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梁启超

　　 一百年前的立宪思想值多少钱？264.5万元。讽刺皇帝的信件值多少钱？713万元。 12月6日晚，北京国际饭店，“南长街54号”藏梁氏文献秋拍专场落锤，尘封百年的梁启超（1873-1929）重要档案146个标的全数拍出，总成交价为6709.2万元。其中，梁启超1910年创办《国风报》、宣传立宪思想的信札从18万元起拍，经过40余轮竞价，最终以264.5万元成交。梁启超1916年手稿《袁世凯之解剖》，以713万元成交价成为当晚最高价，也被称为是信件拍卖的奇葩。 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南长街54号”秋拍专场负责人谢晓东说，这场拍卖估价5000万，并不算高，“我们通常一两张画就是这个价格，但我们花在这批档案上的精力可是大得多了，原因就在于它的史料价值。” “南长街54号”（梁启超在北京时的常住居所）档案由梁启超胞弟梁启勋的后人整理珍藏，包括280封与家人及晚清民国军政学要人的信件、600多册书籍以及手稿、家具等近千件，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梁启超文物集。2012年8月，匡时拍卖与梁启勋后人签订委托协议。 与其说这是一次文化拍卖，不如说是一场延续了近年来关于“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的激荡之旅。 早在这场拍卖之前，“梁启超热”在2012年已经点燃。5月，梁启超400封家书结集为《宝贝，你们好吗》出版；9月，铁葫芦图书出版公司推出评论家解玺璋新作、60余万字的《梁启超传》，一度热销；10月，清华国学院发布《梁启超文存》。匡时拍卖还先后组织了《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图录》新书研讨会、“南长街54号”梁氏重要档案特展、“梁启超与现代中国”讲演周等活动。 梁启超，这位中国近代史上被戴了最多派别“帽子”的人——维新派、改良派、保皇派、立宪派、反革命等，被胡适称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的思想者，忽然走出历史的尘埃，在当下中国掀起多种思潮波澜。 2008年解玺璋提笔写《梁启超传》时，不曾想到，四年之后会遇到一个如此热情的时代。 “大家对梁启超的关注，最近越来越强烈，这不仅限于学术界，我觉得更像一种社会情愫。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寻找一种思想资源。在近代史上，没有比梁启超更合适的资源了。这一点，人们正在形成共识。”解玺璋对此评价道。 美国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著有《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写过一本《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1953）。他在书里对梁启超做了一句经典的评价：“如果一个人拥有能打开他所在囚笼的钥匙，那么他早已不在他的囚笼之中”。 或许，梁启超就是理解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一把“钥匙”。 解玺璋对梁启超最早的兴趣，是198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二年级的他，以《梁启超新闻思想初探》为题写了一篇论文，获学校青年论文比赛二等奖，并得到导师方汉奇青睐。“80年代初，社会对梁启超完全缺乏关注。北京图书馆里一本本线装的《时务报》，蒙着厚厚的尘土，我是第一个借阅者，要弹半天灰才能看……” 这和今天的情形天差地别。铁葫芦图书出版公司的责任编辑冯俊文说，《梁启超传》上下两册、定价72.8元、“很厚很贵”，自9月13日面市后短短两个月内，发行超过五万册，在当当、卓越、京东三家网站销量就超过了一万四千册。据说还有一万册正在加印。“这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个意外。像这类思想书，我们之前预估销量也就是两万多，三万就很好了。” 写《梁启超传》，解玺璋首先突破的是两个心理上的坎儿：一个是政治定性，一个是道德评价。梁启超是最先将民族、国家、国民等新术语引入中国思想界的启蒙者，也是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等新观念的权威阐释者。 从1897年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奠定中国君主立宪之根基，到赴美考察，明确美式共和在中国的不可行，再到亲力推动君主立宪，参与设计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梁启超对符合时代性的国家治理一直满怀渴求。从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到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他对在时局动荡中构筑一个现代国家内在的秩序始终充满热情。这位天赋异秉的学者，在自己的知识体系内将宪政、法律、财政一脉贯通。他在对西方的观察中意识到宪法的重要意义，指出“无宪法不足以为国”；全盘接受了洛克和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的阐述，并提出了具体的宪政原则……“读懂梁启超，也就读懂了近代中国”。 收藏市场也是一种风向标。已知的梁启超文物多收藏在国家机构手中，而“南长街54号”文物的数量规模和史料价值如此惊人，拍卖价格可见一斑：比如写于五四运动前一年的《清代学术概论讲稿》，成交价为368万元；“梁思成、林徽因文定礼本”成交价为379.5万元；《反对袁世凯称帝》信札底价25万元，最后以356.3万元成交，超出底价逾14倍。谢晓东说，“近几年，社会上对梁启超的认识在发生变化，他真正的地位和贡献正越来越多地被世人了解，这个趋势势必会继续下去，而这个过程就是投资的空间所在。投资人可以自己估量，五、六年后，梁启超的文物将是什么行情。” 梁启超一生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历史风云，在巴黎和会上亲眼目睹北洋政府代表陆征祥考虑签下割地山东半岛给日本的丧权辱国条约的情景，写信给民国教育总长和司法总长汪大燮、林长民，要求“汪林总长，请转南北当局诸公，合约拒署表示国民义愤”……信件成为点燃五四运动的导火线。这封写于1919年7月1日的巴黎来信也出现在匡时拍卖会上。 至于梁启超最有趣也最受争议的“屡变”，宪法学家高全喜参观了“南长街54号”预展之后评价说，“我不认为梁氏政治事业的失败是作为政治家的失败，恰恰相反，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立国性政治家的‘悲惨的’成功。梁氏之与时俱进的国家理念以及立宪惠民的政治诉求，直至今日，依然是现代中国立国之根基的先声，这岂不是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最大之成功吗？” 从历史的蒙尘，到市场的追捧，如果说梁启超是思想史上“从来没见过如此成功的失败”，但愿眼前这股流行不是“从来没见过如此失败的成功”。撰文/樊夏 总之 曾四次修改的我国现行宪法，被期待成为“识国民原理、通世界大势和知政治本原”的国家制度根基。   http://read.bbwc.cn/NC8wMy82MDEy.html

　　   当有百分之百华人血统的美国人骆家辉“天意难测”地来到这个国度，习惯了前呼后拥派头的我们，突然不习惯“自己手提肩背行李”的上任架势。如果这次上任的还是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洋鬼子”(如其前任洪博培之流，想必他也是习惯于如此架势的)，国人肯定不会如此关注。政治家是喜欢做秀的，骆大使这次亮相做秀的成分有多大很难说。我们的反应则属于“少见多怪”，他并不需要刻意为之。最近有专家在报上撰文“指点迷津”，断言骆家辉是为了“讨好中国民众”，是在“做秀”。我曾撰文指出，这位专家要么是在讨好“有司”，急于为有司解困，要么是秉承有司的旨意，“以正视听”，否则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因为这种我们看起来“少见多怪”的事，在人家早已“习以为常”了。在新闻发布会上，这位给中国带来一个“下官威”的骆大使说，“我们都是直接代表美国及美国文化作为自由、平等和机会之土地的希望。我，以官方身份，作为服务于总统和美国人民的美国驻华大使，将代表的正是这永久希望和这些价值。”我突然觉得骆大使的国家观念很强，权利义务明确，自由平等观念深入，谦逊而又不失威严……。这不就是梁启超，这位思想启蒙大师百十年前声嘶力竭所提倡的“新民”所应有的特征吗?算起来骆家辉的祖父应当是梁启超先生所谓的中国“旧民”的一员，在梁氏猛烈抨击“旧民”的年代，跑到了美国做小工。骆家辉是这位“旧民”的第三代后裔，怎么在遥远的美国能“洗心革面”，一下子就成了“新民”呢?相较而言，按照梁启超先生的“新民”标准，我们倒有点“不学无术”，不思进取了，看来得好好补课了。遂重新捧读那些让黄遵宪、胡适等大家都“茅塞顿开”的雄文——《新民说》。   当年梁启超作为引领时代的骄子，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在《新民丛刊》发表了一组政论文章，主旨是唤起中国民众的自觉，从帝国时代皇帝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公民。“新民说”已提出百多年了，已成为“旧说”了。皇帝已成“昨天的黄历”，革故鼎新的历史已走过一个多世纪，扬眉吐气的生活也已宣告诞生了一个甲子，生生不息的斯民见证了沧桑巨变。身临楼宇林立，目接光怪陆离，回首昨天，恍若隔世。然目睹周围，茕茕张皇，蝇营狗苟，乃至谄媚邀宠、趋炎附势、尔虞我诈比比皆是时，方知新民之权利与义务意识淡薄，新民之自由与公德要求全无，智识尚缺，奴性未泯。何故哉?国民劣根性难移?   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莫胜于鲁迅先生了，在《灯下漫笔》中，鲁迅先生概括中国历史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更替而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先生多数作品的基调。鲁迅先生将中国的社会病症归结为“吃人”的伦理纲常，归结为“国民的劣根性”。作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的梁启超先生，则不只是在“彷徨中”“呐喊几声”，而是孜孜求索、悉心求证。首先在列强环伺之窘迫中，考证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相较于其他民族，具有进取冒险精神、独立自治意识，权利义务观念以及较强的政治组织能力、健壮的体魄和坚忍的意志。进而指出，在“弱肉强食的当代丛林中”，非具备这些品格与素养则“自辱于其内，受制于其外”。反躬自省，我们恰恰在上述诸素养方面有很大的缺失，所以“欲国安富尊荣，在新民之道”，民性不革新，现代化国家无从谈起。   梁启超先生从文化思想的深层探求落后的病灶，寻求自强的良方，很多人将其视为思想文化革新的先导，改良主义的翘楚。对于梁氏药方当时就有人说“倒果为因”，片面夸大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忽略了思想文化是寄生于政治生态的。后来有学者则较温和地指出，梁启超的“新民说”将“奴役中国人民的心理和身体的专制统治以及统治基础的各种制度的罪恶轻轻地开脱掉了。”当代则有学者欲盖棺定论，说梁启超陷入“制度造人”与“人造制度”的循环，在其“流质善变”中，最终钟情于立宪改良主义而不能自拔。对于这场百年之前的历史争讼，方家之述备矣，至今难有定论。今百年回读，一个清晰的感觉是：《新民说》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对专制制度的抨击。奴性是国民的病症，病灶则是政治上专制、思想受钳制，外加时局动荡频仍、生计憔悴，还有一帮“学说”在助纣为虐，主要病灶则是专制政体。专制政体的役人秘诀是愚民、弱民、穷民，在缜密的专制网络中，有的只能是顺民、良民，培育的就是奴性。“故夫中国群治之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自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   “天赋人权说”是一种最低程度的抵抗权利，是“不证自证”的“元权利”。“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权利之智识，维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然而专制是一种暴力统治，追求王霸天下，从霸业基础考虑，这样的“最低程度的权利”也是有足以动摇其根基的。于是便弱民：“日讲滕缄扃鐍之策，务使有力者不能负之而趋。”对胆敢不示弱者“杀无赦”;于是便柔民，“柔之以律令制度，柔之以诗赋，柔之以帖括楷法，柔之以簿书期会。”乃至“天下英雄尽入殼中”;于是便愚民，愚之以纲常伦理，愚之以仁义道德;还有扰民、疲民、穷民、恫民、分民、钓民……。   从现实看，暴力本身就是一种恶，是掠夺，只不过这种掠夺常具有伪善性和隐蔽性。而长期看，其更恶的后果是培育了人的暴戾之气，使人人心里都怀有“皇帝梦”，并在可能的范围，如家庭、乡里、行业中演绎着暴力权威。演绎不成，则摇尾乞怜，伏地甘受暴力之辱。鲁迅先生在那篇有关“奴性”的随笔中有一段话耐人寻味，“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为人，还不及牛马’。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予他等于牛马的价格，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喜为太平的盛世了。”显而易见，虽牛马生活而不知其辱的罪魁祸首是暴力。   一方面是“专制久而民性漓”，另一方面则是“学说隘而思想窒”。中国“秦汉而还，孔教统一”，所谓的正统思想出于一端，吞噬了社会的生机。尔后“束缚弛骤，日甚一日”，“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贱儒缘之以谋口腹，变本加厉，全国之思想消沉极矣。”最终画就了的是一副连绵不绝、蔚为壮观的“奴性社会”的长卷。   在痛陈专制之弊后，梁启超先生有几句气势磅礴的话常被人引用——“救之求进步之道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勿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虽逾百十年，读此“两个必取”仍觉痛快，思之则易激愤。   积数千年“专制之功”，革除混浊的专制政体所培育起来的奴性流毒绝非一蹴而就，且“身奴”易改，“心奴”难却。当惯了奴隶的人一旦被主人夸奖了，便会兴奋异常的，受到小恩小惠则会“母亲啊”“亲人啊”的感激不尽。“翻身农奴做了主人”的我们经常对“公仆”的“服务”忍气吞声，并处处自觉维护“公仆”的威严，以致“让领导先行”成为一种下意识时，就应明白我们仍是一个“心奴”。而当我们寄希望于“贤君良相”，暗地呼唤“乱世出酷吏”时，当“中国人就是需要管制”成为一种认识时，就该明白，“心奴”非但未去，还在留念“身奴”的地位。   奴性与专制并驾齐驱，新民与新制度相增相长。教育界人士说“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套用一下：“没有不合格的公民，只有不合格的制度”。专制造就了身奴，并进而成就了心奴。“身奴”是有形的，我们可以痛而齑粉之，无形的“心奴”则挥之不去，这当中固然有惰性和惯性使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造就新的意识去让心灵有所依附。没有“新民”意识主导，“旧民”的奴性一有机会就会借尸还魂，死灰复燃。只有当现代民性枝繁叶茂，成为一种习惯时，奴性才会无处遁性。造就新民性不只是呐喊几下，而需活生生的实践。像专制衍生了奴性一样，在民主的实践中将衍生现代的公民意识，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民主实践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是新民之道的必然选择。历史反复证明，在强大的社会性、制度性的极端之恶支配下，阿伦特倡导的个体性的独立思考、坚定意志、审慎的判断力这三种对恶的抗击力是可以期望但无法指望的。制度之善优于、先于、也重要于个体的善。对任何个体的道德期许往往是一种过分的苛求。   新民!何新之有?何处得新?当下国民的人性所受到的诟病无以复加，人性的革新，非冷嘲热讽，或道德说教所能奏效，也不是单纯的所谓重塑国民性所能胜任。骆家辉的美国梦对我等的中国梦应有很多启示，而“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则显得有点“神经过敏”了。   来源: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 责任编辑：程仕才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1082343839.html

　　   ——作为现代中国之立国者之一的梁启超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院长、法学院教授）   此次观看 “南长街54号藏梁启超重要档案展览”，并聆听了讨论会诸位先生的高论，我感慨良多。诸位所言，大多集中于梁氏的思想学术贡献，以及此次首度公布的书信文物的史料价值，尤其是清华国学院参与此事，显然旨在把梁氏最终定位于“国学大师”的尊崇地位，并以此彰显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光辉。对此，我当然没有什么疑义，梁启超在现代中国的学术地位，高标史册，作为清华四大导师之首，开中国现代学术之先河。我的老同学刘东副院长，苦心孤诣，积极襄助此事，无非是出于一片丹心，为清华国学院守魂，为未来中国学术赓续一炷香火。   不过，适才目睹了楼上布列的煌煌数百件信札，尤其是其中的“梁启超致袁世凯信札”、“梁启超手书退出进步党通告”、“声援五四运动电报”、“讲学社简章”以及多篇梁启超致梁启勋、梁启超致父亲的信札，我不禁对于主流学界关于梁启超国学大师的最终定位，产生了些许疑惑。看看这些信札中揭秘的梁启超数十年奋力投身的事业之遗痕，那些有关保皇会、立宪运动、护国战争、五四运动的历史风雨和政治涛浪，那些涉及现代中国发轫之际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司法等多个方面的国家构建之细节，无不与梁启超的“德”“ 功”“言”密切相关。当然，梁氏是国学大师，但此国学大师非彼国学大师。我一直以为，民国初年的那批读书人，他们不是传统的讲席教授、饱学之士，而是致力于现代中国之开国立宪的建国者，梁启超承前启后，无疑是这批读书人的杰出代表。   纵观中西文明史，时至今日，任何一个文明国族无不经历着一番天翻地覆的古今之变。这几年我在主编一套六卷集的资料文献汇编，名曰：“六国立宪时刻法政资料汇编”，大致300万字。其中收录了六个大国在现代国家创建之际的政治与宪法性的文献资料。今天浏览“南长街54号藏品”，我颇有一番惺惺相惜。我主持编辑的六卷本之人物和篇章，与此次展览的梁启超物件相仿佛，遥看英美法俄德日六国开国立制之人物，那才是绅士文豪一时俊杰。相比之下，梁启超、张謇等民国学士，完全不让于欧美之开国者。所以，我想说的是“国学大师”似乎并没有穷尽梁启超之与现代中国的蕴含，清华国学院未必是梁氏的完美归宿。我更愿把梁启超视为现代中国的开国者之一，他首先或根本性的是一位立国创制的政治大家，其次才是启发中国学术的国学大师。   或许有人从事功层面上质疑梁氏的政治家地位：瞧！他可惜是一位失败的政治家，或许他不该从事政治这种肮脏的事业，晚年寄托清华国学院，发黄国学，开出新章，才可谓适得其所。但我对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却另有一种审视。我不认为梁氏政治事业的失败是作为政治家的失败，恰恰相反，这个失败反而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立国性政治家的“悲惨的”成功。失败的不是他，是我们这个国族，是这个古老中国在经历古今之变中步入政制歧途，而梁氏之与时俱进的国家理念以及立宪惠民的政治诉求，穿越百年尘埃，直至今日，依然是现代中国立国之根基的先声，这岂不是作为一位开国之政治家的最大之成功耶？回望百年中国历史，近观“南长街54号藏品”，我耳畔回响的与其说是“国学”之“之乎者也”，不如说是“国是”之“天地玄黄”。今天我们过于把“政”与“学”两厢分隔了，一说到开国者就想起孙中山、毛润之云云，其实历史的真实远非仅仅如此，我更愿说，梁启勋、张謇诸人，他们也是现代中国的开国者，而且其承载的历史天命或许更为光明正大与悠久绵远。   在清华国学院襄助的这个展览，谈上述我的这番谬论，还望刘东兄海涵。喔，清华也不是象牙之塔，这数十年不也出场了一批又一批政治家，但愿他们能深得先导师梁启超的风骨与精神，成就梁氏未竟的开国之事业。   2012年11月5日 于北京西山寓所

　　　　题记： 新中国，非由王朝中国转化，乃从文化中国分娩。它不再是天地中心之国，不再是天下中央之国，亦非五行之首的中国，可它还是中道之中国吗？那要看怎么说。若以“三纲”为中道，那它不是；若以民主为中道——普世价值，那它就是。以民主为新中国接生，早就被梁任公预言。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贡献有很多，我们认为，他对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贡献，是以民主为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大中华民主国”的国号。 　　 　　　　历代王朝，都以中国自居，却不以中国为国号，这是为什么？寻常称谓，往往有深意，我们太熟悉了，反而忽视。中国观念，按照魏源在《海国图志》里的说法，是世界性的。 　　 　　　　章太炎先生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说“印度亦称摩揭陀为中国”。那是孔雀王朝兴起时，佛教为国教，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国成为佛教中国。但仅仅一百多年，孔雀王朝就崩溃了，摩揭陀中国随之解体。 　　 　　　　太炎先生认为，“摩揭陀中国”仅仅是作为地理空间上的中心与边缘来使用的，不具有王朝的属性，也没有天下观的主张。 　　 　　　　可汉土中国有所不同，它有王朝领域的中国，还有历史形态的文化中国。王朝在兴亡交替中改朝换代，而文化，无论兴衰，都在发展，明末清初，顾炎武说，亡国可以，亡天下不行，那“国”便是王朝中国，而“天下”就是文化中国，正是有了文化中国的存在，中华民族历数千年，虽多劫难，迄今未衰。 　　 　　　　国家分裂时，文化中国便是历史的统一体，为统一提供范式；每当易代之际，文化中国都会以民间为基地，为革命提供合法性依据；异族入主后，文化中国亦可以夏变夷，以革命攘夷。 　　 　　　　关于文化中国，儒家用“道统”来解释：“今所居者中国，尧舜禹汤文武之所立也；所业者六经，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作、周公仲尼之所述也。”清朝入主后，就拿“道统”来说事，雍正帝说，是不是中国，不要从地域上分，要从“道统”上来确认，我朝所承之统就是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所用之人都是中外一家之人，所行之政也是中外一家之政。这还不是中国么？但文化中国远不止“道统”一面，还有来自《山海经》的“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民间社会的那一面。 　　 　　　　雍正所谓“道统”中国，显然与反清复明的文化中国有别。文化中国，非哪一派哪一家的传统，非哪一朝哪一代的样式，它是整体性的五千年文明的产物，其自然形态曰“江山”，社会形态称“民间”，文化形态叫“历史”。而“道统”出于儒术，不过是王朝中国的意识形态化。 　　 　　　　只要一家一姓的王朝还在，“中国”就只能是王朝的中心属性和领域，不可能成为国号。 　　 　　　　到了晚清，王朝中国连地球是圆的都不知道。可文化中国里，早已有了世界地图，有了孔子与耶稣同源，还有中西会通的几何学。有人说“清初之学大”有二，一是响应明末顾炎武的号召，做天下兴亡的学问，二是接着徐光启做中西会通的学问。王朝中国排斥西方并以夷视之，可文化中国却为西学的到来作了准备，预留了一条近代化之路。 　　 　　　　戊戌变法时，湘人皮嘉佑有《醒世歌》问世：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如同日心说打击了基督教一样，地圆观念颠覆了王朝中国的天下观。 　　 　　　　叶德辉对此很不满，他说，地球是圆的，不能指定一地为中，但在“五行”里是有中央的，亚洲居地球东南，中国居亚洲东南，而五行之位，以东南为首。以五色配五行，黄属土，土居中央，而中国人都是黄种，可见开天辟地时，就把中国人放在了五行的中位。满人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说：中国是“中道之国”，且“后凡有国者不得争此中字矣”。当时能支撑中国脸面的，也就这道了。没过多久，郭嵩焘出使英国，连道也靠不住了。 　　 　　　　因为，郭发现西洋立国也有“道”，其道一为议院政治，一为民选政治，他在《使西纪程》里写道：“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谈到英国两党制，他说，二百年前，英国就“设为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剂之以平”。 　　 　　　　中国政治，是圣人一身之政治，而西洋政治，为一国公民政治。因此，“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本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是十分有信心的，武力或有不如人时，文化永远自鸣得意。可郭嵩焘这么一说，中国人在文化上也有点蔫了。 　　 　　　　原来以为技不如人，现在懂得道也不如人。那时，中国正组建海军，要有一面国旗，慈禧认定“龙”为君身，金乃皇家色，就选了三角形黄龙旗来代表，命水师船舰都要悬挂。 　　 　　　　郭嵩焘却唱反调：国旗都是长方形，没有三角的，而且船上挂黄旗，是有人病危，向别船求救的信号，黄龙旗因此变成了病蛇旗，以此为国旗，“太为失考”。别看朝廷总拿中国说事，可有关中国的一切，都是临时凑合，为建海军，凑合了一面国旗，为办外交，李鸿章还凑合了国歌。 　　 　　　　国旗、国歌就这么凑合，还有国号呢？连凑合都没想过，黄遵宪曾建议，以“中国”为国号，他说，世界各国，都有国号，独中国无之。各国称我国人，称汉人，称唐人，都以朝代称，不以国号称。各国称我国，或称支那，或曰差那，或谓差能，皆非我国固有名称，究竟“差”哪？ 　　 　　　　“差”在家天下，王朝霸占了中国，还要国号干什么！只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够了，何必为中国正名？起初指望立宪，立宪失败了；后来转向革命，革命异化了。在通往立宪之路上，中国人第一次脱离王朝而有了独立的国体意识，梁任公一呼，有《少年中国说》出。 　　 　　　　1900年，是二十世纪的起点，中国正在蜕去王朝的皮囊，要独立于世了。 　　 　　　　梁任公得风气先，他发现：在王朝的废墟上，走来一位美少年，那是谁？啊中国！从青色的春天里走来，充满了青春的气息，那便是青春中国。自然四季，冬谢春生；天地之际，青春受谢，方死方生。美哉！旧王朝方死，新中国方生，方死者如夕照，如秋后柳，如地上霜，方生者如朝阳，如春前草，如山中泉。 　　 　　　　天地大矣，前程辽矣，日月所照，风水所及，新中国萌芽矣。以往之中国，虽有国之谓，未成国之形，或为家族国，或为酋长国，或为诸候封建之国，或为王权专制之国，何尝有国体？朝也者，一家之私产；国也者，人民之公产。梁启超先生之说，或出自西学民主思想，亦源于文化中国之理想。 　　 　　　　1902年，他发表了预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书中提出，理想的国号，应该叫做“大中华民主国”，而理想的开国纪元就在1912年，被他说中了！这一年啊，刚好就是中华民国元年。 　　 　　　　新中国，非由王朝中国转化，乃从文化中国分娩。它不再是天地中心之国，不再是天下中央之国，亦非五行之首的中国，可它还是中道之中国吗？那要看怎么说。若以“三纲”为中道，那它不是；若以民主为中道——普世价值，那它就是。以民主为新中国接生，早就被梁任公预言。 　　 　　　　原文地址：http://www.jguo.cn/article-16286-1.html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45856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