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

2011年09月19日 08:29:03 　　   　　   　　1,安逸：民众耽于利益追逐，害怕社会动荡而为专制铺平道路。专制国家诱使民众沉迷于短暂的安全与享乐之中，但当他们醒来，就会发现他们很不幸，而这个不幸，无法通过政治解决，那么暴风雨为期不远。   　　   　　2，稳定：当一个专制国家表现稳定时，往往暗藏了危机的征兆，社会之所以安宁无事，完全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强大，而是他承认自己的虚弱和衰弱，唯恐经不住折腾而一命呜呼。   　　   　　3，窒息：专制之下，民众或许能获得安全与稳定，但他们不懂自由，或许不需自由。他们不必为国家的命运和公共事件费心，因此德性和心灵慢慢枯萎，甘为奴隶。当一个国家的德性日渐枯萎，国民麻木不仁是，国家就濒临危险。   　　   　　4，断裂：没有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能事无巨细地安排一切，庞大的系统中经常发生断裂和问题，民众就成为受害者，如动车事件，往往某个环节的断裂有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动摇，于是他们不得不忙于组织各种可能危机的爆发，这样的政制缺乏创造力，通常为秩序而放弃对其他重要伟大政治目标的追求。   　　   　　5：手术：这种危机潜伏时刻，治国者必须敢于唤醒民众，赋予他们政治权利，让他们从身边之事开始关心国家的命运，或许因此造成上社会的动荡，但是，这是必要的危机，而如果民众只要求秩序，那么只能甘当奴隶。不能因为手术有风险而放弃开刀。这就是险中求胜。   　　   　　6，途径：一个民族经常被剥夺政治权利，那么赋予民众政治权利的时刻，是一个危险的时刻。这个危机通常是必要的，虽是危险，不能因噎废食。最好的途径是通过乡镇自治和结社。借助于地方自治和结社，政治称为公民身边的事情。行使权利的经验也慢慢得到积累。   　　   　　7，结社：在社会上，个体都是软弱与孤立的，因此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结社是弱小的公民个体联合起来对抗专制，捍卫自由的重要手段，社会一定程度上相当于贵族在贵族社会中的社会和政治角色。结社中个体的心智得到锻炼和提高，心里变得开阔，理解力能发展，结社把他们从不同的社会背景拉出来，互相学习，消除隔阂。   　　   　　8：自律：成为公民：自我运用自由，践行自由，学会自律，尊重他们的自由和权利，只有自律并能互相尊重的公民才能组成健全的社会，也只有他们才能造就强大的国民。他不能也不应当指望国家、社会、他人替他操持自己的事情。没有人能帮助到一个不肯帮助自己的人。   　　   　　                          -摘自《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有个别字句系我添加   　　   　　   　　 上一篇： 一个业余刑辩律师的问答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8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俄罗斯画家格里采：四月的树林 雲邊居士按： 这是今天写的14条微博整理而成的短文（已做成长微博发表），成文时做了一些调整，以使逻辑更加连贯，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以后有想法再写。 简议改良与革命 萧瀚 多年前我就劝访民结束上访，上访除浪费生命和人格尊严，无任何价值，我也曾幻想过改良，但不久即明白指望改良和上访是一回事，思维上同构，从此只宣说自由民主宪政共和的理念和制度，剖析现伪政权的邪恶性质。现状下还指望改良，已不是个糊涂不糊涂问题，而是诚实不诚实问题。 中国当下之急，不是讨论如何改良——这跟讨论如何在云端上盖世贸大厦一样可笑，而是讨论如何革命。讨论革命，就是讨论如何革故鼎新，如何结束旧的邪恶制度，建立新的正义制度；就是不指望当权者，而是指望公民社会；就是不指望彻底非暴力，而是如何最大限度避免非正义的暴力。 讨论革命，不可能回避如何处置垬。垬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邪恶黑帮，这不仅是其理论的产物，更是其建立的制度所致。反对垬，实质是反对黑帮垄断暴力与权力，而不是反对哪个标签符号。因此，讨论革命的重要心理基础是尽可能减少清算思维，而将精力集中于如何赶牠下台重搭正常平台。 改良的本意是承认现有制度基本合理前提下，对部分不合理的制度bug进行订正修补。由于现实严酷，改良概念被滥用，以至于竟忘其本意，衍生了新的奇怪含义，即内心虽否定现有制度合理，但企图暗渡陈仓，以改良之名推动掌权者自杀。这显然荒谬。若否定现有基本制度，革命论就不可避免。 古希腊迄今，西方一直存在选统治者还是选制度之争，但选限权制度一直是主流，西方于是走到今天的现代宪政制度。中国直到前现代，都只有一种政治观念，就是寻觅“圣王”统治。一朝又一朝只有造反，没有革命。流血鼎革无非一个暴君倒下，千万个暴君站起来；旧暴政作古，新暴政诞生。 革命，既要防暴力万能论（这是轮回），又要防绝对拒绝暴力论。反抗暴政是人天赋之权，无任何理由剥夺人民面对暴政时正当防卫的权利。革命，还要防止救星心态——无论对己对人，革命的核心实践在于自救与自治，而不是指望圣人，一旦偶像崇拜泛滥，限权制度必难建立，如此必回归暴政。 担心倡导革命导致血流成河。此观点何其糊涂。革命既无法被倡导，也无法被阻止，它的来去既源于现实，也有无法预知的神秘因素。当制度已腐烂透顶，根本无修复价值和可能时，革命就已在酝酿中，此时若讳疾忌医回避讨论革命，一旦真来临，无革命共识的乌合之乱倒真的会导致血流成河。正因中国的四暴传统（暴君暴政暴民暴乱），才更应深入探讨革命问题，而不是回避，回避只能加固四暴传统。阿伦特说“革命向来且唯一的理由就是自由”，这说到了根本。辛亥革命是革命，但1949鼎革就是新建暴政，其建立并延续至今，原因之一就是革命者以及绝大部分人民不懂何为革命。 1917苏俄与1949中国，在汉语表达中，都被视为经典的革命。这种表述是受西方脑溢水患者和苏共、垬垄断性话语权污染所致。其实，这两次震惊世界的巨变，都是从奴役走向绝对奴役，是“革命向来且唯一的理由就是自由”的反面，是最典型的伪革命。将伪革命视为革命，是革命恐惧症的原因。 要消除革命恐惧症，最要者是尽可能地让革命话题进入公共领域，经过讨论，使得这个词被祛魅，击碎其恐惧性外壳，使得健康、良性、和平的制度革命观念替代原有似是而非、唯暴力论的杀人革命观念。不深入讨论革命各层次含义，因恐惧而回避，唯一结果是大厦倾覆之际，只有暴乱而无革命。革命的最核心思想，在于从奴役走向自由及其相应制度安排。仅凭愤怒情绪而无理性的限权性制度建构能力，革命将沦为海涅所谓“播下的是龙种，收割的是跳蚤”这一惨剧（这不是悲剧，因无任何审美价值），就会从奴役走向奴役，甚至走向绝对奴役。抛弃正确的革命观念，只有奴役及其轮回。 许多人恐惧革命，是恐惧与革命相伴的暴力。本来革命未必暴力，暴力也未必就是革命。最成功的革命通常暴力最少，因革命的目标是制度，而不是杀人。只有旧的邪恶制度执掌者使用暴力顽抗才导致暴力冲突。因此，只有当革命暴力是正当防卫性质而非屠戮性质时，革命就能最大限度减少暴力。 从逻辑而非事实本身看，革命分两步骤，即推翻暴政和建立善政。并非所有民族都有将两者结合的能力和运气，辛亥革命前的3000年，中国都没有，辛亥革命后好景不长，内忧外患下垬结合古今中西垃圾，创造出远胜于传统的暴政。于国人而言，如何使得推翻暴政的结果不是建立新暴政至关重要。 从奴役走向自由是革命，从专制走向民主是革命，从集权走向分权是革命，从伪共和走向真共和是革命，从极权走向宪政是革命，从统治走向自治是革命，从臣民走向公民是革命，从人治走向法治是革命。被称为转型时代的当代中国，这个时代就是革命的时代。对于自由而言，革命已无法拒绝。 2011年9月18日欲追遠堂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是谁想将聂树斌冤案“进行到底”？   【 http://www.newssc.org 】 【2011-09-14 】 【来源：四川新闻网 】   朱少华 　　 “一案两凶”的聂树斌案过去多年却仍没有定论，承认自己强奸杀人的“真凶”王书金至今也没有拿到他的终审判决书，案件已经严重超过了法律规定审理期限。9月11日，贺卫方、何兵等学者和六十位律师在石家庄召开研讨会，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正在征求意见之际，再次就聂树斌一案进行讨论，并签署呼吁书，要求法院尽快启动聂树斌案再审程序。(据9月14日人民网) 　　 这似乎让人很不可思议。事情已经真相大白，问题很明显，聂树斌这起“强奸杀人案”办成了惊天冤案，被冤屈的人已经被执行枪决，生命不可挽回。而我们能做的既是尽快给聂树斌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将真正的凶手绳之以法。这样也才能给被冤杀的人多少送点安慰。但是现在凶手一次次的要求公诉，要求伏法，“不希望给别人背黑锅，也不希望别人给自己背黑锅。而我们的相关司法部门却出奇的“淡定”了。问题已经很清楚，二审已经“审了”整整四年了，居然至今没有任何结果，已经严重超过了法律规定审理期限。如果不是几位律师和专家将此案“兜”了出来，估计这个案件将可能被无限期的拖延下去。聂树斌也将可能永远成为“游魂野鬼”。 　　 对于老百姓来说，人们也许可以原谅办错了案件的司法机关，因为必定是天天和案件打交道，如果要求其100%都办成铁案也不现实。人们甚至可以原谅办成这样惊天错案的法官。既然木已成舟无法挽回，就应该勇敢地承担起责任，该处理的处理，该道歉的道歉，该给受害人昭雪的更该一刻也不耽误。但是人们绝对无法原谅将一个无辜的公民，错捕错判了，最后又错杀了，案情已经大白，却还能在那里推诿扯皮优哉游哉。甚至连真凶都“良心发现”态度坚决的要求认罪，司法机关还能在那里“面不改色心不跳”。这到底是为什么？是什么“动力”促使他们扯皮推诿甚至千方百计的要将聂树斌的冤案“进行到底呢”？ 　　 其实在为聂树斌纠错的问题上有一个难题大家都心知肚明，那就是错误好纠责任难担。因为谁都知道像聂树斌这样的错捕错判错杀的案件绝不可能纠正过来就没事了，肯定要追究责任并进行严厉的问责，并进行国家赔偿的。更重要的是这一起冤案真要追究起来公检法、上下左右、从领导到具办人员谁都脱不了干系。这些单位都有责任，现在按照程序，又必须通过他们才能纠错昭雪，也就等于另一种自查自纠，不仅牵扯到自身利益，更有可能危及到自己的前途甚至乌纱帽。如此厉害显而易见，当然会能拖就拖得过且过了。 　　 这起严重“冤杀案”已经让国家法律的威信和公信力受到了重创，而现在纠错又无休止的拖延更让全社会担忧。对于聂树斌的纠错不仅关系到法律的权威，司法部门的工作作风，更关系到我们法律的伦理，官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当地司法部门之所以不愿纠错，甚至还想“将错就错”，更是为了推脱责任，维护其虚伪的脸面。因此，对于这种现象，国家相关部门，尤其是我们的人大机关不妨出面强力干预，因为我们的人大机关不仅能够代表人民，更有保护人民群众的义务。 (四川新闻网太阳鸟时评)

看到北京市公安局宣布李双江15岁的儿子被收容教养一年，我的第一感觉是有点过了。根据刑法规定，收容教养是针对涉嫌犯罪但未满16周岁的人采取的强制措施。从现实生活中看，类似行为通常不会收容教养，何况双方已经和解。回首整个事件，公众异常愤怒，公安机关也异常地从重从快处理，这背后有什么特殊背景？   特殊背景就是随着微博的兴起2011年中国公民社会掀起了一场打“二狗子”运动，表现为网民进攻李刚、红十字会、故宫、慈善总会、李双江等，体制内边缘的腐败分子或者招摇跋扈者一旦被揪出来几乎是见光就死。   这场运动的背景如下：   第一，公权力退潮停步。改革开放三十年，基本是公权力不断退出的三十年。文革中国专制权力无处不在，改革开放，权力首先退出私生活，结婚不再念语录，自己可以控制开关的收音机替代了官方小广播；其次退出大部分经济领域，市场经济推动了活力和繁荣；再次，退出一部分思想领域和社会领域，不得不放松社会管制，多元思潮兴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公权力基本是有计划退出，于己于国于社会都有利，但之后，继续后退会损害特权者自身利益，于是改革出现停滞。但在世界潮流和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强权又没有能力重新占领退出的区域，而公民社会还很弱小，于是强权体制和公民社会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双方都整编自己的团队，特权方表现为垄断国企做大和在公检法强化党的领导，公民社会表现为民间社团悄悄兴起。   僵持中互有进退，2003年之后，公民社会时有进攻，但基本上停留在“自卫反击”模式，比如孙志刚之死，公民社会借机吃掉对方一个孤军深入的恶法，以后的维权运动基本是此模式。直到2011年，新技术发展给公民社会提供了新式武器。   第二，公民社会的成长。以公共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为主体的网民团队随着技术进步迅速成长。未来中国的变革主力不会是农民，不会是产业工人，而是市民。变革动力来自社会不公带来的社会张力。感知社会不公需要知识和视野，农民缺乏这些因而是一个比较知足的群体，市民阶层近距离感知到特群腐败，网络给他们带来关于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知识，因此虽然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生活更好了，但能够感知到贫富差距拉大，因而更加不满。随着经济发展，这种特权腐败引发的社会张力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因为强权体制本身已经无力扭转“维稳体制”的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打破了多数人依赖单位生存的模式，手机和互联网技术把“人以群分”，各种社会团体因兴趣而生，关注公益和社会进步的团体也如此，人们在虚拟空间里找到理念分享和相互支持的力量，然后这种力量回馈到现实社会。   第三，打不到贪官。贪官防护很好，很难直接攻击。他们可以左右公检法，编织了复杂的关系网，除非很高层出于树立反腐形象和政治斗争的需要选择性清除一些腐败分子，平时受贿几乎没有多大风险。而行贿者也大都是有钱人，权贵联盟紧密，公民社会找不到突破口。他们还可以利用权力或者贿赂的方式封锁网络，和多党竞争、司法独立媒体独立的印度不同，印度公民能够掀起反腐败运动，而中国的公民反腐几乎寸步难行，建立几个反腐败网站很快被和谐了，越是高层官员防护越严密。     于是，公民社会把目光盯住了体制内边缘的“二狗子”。所谓“二狗子”，不是权力核心层，形式上看是属于公民社会，比如红十字会、乳制品工业协会等，形式上不是官方的，而是民间的，但实际上，他们是代表官方控制民间的，就像抗日战争时期负责维持治安的“伪军”。当人民开始反抗的时候，打不着日军，打你的伪军还是可以的。   李刚作为一个基层公安局副局长，率先被揪出来了。然后是红十字会，这个打着慈善旗号的贪腐群体与民众最贴近，好找证据，突然被揪出来痛打，开战的原因几乎可以忽略，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90后居然引爆了它，这是迟早的事。然后是故宫、慈善总会，然后是李双江。李双江被攻击不是因为他最特权，而是他是唱歌的，是体制内边缘人，受保护较少，所以被拎出来了。这些战斗中，他们的主人几乎都是自顾不暇，只好弃卒保帅，宁负家丁，不负民心，这是聪明的选择。   这些看起来不相关的公共事件，背后有一个统一的逻辑——愤怒的网民在新技术的武装下发起进攻，首先拿“二狗子”们开刀了。可以想象，接下来这场人民战争将继续，各种行业协会、垄断国企等“二狗子”将被一一攻击，而且公民社会几乎是所向披靡。很不幸，在这场胜负早已注定的人民战争中，李双江之子成了牺牲品。         2011年9月15日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刑诉法修订将更凸显人权 2011年09月18日07:01 齐鲁晚报 左起：何兵、陈卫东、张卫平   贺卫方按：这是《齐鲁晚报》对日前在济南举行的胶东法律人联谊会法学前沿论坛的一则报道。相对于论坛讨论的广泛主题，报道太集中在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了。事实上，参加论坛的郭明瑞、杨立新和赵旭东教授对于物权法、侵权法和公司法的法律适用问题做了细致讨论；陈卫东、张卫平、何兵和我对于诉讼法的新进展的讨论唇枪舌剑，不同观点交锋激烈，参加论坛的法律界人士对于本论坛的反响也十分热情。可惜报道对于直率的批评不置一词。 ——————————————————————————————————————   本报济南9月17日讯（记者 廖雯颖） 17日，多位知名法律学者在济南参加法学前沿论坛，就近日引发广泛关注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畅谈己见。众学者认为，在多方博弈下，刑事诉讼法修订必将渗入更多的人权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陈卫东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修订的参与学者之一。他表示，这是一次较为全面的修改，修改条文99条，新增60条，修改后条文达到285条。 　　 陈卫东认为，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应该通过增加条文细化程序来提高刑事诉讼法的权威和效力，“越细越好”。 　　 “我们国家的刑法有500条，而刑事诉讼法只有225条，我认为，刑事诉讼法应该增加到500条。”陈卫东说。这一观点得到清华大学教授张卫平和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的赞同。 　　 陈卫东还指出，中国的法制必须是渐进式的进步，修法必须考虑当下社会发展的水平和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以及社会接受程度，尤其是牵涉众多的刑事诉讼法，还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理想状态。 　　 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法制的重点如今已转移到执法问题。和公众一样，学者们也寄希望于本次刑诉法的修正能制衡公权力，保障个 人人 权。如在拘捕阶段增加“监视居住”一项，针对既不适合关在看守所又不适合住在家中的犯罪嫌疑人，以此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我国高达95%的羁押率，填补法律空白。又如“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拒绝出庭作证，以及刑辩律师有望破除“三难”，均在执法各环节凸显了个人人权。 　　 几位学者均推崇“公民参与司法”的观点。陈卫东指出，近几年的司法常不得民意，就是因为没有借助社会力量。他认为，应当允许公民在公安机关调查和法院审理阶段合理介入。 　　 本次论坛由胶东法律人联谊会主办。这是胶东法律人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由胶东著名法律学人郭明瑞、贺卫方、陈卫东、赵旭东、杨立新等倡议发起，于2007年9月23日宣布成立。   民商法学人。左起：於向平 郭明瑞 杨立新 赵旭东 听众济济一堂 　　 （摄影：贺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