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借贷消费不是洪水猛兽   童大焕——2010年10月21日 星期四   我们既然欣然享受到信贷消费的甜美果实，也就必须承受由此带来的货币增长和物价提高这个副产品。         尽管全国多个城市都效仿北京、在房地产调控方面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限购措施，但是“我口说我心”的任志强依然坚持他“谁不买房谁倒霉”、“谁不买房谁是傻瓜”的断然判断；“粮食不够吃时，用粮票来限量，但限量解决了供求平衡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那么是解决平衡问题重要还是吃饱肚子才是目的呢？”试图牺牲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需求来解决供求关系平衡的问题，这岂不是“伤敌八百、而自伤一千”的做法？即使一贯“很会说话”的潘石屹，这回也很肯定地说如果还没有第一套房，还是先买的好，如果是有了好几套房，才“综合考虑”一下物业税等因素。       现实中多数人注意到了货币发行、城市化等对于房价的深刻影响，但对借贷消费模式对房价的影响却知之不多或者说注意甚少。       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作者、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看来，借贷消费模式摊平了一辈子的消费水平，提高了整个人生的总体幸福水平。美国人靠借贷推动消费、再靠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式是最好的典范。但在《金融让谁富有》一书作者、华尔街资深人士陈思进看来，华尔街提倡的信贷消费模式??“用明天的钱来圆今天的梦”，是用来欺骗民众、掠夺财富的大陷阱。只要信贷消费模式继续存在，房价就不会触底，且会带来一次次金融危机，受害者永远是处于金字塔底部的普通大众。       陈思进认为，“用明天的钱来圆今天的梦”听上去非常诱人，但结果是人们用明天的钱来制造今天的泡沫。在信贷消费的推动下，银行通过贷款持续不断地创造货币，进而再推动信贷消费，如是循环，流动性过剩，最终形成通货膨胀。只有付出更高的代价（利息和涨价）才能换来奢侈的享受。他以杭州一套70平方米 的公寓为例，1990年初售价12万元左右，普通家庭五六年省吃俭用不必借钱即能买下，而如今同一套房子至少价值200万元以上，普通家庭即便省吃俭用10多年也未必能买下。       我个人更倾向于陈志武的观点。陈思进认为中国应该抵制信贷消费模式，重返简朴自然的生活方式。很遗憾，在全球都信贷化的当下，中国不可能自外于世界文明而独立发展。抵制信贷消费只能是作者的一厢情愿。我认为信贷消费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一个大家“眼见为实”的事实是，改革开放前甚至1990年代以前，中国没有信贷消费，农村宅基地免费供应，但那时农村盖得起房的人极其稀少、城市居民的居住状况也相当恶劣且官民不均。但是借助借贷机制，不到二十年时间，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远远超过过去四十年（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借贷制度在住房消费方面居功至伟）。即使今天仍然无法实现住房按揭消费的广大农村，新房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也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       信贷消费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弊大于利，那就是贷出了超出还贷能力的款项。但这时受害的不仅仅是债务人，债权人其实也一起受害。       陈思进谈到的无数“美国老太”在进天堂前已经搬出了大房子。我想这跟住房借贷制度无关，更多的原因是年老了住小房子更温馨、更容易收拾打理，同时可以盈出更多的现金用于即时消费。我想，只要所住的房子是易于交易、可以随时资本化的，今后中国的老年人也更倾向于住小房子。       因此，我们既然欣然接受到借贷消费的甜美果实，那也许也就必须承受由此带来的货币增长和物价提高这个副产品。事实上，在楼市的不断调控政策下，如果较之于货币发行，十年来的房价上涨还是在“可以容忍”的范围的。2010年10月19日 《证券时报》报道说，中国货币供应十年扩大450%：随着9月份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达到69.64万亿元，引发了业内对于未来货币泛滥的担心。经济学家们认为，过去十年M2已增长450%，继续的话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人民币大幅贬值、泡沫升腾，甚至严重的金融危机。       一边是货币大量供应，一边是大力打压房价，岂不好比一边给汽球吹气，一边压着它不让汽球膨胀？弄不好汽球爆炸得更快。还好有红木家具、冬虫夏草、艺术品、高档翡翠乃至“黄龙玉”、文物收藏市场等等充当临时“出气口”。但那终归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当然，这里的货币超发可不仅仅是借贷制度的原因，还有外向型经济导致“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价”，以及出口换回大量美元，必须以相应人民币兑现流通，加上美元贬值等等诸多复杂原因。据悉，目前我国的M2是GDP的1.8倍，而美国只有0.6倍，日本、韩国不过是1倍左右。这与官方每年公布的百分之三四的通胀率形成巨大反差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谁在抱怨高房价？ ——房价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问题   童大焕—2010年10月27日星期三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先生通过三个同在工薪阶层，收入、地位一直接近，却仅仅因为十几年内买卖房子的机遇、运气、策略不同，导致了范围更为普遍影响更为深远的财富分化，分别成为城市中的“既得利益者”、小康之家和弱势群体三个阶层的真实事例，对中国城市进行了“新阶级分析”：A是“炒房阶级”，其中商人、干部、高级白领比例高。他们一般不赞成政府人为干预市场的做法。C是“公房阶级”，既属于70%城市有房户，又属于网上70%抱怨房价太高的民众。他们和年轻大学生、进城农民工等“无房阶级”（租房阶级），合起来便是对房价最不满意的人群。B类“有房阶级”，也是纠结的一群。一套自住，不能进入市场，房价涨，徒有“中产阶级”的心理意义。子女要结婚，又盼房价跌。       作者据此认为，房价问题，现在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也是文化问题。（2010年10月27日《东方早报》）       笔者认为，许先生这个划分有一定道理，但以职业和身份、凭印象进行的“阶级”划分，又未免过于粗疏甚至有可能偏颇巨大。同时，认为房价问题是政治问题，也不妥当。政治手段不应该也不可能解决房价问题（它只应该负责保障房特别是廉租房一块），房价问题从表面和短期看是经济问题，从长远和实质看，则一定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解决起来比经济和政治问题都要难得多。       笔者经过多年的实践与观察，最近出了一本书《买房的革命》，呼吁读者要改变观念、放弃幻想，用观念和行动而不是用抱怨和等待去战胜高房价。书出来后，一位福建闽中小城三明的朋友让不同的人阅看，“结果年轻的、本科以上学历的人非常崇敬佩服认定你的思想和主义！但不知为什么四十岁以上的却反对你的观点，甚至说你是房产商的代言人！福建医科大学的大四实习生们很喜欢你的这本书，尤其是闽南泉州厦门一带的。经过三明这小地方调查，中老年的就一直认为你是开发商的代表。年轻买不起房的却大都赞同你！”       这充分说明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校大学生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群体，并不是我们想像的对房价最不满的人群。他们也知道，刚刚毕业就想完全凭自己的实力买房，即使在农村，也不一定现实。但是他们的未来充满希望，只要努力工作努力创造，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当然，这个群体是网络上最活跃的群体，他们也十分关注房价，但多数理性的思考者只是在跟着一些人起起哄，反正自己有朝一日要买房，房价低一些对他们总是好事。但他们内心深处，并不一定认为房价真的就能够降多少。       进城农民工是否也在抱怨高房价呢？我看也未必。他们往往是最埋头苦干也最少上网的、最沉默的一个群体。他们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保障，也就从来没有想着依靠谁，他们在打工的城市多数买不起房，于是拼命攒钱回老家买房或回农村盖房。他们是三线以下城市房价的重要支撑力量。       那么，高房价的最大抱怨群体来自哪里呢？笔者认为主要来自四十岁左右的“公房族”或者“等待公房族”，他们没有赶上前面十几年这个中国百年未遇的财富班车，却又正处于事业和人生的巅峰，往下不少人可能就要走下坡路了，因此抱怨不可避免。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位编辑朋友谈到她的在广州某大报做房地产版块的亲戚，当年做这个版块的编辑记者几乎全都看空房价，都不买房，只有她这位亲戚两套三套不停地买。结果现在，那些编辑记者们真的是沦落到买不起房的地步了，甚至连孩子的上学都有了问题，因为没有房就没有户口。       他们能不抱怨吗？但是这又能完全怨社会吗？机会和挑战从来都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它在每个人面前原本都是平等的，关键的差别在于我们面对一个时代的机会和挑战面前所采取的态度、所做出的行为不同。金岩石最近一篇文章，有一个观点与我相同:随着房产投资的财富效应在城市中扩散，观念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人会有本能的反应，而那些“蜗居”在计划经济铁饭碗里、在高福利高报酬的温柔乡里的人往往没有感觉。蜗居在梦想里的人们有追求，蜗居在铁饭碗里的人在抱怨。在风险财富面前，风险偏好较低的人总是先看到风险，因此会错过本来属于自己的财富机会，这是今日中国因房产升值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       在这里，城市化甚至有某种程度上的“自动平衡财富功能”，你总不能市场的好处也是永远你占，计划分配的好处也是永远你占。一位叫任宇雷的读者在给我的来信中写道：“能够并且愿意探讨在急剧演变的社会中寻找自己定位的人日渐稀少，这个需要卓越的洞察力，那种随机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最后都无法解释自己的结局，只会把自己的失意归结于社会缺乏公平和正义，在我看来他们缺乏的是分析社会演变的眼力。”诚哉斯言。       因此，从微观上说，房价的相对高与低，与不同的人面对时代变化和风险财富的文化态度有关。从宏观上来说，房价高低，取决于城市兴衰，服从“人聚财聚，人散财散”的基本规律。而城市兴衰，最终的决定因素也是文化。今日中国房价最低的城市是甘肃玉门，曾经的石油城，12万人的城市如今只有2万人左右，最好的房子1平米不到100元，但是你会去买吗？人们为什么对大城市趋之若鹜，哪怕房价高、交通堵也在所不惜？因为城市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大城市机会多、效率高、有更大更高层次的自由与尊严，有更加广阔的梦想空间。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希望小学被闲置”的一斑与全豹   童大焕—2010年10月25日星期一         针对有媒体报道称，在全国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希望小学被闲置废弃，沦为“摆设”（如2008年湖北长阳县76所希望小学有53所被荒废），青基会秘书长涂猛回应说，闲置的小学多为乡村小学，而不是希望小学。多年来很多地方组织冒用希望小学的牌子建设大量的乡村学校，才会在大规模撤并小学中给外界造成希望小学被闲置的感觉。       数据显示，乡村小学从1985年的83万所锐减到2007年的34万所。据估算，到2010年将有近70%的学校被大规模撤并。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青基会所属的130万所希望小学只有800所被撤并，闲置率不超过5%。（2010年10月25日《京华时报》）       不管希望小学的闲置率是高是低，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我们大量的学校（包括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其中也包括希望学校）一边在撤并，一边在兴建。本来，这也是社会兴衰更替的自然规律。但如果我们在兴建本身没有充分地研究自然本身的兴衰更替规律，而只是凭愿望和理想办事，往往就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结果，造成大量的社会稀缺资源浪费。这方面的例子，远不仅限于希望小学的闲置浪费。“希望小学被闲置”只不过是全豹之一斑。       在中国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运动过程中，城市乡村的兴衰速度，往往超过我们许多人的想象。于是，我们在社会诸多方面的活动，不论从思路还是从行动上，都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步伐。比起不顾客观事物规律，大规模拆迁征地制造“空城”、“鬼城”、“烂尾城”并且制造大量的地方金融烂账来说，“希望小学被闲置”只是无足轻重的“小巫见大巫”。在凤凰卫视10月23日播出的《问答神州》节目中，接受独家专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表示，各地方政府成立了大量的融资平台从银行贷款，地方政府债务总量是最高到了7.66万亿，相当于GDP的20%多。此前则有媒体报道，截至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66万亿元，其中发现有问题的贷款金额约2万亿元。       现有地方融资平台“有问题率”高达26%，跟地方政府不顾城市化基本规律，在不可能城市化的地方过度征地等肯定有关。成思危认为，外国的次贷是把钱贷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个人，中国的次贷是把钱贷给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中央如果处理（即由中央兜底地方债务——作者注）的话，就减少我们改善民生、社会保障等等方面的支出，第二个可能是转变成银行的坏账，第三个更坏的就是我们多印钞票，造成通货膨胀来稀释这个债务，这些都是老百姓的损失。       之所以造成如此局面，跟我们长期以来只注重“事”，不注重“人”有关。我们的希望小学没有紧紧抓住“人”即需要被帮助的学生这个关键环节来做文章；同样，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也没有紧紧抓住“满足人的需求、尊重人的自由和权利”来做文章，不是说你人到哪里我就保证你在哪里实现你的权利和自由，而是我划一片区域你只能在那里“享受”权利和自由。超出这片区域，对不起，你的权利和自由都是空白！       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形是：大量孩子离开了乡村，到县城或者随父母跨省跨市去上学，却得不到平等的上学和高考权利。而他们即将衰败也势必要衰败的乡村，地方政府却在吸引各类社会资金兴建新的希望小学或者其他小学。反正每一次建设都有一次性GDP、有政绩，甚至还有他们的腐败收入（法治社会下没有灰色收入一说）。以此类推。       这也给希望工程的捐赠者们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就是一切要从以事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不要以为校舍建设好了，一切就OK了，倒不如直接转向资助学生，从“希望学校”向“希望人”转变，看看哪些学生上学离家远，资助他们在学校租房住，甚至雇志愿者照顾他们；看看哪些学生切实交不起非户籍所在地的“借读费”，确保他们能够在父母身边上得起学。等等。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我爸是李刚”需要真相   童大焕— 2010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日           制造了河北大学校内重大交通事故的犯罪嫌疑人李启铭，已经被保定警方刑事拘留。日前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他流泪不止，称对当时的行为非常后悔，感到对不起受害者。与此同时，李启铭的父亲李刚在央视的镜头前也失声痛哭，起身长时间深深鞠躬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表达歉意，并且表示将依法处理绝不袒护。       10 月 16 日 李启铭在河北大学校园醉驾，致一死一伤并逃逸，并脱口而出“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逃逸案迅速引起舆论的强烈关注。正是这种舆论和信息的公开化，使得李启铭及其父亲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由向社会逞向变为向社会“示弱”。然而，从网络舆情看，更多的网民坚持认为，这只是一场“危机公关”。       最新的微博消息说，根据内部消息，正在医院急救的张晶晶已经秘密同意了河北大学校长提出的和解方案：张晶晶放弃上诉，但是可以得到巨额赔款，保送河北大学研究生，将来还可以读河北大学的博士，专业由她自己选！李刚家属也表示，如果张晶晶放弃出上诉的话，将来她可以进保定好的单位工作！       舆论的关注使得事件向有利于受害人的方向发展，这是值得欣慰的事，作为受害的当事人，也许这也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结果。但是，在这其中，公共资源的再次被滥用，却又不能不以另一种形式，告诉我们“我爸是李刚”的生成土壤，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不仅没有被淡化，反而在加强。在此过程中，我们只能看见妥协，但是看不见真相。虽然妥协和谅解本身，亦是值得社会珍重的东西。       醉驾，交通肇事，逃逸，这些事情，都是社会生活是常见的普通案件，但是到了李启铭身上，一切似乎就变得诡异。首先是“我爸是李刚”的表态，接着是动员各种力量对案件施加影响，使人不得不为案件过程中的公正性焦虑。首先，案发后，河北大学封锁消息要求学生沉默，曾一度让舆论大哗，而现在河北大学又对外宣称并未封锁消息。其次，李刚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所作的“将依法处理绝不袒护”的表态，明为公正，实为不公。因为案发地正是李刚任职的区公安局的辖区，作为副局长的李刚本应回避，这才是“依法公正处理”的基础所在。第三，巨额赔偿的事情作为民事问题，是当事双方自由协商的问题，我们姑且不论，但是，保送研究生和读博之类，却又是拿谁的资源为个人责任埋单？       李刚作为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职位并不算很高，但在一个小小的交通肇事案件中，他能否调动和影响如此众多的、并非完全由其权力管辖的资源？一切都需要真相。真相的发掘，对社会有利，也对李刚父子本人有利。       写此短文的时候，看到最新的一则“相关”消息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超 88 万 ， 3517 人争一职位。千军万马都挤公务员的独木桥，都向往和崇拜权力，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现象。   

      部门立法使食品药品安全立法严重滞后   童大焕—2010年10月4日星期一         最近，湖南省益阳市的炼油作坊主周光成了湖南省的知名人物。他在没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私炼“黑猪油”四处贩卖。3年累计销售近20万斤。事件被曝光后，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让人吃惊的不是他在农贸市场收集下脚料，然后用土法炼成猪油，而是这样的猪油居然能通过食品质量安全检测。对他的惩罚，因此只能局限在“非法经营”的层面。（2010年9月30日《中国青年报》）       实际上，周光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他的土法炼油和我们许多农家的土法炼油似乎并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在炼油过程中，也没有什么减少人工之类的偷工减料行为。他从市场上买回来肉后，会先清理一下，去掉坏的部分，洗净切碎，用煤火加热熬制，用纱布过滤出油渣。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以前就是这样炼油吃油的，现在也许也还有一些国人这样自己炼油吃。       而且，私炼“黑猪油”事件被曝光后，相关方面检验是用了当前法律许可范围内的最高标准的。长沙市质检部门人士指出，一般情况下，检验食用油主要涉及“酸价”、“过氧化值”等三项物理和化学指标。长沙此次检验“下脚料猪油”，还追加测定了水分、重金属、感观指标等，属于最严格的“全检”。长沙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对扣押的1000斤猪油进行抽样检验，实行了最严格的“全检”，猪油内的水分、酸价、过氧化值、铅、砷、铜、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及致命病菌等含量均达到标准要求，各项指标均检验为合格。但有卫生监督部门专家指出，“下角料”中含有毛囊等不洁物。在生猪屠宰、运输过程中，还可能沾染各种污物，简单漂洗难以洗净。“应该只能炼工业油脂”。       一位参与查办此案的专家说，我国很多食品卫生的标准，还是上个世纪“食品短缺”时代制定的，很多标准没有与社会日益发达的物质文明相衔接。此外，与“黑心食品”制造技术的不断升级相比，执法检验手段明显落后。       问题似乎是出在立法滞后。但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立法几乎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并且目标是实现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据统计，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五届人大起至2008年2月底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法律229件；国务院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600余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7000余件；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600余件；五个经济特区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法规200余件。（《大地》2008年第18期）       中国立法的频繁实践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然而，中国特色的立法实践在给社会带来规则和秩序的同时，立法活动中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立法权异化”，即人们常说的“立法谋私”或“立法腐败”，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部门立法。       而部门立法有两个非常典型的特征：一是“无利不早起”。对于不能扩大部门利益和权力，相反要增强其责任的立法，有关部门往往采取“不作为”的态度将其长期搁置。眼前私炼“黑猪油”当作食用油牵涉到的相关立法或修法滞后，只能算是小儿科，现实生活中不少导致重大人员伤亡或病痛的食品药品事故，也都往往不能启动相关立法或修法程序。我国当前食品药品领域乱象丛生，安全问题突出，主要原因就在这里。第二个特征是，对于能够有效扩张部门权力和利益的，有关部门往往会积极推动立法。而且在立法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部门本位”和“部门中心”倾向。以部门意志和部门利益来支配立法，将立法视为强化部门权力和利益的有效工具。在部门利益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部门“利”字当头，惟部门利益而行，淡化甚至漠视公众利益，将部门利益置于全局利益和公众利益之上。       所以，我们的实际情况是：空有法制而没有法治。法律不是用来约束官员和权力的，而是用来约束百姓和公民权利的。法律越完善，人民越痛苦。       而部门立法之所以积弊丛生仍畅通无阻，则是因为我国的最高立法机构——人大代表的专职化程度不够，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时间、精力来应对高度复杂的立法和法律审议，进而形成了“部门立法路径依赖”。中国的立法要进一步民主化、公开化，就要尽量避免由政府部门起草法律的现象。凡是能够不交给部委起草的法律，都应该交给人大，或者一个与本部门的利益没有关系的民间独立机构去起草。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人大代表专职化专业化。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