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

褚宸舸 曹鑫：近十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回顾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褚宸舸   曹鑫   　　 　　摘要：中共十六大以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学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期、成就和经验、目标和发展趋势、方式和动力、突破口、阻力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研究日益深入。研究成果和政党、政策及现实高度关联，研究视角多元，但是形成共识较少，学者之间的分歧加深。未来的研究需要在主体的广泛性、方法的多元化以及内容的前瞻性和论证精细化等方面不断完善。 　　关键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综述；近十年（2002-2011） 　　基金项目：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10AFX001） 　　作者简介：褚宸舸（1977-），男，山西汾阳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曹鑫（1990-）,男，陕西渭南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2009级本科生。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涉及对”政治体制”范畴的理解。十年前，学界通常认为，政治体制并非基本政治制度本身，而是其具体表现和实施形式。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只涉及对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的微调，不涉及对基本政治制度进行改革。但是，近十年间（2002-2011），学界对”政治体制”的理解已经扩展至”政治制度”或”民主制度”本身。例如，高放认为，政治体制实质上就是政治制度，包括根本的和具体的政治制度，前者包括政体，后者包括机构和人事设置、决策程序和机制、各权力机构之间的职权划分和互相关系等权力运行的形式和机制。1吴江则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是”发展民主、改造集中”。2 　　当代思潮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论是马立诚所谓八种思潮(即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想、新左派思想、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总结3，还是高全喜所谓的五种民主政治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自由民主理论、左派激进民主理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审议民主理论)的归纳4，亦或是郭道晖对纷然杂陈的各种”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毛泽东主义、儒家社会主义、新左派、狭隘民族主义、新盛世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的述评 5；不论是蒋庆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的”三院制”6设计，还是秋风（姚中秋）的”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7和”通三统” 之倡导。总之，各类思想在中国当下激烈交锋，形成了左中右阵营，各种方案和建议涌现，令人有扑朔迷离之感，这些都为把握相关研究带来了较大困难。 　　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高层领导多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进一步深入、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我国大陆学者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本文试就十年间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与回顾，主要取材十年间中国大陆学者在本土公开出版的论著（包括专著、报刊论文，但不包括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期、成就和经验、目标和发展趋势、方式和动力、突破口、阻力以及存在问题等方面，分专题对相关论点进行归纳，以便对未来政治体制的改革及其研究有所借鉴。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期、成就和经验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期 　　高放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了两大步和多小步：第一大步是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展了党内民主，打破了两个”凡是”。第二大步是1986年邓小平讲话和1987年十三大后的实践（在1989年终止）。自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经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在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方面迈出很多小步。8 　　关于三十余年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学界还有二、三、四、五阶段等不同的认识。不同学说实际反映了研究者对政治体制改革各时期的臧否。 　　”二阶段说”以1989年为界，认为前期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选举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地方自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后期虽然取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增加，但却存在传统道德体系和信念消失的弊端。9这类划分隐含了对近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判断。 　　”三阶段说”分别以1989年和1997年为界，分为摸索起步阶段、部署整顿阶段、深化阶段。10这种划分主要肯定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等一系列新主张的重大意义。 　　 “四阶段说”是学界较早的观点，以1978年底到1985年为奠定基础期，1985年到1989年为改革宣传热点期，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底为历史转折期，1992年至今为隐性发展期。11此类划分和”二阶段说”一样都肯定了1980年代政治体制的改革。 　　 还有人提出”五阶段说”，把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作为初步探索阶段，80年代中后期是全面部署阶段，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调整思路、总结经验阶段，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阶段，21世纪初至今，是深化发展阶段。12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 　　大部分学者认为，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强调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完善民主制度建设等，是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成就。例如，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主要在发扬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党际民主三个方面。142民主法治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的互动机制已经初步形成，公民的政治参与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行政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1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民主、国家的领导体制和机构改革、法治建设等民主与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14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 　　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是坚持人民民主政体及相应的党政关系体制。15有学者认为，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对保持国家统一与稳定、推动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433国家要在保证政治秩序稳定的前提下实施政治体制改革，但也不能一味的强调秩序，稳定不能成为拒绝或延缓改革的借口。”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被响亮地提出。16同时，全国各地涌现了各种地方性”经验””模式”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研究。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发展趋势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实事求是而言，改革在”顶层设计”上仍然混沌，这表现为对法治、民主和宪政三个核心问题存在很大分歧。 　　第一，法治虽然在我国确立较早，但认识尚不统一。 　　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2008年，时任北大法学院院长的朱苏力在中央政法委讲座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比较》发表于”中国平安网”上，引起政法界的关注，该讲座观点遭到龚刃韧的强烈批评。 “朱龚之争”的核心是”法治”有无姓社姓资之分，是否具有普世价值，”社会主义法治”这个概念能否成立。法学界近年来类似的争论还有《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巩献田公开信事件，童之伟质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五句话（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系列文章等。 　　第二，”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语）已成共识。 但是，要建设什么样的民主，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05年10月19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白皮书分符合国情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政府民主、司法民主十大部分。可是，官方这种大拼盘式的民主论述，未能弭平相关争论。 　　褚宸舸认为民主概念在当下中国具有”弥散性”：有人强调民主的普适性，反对以国情为借口来抵制民主化进程。也有人认为民主属于西方的话语体系，主张中国应当积极和勇于开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西方的竞争，解构”自由民主”的话语系统，总结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给出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理论解释。但很多争论其实不在一个层面，不是同一个问题。17 　　学者对如何实现民主提出了很多方案。俞可平的”增量民主说”认为，要继续保持自主性、主导性、渐进性与梯度性发展，稳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他强调程序民主，重视民间组织与公民自身的作用，推崇法治，依法治国、依法治党，充分发挥党组织和政府在民主建设中的作用，建立和完善现代动态的政治稳定机制。18何增科的”混合民主政体说”认为，要将选举民主、自由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建立混合民主政体的基本路径是从大中城市的中间阶层突破，向上向下延伸。19王贵秀的”民主的法治型政体说”则针对原有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表现为党委过分集权、中央过分集权和领导者个人高度集中）的根本弊端。20除此以外，还有潘维的”咨询型法治政体说”、康晓光的”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王绍光等的”民主的国家制度建设说””双轨政治体制说”等。 　　第三，是否应认同”宪政”概念，在2004至2005年曾经历过激烈的争论。21法学界曾有社会主义宪政、人民民主宪政等相关研究。2006年”宪政”概念从政治上解禁后，江平、胡星斗较早提出”宪政社会主义”。华炳啸则从学理上全面论述”宪政社会主义”的具体内涵，即”秉持宪政优先、宪法至上原则，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以公民社会为本位，以人民为权力主体，以民主宪政体制为权力载体，以人民民主宪政为本质特征，以科学民主制为基本组织原则，以社会所有制为根本经济制度，以社会公正和平等为根本核心价值，以促进公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己任，以实现’阶级鸿沟’和’专政暴力国家’的最终消解为目标。”22郭道晖表示认同宪政社会主义，认为中国未来应实现国家权力与个体人权的统一和并存，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互动，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制衡，从而实现人权至上、公民社会至上和社会权力至上。23 　　宪法学界2010年达到高潮的”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的争论也反映了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激烈碰撞。政治宪法学诉诸”呼唤人民，让人民出场”，但同时认为”人民的出场，不可能是一种直接革命的方式，而是反革命的方式”。24对此，林来梵提出，”政治宪法学”看上去好像是刚好策应了现实政治中某种微妙的蠕动，甚至是迎合了大众在茫然之中渴求变革的希望。但是到头来要么是对强大的政治现实的学理认证，要么就是空疏的自说自话的宏大叙事。25他认为，未来中国宪法学最大的时代课题，应该是在理论层面上，努力建构一种体系化的、以规范主义（即力图依据有效的、具有价值秩序或者价值体系的规范系统，去调控公共权力的立场、精神和方法）为取向的中国的宪法学；与此相应，在实践层面上，则是努力贯彻规范主义的精神。26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 　　目前，应充分认识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时不我待，应及早迈出关键步伐”是绝大多数国人的认识。27多数学者认为，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善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发展党内民主，改进代议制，扩大公民直选等方面将是我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未来在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党内民主、人事制度和党政关系等方面都会进一步改善。28社会公平正义将成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价值目标，党内民主将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将由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决策和监督职能将大大增强。29学者认为五至十年内应实现一些具体的改革目标：初步实现政党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的法制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乃至全国人大代表由选民直选产生；修改选举法，允许人大代表选举实行竞选；使司法机关相对于本级地方党委和本级地方其他国家机关有较大独立性；采取立法措施弥补公民基本权利法律保障方面的缺失；消除地方因权力过度集中于执政党的领导机构而形成的党的书记破坏法制、搞个人专制的问题；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作为设立宪法法院前的过渡措施；逐步终止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员选举和补选环节普遍违反法律原则的做法。30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和动力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 　　(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赵磊：政治与经济：中国改革的可能走向 进入专题 ： 政治 经济 中国改革    ● 赵磊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群体急剧分化，中国社会凸显出某种不稳定的特征，是一个可以得到经验证明的现象。于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相关性，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虽然这个关系中的“正相关”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其中的“负相关”却更加令人困惑不安：至少在既定的时期内(比如用人均收入水平界定的某个发展阶段)，经济越发展，社会稳定程度就越差。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精辟地表达了这种“负相关”：“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①较早从理论上明确提出并试图解释这个“负相关”的，是法国历史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他提出了“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到来”这个著名的疑问——笔者把这个疑问称为“托克维尔悖论”。②在当下中国，“托克维尔悖论”再次显示出了强烈的现实意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石中、赵磊、王绍光等学者，就已经对中国社会利益分化的前景发出了明确警告③;此后不久，孙立平提出的“断裂社会”④，也不乏深刻地刻画了中国社会正面临的尖锐矛盾。然而，“托克维尔悖论”真正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则是进入21世纪好多年以后的事情了。最近几年以来，这个“悖论”更是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讨论，以至于一个被命名为“国际发展经验”的说法，成为学术界用来展示这个“悖论”的经典表述：“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人均GDP 1000—3000美元，是一个经济起飞国家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既充满新的机遇，又面临着各种社会风险，往往是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政治体制不断应对新的挑战的时期，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阶段的稳定发展问题。”⑤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人均GDP在3000美元时，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呢?显然，“国际发展经验”是无力给予满意回答的。因为所谓“国际发展经验”与其说是一种“理论解释”，不如说是一种“经验观察”。正因为如此，在理论层面上重新剖析“托克维尔悖论”，对于洞悉中国改革的未来走向，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主流认识：“宪政转型”、“体制落后”与“分配不公” 　　 　　在特定的阶段中，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为什么会呈现出“负相关”呢?对这个问题，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内核的新自由主义实在是乏善可陈，这个在中国学术界曾红极一时的显学，甚至压根儿就没有“托克维尔悖论”这样的问题意识。因为，按照市场浪漫主义的看法，经济发展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化”与“市场化”等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定，经济改革一旦启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然会把人类社会的一切关系安排得井井有条、合情合理。这种逻辑使得人们的关注点长期被锁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之类的经济指标上，至于经济增长之外的其他问题，则“无可奉告”。然而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急遽变化，“托克维尔悖论”的现实意义越来越凸显出来，学术界也很难置之不理。于是，逐渐形成了三类比较有代表性的分析框架。 　　(一)“宪政转型”的分析框架 　　这个分析框架的逻辑，来自“转型经济学”有关改革路径的“激进”与“渐进”之争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杨小凯等人撰写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以及林毅夫与之针锋相对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这两篇文献。《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的主题，是想厘清并展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正如杨小凯等人所言：“这篇论文研究了被许多转轨经济学家忽略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⑥这个主题，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关于“激进”与“渐进”的一场论战，并形成了以林毅夫为领军人物的“反方”阵营。 　　对于中国改革的前景，“转型经济学”的最高境界，仍是不断重复主流经济学的老生常谈：“私有化”和“市场化”。这并不奇怪，因为不论“转型经济学”如何宣称自己是经济学中的另类，它与“新古典经济学”都有着无法割断的血缘关系。正是这种血缘关系，决定了“转型经济学”难以自觉肩负“托克维尔悖论”的问题意识。但是，在“激进”与“渐进”的论战中，“转型经济学”的问题阈却很难绕开“托克维尔悖论”的困惑，并最终催生出了所谓“宪政转型”的诉求：“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护个人权利，并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制衡”;“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的成功依赖于宪政秩序的转轨”。⑦换言之，经济转型(即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而曾经使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那些基本制度，如产权制度、法律制度、宪政秩序等方面的转型(统称“宪政转型”)，才是更为基本的“转型”内容。 　　基于“宪政转型”的分析框架，杨小凯认为：“中国的宪政改革的滞后造成了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的制度化，这是国际学术界及中国领导人都有共识的。”⑧换言之，在杨小凯等人看来：“宪政的约束表明中国的改革只能沿着双轨制前进，这种方式产生的长期代价很可能超过它赎买特权阶层既得利益的短期好处。”⑨这些“长期代价”包括：“政府服务质次价高，产生反效率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非政府部门被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剥削，因此市场容量小(看起来像通货紧缩)，分工水平低，总和生产力低”等等⑩，由此，他们得出的政策含义是：“只有政治上允许自由进入也形成自由市场时，这种‘坏资本主义’才能被高效率的‘好资本主义’代替。”(11) 　　“宪政转型”的深刻之处在于：从宪政与经济之间的关联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这不仅是对主流经济学纠结于经济“现象”的一种突破，而且，其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也基本是自洽的。以这样的视野来观察问题，“宪政转型”具有比较敏锐的历史感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杨小凯等人所注意到的那样：“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例如，法国宪政秩序形成始于法国大革命，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对经济的短期影响是灾难性的(Beik，1970)，然而，从旧制度到新宪政秩序漫长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拿破仑法典和许多其他制度及政策，对于法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正面的长期效应。这次转轨连同英、法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导致了西欧大陆经济发展的跳跃，在19世纪的后半叶超过英国(Craft，1997)。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的短期经济影响也是负面的，但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不会否认这两次宪政转轨显著的正面长期经济效应。”(12) 　　但是，“宪政转型”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个局限就在于：它虽然看到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联性，却并没有真正把握这种关联的内在本质，即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局限使得“宪政转型”无法洞悉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真谛所在，而必然陷入以下的误区之中： 　　第一，在杨小凯等人看来，“制度核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13)。换言之，与经济相比，政治才是第一性的要素;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政治)制度高于一切”。于是，杨小凯等把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经济困难(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日本、苏联和东欧)统统归咎于没有完成“宪政改革”所致。这种把宪政当作“一个筐”的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林毅夫的质疑：“能不能把任何经济困难，都归结为宪政体制改革问题?难道英美进行宪政体制改革之后就没有经济波动、经济危机了吗?美国1929年出现过经济大萧条，比1991年以来日本出现的金融危机还严重，英国也从工业革命后最发达的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末几位，是不是也因为英美两国的宪政体制有问题呢?《宪政》把英美以外的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都归咎于这些国家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或宪政体制改革不彻底，是十分意识形态化的。”(14)林毅夫正确地看到：“从长期经济发展的绩效看，宪政体制改革先行的国家并不一定好于宪政改革后行的国家。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发现世界上哪一个后发国家是因为先进行了共和宪政体制改革，然后经济才持续快速发展的。”(15) 　　第二，在杨小凯等人看来，政治与经济虽然具有某种关联，但政治完全可以超越经济而独立存在。换言之，“宪政”成了外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外生变量”，相应地，“宪政转型”也就成了一种“无根无据”、可以随心所欲的行为了。用杨小凯等人的话说：“宪政转型”的发生完全是一种偶然的事情，是“一些国家碰巧实验了有效率的制度”的结果。(16)对于如此“主观唯心主义”的看法，林毅夫提出了相当有力的批评，他说：“制度是不可能隔夜就改成的”，历史上的宪政改革“从经验上看也不是愿意，就可以通过改变宪法或政权而在一两代人之间建成的”。(17)为什么“宪政改革”不能随心所欲呢?因为：“虽然制度是重要的，但一个最优制度实际上是内生的，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等有关。要形成相互制衡的共和宪政体制，就必须有好几个在政治和经济力量上大约相等的集团。否则，即使通过宪法，也只不过是让在政治上有垄断权力的人来利用宪法，固化其垄断权。”林毅夫并不拒绝“宪政转型”，只不过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是先发展经济，建立多元的政治、经济力量，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宪政体制。”(18)林毅夫与杨小凯的分歧在于：前者把“宪政转型”看作是“内生”的因素，而后者把“宪政转型”看作是“外生”的因素。 　　(二)“体制落后”的分析框架 　　“体制落后”的框架以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年)的观点为代表。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亨廷顿的思想就被介绍到中国，然而，当时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尚未给“托克维尔悖论”提供充分的时代背景，所以在经验层面上，亨廷顿的观点并未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回应和引申(2008年亨廷顿去世，学术界重新掀起了一个回顾的高潮)。直到最近几年以来，随着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之间关系的内在张力的增加，“体制落后”的理论框架在中国学术界才逐渐得到了“应用性”的重视，比如：孟军的《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及其当代启示》(19)，胡政、罗维的《论亨廷顿政治参与理论及其现实启示》(20)，刘军宁的《虚拟访谈：亨廷顿视野中的中国转型》(21)，等等。 　　为什么“现代性产生了不稳定”呢?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说：“(社会动乱的)根源何在?本书对此所持的基本观点是，这种情况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新的集团的产生急起动员参与政治，而与此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十分缓慢。”总之，“政治体制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变化，这就是政治上的首要问题”。(22)由此可见，所谓“体制落后”，其实有着明确的事实指向，那就是“政治体制”的“落后”。对于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体制落后”，亨廷顿不仅有着明确的事实指向，而且有着明确的价值倾向，那就是：“对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权来说，不仅要有政绩的合法性，而且还要有程序的合法性。”(23)正因为如此，在后来出版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亨廷顿充满信心地展示了“时间属于民主这一边”的历史前景。(24) 　　概括起来，“体制落后”的理论要点在于：(1)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关系是二元并列的关系;(2)经济结构的演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3)政治结构不能落后于经济结构的演化水平。这个分析框架的政策含义是：其一，经济发展是“善”的体现，是“进步”的象征;其二，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其三，政治体制变革的终极目标是“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阵营的学者而言，上述政策含义中的第三点尤其有着重要意义。比如，刘军宁将亨廷顿的理论引申为：“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是政绩的合法性问题，政治改革所要解决的是程序的合法性问题。”(25) 　　从本质上看，“体制落后”与“宪政转型”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与“宪政转型”一样，“体制落后”的深刻之处在于：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相关性的背后，发现了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关系。于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仅仅是一个现象层面的问题;而这个现象背后的本质，则是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关系。但是，与“宪政转型”的分析框架一样，“体制落后”的局限在于：由于它不能正确地把握政治与经济的本质关系，因而，政治体制也就成了外在于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比如，亨廷顿一方面承认政治结构的发展要与经济结构的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又将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看作二元并列相互独立的关系：“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政治 经济 中国改革   

核心提示： 综合观察薄在中国政治体制内的特殊地位和对北京政府采取的行动及所发表的评论，本文认为北京将采取措施尽力缩小薄案影响，只将其作为一桩违反了党纪国法的案例。这尽管在短期内有作用，长远来看可能会节外生枝。  原文： Bo Xilai and Reform: What Will Be the Impact of His Removal? 作者：梅瀚澜（Joseph Fewsmith） 发表：2012年8月6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2月份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意外逃往成都美国领事馆，引起了一系列意外事件，最终导致了身为太子党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去职和其后对他进行调查的决定。依照党的调查结果，薄可能面临民事诉讼（过去基本如此）。该事件扰乱了定于今秋的党的十八大表面上平稳的权力交接。关于这一事件有很多评论，不同的观察者对于薄熙来事件对于中国政治的重要性和影响有着不同看法。综合观察薄在中国政治体制内的特殊地位和对北京政府采取的行动及所发表的评论，本文认为北京将采取措施尽力缩小薄案影响，只将其作为一桩违反了党纪国法的案例。这尽管在短期内有作用，长远来看可能会节外生枝。 对计划于今秋举行的十八大的角逐比任何人猜测得更有意思。先是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至成都美国领事馆及后来的被捕，接着又有重庆市委书记妻子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的故事，最后是薄熙来本人的去职、接受调查，引发了大量的报道、猜测和被大肆渲染的故事。尽管新闻报导中充斥难以置信的细节，仍有很多内幕不为人知。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些关注中国政治体制演进的人眼中，这一切对于我们有关中国政治、党的十八大、中国的未来的理解意味着什么？ 薄熙来事件经常被称为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之后最重要的事件，也常与1995年的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2006年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清洗两起事件相比较。 在揣测薄熙来案的重要性和影响的过程中，有很多假设前提，但常常隐而不宣。不过，这有助于弄清薄熙来案对哪些方面有重要性。看起来，薄案在三个方面都举足轻重，列出如下： 第一，薄熙来似乎大大挑战了精英政治的规则。由于强权领袖时代已经过去，有理由相信精英政治的游戏规则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改变。薄发起的挑战有可能是未来一系列挑战的开端，另一种可能是对此的反应有可能进一步加强老一套的、基于共识的规则。精英政治向着哪个方向发展，将对引入不同声音和做出决策的能力产生影响。 第二，无论薄熙来的方案多么有机会主义色彩，他还是有自己的一套路线。尽管陈希同和陈良宇分别对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权威构成了严重挑战，他们并没有任何政治方案。在他们被解除职务后，政治体系继续运转而没受到明显的冲击。薄的去职很显然是对新左派的重挫，基于后面我们将讨论的各种原因 ，新左派可能继续作为中国社会和政治中的一股力量。 第三，薄熙来发展出了一个重要的民粹主义的基地。观察者可以对这个基地的规模和如果任其发展将产生的后果持不同观点，但在改革时代，中国的精英政治还从未出现过可与之媲美的其他基地。 游戏规则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一直由很少的几个官员来决定（有的已经退休），其影响力则是基于他们在官僚中的地位、被广泛认可的实力、以及平衡党内各势力利益的需要。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会出现公开竞选，保持低调或者至少表现出全党团结的增强，是可预见的常态。在这样的背影下，没人预期张扬的薄熙来能够升至高位，的确，他的政治前景看起来不足以成为政治局常委的一员。2001年，他被任命为辽宁省省长，这一职务使他有资格进入中央委员会，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他成功入选。薄熙来随后出任商务部长，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中央职位，有时担任者会出任政治局委员，有时则不会。比如薄熙来的前任，2003年重组为商务部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就没有进入过政治局。石的前任吴仪则在1997至2002年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于2004至2007年间任政治局委员。 2007年，薄熙来成为政治局委员，但被派往重庆。曾任重庆首脑的贺国强（1999-2002），黄镇东（2002-2005），以及汪洋（2005-2007）都没有在任期内被提擢为政治局委员，尽管贺汪后来都升至政治局委员（贺是组织部长，汪则是广东省委书记）。所以看上去薄的政坛生涯已到达顶峰；考虑到他的年龄（他生于1949年，2012年他63岁），十八大的确是他在政治体制中的最后一次升迁机会。 根据党内最高级别的相关晋升规则，大多数观察者判断，薄熙来尝试公然争取政治局常委这一做法是危险的。然而，精英政治中的一些变化可能让薄觉得值得冒险一试。邓小平曾通过指定江泽民为总书记，并隔代指定胡锦涛为其继任的方式为二十年的高层稳定铺平道路。但是，到胡任期结束时，已无人能”拍板”决定。从一些事件可以看出，元老们能够发挥影响，但他们权威无法与邓相比。现在政治高层可以讨价还价，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支持薄的。”党内民主”的实施尽管程度有限，但或许打开了中央委员会的游说之门。简言之，综合考虑情势的变化、薄所拥有的太子党背景、勇敢的个性和政治路线（新左，见下文）似乎诱惑了他去争取那枚”魔戒”。如果这种解读正确，薄的确是在挑战精英政治的运行方式。 新左 “新左”（已经成为显性的运动）指出了很多问题——不平等、腐败、”社会主义价值”的褪色，以及民众与政治精英的疏远——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而且持续成为不满的焦点。”新左”诞生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紧随”天安门镇压”之后，那是自由主义话语遭截断，西方和西方思想常被视为”敌对势力”（现在仍是如此），政权的合法性处于低谷的时期。最初由在受过美国教育的华人发展，新左派拾起了学术界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后殖民论述和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批评（a la Wallerstein and Gunter Frank ）。这种新马克思主义观点被用来维系中国价值，以对抗所谓的西方价值。或许新左派思想的核心（尽管很少直接表达）就是捍卫中式革命。是这种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认识将新左派和自由派截然分开。尽管自由派认为革命要么没有必要，要么时过境迁——越早翻过越好——新左派维护革命价值观（当然还有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和”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新左派的部份言论迎合了新中央集权主义对分权趋势的抵抗，讽刺的是，这也是朱镕基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所拥护的。 90年代早期的美国政策无意中帮助产生了中国新民族主义这一结果。国会反对中国投标主办2000年奥运会（这使得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不仅反对镇压过天安门示威的中国政府，同时也反对整个中国）。不久之后又发生了1995-96年的台海危机，这场危机影响至今，从美军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反应可以看出。银河号事件中，一艘被怀疑载有先进的可用于发展化学武器的化学物质的中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被拦截，但没被查出禁运物品，这增强了对美国干预的抱怨。这些事件为1996年的《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提供了背景，众多模仿者跟风效仿。发起于一小部份知识分子的新左运动，开始在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扎根。 已发展为多股分支的新左派之声逐年增强。对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的担忧预示着”和平演变”力量，及国内以及国际的新压力，这些激起了保守势力攻击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和正在兴起的自由主义”公知”。郎咸平发起了对管理层收购（MBOs）的猛烈批评，认为这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并使国有企业私有化。他的很多指控都有事实根据，但他的演讲和文章捍卫的是国有企业，反对的是据称在MBOs背后作祟的新自由理念。2005，物权法草案的出台立即招致左派的激烈批评。北京大学法律教授巩献田称”群众”开始称共产党为”私产党”，他还说，”私有化难道不是造成了今天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最重大的原因吗？”左派的反对阻碍了这项立法达一年之久，最后通过的是一份缩水版。 如果形成新左派的社会力量在本世纪前十年中已经足以影响国家的总体社会政治环境，那么薄熙来正是赋予该运动以政治力量的人。新左派的突出领袖之一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加入了重庆市政府，另一位新左领袖王绍光则称赞重庆模式为”社会主义3.0″。激进的民族主义网站”乌有之乡”是用来宣传新左思想的，当中再三警告中国已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其中一些文章直接批评温家宝总理。 民粹主义 薄熙来的重庆试验主要集中在打击组织犯罪、鼓励群众唱红歌、建设住房、以及发展土地交换以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其中很多政策受到了重庆居民的欢迎，尽管在没有调查研究前很难估计受欢迎的程度。薄被去职后，北京开始着手压制全国左派对此的反应——部署了警察以防止骚乱、”唱红”在重庆被禁止、包括乌有之乡在内的左派网站遭关闭。据去过重庆的记者报道，薄在被去职后仍然很受当地人爱戴。 中央政府的反应 薄事件对十八大和改革的影响，至少可以初步地通过观察中央领导的反应、重庆党委的重组、中央媒体尤其是权威媒体的报道中得出。 中央领导 尽管看上去不算直截了当，中央领导对薄熙来案的唯一直接评论是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记者会上的发言，这一发言也被广为援引。在一段令人吃惊且有争议的评论中，温谈到文化大革命的遗毒和存在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封建主义”的持续影响。温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政治改革，尤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引用了与邓小平1980年8月的著名讲话中的相同用语）。总理的结论是”除非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将会流失，文革的悲剧可能再次上演。” 这是不是针对薄熙来的还不能完全确定，但考虑到重庆在”唱红”中的领头作用，这看起来象是针对薄的。无论如何，在记者会的最后温直接谈到薄的问题，他说现任重庆领导（当时薄还没有被去职）应反思改革并从王立军事件中汲取教训。在关于文革的评论中，他再次提到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暗示他的评论总体来说是由薄熙来和左派对改革开放整体计划所造成的威胁引发。换言之，薄熙来事件牵涉到意识形态问题，即过去所谓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温将薄熙来事件视为路线斗争的观点没有得到领导层的支持，他们选择尽可能地切割来看这一问题，同时强调法律问题和党的团结。与陈希同和陈良宇案一样，尽量切割处理此事，这一决定在政治上有合理之处——公然的意识形态纷争会加深党的裂隙。哪怕现任或未来的领导层同意温所说的意识形态问题急需解决，他们也很有可能逐步进行，因为有很多具体的问题需要一一处理。当前似乎并非正当其时。党以尽可能窄化的方式来处理该案，这一决定在3月份重庆党委的重组中显而易见，在很大程度上又在6月举行的重庆党代会上再次得到了确认。 改组重庆党委 当《人民日报》和其他中央媒体发表薄被罢免的报道时，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和即将取代薄熙来的副总理张德江同时赶赴重庆，传达北京的决定，以作出战略性的人事替换并力图维持重庆稳定。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熙、以及中组部副部长潘立刚的陪同则反映出北京在处理这件事上的忧心忡忡。 北京对这种情况的严重关注可以通过任命政治局委员及副总理张德江接替薄工作这一决定中表现出来。近期唯一与此事相类似的是2003年，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中纪委（CDIC）部长的尉健行，在整肃陈希同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李源潮称赞张”公正而且正直”，他曾任吉林、浙江和广东省省委书记，被认为是能够”控制大局”并”处理复杂问题。”同样地，北京调任曾是通信监管部门的反恐专家、曾任青海省副省长的何挺接替王立军为重庆市副市长和公安局局长。同时，北京用徐松南撤换了重庆市组织部长陈存根，在湖北崛起之前，徐松楠曾在四川任职。这正暗示了他与俞正声的联系，俞正声曾于2001至2007年任湖北省委省委书记，然后被调任宁夏任省委组织部长。 虽然其他一些与薄熙来关系紧密的副手也被撤走，但与薄的关系曾比任何人都要密切的市长黄奇帆却可以主持会议并保留了他的职位，这透露出北京寻求稳定局势的信息。在他的发言中，黄表明了他的忠诚，向中央委员会保证他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于6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重庆党代会则延续了基本一致的调子。张德江被委任重庆市委书记，而黄奇帆得以保留他在党委的职位，并继续任职市长（党代会并不公开决定政府职务）。而当多数人留任原位时，原于三月被允许继续留任原位的重庆市宣传部长何事忠却被调离。饶有意味的是，原薄部下、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却得以继续留任，可能是由于他与薄关系并不亲近。这个安排意味着三月被委任副市长的何挺将不会任职常委。 官方评论 正如温家宝所暗示的，这是由薄熙来和新左派发起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但这些议题容易引起分裂而不适合进行公开讨论。所以当中国共产党于4月10日宣布将对薄展开调查时，完全没有提及意识形态问题。仅仅声明薄由于”严重违纪”将会依据党章和中共纪检机关的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对其进行调查。 《人民日报》同时又发布了一篇评论员文章，严格按照法律条款措辞，详述了薄熙来、王立军以及谷开来的问题。评论员文章宣称”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以及”不论涉及到谁、职位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但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当文章呼吁道要和中央精神保持”思想统一”，并且要”紧密团结”在胡锦涛领导的党中央周围时，则暴露了这个案件的政治敏感性。 第二天的另一篇评论员文章则更为露骨地强调迎接十八大时要坚持党内统一。文章宣称”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支持党中央的正确决定。”而重要的则是应通过”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来继续保持良好势头。第三天，最后一篇评论员文章又重回维护法律的主题上来，文章写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决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殊党员’。” 《人民日报》连续三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来详述对薄熙来进行党内调查决定，这一事实则暗示了该案的敏感性。虽然评论员文章通常不比社论权威，但似乎也同样是由中宣部（PBSC）统一批准发表的。当1995年陈希同被整肃时，《人民日报》也只在其被整肃九周之后才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而且那篇评论员文章是揭发陈已自杀的部下—王宝森的腐败问题，文中并未提及陈。当2006年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整肃时，《人民日报》甚至连评论员文章都未发表。 其他评论 虽然三篇评论员文章给出了对调查薄熙来的决定的官方立场，仍然还有其他评论同样也表明了共产党对此案的回应。最重要的文章毋庸置疑是继任者习近平发表在5月16日的共产党理论期刊《求是》上的一篇文章，正是《人民日报》发表重庆党组改组文章的当日，并且在头版就有一大长篇的对习文章的公告，超过了谈薄被免职的版面。 习的文章是他于3月1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显然没有时间去大幅度地修改原稿，但是更改一部分措辞使其更符合目前形势还是可行的。习的讲话是基于胡锦涛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所称的要保持党 “纯洁性”这一要求而做出的。习强调了反对所有”分裂党”的行为以及清除腐化党员的重要性，同样强调了维持谦虚的态度和”不骄不躁”的必要性。 未过多久，温家宝主持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并号召”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当谈到所取得成绩时，温同样也说到反腐倡廉建设与人民群众的期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温说道。 暗示 还有很多薄熙来故事的方方面面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例如，如果薄未被革职，他是否能够违背将他调任重庆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原意，调动起党内不同派系对他的支持，成功进入常委？精英政治的游戏规则是否可以改变的那么快？薄熙来这位”太子党”，在保留了新毛派理论—民粹主义理念后，是否能够将他的理论带入政治局常委之中，又或者他是否会像当初捡起这理论一样，非常迅速地将其摒弃？ 甚至不需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都可以推测出该案的一些端倪。首先，它不同于最经常被用来对比的陈希同和陈良宇案。这两个案件虽然直接挑战了领导层，特别是分别对江泽民和胡锦涛派系人的挑战，但是他们并未挑战”游戏规则”。 虽然这两个案件都需要小心应对（ 毕竟 这两人是政治局委员），但他们的免职却不会给党内分裂造成任何威胁。薄熙来案件虽然不及在天安门示威事件中的赵紫阳被免职那么严重，因为当时党内的分歧更大，但如今中国共产党缺少了可与当时邓小平比肩的那种政治人物。邓可以、并且也毫不犹豫地罢免赵紫阳的职务，然后又等待了两年的时间，以1992年”南巡”武汉，深圳和上海为契机，重新启动他的改革。很难说现今党内的分歧有多深——显然薄在党内各个阶层的支持者并不在少数——但是同样也没有主导人物可以一呼百应。薄熙来事件的可能结果会是党内不同派系将会基于最低共识重新联合起来，正如四月的评论员文章所暗示的那样。 薄熙来事件也揭示了精英政客的政治手腕。事件结果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原所猜测的”太子党”与共青团（CYL）或”团派”出身的政客之间的矛盾并不仅是唯一的矛盾核心，至少不是主要的一个。薄熙来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太子党成员，但是与他们精英的声誉正相反，薄塑造了一个与现精英层对抗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形象。而江系，所谓的”上海帮”，也因贺国强不再支持薄而分裂，原支持薄的贺国强因薄在重庆的所作所为玷污了他的名誉并影响其部下而抛弃薄。最终，习近平显然依靠曾庆红的支持获得了他继任者的位置，而且似乎在支持罢免薄这件事情上与胡锦涛密切合作。个人与小群体利益以及政策倾斜都显得比”太子党”和”团派”关系更为重要。 如果太子党和共青团派系之间的分歧不能完全体现个人关系及决策执行者在面对危机时的错综复杂，那基于体制化的规则而达成相互谅解的解释同样也无法体现这种复杂性。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整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人—薄熙来—认为这是挑战游戏规则的最好时机。比起并不成功的在幕后默默游说的政治生涯，薄更愿意公开运作，希望藉此取得民众、精英阶层和他父亲剩余的老部下（大概也包括欠薄一波很多人情的江泽民）的广泛支持来向党内领导层施压。罢免薄可以辩解为政治精英联合起来维护规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看起来似乎是真的。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足以解释权利的个人化性质，正如这一系列的事件的展开所显示的那样，从本质上来说，联盟的组成是反体制的。当一切尘埃落定，这看起来更像是”协调”—一个用来平衡不同的利益关系的模糊但重要的中文词。 最后，薄熙来事件再一次表明了领导人卸任后影响力依然存在这一事实，特别是在人事任免上。于1997年被江泽民强逼从政治局常委退位的乔石（其中薄一波发挥了重要作用），似乎在此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薄一波在1987年罢免胡耀邦时的所作所为似乎是温家宝——或者胡锦涛——镇压薄熙来的动机之一。原以为被掩埋的事件和不再有影响力的人却在解决高层冲突和平衡各方关系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薄熙来案件的影响——和我们完全不知情而在继续进行的谈判——似乎会在十八大上达成妥协。虽然对于是提拔5个还是7个常委尚存分歧，但最有可能的妥协方式就是按政治局委员的资历（按年龄）来决定是否升任常委。还有，”空降”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是以这种方式提拔的。但大部分的博弈似乎更集中在政治局委员而非常委上。现任的15个委员中，将会有7人因到退休年龄而卸任。若仅有5人升任常委，那就留下12至13个席位给政治局的新人，而若有7人升任，则将会留有更多委员席位。当这些人中一些人升任常委时，将会对中国未来5年的政治走向有着重大影响；而当剩余其他人都被提拔时，将会影响中国未来10年。所以薄熙来案件的深远影响可能在之后很多年内都难以被彻底解读。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