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案

梁治平：让“名义法治”名实相副 进入专题 ： 法治 唱红打黑    ● 梁治平 （ 进入专栏 ）       过去两年曾在中国社会、尤其是法律人中间激起轩然大波的李庄案，再次引发世人关注。而这一次，聚光灯下的主角不只是李庄本人，还有一手铸成李庄案的重庆“打黑”英雄，曾经总揽重庆市公安事务的王立军。因为这一改变，李庄的个人命运不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一度以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名世的重庆故事再次凸现，成为人们省思的中心。     实际上，历时两年、一波三折的李庄案，其深刻的时代意义也只有放在重庆故事乃至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才能够理解。     具体言之，镶嵌于重庆故事和中国政法体制中的李庄案，是我们观察和认识中国当代法治的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了解法治在中国的含义和意义，它与中国社会的内在关联，以及它所面临的问题和前景。          一          讨论法治问题，可以采取不同视角。视角不同，所见即不同，结论亦不同。因此之故，视角妥当与否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对此问题的自觉亦甚为必要。本文所取视角，可以称为现实的、内在的和开放的。由现实出发，不脱离具体社会及制度语境，即是现实的；尊重讨论对象，不以外部判准强加于彼，而以其自身标准判断之，是为内在的；最后，兼重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共通性，不囿于一时，不偏于一地，无闭塞之虞，则是开放之义。     基于上述立场，谈论当代中国的法治，首先要确定其基本制度上的依据，这种依据不但出现在执政党的基本纲领中，也规定在宪法上。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两年后，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一字不易地采纳了这一表述。它们提供了实行法治的规范性依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制建设历经30年发展，一个包括宪法、行政法以及民法、刑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法律体系初具规模。这一法律体系，连同相应的法律机构和设施，为中国当代法治提供了物质的和制度的基础。在此语境中的法治，其规范性含义可以由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的一段权威表述来说明：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据此，法治包含以下基本内容：     一，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所谓“极大的权威”，应当理解为最高的权威，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而所谓“任何人”，不仅指个人，也包括机构、组织和政党。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序言），所有机构、政党、组织和团体“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五条）。这些规范性表述毫不含糊地表明了法治的基本原则，即法律的至上性，而这一点，正是一般所谓法治的通义，是法治不同于人治的基本特征。就此而言，中国的法治，自始就是在世界之中。     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必须“有法可依”，为此，要建立“法律体系”，并依据社会发展需要不断予以完善。     三，法律一经制定，就必须严格地实施和执行。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都将受到追究，并被依法处置。所谓“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仅强调了法律的严格性，而且隐含法律自主之义，即法律独立于世，其实施不受任何其他势力影响和干扰。     四，司法机构（此处为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忠实于法律”。所谓“应有的独立性”，自应以满足“忠实于法律”，维护法律的至上权威为标准。而忠实于“制度”、“人民利益”、“事实真相”等要求，不用说，都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而言。     如此界定的法治，在上述明示各条之外，还隐含另外一些重要内容，这些内容逻辑地包含在上述偏重形式的法治概念之中。其中，最重要的包括：     一，法律之为法律，应当不同于行政命令等其他规范。它应当具有一般性，其产生须经由特定程序，而且要公开发布；所制定的规范标准应当合理，含义尤须明确；其内容也要前后连贯，互相配合，上下一致。     二，法律既立，其执行即成关键，而在这一环节，将行政行为置于法律支配之下尤为重要。为此，应当建立有效的司法审查制度。这同时也意味着，司法机构必须享有“应有的独立性”。此种独立性不能托之空言，而要有一系列相关制度和机制来保障。     三，欲落实法治，有效发挥法律的作用，在立法和司法之外，完备的律师制度必不可少，律师在法律系统中的地位必须有制度上的保障。此外，为培养法律人才，提升法律品质，必须设立专门的法律教育机构，开展深入的法学研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规定法治原则的宪法，其本身也要切实可行，与宪法相悖的行为，包括抽象的立法行为，都应当被宣布无效。换言之，为维护法律至上的原则，应当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显然，在今天的中国，包含上述内容的法治并未完整和充分地呈现，但那只是说明，在中国，法治，即使是前引三中全会公报所讲述的法治，仍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而要完成这一事业，不同程度地成就这些条件是必要的。因为，这是法治的逻辑，一个已经被当代各法治国家的制度实践印证了的逻辑。          二          回顾历史，上述法治观念的提出，在中国语境中包含了深浅不同的三重理由。     第一层理由直接出自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文革”中，法制荡然，社会秩序瓦解，人民生命、财产不保，文攻武治波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党政官员乃至中共领袖皆不能免。正是对这一惨痛经验的反思和总结，在中国共产党内促成了重建法制的共识。在当时的语境中，“法制”主要针对“人治”提出，为的是防止个人崇拜之下以言代法、因人废法和权力不受约束的现象。强调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进而肯定法律的权威性，主张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以及司法机关的独立性，都是基于这种考虑。     第二层面的理由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有关。2011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召开的记者会上，立法官员答记者问时就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是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社会一定是一个规则的社会、秩序的社会、专业化的社会，权利、义务明确的社会，个人对自己的未来可计划而且可预测的社会。     这样一个社会靠什么来实现？要靠法律、靠法治。所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我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目标。” 这段关于法律与社会关系的韦伯式论述，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法治的丰富内涵，其关注点不再局限于政治领域中个人专断的危害，而扩展到法律在复杂的现代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上。这种转变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深刻变化，它没有否弃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法制/法治观，而是发展、超越和包容了前者。     实行法治第三层面的理由最深刻，也最微妙，涉及政治的正当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纲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转向现代化建设。这不只是“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涉及国家治理方式的改变，政党角色的转变（“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甚至，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标举的“民主和法制”，实际开启了这样一种转变，公报所提出和推进的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法律在其领域中具有至上权威，权力的行使必须服从于法律，受事先确立的规则和程序的约束；司法机关忠实于法律，并以此方式严格适用法律，逐渐成为后文革时期政治正当性的一个重要渊源。李庄案和重庆故事之所以引发普遍关注和激烈论争，正是因为它们涉及这一最低限度的法治，关乎其真伪乃至废立。          三          在许多批评者眼中，名为“唱红打黑”的重庆故事，几乎就是“文革”的重演，这也是重庆试验之不可接受的根本原因。这种看法虽然不无道理，但也未尽确当。因为它忽略了重庆故事发生的“后文革”背景。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法律及其运用才变得格外重要。实际上，重庆的“打黑”自始就是一场法律展演，侦查、逮捕、起诉、抗辩、审判，以及法庭内外围绕这一系列事件展开的论辩，都是以法律的名义并且围绕法律的具体实施进行的。在这里，法律至少享有一种名义上的权威性，我们不妨称之为“名义法治”，这可以说是中国过去30年“民主与法制”建设中最重要的成就。这也是为什么，李庄案，而不是众多涉黑案件中的任何一宗，激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应，成为重庆官方及其批评者之间的必争之案。     作为一名涉黑案刑事辩护律师，李庄被指犯有辩护人伪造证据等罪，这在重庆乃至中国特定语境中显得意味深长。如前所述，律师职业对于法治——即使是程序性的最低限度的法治——的建立和维系，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这个职业能否顺利发展，切实扮演其制度性角色，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法治有密切关系的问题。李庄案讨论中广受诟病的刑法第306条，也是因为它对律师的歧视性对待而受到质疑。     撇开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对李庄案的批评，几乎完全集中在法律的形式的方面，尤其是涉及定罪的程序性环节。同样，批评者对重庆“打黑”行动的分析，也是以法律是否得到尊重、司法程序是否被遵守这些形式要素为基本点展开的。在批评者看来，重庆“打黑”的种种举措，包括对律师李庄的指控和审判，从暴风骤雨般的运动式手法，到政法委统一部署下的公、检、法协同办案（所谓“大三长”会议），到徒具表演形式的法庭审理，以及从举证手法到舆论造势的各种表现，虽然都是以法律为口实，其实与法治原则适相反对。而这个法治，根据本文的论述，不是美国式的或者欧洲式的，而是中国式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确立的和明白宣示的，出于中国社会内在要求的，同时也符合一般法治国家最低标准的法治。     这种情形表明了“名义法治”的时代特征：法律体系初具规模，法律设施大体完备，法律话语充斥社会，法律受到名义上的尊崇，法治的拥护者和破坏者同时诉诸法律的权威。     不同的是，对前者来说，法律是他们唯一的武器，也是他们竭尽全力想要守住的“底线”；而在后者那里，法律不过是一个便于运用的工具，被用来达成当权者希望达到的任何目的。为了这些目的，法律经常被以非法治甚至反法治的方式来运用。     在此过程中，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公开、明确的一般性规则支配，公民的自由、财产和生命得不到保障，能够带来稳定预期的社会秩序无法实现，所有这些，终将削弱当政者的政治合法性。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这就是中国的法治事业面临的困境。就好像中国的改革正在十字路口徘徊一样，中国的法治在经历了过去30年的发展之后，正面临两种力量的牵引和推动，也因此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一种力量致力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把法治原则落实到法律的运用之中，让法治不只是名义上的，而必须名符其实，坚实而不可动摇。另一种力量则止步于有名无实的法治，这样，既可以法律之名粉饰政权、打击异类，同时又可以在涉及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不受法律制约，为所欲为。现实中，这两种力量从来都不平等：法治，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法治，也总是弱者的武器，因为，哪怕只是符合其字面意义的法治，对权力也能构成约束。     这也是为什么，无论组织还是个人，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把法律变成虚应故事，即使这些法律是由他们自己制定。尽管如此，“名义法治”为这两种力量都提供了活动空间：权势者固然可以奉法律之名，行操纵之实，并以这种方式维持其超法律特权，但即使是法律之名，对法律的操纵者也是一种约束，因为载于宪法的法治概念，连同所有公之于世的规则和程序，都可以被法治的拥护者认真对待。对后者而言，名义的法治可以也应当成为实在的法治。毕竟，中国社会需要法治，而法治也已经成为这个社会公认的原则，成为政治正当性的一项重要渊源。     观察和讨论中国的法治问题，重庆故事或者李庄案只是地方性或者特定领域的个案，在其他地方，其他领域，能够说明“名义法治”之下法治原则遭到蔑视和破坏的事例不胜枚举。事实上，时下因为权力不受法律约束、为所欲为而造成的种种乱象，不只对相关当事人造成损害，而且破坏了稳定的预期赖以维系的社会秩序，将社会生活置于不确定状态，并在社会公众当中引发了深刻的不信任感。     这种不信任感所针对的，不只是具体的官员和机构，还包括法律机构，而且是法律本身，甚至，是执政党的政治正当性。     这意味着，执政党要想顺利完成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转型，并在此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其合法性，获得国内人民的拥护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必须真正尊重法律，厉行法治，让名义上的法治，变成名实相副的法治。 进入 梁治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 唱红打黑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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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重庆路线是历史抉择 作者：陈有西 来源：YZZK 来源日期：2012-3-28 本站发布时间：2012-3-31 3:20:53 阅读量：5次 　　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摸石头过河」，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社会矛盾激化，各界思想焦虑，大家在思考下一步怎么办。是往回走，还是往前走；是回到三十年前的文革路线，还是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市场经济和政治开明的路线，是通过强权维稳压服，还是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解决问题。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又面临新的抉择。 　　我是从个案开始观察、了解重庆，在实际案例中发现其违法问题，再发展到宏观上观察重庆到底在干什么，想要什么，才逐步看清其基本路线和个人欲望上的问题的。说实话，我原先对那位主政者薄熙来抱有非常大的期待。他有作为的愿望、敢干的魄力、出众的口才，中国政治近年来过于无所作为和沉闷、守旧，需要有作为的政治家。而他好像是。但是通过实际司法案例观察，逐渐认清了其所作所为的权治作风和对法治的肆意破坏，甚至故意摧毁法治体系以实现其既定的个人目的，我慢慢从怀疑转向了坚定地阻击立场。因为他的成功，将意味着把中国带向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一点好多人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所以我那时是明知了可能后果，而作好准备冲上去的。 　　重庆这几年的基本方法是往回走，寻找原教旨，执政者利用手中的强权，强推一种复辟的意识形态，否定已经写入中国《宪法》的多元市场经济模式和「依法治国」模式；摧毁法制，迷信权力，用高负债和摧毁剥夺民营经济的方法均贫富，用短期好处讨好底层民众，用虚假的宣传数据欺骗人民，煽动民粹主义情绪，为自己博取政治资本，否定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梯级发展模式。不是向上的引领民众共同富裕，而是向下的摧毁富人、均分资产、回到共同贫穷。 　　外部表现就是：唱红，打黑，民生实惠，这三个口号都很能够迷惑一些人，其严重的后遗症，没有两三年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中央调整重庆班子后，一些底层群众一时想不通，还以为原执政者是一个为民办实事的，根本看不透其真正的目的。或者有些人看透了，而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来评价，管你什么目的，只要给我实惠我就拥护你。这需要时间和真相，人民才能够明白。 　　唱红，本身没有什么不对，甚至是符合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的需要的。权力的继承需要回顾传统，反思业绩，让人民感恩。但是重庆将其慢慢地宗教化、洗脑化、强制化，用文革式的手法，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和愚弄。这同违背自然规律大种银杏树一样，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打黑，从邓小平彭真一九八三年组织「严打斗争」开始打击流氓团伙，其实一直没有放松过，各省都一直在打击。中国的治安问题不是打得不够，而是管理出了问题，中国的死刑是国际上最多的国家，严刑竣法并不能根本上治理好社会。而重庆打黑，出现了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将大量合法民企中的个别违法行为拨高为「黑社会组织基地」，导致了严重的打黑扩大化和定性错误；二是为达到既定目的，重用迷信个人权力的王立军，怂恿警察严重破坏国家成文法的规定，放纵刑讯逼供，阻止和迫害依法辩护的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判决前，就违法拍卖处理涉案财产，将尚未定性的合法民企和个人财产，搞打黑展览，没入国库先期使用，对民企财富进行权力化转移，出现了许多的冤假错案。这个真相随着复查的进行，会慢慢暴露出来。 　　惠民，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一直在强调的执政理念，也是重庆现在很多人怀念前主政者、为其评功摆好的主要原因。从现有的不完全的重庆披露的信息看，一是高投入高负债，二是处理打黑资产，三是利用身份获得其他省区和中央企业和银行的投放，四是大投入搞市政形象工程，五是高压态势下的治安整治，六是虚假数据和评级，七是加大唱红正面宣传力度。这些措施中不能说没有出于政绩努力的正确做法，但随着重庆经济真相和财政数据的揭示，社会才会明白，重庆是真正的有发展后劲的经济成功，还是导致严重后遗症的形象工程。 　　重庆的做法很清楚地显示了，他们想回到单一公有制主体的社会，以打黑的司法手段进行第二次均贫富摧毁民营经济；经济运营回到计划经济政府操控的模式；在思想意识上回到对人的专制控制；在法制秩序上回到不需要法律而依靠强权人治的社会。如果重庆的做法推向全国，意识形态、民营经济、法治秩序都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邓小平说未来中国既要防止右更要防止左。这次阻击表明了高层现在的基本执政方针。因此，中国高层是清醒的，在历史关口坚持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不动摇，坚决把重庆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拨乱反正。     (陈有西，一九五五年生，浙江宁海人。李庄案律师，兼职法学教授，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已经出版法学著作十余部，其个人网站「陈有西学术网」一直位居大陆法律界浏览量首位。《中国律师》二零一零年度新闻人物、《中国新闻周刊》二零一一影响中国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五十位中国魅力人物」。)

重庆的事是路线之争吗？ 作者原标题：“重庆事变”是路线之争吗？兼谈陈有西的政治正确 作者：西克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9 本站发布时间：2012-3-30 0:29:31 阅读量：93次 　　作者按：2012年2月3日，薄熙来说“我们哪里出点事，敌对势力就可劲儿地忽悠、造谣”。旋即，发生“王立军事件”，重庆故事逆转急下，未几，薄督去职，数年来关于重庆的讨论达到高潮。在有限的官方权威消息发布后，各方围绕重庆和薄熙来进行了解读，而“重庆模式”也将逐渐步入全国一盘棋的“科学发展”轨道。目前看来，相关讨论远未结束，随着相关信息的披露，争论还将继续，故事却已不能改写。本人试图以“重庆事变”这一概念为中心来解读相关论争、探讨重庆的变局，同时评析这一事变未来的走向及影响。本文是系列文章的第一篇。 　　一、 “好同志”陈有西与“好汉”贺卫方 　　陈有西先生在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见该刊2012年3月20日《重庆事件不能用权力斗争来解读》)时说，薄熙来及重庆的问题不是“权力之争(不能用权争来解读)”，而是路线之争，是关于发展方向的“路线之争”，这符合陈先生关于时局论述一贯“政治正确”的套路。 　　隐含的信息极为明确：路线之争是理直气壮见得人的“理想之争”，权力之争则显属见不得人的“利益之争”。“中央”的决策，既然是根据“当前的形势和大局出发”且是“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的”，所以中央的决定是必然路线之争，断然不会是那些个见不得人的个人或派系的权力之争。 　　在权威信息极为稀缺时，对信息的掌握、判断和分析则至为重要。重庆事变发生后，以“国家利益看门狗”自诩的胡锡进先生直白地说“相信党中央”，对有“信仰”的胡锡进而言，其实这几乎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同样是中共党员，在坚定跟党走时，体制内的胡锡进要比体制外陈有西坦率和诚实得多，尽管他们都是党在各条战线上的好同志。而法学界一直坚持反对重庆唱红打黑的游走在体制边缘的贺卫方教授，则没有表现出“好同志”的倾向，更多表现出的是书生意气的“好汉”倾向。同为一代人的他们，都有强烈的“家国天下”的政治情怀，这一背景，影响他们一生。他们也都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过经历不同，姿态迥异。 　　二、 陈有西的政治智慧是与体制暧昧 　　从李庄案发生后，陈有西的《奇文批判》以及后来“重庆三论”等系列文章，前者是身为律师唇亡齿寒的紧迫感下的本能反弹，后者则透露出传统士人不得志的不甘——唉，看你养的这帮“智囊”，要是我来，断不至如此拙劣——同样具有士人情怀的70后律师斯伟江的“中南海来信”系列则要洒脱得多。想必陈先生下海做律师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对体制的告别，并没有那么决绝、甚至不乏眷恋。而这种对体制的暧昧，以及以体制内过来人身份的某些表达，尽管常被如袁裕来律师等圈内好友调侃(如自觉进行敏感案件的代理审查)，但也更多的被拥趸们视为是一种“政治智慧”。这种“智慧”，既是与体制暧昧的资本，也更是心怀庙堂的“投名状”。 　　的确，陈有西先生作为“崛起的法治力量”的代表，已然具备了这样的本钱。这也是陈有西先生将“重庆事件”定位为“路线之争”而不是“权力之争”的出发点，这正是他“正确”的“政治判断”要求他必须这么做。 　　三、路线问题究竟是什么政治问题 　　关于政治什么，有这么一个段子：阎锡山问名士幕僚赵承绶：“什么叫政治?”赵引经据典，滔滔不绝。阎笑：“没那么复杂!所谓政治，就是让对手下来，咱们上去!”阎又问赵：“什么叫宣传?”赵又洋洋洒洒，说古论今。阎更加不屑：“没那么复杂!所谓宣传，就是让大家都认为咱们好，别人不好!” 　　针对具体事件，定位为“权力斗争”还是“路线斗争”，这不需要什么政治智慧，就是简单的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但如何来看待，这就是政治问题。 　　在中共十大的报告中，周恩来按照毛的旨意总结过党的十大路线斗争，我们来看看建国后的这四个：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反革命集团。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些人跟毛之间的冲突是什么，但在政治正确的周恩来眼里，这全部都是路线问题。 　　四、作为山头的重庆和薄熙来 　　作为地方山头，薄熙来在重庆所做的一切，他所争取的、为其他人所忌惮的，只有一条，那就是隐藏在背后的争夺。在攀登权力巅峰的道路上，在没有现成可靠的规则可循时，如果不能明确成为某一派系的成员或为多派系所认可，那么博出位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从薄的重庆大事记中，2008年10月在重庆树立的全国最大毛泽东像，似乎才是“政治”的重庆故事的起点。然而这并未引起与薄氏路线相对的另一条路线的反弹，也未引起陈有西等人所言的党内“健康力量”的非议。换言之，即便薄熙来在重庆大张旗鼓的尊毛——这似乎才是典型的“路线”问题，这居然并不足以引起争论和批判。而直到2009年12月的李庄案发，才引起各界巨大争议，同时法律界才开始对重庆的批判狂潮。是不是说拥毛不构成“路线问题”? 　　如果说抓律师和黑打是判断“路线”的标准，那么在此之前，律师被抓被判刑的不知几何，都没有引起“党内健康力量”和正在“崛起的法治力量”关注?李庄是因为中青报的“奇文”而引起关注，还是因为是付洋领导下的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李庄”案而引发关注的呢?说到抓律师与黑打，律师界颇为关注的北海杨在新案、贵阳黎庆洪案，也没有人说广西书记和贵州书记有“路线问题”，因为他们他们无力冲击最高权力?如果说乱抓人及社会问题的处理是路线问题，那么乌坎的薛锦波之死怎么那么快被人遗忘，还不忘感恩掌瓢者对乌坎的恩赐?湖南的隆回强抢婴儿卖国外、湖南的李途纯案那么快就被人遗忘?山西假疫苗事件就那么快被人遗忘? 河北的三鹿奶粉事件早就过去了? 　　如果说传说中的“党内的健康力量”将拥毛和文革视为路线问题，那么在2008年10月塑毛像公开拥毛前，党内的健康力量们怎么没有表现过对薄的关注?2007年12月汪洋和薄熙来分别到广东和重庆就职，此时他们都还没来得及表明自己的路线吧，可是自一个月后的2008年1月底开始，温家宝就第一个到广东进行“考察”，随后胡温多次前往。难道薄在温总手下任商务部长时就有路线问题?这些年，胡温从来不到重庆考察让薄督颇为郁闷和尴尬，他无可奈何的一句“我相信胡会去的”，却成了“逼宫”的罪证。 　　五、薄熙没有“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机会 　　重庆事变因王立军而起，但压垮薄熙来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未必是王立军事件。如果没有他，还会有张立军、杨立军，因为薄熙来必须要“退休”，这也是政治正确，就像2006年的陈良宇一样。 　　如果薄熙来像其他大佬一样，一本正经的念好科学发展观这本经，通过踏踏实实的“和谐社会”建设，会不会在今年金秋时节有所收获呢?就像上海的俞督和广东的汪督一样。通过薄熙来在重庆这几年拼命的“折腾”可知，就他的情况而言，通过踏实念经，想要在今秋的大会上有所获，显然不可能，所以只能放手一搏，至于成败，已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了。想通过“中央保持一致”的努力来引起“中央”垂注，显然错误理解了“政治正确”的含义。或许正如陈有西所说，重庆无高参，薄熙来也是幼稚的，自从决定派他去重庆那天开始，他就失去了“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机会。 　　薄熙来常感慨“光阴似箭，转眼就到退休”，似乎一语成谶，也似乎早有预感。在重庆，他只争朝夕，只为赢得“中央”赞许，但最终，他没有等到。我相信他早就做好了去职的心理准备。 　　最终，薄熙来还是未能“与中央保持一致”。现在大会即将开幕，需要有人来祭会以求团结并立威，薄熙来如约而至。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