愿意搬入示范新区、是否接受给定的补偿办法以及如何选择自己中意的新居户型”做出决定。这说明农户的自主权利是逐步发育起来的，这也显示出成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不断深化的轨迹。     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人们会如何评价成都经验的普遍意义？毫无疑问，作为天府之国的省会城市，成都市的农村和农民相对富裕和安逸。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占据了西部特大城市的特有区位优势，成都的农村和农民本身就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样来衡量，成都城乡统筹种种成功的改革举措似乎更像是锦上添花，由此也引来成都经验是否具有全局意义的合理疑问。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与其让城乡统筹改革仅仅惠及成都本市那些已经过得不错的农民，还不如把这里的资源集中起来，在更大的范围内解决更迫切的三农问题。     不过，如果注意到城市化加速背景下农民流动进城所选择的实际路线，我们或许会得出不同的判断。事实上，城市化进城中的农民流动和聚集，容量最大的地方不是现有大城市的中心部位，也不是需求不足、市场厚度过于单薄的那些小集镇。观察表明，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流动，首先最大量地集结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周围，特别是环绕中心城区十至数十公里的地带。这里才是农民进城的主要落脚点，也是农民融入城市、转化为市民的现实出发点。近年来我国特大城市被叫做“城乡结合部”的地方，无一例外地急速膨胀，反映的就是这个现实。     因此，在特大城市的二、三圈层率先把城乡统筹搞起来，恰恰具有全局的战略意义。据统计，包括成都在内，全国过1000万人的特大城市已有10个，而数百万人口量级的大城市则有几十个。走城乡统筹之路，把环特大城市和大都市的那个圈圈里的农村和小集镇率先建设好，就为中国的城市化争得了一片片战略高地，就有希望使这个地带成为我国大都市圈、大城市群的一个包容进城农民的积极组成部分。这个地带，可以吸纳数亿新增城市人口。     反过来，听任现在的“城乡结合部”继续陷于投资不足、管理不善的境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孤岛”，周遭被围上一道“深壕”，既限制特大城市自身的健康发展，更妨碍吸纳更多的农民真正融入城市。在这个历史的分岔点上，特大城市是否走成都这样城乡统筹的改革之路，率先把各自的环中心圈层建设成“两化（工业化、城市化）互动、城乡统筹”的发展高地，在我们看来是一个事关我国城市化继续健康推进的关键。     比以上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成都的探索切实迈开了“改革征地制度”的步伐。关于国家征用农民土地，我国宪法设定了“为了公共利益”的前提，即只有为了公共利益才可以合法征地。可是，对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经营性用地，现存法律又没有给出除国家征用以外的合法转让通道。另外，宪法中还有“全部城市土地都是国有土地”的规定。这就带来了一个悖论：城市扩大要获得经营性用地，由于不符合“为了公共利益”的前提因而不能合法征用；可是原农村土地一旦被划入城市范围，如果不变性为国有土地，又违背了全部城市土地是国有土地的准则。     实际上，这些年所有划入城市建成区的土地，不论公益用途还是经营性用途，都经由国家征用。这为城市基础设施所必须的巨大投资提供了动员强度足够的筹资方式。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征地”模式下的城市扩张，也带来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两方面日益显著的缺陷，特别在处理国家与城郊农民的关系方面，引起不小的矛盾和冲突。对此，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的新任务，并要求“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     可惜这项重大的改革政策，尚没有获得在全国实施的机会。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以后中国启动大量国家投资项目拉动内需，结果全国征地规模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大大增加。多年征地带来的观念和实务方面的巨大惯性，继续推着我国的城市化沿着“全盘征地、土地财政、土地金融”的路线迅跑。     在这个背景下，成都试验区却按照城乡统筹的逻辑，难能可贵地探索集体建设用地经由非国家征地模式合法流转的多种现实途径。上文提到的在成都的改革实践中逐渐发育起来的农民自主性，根基正是以政府运用公权力加以确立并给予保护的农民财产权利。这也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奠定了最重要的微观基础。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只有终结我国两种土地产权长期以来“同地不同权”的状态，才能完全实现城乡人民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这是我国现代化无可回避要完成的任务。成都改革率先深入到了这个层次，其意义就绝不限于有效利用了集体建设用地的存量资源，或适度合理地改善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     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呼吁：在恰当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扩大成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试验范围。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考虑，把被成都经验证明实际可行的改革政策，相机扩大到整个成都经济区（即成都市加上与成都交界的各四川地市）、四川全省、川渝经济区、西部乃至全国所有的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无疑，复杂的深层次改革还需要坚持被实践证明有效的“一切经由试验”的策略原则。但是，改革也不能永远的试验区化。凡在试验区先行先试做得通的，就看看能不能说得通。像成都城乡统筹这样既做得通也说得通的，就不妨让它不失时机地通行天下。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本文是作者为参加“成都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工作座谈会”准备的发言稿。李力行、徐建国、王子、张惠强、黄跃、林念、张敏、吴鸾莺、邢亦青等老师、同学分别提出修订意见和建议；文中仍然存在的错失，由作者负责） 进入 周其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成都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716.html    

　　—金岳霖与殷海光的一段对话 　　 　　作者: 刘利民 　　 　　 金岳霖是著名的哲学家，从学界“在中国哲学界以金岳霖先生为第一人”之语可约略窥其庐山之容。而他的学生殷海光是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师徒两人宛若两颗智慧的星斗，辉映在中国现代哲学的星空。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殷海光书信集》中辑录了殷海光致友人、家人、学生及后辈的书信。这些看似散漫的书信，于不经意间生动地记录了他以近乎凄凉的坚守和矢志向学的心路历程。 　　 　　 在致后学卢鸿材的第十通信中，他讲述了自己与老师金岳霖一次谈话的情形，迻录如下： 　　 　　 “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的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答覆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著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这封信中所述的“寂静的黄昏”当是1938年的某一天。彼时，强敌入侵，国土沦丧，民不聊生，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慷慨赴死。即便如此，刚刚播迁边隅的西南联大也并不消停，这所“民主堡垒”“种种宣传闹的很响”，国共两派政治势力都不遗余力地在联大教师和青年学生中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扩大自己的影响。面对这种喧嚣溷乱的局面，一向聪慧睿智、桀骜不驯的殷海光也有些无所适从，只好就教恩师，于是就有了信中的这段师生答问。 　　 　　 从金岳霖、殷海光师生对话的语境来分析，这里的“时代精神”主要应是国共两党对国内民主政治的主张。检阅民国以降的历史，民主阙如，专制肆虐，几乎所有的当权者都会炮制出涂抹着秾艳意识形态色彩的“时代精神”，藉此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钳锢民众的思想，强化既得利益。圣洁的“精神”一旦被聒噪的“时代”所绑架，就毫无例外地沦为庸俗的利益工具。 　　 　　 时光荏苒，逝者如斯。在灵魂苍白、精神式微的今天。所谓的“时代精神”早已异化为应景煽情的口号漫天飞舞。这些诘屈聱牙、不伦不类的所谓“精神”，就像一块块干瘪的压缩饼干，毫无任何语言上的美感可言，更遑论感召力、号召力和感染力。这个时代的“精神”就像鸡血强身和春药催情一样，茫然无助地刺激着人们漠然的神经。 　　 　　 “时代精神”或可如晴天霹雳，振聋发聩，但更似电光火石，来去匆匆。江山代谢，往来倏忽。有多少“时代精神”横空出世，就有多少“时代精神”被“雨打风吹去”。无怪乎金岳霖喟叹：“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 　　 　　 而思想是温润和宁静的，它带给人空灵和超验的体验，它穿越意识形态的纷争，横跨不同文化的罅隙，瞩目普世价值，观照纯粹人性。它是洞烛幽微的火把，是润泽生命的春雨。歌德说：“当你读完一页康德的著作，你就会有一种仿佛跨入明亮的厅堂的感觉。”思想之于我们的意义，就应当有这样醍醐灌顶的启迪和茅塞顿开的引领。金岳霖对“康德们”推崇备至，绝非妄语。 　　 　　 七十四年前，两位智者在“寂静的黄昏”中看似平淡无奇的答问，却将细腻的情怀洒向众生，以磅礴的气势启示着未来。 　　 　　 只有思想，才具有璀璨的魅力和永恒的意义！ 　　 　　http://fansi1937.blog.163.com/blog/static/168084474201252385359958/

六月初，陕西一名身怀二胎7个月的女子被引产，再度引发了人们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 中国的计生政策出台于上世纪70年代末，第一代独生子女也随之诞生。这项政策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也塑造了史无前例的“独一代”。孩提时代，独生子女们独享着零食、玩具和家人的宠爱。不过，在“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同时，没有兄弟姐妹陪伴的他们也许会一个人蜷在沙发的角落，盼望父母早些下班回家。如今距计生政策出台已三十余载，当年天真烂漫的独一代们长大成人，迎来责任与思考交织的成人礼。与此同时，中国还有一群丧失独子的父母，他们饱尝的丧子之痛，旁人很难体会。 本期一五一十周刊，关注独生子女的“独”性和“独一代”成人后的思索，聆听失独父母的声音。 本期目录 【独】 7-1  梁小桥：独生子女到底有多“独”？ 7-2  Cloudia Chen：独生子女，生独子女？ 【思】 7-3  蒯乐昊：兄弟姐妹如何影响我们 7-4  谢盛友：中国独生子女与德国汽车相撞 【熟】 7-5  沙莎：独一代的我们，独二代的他们…… 7-6  刘行喆、兰卉：“独一代”而立之年的责任 【亲】 7-7  武威：暮年丧独子，他们的人生该何去何从？ 【FMN新闻】 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c52f877c90739d98 所有周刊文章： https://cochina.org/topic/周刊/

在6月29日（ 下周5）的UTS中国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中会播放一位原籍匈牙利的剧作家 Andris Heks特地为艾未未编写的小品： “AI WEIWEI’S TIGHTROPE ACT”。时间是下午两点。下面是更多详细的信息： This 30 minutes DVD of the live theatre performance of the play, earlier premiered at the UTS, will now be screened apropos the end of Ai Weiwei’s initial 1 year parole. The playright, Andris Heks, worked as a Journalist with ABC TV's This Day Tonight and Four Corners Current Affairs Programs.  His comedy on John Howard won two first prizes at the 2007 Blue Mountains Theatre Festival.'  关于研讨会的信息： You are invited to join the UTS China Research Centre at a roundtable and seminar “Democracy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DATE: Friday 29 June 2012 TIME: Roundtable from 9.00am – 6.00pm; Dr Lobsang Sangay’s “Democracy in Exile: The Case for Tibet” 1.00pm – 2.00pm LOCATION:  FASS Conference Room (CB10.05.580) UTS Broadway Campus, Building 10, 235 – 253 Jones Street, Level 5 (Jones Street level), Room 580 (enter via Jones Street and take the Jones Street lifts to Level 5) MAP ALL WELCOME No RSVP necessary NB: The roundtable will be conducted in (Mandarin) Chinese, with no English translation provided. Dr. Lobsang Sangay’s ‘Democracy in Exile: The Case for Tibet’ will be presented in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