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金融时报 | 高利贷:过度金融管制的恶果

国庆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率央行行长、银监会主席等赴温州调研,引发广泛关注。有统计显示,目前温州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其中9月份就发生26起。9月22日以来,温州市发生三起因债务危机后,老板被逼上绝路而跳楼自杀事件,造成两死一伤。被外界称为“宝马乡”的江苏省泗洪县石集乡就有1500多人卷入高利贷,涉案资金3.1亿元,石集乡问题最严重的李台村仅涉案本金就达1050万元。吸引“宝马乡”民众入局的则是诱人的回报:10000元月息高达3000。 从金额上看,高利贷尚不至于危及金融体系稳定,但由于地下融资涉及众多个人,且透明度低,缺乏法律保障,容易诱发社会不安定,理应引起高度重视。 高利贷的流行,既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不到位的结果,也反映了货币政策紧缩的影响。 自2010年以来,通胀压力不断上升,今年7月份CPI更突破6.5%高位。9月的大连“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说:“通货膨胀如果同贪污腐败结合在一起,足可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向背,我们要以这样的高度来对待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关系。” 2010年10月、12月,2011年2月、4月、6月,央行五次加息,将一年期存款利率自2.25%调整为3.5%。但是加息步伐依然太慢,实际利率明显为负。 与加息相比,央行显然更倚重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2010年央行六次上调准备金率,2011年又六次上调准备金率,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15.5%上升到21.5%,中小银行则从13.5%上升为19.5%。不仅如此,9月初央行下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信用证保证金存款、保函保证金存款以及银行承兌汇票保证金存款等三类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预计约冻结银行资金9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二至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是货币政策的三大基本工具,但其影响并不相同。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合理的利率应该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利率的波动,可以合理引导资金的供求:加息,可以将回报率低的项目淘汰;人为压低利率,则会导致一些低回报率项目苟延残喘。因此,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导致公众存款意愿降低,另一方面放大了企业的贷款冲动。 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对收缩货币供应量的效果更为立竿见影。但是,将准备金率提高到20%左右的历史高位,导致银行可贷资金高度紧张。 一方面是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是银行可贷资金受限。双重因素作用下,银行资金成为供不应求的“短缺商品”。在有限的资金规模下,银行自然会保大项目、大客户。此外,由于大多数银行仍是国有资本控股,在放贷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政府和国企。 由此产生的扭曲在于:一方面中小企业“求钱若渴”,愿意支付更高利率从银行贷款;另一方面银行又不能随意加息,导致资金供求矛盾更为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地下钱庄和高利贷的流行,是顺应了强烈的民间融资需求。 从高利贷的供给方来看,大量公众为银行存款负实际利率而忧愁,高利贷的诱人回报自然会使很多人飞蛾扑火。此外,大量灰色收入也为高利贷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根据经济学者王小鲁的测算,中国2008年的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部分灰色收入由于缺乏安全感,不敢存入银行,地下钱庄无疑是理想去处,虽然高风险,但灰色收入对风险并不敏感。据新华网报道,一位温州高利贷主携13亿潜逃被抓,涉及的八成债主为公务员,涉案金额约“8亿官银”。今年年初,温州市龙湾公安局在侦查周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时,发现债主名单中的人均为当地司法机构公务员,牵涉的受害人资金从2000万到8000万不等。被卷走银子的官员们都是一律低调,宁愿血本无归,也不敢公开站出来追讨,甚至不敢承认自己被卷走了钱。

阅读更多

国家统计局吃菜 – 他们也买菜

译者 HiPeter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has a tough time. If they are not being castigated for exaggerated wage data, then it’s doubts about the reliability of GDP or accusations that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understates the true increase in prices.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子过的挺艰难。如果他们因为夸张的收入数据没有被一直责骂,后来对它的有关GDP的可信度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低估与真实的价格增长也会(被责骂的)。 There’s even a saying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that “the comrades in the statistical bureau don’t buy vegetables.”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if they did they would know the true extent of price increases (in Chinese). 在中国互联网上曾有个说法“统计局的同志不买菜”。暗示着如果他们买菜了他们会知道真实的物价增长幅度。 Those doubts can now be laid to rest, at least a little. 这些质疑现在正在被淡忘,至少有那么一点。 At an open day hosted by the statisticians in Beijing Tuesday, Mrs. Wang from the Shanxi provincial statistics office confirmed in the margins of the event that she did buy vegetables.

阅读更多

嗨!历史 | 王卓如之女:父亲反对冒进浮夸被打成“右派”

王卓如和妻子朱凝 1957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粮食年产量440亿斤的冒进指标。父亲认为办不到,至多也只能达到400亿斤。这一意见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 大跃进 ”的重要罪状。 作者:王小豫 王小鲁,来源: 《中国改革》 2011年第7期,原题:父亲的“右派罪行” 清明之际,再次整理父亲的遗物,竟发现了一份未曾注意过的文件。“ 王卓如 的申诉书”几个字赫然纸上。文件的落款日期是1962年5月5日,距今已有49个年头。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变得愈发鲜活起来。 父亲的“右派罪行” 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 大跃进 ”的重要罪状 自1955年起,父亲作为常务副省长兼计委主任,主持山东省经济工作。1958年,因反对冒进浮夸,开罪于山东省当时的主要负责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反党集团首领”,开除党籍、下放劳动。这是继1957年社会上的 反右 运动之后,在党内开展的 反右 运动,叫做“整风补课”,或称“ 反右 补课”。 许多年来,我们的家庭和个人命运一直随父亲曲折经历而沉浮,可是,作为子女,却并不清楚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具体“罪状”。春之时节,万物生发,阳光和煦,读到的内容却让人感到阵阵寒意: 1957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粮食年产量440亿斤的冒进指标(此前的最高产量是275亿斤)。父亲认为办不到。当时山东农业仍是靠天吃饭,即使经过五年努力,变平年为丰年,至多也只能达到400亿斤。这一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 今天查看历史统计,就在打倒了“ 王卓如 右派反党集团”,随后又打倒了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在“大跃进”高歌猛进的几年中,山东省粮食产量却连年大幅度下降,到1960年降到了166亿斤,竟低于1949年的水平。再加上大规模虚报产量导致的高征购和大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把农民的口粮折腾光了,造成了空前惨重的大 饥荒 。 父亲的另一罪状是,他认为“不能将合作社的优越性估计过高,不能什么都交给社办,应当量力而为”,否则“很可能会超越他们的负担能力”。他还在会议上批评了农村销售没有安排好、宣传工作片面、计划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等,导致农村减产减收,引起群众不满,使一些人对合作化的优越性发生怀疑。这些讲话被断章取义改编,在省委的反右材料中变成“王卓如……恶毒地污蔑‘一切恶果都是合作化带来的灾难’”。 1954年,由于国营商业发展过快,发生了大量挤垮私商的现象,山东也有十几万私商破产。父亲根据当时中央的决定,安排国营商业暂停扩张,让出一部分营业空间,以维持这十几万私商的生活。父亲在1957年还批评过“对市场、对农民限制过多过死”,他说:“不开放自由市场,独家经营,没有竞争者,不会服务得好,……有了竞争,就可以促进国营商业改善经营。”这些事在1958年被翻出来,定罪为“对资本家生活、利润备加关心,颂扬自由竞争、赞扬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仇视国营商业……”。 在一次会议上,父亲在讲干部民主作风时说:“谁是真理就服从谁”,“人不是天生就是领导”,“关于这个问题倒应该向美国学习,……大选时你没有选上,你就是公民”。这在反右时定性为“极力赞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公开主张要向美国的民主学习”。 以上种种,成为定性父亲“反对合作化”、反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罪证。 1958年,一个省计委负责人背着父亲和其他省政府领导,私自整了省计委另一负责人郭士毅的材料,要把他打成右派。在处理此案时,父亲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召开计委党组扩大会议核对事实,进行讨论。会上,只有少数人认为郭是右派,不少人不同意。父亲将这些情况报告了省委,认为根据现有材料,不能证明郭是右派。 匪夷所思的是,郭本人还未被定成右派,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就在大会上公开指责父亲“包庇右派分子郭士毅”,组织对父亲展开斗争。此后,罪名步步升级,父亲成了“右派反党集团首领”,郭则成了他的“反党集团成员”。 父亲的罪状还有很多。例如,省委主要领导为提高产量要求农民大种地瓜,父亲指出,有些地方不适宜种地瓜,强迫农民种了,反而导致减产。而且当时全省已经年人均160斤地瓜干,非农业人口不可能吃这么多地瓜,不宜再扩大种植。父亲还引述农民的话,把官方宣传的“万斤地瓜”称为“万筋地瓜”(指只长须根不长重量)。这更坐实了他“反对大跃进”的罪证。 又如,他如实反映财政赤字状况,不同意违反财政制度用预算外资金冲抵账面赤字,被指为“制造假赤字,谎报财政‘三空一赤’,反对省委”。 不过,父亲至少还有一条重要的“罪证”看来没有列入省委的反右材料。那就是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打算挪用本已紧张的财政资金,修建一座专供领导干部消遣的南郊宾馆,而主管财经工作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财政就像一杯水,有人多喝了,就会有人少喝;并不客气地说:“谁出主意谁拿钱。”此事令某些人极为恼火。 父亲被打倒后,就在农村发生严重 饥荒 的三年困难时期,两个村庄被拆迁,环境优美的南郊宾馆顺利建成,并被称为“打倒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的胜利成果”。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会给父亲罗织了“搞独立王国”“反对省委”“一杯水主义”等罪名。 就在党内反右斗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1958年,中共中央主席 毛泽东 到山东视察。当时,山东省委正在搞农业“大跃进”。就在省城附近,他们组织人力把几十亩田里未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集中“密植”到一块地里,制造了一个“亩产万斤”的“高产试验田”。这些拔起来的稻子堆在一起不久就开始发热腐烂,只好在高产田上面搭起防晒的大棚,并用成排的鼓风机吹风降温。主席的座车一出城,马上有人打电话通知,让事先组织好的人力拆除大棚和鼓风机,打扫好现场供主席视察。 据当时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视察中,省委书记谭启龙向中央主席报告了“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 的罪状。他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搞出了王卓如“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造假账,隐瞒粮食不报省委”等问题。但是,“地方主义头子”、省长赵健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主要罪状有“反冒进”、“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等等。中央主席则答道,“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其余的谈话,主要集中在大辩论、鼓干劲上。 也是在这次谈话中,中央主席提出,“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

阅读更多

王小鲁 | 帮着摸石头的人——忆张少杰

2011年06月03日 22:20:52    杨冠三   王小鲁       少杰走了。人都是要走的。但以他的年纪和精力,他还不该走,他还有许多事情想做,要做。五月十五日,三百多人从全国各地赶往上海,怀着沉痛的心情为少杰送行。其中很多是当年活跃在改革第一线的老朋友。他们凝聚了一个年代,那也是少杰一生最为光彩四射、生气勃勃的时期。     在1984年的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学者讨论会(莫干山会议)上,少杰等几位青年学者,在会上提出的“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建议脱颖而出,引起了经济界和决策层的高度关注。这一建议加上当时“放派”和“调派”的贡献,共同奠定了中国价格双轨制改革的基础。     从1985到1989,我们在体改所和少杰共事四年。这四年,几乎也是体改研究所从诞生到终结的全过程。     当时的体改所,聚集了一批期望报国的热血青年,在那样一个非常的年代,一批读过书,种过地,放过羊,抡过锤,拿过枪,经历过人生沧桑,而又时刻在思考着国家前途、人类命运的青年才俊,聚集到了一起;而且居然找到了一个官方允许的途径,能够为全面改革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做一番事业。     四年时间,转瞬即逝。但四年中间,有心人可以做出令世人瞩目的业绩。     在1985年体改所的全国企业调查中,少杰和同事一起就企业经营环境和投资机制改革问题完成了两份调查报告,并参与了主报告的写作。这些报告不仅描述了改革取得的进展,而且强调了企业微观机制没有改变、政企关系没有理顺带来的“不对称市场”、软预算约束、投资膨胀、消费膨胀等等问题,强调了企业制度、工资、金融和投资等微观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并把“双轨制”改革的思路扩展到金融、投资等领域。     在1986年对匈、南经济的考察中,少杰就匈牙利企业的垄断和软预算约束问题对中国的启示写了调查报告,指出改革的关键是要对企业形成有效的预算约束,建立企业自负盈亏的条件。提出“企业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改革所有者的权益关系,在这个问题解决后,经营者问题将迎刃而解。”他指出,没有这些微观基础的变化,“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一揽子’地改变整个运行机制”。     这些从现实问题考察中得出的思路,也与一些不同的改革思路发生了碰撞。当时一种观点认为,两种价格体系并存、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不可能形成一个规范的市场,因此需要一个整体配套改革的方案,实现一次性的跨越。也有来自国际机构的经济学家提出警告,认为两种价格信号并存,将会导致经济混乱乃至崩溃。他们说,要形成市场经济,惊险的一跃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观点有合理的一面,但低估了整个经济体制转轨的复杂性和大冲击的巨大负面影响,也高估了一次性“整体改革”所能起到的作用。     按少杰的话说,体改所的这些研究“阻击”了当时拟议中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但未能成功阻击1988年的“价格闯关”。一九八八年六月底,在体改所召开了讨论会,研究价格闯关,少杰不顾高层决心已下,曾经慷慨陈词,明确提出过反对意见。时任国家物价局副局长的马凯和体改所的张少杰提出了不同意见。马凯说得比较委婉,而少杰则慷慨激昂,从经济学原理到历史经验教训,结论是时机不成熟。当时还受到了批评。而少杰的敢于直言却在多年后仍为大家所称道。不过,决策层在宣布价格闯关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明智地收回了这个计划,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重企业改革、重微观基础再造,重因势利导、逐步推进,相信体改所形成的这些改革思路,给后来的改革者留下了一笔价值不菲的精神财富。     回头看过去的三十年,中国通过暂时稳定计划价格和计划体制,但在边际上放开市场价格并逐渐扩大其调节范围,在计划体制之外放手让非国有经济发展壮大这样一个智慧的改革途径,避免了大规模经济震荡,基本稳健地实现了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同时保持了转轨时期经济高速增长。改革期间,中国人均GDP从200美元上升到3000美元,经济总量从世界第8为上升到第2位。而采纳了“休克疗法”式的全面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的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总量几乎萎缩了一半,从世界第5位降至16位,落在印度、墨西哥等国之后,同时经历了成千倍的恶性通胀、严重的失业及居民收入大幅度下降。普京上台后,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经济总量至今仍徘徊在10位以后。      1987年,少杰针对国有企业与国家分配关系的扭曲,建议对国有企业实行利税分离,国有企业所得税参照合资企业税率从当时的55%降低到30%左右,而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的收益通过利润上交的方式提取。这一改革思路与1994年税制改革和更以后的改革一致,但早了至少7年。 1988年,通货膨胀形势严峻,少杰提出“实行利率指数化。居民的存款利率和企业的存贷款利率均与物价上涨率挂钩。使群众通过投资获得物价上涨的利益。” 1989年,少杰反思中国改革开放的十年历程,提出中期改革的重点应从改革试点、给优惠政策,转向建立市场经济的规则;要把能够由市场解决的基本需求交给市场解决,同时政府承担公开的福利供给,建立更为开放和更有效的贸易体制,建立更为公平的税负结构和有效的征税办法。为此还需要在财务制度、票据制度、收入和财产申报及保护制度、会计师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大量基础性、技术性工作。他说:“如果我们真正想在中国确立一个市场制度的话”,这些配套的制度改革是“一项具有根本意义的、有利可图的制度性投资”。      从今天看历史,少杰这些远见卓识的思想有些已经或正在中国发展与改革过程中得到实现,有些尚未实现,但仍然是未来改革必须完成的任务。 少杰才思敏捷,分析深入,也善于与人合作。短短四年里,他单独或与同事合作发表的长、短文章,有几十篇之多,在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198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少杰和许多同事都不得已离开了体改所,转而从事他所不熟悉的商业经营,一度也曾业绩辉煌。但他内心从未真正想放弃学术研究。2002年起,他重操旧业,又有数篇研究企业和资本市场的调查报告和论文问世。相信如果他有更多的时间、更好的条件,还会有更多传世之作。     少杰生性豁达,胸无城府。与人争论,有时张牙舞爪,但争过之后,诸事依旧。有朋友戏称他是“披着狼皮的羊”,是个很恰当的形容。     少杰在研究上有很多贡献,但并不贪功。他在一本关于体改所的译作的“校后跋”中写道:“其实,以我们当时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水平,实际上也不可能作出什么重大的学术建树,体改所的主要成就在于调查研究,无非是通过我们的勤奋工作,发现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想法,为国家领导人的决策提供了一些思路或理念……。这本书里对我们的评价,有些地方还是有点夸大其词的。”他还说,当时在改革研究上,很多机构都有自己的贡献,不能算成体改所的独家贡献。他概括体改所的贡献有四个方面:发现问题,避免失误,提供预警,和“帮着‘摸石头’”。这应是一个客观的评价。     少杰,你为中国改革尽了力。今天还有这么多朋友怀念你,你可以安息了! 上一篇: 政府与市场:中国模式之辩   下一篇: 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阅读数(1398)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阅读更多

王小鲁 | 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2011年06月17日 22:19:13 发展陷阱 体制改革    《21世纪经济报道》2011.6.13  记者 曹理达 《21 世纪》: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根据二战后拉美经济发展经历所总结的一个现象,即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 -5000 美元后,便难以再维持高增长,失去增长动力。中国当前正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倘若不能成功跨这一阶段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您如何看待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和中国当前的社会特征? 王小鲁: 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和人口增长模式的变化,原来的比较优势会发生改变,对其后来的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并非决定性的因素。而一些拉美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来最突出的问题是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严重,这反映与收入分配相关的很多制度安排不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需要。而政权在利益集团的把持或影响下,往往侵占公众利益,不能推进符合全社会利益、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改革,因此导致社会冲突不断,政权频繁更替,政策左右摇摆,当然也就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发展初期,人们面临的问题是能不能把蛋糕做大,而到了中等收入阶段,蛋糕做大了怎么切,就成为重要的问题了。如果蛋糕切得不公平,可能会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目前的人均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在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国也极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通常人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和人口增长模式、和发展阶段有关系,我认为更为决定性的因素是制度。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能不能建立一套适合发展的公正的制度,在收入分配、公共资源使用、政府的行政管理等方面建立规则,合理地约束政府的行为,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 21 世纪》:根据“六普”数据计算, 2010 年总抚养比约为 34.17% ,延续了前几年的下降趋势,其中少儿人口比例下降明显,专家预测总抚养比将在 2015 年达到最低点,之后会逐渐上升。抚养比变化是否会对经济造成冲击?如何看待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王小鲁: 过去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劳动力的增长;每年1%—4%的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现在形势在发生变化,劳动力增长放慢了,老年人口比重将逐渐增加,人口老龄化问题会越来越凸显。但是老龄化问题并非中国特有的,其他国家也都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经历了人口增长模式的变化。老龄化对经济会产生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老龄化必然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以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还是看我们如何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改变发展方式;特别是在制度方面,及时推动相关的制度改革和战略调整。 《 21 世纪》: 2003 年开始,劳动工资特别是农村人口劳动力工资出现了上涨态势,这是否由劳动力短缺所带来?如何看待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原因?如何看待过去数十年中工资上涨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的关系?这是否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结束?能否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王小鲁: 最近几年工资上涨比较快,和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变化密切相关。改革以来,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现在转移到一定阶段,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可能逐渐转变为供求平衡甚至相对短缺。按照刘易斯模型的理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必然伴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同时,地方政府近年来也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对劳动者的收入增长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一过程对改善收入分配是有益的,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明二元经济时代已经结束。二元经济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目前这一情况还持续存在。在中国,二元经济时代结束还会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增长模式会相应地逐渐发生转变。 《21世纪》: 工资上涨使得要素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这也诱发了资本要素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正是依靠政府主导的大规模资本密集型投资的重大战略,您如何看待这种替代思路?它是否符合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未来以资本替代劳动力是否是应对劳动力价格上涨的有效途径?应如何推进这种转变?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曾被视为许多亚洲国家的成功秘诀,您如何评价这种模式? 王小鲁: 随着过去多年以来储蓄和投资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变化,高储蓄、高投资,使得中国资本积累也持续的高速增长。过去是资本稀缺,劳动力资源很丰富;现在资本出现剩余,而劳动力出现相对短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对劳动力的逐渐替代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除了需要提高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密集度之外,技术的密集度也需要相应提高,技术创新的速度需要加快,用这些方面的比较优势来替代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在资本密集度提高的进程中,仍然应该坚持市场主导的模式。中国过去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和市场化改革是分不开的。1978年以来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因此,市场的主导作用和功能必须坚持。但是,政府也需要在很多方面发挥作用,比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单纯靠市场力量当然是不够的。还有一些生产公共产品或有外部性的领域,需要政府投资。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弥补市场的不足,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去替代市场。所谓东亚模式的成功,也不能简单解释为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的成功。 《21世纪》: 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曾为中国赢得了近 30 年的高速增长,而现在这一优势正在被印度、越南等其它发展中国家所替代。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      王小鲁: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上升,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会减弱,长期来看,会被那些比我们发展程度更低、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替代,这个过程是必然的。关键的问题是,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的过程中,其他方面的比较优势能不能有效的替代?比如我们资本供给相对充裕,关键在于有没有较高的资本生产率。如果有,就会形成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但如果资本的生产率很低,投资过程中有大量的浪费和低效率的投资,就不能转化为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时代虽然在逐渐走向终结,但如果我们能改革教育体制并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注重适用人才、高素质人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就可能形成人力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还有技术创新领域,如能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推动研发和创新,也可以逐步形成我们的比较优势。 《21 世纪》:我国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但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是否就此结束学界尚存争议,您怎么看?未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是什么?经济转型应主要依赖于哪些因素?日本、韩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改革对于中国有何借鉴意义? 王小鲁: 如果能顺利实现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新比较优势”对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替代,中国经济仍然可以在很长时期内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 当前,实现可持续高增长的关键,是推动制度改革。如果能够通过制度变革来促进发展,中国未来再有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也是可以预期的。这需要推动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使政府更加有效率、运作更加透明,更加受公众监督,减少腐败和分配不公、减少对公共资源的浪费和低效使用,改善收入分配。发展方式转型离不开政府改革,也离不开法治社会的建立。我们还需要减少垄断,促进竞争,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需要改革教育体制,完善法制建设,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凡是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些。而我们在这些方面是大大滞后了。现在需要的是急起直追,而不是躺在“中国模式”的成功上沾沾自喜。 近年来我们看到,在一些方面市场环境不但没有进一步改善,反而有所退步。在政府管理体制方面,也已经积累了大量问题,如腐败问题、政府低效率问题,不透明和缺乏社会监督的问题,还有垄断行业及垄断利润的分配问题等。如果不能及时通过制度改革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接下来很有可能进入社会冲突加剧、增长放缓甚至停滞的阶段,可能重蹈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覆辙。  

阅读更多
  • 1
  • ……
  • 3
  • 4
  • 5
  • ……
  • 16

CDT/CDS今日重点

九月之声(2024)

【网络民议】【CDTV】“国家只是让你尽量拿不到退休金,其他死不死,活不活它可不管”

【网络民议】“很多人在乎的是立场,是国籍,是历史,是仇恨,根本没人在乎这个生命”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浏览器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