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2011年06月24日 23:14:12 　　我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自2010年发表后，引起了不少关注和争论。其中，罗楚亮、岳希明、李实的一篇文章，对这个灰色收入报告提出了一系列质疑，认为我对灰色收入的估计结果“超出人们常识”，方法上有“比较严重的缺陷”，表示“不认可”这项研究（两文分别见中信出版社《比较》第48辑（2010）和第52辑（2011））。我对这一质疑表示欢迎，并期待学术界更多的讨论和研究。鉴于我与三位质疑者在一些基本看法上，及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上都存在分歧，有必要对上述质疑作一个答复。     　　 1. 灰色收入和收入差距是否被夸大   　　我在灰色收入报告中指出，目前的居民住户统计数据严重低估了高收入居民的真实收入，也低估了收入差距。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样本中的高收入居民，有明显低报收入的倾向，特别是灰色收入，基本上不可能反映出来；其二，现行的住户统计调查对高收入样本有遗漏。两者都会使数据发生系统性偏差。我的报告主要对低报收入的偏差进行了估算和纠正。这是一个初步的探索,未必完善,其中对最高收入居民人均收入的推算可能仍是偏低的。   　　质疑者承认现行统计数据存在这两方面问题，但对我估算的收入差距和灰色收入数量提出了严重质疑。依据是，既然我的研究只试图解决低报收入问题，而没有对遗漏样本的问题进行纠正，那么实际上“隐性收入”或“灰色收入”就会更大，“也许大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们说，“面对这些超出人们常识的估计结果，让人不得不理性地对待这些结果的合理性。”   　　显然，质疑者首先是不认同我的研究结论，认为我估计的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都太大了。可惜他们并没有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而只以含糊的“大到让人难以置信”、“超出人们常识”作为否定的根据，然后就转而对我的研究和调查方法进行批评。   　　在讨论方法问题之前，不妨先澄清一下，上述说法是指谁难以置信？超出了谁的“常识”？我的报告发表后，新浪网推出了一项网上调查，截至2011年5月14日,参加调查7918人,认为我的研究高估了灰色收入的占10.3%,认为没有高估的占83.7%。从这些情况看，三位质疑者的常识和大多数公众的常识有很大差距。   　　撇开所谓常识和我的推算结果不谈，只要仔细看看不同统计数据之间的差异，也能得出理性的判断。首先，根据统计局住户收入数据计算，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13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中基于全国经济普查计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少了5.2万亿元。经济普查覆盖面更广，显然说明住户调查数据有大量遗漏。   　　其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银行存款、各类投资等统计数据推算，2008年居民储蓄总额应为11—11.5万亿元，而不是按住户统计数据推算的3.5万亿元。加上消费，居民可支配收入应在22.1—22.6万亿元之间，而不是按住户统计计算的13万亿元。请问相差的这9万多亿元是从哪里来的？以上这种情况，每年都在发生。按2009年数据推算，两者的差额超过10万亿元。   　　其三，用历年商品房销售统计、汽车销售统计、居民私人出国出境旅游统计等数据来推算，居民支出水平都远超出了居民收入统计能够解释的范围。   　　无需更多的例证，我的报告是否夸大了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人们是能够做出合理判断的。     　　 2. 关于灰色收入课题的研究方法   　　三位质疑者除了不能接受我的结论，也对我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许多批评，如我的方法“缺乏稳健的方法论基础”、“缺乏合理的逻辑基础”、模型解释力低、结果的数字不精确、不同方法的推算结果之间有差异，等等。这些理由之间，有些是自相矛盾的，还有一些曲解了报告原意，但指向都很明确，即试图证明我的分析结果“不可信”、“荒谬”。下面择要予以回答。   　　（1）关于“缺乏稳健的方法论基础”（意思是没有现成的文献依据），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怎样评价一种研究方法的好与坏？在经济学中有大量问题可以使用学术界公认的现成方法来研究，但还有许多问题是学术界很少涉及，没有现成方法可用，或只有某些不成熟的方法可以参考。对于这类问题，评价研究方法好坏首先要看其对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有无帮助，而不是看有没有前人的现成方法作依据。   　　（2）质疑者对我的模型R 2 过低提出了批评，这是合理的，也是其十几条理由中唯一站得住脚的理由。这是这项模型分析的一个不足之处，需要继续改进。但在这一问题上，质疑者也回避了两个重要之点：其一，模型的大多数变量估计值都达到了很高的统计显著性（1%水平），说明这些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确实存在预期的相互关系；其二，为了检查结果的可靠性，我用不同的方法和数据进行了交叉检验，结果与模型分析法推算结果非常吻合。这些检验弥补了模型R 2 较低的缺点，验证了其可信度。   　　（3）质疑者说，用我的分组比较法，再用他们自己的城镇住户样本数据，按收入排序并按累计的恩格尔系数分组、计算人均收入，然后再与平均分组的人均收入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不完全一致，多数组有3%—6%的误差，最高收入组的误差有16%。他们由此作出结论：我的方法“不可行”。   　　首先，不同方法的计算结果间有3%—6%的差异，并非不可接受的误差。相比之下，国家统计局的住户收入数据和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居民收入数据之间，差了5万多亿元（以2008年为例），误差率高达30%（以住户数据为基数则误差40%）。几位质疑者多年来使用统计局住户数据做研究，对这样巨大而且显而易见的误差，不知为何此前从未提出过质疑？   　　其次，质疑者不会不知道他们使用的高收入样本（应为国家统计局样本的一部分）的收入数据是不够真实的。而对这些收入数据欠真实的样本按不同方法分组，自然产生较大的不一致。但这是他们自己数据产生的问题。   　　再次，质疑者还使用了不正确的计算方法。他们计算的分组恩格尔系数使用的不是 平均法，而是累计法， 这种方法实际上给了不同收入水平的住户以不同的权重。因此自然产生一定误差。   　　（4）质疑者用他们自己的样本数据，计算了不同省份人均收入和恩格尔系数，发现江苏各组比甘肃的恩格尔系数更高，而收入水平也更高，两者相差近一倍。质疑者据此证明，用恩格尔系数推算收入水平的方法，是“荒谬”的。他们没有提供原始数据和具体计算方法，无法检验他们的计算是否正确。但仅从已有信息中，可以发现如下问题：   　　其一，质疑者使用的数据存在反常。无论是用我们的调查样本数据还是国家统计局的全国样本历年数据，按收入十分组的恩格尔系数都非常有规律地随收入水平上升而下降。这在经济学中是有解释的。而质疑者的江苏样本第二、三、四组的恩格尔系数反而都远高于第一组，第六组高于第五组，第七组高于第五、六组；甘肃第三组高于第二组，第六、七组高于第五组。这样严重反常的情况若不是来自他们数据的质量问题，就是来自他们的计算错误。但他们用自己反常或错误的数据，想要证明别人的方法“荒谬”，是有点幽默感的。   　　其二，如前述，质疑者已经知道自己的数据存在高收入居民低报收入等系统性偏差；在未采取任何纠正措施的情况下，进行这种分组比较，自然更不可信。   　　其三，又如前述，质疑者的恩格尔系数计算方法不正确，这也同样会影响两省分组比较的结果。   　　其四，恩格尔系数不仅与收入水平有关，还和其他一些变量有关（例如教育水平、家庭规模、就业面、地区消费习惯差异等）。我的模型分析法控制了这些变量，分组比较法在我的报告中只是作为参考。而质疑者单挑出分组比较法来，算出某些不正常的结果，是偷换了问题。   　　5）我在报告中指出，调查发现，高收入居民常常有低报收入的倾向，但他们报告的消费数据偏差小得多。此外当家庭消费被低报时，其食品消费一般也会被低报。而恩格尔系数是这两者的比值，两者的偏差是同方向的，能够互相抵消。因此我们仍然可以得到比较可靠的恩格尔系数。这是我使用恩格尔系数法进行收入推算的前提。   　　质疑者不会看不懂这些说明，但他们绕开了这些技术问题，笼统地指责我不相信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却相信住户调查的恩格尔系数的真实性，因此“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种悖论”。这种论证容易误导读者，然而是牵强附会的。     　　 3. 关于灰色收入课题的调查方法   　　质疑者还列举了很多理由批评我的调查方法，其中许多论点逻辑不清或自相矛盾。归纳一下，大致可分两类：   　　第一类批评是想证明我们的调查不如统计局的调查可靠，比如，说我们的调查人员“通常”不能保证其专业性，“至少不能说比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员更专业”；他们还可能会有“职业道德”问题（言外之意就是问卷造假）；我借鉴的社会学典型调查方式“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所有的个体都是相同的”，否则就“未必合适”。   　　这些逻辑都有些奇怪。我们的调查员可能有“职业道德”问题，统计局的调查员就不会有同类问题吗？在社会科学领域，根本不存在“所有个体都相同”这样的条件，也没有任何两个个体会完全相同。这是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理由。   　　质疑者的第二类批评，是说我们的调查方式“与国家统计局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因此“不能避免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的方法“没有特别之处”，“看不出……有多么先进”。我的调查样本与统计局样本“收入构成也没有明显的不同”。质疑者还举例说，某些采用询问方式的调查，与统计局的记账式调查结果“非常接近”。   　　这些说法，看来是想说明我的调查并不比统计局调查更好，但首先就否定了他们自己的第一类批评，说明所谓我的调查方法比统计局的调查方法必然更不可靠的说法，有强词夺理之嫌。我们的调查的确“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是采取了种种可能的措施保证数据真实可靠。我们舍弃随机抽样调查方式，而采用了针对调查员熟悉和了解家庭情况的人群的定向调查方式，并选择匿名调查，就是为了取得更真实的数据。我们还对受访者作了并认真执行了信息保密承诺。我们在调查方法和问卷设计上考虑了受访者的心理反应，这样即使受访者试图低报收入，也很容易从分项支出数据中发现问题。我们还慎重选择了调查的合作对象，规范了调查员资质和经验，认真对各地调查员进行了直接培训和调查指导，及时跟踪处理了调查中遇到的问题，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严格的质量检查。相信一些“公事公办”的调查，未必能做到这样的认真程度。   　　这里有必要回答几个被重点质疑的问题。   　　（1）调查人员直接调查自己熟悉和了解其家庭经济状况的人群，真能提高调查数据的可靠性、避免低报收入吗？   　　质疑者表示不相信。还有人说，这反而会增加受访者低报收入的倾向。但这毕竟是他们的主观想象。看调查结果，我们的中、高收入样本在同等消费特征的情况下，报出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统计局样本的收入水平。而且收入水平越高，差异越显著，规律性非常明显。这一结果本身明确否定了质疑者的上述想象，说明我们的调查方式和辅助措施有利于提高数据的真实性。   　　（2）无记名调查方式是否会增加调查员问卷造假的可能性？   　　无记名调查会减少受访者的顾虑，有利于获得真实信息，但对问卷的质量保证又是一个不利条件。如没有适当的质量控制和检查措施，可能增加造假的概率。对此，我们选择了有良好诚信记录的合作伙伴；对调查员的文化程度、工作态度、调查经验和当地生活背景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培训中强调了杜绝造假的纪律和保证数据真实性的意义；加强了对调查过程的监督和事后复核；并通过严格的问卷质量核查剔除了相当一批有疑问的问卷。实践证明，这些措施是有效的。   　　（3）我们是怎样对问卷进行核查的？   　　调查过程的核查：所有调查员在完成每份问卷调查后，都必须按要求填写详细的调查后记，陈述他（她）与每位受访者之间的关系、互相了解的程度、调查时间和过程、受访者对调查的态度、以及调查员对问卷一些主要信息可靠程度的判断。这些给调查督导控制质量、判断信息的真实性提供了帮助。有些不合格的问卷，在督导核查过程中就筛除了。   　　问卷的事后核查：包括信息的完整性检查、一般逻辑检查、及收支关系检查。后两者主要针对受访者提供不真实的信息，和个别调查员进行造假的可能性。通常，提供虚假信息者很难保证整个问卷信息前后一致，不发生逻辑矛盾。我们设计了专门的检查程序对逐个问卷进行检查。结果在4909份问卷中剔除了714份质量不合格的问卷，约占15%。这些严格的检查，在总体上保证了调查结果的可靠性。     　　 4. 请勿误导读者   　　在学术讨论中，应该本着客观诚实的学术态度，切忌弄虚作假、误导读者。而质疑者的若干批评，有失上述准则。仅举两例：   　　（1）为了证明我的研究不可信，质疑者说，我“把所有低报的收入都算作‘灰色收入’”，而且根据我的推算，“最低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增长最快”。这一批评是无中生有的。我在研究报告中明确区分了“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前者指居民收入统计没有反映出来中的收入，后者指“无法明确界定、不能清楚地判断其合法或非法的收入”。我推算的2008年居民隐性收入为9.3万亿元，灰色收入为5万亿元。在分布上，我的结论很明确：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的80%以上都集中在占城镇家庭20%的高收入居民。我推算的最低收入居民收入和统计数据也有较小的差异，但这基本上是普通的统计遗漏和误差，而不是什么灰色收入。   　　而质疑者却把这些小额遗漏和误差项，牵强附会地解释成所谓“最低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还别出心裁地用两个不同年份的最低收入居民遗漏和误差项相除，计算出一个所谓“最低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增长率”。这更远离了我的原意。   　　质疑者还刻意避开了我所采纳的模型分析法结果，而用我没有采纳的、误差较大的2008年分组比较法结果，去和2005年结果相除，算出一个所谓 “最低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增长最快”的结果，试图证明我的推算何等荒谬。但这种论证不仅方法荒谬，而且不诚实。   　　（2）质疑者的另一个理由，是说根据我的数据计算，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685，“把所有的拉美国家都抛在了后头”。因为中国的情况不可能这么坏，由此证明我的研究结果是荒谬的。   　　但质疑者的这些“计算”，背离了基本的学术准则。   　　首先，他们改变了我的数字。我推算的2005和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统计局数据的差异，分别是1.78倍和1.90倍（见原文表8），而他们却说是2.53和2.25倍。仅这一点，就会使基尼系数的计算相差甚远。   　　其次，要计算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必须有城乡合一的样本数据。国家统计局历来的城镇住户和农村住户调查都是两个互不衔接的样本，且从未公布原始数据。我计算的是城镇居民分组收入，没有涉及农村。而仅仅根据这七组城镇收入数据，无法计算全国基尼系数。因此我自己从未做过这样的计算。而质疑者声称对我的数据进行了“变换”，又与他们自己的农村样本“合并”，从而计算出了一个0.685的“基尼系数”。他们根本没有说清楚，怎样能够把城镇分组数据“变换”成原始样本数据，又怎样和农村的样本数据进行“合并”，只是提供了一个含糊不清的“计算公式”来进行所谓的“变换”，但连公式的含义、理论依据、计算过程、变量各自代表什么都一概没有交代。要把分组数据“变换”回样本数据，就像要把煮好的面条“变换”成原来的小麦。这在理论上肯定站不住脚，在计算上必然漏洞百出。想用这种经不起检验的“论证”来推翻他人的研究，本身是不能成立的。   　　顺便说说，如果在可靠的数据、合理的方法的基础上，真的计算出了一个很高的基尼系数；如果客观数据及研究结果与我们头脑里先入为主的观念发生冲突，我们应该更相信客观的研究结果，还是相信自己的主观感觉？如果只相信后者，我们为什么还要做研究？   　　最后，我们说中国存在灰色收入问题，存在低估收入差距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不存在同类问题。因此对灰色收入的研究，也应该是一个有国际意义的课题。但我们既不应该因为自己的问题严重而拒绝承认，也用不着以别人有类似的问题而暗自庆幸，需要的是客观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   　　 （全文载于中信出版社《比较》第54辑，2011年6月）   　　 上一篇： 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下一篇： 王小鲁：政治体制改革是今后改革… 阅读数(1434)　评论数( 2 ) 2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6月28日 22:51:51 　　（在中改院“改革的新形势与顶层设计”座谈会上的发言 2011.6.18）   　　   　　简单说几句。讨论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我觉得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有没有一个共识：改革改什么？朝哪个方向改？目标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要改？在这些问题上，有没有形成共识？现在看来不仅没有形成共识，而且分歧很大。我们想的可能和其他一些人想的也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在没有一个清楚的蓝图的情况下，如果就着手来搞改革的顶层设计，有很大的风险。刚才高尚全主任讲到，现在缺少一个领导改革的机构，这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但假设现在要成立这么一个机构，谁来干，干什么，怎么设计，可能是无法预测的。如果领导改革设计的人不想改革，那么很可能的一个结果是，设计的改革方向和社会的需要不一致，甚至背道而驰。   　　   　　这样，与其马上着手搞顶层设计，还不如先来讨论我们改革到底要改什么。形成社会广泛参与的、公开的讨论。否则的话，有可能变成由既得利益者，或有种种既得利益、部门利益的某些职能部门来主导改革设计。如果是这样一种设计的话，还可能给未来的改革造成新的障碍。那么你怎么办？你说没有改革的领导机构，已经有了这么一个机构，而且搞了改革设计，但他设计的东西不是我们社会需要的东西。   　　   　　现在讲改革，有些非常根本的东西要考虑。首先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问题？有些人说，我们现在改革基本上改得差不多了，我们的国家主导经济，又加上市场，这就是中国模式，在世界上已经是最优模式了。既然这样的话，还要改什么？那无非就是小修小补，哪儿有点什么漏洞，打打补丁改善改善。当然也有人说改革改坏了，要退回原来老的计划体制，继续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模式。这两种观点都大错特错了。   　　   　　我认为经济改革改了30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最大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走上轨道。我们这套政府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这些政府职能很大程度上是从过去的计划体制下延续下来的，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又发生了很多变形。政府虽然不能指挥一切，但具有很大的权力可以垄断资源的分配，可以操控市场，同时又能够不受社会监督，因此滋生出来大量既得利益，甚至自身朝既得利益集团的方向演变。   　　   　　一方面，我们在不断做大蛋糕，在这方面好像很成功；但另一方面，这个蛋糕怎么切就变成最突出的问题。现在出现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上的不满情绪，主要都来自这里。一个不受社会监督的权力不但主导做蛋糕，而且主导切蛋糕，主导哪一块蛋糕切给谁，切多大。拿刀切蛋糕的人给自己切的那一块越来越大，给能为自己带来好处的人切的那一块也越来越大。那么政府自身的腐败就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结果就是导致越来越尖锐的社会冲突，甚至社会动乱。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过去和现在蛋糕越做越大，并不意味着将来也能越做越大；现在没有出大问题不意味着将来不出大问题。我们前面有很多例子，前苏联在二战前后，经济高速发展，当时美国很害怕，说要超过美国，但最后垮下来，失去了老百姓的拥护。那是因为效率越来越低，官僚主义越来越严重。他们那时的腐败还远不如我们现在。一些拉美国家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问题？在我看来主要是社会分化太严重，造成严重的社会冲突，政权不断更替，不断有各种利益集团来攫取政权，政策左右摇摆，政治和社会环境不稳定，当然陷入陷阱。离我们更近的例子是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是怎么垮的？与其说是被共产党打垮的，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是被自己打垮的，自身腐败到民心丧尽，没有办法领导国家的地步，它自然垮台。   　　   　　所以要说改革改什么，就是改革政治体制，使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能够真正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相协调；使政府在社会的监督之下成为阳光政府、廉洁政府，超脱于既得利益之外，起到中立的调节者的作用，起到为社会服务的作用；使我们的社会成为名符其实的法制社会。这应该是改革的基本方向。不是搞改朝换代，不是搞休克疗法，但需要执政党和政府有能力和魄力改革自身。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在相当程度上取得共识，再来着手搞改革的设计。   　　（转自中国改革论坛网） 上一篇： 灰色收入被夸大了吗？——答罗楚… 　 下一篇： 难以忘怀的记忆——忆1958年“反… 阅读数(4143)　评论数( 33 ) 33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7月01日 18:07:38 反右 大跃进 三年困难 王卓如 　　 王小豫  王小鲁    　　 　　     　　 父亲的“右派罪行”   　　岁月尘封，但人生中有些记忆，却会随时间的推移日渐清晰。   　　清明之际，再次整理父亲的遗物，竟发现了一份未曾注意过的文件。“王卓如的申诉书”几个字赫然纸上。文件的落款日期是1962年5月5日，距今已是49个年头。   　　1958年，作为常务副省长主持山东省经济工作的父亲因反对冒进浮夸，开罪于山东省当时的主要负责人，继1957年社会上的反右运动之后,在党内“整风补课”(或称“反右补课”)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反党集团首领”，开除党籍、下放劳动。   　　许多年来，我们的家庭和个人命运一直随父亲曲折经历而沉浮，可是，作为子女，却并不清楚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具体“罪状”。   　　春之时节，万物生发，阳光和煦，读到的内容却让人感到阵阵寒意：   　　1957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粮食年产量要达到440亿斤的冒进指标（此前的最高产量是275亿斤）。父亲认为办不到；当时山东农业仍是靠天吃饭，即使经过五年努力，变平年为丰年，至多也只能达到400亿斤。这一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   　　今天查看历史统计，就在打倒了“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随后又打倒了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在“大跃进”高歌猛进的几年中，山东省粮食产量却连年大幅度下降，到1960年降到了166亿斤，竟低于1949年的水平。再加上大规模虚报产量导致的高征购和大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把农民的口粮折腾光了，造成了空前惨重的大饥荒。   　　父亲的另一罪状是他认为，“不能将合作社的优越性估计过高，不能什么都交给社办，应当量力而为，”否则“很可能会超越他们的负担能力”。他还在会议上批评了农村销售没有安排好、宣传工作片面、计划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等，导致农村减产减收，引起群众不满，使一些人对合作化的优越性发生怀疑。这些讲话被断章取义改编，在省委的反右材料中变成“王卓如……恶毒地污蔑‘一切恶果都是合作化带来的灾难’”，是他“反对合作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   　　1954年，由于国营商业发展过快，发生了大量挤垮私商的现象，山东也有十几万私商破产。父亲根据当时中央的决定，安排国营商业暂停扩张，让出一部分营业空间，以维持这十几万私商的生活。父亲在1957年还批评过“对市场、对农民限制过多过死”，他说：“不开放自由市场，独家经营，没有竞争者，不会服务得好，……有了竞争，就可以促进国营商业改善经营”。这些事在1958年被翻出来，定罪为“对资本家生活、利润倍加关心，颂扬自由竞争、赞扬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仇视国营商业，反对社会主义……”。   　　在一次会议上，父亲在讲干部民主作风时说：“谁是真理就服从谁”，“人不是天生就是领导”，“关于这个问题倒应该向美国学习，……大选时你没有选上，你就是公民”。这在反右时定性为“极力赞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公开主张要向美国的民主学习”，成为他“反对社会主义”的又一罪证。   　　1958年，一个省计委负责人背着父亲和其他省政府领导，私自整了省计委另一负责人郭士毅的材料，要把他打成右派。在处理此案时，父亲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召开计委党组扩大会议核对事实，进行讨论。会上，只有少数人认为郭是右派，不少人不同意。父亲将这些情况报告了省委，认为根据现有材料，不能证明郭是右派。匪夷所思的是，郭本人还未被定成右派，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就在大会上公开指责父亲“包庇右派分子郭士毅”，组织对父亲展开斗争。此后，罪名步步升级，父亲成了“右派反党集团首领”，郭则成了他的“反党集团成员”。   　　父亲的罪状还有很多。例如，省委主要领导为提高产量要求农民大种地瓜（红薯），父亲指出，有些地方不适宜种地瓜，强迫农民种了，反而导致减产。而且当时全省已经年人均160斤地瓜干，非农业人口不可能吃这么多地瓜，不宜再扩大种植。父亲还引述过农民的话，把官方宣传的“万斤地瓜”称为“万筋地瓜”（指只长须根不长重量）。这更坐实了他“反对大跃进”的罪证。   　　又如，他如实反映财政赤字状况，不同意违反财政制度用预算外资金冲抵账面赤字，被指为“竟敢制造假赤字，谎报财政‘三空一赤’，反对省委”。   　　不过，父亲至少还有一条重要的“罪证”看来没有列入省委的反右材料。那就是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打算挪用本已紧张的财政资金，修建一座专供领导干部消遣的南郊宾馆，而主管财经工作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财政就像一杯水，有人多喝了，就会有人少喝；并不客气地说，“谁出主意谁拿钱。”此事令某些人极为恼火。父亲被打倒后，就在农村发生严重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两个村庄被拆迁，环境优美的南郊宾馆顺利建成，并被称为“打倒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的胜利成果”。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父亲的罪状中，有那么多的“搞独立王国”、“反对省委”、“一杯水主义”等罪名。   　　就在党内反右斗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1958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山东视察。当时，山东省委正在搞农业“大跃进”。就在省城附近，他们组织人力把几十亩田里未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集中“密植”到一块地里，制造了一个“亩产万斤”的“高产试验田”。这些拔起来的稻子堆在一起不久就开始发热腐烂，只好在高产田上面搭起防晒的大棚，并用成排的鼓风机吹风降温。主席的座车一出城，马上有人打电话通知，让事先组织好的人力拆除大棚和鼓风机，打扫好现场供主席视察。   　　据当时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视察中，省委书记谭启龙向中央主席报告了“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 的罪状。他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搞出了王卓如“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造假账，隐瞒粮食不报省委”等问题。但是，“地方主义头子”、省长赵健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主要罪状有“反冒进”、“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等等。中央主席则答道，“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其余的谈话，主要集中在大辩论、鼓干劲上。也是在这次谈话中，中央主席提出，“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 [ii]     　　 泉城记忆   　　手捧那几张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沧桑、已经发黄变脆的稿纸，一种不可名状的感慨袭上心头，那段未曾忘怀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父亲停职审查后，被逐出省府大院。我们全家搬到曲水亭街暂住，同时住进来的还有一位警卫员。父母都知道，他的任务名为警卫，实为监视。但他们心中坦然，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事情，尽可泰然自若。日久见人心，我们一家和他相处颇为融洽。   　　济南素有泉城之称。出曲水亭街，沿小溪北行，约几分钟的路程就可以走到泉水汇成的大明湖。以我们当时的年龄，全然不知此后将面临的黑云压境的险恶形势，沉浸在嬉戏淙淙泉水的乐趣中。   　　留在我们儿时记忆中的，除了小溪泉水，还有那个“火红年代”的许多片断：   　　街头锣鼓喧天“十五年赶上美国，超过英国”的活报剧；   　　省府礼堂里上演的老太太歌舞“夸地瓜”，宣传地瓜高产，大力推广让老百姓改种地瓜；   　　敲锣打鼓到省府大院报喜的群众队伍，展示他们发明的“万能拖拉机”：就是在拖拉机前面加装了一个皮带轮，因此可以用来抽水磨面；   　　墙上的壁画，令我们印象深刻、至今仍感到气魄非凡的画配诗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此后大炼钢铁，作为小学生的我们也义不容辞的参加了这场群众运动，发一付布手套，自备小铁锤，用来砸矿石，供小高炉炼铁用。全民仿佛都被一种情绪鼓舞着，好像这样走下去，前途就一片光明!   　　在那种被鼓动起来的政治热情下，人们都会由衷或不由衷地被裹挟进来。有人为邀功请赏而虚报蛮干，而多数普通百姓则带着美好愿望为此添砖加瓦。家家上交废铁支援炼钢，甚至一日三餐用的铁锅也交了，因为农村已经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似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群众运动全民参与，街道两旁都砌满了两尺来高的“土炼铁炉”，堆满了焦炭和矿石。每天人声鼎沸，火光冲天。全家人也想为“大炼钢铁”出一份力，于是，父母领着我们，比照别人的样子，在自己家院子里用砖砌了个小土高炉，而且比街道上砌得还高。一家人兴致勃勃地“炼铁”，而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还是炼铁的“副产品”——烤白薯。当然，到了要“出铁”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谁知根本流不出铁水，得到的只是一堆稍带金属光泽的炉渣。只好请来街道上的“技术人员”会诊，更出乎意料的结论是：“这就是铁呀！比我们炼的质量好多了！”我们才知道了所谓“土法炼铁”炼出来的是什么。   　　住在曲水亭时，父亲上班其实就是去挨批，任别人往他身上倒脏水，连辩驳的权利也被剥夺。他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但回想起来，我们家大部分时间竟是和谐愉快的，父亲从不让自己的事情影响家庭气氛。不知道父母怎样做到这点，但今天才知道这多么不容易，那需要怎样的胸怀和气度！感谢父母在那样严峻的时期，给了我们欢乐的童年。   　　我们家虽是慈父严母，却和当时的多数家庭不同，非常民主。每天傍晚，饭桌上的时间是最愉快的，因为那是全家一起谈天说地的聚会。我们说话自由，常常口无遮拦，直到成年总也学不会说“官话”。   　　家里的气氛也不总是愉快的。记得一次父亲在被批判后回家，我们在门外听到他和母亲谈话时不禁痛哭失声。后来，母亲找来一本叫《党证》的苏联小说给父亲看。书里讲的是一个苏联红军军官受命化装潜入敌后，完成任务后却被红军游击队当作白军奸细抓获。他在解释无效、就要被枪毙的时候，脱下自己的靴子留给没鞋穿的游击队员，却意外地从靴子里掉出了撕毁的党证碎片，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身份。母亲的用意很明显，是鼓励父亲坦然面对莫须有的罪名。   　　其实，更让父亲伤心的是“墙倒众人推”。在多年共事的亲密同志和下级干部中，有些人见风使舵，无中生有、落井下石；更多的人在压力下随声附和，揭发批判；会下遇到了，形同陌路。我们做儿女的在学校，也深切感受到了什么叫歧视。   　　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很快，父亲的结论下来了：开除党籍、撤职下放。带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帽子，发配到淄博市博山电机厂劳动改造。那时候，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不齿于人类的人民公敌。1958年秋天，我们举家搬迁。   　　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的“右派反党集团”一案，牵连了另一位副省长袁子扬和省委财贸部、省计委、财政厅的数位负责干部，以及全省一百多位县级以上干部。他们有的被撤职、开除党籍，有的下放劳动，有的甚至被逮捕监禁。随后，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两位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成为当时山东三大案件。至此，山东党内的反右斗争大获全胜。   　　1958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的文章：“山东农业生产的落后局面是怎样改变的”。文中说，山东省“集中地揭发批判了山东党内地方主义、资本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以王卓如、袁子扬为首的反党右派分子，……从省委书记、常委委员，到地、县、乡、社、队干部，共拔掉白旗、灰旗干部近四万人。在菏泽专区搞的比较彻底，在县级干部中，反掉了近２０％。”从而“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飞速发展。”   　　文章说，在此大好形势下，“山东今年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跃进。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达八百亿斤左右，……棉花总产量可达一千二百万担”，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和伟大的胜利”。 很久以后才搞清楚，1958年山东省实际粮食产量还不到800亿斤的三分之一，只有245亿斤；棉花产量不是1200万担，而是424万担。 [iii]     　　 信念守望者   　　父母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父亲读中学时参加革命，领导家乡农民与欺压乡里的官衙劣绅斗争，抗苛捐杂税、反贪官污吏、建农民协会。抗日战争时期，他辗转在华北平原组织武装斗争，做过地方领导工作，也曾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民运部长。1942年，他临危受命，前往在日寇“大扫荡”中损失严重的冀鲁边区担任党委书记、军区政委。面对日军的重兵围剿，他们部队化整为零，干部深入乡村，在群众掩护下坚持抗日斗争；在军区司令员叛变投敌的严重形势下,父亲依靠边区军民，粉碎叛变阴谋，稳固了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他从事的渤海区根据地建设、发展生产、恢复民生和支前工作有声有色。渤海人民无私支援前线，为淮海战役提供了坚实的兵员、物资和后方保障。陈毅曾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父亲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的勇气，不仅源于他坦荡的襟怀，和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信念，还源于他在长期地方工作中建立起来的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和心中那份对劳苦大众的天然眷恋。   　　母亲生在福建侨乡，因为不满社会黑暗毅然投身革命，被派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央内部交通员。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她和狱友们数次绝食，拒不低头，高歌岳飞的“满江红”顽强抗争，并用发卡在牢房铁门上刻下了“深固难徙”四个大字。直至国共合作被营救出狱。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和部队遭受严重挫折的形势下，母亲与父亲一起前往冀鲁边区工作。我们的一个哥哥出生后就被留在老乡家里，却在日寇扫荡造成的饥荒中饿死。不久，母亲经历了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刺杀副司令员黄骅等多名领导干部，策动部队叛变投敌的严重事变。危急关头，她挺身而出，冒死冲出日军和叛徒的数道封锁向边区党委报告情况，使区党委及时粉碎叛变阴谋，挽救了边区，避免了更大的牺牲。记得母亲后来提起此事，曾说那晚像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发！   　　长期的地下工作、严酷的狱中生活和艰苦的抗战，严重损伤了母亲的身体，她那原本就不健壮的瘦小身躯越发虚弱了。幼年的我们无法懂得，母亲为什么会常常晕倒呢？   　　父母都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顽强地守望着自己的信念和良知，绝不为官位利禄出卖他们心中的真理。父亲被发配到淄博前，省委找母亲谈话，要她和父亲划清界限，留在省城。母亲非常淡定地说：王卓如去哪，我去哪！父亲在数年中背负着反党右派的罪名，能够坚持下来，离不开母亲义无反顾的支持。   　　父亲下放的电机厂坐落在一片河边低洼处，沿坡上行，便是工厂宿舍区。我们全家六口人安顿在三间狭小的平房里，二十几户人共用一个露天水龙头，在此一住就是四年。   　　全家只有三张床，白天掀起被褥，就是做作业的桌子，也是做饭的案板。记忆最深的是除夕包饺子，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   　　父亲被开除党籍，但所在的工厂是部属企业，不归山东省领导，给了父亲一个副厂长职务。他到厂后，就到最脏最累的翻砂车间干活，也和工人一起上夜班。起初，工人并不接受他，有时还故意和他为难，但这个快五十岁的右派副厂长并不在意，不仅实实在在干活，向工人请教，还下功夫学习他不熟悉的电学、机械技术，很快从外行变成了内行。他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全厂工人干部的信任与尊重。工人们或称他“厂长”，或叫他“老王”，都带着几分亲切，不再有歧视与隔阂。厂党组织后来甚至冒着政治风险，给他办了重新入党。   　　当时，一般百姓对于政治狂潮的追随及参与远没有到“文化大革命”时的程度，判断是非主要还凭自己的眼睛，因此，父亲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开始真正参与厂里的管理工作，也常有厂里干部来家里找他商量事情，讨主意。记得父亲还主抓过厂里的技术革新，可惜他做的事情，我们所知有限。   　　由于他在各地都有许多熟悉的老同志，后来被厂里安排分管供销，经常出差去为厂里寻找紧缺的原材料。一次在上海突发“气胸”，急诊后住进医院。我们不知母亲是否焦虑，只记得父亲回来后轻描淡写地笑说，检查过后，护士抬着担架满处找他这个重症病人时，他还在过道里溜达。   　　那时，人们的精神和生命都很顽强。无论有多少冤屈，受到多么不公的待遇，却很少自哀自怜，更多的是在逆境中扎根，重新鼓起人生的勇气。   　　母亲到淄博后降职做了厂工会主席。她并不介意，一心一意扑在厂工会工作上，很快成为工人们信任的“朱主席”，人们家里遇到困难，都来找她想办法。无论家里吃饭还是休息，常常有人上门倾诉，我们这些孩子都很怕遇到这种情况，可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和他们娓娓交谈。   　　记得有两个上海来的工人，他们的母亲年轻时曾做过妓女，苦苦抚养儿子成人。儿子结婚后，她们却被歧视冷落甚至虐待。母亲听了十分气愤，狠狠地批评了那两个工人和他们的老婆，又替他们的母亲找到一些零活贴补家用。相信以前少有人这样直言和真心地进入这些普通家庭，真诚地帮他们解决问题。因此，母亲成了很多工人及其家庭的贴心人。母亲也从中得到了满足，记得听到过父母的感慨：还是和工人们好相处；你真心对他们，他们就会真心对你。   　　电机厂的生产有时为了赶任务会很紧张，每到这时母亲也是最忙的时候，她和工会干部带领职工家属参加力所能及的辅助工作，常常通宵达旦加班，年轻人都累得受不了，母亲带着病仍然在坚持。当然，艰辛之后会带来欢乐，每次“大会战”完成之时，也是父母和参加会战的职工们特别高兴的时刻。   　　到淄博后，哥哥姐姐都离开普通中学，进了厂办技校，他们的口粮按国家规定要高一些，好像是每月30斤，这使得母亲常常能挤出家里一点粮票去接济那些断粮的工人家庭。虽是杯水车薪，但对他们也无疑是雪中送炭了。对经济困难的职工，父母也把自己的工资“借”给他们，却从不要偿还。   　　父母关心别人，我们的家庭也没有自顾自的人。苦难见真情。多年后，母亲仍回忆道：技校食堂难得吃一回包子，你们的哥哥舍不得吃拿回来，一掰两半，一手递给弟弟，一手递给妹妹……   　　我们上的那所小学要穿过一处低洼的庄稼地，再爬上山坡，就是学校。同学们多是厂区职工和附近农民的子弟。   　　那片洼地是我们童年的乐园，放学后，我们不急于回家。春至夏来，我们追逐蝴蝶蜻蜓；躺在麦田里仰望蓝天白云；嚼麦穗粘知了……。大自然的一切都让我们觉得趣味无穷。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和大人很不相同，我们看不出小城与省城的区别，不在意低矮的平房、满是煤灰和浮土的道路，淡忘了干活的劳累，最深的记忆却是那片绿色的洼地。其实，当时的日子是很苦的，到校不几天，我们就全体出发去抬煤，用于冬天教室取暖。孩子们成了运煤主力，十岁左右的孩子两人要抬四十到五十斤走几里地，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艰难的劳动体验。   　　“大跃进”的后期，饥荒降临，山东成了重灾区。饥饿成了悬在每个人头上的利剑，我们也尝到了腹中空空的滋味。   　　由于营养不良，大人们开始浮肿。我们也觉得体力不支，爬个土坡都气喘吁吁。父母都浮肿了，厂部医务室给浮肿病人开的药是几片“康复饼”，一种用麸子、黄豆、一点枣子做的小饼。这常常被误称为“糠麸饼”，倒也名副其实，但还是弥足珍贵。爸妈都舍不得吃，成了我们孩子们最好的点心。后来，从东北运来了大麦和红薯面，因为沿途雨淋发了霉。一段时间里，这些带刺鼻霉味的大麦红薯馒头就是我们的主食。   　　偶尔工厂食堂也有烤玉米面饼子，那是我们上好的食品。好歹我们还是吃公粮的，再难总还有饭吃。农民的日子究竟怎样我们不敢说，但经常听到饿死人的传闻。我们上学途中那片洼地边上，有片坟场。困难时期几乎天天有埋人的。有的农村幼儿死了，埋都不埋，草席一卷就丢在了坟场。可想而知那时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一块庄稼地、菜地收获完了，总会涌来一大群人，反复在地里或拣或刨，希望有些意外收获。   　　为了安慰人们的辘辘饥肠，工厂食堂推广了“增量法”和“草淀粉法”。“增量法”其实就是在食堂和面蒸干粮时多放水，“草淀粉”就是晒干磨碎的草，掺在粮食里，结果可想而知。记得有个同班的孩子，因为吃草淀粉便秘痛苦不堪，披头散发在班里哭泣不止，老师和同学们束手无策地看着，想不出任何安慰她的办法。   　　专家们推荐养小球藻补充人们的营养，如今看起来也许行之有效，但那劳什子太麻烦，掌握不好培养技术，于是，砌好的池子最后都被闲置。学校里也组织学生上山，采集橡子或荆条种子充饥。荆条种子有点油性，磨碎掺在窝头里,虽硬却不算难吃。但橡子面又苦又涩，难以下咽。   　　上中学后，每天都要上晚自习。在摸黑回家的路上，最恐怖的是要经过那片坟场，几乎每天都看到新增的坟堆，月光下纸幡泛着白光，在风中刷刷作响。   　　今天，我们把那几年叫做“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到底饿死了几千万人，有不少争论。据官方“山东历史大事记”记载：1958年后，全省大放高产卫星，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全省供应紧张，济宁地区（含菏泽）尤甚，从1958年1月开始，每天有上万农民外逃行乞，最多时一天竟达5.7万余人。4月，省委通知：去冬以来，全省不少县社发生营养缺乏性水肿病，仅济宁地区就达54万人之多……。其实，更大规模的饥荒，是发生在1959至1960年。   　　1960年10月，山东省委举行扩大会议，报告了山东农业的严重问题，根据中央指示撤销了舒同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会议认为：山东的农村工作违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破坏了生产力、破坏了党的正常的组织原则，以至“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越刮越凶。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党内清醒的声音占了上风。父亲的冤案在中央组织部干预下终于得以平反，调离淄博，进京工作。在中央工作组征求父亲工作意见时,他说,除了回济南,去哪都可以。几年来心中的压抑，也就说了这几个字。   　　我们全家离开工厂时，正是中午下班的时间，沿途工人们热情招呼、恋恋不舍，有不少职工一直送父母和我们全家到车站，洒泪作别。这个印象伴随我们从小到大，至今难忘。   　　途经省府济南时，原省委第一书记向父亲表示了道歉。可惜的是，多少万在饥荒中失去生命的农民，再也听不到道歉的声音了。     　　 “申诉书”的启示   　　有资料说：1958年山东省的“整风补课”，省直机关中受到“重点补课”的厅局级干部占21％、处级干部占14％、县委委员一级12.9％、共打右派34800人、开除党籍11900人。这还不包括后来在1959年“反右倾”中被批斗的大批干部。   　　两位省委书记、一小批反右积极分子，整倒了省政府主要领导干部和一大批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层、基层干部。这一非常事件并不偶然。与山东同样的党内反右斗争，1958年前后也发生在全国很多省份，只是现在少有人知。   　　在河南省，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干部2.3万人打成右派。   　　在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常委杨效椿、委员李锐、陈仁刚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1959年又有副省长张凯帆、陆学斌被打成反党联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甘肃，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省委委员梁大钧等被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在浙江，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彭瑞林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在辽宁，省委第二书记王铮、省长杜者蘅、副省长李涛等人因“反党宗派活动”的罪名被撤职。   　　在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副省长冯白驹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在广西，副省长陈再励、省委常委王梦周等多人被打成右派集团。   　　在云南，省委常委郑敦、王镜如等被打成反党集团。   　　在青海，省长孙作宾等人被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在西藏，自治区工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范明被打成右派，大批干部被牵连。 [iv]   　　……   　　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后，全国又有一大批干部被打倒。   　　有资料统计，仅1958年“反右补课”运动中，党内十三级以上高级干部划为“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有252个案件，包括省部级干部一百多人，其中39个案件是“右派反党集团”一类的集团案。   　　从查到的资料看，这一大批重要党政干部被整倒，基本都是因为主张实事求是、反对浮夸虚报、反对损害群众利益，或者主张民主理政、反对“一言堂”。可悲的是，他们在“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摧残下，不断消亡。   　　可以看到，那几年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基本上也是跃进牛皮吹得最大、反右整人最狠的省份。据官方人口统计，山东省在1959-1960两年中，人口净减少234万（据内部数据，山东省共有300万人饿死）。人口减幅特别大的省份还有河南、安徽、湖南、贵州、甘肃、青海，它们在1960-1961两年中净减少人口1053万；四川省在1959-1961这三年净减人口少595万。八省合计，净减少人口1882万。但这并不代表饥荒的全部后果，因为正常情况下，人口每年有2%以上的增长。这一增一减之间的巨大差距说明什么，不言自明。 [v]   　　父亲的申诉书是在1962年写给中央组织部的。他在申诉书的最后说道：这次斗争，对我做了另一面的考验。我还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了自己本来没有犯过的错误，虽然当时不承认不行，但那也是不应该的。   　　父亲当时主管一省经济工作，对5400万人的生活乃至生存负有直接责任，讨论工作时发表不同意见，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全国上下只允许用一种声音说话，因此浮夸之风盛行, 虚报和整人皆可邀功，百姓的利益乃至生死都可以置之不顾。不随声附和者，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可置你于死地。而这个过程，可能就是你的上级、同事、下级、甚至亲朋好友共同参与的。沉渣泛起，刚直者必然倒下。今天回首历史，可曾想到，我们的社会道德底线是否早已在一次次政治斗争和高压下的屈服、逢迎、背叛、出卖中丢失？   　　如果说社会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消失，那么，此后党内反右的结果，则是一批有民主意识和求实精神的中共高级干部的集体消失。这场以恶劣手段进行的反右，使党外监督销声匿迹，党内民主荡然无存；彻底破坏了最基本的民主原则，违背了建党立国的初衷。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是执政党踏上否定自身道路的转折点。   　　在国家经济力量日益强盛的今天，回忆那段遥远的往事，期盼的是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执政党能记取过去的教训，洗清身上的污泥，让这一切不该发生的事情成为永远的过去。   　　(本文发表于《中国改革》2011年第7期，发表时有删节)     　　 注：   　　 [ii] 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2008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iii]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年，第576页。   　　 [iv] 上述这些案例参阅申渊：“反右派与党内斗争”，《炎黄春秋》刊外稿，2010年10月，及其他网上资料。   　　 [v] 参阅杨继绳（2008）：《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上一篇： 王小鲁：政治体制改革是今后改革…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2106)　评论数( 8 ) 8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