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獨家

明鏡記者柯宇倩／王立軍與薄熙來案發生至今，即使外界傳聞不斷，但中共高層始終口徑一致。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政治科學系教授傅禮門（Edward Friedman）在接受《明鏡》採訪時表示，中共當局比大多數人想像的更擔心自己在中國的合法性，也比大多數的旁觀者更認為中國可能不穩定，薄熙來事件讓中共領導層更加小心維持一致性，同時更謹慎評估是否讓每個利益團體都感到滿意。 傅禮門為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畢業於哈佛大學政治系，專長中國大陸政治與外交、美中關係、台灣政治、國際政治經濟、革命，曾任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顧問，著有《一黨獨大制下的政治轉型》、《亞洲地區合作和其敵手》、《社會主義下的中國鄉村》等多部著作。 傅禮門對《明鏡》分析，薄熙來視習近平只是另一個聯盟建設者（coalition-builder），不願意承擔風險，因此他有必要成為帶領中國往前邁進的那個人，有了在重慶的經驗後，薄熙來也認為自己能動員民眾、改變現狀，薄熙來的高度企圖心加上其餘牽扯出的案件，都讓此案與陳希同案、陳良宇案完全不一樣。 傅禮門認為，薄熙來案爆發後，政治局常委裡的薄熙來主要支持者會立刻被孤立，但其他人也都同意，隨著真相一一被揭發，他們必須立刻行動，且討論的重點應該放在維持統治階層的穩定與一致。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定罪名。傅禮門對《明鏡》表示，拉下薄熙來後，政治局常委必須考慮的是，該如何給薄熙來定罪的問題，以及審議薄熙來的所作所為時，勢必要回到毛澤東身上，此時也需要對毛澤東重新評估，此外，由於薄熙來案所涉及的複雜利益關係，拉下薄熙來對仍掌握權力的人有什麼影響，也會是權衡重點。 “對於薄熙來案，當局應該還在全面蒐集資訊，但也已經掌握了一些不願公開的訊息，不願公開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高層不願讓薄熙來與某些事有連結，而這些事可能將所有高層的領導都捲入案件中，所以我猜測高層傾向侷限這個事件的發展，對薄熙來的指控也會有所限制。”傅禮門對《明鏡》說。 全文將發表於《明鏡》 傅禮門

《明鏡月刊》陸空海 中紀委副書記馬馼的丈夫于振起從保加利亞任滿回國，年滿花甲，儘管夫人身居要職，仕途通達，但從外交業務來講，自己所熟悉的前蘇聯和東歐，在外交部畢竟屬於二、三流的次要領域，遠不如主管對美國、日本、西歐和中國周邊國家的外交官，自己在競爭激烈、人滿爲患的外交部勢難升遷，於是他離開外交第一線，擔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兼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是外交部在1999年5月在北京成立的一個智囊社團，用來安置資深外交官、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學者，讓他們發揮餘熱，提供咨詢。這個基金會章程的第23條、24條規定，基金會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最高任職年齡不超過70週歲，又不得屬於現職國家工作人員，于振起正好滿足這些條件。  據基金會網站上介紹，基金會的宗旨是：推動中國學術界、經濟界等對重大國際問題的關注和前瞻性、戰略性研究，提高中國有關人員對國際形勢和國家間關係的分析能力和預測水平，加強同國內外研究機構的學術交流和經濟界的合作，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和中國企業走向國際市場提供必要的政治、經濟信息。基金主要來自國內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以及國際友好團體、企業和個人的捐贈。 于振起是2007年7月在該基金會第四屆成員大會上當選為副理事長的。這一屆理事長，為外交部前副部長、前駐俄羅斯大使、上海合作組織首任秘書長張德廣；副理事長有外交部前副部長、前駐俄羅斯大使劉古昌等八人，于振起名列第四。 于振起兼任這個基金會的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中心主任。手下還有社科院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所所長吳恩遠、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季志業、國務院發展中心歐亞所常務副所長孫昌洪等五個執行主任。 此外，于振起還擔任這個基金會的戰略研究中心的五名執行主任之一。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因爲有錢，從2004年開始，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叢書”的名義推出多種書籍，例如《變動的世界與中國外交》《全球金融危機與中國外交》（均爲張德廣主編，世界知識出版社）等。 2009年，于振起所著《駐外札記——一個知青大使的外交生活片斷》一書，由母校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在天津舉行了發行儀式，外交部、天津市、南開大學等高官雲集，表示祝賀。 馬馼的丈夫于振起著《駐外札記——一個知青大使的外交生活片斷》。 監察機關：政府系統的“殺毒軟件” 馬馼無疑比丈夫更能開創局面，仕途也更順暢。 “責任中國——人民網2009年年度系列評選”投票結束，“十大最強聲音”票選結果出爐。馬馼名列第九，她的名言“監察機關就是政府系統的‘殺毒軟件’”一時也傳遍大江南北。 談及自己所從事的工作，馬馼如是解釋，“如果把政府的運作比喻為一個計算機系統的話，我們監察機關就是政府系統的‘殺毒軟件’。一方面，要建立‘防火牆’，防止病毒感染和擴散；另一方面，要啟動‘殺毒程序’，找到被病毒感染的個體，對感染較輕的予以‘修復’，治病救人，對腐蝕嚴重的予以清除，維護系統健康運轉。” 馬馼是在2009年9月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出這句“最強聲音”的，這句話也是新華社“部長訪談錄”的標題。 這位女部長的辦公室懸掛著“正清和”三個字，明明白白地道出了她的職責：“作為國務院組成部門之一，監察部主管全國的行政監察工作，其職能概括起來講，就是促進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廉政勤政建設。” 在字典中，“馼”是指一種馬。馬馼說，“父母給我起這個名字，或許就是為了讓我加足馬力幹吧！” “僅2005年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以來，（到2009年9月）我們就查辦商業賄賂案件6.2萬多件、涉案金額約142億元。”她介紹，中共十五大以後，集中開展了軍隊、武警部隊和政法機關不再從事經商活動、黨政機關與所辦經濟實體和管理的直屬企業脫鉤等工作，使這些積累多年、社會反映強烈的問題得到解決。 中共十六大以來，全面貫徹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工作方針。監察部會同和督促有關部門，開展了行政審批制度、財政管理體制、公共資源交易制度、國有資產經營管理體制、投資體制、金融體制等改革，積極實施和完善工程建設項目招標投標、經營性土地使用權招標拍賣掛牌出讓、產權交易、政府採購等制度，減少滋生腐敗的土壤和條件。從近幾年查辦的案件看，則有工程建設、房地產、土地管理和礦產資源開發、國有企業、金融等領域和擁有行政審批權、行政執法權的部門腐敗事件。 或許是獲知了外界對中紀委和監察部的種種批評，馬馼特意強調，我們在不斷完善依法監察程序，同時也接受各方面監督——來自各級黨組織和人大的監督、人民群眾和新聞媒體的監督等。“目前，全國已有3萬餘名特邀監察員，他們將幫助監察機關不斷加強和改進工作……”（《明鏡月刊》第20期） 馬馼：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

　　明鏡月刊記者柯宇倩／“這是一個長期的鍛鍊與過程，肯定不是經過一、兩次的大事件，或幾次的微博圍觀運動就能實現，但微博給了老百姓一個做中國公民的機會。” 　　在互聯網發達的今日，微博給了老百姓一個“做中國公民”的機會、提升了社會的公民精神。中國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敦福在接受《明鏡月刊》採訪時表示，如果民眾在一次次的事件中不斷累積憤怒情緒，即使短時間內官方有能力控制民意，長久下來，這種“剛性”的統治方式仍舊難以經得起考驗。 　　張敦福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上海大學博士生導師，曾參與或主持多項國際合作課題、國家重點課題、國家社科基金等，譯或編有《自亞當夏娃以来——人類性行為的進化》、《現代社會學教程》，著有《區域發展模式的社會學分析》。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敦福 　　速度放前頭，管理落後頭 　　中國打造鐵路網的速度舉世無雙，短短幾年內，8300公里的高速鐵路在中國境內鋪開，還預計在2020年達到1萬6000公里的傲人成績。支持中國發展高鐵系統的一方，認為工程帶來海量的工作機會，建成之後，將大大抒解傳統交通工具的載客負擔、降低能源的使用量、更符合環保的標準，而且沿線城市也能獲利更多。 　　但不斷擴建的高鐵，也遭遇了境內外輿論的質疑，包括營運的高成本、昂貴的票價、施工品質，乃至高鐵是否能回本，都是反對者批評的對象，尤其在貧富差距增大、腐敗事件頻傳的中國，高鐵的高造價和高票價引發更多的疑問。有些地區因為建造高鐵，傳統鐵路路線大幅削減或不再營運，民眾只剩下票價較高的高鐵可選擇，因而傳出“民眾缺的不是時間，而是錢”的抱怨，“被高鐵”一詞也應運而生。 　　雖然購買高鐵票較容易，座位也更舒適，但乘坐火車的大部分為農民工，“被高鐵”後，火車票價從原本不到100元人民幣，躍升一倍甚至兩倍，對白領或企業老闆來說，幾百元的價差或許容易負擔，但對一年到頭省吃儉用的農民工來說，不是一筆小數目。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敦福便認為，鐵道部對於乘客的組成未做過仔細的調查，農民工在決策者制訂政策的過程中沒有發言的機會，那些能影響決策者的，可能只是富者或政治菁英。 　　澳籍華裔作家、《世界華人週刊》總編輯楊恆均指出，普通中國民眾對高鐵這個“世界最高速”的看法，是“國強”的標志，但卻和“民富”脫節。如今，溫州動車事故讓老百姓乘坐高鐵的意願更低。京滬高鐵開通後，航空業受到衝擊，票價大幅下調，上海至北京最低票價只有人民幣400元，加上燃油稅和機場費後，與高鐵二等座價格相差不遠。動車事故發生後，許多原本計畫乘坐動車或高鐵的乘客，轉而購買飛機票，使得高鐵沿線的機票價格上漲。 　　溫州事故從追尾到後續處理的過程中，也暴露出中國高鐵建設快速向前衝的情況下，並未好好照料到的部分。雖然官方稱此次事故的原因為信號設備設計上存在嚴重缺陷，使得設備遭雷擊後出現故障，原本應顯示紅燈，卻錯誤地開了綠燈，才使得後面的D301次動車追撞了前方的D3115車；但張敦福對《明鏡》表示，這次的意外在他看來仍舊人禍多於天災。首先，中國鐵路建設速度太快，管理和技術層面沒跟上，使得此次事故的發生和善後出現缺失，其次，“獨立王國”鐵道部的壟斷，導致該部門在同產業中沒有競爭者，失去了提升自身水準的動力。 　　一名不具名的中國鐵路研究專家也對《明鏡》表示，溫州事故暴露了中國的技術有許多亟待完善的地方。此名專家指出，中國的高鐵技術並非世界第一，與德、日等國相比仍有差距，這個差距不是能夠拿錢買來而消除的。決策者不願意從最基本的技術研制開始，而是採用“拿來主義”，還一味追求高速度和世界第一，這種思想毒害太深，包括目前的大飛機項目，也是如此。 　　微博鍛鍊公民精神 　　溫州動車事故不只引來民眾的聲討，連媒體也不惜“抗命”加入批評的行列。事故發生後第一天，有傳媒爆料接到中宣部指示報道主題應該“大災面前有大愛”，並且“不質疑、不展開、不聯想、個人微博也不要轉載發”，但《新快報》、《南方都市報》、《人民日報》、《經濟觀察報》、《新京報》等媒體都重點報導追尾事件並問責政府，中央電視台評論員白岩松更大膽比喻：“他心臟功能四十歲像二十歲，肝、肺都是四十歲像二十歲。但是他弱智。你能說他健康嗎？” 　　7月29日中宣部祭出禁令，要求“不再做任何報導和評論”，眾家報紙撤版、記者與編輯忙成一團，但報紙不能刊，不代表記者們的心血將完全白廢，許多人將遭撤下的稿件發表在微博上，順便在微博上抒發心情，雖然大部分的文章馬上就被刪掉，但據悉手腳快速的網友已把內容拷貝下來，準備集結成冊。 　　微博在此次事件中傳播的，還包括普通民眾的第一手訊息。張敦福對《明鏡》表示，傳播快速的微博在溫州動車事故發生過程中，發揮非常明顯的作用，溫州動車事故最早為人所知，就是通過微博發出消息。其後，微博仍舊不斷發出許多重要的現場訊息，同時及時反映了網友對事件的看法，在目前民意沒有其他順暢疏通管道的情況下，微博是一個重要的發聲渠道，現在的中國，正歷經一場微博的革命。 　　不只溫州動車事故，先前北京地鐵雙井站電扶梯故障的消息，最早也是由網友爆出，故障照片發佈到微博上後，3小時內就被轉發逾1萬次，顯見微博傳播的力量。據中國互聯網資訊中心統計，2010年底微博的使用者人數為6311萬，到2011年6月底已大幅增加至1.95億。中國新聞網指出，微博的背後強大的社會組織作用值得關注，例如青海玉樹地震時，一名網友成功透過微博募集到數噸物資。 　　微博的傳播力將對整個中國社會產生影響。張敦福對《明鏡》指出，微博在推動中國社會改革上有助益，因為微博讓不少人知道自己還有一個表達觀點的渠道，而且有參與溫州事故討論的權利、義務、自由，通過閱讀或撰寫微博，許多人從中鍛鍊了自己的公民精神，與關注公共事務的程度。 　　《中國青年報》報導，武漢大學傳播學教授沈陽在微博點評，博友和傳統媒體最早報道隔40分鐘，提示微博原生態報道的“黃金1小時”優勢，微博是“網絡人民大會堂”，“到了用網絡倒逼改革的時候了”。 　　但在民間發聲的同時，官方的管制也未鬆懈，因此張敦福認為，輿論對於改革有推動作用，但若說“到了用網絡倒逼改革的時候”，張敦福還持保留態度。“一是中國老百姓的輿論受到比較嚴格的控制，因此微博沒有充分發揮作用。有關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改革，哪些地方動、哪些地方不動，更大程度取決於中央領導。” 　　張敦福對《明鏡》表示，有關重大事件的一些文章、鏈接與視頻，不是看不到，就是隔一陣子就被刪，但在發帖與刪帖的過程中，公民社會仍會透過微博逐漸建立起來。“這是一個長期的鍛鍊與過程，肯定不是經過一、兩次的大事件，或幾次的微博圍觀運動就能實現，但微博給了老百姓一個做中國公民的機會。” 　　事故拉大官民間的不信任 　　溫州事故也為官方帶來民意支持度的考驗。張敦福指出，事故增大了民眾對鐵道部門，乃至官方管理機構和中央的不信任，拉大了官民間的距離。雖然在一段時間內，民意會受到官方的重視，但張敦福認為，決策者基本的態度是控制、管理好民眾，不出大亂子，而不是順從民間的力量和聲音。“這種局勢下，不可能出現大的改革步子，或指望民間力量推動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改革。” 　　張敦福對《明鏡》表示，經過一次又一次的事件後，對於不公的情況，許多老百姓已經有些麻木，但民眾的憤怒仍會累積，而不是事情過了之後，百姓的不滿就歸零，因此總有一天，當忍耐到達極限時，情緒終會爆發。 　　在《明鏡》先前的採訪中，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懷默霆（Martin K. Whyte）指出，中國有各式各樣的不滿情緒，更關鍵的是公眾對官僚體制濫用權力、貪腐和其他程序不公等議題的不滿，尤其是濫用權力的情況，當民眾覺得自己受到地方官員和雇主的不公平對待，又無法有效解決這個問題時，民眾的不滿就可能爆發。 　　張敦福表示，目前來說，民眾所爆發出的不滿情緒，是這個行業出現一場、那個行業出現一場，或是這個地區出現一次、那個地區出現一次，因為目前中國政府的管理能夠各個擊破，因此不會看見大規模聯合起來的示威行動。 　　但長期來看，張敦福對《明鏡》說，這樣的管控方式不可持續、難以經得起長久的考驗，官方必須改變政策。“現在的管理方式很剛性，長久下來也很脆弱，因此應該有一種靈活、柔性的管理方式，確實做好公共服務，抒解民間的怨恨，在我看來，更好的方式是主動解決老百姓的問題，而不是出了問題或矛盾產生後，才像救火似地去處理，或動用硬的力量，比如警力，來處理事件。” 　　張敦福認為，此次事故中，鐵道部的處理不夠開明與負責任，鐵道部或相關部門如果要修復與民眾間的裂痕，首先必須將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真實地對民眾公布，並真誠地向全國人民道歉，同時提升整體管理的水準，不能因自己是一個壟斷的國家企業，就故步自封，不在顧客服務上進行改善。 　　“我相信這次的事故對官方來說是一次相當大的教訓，不只是對鐵路行業，對其他行業來說都是如此，它反映了改善管理方式和改革的必要，只是，將這種教訓轉化為實際行動的程度會如何，現在還很難說。” 張敦福對《明鏡》說。（《明鏡月刊》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