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2 次 更新时间： 2012-04-11 11:05:11 张静：社会建设：传统经验面临挑战 进入专题 ： 社会建设    ● 张静       一          在经历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政府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口号，虽非及时，但的确点到了目前众多社会问题的关键。从管理者的角度看，社会建设的目标是重建基层管理秩序，而从研究者的角度看，社会建设是为了对抗社会溃败，首先需要了解社会整合失败的原因，这关乎到社会建设的方向。那么，在紧迫的现实情景下，如何辨别社会建设的原则和理由？不妨先来看看人类不同社会秩序的经验——它们的目标是什么，基于什么纽带形成，又导致了什么后果，再去反思这些经验带来的启示。          二          社会学对社会整合的研究由来已久。这一领域关注的重点，是社会成员因何达成内聚（或称团结），并可顺利协调相互的行为。政治社会学研究指出，有五个因素影响着社会秩序构成，它们是社会建设必不可少的：共享的意义和价值体系、社会规范、权力和权威、社会组织、社会互动网络。     在促成社会整合方面，上述因素各自的作用是：共享的意义和价值体系有助于降低认同分歧，减少协调成本，增进社会共识；社会规范对行为设置限制，人们通过社会化实践，学习这些规范，了解社会中他人的要求，从而主动调整自我行为来满足社会期待，以期得到正面的肯定和接纳；权力和权威产生承认与一致的效果，并在分歧加剧、冲突激烈的时期，通过威慑和强制以促进社会服从；社会组织能够增强互动和互赖，使社会成员形成分工性依赖，“需要他人并被他人需要”，通过合作而彼此联接；社会互动网络提供信任、安全、合作等社会资本，结果是促进了广泛的团结和内聚。1     这五个因素的提出虽然具有启发性，但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帮助不大。原因在于，世界各地存在着性质类别不同的价值体系、规范、权威、社会组织和网络，它们不仅对于社会整合的作用不同——正面、负面的都有，而且伴随社会变迁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而解答具体社会的整合问题，需要基于其自身的历史经验。          三          社会学者观察到，从不同社会中存在的“共同体”和“初级社会群体”中，可以发现群体凝聚的天然纽带。但小团体的整合不同于大社会的整合。为了寻找不同的秩序粘合剂，早期社会学者的普遍做法，是把传统的群体形式与“现代社会”进行对比，探索它们在社会连接上的差别，于是就有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基于血缘和基于分工、排斥性群体和包容性群体、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规则等知识性概念。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概念定义传统中国的社会关系，也是对比研究的范例。不同寻常的是，这些对比几乎都包含着一种暗示：怀疑传统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能够解决现代大社会的整合问题。个中理由，不仅在于社会的规模扩展了，更关键的是社会成员的自主性、异质性、依赖性及流动性——这些特质变化了，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与传统共同体有别。     今天我们关心的整合问题，自然不是小团体的内聚，而是大社会的凝结一体。可是，这方面的观点一直处于严重分歧中。一些学者坚称，传统群体不适合现代社会，因为依附于个人化的支配关系，将阻滞劳动力和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及集约化生产的发展2；结果导致非亲属和非地缘的“次级团体”缺乏，这一结构无法使中国人在更大的目标、更大的社会舞台上内聚，把个人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3另一些学者认为，传统道德和社会群体结构的毁坏使社会陷入失范4；个体化发展对整体生存伦理的破坏，是大量冲突产生的根源。而人们最为熟知的宗族、家族和村社，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团体为中心的关系体系。它以共同生存和安全为中心原则，承认每个人的生存权，并通过互惠交换的方式来实现，人们交换财富以帮助需要者，造就了一种均等化并互相依赖的集体，也带来了社会安全和安定。5     这些分歧实际上隐藏着目标排序的差别。发展优先者，视共同体生活为妨碍性组织，主张建设现代秩序。他们相信，以理性为指导的、自身利益牵引下的行动准则，将导致市场社会的分工、互赖与合作秩序。6生活方式优先者，视发展为破坏性力量，主张传统伦理和关系回归，他们力求恢复历史经验中的整合资源。比如有关中国的传统伦理，可以找到家庭主义原则7，非正式社会联系中的社会资本8，基层传统权威（老人协会）9，等等。上述两种目标，实际上追求的是不同的社会秩序，而且建设其一，则伤害其二。为何它们互相伤害？原因在于，作为两种秩序根基的组织和行为原则不同。          四          坦率地说，上述两种设想，在今天中国的现实下都面临着棘手问题：对于前者，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虽然促进了经济分工与合作，但却未同时自动地促进社会整合，分歧和冲突在加剧，社会对立日益吞噬着经济发展的成果，一些冲突甚至激起反对发展的声音；对于后者，传统组织往往是在现代组织失灵的领域，或者较局部且同质性的范围中发挥作用，面对一个不同质的社会，传统纽带亲疏有别的特殊主义性质怎样扩展到陌生人社会，发扬一视同仁的普遍原则，至今还是未解的难题。     环顾我们的社会不难发现，初级群体的团结纽带，难以在更大的、陌生的、流动的、异质的公共社会中也成为团结纽带，情况往往相反，越是内聚紧密的群体，基于强烈的边界差异和认同归属感，在更大的“社会”中相处时，他们之间的冲突越是常见；不仅传统的内聚形式——比如基于血缘、文化和地域特征的家族、宗族、种族以及民族——之间的相处存在这种状况，所谓“次级群体”的社会整合组织——比如俱乐部、社团、阶级和政党——之间的相处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因此，这些问题不仅是现实的，更具有学术上的意义：是否能够将人类早期的经验——初级群体的整合方式——用于变迁之后更大的社会整合？如果分工带来的经济互赖难以转化为社会整合，那么市场经济中的社会整合依靠什么连接纽带？这些问题不回答，社会建设的理由和方向就不明。     如何让社会保持竞争的活力，但又不至让分裂和冲突毁掉我们的生活，人类必须探求共处和共生之道。这正是现代社会整合面临的基本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政治哲学关心的“公共理性”，当代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公共选择”、“原则政治和利益政治”，当代社会学理论讨论的“复杂社会”，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回应这一问题。          五          探究这个问题，我们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先看传统中国的经验。学者发现，传统中国事实上有着两个互不干扰的秩序中心。一个是官治领域，以国家为权威中心，但对于基层社会而言，国家的整合意义多是文化象征性的；另一个中心则更具有实质性，因为它行使着实际的管辖权力，这就是基础层次上存在的地方秩序——以士绅为中心的基层权威。经过多年的实践，这两种秩序在各自的领域中，形成了各自的权威中心，并学会了小心避免触及对方领地。这一惯例，实际上在两种秩序中间形成了隔层。因此可以说，建立于多种局部地方体上的国家政治制度，为广泛的社会整合提供的基础，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而结构意义上的社会整合——即具体的管治，则事实上是在地方层次上完成的。10甚至在治理的规则方面，国家也未能实际推行统一的管治标准，而是任由地方根据惯例掌断。在国家抽象原则下的“因地制宜”，一向是正当合法的，国家总是通过、而不是企图取代地方权威治理基层社会。而在地方范围里，尤其在它的基础结构层，地方权威替代了国家所不能完成的局部整合作用。11     这些局部的社会整合，以绅士长老为权威形式，以宗族、家族或地域关系网络为基本结构，显示出强关系、文化认同、族长权威和高密度来往等特点12，基于与生俱来的纽带——血缘、亲族、邻里、地缘和种族连接，内聚效果较强。但是这一传统，不仅在过往的国家政权建设中，一直处于衰落之中，而且它的行为原则、边界责任和信用体系的特殊主义，无法克服局部性、纵向分离性和横向隔绝性的缺点，因而难以在结成更大的社会连接方面发挥纽带作用。13     再看现代中国的经验。有一种值得注意的传统，是1949年以来，经由政治变动和经济建设进程完成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再组织化。随着单位制的形成，社会成员被划分在生产性社区或者行政村中统一管理，他们被组织进整体系统，形成上下隶属的纵向依赖关系，社会停止了自我组织化。这种结构的特点是一致性强，内聚的纽带是集体化的生产和资源（包含福利）较均等的再分配。今天，居住区的自主选择，劳动力和资源的大范围流动，以及市场分配机制的发展，日益瓦解着统一的、经由单位的社会管理系统，上述纽带的作用日渐式微，但它们并未完全消失。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意识和自组织能力，在被动依赖的结构中停滞生长，结果使社会分散度加剧。这一点在遭遇生存困境的时刻，比如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时，表现得尤为清楚。     综上，对于基层社会的整合而言，我们的历史能够提供的，主要是两种经验——基于原初的血缘、地缘特征结成的社会纽带，基于集体化生产和再分配特征形成的社会纽带。前者有相当强的局部性和分割性，其亲疏有别、基于个人关系的规则很难在公共社会中施展作用，而后者的被动性连接方式，妨碍经由社会成员的选择而建立的主动认同和归属。所以，社会学者对它们抱有明显的矛盾态度：一方面，这些经验较为熟悉且易于使用，另一方面，指望它们承担起当今社会整合的复杂任务，颇有困难。          六          那么，别国的经验有何启示？在世界范围内，基层领域的社会建设主要曾在以下意义上使用：     （一）作为社会资本的重建方案     它的中心点是提倡公民德行和道德义务，以对抗个体权利膨胀带来的社会解体问题，所以行动目标放在恢复人际信任和社会联系上。社群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社会联系越来越少，社会资本正在消失，信任、规范和网络都在弱化。而社群建设可以增进社会资本——它由社会成员共享，通过协调和行动来加强社会连接，并可能间接促进经济效率提升14。在这个意义上，社群重建意在恢复基层社会的公共生活，对抗社会解体或分裂——一些团体日益边缘化、被动化，基层民众难以像从前那样，通过参与公共生活，来建立认同、归属和忠诚，分享公共道德、责任和价值15。因此，再建基层的社会联系和公共生活，成为在美国社会从事“社区发展”的主题16，它鼓励公民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的事情。人们相信，完全可能通过公民自治、自约和自我监督，解决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公共利益共享问题，在很多情况下，社区自我管理的效果并不亚于市场或政府。17     （二）作为政治竞争的反贫困方案     反贫困方案并非鼓励依赖性，而是培养当事人的主动性，通过启动志愿服务、社会自助、民主参与社区发展决策，依靠公民力量展开社会救助，因而行动主角是居民，社区机构的性质是服务性的。比如，英国的社区建设和党派活动关系密切，社区发展的具体计划一直受到不同政治派别意识形态的影响，呈现出分歧的局面。对于政治右翼而言，社区建设的目标在于确定国家行为的边界，保障个体自由不受干涉；而对于政治左翼而言，社区建设的目标在于帮助贫困群体增强自身力量，保证他们和其他社会阶层一样，享受平等自由的权利18。在英国各地，相当多的地方市政局制定了反贫困计划，力图通过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遏制地方贫困的增长。     毫无疑问，这些社会建设具有巩固基层秩序的作用，它们的生命力来自受益者——居民本身。社会建设意味着社会进步运动。对照中国经验，它们促成社会内聚的纽带是什么呢？既非血缘地缘、同宗同族等原初特征，也不是集体化生产和再分配，而是社会成员共享的利益和价值，比如平等、自助、自主和共担。这些价值被人们认同的原因是，它们同时也符合居民的个体利益，和他人共享的利益使则使个人与公共社会联系起来。参与、沟通有利于寻求共享利益，形成共享价值，巩固社会团结。当个人利益和共享利益切合，个人价值和共享价值切合，人们就会认同共享利益和价值，因为这么做可以保护个人利益和价值。为此，人们愿意主动调节相互间的分歧，甚至作出妥协和退让，维护共享的利益和价值。这自然有利于达致社会整合。     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利益和价值的具体内容有别，但是社会建设能否成功的逻辑无异。它实际上取决于个体利益和共享利益的切合程度。由于个体需要有差异，现代社会的整合无法绕开个体利益的选择和协调问题。因此，加强社会建设尤其是公共制度建设，使之发挥协调公共利益和多元个体利益的功能，对于社会整合甚为关键。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整合“事”虽在基层行动领域，“理”却在宏观结构领域，它看起来是寻求社会管理之道，实质上却是探寻社会共享利益和价值的建立与协调机制。共享利益和价值依赖于人们的选择性认同，而不是研究者的设计。传统经验提供的社会连接纽带，难以给今天异质社会的整合问题提供现成模式。这是当前社会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          （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注释：     1Edited by Michael Hechter & Christine Horne, Theories of Social Order: A Read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2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李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局，1997年，55页。     3许踉光：《家元：日本的真髓》，于嘉云译，台湾南天书局，民国89年，206、231页。     4埃米尔•涂尔干：《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5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     6艾伯特•奥•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李新华、朱进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7盛洪：“论家庭主义”，天则经济研究所《内部文稿》，2007年第2期，13页。     8蔡晓莉：《中国乡村公共品的提供：连带团体的作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2期。     9Mette Halskov Hansen, Organising the Old: Senior Authority and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a Rural Chinese,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2008, 42:1057-1078.     10Viv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张静：《基层政权》，修订版第一章“基层权威的授权来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12彭玉生：《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宗族网络和私营企业》，2005年11月29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讲演稿。     13张静：《公共性与家庭主义：社会建设原则辨析》，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研究院会议文稿，2011年3月。     14Putnam的研究这样解释社会资本概念：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分别指的是提高个人生产率的工具和培训）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参见Putnam RD,1993,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American Prospect 13:35-42.     15Theda Skocpol, Advocates without Members: The Recent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ivic Life. in Theda Skocpol and Morris P.

吴忠民：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的来临及去向 进入专题 ： 社会矛盾 改革    ● 吴忠民       一、从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到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          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中国改革发生了一系列明显变化，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已经来临。     从改革总的进程来看，中国选择的是渐进型改革模式。与激进型改革模式不同，渐进型改革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政府推动，即改革进程由政府主导和推动，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由民间主导和推动，自下而上；循序渐进，温和推进，在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形下，不断扩大新因素的增量，逐渐以新代旧，而不是试图通过一揽子改革计划的强行实施，以全体民众某个时期的“休克”为代价，全方面而且是一步到位地迅速完成改革任务。     如果细分，渐进型改革在不同历史的时期又分为不同的具体样式，而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则是其中的一种。     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是中国在改革初期的一种合理选择。由于当时中国的改革缺乏经验，还不可能有一整套新的社会运行规则体系和市场经济规则体系来取代以往者，且当时中国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社会结构、利益结构、思想观念等相对简单，所以，中国在改革初期采取摸着石头过河型的改革模式，是合理可行的。     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改革的弹性空间相对较大。由于没有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实际上是一种边干边总结的做法；是一种通过不断“试错”以求“少错”的做法。同时由于改革从局部切入，即便在改革过程中有所失误，对全局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对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的失误，包容空间都相对较大。这种较大的包容空间，既包括政策空间，也包括时间限度。当然，虽然这种改革有很多诸如容易调动人们对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优点，但也包含着一些弊端。比如，改革措施容易陷入只顾眼前不重长远的境地。同时也正因为改革的选择余地较大，所以人们往往采取先易后难的、在当时看来是相对理性的改革方式，绕过一些难题，选择相对容易进行的部分进行改革，而将难度相对较大的问题留到以后。     第二，改革具有相对主动性。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已经十分清晰，需要改革的议题可谓千头万绪，涉及方方面面，所以，改革的选择余地很大。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虽然没有足够的前瞻性，但由于当时有着较为广阔的选择余地，因而表现出一种主动选择的色彩。只要是想改革，除了少数当时看来是“禁区”的领域，其余诸多领域、诸多事情的不同方面都可有相对主动的选择。比如，有的地方政府选择在农民经营权方面进行改革，有的地方政府选择在企事业单位的奖励机制方面进行改革，有的地方政府选择建立特区然后在特区中进行大幅度的改革，有的地方政府选择在自主创业方面进行改革，等等。     第三，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是典型的增益型改革。在改革初期，参与改革者几乎全部都是受益者。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充分性，参与改革者普遍缺乏竞争对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社会空间的相对广阔，因而就一般情形而言，凡是参与改革者皆为赢家。参与改革者在利益方面的增进也并不损害其他人或群体的利益。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量农民直接获益；20世纪80年代，一些企事业单位进行了奖励机制改革，职工得到了当时看来数额不少的奖金。因此，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往往意味着参与改革者普遍获益，容易得到改革参与者的积极认同，并形成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是一种成功的改革模式。这一模式的最大益处之一，就是稳健和安全。而稳健和安全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个共同体，中国的规模巨大，一旦出现“翻船”的情形，后果不堪设想。中国正是由于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型的改革模式，才得到了平稳和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同时，需要看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毕竟是一个阶段性的改革模式，是改革初期的有效合理的改革模式。改革如果一直停留于这一模式，其自身所含有的一些不足之处便会逐渐显现出来，并对中国发展造成明显负面影响。历史地看，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模式的不足主要有三个：一是缺乏前瞻性，顶层设计不够；二是缺乏系统性，改革政策的整体化配套不够；三是由于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一旦遇到难题，就将难题往后推延。显然，在新的愈益复杂的时代条件下，前述缺陷的存在，使得摸着石头过河型的改革模式不仅难以有效应对而且还容易积累大量新问题、新矛盾。     中国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最主要的特征是：一方面，中国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凸显。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问题已经影响到整个发展全局。主要表现在：其一，社会矛盾问题的连带性很强。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之间往往相互影响，相互加重，使得社会矛盾问题从总体上看更加复杂化；而且，在特定条件下，原本属于个案的社会矛盾问题有时会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矛盾问题。其二，社会矛盾问题的势能越来越强，惯性越来越大，越来越会按照自我演化的逻辑加速度扩张。从社会矛盾问题演化的可能空间来看，现在只能说是开始不久，远没有到达峰值。比如，从影响面影响力较大的角度看，官民矛盾、劳资矛盾、贫富矛盾、由征地拆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由流动人口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以及由对以往历史遗留问题的“倒找”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等等，皆有上升扩张的可能性。其中，劳资纠纷的数量迅速上升。从1997年到2006年，全国劳动争议受理的案件迅速增多，每年的增幅在20%以上。2008年，当期立案的劳动争议案件比上年增长98%。     显然，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势，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已经难以有效应对，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已经来临。          二、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的特点          近年来，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对整个改革的情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改革（并非所有改革）就是在社会矛盾倒逼的情形下得以推动进行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来观察一些具体的事实：劳资矛盾凸显引发政府及社会对劳动政策的关注，劳动政策取得了明显进步，如“体面劳动”的倡导、农民工拖欠工资问题的解决、工会功能的激活、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提高、集体协议方式的倡导、三险覆盖面的扩大，等等；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引发政府重视收入分配政策；屡屡发生的自焚事件引发拆迁政策的重大变化；矿难事件多发引发整个社会对安全政策的重视；三鹿奶粉事件引发政府对食品安全政策的重视；郭美美炫富事件引发网民不满，进而推动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政策的反思和改善；动车事故事件引发政府对公共投资政策以及安全政策的反思和改善；网民对一些政府部门经费使用状况的抨击引发了政府“三公”（公款用车、公款接待、公款出国）经费逐渐公开；社会矛盾问题的日益凸显使得政府开始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事宜；等等。     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仍然属于渐进型改革，但同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相比，呈现出以下一些明显特征：     第一，改革共识形成难度较大。在中国现阶段，随着社会的剧烈转型，社会整体利益结构要进行全方位调整，社会各个群体的经济位置和社会位置要重新洗牌。在社会利益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改革过程中，此群体的利益增进，往往意味着彼群体的利益损失，反之亦然。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各群体之间现在已经形成了某种非互惠互利的局面，参与改革者皆为赢家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比如，在企业主获益巨大的同时，则是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同劳动投入不成比例。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在按支出法统计的地方GDP构成中，劳动者报酬比重不断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2004年降至49.6%，2005年降至41.4%，2006年降至40.6%。（汝信等主编：《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反映在具体的改革政策方面，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获益相对较多的社会群体与获益相对较少的社会群体形成共识的难度无疑会增大。     第二，改革阻力相对较大。不能否认的是，在改革进程中，一部分先富起来，或者是占据了社会经济明显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有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财富或优势位置具有公正合理性，而有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财富或优势位置则不具有公正合理性。比如，有些垄断行业通过控制上游产品来源，同时又垄断下游产品定价权而获取暴利。再比如，有的官员与企业主形成了利益结盟并获取了巨大利益。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危险。（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396页）而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矫正这些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问题在于，一些既得利益群体的能量巨大，既拥有较强的实际控盘能力，又拥有着较强的社会话语权。这一切，无疑增大了改革的阻力。     第三，改革弹性空间相对较小。中国现阶段，由于社会矛盾问题所造成的广泛压力的存在，使得整个社会对改革失误的包容空间大幅度缩小。对此，可作如是理解：一是社会成员的心理包容空间在缩小。同改革初期不同，大量社会成员基于基础民生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急切期待，往往要求改革政策必须恰好符合自己的利益要求，并且人们对于改革的要求由于多个参照系的存在，而变成了千差万别的期望；同时，人们还往往要求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尽快到位。二是允许政策试错的空间缩小。现实的情况是，政策一旦有误，很快就会形成直接的现实负面影响，进而使得相关的社会群体产生不满。三是时间包容限度缩小。客观上看，某项改革政策一旦有误，社会矛盾问题就会累积，而且很有可能会引发别的社会矛盾问题的出现，时间的缓冲余地在缩小。     第四，改革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被动性。同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相比，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的主动性明显减弱，相对被动性明显增强。如果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摸着石头过河型的改革还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主动选择改革议题并主动回避改革难题的话，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则是一种无法回避、必须直面社会矛盾问题的改革。同时还需要看到，同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相似的是，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缺少顶层设计、前瞻性以及配套性，因而在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矛盾问题时就表现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被动性。以往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所回避的大量难题时至今日已无法回避，急剧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大量新的难题也迅速增多。这种情形下，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可供选择的议题及范围在大幅度缩小，不可选择性则大幅度增强，被动性越来越明显。     第五，改革不确定性较强。中国现阶段，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问题无论是对改革者还是对改革政策，均形成了巨大压力。这就使得人们容易将关注点集中在社会矛盾问题方面。问题在于，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问题具有复杂性、广泛性以及突发性特征，如果只是关注当下具体的社会矛盾问题，那么，对于整体化的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就势必出现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何时会出现社会矛盾问题，不确定；会出现何种社会矛盾问题，不确定；社会矛盾问题会引发怎样的后果，不确定；这一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是否又会引发另外社会矛盾问题的出现，不确定；应当用怎样的方式去缓解、解决社会矛盾问题，不确定。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很难从长计议，制定并实施配套化、整体化的改革政策，相反，却往往会不自觉地、本能化地采取短期行为、短期政策，试图立竿见影地解决眼下的社会矛盾问题，以渡过难关。这种改革政策的实施结果，往往是不仅效率低下，有时连短期行为也很难奏效，致使改革过程呈现出一种随机性和不连贯性的情形，而且，改革政策措施容易失误失当，前后左右的政策措施很难衔接，容易为以后的改革留下隐患。例如，有一些地方官员往往采取花钱买稳定的作法来解决社会矛盾，而不是从民生、民众基本权利的维护等源头层面解决问题。花钱维稳这种做法尽管成本很大，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时间不长，很有可能又会遇到相同的社会矛盾问题。          三、以整体化推动型改革逐渐替代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          有效地推进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并使具有被动性、不确定性等缺陷的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逐渐升级换代，就要借助于社会矛盾的倒逼，变被动为主动，整体化推进改革。换言之，要以整体化推动型改革逐渐替代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具体来说，要特别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对于改革的全局一定要有通盘考虑。一方面，要有明确的顶层设计。应当以社会公正为基本理念进行基本制度和政策的设计安排。真正的社会公正，不应只对某个特定群体有利，而是应当对所有群体都有利，即：不仅要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而且要为每位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空间。基于社会公正的基本制度和政策安排，能够为社会各个群体所接受，因而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需要制定周全、长远的改革任务时间表。改革如果仅仅停留在顶层设计，那只能是空中楼阁。顶层设计需要变为具体的改革任务。所以，应当将经济领域的改革、社会领域的改革、政治领域的改革、文化领域的改革等各种改革任务分门别类准备好，进行合理配套，择机推出。     第二，把握改革的主动权。在改革过程中，不能只是被动应对，一定要变被动为主动。对此，至少要做到两点。一是要具有时不我待的历史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勇气。改革的主动性既来自对现实状况的清醒判断，也来自责任和勇气。改革是一场巨大的变革，是历史潮流，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所在。开弓没有回头箭。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的那样，“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人民日报》2012年3月15日）不管面临的矛盾问题有多大多严重，我们都不能回避，更不能违背基本的政治伦理，寻找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文过饰非。二是要注重在宏观层面上进行主动的改革。宏观层面上的改革如果没有实际行动的话，比如如果不在规范公权、理顺利益格局、治理行业垄断、推动民营企业发展、改善民生、藏富于民等大的事情上进行改革，而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拘泥于微观层面的改革，那么改革就不可能前行。     第三，注重连带性的改革策略。改革既需要理念，需要长期的改革议程或改革任务时间表，同时也需要智慧。应当看到，只要立意改革，并积极寻找方法进行改革，那么方法比困难多。其中一个重要方法是，以解决某项具体社会矛盾问题为契机，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一旦发现哪个方面出现了或即将出现，而且又恰好是公众所十分关注的某个社会矛盾问题，那么可以以解决这一矛盾问题为契机，进而借助于整个社会关注的压力以及共识，带动相关领域相关部位的改革。这种做法，不仅可以相对有效地减缓改革阻力，而且可以有效扩大改革成果，取得连带性的、事半功倍的改革效应。     第四，将民生和法治作为推动改革最为重要的突破口。改革的任务千头万绪，影响改革的变数太多且非常复杂，所以选择好恰当有效的突破口，对于有效推进改革进程至关重要。就此而言，重视并努力改善基本民生状况和建立完善的现代法律制度，是中国有效推动改革进程的两个最为有效的突破口。对民生基本状况的改善，有助于民众对改革形成一种积极认同的态度，有助于社会的安全运行，进而有助于改革进程顺利推进。而以建立完善的法治为契机，不仅有助于确立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秩序，使社会各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有章可循，使改革和发展得以有序推进，同时可以有效维护公众的基本权利，有效防止公权的扩张，有效解决既得利益群体问题，进而有效减小改革阻力。只要下决心推进法治建设，维护并遵守法律，任何一个群体都不敢藐视和挑战法律的权威性。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         进入专题： 社会矛盾 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168.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 邓小平 , 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变 , 傅高义 , 大国崛起 , 叶荫聪 文：叶荫聪 梁振英当特首，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香港政治现象：民望不高，政绩不清楚，又被指打压人权与言论自由，让人惧怕，却又让人期待的政治强人。我一直在想，「政治强人」四字套在梁振英身上是什么意思？除了他身后拖着长长的中共阴影（即所谓「地下党」身分）之外，应该还有什么的，是中国的薄熙来还是俄国的普京？ 梁先生应该不会喜欢薄熙来或普京，邓小平则合他心意。竞选期间，何俊仁翻出梁说过的一段话。前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梁振英评论说，获奖的该是邓小平，因为，他的经济改革，让许多中国人脱贫，他的开放政策及外交，也协助终结曾剑拔弩张的冷战关系，走向和平。 大国崛起的强势论述 不同演绎，类似观点，我们在不少对邓小平的评价中看到，也属大国崛起的强势论述的一部分，不单是中国人的家事，甚至获得全球唱 和，去年傅高义（Ezra Vogel）出版的《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变》（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是为一例。我没有机会访问梁振英，但不妨读一下同样高度赞扬邓小平的近作，去分析一下这种强势意识形态。 傅对邓小平的高度评价，在书的前后已明言了，「还有哪位20世纪领袖比邓小平为那么多人改善生活做过更多？还有谁在20世纪对世界历史带来如此深远 及伟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不单是傅高义对邓的赞誉。未读此书之前，读过不少书介及评论，以为此书必定对邓的过去多作剪裁。可是，平心而论，这部900 多页的书，基本上没有遗漏多少邓小平的生平事舻及事业阶段，即使是不光采的过去与污点，包括1957年的「反右运动」整肃知识分子，以及1989年下令开 枪镇压北京学生，也有提及。傅的问题主要不是隐恶扬善，而是他的历史叙述与评价是分离的，让人看起来是不大相干的。全书予人感觉是，书的开首与结尾的赞词 一早已写好，然后再堆砌出中间的几百页历史部分（是否由研究助理代劳？），与结论连不上关系。 政治生涯曲折离奇 对一个人的评价，总是基于他／她的过去，傅却一反这种常识，做到了历史记忆与评价的分离。傅是一位喜欢为亚洲政权打气的洋学者，他写过《日本第一》，写过许多为中国经济改革打气的书，还编过了一本研究韩国军事独裁者朴正熙的书，然而，他的观点与位置也与不少香港建制派接近。身在香港与西方的人，抹去与审查历史近乎不可能，正如梁振英所说，市民对六四都「有共同经历，感受深刻」，可是，深刻的经历，并不干扰当下的认知与道德判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空间安放伟大领袖与大国雄心。 邓小平的政治生涯曲折离奇，所下的决定以及他的命途，无论在内政或外交方面，存在众多历史争议空间，以至道德评价，可是，这些都似乎不是傅高义所感兴趣的。例如，1950年代，毛泽东派邓小平主持「反右运动」，涉及50多万的右派，书中竟然只有寥寥数语。邓小平曾获毛泽东如此重用，是否说明邓与毛的想法相当接近？在我看来，党不能容忍党外知识分子及民主党派的批评及独立声音，要扫除任何阻碍党建与领导的障碍，正是他们共同拥有的「党性」。 傅的历史叙事几乎没有钻进任何值得探讨的党史问题，邓小平的「三上三落」恍如个人戏剧，因此，他竟然可以把邓小平出生1904年至1969年归为一 章，内有30年代相当短暂的一次下台与上台，后面的每一章，却不成比例地细致，有时几年光景，却又可以分成许多章，大概是为了突出伟大领袖的起跌。而且，在叙事中涉及邓小平的性格、党内位置、政治形势等等，却在粗疏叙事中轻易带过。不妨举一个例子，大跃进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傅指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把大跃进、人民公社及大饥荒都推到毛泽东身上，成为后来1966年文革的 导火线，邓小平成为继刘之后第二号走资当权派及修正主义者被打倒。傅的说法不能说全错，却粗陋得很，毛病很多。七千人大会中，刘只是承认党有错误，却没有 推卸给毛，而且，还和应毛对彭德怀（最早批评大跃进的高层干部）的批判，诬陷他为「里通外国」。至于刘少奇与邓小平如何在1962年之后渐渐成为毛的敌 人，而邓又竟能保存性命，还有日后的重新上台机会，这说明了邓个人以至他在中共中的位置的特殊，却不是傅的关心所在。 这是一种什么代价的发展？ 傅的历史叙述最特别的地方，是对邓的政治决定所带来的后果，没有细致分析，只笼统地纳入他对邓的赞誉之中，梁振英实在可以考虑招揽傅教授当顾问。例如， 傅虽不至于认为，让八九年的学生成功争取自由民主，会令中国大乱。但他说，我们不知道后果如何，但却知道往后的20年，中国有稳定而又高速的经济发展。至于这是一种什么代价的发展，以及怎样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似乎都跟邓无关，更跟傅无关。 既然梁振英认为邓对和平有功，值得多提书中一点。就是傅对邓所发动的1979年中越战争，他称为「苏联─越南的威胁」（中国官方称之为「中越边境反击 战」），而且，他指出该场战争一方面打消了苏联结盟越南在东南亚围堵中国的企图，也为中美关系与冷战结束铺平了道路（代美国教训越南？）。这正是美国基辛 格（Henry Kissinger）的观点。可是，这观点正掩饰了邓小平在国际政治上的暴力与无理。 「毫不面红的奉承」 著名的欧美新左派知识分子及历史学家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写了一篇精彩的书评，他批评此书为「毫不面红的奉承」（unabashed adulation）之作。我觉得书评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指出傅对邓小平在中越战争的残暴与无理视若无睹。一场只打了不足1个月的战争，动员了45万 军人（等于韩战的规模），却在一个异常狭小的地区中「反击」一个兵力弱小的国家。带来的是10万以上的平民丧生，以及双方加起来6万军人的阵亡。而且，整 场战争的其中一个因素，是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共，对杀人如麻的赤柬波尔布特政权多次的支援，延续了这个暴君的政治生命。事实上，要解决苏联的威胁，以至回应 所谓越南排华与越军占领南沙群岛，事后看来，战争是绝无必要。1982年，中越战争后不足3年，中苏关系便缓和了，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甚至到访中国， 而苏联也在1991年瓦解。 安德森耻笑傅的观点不纯是美国观点，还是「中美观点」（Sino-Americana），是中美当权者的强势视野。这种视野中，看不到邓小平的暴 力、党性、复杂的人格、政治位置与举动。可悲的是，这本不合格的邓小平传奇，正代表了一种有普遍性的权力至上的想法：只要掌控了权力，开出了太平盛世，便是伟大领袖。而上位者的权力观，隐含着庶民的犬儒：我不管他干了多少坏事，皆只属过去，只有你们这些自由派、民主派还念兹在兹，我只关心当下与未来的福祉，而掌握 了当下与未来的，当年是邓小平同志，今天是他的跟随者，我们的候任梁振英同志一定认为，他便是其中一位。 （刊于2012年4月2日《明报》论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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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民粹者的倒台体现了出中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分歧 ④《华尔街日报》评论《人民日报》和军报上再三要求稳定的文章《 稳定、稳定、稳定、胡、胡、胡 》：”如果你读中国的官媒的话，可能会认为这个国家现在正在地震带上。” ***~~~*** 【专题·温氏政改】 ①*《外交学者》裴敏欣的新文《 新的天安门运动的征兆 》：8964以来中国又出现了新辩论，而80年代每次出现这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之争后就会出现社会动荡。执政党需要一些理论上的合法性。而新出现的自由派思想也说明辩论的空间又被打开。 ②《彭博商业周刊》 温家宝总理谈起话来就像一个大胆的改革者 温家宝最近频发改革之语，除了引人瞩目地谈到”文革”卷土重来，成为薄熙来倒台的先兆之外，又谈到了破除银行垄断。虽然有人认为他的讲话来得太晚，已经无法对现有政策造成冲击，但是会对在18大上上任的新领导人，如李克强造成压力。 ③《华尔街日报》上墨儒斯的政评《 温家宝推动改革并非仅仅是作秀 》也提到：说温家宝是”影帝”因为他一直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举措”，但是作者认为：温家宝最近在南方视察时提到中国的经济状况在倒退。包括”内需不足，出口成本上升，经济总体下行压力增大。”他可能是想以经济上的压力来推动政改，让政改，尤其是破除垄断，有一个突破口。 ④ 写介绍中国书籍的英媒记者乔纳森·芬比在《卫报》上发表评论《 中国统治世界并非不可避免，中国模式有严重的内在缺陷 》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都面临挑战，虽然不至于崩溃，但”中国模式”不值得学习。他猜习近平可能在等待党内斗争分出胜负后再表态。 ⑤《纽约时报》中国来鸿《 按部就班地改革 》，介绍于建嵘在微博上发的十年政改大纲，并把它和百年前的康有为变法做对比。刘瑜评论：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光绪。政改和经改不一样，经改可以大家一起获益。政改却要涉及权力的分配，我得就是你失。另，于建嵘在 微博 上说他转的这条微博要被删掉，他还澄清说谢绝任何外媒采访，此篇文章的作者也没有采访过他。 ***~~~*** 【专题·直播艾神】 ①《纽约时报》 艾未未的自我摄像被关闭 叛逆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上周三表示，当局已关闭了”艾神进行时”网站。之前，艾未未在家中安了四个摄像头，实时直播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也是他从北京机场被带走的一周年。 据@duyanpili的推文：2012年4月2日19点开始，至4月4日18:09分被迫关闭，进行了47小时9分钟，点击520万次，下载100GB；在 这里 可以看到73张截屏图（上图即其中一张） ***~~~*** 【专题·经济学人】 ① *《经济学人》封面（见上）文章 中国的军事崛起 亚洲的力量平衡 用两篇文章来谈中国的军事扩张，认为美国如果要避免和中国产生冲突，必须要保持在太平洋的军事投射能力，同时避免将每一个关键议题作为测试中国意图的考验。中国的军力问题在于其高度不可预测性。 ② * 在同期的另一篇文章《 龙的新牙齿 》中，则以数据、图片和图表展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中国，尤其是中国海军今年来的力量扩张。 同期的”中国专栏”还有三篇文章： ③ *《 不确定的政治 重新恢复秩序 》讲的是当局如何打压关于政治动荡的传言 而G.E. 在《经济学人》的 中国博客”论语”中追踪李德林的新浪博文 ，也就是”军车进京”的那条，如何成为了”北京出大事”的舆论起源。可以对照阅读。 ④ *《 腐败的政治 肮脏把戏 》谈的是中纪委这个党内的铲除腐败的机构如何成为政治把戏的中心。同时，”跑官”则愈演愈烈。文章中列举了四川、黑龙江的例子，以及党校的林哲（音）对他的学生的告诫：要升职，你要耐心等待，等其他人犯错后被清洗。 ⑤《 私人医疗 四川的好月嫂 》则聚焦中国的私人医疗服务，尽管出现了如”月嫂”这样的私人医疗提供者，需求的扩大还是远远超过了供给。 ***~~~*** 【专题·缅甸政改】 ①《新共和》CFR的东南亚研究员Joshua Kurlantzick认为：美国已经开始和缅甸恢复正常关系，并在讨论对缅进行援助。但是议会选举后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也只占1/10的席位，关键还要看军队在未来三年内是否会收敛。 ②《外交学者》上的发于缅甸议会选举之前，谈缅甸经济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在资源、农业、旅游、外商投资等方面都很有潜力，预测到2020年每年的增长率可达6%，但要进行一系列宏观经济改革。原文链接： http://t.co/MrrZgMFQ ③《金融时报》 缅甸对外开放，但邻居们还是有些警惕 。美国投资人说：缅甸目前正如1979年的中国，邓小平说：”我们得干点不一样的了。”但基础设施很落后，手机SIM卡要$3000+。 ***~~~*** 【专题·国际外交】 ①《纽约时报》上的漫画，奥巴马说：”哦，这是你家后院？真的？抱歉了。”大船上写”太平洋部署”。即上图 ②《时代》： 为什么美国会暗暗希望穆斯林兄弟会的候选人沙特尔在埃及总统竞选中胜出 ？因为这是最不坏的选择，否则美国就要和激进的军方打交道。 《外交学者》1月16日，印军方未通知新德里移动了两个单位， 有政变企图 。 ***~~~*** 【专题·智库报告】 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发布中英文报告《网络安全与中美关系》。报告认为，中美之间目前在”信息战”方面互相不信任，而这个议题又很新，双方的基本沟通都没有建立。文中提到：美更关心隐私/机密泄露，而中方更关心稳定。 中文版全文下载 中文网开始推王缉思和李侃如联合发布的报告《中美战略互疑》，这可能是继世行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之后本年度第二次中外智库合作，智库反映/影响当局战略决策的作用初显。 中文全文下载 ***~~~*** 【专题·社会百态】 ① 亚洲的推特语言。Eric Fischer利用Mike McCandless导出的Chrome开源数据制作。不同的颜色是不同的语言，越亮的地方使用得越频繁。原载TechAsia，点击 这里 查看大图 ② * Evan Osnos发表在《纽约客》上如同小说般的精彩文章《 赌神 》。主角萧润平在澳门赌场狂赢6亿元，并躲过了三合会的追杀。作者欧逸文见到了萧润平本人，并询问他如何能赢得那么多钱，又如何在四处躲藏。 ③《华尔街日报》的视频：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和已故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博客上引起了窃窃私语  话题包括骆在博鳌没有住豪华宾馆，以及4月5日是蒋介石的忌日，现在能通过互联网和台湾游了解台湾和蒋公的中国人重新思考和讨论腐败议题，以及中国课本上对蒋介石的描述。 ***~~~*** 【今日延伸阅读】 《中囯社会和政治发展十年纲要（2012.10-2022.09）》（于氏玩笑版） 第一阶段（2012.10-2015.12）以民生政策调整为前提、以民权保障为基础，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 一、调整基本的民生政策。 1、农村土地确权，落实物权法； 2、调整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养老、低保、医保等向社会低收入者倾斜； 3、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异地无差异的义务教育和高考机会平等。 二、建立司法制衡制度，树立司法权威。 1、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的人、财、物脱离巿县，实行省级垂直管理； 2、法官终身资格制并实行严格流动； 3、法官实行高薪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 4、取消省以下的政法委； 5、废除信访制度，以司法清理历史陈案； 6、废除劳教制度，确保公民人身权利。 三、保障新闻言论自由。 1、实现政务信息公开； 2、官员财产等信息公开； 3、禁止因言获罪。 四、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发育民间社会。 1、规范社区管理组织； 2、大力发展社会公益组织，通过公益重塑人文精神； 3、保护社会宗教组织。 第二阶段（2016年01-2022.09），以政治改革为前提，以公民权利发展为基础，推动囯家向民主宪政转型。 一、实行县级政权改革。 1、开放县级人大代表选举，实现人大代表非行政化和专职化； 2、改变县级政权的异地为官制度； 3、实现县行政长官差额选举； 4、将乡镇一级政府改为派出机构。 二、开放社会。 1、制定新闻法，开放媒体； 2、制定政党法，开放社会政治组织。 接着，于建嵘在他的搜狐微博中对他的十年纲要做了两点解释： 第一：前几天发布了一个《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十年纲要》（于氏笑话版）引起了网友的一些争议。因此，我决定系统地把这个笑话版的梦做完。第一个问题：为何要提出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1、”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更为明确的方向及实现的路径； 2、有路线图才能有方向，有了方向才有动力； 3、有时间表才有压力，才有紧迫感； 4、我提出这样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是一个公民和学者的意见表达，以期引起讨论，讨论不仅可以形成共识，还可以给执政者提供一个决策的参考系，当然也可以为反对者提供一个批评的样本。中国现在不能再”不争论”了。 第二：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为何要分阶段进行？ 1、解决任何社会政治问题，特别是体制性问题都有一个时间顺序。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尖锐而复杂，这其中因分配不均所产生的社会冲突最为突出。因此，选择民生问题作为突破口，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紧张，为政治改革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也容易为民众及执政者所接受； 2、政治问题是解决当前社会分配不公及社会紧张关系的最为关键性因素，也就是说，社会问题特别是因权力垄断的掠夺性体制所产生的分配不均的问题要获得最终的解决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因此，在民生问题有所缓解后及时推进政治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阶段； 3、政治改革有渐进式改革和突发性变革的区分。从理性的角度上来看，渐进性改革需要从基础性政治环境开始，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后再推进全面的政治转型才能有效地防范和减少社会动荡； 4、中国县级政权改革应是进行基础层性改革的关节点。根据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制度性环境，以下一届县级人大选举为阶段为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性改革的时间窗口较为现实； 5、当然，这种阶段性划分是以当前政治形势为前提的，如果发生突发事件，就有可能完全改变相关顺序和时间窗口。 相关阅读： 点击 这儿 查看更多《每日译者头条》 ©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