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獨家

賈慶林“倒薄”中大爲起勁有原因

剛剛出版的明鏡月刊披露  , 此次對薄熙來毫不留情、痛下殺手的兩位常委是政協主席賈慶林和總理溫家寶。溫家寶一直對重慶“唱紅”、搞文革那一套反感、厭惡,他對薄熙來的態度不讓人感到意外。倒是賈慶林擼袖子就上的積極態度出乎不少人的意料。 “賈慶林把‘太子’習近平接班視為自己政治力量的延伸,見不得有人‘攪局’,”知情者說:“畢竟從福建起,賈慶林就關照、栽培過習近平,習近平未來‘登基’後,自然會對退下來的自己格外關照,正是這種利益所繫的心態趨勢下,賈慶林在這次“倒薄”中大爲起勁,大打出手。” 知情者向明鏡月刊說,溫也好,賈也罷,各有各的小算盤,各有各的小九九。兩人都有家族腐敗問題,他們怕薄入常後整材料、亂搞一氣,威脅到自己。 另外兩個支持“倒薄”的重要人物是江澤民和曾慶紅。他們的“紅線”是習近平順利接班為大,絕不容出亂子。於是乎,本來在政治上不相干的溫賈江曾短暫的組成反薄“四人聯盟”。 知情人向明鏡月刊說,江澤民、曾慶紅為了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順利上台,支持胡溫收拾薄熙來,為習掃除障礙。江、曾認為,習近平接班是當前大局,為了保障中國改革進程和政權穩定,防止中共分裂,他們與胡錦濤和溫家寶在處置薄熙來問題上意見一致。( 明鏡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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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昌星是加拿大給中國的禮物

《明鏡月刊》記者 黃舒心 耗時12年的遠華走私主嫌賴昌星潛逃加拿大案終於有了結果,加拿大聯邦法院7月21日否決賴昌星延緩遣返令的請求,賴昌星隨即被押回中國、遭中國公安機關逮捕。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SFU)歷史系助理教授周傑榮(Jeremy Brown)對《明鏡》分析,賴昌星涉及的是貪腐問題,難獲得他人的同情,因此在對中貿易關係的考量下,加拿大更願意放棄賴昌星,而回到中國後的賴昌星可能被判無期徒刑。 周傑榮為美國加州大聖地亞哥分校中國歷史博士,研究現代中國史,目前是加拿大卑詩省西門菲沙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合編有《勝利困境:早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書。 曾邀賴昌星至課堂演講 賴昌星自1999年從香港逃往加拿大溫哥華後,多年來不斷與加國的司法程序纏鬥,如今勝負終底定。在溫哥華期間,賴昌星曾接受過許多媒體的專訪,西門菲沙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周傑榮不做一對一的訪問,而是乾脆將賴昌星請到課堂上,讓他與20幾名學生直接對話。 周傑榮指出,他所開設的“從革命到改革”(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課程,內容涉及中國1949年至今的歷史,當時正好談及中國改革開放後的時期,課堂的其中一本參考書為美國作者奧古斯特(Oliver August)所撰寫的《紅樓內》(Inside the Red Mansion),雖然作者不在溫哥華,但書中男主角卻在,而且賴昌星可謂改革開放後農民致富、賄賂發家的典型商人例子,因此2009年周傑榮透過當時在西門菲沙大學就讀的賴昌星之子,邀請到這位“活歷史”到課堂上演講。 賴昌星在課堂上表示,自己只是鑽了制度的漏洞,因為與上層領導關係密切,因此成了權力鬥爭的犧牲品;演講當時正值賴昌星前妻曾明娜偕女兒賴真真自願離開加拿大返回福建廈門不久,賴昌星希望自己也能回到中國,但因為擔心回中國對自己不利,因此選擇暫時留在加拿大。 雖然中國政府已承諾,賴昌星在中國的獄中保證不會受到虐待或被判處死刑,加拿大的外交官可參加賴昌星案在中國的庭審,賴昌星也會有自己的辯護律師 ,但在加拿大聯邦法院7月21日就賴昌星的遣返展開聆訊時,賴昌星律師馬特斯(David Matas)仍指出, 雖然中國允許加拿大官員參加賴昌星案在中國的公開庭審,但凡有關政治敏感的案件,在中國都是秘密進行的。賴昌星的哥哥與幾名涉案人都在監獄中因不明原因死亡,賴昌星也可能在同樣不明的情況下死亡。 不過聯邦法官索爾(Michel Shore)認為,賴昌星無法提出中國政府不會信守承諾的有力證據,因此否決賴昌星暫緩遣返令的申請。 周傑榮對《明鏡》分析,加拿大在這時候決定遣返賴昌星有多種原因。首先,中國政府承諾不會虐待賴昌星或判他死刑,加拿大政府沒有確切的理由不相信中方的承諾。第二,加拿大的保守政府上台後,對華政策有了變化。原本的總理哈珀(Stephen Harper)相當重視人權問題,曾強調他不會為了在貿易上獲取更大利潤,而犧牲加拿大維護人權的原則,但現在的保守政府將貿易擺在人權的前頭,更強調改善與中國的關係,而將賴昌星遣返回中國,確實有助於改善中國與加拿大的關係。 周傑榮表示,賴昌星案除了影響中國與加拿大簽訂旅遊協議外,原本身為加拿大鋸材出口第一市場的美國,也在2009年被中國取代,這些都可看出中國在經濟上對加拿大的影響。 “加拿大往中國靠攏,一個關鍵的因素是美國經濟的衰退,美國的經濟問題影響了加拿大的出口能力,所以加拿大必須找一個能替代美國的國家,而中國明顯符合這樣的條件。”周傑榮對《明鏡》說。 雖然日前到中國訪問的加拿大的外交部長貝爾德(John Baird)強調,賴昌星案必須在沒有政治干預的情況下完成司法程序,但周傑榮指出,賴昌星案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有了結果,又為何如此快速地完成遣送手續,或仍與貝爾德的訪中有關,賴昌星的遣返可當成給中國的一個禮物。 周傑榮對《明鏡》分析,由於賴昌星不是要求民主的異議人士、也不反對共產黨,他的作為與腐敗相關,從人權和民主的角度來說,賴昌星與艾未未或劉曉波不同,他很難得到他人的同情,所以加拿大比較願意、也更容易放棄他。 加拿大會漸對賴昌星失去興趣 有“中國經濟第一案”之稱的遠華走私案,是中共建政以來涉及金額最大、查辦時間最長的案子,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親自批查,更曾憤怒地說“賴昌星死三次還不夠”。在賴昌星逃亡的加拿大,民眾對案情的關注度也很高。 周傑榮對《明鏡》表示,加拿大人對賴昌星案的關心程度雖高,但每個社群的解讀並不相同。最關心案情的是住在加拿大的中國移民,其中大部分的人認為賴昌星犯了罪,也會影響加國華人的形象,因此相當樂見將賴昌星遣返回中國。 至於加拿大的其他族裔,周傑榮指出,大部分人不懂這件案子的來龍去脈,一聽到賴昌星是中國第一案的fugitive(逃犯),直覺就是他犯了大罪。“他們不懂90年代賈慶林是福建省委書記,現在則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裡排名第四的領導,因此導致賴昌星成為第一逃犯的主要原因,是案子涉及到中國的最高領導層。他們也不懂在中國90年代的經濟環境與體制下,如果想在商場出人頭地,不腐敗就很難成功,其實至今中國仍舊如此。賴昌星並未犯什麼暴力罪,他能成為全福建最有錢的商人,就非得要賄賂官員。” 周傑榮指出,邀賴昌星到自己的課堂上演講時,賴已經公開承認自己逃了稅、鑽了漏洞,也給了一些官員錢,但這筆錢是借的,並非送的,只是對方沒還,賴昌星為了保住對方的面子,也沒開口要求還錢。 不論賴昌星是否真的只想“借”錢,他都得面臨中國的司法。中國司法體制的公正性向來為外界詬病,賴昌星的律師擔憂賴返回中國後,將永遠無法獲得公正的審判。周傑榮對《明鏡》表示,確實中國的司法體制講的並非是公平,而是黨的利益,因此黨的利益會決定該怎樣處置這些經濟犯。“他們會事先決定處置方式,在嫌犯上法院前,判決結果都已經安排妥當,我推測賴昌星會被判終身監禁,因為中國政府承諾不判死刑,如果還以死刑處置,加拿大當然不滿意,即使判了死緩,而且死緩幾年後很可能改為無期徒刑,加拿大也不會滿意,因為不論是加拿大政府或居民,都不了解中國的司法,也不會了解死緩很可能意味著無期徒刑。” 另一方面,周傑榮認為中國方面也不會想判賴昌星死刑。“中國想改善與加拿大的關係,所以不會判賴昌星死刑,而且至少一、兩年內,會讓加拿大的外交官去探望賴昌星。”但一、兩年後,周傑榮對《明鏡》表示,加拿大恐怕就會失去對賴昌星的興趣,加拿大人會逐漸淡忘賴昌星,況且賴昌星不是加拿大人,也沒有加拿大綠卡,一旦賴昌星離開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對賴昌星就沒有一個具體的責任了。 “加拿大政府對賴昌星說:‘我們會去看你。’但這是個一輩子的承諾嗎?駐中國的加拿大外交官相當忙碌,難道從此以後每年都有幾天必須騰出時間探望賴昌星?我覺得恐怕探望的力度會逐漸降低。”周傑榮說。 確實,中國政府虐待賴昌星,對中國的國際形象和中加關係都沒有好處,但對於虐待情事,加拿大也沒有明確的立場對中國提出要求。周傑榮對《明鏡》分析:“假如賴昌星告訴加拿大官員,自己在監獄中被虐待、吃得不好,加拿大是否有權力要求中國政府改善賴昌星的生活條件?即使加拿大覺得自己有權力,中國政府又是否有理由聽從加拿大的要求?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貪腐官員應負更大責任 不少評論認為,賴昌星返回中國,將引發又一輪的政治權力鬥爭。在江澤民死訊熱傳後,外界普遍認為江澤民健康情況不樂觀,江系勢力衰退,加上賴昌星在7月7日被逮捕、21日法官裁定遣返、22日被送上飛機,並在23日抵達北京,如此迅速地回到中國,更加反映出江系勢力的失勢,而胡錦濤或將趁勢利用賴昌星剷除“上海幫”勢力。 周傑榮對《明鏡》分析,胡錦濤即將退休,沒意外的話,未來要接班的是習近平,因此或許習近平會如何動作才是重點。不過不論如何,賴昌星的的遣返對中國政壇應該都不致於有太大的影響,因為江澤民身體不好,賈慶林已經沒有靠山,很快會退休,而且可能會安靜地退休,胡錦濤、溫家寶並不直接牽連到此案。也因為如此,賴昌星應不會受到太嚴厲的處置。“如果賴昌星在99年就被抓,他肯定已經不在了。” 而賴昌星雖然知道的事情多,但周傑榮認為他的話不一定有影響力,也不一定會造成社會動盪。“中國老百姓大都能猜出誰腐敗了,而且他在開庭時所說的話,可能不被檢方採信,因為事情已經過了這麼多年,他是否能提出具體的證據?他有的只是自己的經歷。” 中國貪腐官員潛逃海外是一個嚴重問題,根據《人民日報》的報導,自1992年到2007年,中國外逃官員的數字多達16,000人,攜帶資金高達一萬億元,其中,省部級官員有87人,正廳級有320人,副地廳級有1920人,處級官員有8,250人,副處級有11,340人。 周傑榮對《明鏡》表示,賴昌星不是貪官,他所做的事是賄賂貪官,但比起貪官,中國更可能把焦點放在那些賄賂貪官的人。雖然中共體制裡或許有相當清廉的官員,但由於腐敗才能成功的風氣盛行,貪官也相當多,而這些有錢有權的貪官“不好處理”,因此執法單位更容易瞄準像賴昌星這種有錢但沒有權的人下手,這樣的人容易被犧牲。周傑榮說,當然也有官員被治,比如上海前市委書記陳良宇,但仍舊沒有治到中央;要抓到中央以上的層級不容易。 “可是誰應該負更大的責任?是賴昌星,或是享受賴昌星金錢和小姐的官員?應該是後者,當然不是說賴昌星沒有責任,他可以選擇不賄賂,他也錯在做得太大、太招搖,賴昌星是個很好的教訓例子,但他不是主要的問題。”周傑榮說。 周傑榮對《明鏡》指出,中國的腐敗與改革開放脫離不了關係,毛澤東逝世後,體制突然敞開大門,鄧小平鼓勵冒險、鼓勵牟利,因此每個人都想盡辦法賺錢、想盡辦法得到權力,因而忽視法律,所以貪腐是改革開放的一個後果。 如果要減少貪腐,周傑榮認為最有效的是成立一個黨外的監督部門,可以請香港或台灣的人才來管理這個部門,“如果是由黨內的人監管,總會保護自己的人和利益。”或也可讓其他國家的人來管理此監督部門,“聽起來不太實際,但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一個不太實際的辦法。” 周傑榮對《明鏡》表示,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沒有對手,沒有下台的危機意識,也就沒有改造自己的動力,如果中共想強化自己的權力、讓體制健康地發展,就應該允許其他黨派的存在,讓黨派彼此競爭、牽制。國民黨在70、80年代,沒有必要開放其他黨派的競爭,但蔣介石和蔣經國認為,如果國民黨要繼續生存,就需要開放,現在的國民黨也確實比較健康。好的一面是,中國共產黨內部已經有人明白這個道理。 中國經常以新加坡的例子,說明一黨獨大或一黨專政也能發展出經濟發達、高度廉潔的社會。周傑榮認為,新加坡和中國最明顯的差別在面積和人口上,而且新加坡沒有經歷過類似中國的毛澤東時代。 毛時代也促使了今日中國的道德危機。周傑榮對《明鏡》指出,毛澤東時代影響了中國的傳統道德觀,在那樣的時代裡,如果要站到上位,或只是順利地過日子,第一需要說假話、說黨要聽的話,第二必須批鬥別人,因為這是保護自己的方式;而現在的中國官員都是在文革時代成長的,因此毛時代的觀念影響了這些官員,雖然年輕人沒經歷過文革,但改革開放下“向錢看”的風氣,仍舊影響了年輕人,種種原因造就了中國道德觀需提升的情況。 但中國的改變也是可期待的。周傑榮說:“我有很多中國的學生,大部分人畢業後都想回到中國,他們將帶著不一樣的視角回去,這些中國留學生是中國未來的希望。‘太子黨’也是中國的希望,或許很難置信,但沒有後台的一般官員總是小心謹慎,不願意出事,可是太子黨有背景、有靠山,比較願意冒險、去嘗試改變。”(《明鏡月刊》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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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幾個官員能夠不被抓?

《明鏡月刊》何頻 (續前)李博士候選人所說西方媒體第三條“誤讀”,是“中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遏制了创新”。 他振振有詞地反駁說: “中國無疑是在限制言論自由,特別是政治言論。但是這妨礙了中國社會的革新嗎?互聯網企業在紐約股票交易所和納斯達克的IPO中最成功的實例就有一些是中國的初創企業創造的。” 假定作者講的是事實,但問題是:如果中國不限制言論自由,是會更好,還是更差呢? 作者所講的,只能證明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在控制言論自由的情況下還能創新、還能取得這麼多成就;如果沒有限制,我相信,中國人的創新能力將會更強! 我們更要指出,中國是個“山寨型國家”,雖然經濟高速增長,但是並沒有一個能夠拿得出的創新性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別說跟日本比,甚至遠遠不如韓國——韓國有現代汽車,有三星電子產品,而中國有什麼?中國在美國上市的企業幾家不由風險投資家控制的?作為風險投資人,李世默自己不知道嗎?這些企業的產品有幾個不是拷貝、模仿? 作者還說“在公共政策上的突破讓私人的房屋擁有率從1990年近乎為零昇至了今天超過80%。這在全世界也躋身於最高之列,而中國還是一個相對貧窮的國家。”“房屋擁有率”,這是個什麼概念?農民的房子也都算?作者應該講一講,中國高官、富商的私有房屋率也是最高的,中國的官員有幾個除了住房,沒有其它房子?而且,法理上私人擁有,實際上政府買單。例如最近披露的,雲南一個州長在國內外擁有23套房子,其中在澳大利亞就有6套,這當然可以說是一個特例,但是現在政府按照規定提供給一個局級、處級官員合法待遇有幾套房子?他自己去撈到多少套,更是一個龐大數字了。這個數字能公佈嗎?我相信,更無疑是“全世界最高”的! “倫敦皇家學會的報告說,中國在得到公認的國際期刊上發表的科學研究論文的比例在1999年至2003年間為4.4%,而在2004年至2008年間上昇到了10.2%,緊隨美國之後。” 要論中國學者的創新程度,更好的辦法是與在西方學術機構中的華裔學者比一比。華裔學者在西方學術機構中人數的比例,遠遠超過華裔佔西方人口的比例。是中國學者還是華裔學者對世界的貢獻、在國際學術界得到的認可程度更大?最近幾年,華裔學者不斷得到諾貝爾獎,除了一位和平獎得主在中國國內,其他都是海外華裔學者,而這唯一的一位,還恰恰是被中國關在牢房的! “2008年,中國當代藝術品拍賣收入超過法國,躍居全球第三。全球35位作品創下7位數銷售額的在世的藝術家中有15位是中國人。”這說明什麼?說明是體制的功勞嗎?看看那些拍賣的是什麼樣的當代藝術家的作品?這些藝術家有幾個是歌唱限制言論自由的?他們的作品,哪一個不是反映中國扭曲現狀的?這個李世默居然還將這些拿出來炫耀! 不可否認,論文和藝術都是創新的重要方面,但在中國,創新精神被政府一手扼制的,中國的學者無法自由檢索西方媒體,無法自由獲知世界信息和資料,才導致十幾億人口的國家、在中共統治下六十多年,沒有一個學術諾貝爾獎得主,美國一所名校的一個系就有幾個諾貝爾獎得主!一所名校有幾十個!這還不能說明限制言論自由就阻礙了創新嗎? 最近一個新聞熱點是中國的航空母艦,有報導說“除了外殼是外國,內芯都是中國的”。這很搞笑:內芯都能做得了,難道外殼自己做不了? 看看西方媒體的報導,遍地都是中國的科技、經濟間諜被抓。其實中國人自己也很明白,有幾個東西不是拷貝西方?我不是說中國人蠢——實際上,中國人非常聰明!如果沒有對言論自由的限制,中國人的創新能力一定會衝天噴發!哪至於像現在這樣,沒有一個拿得出手的產品,“Made in China”成了“低劣產品”的代名詞! 中國的腐敗程度傲視全球 作者列出的西方媒體第四個“誤讀”是“共产党的集权统治导致腐败盛行”。 他反駁說,“沒有人,特別是共產黨自己,懷疑過腐敗是中國的一個嚴重問題。但是這與集權統治有關嗎?據透明國際稱,全球最‘乾淨’(最不腐敗)的地方只包括4個非西方的政府:新加坡、香港、卡塔爾和日本——其中有3個是集權政權。按照透明國際的排名,中國的排位(78位)比印度(87位)、菲律賓(134位)、印度尼西亞(110位)、阿根廷(105位)等其他許多國家都高。只比意大利(67位)低一點——而所有這些國家都是選舉制的民主國家。顯然,一黨制的中國腐敗程度比許多民主國家都低。” 我真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比常識水平還低的說法。 中國是怎麼揭露腐敗的?是內部的權力鬥爭,由權力者決定抓誰不抓誰,老百姓根本沒有監督、揭露的權利。抓出來的許多人,根本就是權力鬥爭的犧牲品——不是說他不腐敗,而是說,抓人的人比被抓的人更腐敗!所謂紀委的“雙規”,正如我以前曾說過的,就是將官員控制起來,要你怎麼交代你就得怎麼交代,然後可以交換;而所謂司法的審理,無論多麼複雜的案例、涉案金額多麼巨大,都一天就可以審完,完全是走過場!紀檢、監察、審計、司法……都是黨的機構,媒體更控制在黨手裏。中國的腐敗排在78位?這個排名完全是個笑話。如果讓媒體獨立、公開揭露,讓司法能夠獨立、公開審理,中國有幾個官員能夠不被抓?我沒有精力全面研究中國的腐敗排名究竟應該在多少位,就拿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阿根廷這些國家抓出的貪官污吏人數和級別比一比,與他們國家的經濟水平比一比,與他們媒體的自由度、司法的獨立性比一比,就憑常識,也知道怎麼回事吧? 作者居然得出結論說,中國的腐敗水平是比許多民主國家要低,請問,這許多民主國家是哪些?美國抓住一個市長,受賄才萬把美元,佔他和美國的平均合法收入才多高的比例? 是人就可以結論:中國無官不貪。為何無官不貪?就是因為沒有媒體監督,剝奪了民眾權利,沒有獨立的司法。這不正是集權統治造成的嗎? 連共產黨自己都承認權力太大,不受監督是腐敗之由。這位博士候選人卻要反駁!這是無知,還是無恥? 中國經濟的成功不是市場經濟的功勞? 作者說的西方媒體的第五個“誤讀”是,“中國迄今為止取得的成功都要歸功於中共擁抱了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 他怎麽反駁呢?“按照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華爾街日報》對自由經濟的年度排名結果,中國位居第135位。排位高於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包括海地、阿爾及利亞、孟加拉國、科特迪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肯尼亞、盧旺達等。如果市場經濟改革是中國施展的唯一魔法,那麼為什麼會有如此多的國家經濟上沒有獲得這麼大的成功呢?而這些國家比中國貫徹自由市場經濟體制還要早得多並且深入得多?” 作者這段話,等於否定了中國的基本國策,否定了30年來的成就歸功於改革開放。開放是什麼?是開放給國際市場經濟;改革是什麼?是改革國內計劃經濟——今天的中國,凡是繁榮活躍、凡是民眾富裕,除了壟斷行業的企業給自己職工吃獨食之外,哪個不是市場經濟的功勞? 中國經濟的成功,恰恰是衝破了原來僵化的、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所獲得的成果,當局拿了這個成果,變成外匯券,將這些成果變成他們的住房、股票、收藏,拿了這些錢建樓堂館所……然後竟然用市場經濟的成果,去給計劃經濟貼金!這不是“國賊”是什麽?現在居然愚蠢到,給國有企業增加薪水、各種優惠甚至特權,這就不僅政治獨裁,而且也要回到經濟上壟斷了。 居然還有這樣的學者,炫耀、證明其合理性!為什麼不敢說在過去幾十年,計劃經濟在哪個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取得了偉大成果、輝煌成就? 市場經濟當然是有缺陷的,造成了嚴重的問題,像近年揭露出來的華爾街醜聞,就令很多人憤怒……但是與中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今天中國的問題,不是正常的市場經濟的缺陷,恰恰是計劃經濟的陰影,是政治專制的破壞力量、政府權力的濫用所造成的。 我以前就多次說過,美國是民主的問題,是民主不完善和本身缺陷的問題。中國是沒有民主的問題:政治的權力不受監督,政治權力卻隨時可以干預經濟。 民眾被愚弄多少年了,李世默這樣的“博士候選人”卻還要來忽悠官員,讓官員誤以為中國牛逼就是因為中國的計劃經濟。不能低估這些知識分子的可怕的破壞力量。中共建政以來60多年,一個個災難,都不缺知識分子當幫凶,知識分子沒有基本良知,就可能成為最可怕的魔鬼——因爲他的誤導,會把有一些還有無知的官員誘導到危害更大的方向。 這些學者,可能成為政府的座上賓,可能成為媒體的紅人,但是,你今天在政府得到的榮耀有多大,明天將要承受的恥辱就有多大,民眾將對你的鄙視就有多大——不,榮耀不是明天的羞恥,而就是今天的羞恥! 有些著名學者,還著書立說,將中共這一套回歸集權統治、回歸計劃經濟,說成“人間正道”!這些學者的一些看法,有其合理性,若在一個公平討論的環境中,對體制、對社會可能也會起到糾錯的作用。但是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民眾沒有自己選擇權利的國家,發出這種言論,他們就是幫凶——本身就是凶!這一套就是在地獄裏,都是“歪門邪道”! 無恥比無知更可怕。面對一個民智已開的中國,我居然要花幾個小時來對一個“博士候選人” 講這麼多常識以下的東西,說這些不好聼的話,我沒有成就感!我願意我批評錯了,李先生講的不是他作為“博士候選人”的本意,而是他身為風險投資者的本性。(根據何頻2011年8月3日講話錄音整理)(《明鏡月刊》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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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方媒體誤讀中國,還是中國學者誤導中共?

《明鏡月刊》何頻 這一次我本來想講我對溫州動車事故的看法,後來發現我剩下看法的只是:網民們不但將我想講的全講出來了,而且很多角度是我沒想到的。 我感到羞愧,為自已:我當時在旅行中,沒想到事故如此嚴重;我感到高興,為祖國:即使被中共愚民宣傳六十多年,民眾的智慧和良知並沒有被滅絕。 不過,使我常常不解的是,一些有博士、教授頭銜、甚至是在美國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對中國的解讀反而離情悖理,遠在網民之下,可這些人,不是監督權貴的批評者,有的是媒體上的紅人,有的是官方機構的座上賓,既愚弄百姓,又誤導官家。 正巧就在“譯者網”看到一篇這樣的東西:《反駁:西方媒體對中國的五大誤讀》,作者是李世默(Eric Li),可以說是這些人的代表作。。 西方媒體對中國的誤讀很多——中國媒體對西方的誤讀就更多。古往今來,在國際交往中,誤讀數不勝數,西方媒體不吝美妙辭藻稱頌“文革”還少嗎?好在西方媒體不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所以“誤讀”也沒有什麽了不起。問題是此人指出的這“五大誤讀”,是否真是“誤讀”?他的反駁,是否真能澄清? 據文中介紹,李世默是“上海的風險投資人”,他以這個身份所發表的言論,我就不必理會了:風險投資人就是投機家,其職業要求就是“逐利”——分析項目的風險率和回報率,哪裏有利可圖就奔向哪裏;但此人還有一個頭銜:“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和公共事務的博士候選人”,也就是說,他是一位“學者”,所受專業教育訓練無疑在我之上,其言論是能夠影響社會和大眾思想認識、價值觀念的。這就值得我花點時間來注意一下了。但一讀,簡直笑掉我的大牙:他的所謂“反駁”,正是我上面所說的遠離常識、遠低於一般民眾水準的東西!我不得不給這樣一個所謂“高級知識分子”上一上常識課,一條一條來澄清。 “內戰泥淖”是誰造成的? 李候選博士上來就憶苦思甜: “我們都清楚這樣一個事實:1949年共產黨接管政權之時,中國深陷內戰泥淖,並因外來侵略而四分五裂;各地饑荒嚴重,民眾苦不堪言;中國人平均壽命僅為41歲。” “內戰泥淖”,是誰造成的?我們都知道,當時中國的合法政權是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國民黨統治確實有嚴重問題,貪污、腐敗、無能……但是挑起內戰的,卻是中國共產黨。就在中共治下的學術界,這一點也越來越清楚,幾乎成爲主流看法:是中共利用了外來侵略的時機,讓國民黨軍隊去跟日本人作戰,消耗實力,趁機積聚、鞏固自己的力量,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後,用暴力手段推翻合法的國民黨政權。 所以,挑起內戰的罪責,不是國民黨,而是中共。 “接管”這個詞,就說明作者缺乏基本常識。如果因國民黨腐敗、民眾苦不堪言就要用暴力“接管”,那麼,現在有無數的數據、有國際的口碑,有國內民眾的評價,都可以證明,中共的腐敗遠遠超過國民黨時期,是否今天可以允許另外的力量,也利用外國的支持,用暴力手段來“接管”? 當時“中國人平均壽命僅為41歲”,我不禁要問:多少人是被國民黨殺害的?多少人是被中共殺害的?多少人是被日本人殺害的?中國人的平均壽命這麼短,責任在誰?當時的執政者,無疑有責任。但內戰的挑起者中共,能推卸自己的責任嗎? 李候選博士控訴了舊社會,隨即歌頌新社會:“今天,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一支在全球都舉足輕重的力量,中國人民的生活欣欣向榮,人均壽命已達74歲。” 中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別說第二,成為第一大經濟體都是正常的、應該的。問題是人均GDP水平的世界排名,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以國際匯率計算,2010年12月的全年預測值),中國列第95名;而小小面積的台灣,人均GDP為全球第37位,遠在大陸之上!而據維基百科的資料說,中國民眾的平均收入,是美國的34分之一! 講到人均壽命,作者爲什麽不說:台灣平均壽命79歲(2008年),列亞洲第四;日本與香港都是82歲,並列第一? 我們還想問:如果沒有中共統治,沒有歷次政治運動整死、大折騰餓死、病死那麼多中國人,中國的人均壽命是否會更長一些? 世界對中國崛起是否應該不安? 作者又說:“我們還必須作出更深入的評估,西方政治和學術精英對共產黨的領導人就算不是完全的不認同,至少也是明顯的不安,這也是讓我們要更深究對中共的評估的原因。” 西方表示“不安”,這是中國官方內部的表述——確實有官方智囊對我說過,西方對中國崛起表示不安。對這種不安,怎麽看? 一個國家,如果社會公平、穩定、透明,它的崛起,讓西方表現不安,可以說他們是嫉妒、不適應;但是如果一方面國力、軍力急劇增加,另一方面對社會的挾持更加強,新聞更封閉,更不接受國際規範,更加張牙舞爪,人權狀況更惡化……西方的不安,不是非常正常嗎?這是對不可預測的勢力的不安。 西方對中國是哪種不安?要講清楚。對共產黨勢力擴張,就應該感到不安,應該提高警惕,共產黨勢力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各國都製造了災難,都是對人類主流價值觀的對抗。如果中共的價值觀不改變,又在政治經濟實力上增強,這不僅讓人不安,而且令人恐懼:這是一種極大的威脅,威脅的程度,很可能不亞於法西斯在歐洲和日本的出現。各國這種不安是正確的。 我認為,現在西方的不安表現得還很不足,不是還有很多風險投資家去幫助中共政權強大,去傷害他們自己所持價值觀的社會嗎?(未完待續。《明鏡月刊》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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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對林彪說:江青在背後搗鬼,你不要點名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2011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全過程。 1970年7月17日 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宣佈該委員會成立,由毛澤東任主任,林彪任副主任。會議至22日結束。 7月中旬 在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開會期間,毛澤東得知仍有堅持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時,第四次提出不同意當國家主席。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 7月23日 林彪身著灰色便衣,頭戴單帽,在王秉璋、錢學森、朱光亞等陪同下,到南苑參觀國防工業展覽,並觀看殲八試飛表演。為照顧林彪的身體,廠房要求溫度保持在23度,林彪的汽車直接開進廠房。許秀緒手持中國第一台進口的攝像機,為林彪等人拍攝了錄影,八一電影製片廠同時拍了電影。 7月26日 林彪、葉群到北戴河避暑。 7月27日 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八一社論稿,陳伯達與張春橋就稿中“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語發生爭論,陳伯達主張改回過去一貫提法,即刪去“毛主席和”四個字,而張春橋主張不改,康生則認為新提法不易譯成外文。毛澤東表示:這類應景文章,既然已經政治局修改過,他就不看了。並讓汪東興圈掉“毛主席和”四個字。 8月4日 周恩來飛赴北戴河,到林彪處談話。 8月13日 康生主持中央修改憲法工作小組會議,討論修改憲法草案稿。張春橋和吳法憲就草案有關提法發生爭執。張春橋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談到“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是諷剌”為據,提議刪掉稿中“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及“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等語,吳法憲則提出“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眨低毛澤東思想”。會後,吳法憲到陳伯達處詳談爭吵情況,並通過黃永勝報告林彪,也報告了周恩來。 8月20日 15時,毛澤東在廬山住地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商定有關九屆二中全會會期、日程、分組等事項。關於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討論中除毛澤東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應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周恩來提出:如果設國家主席,今後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可以由國家主席授權。康生說:設國家主席,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我們在起草憲法修改草案時也這麼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關於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處在這一矛盾中,我們感到壓力很大。陳伯達說:如果這次毛主席再擔任國家主席,將對全國人民是一個極大的振奮和鼓舞。陳伯達講後,林彪附和。毛澤東在會上仍然堅持不當國家主席,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國家主席。 8月23日 《人民日報》報導:毛澤東、林彪、周恩來致電齊奧塞斯庫、毛雷爾,祝賀羅馬尼亞解放26周年。 下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江西廬山開幕,由毛澤東主持。 周恩來宣佈議程後,林彪首先講話。林彪講話前,毛澤東問林彪準備講什麼。林彪說:聽吳法憲講,討論憲法修改草案時發生爭論,張春橋不贊成寫上國家機構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還說是赫魯曉夫天才地創造發展了馬列主義,我想講講這個問題。毛澤東說:這不是張春橋的意見,是江青的意見,是江青在背後搗鬼。你可以講,但不要點名字。(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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