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

高校“宪章”可望启动大学体制改革 文/魏英杰 《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已于元旦起施行。在1月9日教育部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把高校章程形容为学校校内的“宪章”或“宪法”。这不由让人有所期待。 目前国内高校多数还没有章程，因此教育部制定上述《办法》，为高校制定章程提供一个法律框架。以此来看，《办法》在高校体制改革问题上开多大口子，既关系到各高校如何制定章程，更将影响大学未来的治校方针和办学走向。而不管是《办法》本身，还是教育部官员的具体解读，都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即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原则，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维护学术独立性，尊重学术自由。 这表明，在对高校体制改革问题上，上上下下都有一定共识。走到这一步，诚为不易。但也必须看到，要想实现上述理念，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办法》能否落实到位，关键在于教育部门“少管一点”，高校“放开一些”。这既需要主管部门克制过度介入的冲动，也需要高校勇于实践，积极迈开改革步伐。问题是，让主管部门少管一点并不容易，而要让高校积极主动一些，却也不那么简单。试想，公办大学的资金、人事等主要权力都握在主管部门那里，高校领导岂有不赔小心的道理。 通过制定和落实高校“宪章”来推动大学体制改革，这不会是一条平坦大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办法》只是用来应对改革压力的“缓冲器”，更不是说前面已经无路可走。倘若国内高校能够借势发力，真正按《办法》指导原则去进行大学“宪章”制定工作，仍有望在荆棘满布的前路上，找到实现高校改革的新路径。 譬如，《办法》指出：高校章程应明确相关原则机制，维护学术活动的独立性；应明确尊重和保障教师、学生依法享有的学术自由、探索自由。上述指导性原则，无疑有利于高校切实采取措施，守护大学精神，维护学术尊严。人的尊严不是求来的，学术尊严同样不可能靠施舍得到。这一切，本来就该靠自己去努力争取。更何况，《办法》的施行给高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倘若这时候还如履薄冰、裹足不前，那就太对不住政策层的良苦用意了。 明知山有虎，却向虎山行。这是《办法》制定者目前给出的“路线图”，至于敢不敢迈开步伐朝前走，考验的是国内大学争取办学自主权、维护学术独立性的信心与决心。教育部的《办法》其实是高校改革的“助推器”，只有尽快制定高校“宪章”，才可望为改革装上“发动机”。 2012年1月10日

发挥网络反腐作用应有长效机制 文/魏英杰 1月1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强调，要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发挥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在促进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在近年来网络舆论风生水起背景下，这句话突出了反腐倡廉要与时俱进的理念。如何发挥新兴媒体的反腐力量，非常值得讨论。在反腐大业中，网络确为一把利刃，只有善于利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优势。总的来讲，这需要充分了解网络特点，及时掌握网络舆论动态，探索建立网络反腐长效机制。 一来，纪检部门要做好日常网络舆情监测，建立定期简报制度。互联网如今已成为老百姓反映问题、举报腐败行为的重要渠道，这要求纪检部门建立相应机制，从中获取打击腐败活动的信息。网络如信息海洋，如果没有形成日常化运作机制，也难以及时掌握网络动态。目前，中纪委已建立专门举报网站，取得初步成效。不过，许多人更愿意通过网上论坛、微博公开举报材料，因此还有必要设立专人专岗进行信息采集，为反腐工作提供参考。 再者，纪检部门应建立网络反腐快速反应机制。网络举报优势在于能够充分利用网络舆论的力量，在短时间内形成“围观效应”。因此，相关举报能否得到及时介入和查处，不仅考验反腐部门的工作能力，也势必影响人们对反腐工作的整体看法。对一些热点事件，稍有迟延都可能导致政府公信力受损，而对一些广泛传播的谣传，应对不及时也将造成不良影响。可见，只有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相关部门才能及时介入，迅速展开调查，尽快给出处理结果。 此外，纪检部门还应主动站到网络前台，做好反腐倡廉宣传工作。反腐是对权力的一种监督。要让老百姓了解反腐工作，相信反腐部门的力量和决心，就有必要化被动为主动，将反腐机制从“一对一”（举报才处理）转变为“1+1”（主动介入，形成合力）。反腐部门让人感觉神秘，这可能对腐败分子形成震慑，却不利于开展宣传工作。反腐部门不妨在微博上开通交流平台，这一方面可接受群众举报，另一方面也可搞好宣传，营造良好的网络反腐氛围。 近年来网络反腐事件接连不断，这既让人看到网络舆论的积极作用，从中也可看到网络反腐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应该说，在许多热点事件上，相关部门都能够正视舆论，及时介入。例如，去年4月安徽毫州市利辛县国土局干部周文彬的“自首式举报”，就得到了当地纪委部门的介入调查。但也有一些事件，迟迟不见相关部门介入，或者正面回应舆论。譬如，在去年轰动一时的“郭美美”风波中，由于相关部门未能迅速介入调查并作出表态，一度引起网友批评。 网络反腐目前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充分发挥网络等新兴媒体的积极作用，相关部门有必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从“战术”上积极探索和建立长效机制。据悉，目前有的地方（如东莞）已出台相关文件，推动网络舆论监督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还有的地方（如重庆）规定网络举报为重要线索来源，要求进行规范化管理。这些办法都是建立网络反腐长效机制的有益探索，值得关注。 2012年1月11日

“泄密门”究竟表明了什么 文/魏英杰 去年底纷纷扰扰的网站密码泄露风波，据近日相关部门通报，情况并没有网上传的那么厉害，但也不容轻视。如近期查处的几起信息泄露事件中，有的网站虽遭入侵但数据未泄露，有的入侵事件则纯属子虚乌有。 并非事后诸葛亮，这和我当初预想的差不多。很明显，这起事件与即将推出网络实名制的消息高度吻合，因此不排除有人借此制造压力。虽然半信半疑，但当看到有些网站提示用户修改密码，还有网站提供密码泄露查询服务，心里还是有点慌。有天夜里，终于忍不住动手更改经常登录的网站以及邮箱服务的密码。把这些网站密码改一遍，可把人给累坏了。因为，有的密码更改服务要求提供注册邮箱，然后还要从邮箱获取验证码或链接，甚至有的还需要从手机获取验证码，修改过程非常繁琐。 这时候，心里难免鄙视借此兴风作浪的人。该不该搞实名制另说，编制散布谣言却是非常不应该。话说了，这反倒给赞成实名制的人提供了理由不是？还有那些提供网络安全服务的公司，简直巴不得事情越搞越大一样。难怪有人说，防毒软件是依赖病毒而生存的，病毒都杀光了，这些软件也失去存在理由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只是觉得，那些天天让人升级病毒库、下载专杀软件的网络“卫士”，经常是在故弄玄虚，搞不好还是在进行恐吓式推广。 扯远了。个人信息是否安全，主要还是取决于网站系统安全防御与个人隐私保护政策。密码改得再复杂，安全盾牌也是捏在人家手里。如果网站不重视用户信息保护，不加强系统安全，网友一样没辙。这次通报的“YY”语音数据泄漏事件，就是公司人员监守自盗的结果。上述行为已涉嫌违法，当事人难免受到应有惩罚。但相关事件也提醒了一点，网站负有保护用户信息的责任，必须加强安全防范，这样才能让用户放心。这是网络服务提供商与用户之间的契约，而不能说我到你家做客，你却这么把我给卖了。 更重要的是，要加紧制定和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明确相关法律责任。这样才能让人心里更踏实一些。《刑法》修正案规定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但可能是因为存在违法情节认定和实际操作难度，这对相关违法行为并没有形成有力震慑。别的不说，许多人肯定经常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营销推广电话，对方有时甚至连家里小孩多大、叫什么名字都一清二楚。这些个人信息又是谁捅出去的？既然个中可能涉嫌违法，有些人、有些公司为何如此肆无忌惮？ 最近一期《新闻1+1》还提到了互联网企业的等级保护政策。这就是有关部门正在抓紧落实的《通信网络安全防护管理办法》（工信部第11号令），相关试点工作已于去年8月启动。具体这么做，就是对网站主要业务系统进行安全域划分，确定系统安全保护等级，明确责任领导和责任部门。其中道理也不复杂。比如，门户网站和电子商务网站适用安全保护等级可能不一样，根据其受侵害程度不同，应采取的安全保护措施和监管强度也会有所不同。不言而喻，尽快推出网站安全定级措施，将有利于用户信息保护工作。 总的来说，这次“泄密门”闹得如此沸沸扬扬，也算有个可取之处，就是形象表明了网站系统安全防护和用户信息保护的现状，以及相关法规政策的实际运作情况。这些现象与问题，值得引起有关部门对网络实名制的重新审视。 2012年1月13日

监督保障教育经费，两手都要硬 文/魏英杰 央视记者在安徽界首市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农村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和上报统计表的人数对不上。一个通过虚报在校生人数套取义务教育保障资金的现象，因此被曝光了。 这问题一点都不奇怪。读过历史就知道，清朝治理河道的官员还会故意使坏，让河道决堤，这样才好贪污朝廷的治河费用。毕竟，钱上面又不会写，这是保障义务教育的经费，不能乱动。只要是钱，如果没有严格的审计、监督程序，就很难提防经手部门及相关人员伸出黑手。 所以，发生这类现象，首先只能从资金管理和监督上找原因。 当地套取国家补助的手段其实很拙劣，形同公开化。因为，实际学生人数和报表数字不符，只要稍加核对，谁都能看得出来。这表明，有关部门要么是有意睁一眼闭一眼，要么就是睡着了。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大概是因为，义务教育保障资金虽由国家和地方按比例分担（东部地区按财力状况分省确定比例），但在资金管理上只能是以地方为主，这就给地方相关部门提供了合谋骗取国家补助的机会。 2005年国务院下发通知，要求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要做到公开透明，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各级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真正使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成为德政工程、民心工程和阳光工程。如果能够做到这几点，套取国家补助的现象肯定会大为减少。如今看来，相关改革不仅让广大农村孩子受益，由于不够“阳光化”，还让有关部门和人员搭了便车。对此，国家相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加以遏制。否则，最终受损的不光是国家财政，还会是近年来推行的农村义务教育新政。 除了从监督管理上找原因，还应进一步审视相关改革，并加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加大财政投入当然也是“实现真正意义的免费义务教育”（温家宝语）的必要措施。但怎样才能让地方不仅有决心、而且有能力落实相关措施，在具体做法上值得考量。目前做法已考虑到中西部和东部的财力状况不同，即便如此，还是可能出现部分地方因财力不足而侵占、骗取国家补助的做法。这就需要加大改革力度，让地方政府充分保障义务教育经费预算与投入。 界首市教育主管部门套取国家补助的做法，已经涉及违法违规。话说回来，这些钱既可能被相关部门侵占瓜分，却也可能是在上级部门默许下，拿来填补教育经费亏空了。这种情形即使没有发生在当地，却有可能存在于其他地方。毕竟，地方财力不足或教育投入不到位，就很容易发生类似情况。因此，做好教育保障资金监督管理，让地方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这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样的话，才能真正贯彻相关改革精神，让免费义务教育走得更好。 应该说，一旦地方政府充分保障教育经费投入，除非相关部门利欲熏心，否则也就没必要去骗取国家教育补助了。 2012年1月8日

机关幼儿园“进补”，体制无非遮羞布 文/魏英杰 去年初，媒体曝光广州市9所机关幼儿园每年可获高达6000万元财政补贴，舆论一片哗然；近日，媒体再度曝光，广州市8所机关幼儿园今年拟安排的一般预算资金高达7524.21万元，舆论又是一片哗然。 广州目前共有9所机关幼儿园，除市公安机关幼儿园涉及部门预算保密无法查询外，其余8所机关幼儿园所获财政补贴每年都有所增加。去年媒体披露，在预算最高的市政府机关幼儿园，每个幼儿一年要花掉纳税人2万元。今年媒体又查出，有的幼儿园上年结转、结余资金动辄数百万元，若加上今年预算，手头收入就已高达三四千万元。为一般人所不知，广东省幼儿园大多为民办园，广州市民办园更是占8成以上比例。 少之又少的机关幼儿园年年“进补”，大多数民办幼儿园嗷嗷待哺，不想挨骂都难。特别是，当地前些年就曾表示要逐步取消相关补贴，可近年来不仅未见减少，反倒愈演愈烈，这更加让人感到不平。在网易，相关消息后面跟帖评论多达6万多条，骂声一片。这很能反映老百姓的心态。 话说回来，相关消息得以曝光，让广大网友找到“骂点”，多少还得感谢当地的预算公开举措。实际上，各地对机关幼儿园都会有相应财政补贴，其做法和广州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论性质并无任何不同。而如果广州没有在网上“晒账本”，许多人压根就不会知道这件事情，或者知道了也无可奈何。所以，在这里至少要对当地敢于自曝“家丑”表示赞赏，这是找出问题症结所在的一个好开头。 机关幼儿园从公共财政列支，正如许多人所批评，是一种典型的权力自肥现象。或者说，这是拿老百姓的钱去补贴机关干部子女的学前教育，毫无道理可言。何况，近些年来“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日趋严重，很多家长为让小孩上幼儿园，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甚至提前好几天在幼儿园门口排队等消息。在这背景下，机关幼儿园一方面享受高额财政补贴，另一方面采取排他性招生政策，更显得不合乎情理。然而，为何相关政策不仅公开存在，有的地方还表现出相当坦然的态度？ 原因就在于，这些幼儿园都是事业单位，按照政策应纳入财政预算安排。对此，广东省人大财经委去年就做出解释：这和其他事业单位是一样的，所以预算编制本身并无不妥。这就是说，依照现行政策，给机关幼儿园“进补”一点也没错，要怪的话也只能怪体制问题。这等于把球踢给了“体制”这个篮子。言外之意，如果要对相关政策作出调整，那必须先进行“改制”，而只要体制不改，这么做就不能算错。 这么说有一定道理。因为其中确实存在体制弊端，也可以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问题。还应当承认，怎么改制并非地方自己能够说了算，即便能说了算，相关改革涉及单位转型、人员安排等错综复杂问题，亦非一时三刻就能彻底解决。但是，这种说法却也难以摆脱推卸责任的嫌疑。改制难，这话不假。问题是，调整政策相对容易，可当地为何不做？ 机关幼儿园纳入财政预算安排，这是体制原因所决定的；但一所幼儿园每年可获多少财政补贴，这明显是个政策问题。换言之，体制原因决定了当地每年要给机关幼儿园一定财政预算，但具体该给多少，却是政府部门（经人大审议）可作调整的范畴。说得再通俗一些，由于体制存在弊端，政府部门还可以拿纳税人的钱去供养机关幼儿园，但是，一所机关幼儿园不仅每年可获高额财政补贴，而且还出现数百万元结转、结余，这肯定不是体制问题，而是政策问题，或者说是人为造成的弊端。 换个角度来看，体制允许机关幼儿园从公共财政列支，但同样并未禁止其他幼儿园从公共财政获得补贴。可为什么仅机关幼儿园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其他幼儿园却显得没人疼没人爱？这肯定也不单纯是体制问题。谁能说这里头就没有政策歧视的意味？如果说，拿财政补贴机关幼儿园本身并无不妥，只要真正重视学前教育，那么政府部门也该拿出相应财政资金对其他幼儿园进行补贴、扶持。前者的多与少，或不足以说明政府部门的对与错；但后者的有和没有，却足以反映政策的公平与否。 说到底，机关幼儿园年年获高额财政补贴，政府部门的那点私心，才是造成这一后果的决定性因素。一旦撕开这层遮羞布，相关政策将不具有任何合法性。 2012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