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

中国一家研究机构日前发布的“中国税收风险研究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的税负水平高于世界中上等收入国家，中国宏观税负水平过高，而社会服务水平过低。 中国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日前发布的中国税收风险研究报告指出，从财政支出角度看，中国宏观税负的水平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存在着一些不对称。有专家表示，衡量税负轻重应与政府提供的民生支出挂钩。 报告说，世界银行的调查资料显示，一个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呈正相关，人均GDP在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13%左右；人均GDP在750美元左右的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23%；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30%。以此标准衡量：中国大陆2009年人均GDP为3700美元，宏观税负为25.4%,比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的23%高近10%。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的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显然过高。 旅美中国学者程晓农认为，目前中国大陆的税务负担对一般民众来说是太高了，而对官员和一些高收入人来说则是太低了： “中国的情况是这样，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很低，这些人是主要的纳税人。中国政府收了税以后基本上为普通民众提供的公共服务是非常有限的，远远少于其他国家，而且不透明、不公开。按照国内很多民众做的各种分析还有计算，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的税赋是相当重。中国还有一部分人，税赋是非常非常轻，可以说几乎没有税赋的人，那就是中国最有钱的人，最该交税的人。中国政府对他们采取的是完全放纵，而不追查收入、不追查的做法。这批人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所谓的富人；第二类是各级官员。这两类人没有人是单靠工资过生活。中国政府允许官员们获得各种非法收入，而且不予追查，更不用谈交税。” 报告认为，从财政支出看中国宏观税负，中国的福利预算与税收不匹配，究其原因是：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有资料显示，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边际税率高于中国，但由于他们的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比重非常大，公民可以享受到相对完善的社会福利。而中国周边的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公共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也高于中国。由于“高税负”产生“高福利”，这些国家的公民并没有对自己国家的税收政策产生很大的反感情绪。相反，中国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相对较低，2007年中国这方面的数据累计不足30%。2009年中央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为7.63%，医疗卫生支出占2.7%，教育支出为4.52%，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中国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还不高，因此宏观税负也不应该过高。报告建议，中国政府规范政府收入形式、弄清税费关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美国托雷多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冉伯恭先生也认为，中国的大多数民众承担不起高税负： “现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收入跟西方国家比起来太低，收入根本就很低，你要再增加税收比例的话，再加上一般的公共设施、福利制度不像西方这样完善，那人民的生活水准就会更降低了。大陆真正有钱的人根本不交税。但真正有钱的人最多也就一亿人左右。让这些人给他们交点儿税，比如加5%、加10% ，他们多半不在乎。” 中国中央财经大学的税收风险报告的发表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提交到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之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其网站上就该修正案征求意见。修正案建议，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每月2000元人民币上调至3000元，并将现行的工薪所得税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改为七级。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4837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6.3%。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在美国股市，自今年三月以来，有多只“中国概念股”被停牌或退市，与此同时，又有多家中国互联网企业到美国上市融资，这是否会掀起又一轮泡沫，引起关注。 北京的实名制社交网络公司“人人网”和北京的科技公司“网秦天下”分别于本星期三、星期四登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广州的《羊城晚报》报道说，中国的另两家互联网企业：世纪佳缘、凤凰新媒体也将在5月11号、12号在美国进行首次公开募股。此外，土豆网、淘米网、迅雷、盛大文学、和讯网等公司也在积极准备赴美上市融资。 谈到“人人网”赴美上市，美国印第安纳州博尔大学经济学教授郑竹园表示: “人人网前天在美国上市，它的股票是涨了14%。现在人人网它是按照脸书的模式来做。它好像也有好几亿人，它成不成功就看广告了。如果有大量的广告公司进去，它就赚钱。如果没有广告公司进去，恐怕就要亏损，政府没有交钱的东西。到美国来就看美国人是不是捧场，是不是会在上面登广告。互联网它主要靠广告。” 报道说，中国互联网企业争相赴美上市，反映了海外资本对于高新产业和中国概念的热捧，但也引发业内人士对“中国概念”互联网泡沫风险的担心。今年三月以来，已有盛大科技、多元印刷等近十只中国概念股在美国被停牌或退市，原因包括：未能满足信息披露条件、不符合交易规则、财务状况遭质疑等。蒸发的市值，据统计，达30亿美元以上。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程晓农对此评论说: “简单地讲，中国到美国纳斯达克（Nasdaq）上市的都是中小企业，很多并不具备在中国上市的条件。实际上很多小公司上市，就是想捞一把就走。他们钻了美国证券市场的空子，美国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开放，包括外国，只要它符合申请的条件，就可以上市。这种条件的宽松有一个潜在的规则在里面，那就是假定这些上市公司是真心的想通过证券市场融资，然后获得更大的发展。但是中国的这些公司，在中国的创业环境里，长期奉行的是所谓的短、平、快。就是能捞就捞，能骗就骗。这是中国商业的主要模式。所以，他们把这套模式搬到美国来。最后就是出现一种情况，已经在美国上市的企业很多在几年以后，由于运转不良，财务资料没办法公开，见不得人，最后因为无法提供证券市场要求的相关财务资料而被迫停牌。” 程晓农认为，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发展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实际上来讲与互联网相关的企业能不能盈利取决于国民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互联网来购物或者是满足其它的需要，比方讲收听音乐等等。实际上中国使用互联网购物的人数是有限的。而中国企业的不诚实和欺诈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这种商业模式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互联网如果是投在音乐、照片这些方面，通过商业运转的模式来盈利，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因为首先这些音像产品绝大部分都是盗版。所以，它实际上赚的是盗版的钱。而这种做法很容易引起国际社会追究知识产权问题。” 报道说，2010年，共有39家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占全年美国市场IPO数量的近1/4。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互联网业吸引了近7亿美元的风险投资金额，几乎与去年全年互联网投资金额相当。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星公开表示，中国政府利用法规和行政程序对外国投资者多方限制，这是未来美中经贸关系的一大问题。 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星期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智库研讨会上表示，美国仅在极个别案例中因国家安全考虑才对中国的投资进行限制，美国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但美国在中国的企业并没有得到同样的待遇，美国企业（在中国）不断被排挤出整个产业之外，或者被迫放弃一些专属信息，以作为在中国运营的条件。法新社的报道说，骆家辉还表示，中国经过长期的市场开放，取得很多成果，但近期却出现了一种收紧商业环境的趋势，上述现象即是一例。 骆家辉还表示，中国政府近期采取的所有举措导致其经济的竞争力减弱，并且在对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也不如此前那么好。他认为，这种机会不均等是美国和中国商贸关系继续改善的一个主要障碍。报道说，这是骆家辉这位已经被奥巴马总统提名为下任美国驻中国大使近期对中国的最严重批评。 总部在美国的一家投资顾问公司经济师丁力博士介绍说，长久以来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商人都不断投诉遭到不公平待遇，骆家辉这一最新批评，可能预示着美国商人已经无法忍受： “去年世界银行做过一个报告，外商要在上海办一家新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话，你要通过18道手续，花99天的时间。在东亚地区它的平均数是11道手续，68天时间。全球的平均数是10个手续，42天的时间。你可以想象一个外来的开发商去中国去办手续要多麻烦；第二，中国会强制外国企业去转让它的核心技术或者向政府公开它的核心技术。有些外国企业到中国去做生意，却被迫公开核心技术。现在核心技术就是这公司竞争力的生命，它不能轻易公开。” 骆家辉还表示，尽管中国在去年12月份的贸易谈判中，同意取消针对外商投资目录中的美国企业的限制措施，但新发布的针对不同行业投资规定的草案，距离中国政府已经做出的承诺相差甚远。中国审核外商投资的新制度包含很多可能被滥用的政策，这些政策允许中国的企业对外商企业的竞争对手提出审核提议。 旅美中国学者程晓农就此表示，其实中国对外商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只是外国官员和商人现在才有所察觉： “其实中国从来就不是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打算建立真正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国对外资的态度，用官方的话语叫利用外资，在中文里‘利用’这两个字我想骆家辉先生可能未必懂得。所谓‘利用’的意思就是说用得着就用，用不着一脚踢出去。” 丁力博士认为，目前美国经济尚未恢复，需要大量外国投资，因此看好来自中国的投资，但是，目前中国很难会有大规模的对外投资：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本身的环境不是一个像西方一样的市场经济环境，它的企业也不是现代企业制度。它公司里面的治理结构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的运行是不透明的，然后是比较低效的。你到西方国家去投资，其实就是面对面的和西方企业去竞争，你是竞争不过人家的。” 有外电报道说，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升至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为世界第一，但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远远不如欧洲和日本，甚至不如印度和巴西等国。程晓农指出，因为中国的体制和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无法大量投资美国： “中国的企业在过去的一、二十年是靠官商勾结发展起来的。除了房地产以外，比方讲一些高科技产业，特别是中国在美国上纳斯达克上市的一些小企业，在中国基本上走的是和政府合作获得一些政府合同，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那么中国对海外投资的主力军其实是国有企业设法占有原材料能源市场。这些投资多半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和南美洲国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被记者问到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批评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时表示，在中国依法注册的所有企业都享有国民待遇。在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问题上，我们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程晓农认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只是套话，并不符合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中国蔬菜价格近年来大幅波动，导致蔬菜滞销，菜农因此遭受严重经济损失。中国媒体发文要求政府救助菜农。 官方中新社星期二报道说，针对近日中国部分地区一些蔬菜出现“卖菜难”现象，中国农业部下发通知，紧急部署，要求各地农业部门采取措施，帮助菜农寻找市场销路，稳定蔬菜生产。 报道列举了北京，上海，山东，浙江等地采取的一些措施，例如，北京市着力推进“农超对接”、“农餐对接”、“场店对接”、“直投菜柜”等10余种蔬菜零售终端新模式。 上海市在着手制订今年“夏淡”绿叶菜成本价格保险方案，市级财政补贴保费的50%，各区县财政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补贴比例，投保人自缴保费比例不低于10%。 北京出版的《新京报》日前发表社论，就中国政府如何保护菜农利益提出建议说，中国农村仍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蔬菜价格下跌后，各家各户承担着全部损失。 旅美中国学程晓农认为，由于中国政府既不允许农民组织自己的协会，也不为农民提供农产品供求信息，导致农民在不掌握全局性信息的状况下盲目种植，导致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或暴跌。 “这种现象并不是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以前也多次发生过，每次农产品价格暴涨。有通货膨胀之后，农民就会做出价格反映，就是开始扩大种植。由于供给过大造成产量过剩，然后物价暴跌。对付这种价格的大幅度暴涨、暴跌，在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是由两个方面来做一些制度上的弥补：一个方面就是政府有责任掌握全盘信息，然后为农民提供这方面的信息，比方会告诉农民现在蔬菜价格是多少；预计明年蔬菜的需要量是多少；然后预计现在又多少人在扩种；预计明年的产量会多还是少，如果多到什么程度，价格会跌倒什么程度。政府是应该有责任提供这方面预测的信息的；另外一方面农民他们可以组织在一起，彼此流通信息，比方讲今年要增产蔬菜的话，大家会把增产的部分均匀地让各家分担一点，但是谁也不要种植过多，以免造成集体受伤害。在中国这两个功能都不存在，为了防止农民有组织地活动，中国政府把农民的各种社团性的组织全部给消解掉了。” 《新京报》的社论认为，政府不必细微地指导农民的生产和销售，也不一定要向他们推销种菜保险，这些问题通过市场机制都可以解决。现在中国菜农更需要的是，拥有参与市场交易的权利和作为公民的基本保障。应该通过修改《土地管理法》等制度改进，打破影响农业升级的制度障碍，同时，给农民提供城乡均等化的养老和社会保障。 海外中文网络杂志“中国事务”主编伍凡则认为，问题在于，中国的现政权中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力量。 “从道理上讲政府应该帮助农民，过去中国不在搞什么菜篮子计划，固定的一大批农田专门种菜，保证供应。顷刻间农田没有了，都拆掉了，拿去盖房子了。等于说政府不投资了。农民的死活都不管了。现在就是房地产占了很多土地，把土地拿走，菜农非常艰苦的，运费又贵，又受气候的影响，价格波动非常厉害，中国对农业的投资是最少的，最不关心的。为什么？在政府里头没有他的代言人。” 社论指出，应该正视菜农的弱势地位，保证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比如可以比照粮食收购的最低保护价，在兼顾市民消费承受力的同时，对一些基本的蔬菜品种进行必要的生产性补贴和价格保护。在疏通产销环节上，取消不合理的中间收费。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 中国商务部上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36个大中城市的18种主要蔬菜价格下降了9.8%，而且将呈现加速下降趋势。例如，在山东，种植成本在0.8元/公斤以上的卷心菜，卖0.2元/公斤都无人问津；在河南中牟县，每公斤芹菜甚至卖不到0.1元。菜农损失惨重。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Shared by Lee 安全感在中國就是浮雲，誰敢說他有？ 普通话主页 > 亚太报道 中国的中产阶层普遍缺乏安全感 2011-03-26 中国媒体日前刊登文章说，由于纳税负担和住房贷款负担沉重，中国的中产阶层普遍缺乏安全感。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近1/4, 并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人民网的报道说，划分中产阶层的具体标准多种多样，不过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产阶层成员是拥有较高文化水平、中等及以上收入水平、从事白领职业的人。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中产阶层主要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之中。在中产阶层当中， 31%是党政领导干部、经理人员和中高层专业技术人员， 47%是普通的白领职员和低层专业技术人员。现在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程晓农对此评论说： “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是从西方借来的。但是在中国的使用存在一系列严重的问题。首先就是所谓的‘被中产’，也就是政府强行地把一些人群划到中产阶级里面去。西方国家中产阶级只是一个相对的自我意识的一个概念。但在中国就不同。中产阶级成了政府标榜自己政绩的一个标志或者一个旗号，然后像社科院这样的为政府服务的研究机构就开始跟着政府起舞，用各种统计指标强行把一部分老百姓归到所谓的中产阶级里头去。实际上如果去看民意调查，中国大部分人都不认为自己 算中产阶级。” 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中国的中产阶层面临着购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的压力，普遍缺乏安全感。一些中产阶层成员担心意外事件或偶然因素会导致他们失去现有的身份地位，社会生活的安全状况也令他们担忧。上海的《21世纪经济报道》星期四刊登的文章举例说，上海一家上市公司的40多岁的财务总监陈明辉抱怨说，他和妻子两人税前年收入66万，有两套房子，却因为纳税负担和房屋贷款负担沉重，仍没有安全感。 对于中国中产阶层普遍缺乏安全感的现象，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中国信息中心”的杨莉藜先生分析说。 “在中国这个权力社会里面，中产阶级的上面往往是有权的富豪，而这部分人可以说垄断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而且有大量的权力支撑。所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很难像西方的中产阶级那样有一种政治上的安全感。那么即使经济上的安全感也是不足的，因为就近几年来看，通胀可以说是愈演愈烈。他总有退休的那么一天，而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福利系统都没有完备地建立起来。所以说他即使现在有高的年薪，他也不会有安全感。” 程晓农认为，在中国现行体制下，缺乏安全感的不仅是中产阶层。 “究竟什么样的人在中国有安全感？我想在今天的中国也许可以准确地说谁都没有安全感。现在人人都想当公务员。听起来似乎公务员应该是最有安全感的，但事实上中国的公务员也没安全感。因为如果不贪污腐败，他在公务员里混不下去。如果贪污腐败，当然他就不会有安全感。另外，公务员也有很多担忧，因为他们也担心共产党这个制度靠不住。那么靠上了这个制度的公务员一旦这个制度靠不住了，他们就什么也没有了。其实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担忧和不安全感。” 中国社科院的调查还显示，中国的中产阶层较缺乏社会责任感。许多中产阶层成员只专注于追求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对于公益事业缺乏热心，对下层民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对于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不合理、不公平现象，他们虽然会持批评态度，但并不愿意付出努力去改进社会现实。中国政府也缺少对中产阶层的关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打印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