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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汪丁丁:教育是如何演变成公共之恶的?

汪丁丁:教育是如何演变成公共之恶的? 进入专题 : 公共之恶    ● 汪丁丁 ( 进入专栏 )        枫林晚15周年在场系列讲座:NO.11      大家都不喜欢的公共之恶,成为了我们的现实      汪丁丁:我们今天来的都是老朋友,如果我不认识的就是年轻人了,但是也太年轻了点,原来我想我们谈的是教育,如果浙大的学生多,我就从这儿开始,我们北大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里面,几乎每一次开讲的时候都有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善是如何变为恶的?它的英文是很容易理解,这是布坎南最早写的这么一个问题,他毕生努力想要回答的,就是怎么样理解公共之恶?布坎南的问题很重要,他说他要解释的,这在《自由的限度》前言里面说的,在1975年,他要解释的就是Public goods怎么就演变成为Public bads?大家都不喜欢的恶,居然就成为我们的现实。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理想的时代,就是毛泽东他老人家说过的“人多力量大”,或者“人多好办事”,就反对马寅初的控制人口的理论。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就是人要心齐,所以如果人心不齐了,也就是人多力量大的一个隐含的假设今天不再存在,那就是人心要齐,人心不齐是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的基本假设,如果人心齐那就没交换可言了,就得人心不齐才能交换。市场经济显然在我们这个社会取得了非常主导性的地位,但只不过人心坏了,用老百姓的话说“人心坏掉了”。这个“人心坏掉了”在西方并没发生,西方也有市场经济,它并没发生,那毛病出在哪的呢?是教育,因为教育是管人心的,医院医疗是管人身的。   学校是杀人心的危险场所,是屠场,是人心的屠宰场,你们知道学校的腐败有多么严重。      梁漱溟未尽之业,重拾中国的心理学      但是教育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怎么就变成了公共之恶呢?大家都不喜欢的一种恶。让我们从一个一百年的标题开始讲教育是怎么变得很危险的?梁漱溟,你们都知道我喜欢这老先生,因为他说他是不做学问的,他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但是在实践中,他用生命体悟出了一些真知,然后写了三本大书,第三本写完不久,1983年他就去世了。第三本书标题叫《人心与人生》,他在前言里说从1919年在北大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时候,就写了这个《人心与人生》的序言,一直到1975年才真正出版了这本书,写了一辈子,这是很重要的一本书。有人写过,说,走进他木樨地24楼里,只要一进那个门廊,就被这矮小老人的双目射出来的光就震慑住,不能再前行。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人心里面能养成这种气势。   他这个前言里还写了什么呢?写了脑科学,现代心理学。我和叶航一直在浙大推广现代跨学科科学知识,来熏陶这些学生有志于长期基于人心与人生这两大根本研究的学生,跟我们一起努力,完成梁老先生在《人心与人生》的前言里面说“未尽之业”,我这个引言有点长。为什么他这本书写完了就去世了呢?这本书的故事,我写过介绍,他在给他的两个儿子的信里面,他是蒋介石特派员,经历了很多九死一生的过程,在抗日战争时期。后来他写给培宽、培恕的信说,说日本占领香港之后,他就从香港撤退到澳门,到澳门海面上要坐船了,海面上日机轰炸的结果没有人敢出海。他是名家了,随行的大概有七、八条小船,他就一个人屹立船头,敌机的炸弹都在这附近,前面、后面都有船沉下去,他就还在这站着,一直到澳门,很多友人去接,大家都说你受惊了,他说不会,他说我知道根本死不了,为什么?我这三本书没写完。我如果没写完这三本书我就死,中国大地山河为之色变,这么狂!这是40年代。   到70年代他写了这本书,过了几年他就去世了,我跟你说的去世经历也是非常戏剧性。他读了西方的心理学、脑科学,所有的一些最前沿的,我们现在当然就更前沿了,那是80年代。现在脑科学发展到了连90年代都算旧闻了,都不算新文章了。      中国儒家的伦理学今天已经无法读懂      那么他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他这子写的这个东西,不能成为完成的著作,因为他发现孔子的伦理学,就是中国儒家的伦理学,今天已经无法读懂,为什么呢?因为伦理学是一套学理,他要支撑的事实是什么呢?是心理事实。今天我们学的心理学,都是针对西方族群的心理事实,中国没有心理学,很长时间都被压制了,在100年里面极其弱,最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学说,始终没有振兴。那既然没有研究中国人心理事实的心理学,古人留下来的关于伦理学的原理,所指为何?他说你不能齐古人于地下,问他当时孔颜对话的场景,那时候颜回的心理事实是什么?你无法知道,也没有文字留下来。他说他的志向在这本书里,是要建立中国人的心理学,老先生快要去世了,要建立中国人的心理学。他说有了中国的心理学,古儒的伦理学,才落地生根,才能理解了。你现在读的都是《论语》,那是拿来当西方文字读,你根本不知道当时的情景,这是很复杂的思想,很深刻的思想。你们如果听过陈嘉映的报告,在这儿也做过,你应该知道陈嘉映跟我从两个不同的途径,走到同一个所谓情景理性的概念上。陈嘉映曾经给杂志写过半年的专栏,他就去北欧度假了,其实是工作,剩下的事儿怎么办呢?他说让丁丁写,所以我们俩写了去年一年的专栏,是哲学专栏。我一看前面写的六篇,其中有一篇是关于维特斯坦的哲学,他是这方面的开创者,“事实啊,你要想言说,有不可能之处”,这是维特斯坦立的宗教感很强的一个界限,在不可说的时候必须沉默。那事实通过什么言说呢?嘉映这个文章有意思了,在这六篇里面有一篇,他说“事实通过情景言说”,我一看这个我说嘉映跟我走到一条路上了,叫情景理性,孔颜对话,颜回没留一个字就死了,到今天没有人读得出,没有人令人信服提供一个回答,马一浮当年写过几万字,程颐也写过一些,因为宋代的考试这是一个题目,《颜子所好何学论》,后来主考官是欧阳修,挑中了一个人,我如果没记错就是程颐,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先河,大概是这样一套东西。   今天讲的教育在1942年浙大有一批教授,这批教授里面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思想者,其中也有钱穆,他写了一篇文章是回顾2000年中国教育得失,段怀清老师后来把它收集到《思想与时代》文集里,钱穆在这篇文章里可以说在我看来第一次系统浏览了中国教育得失,钱穆喜欢写这个,比如说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我们都知道。中国历代教育得失,是在这篇文章上,在浙大写的。根据他总结,教育最成功的就是北宋初期,就是刚才我说的欧阳修考《颜子所好何学论》这篇考卷答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教育钱穆把它叫做,既不是魏晋时期的高门氏族的门阀教育,就是为了培养自己家族的接班人,也不是完全官办的今天这种教育部统治的教育,像浙大、北大都一样,都官僚到了不愿意让人家看。在这两种教育之间有一种教育,钱穆叫做“社会自由教育”,社会自由教育顶峰就出了宋明理学的这一大群人,然后逐渐衰弱到了晚清。社会自由教育也很难说是官督民办,但是官方肯定也参与,但不是主办,主办就是私塾的力量,民间办学的高人。   大致上回顾《人心与人生》,人心不能够坏,这依赖于教育。这一两千年中国的教育史,教育的历程钱穆在这篇文章里做了很精辟的概括。      多巴胺、血清素、产后激素构成影响胎儿的情感决定因素的铁三角      JEBO(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是行为经济学今天的主流杂志,相当于经济学的头牌杂志,这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作者,是领袖级的,叫Paul Zak。Zak写的一个文章,介绍胎儿的情感演化里面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这进入正题了,我们从幼儿教育开始说,中国教育是如何从公共之善变成公共之恶的?   胎儿的情感在四月份脑成型,就是第16周,你们将来当母亲就会注意这一点,不要以为他还没出生,你干什么事都行,不对,天罚,你干什么事儿胎儿都知道,你所思、所想。所以胎儿四个月脑成型之后,他的情感成型过程,在出胎之前,大概60%已经决定了,为什么呢?Zak根据最新的进展,在这篇文章里画了一个三角,叫胎儿的情感决定因素的铁三角,这个铁三角最著名的一个角,我们说右下角,你要做笔记就画右下角,画一个三角,顶上待会儿再说。右下角是什么呢?是和幸福感相结合的一种基数,或者是荷尔蒙,叫多巴胺。   多巴胺,他不一定是注射了多巴胺他就感到幸福,那没有什么意义,那是自欺欺人,跟吸鸦片似的。所以多巴胺的系统当时也叫做鸦片回报系统,它在我们的尾核感受器里面,就是多巴胺敏感的脑器官包括纹状体三结构,尾核,壳核,苍白球。   这是去年我在北大行为经济学最后涉及到教育问题的,给学生的一节课。总之有这么一套鸦片回报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或者说它和儿童的幸福感,和每一个人的幸福感水平同时起落。因果关系我们不知道,因为统计研究不提供因果联系,你不要以为注射了多巴胺,这人就幸福,不是的,也可能是因为幸福,所以多巴胺上升,你不知道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但总之这是铁三角相当重要的一个角,在2003年名噪一时,出了名了。   现在我们来介绍铁三角的左下角,左下角中文翻译是血清素,它的大众的名称叫紧张激素,它是专门为了要调动紧张感,和它统计显著相关的就是血清素水平会上升。儿童在母腹里面,经常会紧张,为什么呢?这跟母亲有关系了,西方有大量的吸毒母亲、单身母亲、暴力倾向的母亲、失恋的母亲,还有很多西方社会积淀到今天基本上都已经在中国实现了,但是没人谈这件事儿了。我们先把西方的最新的看法引进,然后再回到梁漱溟所说的《人心与人生》的故事上来,当然如果有时候还可以继续。   左下角就是紧张激素,最后怎样来协调这个紧张感和幸福感,你想想你要幸福感、紧张感,这中间都有协调,要不然冲突起来很麻烦了,又幸福、又紧张,紧张当然就导致恐慌,或者害怕,那就不能幸福。幸福当然不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这种希腊词的幸福,而是简单的幸福,它不是希腊意义上的幸福感(happiness),它是生理学意义上的快感(pleasure)。   接下来要介绍三角形的顶端、顶点,这是最重要的,也很有意思,和母亲非常相关,因为它的名字叫做产后激素或者叫垂体后叶激素。你知道哺乳类的鼠类有很残暴很可怕的一面,它会撕食自己的孩子。凡是养过宠物,养过小耗子的,我女儿养过小耗子,母耗子要生孩子的时候,不能见到他的配偶,那公耗必须滚蛋,不知道为什么?是她告诉我的,我没有研究过老鼠。如果这个母亲在生产之后,发现他的领地里面有陌生的气味,包括她丈夫,她不是单一配偶了,包括那公的,她就会很残暴地撕食这个幼子,这很可怕。   那么大自然的演化能够生存到今的哺乳动物,有一种什么特点呢?就是要在产后的时候排出这种高水平的激素,让母亲对她自己的产儿变得非常耐心、关爱,这种激素是铁三角最重要的协调因素。这个产后激素如果产后大量分泌,过头了,这个社会上发生过很多,前两天在浙大附属幼儿医院,我看浙江卫视,我很少看电视剧,但是偶然让我碰上,还都是有意思的,他拿着锋利的刀乱刺,记者说,孩子没保住,你知道孩子没保住的后果是?她这东西分泌出来了,她不能管这事儿,她就抑郁。所以产后激素分泌太多,叫做产后抑郁症。不管怎么样,这都是日常心理学。   Paul Zak的铁三角,它的最关键的一部分是说,根据现在的研究,这个母亲从四个月一直到生出来,一直到3岁以前,这个小孩应该怎么带?   如果母亲太紧张,当然就是血清素的水平会上升,这时候你的孩子如果生出来,你孩子生出来民间的办法是拍拍让他出声,听听哭声完事儿了,肺通了,有呼吸了,好养了。但是在大医院里面不是这样,首先出来以后拍拍,出声了,然后就上仪器了,就开始测了,测什么呢?叫做心电图的基调,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胎儿呼吸的时候,一呼一吸他有一个基准的频率,有一个性情平和的胎儿和性情狂躁不稳定胎儿的呼吸差别,这个基调很重要,这个基调不对说明什么?说明母亲有问题,母亲就出了问题了,因为你让她老紧张。有的母亲一怀胎就不耐烦,觉得好日子单身还没玩够呢!尤其杭州女孩,还没玩够,你就让我怀孕,就为了你们家老头,就是老太太想要孙子,就这些事儿她特别恨这孩子,我跟你说你只要产生这种情绪,小孩比你敏感得多,小孩他马上在你的腹内,他就会接受这种,他就觉得不安,他有紧张的激素,所以血清素分泌就偏高。偏高的结果老紧张,你们查一下任何一本古典的,80年代出的生理学的教科书,血清素是让你的肾脏腺素、血压、心跳全都加快,因为动物有一种本能,它要反抗、要挣扎,这种孩子他就完了,他就很麻烦,将来也很麻烦。   那么能够调节他的是另外两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汪丁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共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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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丁丁新作 中国教育的希望在民间

中国教育:希望在民间 父母养而不教,多是不晓得怎样教;至于教师之堕,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教育制度。 作者: 汪丁丁   发布于:2012-6-1 《IT经理世界》 当今世界各国,教育何以成为严重问题?人类是社会性哺乳动物,迟至50万年前,洞穴时代,人类每一群体的规模未过百人,由血缘维系。那时的“教育”,与一般动物类似,主要是生存技能的传授。幼兽只需在脑发育的适当时期模仿成年野兽的行为,即可习得关键性的生存技能。虽然,社会性哺乳动物的个体,已兼有“个性”与“群性”这样两种未必总是协调一致的本性。现代研究显示,食肉类社会性哺乳动物的幼兽,在脑发育的某一“时间窗口”必须在成年野兽的观察范围内学会公平地与其他同龄幼兽戏耍,也称为“费厄泼赖”(fair play)。那些在时间窗口期限内没有学会费厄泼赖的幼兽,将无法获得“群性”遂成为孤独的个体。 汪丁丁 斯密《道德情操论》的结论篇,有如下概括:纵观人类千差万别的道德观念,无非两类,其一关乎个体幸福,其二关乎他人幸福。关乎个体幸福的核心道德只有一项,就是“谨慎”,而关乎他人幸福的核心道德只有两项,“正义”和“仁慈”。在许多场合,这三种道德力量的作用方向或许发生严重冲突,于是我们有必要诉诸一种更根本的人类能力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冲突。这一能力,就是“合宜性”,即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一位公正无偏且充分知情的旁观者,随时提醒我们反省自己的行为和情感是否恰当。合宜性,即中国文化传统的“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人类是社会性哺乳动物,人类发育正常的每一个体,于是都兼有个性与群性。毫无个性的人,也就丧失了创造性,不符合“人”之定义。毫无群性的人,不懂得合作,无法融入人类社会。 教育在人类社会成为必要,我推测,始于人群规模开始超过血缘关系范围的时期,例如,开始出现数百人乃至数千人的群体。要参与这样规模的群体生活并分享群体的规模收益,个体必须懂得并实践这个“义”字。否则,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秩序便难以扩展。物竞天择,那些难以扩展合作秩序的人群已被淘汰。幸存的群体,规模足够大从而规模收益足够大,便逐渐扩展到地球的许多区域,成为那里占主导的社会形态。 不懂得义或知其字却不能践履其义的人,无以成为“君子”,于是只成为“小人”。一个群体若全由小人组成,便很难维系为一个群体。小人,孜孜孳孳于私利而不返。这样的人,既可充斥于官场也可充斥于市场。如果我们已经见到官场和市场里出现了非常多这样的人类个体,我们便可推测中国教育是很失败的甚至完全失败的。 综观教育在中国失败的情形,我认为,初等教育比高等教育更加失败,而在初等教育的各阶段,幼儿教育是最失败的。何以如此?因为,幼儿教育的核心,是幼儿在家庭里形成的教养。虽说“教不严,师之堕”,但首先是“养不教,父之过”。或许因为教育在两代人身上的失败,父母养而不教,不是不想教而是不晓得怎样教。至于幼教的教师之堕,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制度。中国其实非常缺乏幼教师资,但在中国,与高校教师的报酬相比,幼教老师的报酬实在太低,不足以普遍地保持老师基于对孩子的关爱之情而激发的认真不堕的敬业精神。 民国以前的初等教育,以私塾为主要形式。乡村私塾的财政来源由本地士绅主持,使同宗儿童,不论贫富,皆可入学。以清代为例,教育占优势的地区诸如两江、两湖、两广,皆为民营经济最发达且享有较高政治参与权益的地区。又以钱穆先生最看重之宋代教育为例,当时天下有识之士,十之四五,出自江南教育家胡瑗门下,著名者如程颐。 公学之兴起,如钱穆所述,创于盛宣怀,特慕效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张之洞诸人之所为。故新学之兴起,有其极可注意者,其一,非由国家中央发动,且非为有计划之整体推进;其二,非由学术界倡导以探求根本意义,只不过由几位地方疆吏拨资创办,其先仅限于翻译与军事,尤之可也。后虽延展至法政与经济各科,却仍无根本意义之探讨,停留在效法西洋之器物层面。所谓“器物层面”的教育,也即教育仅仅是功利主义的。急功近利,不求根本。公立教育的这一大弊端,肇始于“新学”之初。更何况在计划体制的官僚化倾向作用下,新学再沉沦一层,成为“官办教育”。诚如钱穆所论:教育有独立之精神和独立之职权,而后可以有高远之理想,而后可以从事于学术人才所以为教育本源之地者以备国家社会真实之用。 而今,中国社会基层,宗族私塾消失殆尽,官办教育腐朽不堪。中国教育的希望,于是只在民间。 下一篇: 跨学科教育研讨会开场白 我引用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 推荐《启真》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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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跨学科教育研讨会 我引用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

这次跨学科教育研讨会,我的引言,以阿伦特1955年《黑暗时代的人们》序言开篇,下面是这本书中译本相关节选,主要阐释“黑暗时代”的涵义: 我们为何要开会?我们独自在书房里思考难道不是更多产也更自然?开会的前提,是熊十力在《佛家名相通释》前言里阐述的读书原理:读者用他全部的生命体验撞击文字,才可迸发最质朴从而最有生命力的思想。开会,就是提供这样的生命体验相互撞击的场合。这是我们“开会”,或我组织这次会议的唯一理由,它提供了“会议”的学术合法性。     据此,我们邀请发言的几位朋友,或许有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验。请注意,“生命体验”是中西思想传统得以交汇的一个观念。仅仅活着,就仅有体验,不能有生命体验。后者,在西方有存在哲学阐释,在中国则始于古代儒家,正心诚意,才有生命体验,通常只不过是瞬间的真诚,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但在面对死亡时尤其可能有。历史是一连串偶然事件,我们这样安排,效果如何,完全依赖于一连串偶然事件是否发生。例如,发言的朋友们是否能充分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他们的表达是否能打动我们的心灵并激发我们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生命体验的相互撞击是否激发质朴的从而生命力(张力)极强的思想?这些,都是偶然。事实上,我在两天会议结束时发言表示,我并不认为这次会议有我们预期的那样好,因为有些发言(包括学生们的),或许多发言,并非生命体验的表达,只是我们这个时代官僚化的会议发言的翻版。但我们很高兴,因为毕竟有了某种创新的开会办法,而且在场的朋友们无不为例如孙立哲表达的生命体验以及生命的原生力量感到了震撼。      我们努力要删除谎言,这当然是一种悲剧性的努力。因为,我们是黑暗时代的人们。 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王志毅,2012年6月主编的《启真》第一期(创刊号),收录了相当多的好文章。我特别推荐给跨学科同学们,例如,孙飞宇评析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文章,思路与 Amartya Sen 2009 《The Idea of Justice》十分接近。志毅沉潜多年,编辑这本以书代刊的小册子,很用心。 下一篇: 公民意识也是教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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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小题两则 —哈根达斯冰激凌在中国“偷工减料”的习惯 应建立“集体诉讼”从而打假可以赢利

标题是小题大做的“小题”。如果你沿着夏威夷檀香山 Waikiki Beach 散步,沿街有几家哈根达斯店铺,如果你在北京、杭州、大连也吃哈根达斯冰激凌,你会立即发现你买的哈根达斯“单球”,在例如杭州EAC(欧美中心)的哈根达斯店,比在夏威夷海边的,分量少了三分之一。而且,我的体验,这是中国哈根达斯店最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呢?或许因为他们并不训练员工只能出售“压实”的冰激凌球,或许因为用那把勺子将冰激凌压实实在太费力而这些孩子都娇生惯养至少觉得自己娇生惯养。总之,我喜欢并且最经常吃哈根达斯冰激凌,我的观察,中国的哈根达斯,分量普遍少给了三分之一。价格呢?中国的单球现在是30元,大约五年吧,从20元涨到30元,年均涨幅超过15%,同一个单球,在夏威夷海边,只要3美元(不到20元人民币),还是装在新鲜的脆皮筒里的(在中国,你要为这种脆皮筒再付费10元)。关键是,分量太少,这才是中国哈根达斯赚钱的商业秘密。你想想,每一个冰激凌球,少了三分之一,那么,一桶冰激凌可以多卖多少钱?难怪我在大连百年汇豪生哈根达斯店里常常见到后台有几位女士戴着哈根达斯的工作帽,大吃哈根达斯冰激凌。是她们自己买的?不像,概率极高,是分享中国哈根达斯的“三分之一”商业秘密。我认为,这些哈根达斯普通员工的月薪不会高于三千元,也就是100只单球的费用。每天在每一个店,他们很容易可以用进口的同样数量的冰激凌多买100只单球,也就是多了一个月的薪水,每个月他们可以多挣30个员工的薪水,每一个店的员工总数不会超过10名,也就是说,店员的实际收入可能比总部发给他们的多三倍(超过1万元)。当然,这类阴谋是不会得逞的,员工怎么可能长期有这样高的收入而不泄密呢?所以,他们只能大吃冰激凌,“分享”中国哈根达斯老板的“三分之一”商业秘密。怎么样?知道我的小题不是小题目吧?无奈,中国消费者太喜欢哈根达斯,从不抱怨。至少,我很少听到顾客抱怨分量太少,我在大连的一位朋友,向我抱怨过,他是上述那家哈根达斯店的金客户,每次至少买四个球,每周要去三次以上,有时每天开车过去买,他认为那里分工使用冰激凌勺的雇员给的分量越来越少。我只能写这样的小题,除非,中国有消费者的集体诉讼法。如果有,我会怂恿一些朋友成立靠打假就可赚钱的机构,我会用我天生敏感的味觉和嗅觉和我寻找美食的热情去投资入股那些食品打假公司,并且我深信不疑,集体诉讼法的确立,将比成立二十个质量监察委员会或招聘100万专职确认数千万商品是否符合中国政府颁布的全世界最严格的质量标准的公务员,更能改善中国商品的质量。道理太简单了,香港人口语:无利不早起。公务员为何要努力落实商品质量标准?为何他们不与商品造假狼狈为奸?集体诉讼,就是要让打假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舍此,你还能有什么办法拯救中国的……,例如,每年出生的数以千万计的儿童?今年出生的更多,他们在这个世界里的健康也面临更严重的威胁。关键是这些儿童,因为他们比成年人脆弱得太多,而且早年接受的污染,不仅损害身体,还形成心理障碍。我推测,这个民族可能灭亡,将来由外星人写的地球历史,可能有这样一段文字:这个民族是“自作孽”而灭亡的,当然,首先是因为废除帝制之后偶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了一个极糟糕的政府,在一系列的方向性错误之后,毁灭了这个曾经非常伟大的民族。      我在枫林晚的发言,主要是两句话:1)知识不是生产力(培根的拉丁文表达:“知识与权力合一”),权力问题是知识社会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2)政治民主化是大势所趋,知识传播,我们称为“教育”的那种社会交往过程,它的一项副产品是迅速降低了大众参与政治的成本(心理的和表达的)。Glaeser and Shleifer 晚近在NBER的一篇工作论文里向我们报告:独裁者为了发展经济不得不普及教育(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投入品),而普及教育的一项副产品是民主化运动。 下一篇: 丁丁新作 常识缺失 这是发表时编辑修改后的标题 附议今年杭州品茗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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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财新记者封面文章 —中国城市水质调查

财新记者以惊人的专业精神,从铁路问题,转而研究水质问题,这期《新世纪》的封面设计及封面文章,以素淡之文字描写这一注定要长期延续的底层危机。附图只是记者整理制作的插图之一,数亿居民的饮水,重金属污染,政府严重失职而公众无权知情,……。若说“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么,这一次呢?坏体制每日每时制造出成批的短视官僚,从而复制了更短视的体制,短视到何种程度?凡一类问题,不论多么严重,只要“任期”内不被公众知晓即可(包括责任者财富和人身的安全转移期限)。水污染导致的恶果,与诸如医患纠纷、教育腐败、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和群体事件这类恶果相比,完全是潜移默化类型的,为何要关注?其次,受害的不是某一群体,而是我们全体,不患寡而患不均,谁会嫉妒谁?第三,权力垄断,无竞争,媒体批评哪里有“可信的威胁”?第四,负总责的官员当然有追究这类后果之责任的动机,但应权衡得失,官僚政治完全丧失自纠错(危机处理)能力的特征是:各级官僚机构权衡得失之后的理性决策是,它们只能依靠相互保护才可摆脱危机。于是,第五,公众开始向外移民(由于许多许多官员的子女已移民故而闭关锁国几乎不再可能),向哪里移民?凡短视不严重到如此程度的,都可成为更适宜的居住地,公众只需知道那里的水质状况(“水知道你的罪孽”)。最后,出版于2090年12月最后一期的《时代周刊》,封面文章的标题是:地球上又多了一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几乎可以断言,事情不会发展到上述想象的程度。因为,呵呵,纳税人都移民了,何来政府呢?故而,政府危机,首先就是岁入枯竭或对于岁入枯竭的预期。这是已出现了上述第四行为模式的任何一个政府的改革之最大动力,那是一个使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相符合的狭小领域。体制内改革者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可能进入这一狭小领域吗?可能,若关于岁入枯竭的预期与足够多的当权者的短视期间有重合的话。这是体制内改革的前提之一,然后,达成共识,这是前提之二。有能力提出可达成共识的政治表达,这是前提之三。   下一篇: 丁丁新书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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