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功权

王功权:美国访学见闻

王功权:美国访学见闻 进入专题 : 美国    ● 王功权        观点辑要:   【要点1】谈美国大选:他们挨家挨户敲门,每户叫什么名字,以前支持哪个党,现在是否愿意支持奥巴马,分别用红色和蓝色标记。就好象我们的售楼公司统计楼盘是否售出一样,工作之细致令我震撼。   【要点2】谈“用脚投票”:在我们国家只要强调公有制为主体,民营企业家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博弈就博弈,能合谋就合谋,能妥协就妥协,实在不行就用脚投票;感觉到玩不起、不好玩、很难搞时,会选择移民或者把一部分业务挪到外面,这可能是他们久历沙场或者历经坎坷后渴望另外一种安定的生活。   【要点3】谈美国人才政策:美国吸引人才方面的规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我们要想跟美国较劲,得建立能吸引全球人才的构架,建立不起来,相当于全球精英与你抗衡,不管我们心中有多少自信也不能解决。   【要点4】 谈互联网创业:互联网崛起得快、老化得也快。在这个行业中,再出现奇迹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建议更多朋友把它当成传统产业做:控制成本,一点点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能长大就长大,长不大就按照传统的厂和店对待。   【要点5】 谈公民社会:政府越强大,社会反而越脆弱。我们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社会”是指大量的NGO组织,大的百姓群体。这么多年来,这块一直没能很好发展起来。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国际上、学术角度上讲纯粹的NGO公民社会,还是今天带着新文化传播政治使命的公民社会建设,都非常重要。   【要点6】 谈未来:不开心的事不想做,违心的事不做。是否再经商我不知道,但不知道我们国家什么时候有那样的环境,让一个不跟权力合谋的人能够在中国顺利经商,如果有这样的领域和项目我会做。      谈留美:用一年时间体验朝朝暮暮的每一天,有特别感受。      杨子云(主持人):提到访学美国,我会想起好几个企业家的名字,比如王石、钱晓华先生等,都先后去美国的大学学习。这是否是中国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家的一个转型的开始。我想问是什么因素促成您去美国,您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王功权:谢谢子云,谢谢腾讯燕山大讲堂,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子云是我多年的朋友,她说有这个活动请我来,所以匆匆赶来。子云问这件事我有点诧异,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有庞大的企业家群体,有个别人到美国访学、留学、深造,根本没有成为企业家的主流。如果要从个别现象寻求规律性的东西,或者昭示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不构成,因为可能去美国留学的人数远远低于进监狱的人数(现场笑)。我在美国见过王石,他觉得自己年岁大了,需要考虑自己退役之后的未来生活,他希望把自己定义成有一个实践经验的在学校里的学者,这是他希望的。我不是这样的,我是到美国游学(游学是走来走去),遇到什么就学点什么东西。所以你刚才谈到是不是企业家考虑自己的转型等,我认为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事情,我不把它当成一种趋势或者潮流。   主持人:你认为这是个体的选择。那么请问您个人与美国的交往,比如您第一次去美国是在什么年龄段?这个问题有点笨。以前您去美国的目的是什么。这次去有什么不同,是怎样的不同?   王功权:我第一次去是1994年—1995年,在万通集团做总裁。成立了美国万通,美国万通老总几次到国内来汇报工作,一次又一次地跟我说王总您应该去美国去看看,否则对我们的公司太不重视了。有次几个高级合伙人讨论问题,几个小时的辩论都定不下来。我很烦燥,就决定去美国出差,到美国公司视察工作。当时讨论集团战略方面的问题,万通几个朋友口若悬河、才华横溢,讨论到深夜2、3点都没有解决,第二点早晨6点要接着开会,我实在受不了,就委托冯仑全权负责集团工作,我自己决定去美国公司考察,所以去了美国。那是我第一次去,到美国后明显的感觉是不像中国这么乱——“乱”不仅仅是环境上的,包括社会氛围,很平静。我去时在硅谷,当然就想:好像我们原来想象的美好社会就应该是这样。可当时产生这样的想法时内心有点恐惧,那时的胆子没有现在这么大,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社会就是我们想要的理想社会。对当时自己产生这样的念头,我深深自责了很久。   主持人:那一次待了多久?这次待在哥伦比亚大学,发现了什么不同的东西?   王功权:1995年底我在万通辞去总裁职务后到美国硅谷工作,那段时间两边跑,断断续续持续了三年时间,所以大体一半时间是在美国。而且,那期间美国万通的事用小脚趾头就能做完,万通集团也有伟大人物管理,我也不插手,且前总裁对现在工作做太多的介入后人家会不舒服,所以我的基本原则是做一个开明的前总裁,对万通集团的事情不太管。所以那段时间我便有空在世界各地游历。   这次去美国有一年时间,在此之前去美国多少次我记不住了,对美国社会并不是特别陌生,更何况因我管理风险投资基金工作,那时也常去美国;后来管理鼎晖创投基金,相当多的投资人都是美国人,比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基金等,经常到美国开会或者拜访我们的投资人,所以我对美国不是特别生疏。但用一年时间在美国体验朝朝暮暮的每一天,这样的经历还是第一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原来以为自己比较了解美国,但真正深入美国生活后,发现要学习的美国东西还很多。      谈访学:关注的方向是公共财政监督等。      主持人:这次您在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为什么选择这里?   王功权:东亚研究所在哥伦比亚大学不属于哪个院系,是独立的一个所,主要研究东亚问题,而且特别活跃。东亚研究所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中文、日文、韩文书特别多,以致于我英语不好的人也可以在那儿像模像样的展开研究,因为有大量的中文书籍、资料可供我阅读。另外,东亚所包括所长在内的教授,1/3的能够说中文,当然也能说日文、韩文。所以我们所里如有一些学术上的问题进行讨论时,也可以进行中文讨论。邀请我去的是一位华裔教授,我们进行中文讨论没有一点问题。这个所在研究东亚问题上是比较著名的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美国常青藤大学里哈佛有一个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再是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东亚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市,纽约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城市,东亚所除了学科研究外,社会性的学术联络也蛮多。经常的情况是:这个会议室里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比如国务院研究中心的学者在做报告;同时在另外一个会议室里有讨论新疆民族独立问题的沙龙。他们作为院校会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从学术角度探讨亚洲特别是中国各方面的问题。我之所以选择那里,是想感受一下那里的活跃氛围,寻找自己想学的东西。   主持人:您关注的方向是什么?   王功权:一开始我的课题是:《中美金融体系比较研究》。原来我做投资时除了微观的投资操作之外,对宏观理论上的问题会花一点精力跟人讨论,自认为有一些看法。当我跟邀请我的导师讨论时,他希望我确定这样一个课题。可到那儿后,我提出希望做更感兴趣的事:公民社会和公共财政监督包括民主转型。导师尊重我个人的选择,所以后来我看的书以及跟导师讨论的课题主要是公民社会和民主转型。      谈美国经济:美国经济形势确实比较沉闷一点,但没有很萧条。      主持人:你在美国的那一年是美国经济危机时,国内有媒体报道是美国经济萧条。我前几天看见来自《纽约时报》的消息,说美国经济在复苏,就业岗位增加了26万多个,失业率下降了7%。您在美国时,能感受到他们的经济萧条吗?   王功权:会有很多人说生意难做,也会有很多人表示就业困难,特别是大学生。我在那里接触比较多的是华人学生,他们毕业后至少有一半人希望在美国工作,绝大部分希望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有一半人希望有机会在美国留下来。据他们来讲,去年找工作比以前难很多。我以前的同学在美国生活了15-20年,他们认为在这一段时间自己的工作要特别谨慎,否则会被解雇掉。能够感觉到就业的压力,但并没有中国国内所宣传的那样萧条。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国内会是这样的现象。美国经济形势确实比较沉闷一点,但没有很萧条。但我在美国中南部城市时,相对来说一些城市是比较冷清的。      谈大选所见:他们像售楼登记般拉选票,工作之细致令我震撼。      主持人:您在美国的一年正好是美国大选年,您有近距离观察他们的选举小组和选举办公室吗?有没有参与其中?   王功权:没有,因为我自己的事情也挺多,这期间美国东部大学华人学生学者联合会邀请我做专题演讲,前后有8、9个大学的演讲。还有其它方面围绕中国课题的学术讨论会,这一年中国发生很多事情,包括王立军、薄熙来等事情。如此,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参与大选细节。只是某次我跟朋友去发现美国大选拉选票很具体,活儿很细。某天早晨去费城,一个大车把纽约这边支持奥巴马的人拉到费城,把大家放到一个公园里,先经过训练,即大家要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说。他们做什么?在公园附近的一个小区,他们挨家挨户敲门,问每一家:你是不是愿意支持奥巴马。如果愿意先填写一份表,这个是意向表,并不是最后的投票。我很奇怪,为什么要填这个意向,到时不按这个走怎么办。其实这不重要,只是做一个初步统计。而且这个小组由原来有经验的人领着没有经验的人包两栋楼,那个小组包两栋楼,家家户户敲门,每户叫什么名字,以前支持哪个党等,分别用红色和蓝色标出来。就好象我们的售楼公司,哪个楼盘、哪个房间卖出去,哪个没卖出去一样,做表统计。并且进行训练,注意什么,先讲什么,如果人家抵触怎么进行沟通。那天我很震撼——美国拉选票的活做到如此细致的程度是我没有想到的。   主持人:也许,就是向售楼公司学习的?或者说,中国未来如果搞选举可以直接向售楼公司学习。这种统计是社区助选选举委员会在做,还是独立的第三方统计公司?   王功权:我不知道他们的统计资料从哪儿来,但当时我很震撼:竟可以统计到每一户叫什么名字,原来支持谁。我没有想到细致到如此程度。这项工作不是当地社区所做,而是社会上自发支持奥巴马的团队。假如我支持奥巴马,我就召集这帮人到竞选工作办公室看哪些地区的选票需要我们去拉,然后分配任务。比如朝阳区还有机会,领到这个东西,从那里拿到这个图。这个图一般不是随便给,因为要先拉起一帮人去会担心带来一些问题,一般是张罗这些事情的主要协调人,一到两个人是竞选办公室的,领到哪个城市、哪个区,具体到什么样的程度。填写了这张表支持奥巴马,回过头不支持不重要,先拿到一个初步意向,然后迅速全范围的统计上去,这样就能不间断地知道自己的支持率。工作细到这样的程度是我所没想到的。      “谈华人政治关注:有的振奋、有的希望、有的迷茫。”      主持人:您在美国的学校做演讲,对整个华人圈或者整个朋友圈的政治意识有没有观察?一般华人不太关心政治,您所接触的朋友圈他们关心政治吗?   王功权:你问的问题,我试图仓促整理一下我的思路,我将在美华人分成三种类型:一类是属于在美国工作并且融入到美国社会或者拿到美国国籍、绿卡的长期工作的华人,这是一个群体;二是留学生群体,包括在那里准备上学、正在上学或者上学后一两年逗留、寻找工作机会抑或短期工作准备回来的;三是中国企业家群体,在那边很多人是中国企业家,甚至,我在国内想见到这些伟大人物很难,但在那边稍不留心就遇到了。比如在曼哈顿最南端的炮台公园(曼哈顿繁华地段的繁华地段),有几栋正在对外销售的新楼盘,到那儿一打听,中国不少企业家在那儿都买了楼,晚上没事他们会在下面喝茶,给人感觉中国企业家在那儿特别嚣张。   第一类群体对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很振奋,并且对祖国的问题能多一些包容,对政府、国家充满希望。他们在心里希望中国民主转型,更重视人权,但对中国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很高兴。他们会举过去中国没有这么强大时,他们被人歧视的例子来说明今天祖国的发展很重要。   学生群体最大的压力是就业,在美国学习花费很大,不管家庭好还是不好的孩子在那儿算自己几年的花费,希望自己经济尽快独立或者挣一点钱,至少不成为父母的负担,懂点事的都是这样。花天酒地的学生我碰到的不多。大部分学生希望自己尽快独立,这可能在那儿受的教育有关,而且孩子离开父母后特别懂事。所以在美国寻求就业会多一点。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态度,比如存在的问题、希望中国变革这是普遍的。如果自己现在投入这样的职业推动社会转型或者中国社会改革的工作,觉得自己没有精力基础,好像读了这么多年书不挣钱,在没有工作的前提下天天呼唤自由民主也不现实。他们非常关心,也希望参与,有一少部分希望做一点事,但更多的是希望解决自己就业和职业问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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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功权:美国访学见闻 进入专题 : 美国    ● 王功权        观点辑要:   【要点1】谈美国大选:他们挨家挨户敲门,每户叫什么名字,以前支持哪个党,现在是否愿意支持奥巴马,分别用红色和蓝色标记。就好象我们的售楼公司统计楼盘是否售出一样,工作之细致令我震撼。   【要点2】谈“用脚投票”:在我们国家只要强调公有制为主体,民营企业家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博弈就博弈,能合谋就合谋,能妥协就妥协,实在不行就用脚投票;感觉到玩不起、不好玩、很难搞时,会选择移民或者把一部分业务挪到外面,这可能是他们久历沙场或者历经坎坷后渴望另外一种安定的生活。   【要点3】谈美国人才政策:美国吸引人才方面的规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我们要想跟美国较劲,得建立能吸引全球人才的构架,建立不起来,相当于全球精英与你抗衡,不管我们心中有多少自信也不能解决。   【要点4】 谈互联网创业:互联网崛起得快、老化得也快。在这个行业中,再出现奇迹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建议更多朋友把它当成传统产业做:控制成本,一点点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能长大就长大,长不大就按照传统的厂和店对待。   【要点5】 谈公民社会:政府越强大,社会反而越脆弱。我们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社会”是指大量的NGO组织,大的百姓群体。这么多年来,这块一直没能很好发展起来。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国际上、学术角度上讲纯粹的NGO公民社会,还是今天带着新文化传播政治使命的公民社会建设,都非常重要。   【要点6】 谈未来:不开心的事不想做,违心的事不做。是否再经商我不知道,但不知道我们国家什么时候有那样的环境,让一个不跟权力合谋的人能够在中国顺利经商,如果有这样的领域和项目我会做。      谈留美:用一年时间体验朝朝暮暮的每一天,有特别感受。      杨子云(主持人):提到访学美国,我会想起好几个企业家的名字,比如王石、钱晓华先生等,都先后去美国的大学学习。这是否是中国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家的一个转型的开始。我想问是什么因素促成您去美国,您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王功权:谢谢子云,谢谢腾讯燕山大讲堂,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子云是我多年的朋友,她说有这个活动请我来,所以匆匆赶来。子云问这件事我有点诧异,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有庞大的企业家群体,有个别人到美国访学、留学、深造,根本没有成为企业家的主流。如果要从个别现象寻求规律性的东西,或者昭示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不构成,因为可能去美国留学的人数远远低于进监狱的人数(现场笑)。我在美国见过王石,他觉得自己年岁大了,需要考虑自己退役之后的未来生活,他希望把自己定义成有一个实践经验的在学校里的学者,这是他希望的。我不是这样的,我是到美国游学(游学是走来走去),遇到什么就学点什么东西。所以你刚才谈到是不是企业家考虑自己的转型等,我认为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事情,我不把它当成一种趋势或者潮流。   主持人:你认为这是个体的选择。那么请问您个人与美国的交往,比如您第一次去美国是在什么年龄段?这个问题有点笨。以前您去美国的目的是什么。这次去有什么不同,是怎样的不同?   王功权:我第一次去是1994年—1995年,在万通集团做总裁。成立了美国万通,美国万通老总几次到国内来汇报工作,一次又一次地跟我说王总您应该去美国去看看,否则对我们的公司太不重视了。有次几个高级合伙人讨论问题,几个小时的辩论都定不下来。我很烦燥,就决定去美国出差,到美国公司视察工作。当时讨论集团战略方面的问题,万通几个朋友口若悬河、才华横溢,讨论到深夜2、3点都没有解决,第二点早晨6点要接着开会,我实在受不了,就委托冯仑全权负责集团工作,我自己决定去美国公司考察,所以去了美国。那是我第一次去,到美国后明显的感觉是不像中国这么乱——“乱”不仅仅是环境上的,包括社会氛围,很平静。我去时在硅谷,当然就想:好像我们原来想象的美好社会就应该是这样。可当时产生这样的想法时内心有点恐惧,那时的胆子没有现在这么大,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社会就是我们想要的理想社会。对当时自己产生这样的念头,我深深自责了很久。   主持人:那一次待了多久?这次待在哥伦比亚大学,发现了什么不同的东西?   王功权:1995年底我在万通辞去总裁职务后到美国硅谷工作,那段时间两边跑,断断续续持续了三年时间,所以大体一半时间是在美国。而且,那期间美国万通的事用小脚趾头就能做完,万通集团也有伟大人物管理,我也不插手,且前总裁对现在工作做太多的介入后人家会不舒服,所以我的基本原则是做一个开明的前总裁,对万通集团的事情不太管。所以那段时间我便有空在世界各地游历。   这次去美国有一年时间,在此之前去美国多少次我记不住了,对美国社会并不是特别陌生,更何况因我管理风险投资基金工作,那时也常去美国;后来管理鼎晖创投基金,相当多的投资人都是美国人,比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基金等,经常到美国开会或者拜访我们的投资人,所以我对美国不是特别生疏。但用一年时间在美国体验朝朝暮暮的每一天,这样的经历还是第一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原来以为自己比较了解美国,但真正深入美国生活后,发现要学习的美国东西还很多。      谈访学:关注的方向是公共财政监督等。      主持人:这次您在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为什么选择这里?   王功权:东亚研究所在哥伦比亚大学不属于哪个院系,是独立的一个所,主要研究东亚问题,而且特别活跃。东亚研究所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中文、日文、韩文书特别多,以致于我英语不好的人也可以在那儿像模像样的展开研究,因为有大量的中文书籍、资料可供我阅读。另外,东亚所包括所长在内的教授,1/3的能够说中文,当然也能说日文、韩文。所以我们所里如有一些学术上的问题进行讨论时,也可以进行中文讨论。邀请我去的是一位华裔教授,我们进行中文讨论没有一点问题。这个所在研究东亚问题上是比较著名的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美国常青藤大学里哈佛有一个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再是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东亚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市,纽约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城市,东亚所除了学科研究外,社会性的学术联络也蛮多。经常的情况是:这个会议室里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比如国务院研究中心的学者在做报告;同时在另外一个会议室里有讨论新疆民族独立问题的沙龙。他们作为院校会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从学术角度探讨亚洲特别是中国各方面的问题。我之所以选择那里,是想感受一下那里的活跃氛围,寻找自己想学的东西。   主持人:您关注的方向是什么?   王功权:一开始我的课题是:《中美金融体系比较研究》。原来我做投资时除了微观的投资操作之外,对宏观理论上的问题会花一点精力跟人讨论,自认为有一些看法。当我跟邀请我的导师讨论时,他希望我确定这样一个课题。可到那儿后,我提出希望做更感兴趣的事:公民社会和公共财政监督包括民主转型。导师尊重我个人的选择,所以后来我看的书以及跟导师讨论的课题主要是公民社会和民主转型。      谈美国经济:美国经济形势确实比较沉闷一点,但没有很萧条。      主持人:你在美国的那一年是美国经济危机时,国内有媒体报道是美国经济萧条。我前几天看见来自《纽约时报》的消息,说美国经济在复苏,就业岗位增加了26万多个,失业率下降了7%。您在美国时,能感受到他们的经济萧条吗?   王功权:会有很多人说生意难做,也会有很多人表示就业困难,特别是大学生。我在那里接触比较多的是华人学生,他们毕业后至少有一半人希望在美国工作,绝大部分希望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有一半人希望有机会在美国留下来。据他们来讲,去年找工作比以前难很多。我以前的同学在美国生活了15-20年,他们认为在这一段时间自己的工作要特别谨慎,否则会被解雇掉。能够感觉到就业的压力,但并没有中国国内所宣传的那样萧条。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国内会是这样的现象。美国经济形势确实比较沉闷一点,但没有很萧条。但我在美国中南部城市时,相对来说一些城市是比较冷清的。      谈大选所见:他们像售楼登记般拉选票,工作之细致令我震撼。      主持人:您在美国的一年正好是美国大选年,您有近距离观察他们的选举小组和选举办公室吗?有没有参与其中?   王功权:没有,因为我自己的事情也挺多,这期间美国东部大学华人学生学者联合会邀请我做专题演讲,前后有8、9个大学的演讲。还有其它方面围绕中国课题的学术讨论会,这一年中国发生很多事情,包括王立军、薄熙来等事情。如此,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参与大选细节。只是某次我跟朋友去发现美国大选拉选票很具体,活儿很细。某天早晨去费城,一个大车把纽约这边支持奥巴马的人拉到费城,把大家放到一个公园里,先经过训练,即大家要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说。他们做什么?在公园附近的一个小区,他们挨家挨户敲门,问每一家:你是不是愿意支持奥巴马。如果愿意先填写一份表,这个是意向表,并不是最后的投票。我很奇怪,为什么要填这个意向,到时不按这个走怎么办。其实这不重要,只是做一个初步统计。而且这个小组由原来有经验的人领着没有经验的人包两栋楼,那个小组包两栋楼,家家户户敲门,每户叫什么名字,以前支持哪个党等,分别用红色和蓝色标出来。就好象我们的售楼公司,哪个楼盘、哪个房间卖出去,哪个没卖出去一样,做表统计。并且进行训练,注意什么,先讲什么,如果人家抵触怎么进行沟通。那天我很震撼——美国拉选票的活做到如此细致的程度是我没有想到的。   主持人:也许,就是向售楼公司学习的?或者说,中国未来如果搞选举可以直接向售楼公司学习。这种统计是社区助选选举委员会在做,还是独立的第三方统计公司?   王功权:我不知道他们的统计资料从哪儿来,但当时我很震撼:竟可以统计到每一户叫什么名字,原来支持谁。我没有想到细致到如此程度。这项工作不是当地社区所做,而是社会上自发支持奥巴马的团队。假如我支持奥巴马,我就召集这帮人到竞选工作办公室看哪些地区的选票需要我们去拉,然后分配任务。比如朝阳区还有机会,领到这个东西,从那里拿到这个图。这个图一般不是随便给,因为要先拉起一帮人去会担心带来一些问题,一般是张罗这些事情的主要协调人,一到两个人是竞选办公室的,领到哪个城市、哪个区,具体到什么样的程度。填写了这张表支持奥巴马,回过头不支持不重要,先拿到一个初步意向,然后迅速全范围的统计上去,这样就能不间断地知道自己的支持率。工作细到这样的程度是我所没想到的。      “谈华人政治关注:有的振奋、有的希望、有的迷茫。”      主持人:您在美国的学校做演讲,对整个华人圈或者整个朋友圈的政治意识有没有观察?一般华人不太关心政治,您所接触的朋友圈他们关心政治吗?   王功权:你问的问题,我试图仓促整理一下我的思路,我将在美华人分成三种类型:一类是属于在美国工作并且融入到美国社会或者拿到美国国籍、绿卡的长期工作的华人,这是一个群体;二是留学生群体,包括在那里准备上学、正在上学或者上学后一两年逗留、寻找工作机会抑或短期工作准备回来的;三是中国企业家群体,在那边很多人是中国企业家,甚至,我在国内想见到这些伟大人物很难,但在那边稍不留心就遇到了。比如在曼哈顿最南端的炮台公园(曼哈顿繁华地段的繁华地段),有几栋正在对外销售的新楼盘,到那儿一打听,中国不少企业家在那儿都买了楼,晚上没事他们会在下面喝茶,给人感觉中国企业家在那儿特别嚣张。   第一类群体对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很振奋,并且对祖国的问题能多一些包容,对政府、国家充满希望。他们在心里希望中国民主转型,更重视人权,但对中国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很高兴。他们会举过去中国没有这么强大时,他们被人歧视的例子来说明今天祖国的发展很重要。   学生群体最大的压力是就业,在美国学习花费很大,不管家庭好还是不好的孩子在那儿算自己几年的花费,希望自己经济尽快独立或者挣一点钱,至少不成为父母的负担,懂点事的都是这样。花天酒地的学生我碰到的不多。大部分学生希望自己尽快独立,这可能在那儿受的教育有关,而且孩子离开父母后特别懂事。所以在美国寻求就业会多一点。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态度,比如存在的问题、希望中国变革这是普遍的。如果自己现在投入这样的职业推动社会转型或者中国社会改革的工作,觉得自己没有精力基础,好像读了这么多年书不挣钱,在没有工作的前提下天天呼唤自由民主也不现实。他们非常关心,也希望参与,有一少部分希望做一点事,但更多的是希望解决自己就业和职业问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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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陈云飞向四川省人大递交“要求205名部级以上官员公开财产的公民建议书”(图)

(维权网信息员陈华报道) 3 月 5 日下午 ,四川省著名维权人士陈云飞到位于成都市南大街的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递交“致习近 平等 先生的公开信”、“要求中国最有权力的 205 名部级以上官员公开财产的公民建议书”以及 7033 名有效公民的签名名单,共计 104 页。 在省人大门口的传达室,工作人员以不是信访范畴为由拒绝签收。 3 月 6 日上午 ,陈云飞以邮政快递的方式,向四川省人大邮寄了关于“要求中国最有权力的 205 名部级以上官员公开财产”的全部文件。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又称“阳光法案”,是官员财产申报、登记、公布、监督、问责的制度。早在 1766 年,瑞典公民就可以依法查看从一般官员直到首相的纳税清单,这就是财产公示制度的开端。其后,财产公示制度被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所采用,被公认为根治腐败的制度保障。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反腐倡廉的号召,艾晓明、郭于华、胡星斗、王功权、王全杰、吴青、笑蜀、许志永、张千帆等 68 位公民依据《宪法》第四十一条,在 2012 年 12 月 9 日 ﹙国际反腐败日﹚发出《公民建议书:要求中国大陆最有权力的 205 名部级以上官员公开财产》。这一建议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截止 2013 年 2 月 28 日 ,征集到有效公民签名 7033 个。签名公民来自中国各个省级行政和海外,签名公民包括学生、教师、公司职员、工人、农民、律师、公务员﹙警察、检察官、法官﹚、商人和军人等,涵盖了中国的各行各业。签名包括经济学家茅于轼、宪政学者张千帆、宪政学者曹思源、哲学教授赵士林、知名作家铁流、戴晴、老鬼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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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人权: 两会前学者公民联署再次呼吁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截止2010年11月1日,在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已有167个国家正式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于保障基本人权做出了承诺,此后,胡锦涛,温家宝,都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向国内外公开表示,中国将尽快履行批准公约的法律程序。 例如,2004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大厅演讲,他就表示一旦条件成熟,中国政府将向全国人大提交批准该公约的建议;2004年5月,温家宝总理访欧期间,也表示,中国“致力于”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一晃多年过去,直到15年后,中国政府仍未批准这一条约,一般认为,与胡温任期内的维稳思维有关。 类似的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呼吁与联署历年来已有多次,此次联署人除了贺卫方、冉云飞等知名自由派学者外,还包括王功权、任志强等企业界人士,以及不少活跃的媒体人,也是所谓“习李”体制下,自由派公民表达的一次集结。 公开信称,国际人权宪章对于人类基本人权的申明、确立和规范,符合“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的立国与立宪”的宗旨。其次,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兑现中国政府的庄重承诺,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心愿,并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风范。 此外,公开信还提出,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来,中国的开放在深化,法治建设在进步,权利意识在觉醒,公民社会在发育,中国批准公约的时机已经成熟。 公开信坦承,中国的人权法治状况与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之间,还存在相当差距或不相吻合之处。公开信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如今恰是中国批准公约的最好时机。对于中国法律体系中现实存在并且有待时间加以调整的某些难处或不足,中国可以根据各国加入公约时的惯常做法,就具体条款作出合理限度内的保留、声明、通知或反对。 此外,公开信还提出,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助于创新宪法的多元实施机制,确保宪法中人权条款的落实,捍卫宪法的生命和权威。 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公开信认为,目前在中国,宪法实施机制大都还停留在纸面规定上,需要通过更具体并且更具操作性的宪政实践来激活。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是创新多元宪法实施机制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步骤。 最后,尽早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可以使中国更加坦率公开地明确“人权立国、宪行中国”的至上原则。 公开信提出,人权立国、宪行天下的原则理当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共识,中国需要培育一个以中正、和平、理性和开放为根基的公民社会,也需要建立一个以“爱和正义”为基础的美好政治。 联署人呼吁,中国国务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向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有关缔结《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议案;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立即批准该公约。 如果确因时间“仓促”,今年不能完成这一工作,公开信呼吁官方“开诚布公”,给全体国民一个解释,同时宣布确定的批准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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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 | 政权服务于人权乃天下第一公理

公民建言: 呼吁全国人大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新一届中国政府即将成立之际,我们谨以中国公民身份,郑重公开倡议 : 尽快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进一步推动和落实人权立国、宪行中国的原则。具体理由如次: 一、国际人权宪章对于人类基本人权的申明、确立和规范,符合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的立国与立宪的宗旨。 《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共同构成“国际人权宪章”的主要框架,成为国际社会人权保护的核心准则。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又被公认为是“当代得到普遍接受的最低人权标准的最权威表达”。该公约所确认的各项基本人权,作为第一代人权,具有更为根本的重要地位。从 18 世纪末以来,这些权利作为人类近现代宪政革命的可贵制度成果,已经成为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宪法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规定,它们代表了人类对于权利、自由和尊严的普遍诉求。 国际人权宪章所弘扬的价值和关怀,也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反复宣称的立国目标和立宪宗旨。建政之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为人权自由而战”的号召,并落实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宪法性文件当中,为此在边区专门颁布了一系列人权保障条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席卷全国的宪政运动,中国共产党也是主要推动者,人权保障则是题中要义。建政之后, 1954 年宪法即专章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奠定了我国宪法以人权为本的基调。尽管此后颇多曲折,我们在贯彻宪法、保障人权的问题上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人权这一崇高目标已经成为今天转型事业不可分割的核心议程,其最新体现就是我国制定的第二个以人权为主题的规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2-2015 年)》。 二、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兑现中国政府的庄重承诺,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心愿,并展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风范。 联合国在 1966 年通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就呼吁所有国家最好将两公约看成一个整体,同时予以签署和批准。截止 2010 年 11 月 1 日,在联合国 193 个会员国中,已有 167 个国家正式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2001 年,我国批准了被称为“第二代人权”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自 1998 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至今近十五年,我国仍然没有批准被视为“第一代人权”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尽管中国政府重视在批准前稳妥改进现有法律制度,使之尽量符合该公约要求的各项义务,但是,我们还是应把人权条约的签署与批准之间的间隔,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既推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进一步落实,亦避免国际社会不必要的猜度。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从来都是国际人权宪章的积极发起者和参与者。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中国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人权标准因此决非舶来品,而有着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贡献。十五年前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更表明我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对于保障基本人权做出了庄严承诺。此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不同场合多次向国内外公开郑重表示,一旦条件成熟,中国就将尽快履行批准公约的法律程序。 2008 年初,也曾有一万多位公民签名呼吁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以,我们再无必要犹疑徘徊,而须因应人权发展潮流,履行政府的承诺,回应人民的诉求,体现大国的风范,顺理成章地以积极果断的姿态加入公约。 三、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来,中国的开放在深化,法治建设在进步,权利意识在觉醒,公民社会在发育,中国批准公约的时机已经成熟。 2011 年,我国发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宣布以宪法为统帅的完备、科学、和谐、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2004 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人权保护上升为宪法原则。 2013 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施行,引入许多符合现代人权法治精神的规定,比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律师权利的扩大、严格逮捕和审批程序等。今年年初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则明确强调,要把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建设的灵魂,并具体提出将进一步推进劳动教养、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说, 30 年来我国法治建设朝着人权方向不断迈进而取得的成就,完全是社会整体进步的自然逻辑结果。公民权利的扩大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客观上也为中国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创造了良好条件。 不可否认,我国的人权法治状况与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之间,还存在相当差距或不相吻合之处。然而,所谓的时机成熟,从来不是指要万事俱备,完美无缺,而是指为人权的保障和改进做了充分的准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对接的可能。人权事业是动态的、丰富的,必须在国内与国际、政府与社会、现在与未来、特殊与普遍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空间与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如今恰是我国批准公约的最好时机。对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现实存在并且有待时间加以调整的某些难处或不足,我们可以根据各国加入公约时的惯常做法,就具体条款作出合理限度内的保留、声明、通知或反对,但必须真诚、严肃而缜密,高度尊重人权事业的神圣性和经久性 。 四、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助于创新宪法的多元实施机制,确保宪法中人权条款的落实,捍卫宪法的生命和权威。 习近平先生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句话深刻表达了“宪行中国”的基本治国理念。 我国现行宪法中的一些良法条款关于各项人权的规定,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如何使宪法的这些良法条款真正成为塑造民族精神、凝聚政治共识、实现文明复兴的权威标志,关键就在于认真对待权利,贯彻落实宪法,为此我们必须积极探索多元的宪法实施机制。从各国宪政经验来看,这些宪法实施机制大体包括释宪机制、违宪审查机制、宪法司法化机制、宪法监督机制、宪法条款直接适用机制等。目前在我国,这些实施机制大都还停留在纸面规定上,需要通过更具体并且更具操作性的宪政实践来激活。 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实就是创新多元宪法实施机制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步骤。首先,该公约本身强调以约束政府和公权运作的方式,来达到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目的,因而可以间接理顺宪法的人民主权基础和权力制衡模式,提升政府的执政观念及执政能力;其次,国际人权公约在实施过程中,积累了非常丰富和规范的人权保护法治经验,其中的缔约国报告程序、国家及个人的来文程序、督促各国立法和司法行政当局采取人权补救措施的规定等,有助于缔约国履行人权承诺,实现广泛深远的宪政结构的改革和完善;第三,国际人权理事会在监督实施人权公约时,很好地做到了充分尊重各国的宪政和主权,其实践主要是建立在促成协商一致和开展建设性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之上的,这在无形中为各国宪法的实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自主、理性、尊重、包容等前提条件的示范。 五、尽早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可以使我国更加坦率公开地明确人权立国、宪行中国的至上原则,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 国际人权宪章有关人权的规范和实践日益表明,人类的这些基本人权具有普遍性、平等性、不可分割性和相互依赖性。这一点对于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中国而言,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 悠悠万事,人权最大。人权是目的,政权必须服务人权、保障人权始有合法性。人权立国、宪行天下的原则因此理当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共识。 事实上,人权立国与宪行中国之间,存在着深刻而内在的关联,正如习近平先生所阐发的那样,“只有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宪法实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 我们担忧,由于缺乏人权素养,对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没有基本的敬畏和保障,在一旦遭遇全面危机时,会使整个社会陷入仇恨与暴戾,走向分裂和敌对的丛林状态;我们担忧,由于缺乏宪政素养,对宪法的权威和神圣性没有起码的体认和信奉,会导致国家工具主义盛行,执政者难以树立一整套符合现代文明的价值观,进而丧失执政合法性以及必要的尊严。 总之,对于公民、政府、国家和民族而言,唯有人权立国、宪行中国,才是成就光荣与梦想的根本尺度和不二法门。我们需要培育一个以中正、和平、理性和开放为根基的公民社会,也需要建立一个以爱和正义为基础的美好政治。 人权立国、宪行中国的原则代表了我们最为诚挚善意的心愿,也表达了我们对于个人命运、共同体福祉、国家荣耀、人类文明的深切关怀。我们相信,只要能够做到以人为本,以宪为尊,我们就既能促进当下社会的和谐,也能以最小代价实现未来中国的繁荣强盛。 我们也相信,只要以人权立国、宪行中国为努力的方向、重心和切入点,并坚定信心与信念,保持坚韧和细致,一切事关国家民族发展大计的难题都不难获解。如此,则个人幸甚,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基于此,我们恳切呼吁国务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向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有关缔结《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议案;希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立即批准该公约。如果确因时间仓促,今年不能完成这一工作,也请开诚布公,给全体国民一个解释,同时宣布一个确定的时间表,以求国民谅解,以昭政府大信。         为此,发起此次公民联署。       首批签名(排名不分先后,以拼音字母为序):   陈     乐,北京,独立撰稿人 谌洪果,西安,学者 陈宝成,北京,媒体人 陈健民,香港,学者 陈凤山,北京,独立撰稿人 陈云飞,成都,公民 曹保印,北京,作家,评论员 柴子文,香港,媒体人 崔卫平,北京,学者 戴     晴,北京,作家 杜     婷,香港,媒体人 董如彬(网名边民),云南,公民 邓瑾 , 哈佛尼曼学人 , 独立撰稿人 邓运清,深圳,公民 邓志新,广东,媒体人 党     青,四川,媒体人 关     军,北京,媒体人 冯兰瑞,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前副所长 范     泓,南京,学者 范     晓,四川,学者 高全喜,北京,学者 顾海兵,北京,学者 巩胜利,广东,学者 郭于华,北京,学者 贺卫方,北京,学者 贺立华,山东大学教授,博导 何     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何     兵,北京,学者 何     满,广东,媒体人 何金路,黑龙江,高级经济师 何培蓉,南京,公民 何小华,广东,国企退休干部 华新民,北京,古城保护者,城市土地问题专家 郝     建,北京,学者 胡     泳,北京,学者 胡云飞,四川人,自由职业 黄雪涛,深圳,律师 韩三洲,北京,医生 侯梅新(笔名余以为),广东,专栏作家 季     兵(笔名航亿苇),广东,作家 梁文道,香港,作家 梁晓燕,北京,编辑 黎     鸣,北京,学者 李春玲,成都,公司职员 李公明,广东,学者 李伟东,北京,学者 李悔之,广东,公民 李小鸣,斯坦福纳特学人,独立撰稿人 林     涛,广东,媒体人 刘     瑜,北京,学者 刘安平,广东,医生 刘绪贻,武汉,学者 刘子龙,深圳,律师 刘     巍,北京,律师 罗建明(网名巴索风云),广东, NGO 从业者 茅于轼,北京,学者 孟     雷,北京,媒体人 浦志强,北京,律师 秦     晖,北京,学者 乔     木,北京,学者 任志强,北京,退役企业家 荣     剑,北京,独立学者 冉云飞,四川,学者 宋以敏,北京,离休学者 宋石男,四川,学者 宋晓慧(网名樱桃白),广东,公民 宋晓贤,广东,媒体人 孙旭培,北京,学者 苏小和,北京,诗人 苏少鑫,广东,媒体人 邵     建,南京,学者 唐明灯(笔名令狐补充),广东,专栏作家 谭翊飞,北京,媒体人 吴     强,北京,学者 吴     伟,北京,前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研究人员 吴祚来,北京,学者 吴木銮,香港,学者 王功权,北京,退役企业家 王克勤,北京,媒体人 王力雄,北京,作家 王     兴,北京,律师 王宗力,四川,作家 王雪臻,山东,公民 徐     晓,北京,作家 徐友渔,北京,学者 徐庆全,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辑 夏     楠,北京,律师 邢小群,北京,学者 许苍竹,广东,媒体人 许志永,北京,公民 笑     蜀,广东,媒体人 余     真,澳门,医生 鄢烈山,广东,媒体人 于建嵘,北京,学者 袁     剑,江苏,学者 袁裕来,浙江,律师 姚中秋(笔名秋风),学者,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姚新勇,广东,大学教师 严伟民,深圳,独立撰稿人 杨支柱,北京,学者 杨茂东,广东,公民 杨子立,北京,学者 张     鸣,北京,学者 张     宁,广东,学者 张千帆,北京,学者 张麦昌,西安,律师 张英洪,湖南,学者 张永攀,香港,公民 张继承(笔名喻尘),广东,媒体人 章     哲,北京,公民 章志峰,广东,公民 朱大可,上海,学者 朱学勤,上海,学者 朱瑞平,四川,作家 展     江,北京,学者 赵     牧,北京,媒体人 郑世平(笔名土家野夫),北 京,作家 郑炎潮,广东,学者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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