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2011年06月03日 22:20:52 　　 杨冠三   王小鲁     　　少杰走了。人都是要走的。但以他的年纪和精力，他还不该走，他还有许多事情想做，要做。五月十五日，三百多人从全国各地赶往上海，怀着沉痛的心情为少杰送行。其中很多是当年活跃在改革第一线的老朋友。他们凝聚了一个年代，那也是少杰一生最为光彩四射、生气勃勃的时期。   　　在1984年的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学者讨论会（莫干山会议）上，少杰等几位青年学者，在会上提出的“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建议脱颖而出，引起了经济界和决策层的高度关注。这一建议加上当时“放派”和“调派”的贡献，共同奠定了中国价格双轨制改革的基础。   　　从1985到1989，我们在体改所和少杰共事四年。这四年，几乎也是体改研究所从诞生到终结的全过程。   　　当时的体改所，聚集了一批期望报国的热血青年，在那样一个非常的年代，一批读过书，种过地，放过羊，抡过锤，拿过枪，经历过人生沧桑，而又时刻在思考着国家前途、人类命运的青年才俊，聚集到了一起；而且居然找到了一个官方允许的途径，能够为全面改革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做一番事业。   　　四年时间，转瞬即逝。但四年中间，有心人可以做出令世人瞩目的业绩。   　　在1985年体改所的全国企业调查中，少杰和同事一起就企业经营环境和投资机制改革问题完成了两份调查报告，并参与了主报告的写作。这些报告不仅描述了改革取得的进展，而且强调了企业微观机制没有改变、政企关系没有理顺带来的“不对称市场”、软预算约束、投资膨胀、消费膨胀等等问题，强调了企业制度、工资、金融和投资等微观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并把“双轨制”改革的思路扩展到金融、投资等领域。   　　在1986年对匈、南经济的考察中，少杰就匈牙利企业的垄断和软预算约束问题对中国的启示写了调查报告，指出改革的关键是要对企业形成有效的预算约束，建立企业自负盈亏的条件。提出“企业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改革所有者的权益关系，在这个问题解决后，经营者问题将迎刃而解。”他指出，没有这些微观基础的变化，“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一揽子’地改变整个运行机制”。   　　这些从现实问题考察中得出的思路，也与一些不同的改革思路发生了碰撞。当时一种观点认为，两种价格体系并存、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不可能形成一个规范的市场，因此需要一个整体配套改革的方案，实现一次性的跨越。也有来自国际机构的经济学家提出警告，认为两种价格信号并存，将会导致经济混乱乃至崩溃。他们说，要形成市场经济，惊险的一跃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观点有合理的一面，但低估了整个经济体制转轨的复杂性和大冲击的巨大负面影响，也高估了一次性“整体改革”所能起到的作用。   　　按少杰的话说，体改所的这些研究“阻击”了当时拟议中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但未能成功阻击1988年的“价格闯关”。一九八八年六月底，在体改所召开了讨论会，研究价格闯关，少杰不顾高层决心已下，曾经慷慨陈词，明确提出过反对意见。时任国家物价局副局长的马凯和体改所的张少杰提出了不同意见。马凯说得比较委婉，而少杰则慷慨激昂，从经济学原理到历史经验教训，结论是时机不成熟。当时还受到了批评。而少杰的敢于直言却在多年后仍为大家所称道。不过，决策层在宣布价格闯关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明智地收回了这个计划，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重企业改革、重微观基础再造，重因势利导、逐步推进，相信体改所形成的这些改革思路，给后来的改革者留下了一笔价值不菲的精神财富。   　　回头看过去的三十年，中国通过暂时稳定计划价格和计划体制，但在边际上放开市场价格并逐渐扩大其调节范围，在计划体制之外放手让非国有经济发展壮大这样一个智慧的改革途径，避免了大规模经济震荡，基本稳健地实现了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同时保持了转轨时期经济高速增长。改革期间，中国人均GDP从200美元上升到3000美元，经济总量从世界第8为上升到第2位。而采纳了“休克疗法”式的全面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的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总量几乎萎缩了一半，从世界第5位降至16位，落在印度、墨西哥等国之后，同时经历了成千倍的恶性通胀、严重的失业及居民收入大幅度下降。普京上台后，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经济总量至今仍徘徊在10位以后。   　　 1987年，少杰针对国有企业与国家分配关系的扭曲，建议对国有企业实行利税分离，国有企业所得税参照合资企业税率从当时的55%降低到30%左右，而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的收益通过利润上交的方式提取。这一改革思路与1994年税制改革和更以后的改革一致，但早了至少7年。 1988年，通货膨胀形势严峻，少杰提出“实行利率指数化。居民的存款利率和企业的存贷款利率均与物价上涨率挂钩。使群众通过投资获得物价上涨的利益。” 1989年，少杰反思中国改革开放的十年历程，提出中期改革的重点应从改革试点、给优惠政策，转向建立市场经济的规则；要把能够由市场解决的基本需求交给市场解决，同时政府承担公开的福利供给，建立更为开放和更有效的贸易体制，建立更为公平的税负结构和有效的征税办法。为此还需要在财务制度、票据制度、收入和财产申报及保护制度、会计师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大量基础性、技术性工作。他说：“如果我们真正想在中国确立一个市场制度的话”，这些配套的制度改革是“一项具有根本意义的、有利可图的制度性投资”。   　　 从今天看历史，少杰这些远见卓识的思想有些已经或正在中国发展与改革过程中得到实现，有些尚未实现，但仍然是未来改革必须完成的任务。 少杰才思敏捷，分析深入，也善于与人合作。短短四年里，他单独或与同事合作发表的长、短文章，有几十篇之多，在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198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少杰和许多同事都不得已离开了体改所，转而从事他所不熟悉的商业经营，一度也曾业绩辉煌。但他内心从未真正想放弃学术研究。2002年起，他重操旧业，又有数篇研究企业和资本市场的调查报告和论文问世。相信如果他有更多的时间、更好的条件，还会有更多传世之作。   　　少杰生性豁达，胸无城府。与人争论，有时张牙舞爪，但争过之后，诸事依旧。有朋友戏称他是“披着狼皮的羊”，是个很恰当的形容。   　　少杰在研究上有很多贡献，但并不贪功。他在一本关于体改所的译作的“校后跋”中写道：“其实，以我们当时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水平，实际上也不可能作出什么重大的学术建树，体改所的主要成就在于调查研究，无非是通过我们的勤奋工作，发现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想法，为国家领导人的决策提供了一些思路或理念……。这本书里对我们的评价，有些地方还是有点夸大其词的。”他还说，当时在改革研究上，很多机构都有自己的贡献，不能算成体改所的独家贡献。他概括体改所的贡献有四个方面：发现问题，避免失误，提供预警，和“帮着‘摸石头’”。这应是一个客观的评价。   　　少杰，你为中国改革尽了力。今天还有这么多朋友怀念你，你可以安息了！ 上一篇： 政府与市场：中国模式之辩 　 下一篇： 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阅读数(1398)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6月17日 22:19:13 发展陷阱 体制改革 　　 《21世纪经济报道》2011.6.13  记者 曹理达 《21 世纪》：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根据二战后拉美经济发展经历所总结的一个现象，即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 －5000 美元后，便难以再维持高增长，失去增长动力。中国当前正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倘若不能成功跨这一阶段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您如何看待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和中国当前的社会特征？ 王小鲁： 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和人口增长模式的变化，原来的比较优势会发生改变，对其后来的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并非决定性的因素。而一些拉美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来最突出的问题是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严重，这反映与收入分配相关的很多制度安排不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需要。而政权在利益集团的把持或影响下，往往侵占公众利益，不能推进符合全社会利益、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改革，因此导致社会冲突不断，政权频繁更替，政策左右摇摆，当然也就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发展初期，人们面临的问题是能不能把蛋糕做大，而到了中等收入阶段，蛋糕做大了怎么切，就成为重要的问题了。如果蛋糕切得不公平，可能会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目前的人均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在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国也极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通常人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和人口增长模式、和发展阶段有关系，我认为更为决定性的因素是制度。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能不能建立一套适合发展的公正的制度，在收入分配、公共资源使用、政府的行政管理等方面建立规则，合理地约束政府的行为，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 21 世纪》：根据“六普”数据计算， 2010 年总抚养比约为 34.17% ，延续了前几年的下降趋势，其中少儿人口比例下降明显，专家预测总抚养比将在 2015 年达到最低点，之后会逐渐上升。抚养比变化是否会对经济造成冲击？如何看待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王小鲁： 过去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劳动力的增长；每年1%—4%的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现在形势在发生变化，劳动力增长放慢了，老年人口比重将逐渐增加，人口老龄化问题会越来越凸显。但是老龄化问题并非中国特有的，其他国家也都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经历了人口增长模式的变化。老龄化对经济会产生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老龄化必然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以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还是看我们如何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改变发展方式；特别是在制度方面，及时推动相关的制度改革和战略调整。 《 21 世纪》： 2003 年开始，劳动工资特别是农村人口劳动力工资出现了上涨态势，这是否由劳动力短缺所带来？如何看待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原因？如何看待过去数十年中工资上涨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的关系？这是否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结束？能否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王小鲁： 最近几年工资上涨比较快，和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变化密切相关。改革以来，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现在转移到一定阶段，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可能逐渐转变为供求平衡甚至相对短缺。按照刘易斯模型的理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必然伴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同时，地方政府近年来也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对劳动者的收入增长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一过程对改善收入分配是有益的，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明二元经济时代已经结束。二元经济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目前这一情况还持续存在。在中国，二元经济时代结束还会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增长模式会相应地逐渐发生转变。 《21世纪》： 工资上涨使得要素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这也诱发了资本要素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正是依靠政府主导的大规模资本密集型投资的重大战略，您如何看待这种替代思路？它是否符合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未来以资本替代劳动力是否是应对劳动力价格上涨的有效途径？应如何推进这种转变？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曾被视为许多亚洲国家的成功秘诀，您如何评价这种模式？ 王小鲁： 随着过去多年以来储蓄和投资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变化，高储蓄、高投资，使得中国资本积累也持续的高速增长。过去是资本稀缺，劳动力资源很丰富；现在资本出现剩余，而劳动力出现相对短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对劳动力的逐渐替代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除了需要提高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密集度之外，技术的密集度也需要相应提高，技术创新的速度需要加快，用这些方面的比较优势来替代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在资本密集度提高的进程中，仍然应该坚持市场主导的模式。中国过去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和市场化改革是分不开的。1978年以来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因此，市场的主导作用和功能必须坚持。但是，政府也需要在很多方面发挥作用，比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单纯靠市场力量当然是不够的。还有一些生产公共产品或有外部性的领域，需要政府投资。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弥补市场的不足，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去替代市场。所谓东亚模式的成功，也不能简单解释为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的成功。 《21世纪》： 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曾为中国赢得了近 30 年的高速增长，而现在这一优势正在被印度、越南等其它发展中国家所替代。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   　　 王小鲁：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上升，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会减弱，长期来看，会被那些比我们发展程度更低、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替代，这个过程是必然的。关键的问题是，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的过程中，其他方面的比较优势能不能有效的替代？比如我们资本供给相对充裕，关键在于有没有较高的资本生产率。如果有，就会形成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但如果资本的生产率很低，投资过程中有大量的浪费和低效率的投资，就不能转化为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时代虽然在逐渐走向终结，但如果我们能改革教育体制并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注重适用人才、高素质人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就可能形成人力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还有技术创新领域，如能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推动研发和创新，也可以逐步形成我们的比较优势。 《21 世纪》：我国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但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是否就此结束学界尚存争议，您怎么看？未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是什么？经济转型应主要依赖于哪些因素？日本、韩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改革对于中国有何借鉴意义？ 王小鲁： 如果能顺利实现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新比较优势”对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替代，中国经济仍然可以在很长时期内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 当前，实现可持续高增长的关键，是推动制度改革。如果能够通过制度变革来促进发展，中国未来再有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也是可以预期的。这需要推动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使政府更加有效率、运作更加透明，更加受公众监督，减少腐败和分配不公、减少对公共资源的浪费和低效使用，改善收入分配。发展方式转型离不开政府改革，也离不开法治社会的建立。我们还需要减少垄断，促进竞争，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需要改革教育体制，完善法制建设，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凡是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些。而我们在这些方面是大大滞后了。现在需要的是急起直追，而不是躺在“中国模式”的成功上沾沾自喜。 近年来我们看到，在一些方面市场环境不但没有进一步改善，反而有所退步。在政府管理体制方面，也已经积累了大量问题，如腐败问题、政府低效率问题，不透明和缺乏社会监督的问题，还有垄断行业及垄断利润的分配问题等。如果不能及时通过制度改革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接下来很有可能进入社会冲突加剧、增长放缓甚至停滞的阶段，可能重蹈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