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王勇平沉默告别新闻发言人生涯
王勇平被免职10天前，南方周末记者曾接到铁道部新闻处电话，询问能否和王勇平聊聊。“那次发布会之后，王勇平压力很大，他觉得很多东西被大众误解了，他有很多话想说，包括对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有一些反思。”可是第二天，王勇平爽约了，新闻处解释说，“他还没想好”。 被认为最敢直面舆论的发言人王勇平，最终还是未能扛住舆论的压力。2011年8月16日，他被铁道部免除了新闻发言人的职务，和铁路降速一起，成为当日的大新闻。 官方的新华社在当晚发出的这一条英文快讯中，没有提及他被免职的原因和去向。 据人民网17日报道称，王勇平将赴波兰华沙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接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职务的，是哈尔滨铁路局党委书记韩江平。 这离王勇平上一次高调亮相已过去二十多天。7月24日，在甬温线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因为“这只能说是个奇迹”、“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的言论，王勇平陷入舆论漩涡，随后淡出了公众视线。 2011年7月24日，浙江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新闻发布会结束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离开现场。 （赵昀/CFP/图） 情绪最低落的二十天 王勇平专门让下属将王旭明的批评文章打印张贴，供下属集体学习。 没有人知道，自从那次发布会后，面对外界的种种质疑，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起伏。 就在王勇平被免职10天前的周六下午，南方周末记者突然接到铁道部新闻处的电话，询问能否给王勇平做专访。“那次发布会之后，王勇平压力很大，他觉得很多东西被大众误解了，他有很多话想说，包括对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有一些反思。” 可是第二天，王勇平爽约了，新闻处的解释是，“他还没想好”。 “大众的误解”，多跟那场被认为是史上最混乱的发布会有关。没有铁道部部级领导在场，王一个人独挑大梁。媒体问及要匆忙掩埋车体，王勇平用请教来的专业知识回答，“掩埋车体是为了更好地救援。”看着满场疑惑的目光，王勇平追加了一句，“至于你们信不信，我是信了。” 在回答记者“为何在宣布没有生命体征、停止救援后，又发现小伊伊”时，王勇平说：“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 外界的怒火，不仅源自他匪夷所思的回答，还有他被记者视为傲慢的态度。一位接近铁道部的高层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场面堪称混乱。他居然征求记者意见，让自己站着说还是坐着说”。据当时一位在场的媒体记者回忆，记者们高声愤怒回应：“站起来！” 他在发布会上频频露出职业性的微笑，他突然中断发布会，在保安的重重包围下狼狈离开。就连他的好友、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也撰文批评他语态太强势。 颇有意味的是，王勇平看到王旭明的发言后，专门让下属将文章打印出来，贴在自己所领导的宣传部的公告栏上，示意下属集体学习。 知情人士说，发布会之后，王的心情一度相当低落。而有关他被免职的消息也从未间断。此后一系列由铁道部主导的新闻发布，发言者的身份无一例外地以“相关负责人”代替。 8月初，有记者在铁道部大院里偶遇“看上去非常疲倦”的王勇平，他否认了停职的传言：“我不是现在还在岗位上吗？”“我一直和我的领导、同事们一道，紧张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包括双休日在内每天都忙到很晚，我这些天夜里两点之前没睡过觉。” 在聊天中，王勇平一改发布会上傲慢的态度—— “24日晚的发布会确实很急迫，并不掌握足够信息，当时，如果能有更多更确切的救人抢险的信息，就能更好地满足大家的信息需求。”他承认言语有些不当，他说当时要是再冷静一点，再诚恳一点，也许就会让记者朋友们少些不满。记者问他是否觉得委屈，王勇平答道：“想想在这次事故中不幸失去生命、受伤的旅客和他们的家属，想到那些受到损失的旅客，我面对的这些又算什么？” 他说，“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尽管自己在新闻发言中可能有不足，但在那个需要我站出来的时候，我站出来了，而且自己没有说假话和违心的话。” 8月10日，情势突变，铁道部现任官员全部被踢出事故调查组。两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发言人遭遇“七年之痒”》，引用传媒学者的话，痛批中国最早培训的号称“黄埔一期”发言人王勇平“犯了低级错误”。 经济观察报网站8月17日报道称，直到16日之前，包括王勇平，都以为这只是一场事件中老百姓的一种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过去。 报道称，8月16日上午10时左右，王勇平正等待在办公室静候铁道部领导谈话，谈话的内容，王勇平已有预估，“我发生了一点意想不到的事，可能要被停职。”当天上午谈话之后，王勇平的心情跌至谷底。 一以贯之捍卫铁道部 “他是性情中人，对于质疑毫不回避，坦诚以对。” 截至今年，56岁的王勇平在发言人任上已经度过了8年时光，8年间，围绕这位“黄埔一期”学员的批评和质疑从未间断。 动车事故之前，京沪高铁技术故障不断，2011年7月14日，王勇平选择人民网强国论坛回应外界质疑，人民网是王接受采访最多的媒体。 有人怀疑高铁应对恶劣天气能力差，王勇平说，高速列车这种快速敏感的反应不是“娇嫩”，而是高科技的必然体现。在王看来，高铁虽不能保证不出故障——因为这是“磨合期”的正常现象，但能确保乘客安全。 表面看来，王面对这些质疑相当气定神闲，但在私底下却倍感压力。 在温州动车事故的几天之前，王旭明曾在一个活动上碰到过王勇平。王旭明当时已能感觉出王勇平的疲惫、焦虑和压力。“记得我最后的一个问题是，我最担心如果高铁塌陷、动车碰撞或出轨怎么办，该如何应对？”王旭明回忆，王勇平回他：“我也是最担心这样的事情啊！” 铁路建设大干快上的“跨越式发展”，是前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2003年上台后提出的口号，那一年，王勇平也刚从广州铁路公安局党组书记的位置调到铁道部当发言人。 王身上有着许多“黄埔一期”新闻发言人学员一样的共同经历，下过乡，插过队，返城后做了铁路工人，他的一位友人后来回忆说，“再后来圆了自己年少时的梦想，做了名新闻记者，再后被调到广州铁路局机关当了宣传干部，党委宣传部长。” 从酝酿、建设到通车，从公开发言看，王勇平一直都是跨越式发展最忠实的支持者，而且仿佛“无所不知”。 2007年4月18日，铁路第六次提速第一天，D字头的动车开车，王勇平接受采访时说：“提速列车运行安全是有可靠的保证的，如果没有100%的把握，我们都不会开行这种时速的列车。”京沪高铁通车一周后，他做客新华网时说：“中国高铁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是我们国家实力的象征，每个中国人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 他以新闻发言人的身份频繁曝光于网络，始于铁路第六次提速的2007年。人民网数据显示，2007年、2008年，王勇平6次现身网站强国论坛。 每逢春运，王勇平必然现身人民网和新华网，甚至搜狐这样的网站，偏好网络发言成为了过去8年勤恳的王勇平的鲜明注脚。2008年，王勇平获选“人民网十大最受网友欢迎的嘉宾”。当时入选者除了北川中学校长外，他是其中官阶最小的。 对于这位以敢言著称的发言人而言，质疑非但没能让他退避三舍，反而让他变得异常兴奋。有接触过他的记者说，“他是性情中人，对于质疑毫不回避，坦诚以对。” 他一以贯之地捍卫铁道部。今年7月，一些日本媒体说中国高铁是“盗版新干线”。王勇平说：“什么叫‘盗版日本新干线’？这有点大言不惭了。新干线与京沪高铁完全不在一个相提并论的层次。” 2010年7月，南方周末记者问王勇平：“从现在到2012年都是中国高铁的大发展时期，仅未来三年，高铁的投资就将超过9000亿元。钱从哪里来？” 他说：“2004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刚出来时，我们自己也担心，但我们部长是有战略气魄的，他说：我从来没有为钱的问题担心过。只要我们有办法，钱就不是问题。” 2008年2月18日，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炮轰铁道部隐瞒了部分情况，从而造成“广州火车站‘人满为患’，铁道部的人要撤职”。一天后，王勇平在人民网做出回应：“如果郭副主席对铁路的指责都是真的话，那么我作为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首先要请辞。”在逐条批驳郭锡龄后，他质问：“当广大铁路干部职工和广州地区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奋起抗灾、共渡难关的时候，郭副主席身在何方？” 王对于郭的回应，被外界解读为“铁道部的蛮横”，但是王勇平的事后补救却被人们忽略。郭锡龄向南方都市报记者回忆，后来王勇平曾通过其他渠道找到他，向他道歉，并且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再闹大。 在刚硬的解释之下，王也时常会展示他柔性的一面，王最喜欢用“沉重”形容面对危机的心情。2008年5月，面对网民质疑铁道部应如何对胶济铁路事故负责，王勇平在博客中写道：“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接受记者采访时几乎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他不应当成为唯一的发声渠道” 信息公开制度缺乏保障，新闻发布本质上是政治口红。 作为“后SARS”的第一批部委发言人，王勇平无疑是公认的佼佼者。 2005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组团访美，里边包括来自中央部委和省市的31名政府发言人，访美归来，王勇平写就《彼岸掠影》，谈如何“牵着境外媒体走”，如何在记者中建立起自己的信誉。 王勇平经常告诫自己，“作为新闻发言人，我们要尽快提高我们的自身素质。首先要做到诚实，不能虚伪、作秀，真实是取信于民的前提。”“什么问题可以完全发布，什么问题暂时还不能说，什么问题需要保密，话要说到什么样程度，这都需要新闻发言人恰当把握。” 王勇平一直说记者不是敌人，是朋友。在之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说：“从这些反对声音当中，是不是有些合理的东西值得我们吸取？”只要是有人写关于铁道方面的书，不管是普通记者，还是普通文学爱好者，王都会欣然作序。 另一方面，媒体又让他最为伤神。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在拼命做的时候，有些媒体在拼命炒作。说实在的，200万铁路职工拼命干，拿出的是整个民族整个历史都感到骄傲的东西，我们不说是成为大家都非常敬重的民族英雄，但是不至于这么挨骂。” 在铁路系统内部人士看来，在部委新闻发言人中，王显得“勤恳友善但个性不足”。他不会像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一样炮轰“媒体无知”，也不会像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倡议针对个别媒体记者建立黑名单制度。“他就是不停地在解释不停地在解释”。 一位曾和王打过交道的铁道部官员说，碰到大家意见不一的地方，王喜欢说：“你不懂”。 可王勇平本人不过是一个服务了铁路宣传20年的人，并未涉及具体的铁路业务。要求他“无所不知”，难免苛责，上述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两百多万人的铁路系统，工种复杂，专业化程度极高，他不可能对每一个东西都了解透彻，他不应当成为唯一的发声渠道”。 “这个专业发布会，发言人应该是往后退的，应该有更合适的人出面，但王还是出来了。”一位与王私交甚笃的记者说，在国外，发言人一般都由副部长级别的人担任，首先在这个系统内可以拿到相对真实的消息，信息畅通，但王作为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长，司局级干部，别人凭什么给你材料？ “国外的新闻发言人是一个部门首长的助理，参与很多决策制定和会议。同时，他们有一套新闻发布的班子。一个地方教育局的新闻发言人配备的班子可能就有一二十个人，而我2008年离任时，教育部新闻办只有4人。”王旭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和王勇平今天的遭遇一样，三年前，备受争议的王旭明也是突然被免去发言人职务的。他后来用“欲哭无泪如释重负”来形容当时的感受。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王旭明对王勇平被免职感到相当遗憾。 “尽管温州动车事故的新闻发布会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但跟那些在重大公共事件中不开口不敢开口，比如始终不愿露面的故宫博物院院长相比，王还是迈出第一步。”王旭明说，“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仅仅只是开始，任何一件新生事物总需要牺牲者，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献身，无论是曲解，冤屈，都可以理解。” 复旦大学传播学教授张志安认为，最该反思的是新闻发言人制度。他在微博中说，如果系统自身出了大漏洞，单靠新闻发布这块小铁片，如何能补？过多强调新闻发言人的“会不会说”，实际上“能不能说”更加重要，一把手决策比发言人更关键；信息公开制度缺乏保障，新闻发布本质上是政治口红。 王勇平被免职的当晚，有记者在电话里问王勇平是不是可以说两句，王说：“你想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 （本报记者邓瑾对此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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