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

作者 Paul Harris, S.C. ( 夏博义资深大律师 ) 香港大学 法律学院 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 第十八期专题论文（ 2008 年 8 月） 西藏是否应有民族自决的权利？ 本文的目的是探究在国际法的意义上是否可以说西藏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 中国政府对此问题的官方立场是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法国曾声称阿尔及 利 利亚是法国本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质疑此论点的人经常被中国官方媒体攻击为“分裂主义分子＂ [1] 和反华。如果这些人自己就是中国人并且居住在中国，那么他们就会被监禁。以前的魏京生和近期的胡佳便是因呼吁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转变态 度而被监禁的中国大陆著名异见人士。 同样地，质疑西藏问题的中国境外人士亦惯常地被中国批评为“干涉中国内政＂。然而对于西藏人及大部份中国境外熟悉西藏情况的人来说，西藏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国际问题。 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外是英国—它传统上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且西藏在这个前提下拥有自治权。这个逃避问题的巧妙做法，近似于清朝（ 1644-1911 ）末年中国和西藏关系的实际情况。美国自 1966 起正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许多国家一直掩盖或刻意回避了它们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是“法理上的承 认”还是“事实上的承认”，即承认中国对西藏具有法律上的主权还是仅仅承认中国在统治西藏这个事实。 即使存在以上不明确之处，大部份国家对某一领土状况的承认，在国际法上已构成对这一状况的有力的，甚至具有结 論 性的证据。那么就产生 了 这个问题：为 什 么在西藏问题上这一点应该有所 不 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需考虑国际法上主权和民族自决权的含义，以及中国与西藏关系的事实。   何谓主权？ 三百年来支撑国际法体系的是传统的主权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国家的统治者们通过互相之间的协议来决定各自统治的领土范围。这个通过 1648 年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得以确立的体系没有赋予被统治者任何角色以选择其统治者。主权若不是通过征服来确定，就是通过双方同意的割让来决定。西班牙根据 1713 年《乌得勒支条约》把米诺卡岛割让给英国的时候没有人征求岛上居民的意见；在被法国占领后，根据 1763 年《巴黎条约》再一次割让给英国的时候，或者是根据 1802 年《阿敏条约》以割让的方式重归西班牙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在欧洲有许多小国，它们也曾被多个欧洲大国觊觎，而米诺卡的遭遇就是它们当中的典型代表。海外殖民地的命运也与此情况类似，它们的割让也是完全无视当地居民的意见的。孟买在 1662 年成为英属 領 土，它是作为查理二世的葡萄牙新娘凯瑟琳的嫁妆由葡萄牙割让给英国的。 当代国际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世界上的每个国家，但总的来说还是一项欧洲的发明创造。 [2] 特别是其中的国家主权原则更是如此，而中国正是根据这一原则主张对西藏的主权的。有一个比较具信服力的说法是， [3] 中国将这个欧洲概念用于主张对西藏的主权是扭曲了清朝皇帝和西藏达赖喇嘛之间那种保护人与宗教领袖之间的传统历史关系，而非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如果这种说法正确，那么中国根据清朝与达赖之间的关系（还有近期根据更早的（元朝）蒙古皇帝和西藏之间的关系）而作出其对西藏拥有主权的所有主张都存在误解。然而，下面我会论述，无论是否误解，这些主张在任何情况下对西藏现在是否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都不构成影响。 自决 威斯特伐里亚的国家主权概念与十九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者希望组成自己国家的愿望存在冲突。波兰的民族主义者不愿波兰被德意志和俄罗斯两帝国瓜分；捷克也不愿作为奥斯托 – 匈牙利帝国的一部分。英国支持希腊脱离奥特曼帝国独立的大业，而欧洲强国亦普遍支持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独立大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以下这个原则上推动和解：“本次战争中的每个领土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从其人民的利益出发，并以他们的福祉为宗旨，而不是作为立场对立的国家之间的利益调整或妥协＂。尽管如此，这项原则仅在其符合出席巴黎和会的主要国家的利益的情况下，才得以选择性地被适用，而在其他情况下此原则被公然忽视，特别是在不顾中国青岛居民的意愿而将这一前德国势力范围下的中国港口划归日本的事件上，这个情况更为明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成立之时，人们已经广泛地承认各民族有民族自决的权力。《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在尊重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是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批准联合国宪章而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家—包括中国—已经接受了尊重民族自决的原则。 在《联合国宪章》之后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了一系列权利，这些权利在两个更加具体的公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与《世界人权宣言》不同的是，这两个公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第一条都规定：“所有民族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 位＂。联合国的 192 个成员国中，已有 161 个 [4] 国家批准 了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有五个国家，包括中国，已签署该公约但尚未批准。一个国家如果签署了一个公约，比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那么根据国际法该国就有义务“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妨碍条约目的及宗旨之行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18 条的规定，该条是对 习惯国际法内容的编纂）。中国在 2001 年 3 月批准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而且就该公约适用于中国大陆来讲，对其第一条未进行任何保留。 因此，出于对《联合国宪章》的遵守，并作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国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成员国，中国有义务尊重民族自决的原则。 民族自决权的实质内涵是什么？ 在自决权被写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时，人们对其保障的内涵还未形成共识。总的来说，西方国家是不愿把这一权利列入公约的，但为了响应新独立国家消除仍存在的欧洲殖民主义的渴求，他们感到有义务把民族自决权列入公约中。共产主义国家和受苏联影响的国家一般将民族自决解释为选择 社会主义政府的权利。 自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 1976 年正式生效之后，就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担忧：如果第一条中规定的民族自决权按其字面意思适用的话，就会导致许多现存国家的解体，特别是对非洲国家来讲，它们的国界大都是在殖民时期确定的；同样地，对于国内存在少数民族在特定地区内构成大多数人口的许多国家，这一担忧也是存在的。 一种普遍（尽管并非得到了绝对认同）的观点是两公约第一条规定的自决权只适用于以下主体：（ 1 ）居住在一个独立国家的所有人民；（ 2 ）尚未独立国家的所有人民；以及（ 3 ）处于外来军事占领之下的领土。 [5] 这一限制性的概年排除了无数在一般语言意义上可被称为“民族”的群体。它排除了许多人口集中在一国某地或多国多地的非洲部落。因此，这个概念不会催化诸如尼日利亚贝尔法 蘭 战争或肯尼亚近年情况那样的分裂非洲的趋势。这个限制性概念比较有争议的一点是，它也排除了那些长期为独立而斗争的一些民族，比如（分布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各部分的）库尔德人。 殖民地的自决的问题在联合国大会《关于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的宣言》（ 1960 年 12 月 14 日通过的联大 1514 号决议）中得到了考虑。该宣言的第一条规定“各民族之受异族奴役、统治与剥削，乃系否定基本人权，违反联合国宪章，且系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之障碍＂。联大后来在 1970 年又通过另一决议─《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这一决议重申“异族奴役、统治和剥削违反了（自决）原则＂，幷且是“对基本人权的否定以及违反《（联合国）宪章》＂。 这两个联大决议得到了广泛的适用。联合国将异族统治这一概念适用于以下情况：苏联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前苏联占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美国占领格林纳达；印度尼西亚占领东帝汶；及伊拉克占领科威特。 [6] 异族奴役、统治和剥削违反了一民族的自决权，已经被强烈主张为构成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即 不是通过条约，而是通过国家之间的习惯而确立的国际法。 中国与西藏的历史关系 中国目前对西藏的控制始于 1950 年人民解放军入侵西藏并于昌都击败西藏军队。中国主张在其入侵西藏之时，西藏已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一主张是基于始于 18 世纪清朝对西藏的主权。近期中国更主张对西藏的统治可以追溯至蒙古人对西藏的统治，即中国的元朝。 从历史角度而言，中国的主张存在三个问题。首先，正如上文已经指出，清朝和元朝的统治者与西藏之间的关系是否是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存在疑问。康熙皇帝在 1720 年占领了西藏，在他于 1722 年去世之后，他的继承人雍正皇帝继续占领西藏直至 1728 年。后来在 1750 年和 1792 年中国再次入侵西藏。然而，在 1728 年的占领结束后，以及在其后的每次入侵之后，中国军队都撤出了西藏，而西藏事实上是完全独立的。 [7] 第二点，两个朝代中都没有宣称过这种占领关系使得西藏成为中国本土的一部分。如果这能算得上是一种政治关系，那么只是一种附属关系，即现代语言的殖民关系。以此为基础，就可以做出西藏是一个殖民地的结 論 ，而西藏亦因此应有自决的权利。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华民国在 1911 年承继清朝之后，它与西藏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系——既不存在类似清朝与西藏之间的关系，也不存在类似现代的主权关系。 1912 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做出了西藏独立的正式声明。尽管中华民国针对这一声明对西藏主权提出了主张，但除了侵占一些 領 土存在边界争议的远东地区之外，它并未对西藏实施任何控制。 1911 至 1950 年之间，西藏是完全独立于任何外来控制的。 即使从历史角度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的主张比实际情况更强，也不能作为入侵一个独立国家的依据。许多国家都曾在某时期内异族统治。爱尔兰在若干世纪前都处于英国统治之下，直到 1911 年也是如此；芬兰曾被俄国统治；朝鲜曾被日本统治。联合国成立的明确目的，就是防止类似的侵略战争；发动这 類 战争的原因往往是基于虚假或存疑的历史统治或文化身份等主张之上，就像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曾经采取的手法一样。 中国经常以西藏社会封建落后，中国要将西藏农奴从封建统治中解放出来作为其入侵西藏的依据。 学者们同意 1950 年之前的西藏是封建落后的， [8] 它的落后之处之一，就是未能向其他国家派遣大使或在中国入侵前申请加入联合国。然而，这个不足不是由于西藏的独立性不够而导致的，而是因为西藏政府的极度的传统和封闭使其未能清楚了解现代国家需要与其他国家保持关系这一概念。 尽管这样说可能只是重复显而易见的事实，我还是要指出一个国家落后不能作为被侵略的 理 由。“落后＂经常被用来作为十九世纪殖民主义的依据，当吉卜临（ Kipling ）鼓励美国将所谓落后的菲律宾殖民化时就说这是“白人的责任＂。中国经常以「落后」这一论据来支持其占领西藏， [9] 也是进一步 S 说明那是一个典型的殖民主义占领。 [10] 1950 年之后的中藏关系 中国于 1950 年 10 月 7 日入侵西藏。 1950 年 11 月 7 日，西藏政府向 聯 合国求助，但未得到响应。藏军很快败给比它们强大得多的中国军队，其主力在昌都被围困，最后被迫投降。 西藏政府投降之后，中国政府在西藏开展开了现在称为“讨好对手（ charm offensive ）＂的活动。人民解放军代表给予藏民金钱，并鼓励他们在传统生活方式不变及西藏享受高度自治的情况下接受中国的占领。 1951 年，中国和达赖喇嘛的代表签署了《和平解放西藏十七点协议》。这个文件的措辞看起来好像曾被负责起草《香港基本法》的人士作为借鉴。这个文件中规定“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第三条）、“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第四条）及“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第四条）。 这些关于自治的条款从来就没有得到遵守。中国共产党统治西藏与统治中国如出一辙，即根据传统共产主义理论，以中央集权的政党组织作为统治手段，从而使政府内每个部门都相应的配以一个政党组织。这些政党组织对中国共产党负责，但并部根据自治理念运作。这些在西藏新建的政府机构坚持所有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并对藏人的日常生活日加干涉。因为中国严酷的统治，藏人在 1958 年起义。中国很快镇压压该次起义，而十四世达赖喇嘛与大约其他八万藏人亦于 1959 年流亡至印度。中国镇压该次起义的行动受到了联合国大会的谴责。 在此之后，中国在西藏的所有严酷镇压行动都被完备地纪录。 [11] 藏传佛教受到了严酷镇压，更于 1997 年被称为“外来文化”。西藏中、高等教育的所有班级都用汉语而非藏语教学，造成了藏人的高辍学率。城市的发展普遍造福了中国移民，他们大量迁移至西藏，现在已构成西藏自治区人口的 12% 。藏人常会未被起诉就被长期羁押，或因为和平主张西藏独立或与达赖喇嘛保持联系而被判以长期监禁；监禁中的酷刑和虐待也很普遍。藏人的言论自由亦受到严严格限制。和平政治示威总是遭到驱散，其参与者更会被捕。藏族文化的待遇低于中国文化，而且政府的主要职位都由中国人担任，经济也由中国人控制。能够进入中国政府任职的少 數 藏人，他们付出的代价是要疏远其本身的人民和文化。西藏的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中国的 利 益而被无情剥削。总体而言，此情况在各方面都与阿尔及利亚被法国统治时或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被苏联统治时的情况相 若 。 自决的案例 没有人会否认藏人是一个拥有自己语言和文化的独特民族，他们构成了西藏人口的绝大多数，却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国为了自己的 利 益而用军事占领的方式控制西藏。西藏是一个处于外来军事统治下的国家，根据联合国《关于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的 宣言》和《关于各国依 聯 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西藏人民处于“异族奴役、统治和剥削”之下。 藏人在中国统治下遭受的镇压之严酷，以及中国对西藏领土主张之薄弱，都意味着若民族自决这一权利还有任何意义的话，则必须适用于西藏。 由于近期科索沃的独 立 ，西藏地位这一话题又被提起。在塞尔维亚还是南斯拉夫联邦的一个共和国之时，科索沃是塞尔维亚内的一个自治区。科索沃人口的约 90% 是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占科索沃其余 10% 的人口但却是塞尔维亚的多数人口，阿族人与塞族人差异明显。在南斯拉夫时代，科索沃曾享有一定程度的真正的自治，但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其自治程度一直被缩减。 1996 年，阿尔巴尼亚人起义，反抗塞尔维亚人的统治并爆发了游击战。 1999 年，由于北约的空袭，塞尔维亚军队出科索沃，而联合国则在当地建立了政府机构。根据联合国特别代表 Martti Ahtisaari 的建议，一个为实现科索沃独立的计划书得以起草。虽然这一计划书受到了塞尔维亚的强烈反对，但是科索沃还是在 2008 年 2 月 17 日宣布了独立。自宣布独立到现在为止，科索沃的独立已经得到了 43 个国家的承认，包括所有七大工业国国家的承认，但还未得到俄罗斯、中国和西班牙这些国内也存在分裂问题的国家的承认，（尽管土耳其也是承认国之一）。 对科索沃独立的承认看起来是超越了自决权只适用于传统殖民地或外来占领的情况。科索沃从来就不是一个殖民地，而且塞族军队在独立问题决定之前就撤出了科索沃。承认科索沃人民以建立独立国家的方式行使自决权的唯一合理的法律依据就是，在其独立之前，当科索沃还处于塞尔维亚统治之下时，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受到了“ 異 异族奴役、统治和剥削”。 科索人与塞尔维亚人是历史仇敌，双方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曾经剥削过对方。但令人信服的是，在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统治塞尔维亚的晚期，科索沃受到了塞族政府的迫害，而且确实在此意义上受到了奴役、统治和剥削。这里的奴役者、统治者和剥削者，尽管一直也是同一国家的人民，但在文化上是不同的，所以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异族。 如果科索沃有民族自决权，那么西藏的便应有更强的民族自决权。一 連串 的严酷镇压、中国统治下藏人的二等公民身份，以及西藏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都比科索沃的情况更明确。 自决、自治和独立 自决不一定意味着独 立 。在许多情况下，在一个大国中实施自治对双方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自治一方既可以作为大国的一 部分，享受大国的国防、外交关系和经济机会，又可以保留当地的法律、习惯和文化，避免受到外来干涉。香港就是一个好例子。 [12] 达赖喇嘛已经多次说明，他希望西藏在中国的管治下享有自治，但是有关自治必须是具有真正意义的自治。基于他在藏民中的权威性，只要他在任何公投中明确表示支持自治，那么藏民大概也会支持。 然而，除非中国政府改变思路，真正的自治不会是一个选择。这一点从中国官方发言人对达赖喇嘛措词严厉的批判和抹黑中可以看出来。   除非中国政府容许真正的自治，西藏的自决就意味着独立。中国可以长期用武力压制藏人，但由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例子可以看出，对于无可置疑是一个民族的人民来说，即使几百年的压迫都不能灭绝对民族自决的渴望。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 隶属于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中心）成立于 1995 年。本中心的宗旨是促进公法和比较法领域的研究及相关活动。自成立今，本中心已经在香港筹办过多个关于国际法和人权法的讲座，而且在香港宪政改革、国际人权标准在香港的立法和司法中落实的问题、平等与法律、向香港地区贩卖妇女的问题，以及关于反性骚扰法律的比较研究等多个范畴亦开展了研究。 本期的专题论文是由夏博义 (Paul Harris) 撰写。夏博义是香港的资深大律师。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在英国内务部担任公务员，期间他曾于警察部门工作。在英国海外发展局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夏博义在伦敦取得执业大律师资格，并成为英格兰及威尔士大律师公会的人权委员会的创会主席。及后，夏博义亦在香港成立了人权监察（ Human Rights Monitor ）这一本地的主要人权组织。除此之外，夏博义还在马拉维、哥伦比亚、尼泊尔和东帝汶等多个国家从事人权工作。夏博义也是《示威的权利》这一书的作者。本文的中文文本由本中心助理研究员邢菲、研究员蔡迪云翻 译。 关于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的其他资 料 ，以及本中心出版的往期专题 論 文，请浏览本中心网站： http://www.hku.hk/ccpl 。 注释： [1] 诸如此类的典型表述，见《中国政府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和藏独利的勾结》，载于（ 2001 年 3 月 15 日）《人民日报》英文网上版。 [2] 尽管许多国际法概念有更古老的起源，但是当代国际法的发明创造经常归功于 17 世纪荷兰作者格老秀斯。 [3] 参见：例如 Dibyesh Anand ， “ Tibet, China and the West, Empires of the Mind ”，载于（ 2008 年 4 月 2 日） Open Democracy 。 [4] 最近期的批准国是萨摩亚（ 2008 年 2 月）。 [5] 参见：如 Antonio Cassese,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第 59 页。 [6] 见 Cassese 书中的 列 举，同上，第 94 页。 [7] 在清朝灭亡之前不久的 1910 年，作为针对英国 1904 年入侵西藏的滞后反应，清朝又一次入侵西藏。中国在十八世纪的入侵中，每次都得到了西藏某部的欢迎，但与这些十八世纪入侵不同的是， 1910 年的这次入侵是违背所有西藏人意愿的纯粹打击。 1910 年中国占 領拉 萨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到英属印度 度 ，双方的战争直到 1911 年中国革命才停止。 1912 年，在西藏的中国军队投降，并在英国的帮助下通过印度被遣返回国，十三世达赖喇嘛也结束流亡回到西藏。 [8] 见 Melvyn C

作者： 信力建   3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根据俄联邦宪法向俄罗斯联邦委员会提议在乌克兰领土动用军事力量，以保护黑海舰队和生活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公民安全。俄联邦委员会当天召开特别会议进行讨论，一致同意普京在乌克兰领土动用俄军事力量，直至该国形势恢复稳定。 国际文传电讯社3月4日报道：当日早些时候，乌克兰军方称，俄黑海舰队要求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军队“于当地时间4日凌晨5时前投降”，否则“将对其展开真正的攻击”。 对此，黑海舰队司令部代表在声明中表示，根本不存在攻击克里米亚乌克兰驻军的计划，乌克兰军方的说法是“胡说八道”。他表示，一些散布虚假信息的“木偶”想让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在克里米亚地区发生冲突，“这是不可能成功的”。“现在俄罗斯黑海舰队已经习惯了每天受到所谓针对乌克兰军人展开强力行动的指责”。 俄罗斯上述行胫引起了美国和北约国家政府的强烈不满。2月28日，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首次公开回应乌克兰局势，对乌克兰新当局指认的俄罗斯“军事入侵”“深表关切”，警告俄方将为军事干预付出“代价”。同日，国务卿克里同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进行7天内第四次、两天内第二次通话。他向俄方提出警告，敦促俄方遵守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认为俄方军事部署与俄罗斯在利比亚、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自相矛盾。近日，北约其它国家政府也发表了措词强硬的讲话。 面对美国、北约国家和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3月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谈话，表示：“暂时没有必要在乌克兰境内使用武力，但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他同时强调：“俄罗斯不会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但如果乌克兰的俄语居民受到迫害、侵犯并受到嘲笑，俄罗斯不会袖手旁观。如果在乌克兰的东部地区同样出现在基辅的骚乱形势，如果乌克兰人民请求俄罗斯给予援助，俄罗斯现在已经有现任总统亚努科维奇的正式请求，俄罗斯保留利用所有现有资源保护乌克兰公民的权利。”并再次声明：“如果俄罗斯采取决定在乌克兰境内使用武力，那也是合法的，并且完全符合国际法基本准则，因为俄罗斯有乌克兰合法总统的请求，这也符合俄罗斯的责任，也符合俄罗斯保护与自身从历史、文化、经济上都紧密联系的人民的利益。” 只要对对普京的谈话字斟句酌一番，不难看出其话语中隐含的腾腾杀气。尤其是“如果乌克兰的俄语居民受到迫害、侵犯并受到嘲笑，俄罗斯不会袖手旁观”一语，更充满玄机、变数和杀机。 太多迹象表明，无论俄方如何解释，都无法掩善俄、乌关系剑拔弩张的事实。 在俄罗斯咄咄逼人的强硬态度面前，虽然美国、北约国家予以强硬的规劝和警告，但太多国际问题专家对美国和国际社会制裁的前景却普遍表示悲观。正如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俄罗斯军事问题分析人士基尔·贾尔斯说，“但这些都是空洞的威胁，能为左右局势而做的事情真的不多。” 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布鲁金斯学会专家史蒂文·皮弗认为：“如果俄罗斯寻求控制克里米亚，难以想象美国会考虑用军事手段回应，能够用于反制的选项很少。大家看看美俄关系就会知道，我们能做什么样的事惩罚他们？并没有许多好的手段。”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俄罗斯项目主任安德鲁•库钦斯认为：“惩罚俄罗斯实际上就是损害我们自己，这对我们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法新社评论员则认为：“没有人提议美国单独或联合盟国采取军事行动，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会被俄罗斯阻拦，因为俄罗斯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 美国为首的西方之所以对俄罗斯深感无奈，说到底是俄罗斯太强大——它不但是当今世界唯一能与美国核武库抗衡的核大国；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从表面上看，其GDP在世界上只排第五，但其潜在的缩合国力和战争潜力毫无疑问地仅在美国之后！同时，它还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更令人堪忧的是：俄罗斯尚武好斗的民族性和大国沙文主义的传统，极有可能令它随时作出种种难于预料的冒险之举。 而事实也是如此——普京执政以后，随着俄罗斯的经济不断走向复苏，越发向世界大秀“俄罗斯肌肉”，以证明它的力量不断增长。潜意识再明白不过：国际社要明白俄罗斯仍是一个超级大国。如果俄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后果将极严重！ 有鉴于此，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东欧计划负责人约尔格•福布里格认为，“对欧洲来说，这可能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所经历的最糟糕的危机”。 然而，“最糟糕的危机”极有可能只是开端：乌克兰政治危机有着极为复杂的因素——本土俄、乌两大民族在亲俄罗斯抑或亲西方的地缘政治问题上严重对立的价值取向；与俄罗斯的领土纠葛，即克什米亚的归属问题，昔日宗主国俄罗斯一如既往的强烈大国沙文主义因素，必将导致乌克兰下来的政治局势风云诡谲。 这次乌克兰政局动荡，俄军趁机悍然出兵克里米亚，并非偶然之为——克里米亚半岛，本是沙皇时代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所在地。17世纪开始，为了得到俄罗斯帝国梦寐以求的黑海出海口，将克里米亚半岛并入俄版图，俄罗斯同土耳其进行了9次战争。19世纪中叶，还与英国、法国等国进行了一场漫长而艰苦的“克里米亚战争”。——仅这场战争，俄罗斯便付出死亡30万人左右的惨烈代价。然而到了1954年，为纪念俄乌合并300周年，当时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一高兴，便把克里米亚当成礼物从俄罗斯割出，送给了“兄弟的乌克兰”。当时，俄罗斯人并没有意识到此举将产生无穷后患——因为不管领土怎样划分，都处于苏共大一统的领导下。克里米亚划给乌克兰只有行政区划变革的意义，算不上真正的领土变化。 苏联一解体，俄罗斯举国才意识到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俄罗斯一些政党和团体就以克里米亚历史上“就是俄罗斯的”，以及“1954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决议不合法”为由，提出不放弃“任何一寸神圣的领土”。来自自民党的俄国家杜马议员库里扬诺维奇表示：“我们不应该再与乌克兰续签条约，当年赫鲁晓夫是在酩酊大醉的情况下将克里米亚送给乌克兰的。”所以，苏联的解体，克里米亚成了俄、乌关系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 俄罗斯民族尚武好斗、贪婪至极的民族性，深厚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以及强大且潜力无穷的综合国力，注定它不会放弃克里米亚这个至关重要战略要地的控制权。——沙俄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进行扩张，寻找出海口的历史：伊凡雷帝建国时，其疆域只相当于欧洲的一个中等国家。然而从他开始，便疯狂开疆拓土，然而在其正式加冕后的短短三十多年间，俄罗斯面积便翻了一番。之后继任的沙皇都秉承了疯狂扩张的特性，使得俄国疆域迅速膨胀。 到了1693年彼得大帝登基之时，俄罗斯强悍、野蛮的大国沙文主义面目更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虽然这时俄罗斯已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却缺乏一个出海口——它仅有一个白海港口，一年中能使用的时间不超过3个月。而出海口是海洋时代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为了得到出海口，雄心勃勃的彼得大帝不惜孤注一掷与当时的欧洲强国进行了一场为时21年的战争。并终于夺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之后，历代沙皇先后发动了旨在取得黑海、太平洋出海口为目标的战争。经过300多年不断向外侵略和扩张，征服周边100多个弱小民族，到20世纪初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殖民帝国。仅侵吞大清国的领土，就相当于3个法国，15个江苏省！ 苏联成立后，其侵略本性比之沙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有机会，便极尽手段不断对邻近国家进行侵略、蚕食——先是采取种种手段将蒙古从中国肢解出去，事实上变卫自己的卫星国；二战初期，与德国合谋肢解战领波兰。二战暴发后，又巧立名目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强行并入苏联。此时，其国土面积达2240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总面积的1/6。纵然如此，以斯大林为首的前苏联领导人仍然不满足，二战结束后，强行将其“解放”的波兰、保加利亚、东德、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家变为卫星国家。其强烈、野蛮和贪婪无比的侵略本性令人不寒而栗。 苏东剧变、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苏联前卫星国悉数向民主体制转型后，世界舆论普遍乐观认为，类似美、苏两大政治集团对峙的“冷战”政治格局从此不会再形成。而科索沃战争中俄罗斯的软弱表现，也一度使人对俄罗斯的秉性有了幻想。然而，只要细心观察，会发现这种乐观和幻想乃一厢情愿——苏联的解体之初的叶利钦时代，作为前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经济上遭“休克疗法”重创，面对北约国家的步步蚕食，前卫星国家一个个倒向欧盟，独联体成员离心力越来越大，大国沙文主义传统极浓的俄罗斯政界领袖和国民，虽痛在心里，却无可奈何……“沙皇式总统”普京上台后，对内，搞强人政治及“可控民主”下的弹性威权；对外，走强硬的外交路线。近十年间，随着俄罗斯经济一步步的巨大复苏，其外交路线日趋咄咄逼人态势。尤其在与邻国的领土历史纠纷问题上的“没有谈判只有战争”的铁碗姿态，使“永远的北极熊”面目彻底暴露无遗。而最近它在克里米亚的强硬举动，更向世人表明了这一切。 前面说过，克里米亚，本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举国之痛。早而乌克兰接踵而至的政局动乱，恰好给它找到重新夺回克里米亚的锲机。纵然乌克兰能克复政治危机，它也极可能不会轻易放弃夺回克里米亚主权的决心——尤其在克里米亚俄罗斯族住民占70%、与乌克兰有严重分离倾向的条件下。 果真如此的话，乌克兰诚然“是可忍，孰不可忍”。而一直扮演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主导者和领导者角色的山姆大叔，也决不会坐视、容忍“北极熊”公然破坏国际秩序的粗暴行胫。然而，俄罗斯民族尚武好斗的“北极熊”秉性、深厚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以及强大且潜力无穷的综合国力，又注定它为了夺回克里米亚，极可能不会在美国、西方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声讨中作稍大的退却。鉴于对手非一般意义上的强大，美国为首的北约必不敢实行过于激烈的制裁行动。更不敢贸然采取直接军事干预。因此，与政治盟友联手对俄进行有克制的“冷战”，必将成为美国下来的外交抉择。 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仍不是最糟的。更令人忧心之处在于：在民主乌克兰俄罗斯民族对俄罗斯有一种天然亲近感和向心力、乌克兰民族与俄罗斯民族在地缘政治选择问题上严重对立的价值取向的情况下，再加上俄罗斯绝不甘愿昔日属国乌克兰倒向西方，极可能导致乌克兰下来的政治局势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最终可能出现的种情况是：乌克兰分裂，并因此陷入长期的内战和种族屠杀之中。而乌克兰在呼吁联合国出兵维和被俄罗斯一票否决的情况下，最终呼吁美国为首的北约出兵乌克兰。因此引起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华约国家的直接对峙。但彼此鉴于对手的强大和大规模战争的灾难性后果，最终通过对话和讨价还价的手段结束对峙局面。但乌克兰被肢解的可能性就极大了。 当然，历史是没有“发展规律”的。以上仅是一家言。

　　上周有几位读者建议谈谈乌克兰的事情。考虑到网上已经有不少专门的文章分析乌克兰的局势，所以俺改为：继续写“谈革命”系列的后续博文。毕竟此系列已经中断一年，不赶紧补上，心中过意不去。 ★事先说明 　　 本系列 中断了一年。考虑到某些读者比较健忘，或者某些读者在看本文之前，没有看过本系列的其它博文。如果你属于这两种情况，建议先把本系列前面的博文看完（目录在“ 这里 ”），然后再看本文。否则的话，可能会因为某些概念的混淆，导致误解。 　　在本系列前面的博文中，俺已经界定了几个关键术语，包括（“政治变革”、“革命”、“改良”、“非暴力革命”、“暴力革命”、“上层革命”、“下层革命”）。为了打字省力，本文就不再重新定义这些术语了。 ★历史案例的前车之鉴 　　在 本系列 的上一篇《 回顾“最近50年的革命史” 》，俺汇总了32个国家的革命。 　　其实最近50年发生的革命远不止这个数目。为啥俺只选这32个？首先，俺只挑选“成功”的案例；其次，俺只挑选“推翻独裁、建立民主”的案例。虽然有些国家建立的民主体制还很粗糙，但已经好于之前的政治体制（比如现在的俄罗斯依然算是“威权主义”，但比起苏联的“极权主义”，已经好很多了）。 　　在这些案例中，“下层 非暴力 革命”有18起，从数量上大于其它类型（上层革命，下层暴力革命，外国武装干涉）的总和。 ◇对于“上层革命” 　　如果你看过本系列的第4篇《 为啥改良不可行？ 》，你就明白：天朝的“ 上层革命 ”跟“ 改良 ”是同样不靠谱的。 ◇对于“外国武装干涉” 　　这种途径显然是不靠谱的。因为天朝是一个“大国”（无论看“人口”还是“地域”还是“军事”都算大国）。最近100年来，通过外国武装干涉推翻某个大国的政权，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虽然也发生过“利用外国武装干涉推翻独裁实现民主”的例子（比如越南推翻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美国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但这些例子都是针对“中小型国家”。即使是针对中小型国家，总数也很少（只有3个）。 　　提醒一下：在非洲发生过很多次“利用外国武装干涉推翻旧独裁，建立 新独裁 ”。这类案例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对于“下层暴力革命” 　　其实这条路也是比较难走通的——从俺整理的历史案例可以看出：利用“下层暴力革命”实现民主化的案例很少（只有3个）。但是在天朝的民众当中，那些想要推翻朝廷的人里面，依然有很多人企图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推翻中共政权。 　　所以今天这篇，俺就来分析一下：当今天朝很难用“下层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推翻独裁，实现民主”？ ★从“军事”的角度分析 　　大部分网友总是把“革命”等同于“暴力革命”。之所以会有这种根深蒂固的误解，原因之一是：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基本上都是通过暴力方式（也就是“武装斗争”）来完成。但是要记住：很多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放到现代，未必就适用。比如古代的“武装斗争”和现代的“武装斗争”就完全不同。 ◇冷兵器的特点 　　在古代，战争基本上都是冷兵器对抗（著名的“红衣大炮”直到明朝末年才投入实战，至于火枪的普及就更晚了）。冷兵器相比当代武器的特点是： 1. 更容易制造 无论是弓箭还是刀枪，民间手工作坊都可以生产。 2. 更容易掌握 无论是弓箭还是刀枪，普通人经过【自己摸索】，都可以掌握。而且大部分冷兵器都是“单兵武器”，一个人就可以操作。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