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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沒錯，我們累了。但別忘記，當權者何嘗不累？正義，總是站在能堅持的一方。請看昂山、甘地，他們有誰是十年八載就能改變社會氣候呢？即使我們改變不了國家，我們的下一代會繼續的。」這一段昨天在〈蘋論〉網頁的讀者留言，被昨晚維園的燭光見證了。為一個歷史事件每年數以十萬計人群集會悼念、提出相同的訴求，持續23年，累不累呀？記憶中的這個事件不會模糊嗎？每年參加同樣的活動沒有彈性疲乏嗎？ 當初積極參與這活動的人群，有的可能真是累了，有的更是離開人世，但這個每年的燭光集會不僅仍然進行，而且從2009年開始，人數更從十多年來的4、5萬人，飆升到15萬人，達到甚至超過屠城的翌年──1990年。今年更超去年達到18萬人。這是香港人創造的一個人類活動的記錄，也可以說是一個奇蹟，應該可以入健力士大全了。甚麼原因？燭光集會上許多年輕的臉提供了答案。支聯會多年前提出「薪火相傳」的口號，但相傳不會有人數激增的「躍進」，越來越多年輕人的參與，是因為他們從這幾年的許多事實看到，這個國家的掌權者是殺害年輕一代並摧毀中國未來的統治集團。 早幾天是中國兒童節，年輕作家韓寒在他的博客中，寫他近年看中國新聞的「一個最深的感受：這個國家最對不起的其實就是兒童。從計劃生育到三聚氰胺，從嫖宿幼女到克拉瑪依，從食品安全到應試教育，從小悅悅到校車……無論城市，無論山區，這個號稱正在盛世的國家一直沒有能夠給予兒童足夠的庇護，就連出個天災，最倒楣的也是在校舍裏念書的孩子。」為甚麼中國盡是有關傷害兒童的新聞？因為這是23年前發生的一場殺孩子的六四慘劇所延伸的惡果。孩子是人類的未來，青年是國家的未來。毛澤東1957年在莫斯科對中國留學生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中國的前途是屬於你們的。」毛說的是事實，但他只是說得漂亮，實際上他最會利用年輕人去達到他的權力慾望。只不過，中共過去不會否定中國的未來是屬於青年的，一個政權絕不可以自己毀掉自己的未來，直到89年的六四。 六四的槍聲伴隨掌權者的叫囂：不惜再殺20萬，換來20年穩定。接下來的新聞除了韓寒所提到的之外，還有血汗工廠的童工，山西的黑窯童奴，劣質奶粉造成的大頭娃娃，地震中豆腐渣校園學童，還有接連不斷的校園屠殺到延綿不絕地打工青年們的跳樓自殺……這一切，都是六四殺害年輕人的結果和延續。因為當掌權者不再珍惜年輕人的生命，以屠殺孩子換來自己權力的「穩定」，那麼政權和社會也就不會保護孩子。六四無疑是毀滅中國年輕人的標記。 統治集團的掌權者只顧自己的權力，這23年他們以斂財和把財產、家人轉移國外為職志。他們又不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把權力魔掌伸向香港。中國的年輕人敢怒而不敢言。香港的年輕人奮起了，這是參加六四燭光集會的年輕人越來越多的原因。 中國的政治現實難令人樂觀，香港的政治也漸被中共的專權政治蠶食了。老一輩的民主大佬李柱銘退下後，接棒的中生代不成氣候，支持民主的市民無所適從。昨日有留言說：「含淚到維園的人，祇有雙重含淚。」但年輕人永遠是我們的希望，他們愛真理、擁正義，不怕苛政猛於虎。見證中國和香港未來的，不是如狼似虎的政權及其在香港的延伸，而是昨夜那感動全世界的燭光。

【信報轉載】審計署上周四（5月31日）發表報告，指特首曾蔭權任內外訪共五十五次，其中四十一晚入住當地頂級酒店最豪華的套房，部分入住理由極其荒謬，奢華程度令納稅人譁然和憤怒；同日，就曾蔭權接受富豪款待事件而成立的《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亦提交報告，指現在特首收受利益「冇王管」，建議有關行為應受制度監管，一旦違反便屬刑事罪行。 有報道指出，曾蔭權卸任後才是麻煩的開始，司法機構將調查他是否涉及貪污，全港市民且拭目以待。 曾蔭權於今年2月被傳媒揭發乘坐富豪遊艇出遊後，涉及接受款待和豪花公帑的「事迹」愈揭愈多；經歷了三個多月的廣泛報道，「貪曾」之名已深入民心，各傳媒也廣泛應用。 左媒取態不「保曾」 特區首長給審計署翻舊賬，理所當然成為焦點新聞，翌日出版的十七份華文報紙當中，只有三份並非以此作為頭條新聞，其中《蘋果》A1直擊六四民運人士方政成功入境；《成報》則把七十三周年報慶酒會放在最前；《香港經濟日報》是環球股市急凍、有新股煞停上市的消息。 按個別機構的取向而言，上述取材不難理解，尤其是《蘋果》每年都重點放在六四事件，如今有一位遭坦克輾斷雙腿的殘障民運人士現身，他就是活生生的歷史見證，份量重得把曾蔭權報道擠到下一版也屬合理。 在曾蔭權涉貪的報道中，有兩方面特別受行家關注，一是左派媒體的處理手法——到底是傾向護航抑或加以棒打。觀乎三大左報均以此作頭版，作出相當詳細的報道，行文之中並無偏袒，《大公報》頭版主稿的結尾提及「一般預計，本月14日的最後一次行政長官答問大會上，曾蔭權這兩件事將成為各政黨爭相追問的目標」。就像是連續劇的中段，提醒觀眾「好戲在後頭」，肯定不是偏幫了。 曾蔭權其後發表約三分鐘講話，當場「似哭非哭」向香港市民道歉，中國官方的新華社亦有報道相關消息，如實寫着：「曾蔭權為處事不當衷心致歉」。所謂處事不當，就是奢華的外訪花費。中國組記者認為，左報和新華社的做法，表明中央沒有「保曾」之意。 行家另一關注點是堆填區日報。眾所周知，曾蔭權涉貪事件是由暢銷報率先引爆，該報掌握了大量新聞材料，每每能比對手早着先機，可謂贏到盡；處於下風的堆填區日報亦努力趕上，其後爆料報道，正是記者努力不懈的結果。然而，該集團的老闆於3月底在報上論壇版撰文，劈頭便寫道：「曾蔭權受富豪遊艇夜宴招呼或在深圳租屋攞着數這事，這畢竟只是曾蔭權貪小便宜不慎跣倒，沒什麼大不了。我反而覺得這事傳媒過分渲染是被人利用了，包括在下的傳媒在內。在此我要向Donald講句沙冧」。 傳媒老闆竟向權貴「沙冧」 香港畢竟是中國人社會，老闆白紙黑字的文章，在下屬心目中就如「聖旨」，原來大篇幅報道曾蔭權涉貪，在老闆眼中看來「過分渲染」，還勞煩他要對新聞主角「沙冧」（即致歉）。記者往後處理相關報道時，難免背負了老闆文章的觀點，不知新聞該「開大開細」，很容易裏外不是人。因此，傳媒老闆實在應避免公開表達對權貴的看法，否則變相左右編輯自主，是為大忌也。 堆填區日報的老闆對曾蔭權表達了歉意，看法卻跟主流民意存在落差；上周五該報刊出審計署的報告時，突然棄廣泛流傳的「貪曾」不用，突兀地引入自創的「cheap曾」新用詞，遂引起港聞行家一陣討論——到底「貪」和「cheap」之間有何分別？ 大家普遍認為，「貪曾」在描述精準以至讀音方面，全都比「cheap曾」優勝，某親建制報章的記者更對號入座，覺得堆填區日報獨用「cheap曾」的新稱呼，是有偏幫曾蔭權之嫌。 須知道，貪是一種罪行，經調查和定罪可以罰款坐牢，就如台灣前陳水扁卸任後成為階下囚；cheap則有廉價之意，亦可指算死草的個性，雖不受歡迎但非犯法，兩者屬不同層次。曾蔭權的行為早已超越cheap的程度，他的貪婪是在「自己批准」下進行的，就算法律上未必可以究責，亦只是制度缺失中的漏網之魚，那正是市民感到氣憤而無力的泉源，作為傳媒有責任跟進追究。 說一個政治人物貪，是極大罪；說他cheap，是小罵大幫忙，把曾蔭權定性為「cheap曾」，反而能為其涉貪行為開脫，似與該報老闆指曾蔭權「只是貪小便宜不慎跣倒，沒什麼大不了」互相呼應，只差未有叫社會大眾對其包容而已。 一個新詞是否具有如此深層意義，外人難以確定，或許簡單點來看，不排除是個別機構想建立獨特稱謂，希望帶領潮流而已。至於是否眼高手低，須看大眾是否跟隨叫喚了。 六四，維園見！ 今天是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今年適逢特區政府換屆在即，政治低氣壓下，悼念氣氛顯得特別濃。政治組行家說，每逢5月底到六四前，追訪政要時幾乎必問六四看法，其中候任特首梁振英當年刊登廣告譴責中共屠殺中國人民，圖片近日又再由網民瘋傳，如今梁振英被記者追問對六四看法時，答案變成：「已說了很多，沒有補充。」 猶幸多間媒體選擇為六四真相不斷補充，早前《明報》報道《人民日報》前記者專程到深水埗看「六四紀念館」，揭示了良心報人在六四後的心路歷程；《有線》林建成則追訪坐牢二十二年的運領袖李旺陽，他在酷刑折磨下傷殘、失明、失聰，但被問及是否後悔時，仍然堅定地說：「為民主，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了國家早日進入民主社會，為了中國早日實現多黨制，我就是砍頭，也不回頭！」 昨天《蘋果日報》頭版刊登六四後坦克車駛進天安門廣場的情境，場面震撼，不少行家都憶起那年春夏之交的熱血感覺，那是許多記者入行的原點。有人選擇遺忘，更多人牢牢記住。今晚維園的燭光依舊點亮，人民不會忘記。

全球最大 国际土地交易公开资料库 于四月 发表 后，英国《卫报》“全球发展”博客 持续 关心这项议题。 其中提到在埃塞俄比亚，甘贝拉省居民被迫迁居至政府指定的村落，让外来者能够租用与开垦土地，甘贝拉也是国内最穷困的省份。 国内英文双周报《The Reporter》 指出 ，对于投资人取得大片土地从事商业农作，埃塞俄比亚政府已开始评鉴成效，尽管这可能是反土地掠夺运动的重要消息，这项决定却几乎未受到任何国际主流媒体重视。 作者皮尔斯（Fred Pearce）在新著《土地掠夺：非洲潜在革命》（The Land Grabbers: Africa's hidden revolution）中， 指称 土地掠夺对全球贫民冲击更甚气候变迁，皮尔斯在受访时 指出 ，贫民遭到迫迁时，历史与文化权利鲜少受到重视。   “土地母体”计划记录的土地交易国家 不过埃塞俄比亚一名官员 反驳 ： 对于外界批评土地租赁“对农场附近社区造成负面冲击”，一名农业部官员轻描淡写地表示，“政府非常强调这些投资不会对邻近社会遭成负面影响，未来也会持续加强这项原则。” 土地运动人士发起網絡连署，并透过Facebook与Twitter不断突显这项问题，一项针对美国及英国高层外交官的 连署书 写道： 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原住民权遭到长期公开严重侵犯，我非常关切此事，政府的“村庄化”方案强迫至少20万原住民离开祖先在甘贝拉省 的故土，搬迁至政府兴建的村落，尽管官方承诺，村庄里会提供更好的就业、教育及医疗机会，“人权观察”组织研究员在当地并未找到这些服务，反观这些村民因 为远离农田、森林与河川，面临饥荒危机。当地民众若发声质疑，经常遭到官方安全人员囚禁、虐待、强暴或恫吓；民众试图回到故乡，发现政府已将土地租借给外 国投资人，森林、农田、湿地都迅速遭到夷平，改种各类商业作物，如燃料作物、茶叶、香料、稻米、甘蔗，多数外销，环境遭受摧残与破坏后，更进一步危及原住 民粮食供应。 名为“ 阻止甘贝拉省土地掠夺 ”的Facebook群组写道： 这个空间供国际社会发声，关切埃塞俄比亚甘贝拉省土地掠夺问题，及其造成的人权侵害与环境毁坏问题。 土地掠夺 为争议性问题，意指国内外企业、政府与个人至开发中国家收购或租借大片土地。 校对： Soup 作者 Endalk · 译者 Leonard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巩胜利：中国“第二轮大投资”箭在弦上…… 进入专题 ： 中国 第二轮大投资    ● 巩胜利       【摘要】： 2012年5月23日，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表上半年报告称，调降中国今年增长预测至8.2%。这意味着全球第一速度的中国经济正在放慢速度，正在降温的中国经济今年将拖累整个东亚地区的增长，但北京方面仍有足够财政资源帮助策划、实施一场经济“软着陆”，并且应当考虑国家整体减税和提国民高福利支出。世行在最新《东亚经济半年报》中表示，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期将增长8.2%（低于此前预测的8.4%），然后在2013年回升至8.6%。这份报告称，中国增长放缓，可被视为一个可喜的迹象，说明经济增速从不可持续的水平有所下降，但指出目前的担忧是放缓可能过于剧烈、中国经济正面临60多年来少有的困境。中国（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不是财富集团，约占全球GDP的8%左右）经济若要继续前行，就必需兼容美国（全球第一大财富集团，约占全球GDP的32%）、欧盟（全球第二大财富集团，约占全球GDP的30%），与全球财富最集中的“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          中国经济已是全球继美国、欧盟之后的第三大经济体了。世界银行报告着重指出“反周期回应政策的负担应当落在财政政策上”报告表示。中国未来经济“旨在支持消费的财政措施，如针对性的减税、社会福利支出和其他社会支出，应当被列为重点。”世行发表这份报告之际，各方预期，在全球经济面对欧债危机和美国复苏乏力的敏感时刻，做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中国方面将采取更具刺激效果的政策。5月1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视察华中工业城市武汉及周围省市后、并部署表示，政府现在应当“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到5月31日，中国举世第二论大投资序幕已经拉开，只是与2008年10月中国中央政府以开天辟地4万亿大投资的方式不同而已。中国这一次大投资是以中央企业为主力，将比第一大投资更加难以预料和掌控。第（1）单是4月27日，陕西省政府与国务院国资委在北京签约37家央企总投资超过7000亿元（见2012年5月28日《中国经营报》B11版《央企7000亿元入陕》一文）；第（2）单是5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宣布央企在渝签约3506亿大利单（见2012年5月28日《中国经营报》B11版《张德江低调治渝渐入角色》一文）；第（3）单是5月31日， 中央政府第三次援疆工作会议结束，中国东部19个省市决定援疆投资3000亿（见5月30日20.05分中央电视一套《春天绽放》数据统计），而在此之前4月19日，中国央企援疆项目计划开工178个，总投资7243.15亿元（见4月20日新疆“亚心网”《今年央企拟开工178项援疆产业 总投资逾7000亿》一文）。2012年，由中国央企与19省市援疆两项，已超过1万亿之巨。          新疆、重庆、陕西等这三省市区大投资之和已经超过2万亿人民币之巨，相当于2008年中央政府4万亿大投资之一半。另外，中国还有28个省市自治区没有公布类似2012年的救市投资计划。5月30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参加第三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称：“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也在加大”。并表示，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坚持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方针。          Ⅰ）、中国经济高增长？          不过，世行不建议过于依赖银行放贷和基础设施投资来提振增长。中国官方报纸称，中国政府正采取行动，加快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而温家宝也表示将加大对国家重点在建项目的信贷投放。这是一个信号，也就是最后只有半年时间的胡温党政，依然想以“重大基础项目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和国内消费增加，相信中国三年来一直实施的这种靠投放货币、重大项目的经济策略已经没有可用武之地。其实，自2008年9月15日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中国除了当年出笼4万亿大投资之后，近4年来一直在进行“在建项目”的国有大投资。到2012年6月，中国式大投资，其实质已经没有多大拉动经济的现实意义，在未来五年、十年或更长时期——中国真正需要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是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经济稳定、发力、可持续的根源所在，否则靠“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拉动，将使中国经济衰退在所难免，任何国家面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都不会是无穷无尽，谁也无法阻挡、挽救这种“大投资”之后的周期性衰退。          5月22日，接受媒体采访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表示，2012年第二季中国经济增长(GDP)可能低于8%，若未能出台更多刺激措施，包括下调存贷款利率和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全年经济增长可能不到7%，低于温家宝总理3月政府工作报告预期的7.5%，但这依然是全球最高增速的国家经济体，与其一直悖论的是中国经济增速普遍与“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质量大相径庭、相差很远。          胡锦涛、温家宝任期将至，已经不可能有中国经济再杰出的“收官”之作了。          但在一定时期、一种周期性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大投资”之下，将可能败坏这个国家整体的人们生存、生活、延续的投资环境。2010年以来的这轮中国特色“大投资”，导致中国整体的“通货膨胀”达到60年来之最、公民购房达到近30年来置顶。2012年以来及下半年，中国经济还面临居民用电、自来水等“梯级”暴增的现实，但中国市场的电、水、气、油等等居民必需品依然远未到达中国式“市场经济改革”的位置，特别是这些国家垄断性企业的“竞争”根源匮乏，将使中国式“市场经济”走入一个“高成本”恶性循环的怪圈。          Ⅱ）、中国利率本源之治？          中国央行银行的货币降息减率，不是“市场经济地位国”的正常行为。以美欧国家为例，在全球金融海啸爆发的近4年中（2008年9月15日——2012年9月15日为整4年），美元降率只不过只有二、三次，到现在也一直维持在0.25%基准利率；欧元也只有四、五次，现在维持在基准利率为1%。而中国的货币利率等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等近4年来总共有40多次的升降，这都引起了中国经济上下的“大波动”、通货膨胀举高不下形成一定时期内的紊乱。一个国家的货币利率，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不是根源的，只能是一种辅助行为。而这个国家的财政、税收、系列收费等制度才是国家“高成本”运行的本源。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近20年来，还没有实施过一次如当年布什政府实施的国家整体降税策略，中国税赋、收费等成为全球大国中最高的国家。          中国金融货币的问题，是全球各国中最突出、最严重的。众所周知：自2008年9月15日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爆发后，中国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这段时间中国最高CPI从2010年8月份的同比6.2%回落至6.1%微降，年度总体CPI通胀率仍高于6%，中国通货膨胀创62年之最。根据中国央行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自1-10月底，中国新增贷款接近7万亿元。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规模更是高达近70万亿元（见2010年12月5日《南方都市报》A14版转自“新华述评”）历史之最，有尖端评论开天辟地的对第一次论道：“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币供应国”，而美国国家每一年生产产出高达14万亿多美元总产值，中国却只产出了5万亿多美元的总产值，一年的中国货币发行量多达美国的1.6倍，货币供应与产出是天与地之巨大差别，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之差，也许这就是中国“货币泛滥”—→“通货膨胀”的根源，是中国“通货膨胀”根源的重要成因，也体现了中国应对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的国家金融决策层策略不准确、甚至失误、更是前所未有的一种“人治”货币策略的重大悖论……          如今2012年的中国银行业经营的人民币，利润、成本之高举世罕见。中国国家货币市场被“四大家族”——国有工农中建银行垄断超过80%以上的中国市场。据2012年02月6日《广州日报》引述《法制日报》题目为《内地银行日赚6亿暴利超石油烟草 手续费7年增10倍》（同上）报道，中国银行业有三大灾难性收费为：⑴、大利差盘剥。中国的16家个公开上市银行披露，2011年前三个季度的净利差坐等收入超过1.2万亿元,占营业总收入80%。也就是说，不用干任何事，在中国银行业经营中就完成了其经营业务80%以上的总量，且这是全球其它银行中没有的“天上掉馅饼”的“嗟来之食”。⑵、手续费繁多。2003年银行收费项目仅300多种，而现在，据中国国家有关方面制定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所列举出的收费项目多达3000种，7年时间增加了10倍。⑶、银行暴利。“整个银行业这些年数字确实非常靓丽。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仅靠以上三招中国国家的“游戏规则”规定收费“盈利”，中国银行业的运行成本成全球之最。中国货币成中国公民的众矢之的。          Ⅲ）、中国成本高企怎么办？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以该年鉴数据为基数，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其中，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见2011年6月29日 9 版《 中国青年报 》《挣得比美国少，物价比美国高，为啥？》一文，作者 林衍），这几乎是全球大国中最高成本的经济、商业贸易运行。          世行报告表示“在设计回应政策时，应当顾及较长期的效果和目标”。“相对于以往，财政刺激最好能够降低信贷推动的程度、地方政府出资的程度、以及以基础设施为导向的程度。”这是中国经济囿过去的“高成本”转换大市场向降低成本运行的一种大趋势。          在货币政策方面，报告还建议中国首先考虑进一步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支持增长，从而将降息作为后备手段，仅在形势恶化超过预期的情景下动用。中国货币的利率，还无法与美元、欧元等利率国家管理可比性而一较高下，需要深层“自由浮动”利率的建树。基于此，中国利率、货币国际化之路还遥不可及。          此次世行半年报告称，北京方面的行政政策迄今在冷却房地产业方面是有帮助的，但呼吁“分阶段废止（这些政策非“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改用基于市场经济的措施”，提高资金成本，并为中国投资者提供别的投资机会。就较长期而言，中国需要使经济增长更稳健、更可持续，具体手段包括：鼓励企业间加大竞争、发展人力资源，以及从低成本转向更高价值的生产；“竞争环境”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要害所在，应降低国有大型企业在大市场上的垄断，以提升竞争环境为政策要义。          “投资率已经处于极高水平，无法在不造成负面社会及环境后果的情况下进一步大幅提高”这是世行报告的一种警示。报告称，中国经济减速，预期将在相当大程度上导致东亚发展中国家今年经济增长降至7.6%，低于2011年的8.2%。世行对中国增长预测的下调，与经合组织(OECD)的最新预测吻合，后者是在周二（5月22日）发布预测的。          2012年5月30日新华社发表文章称：《中国不会再推大规模刺激计划》报道称，中国政府的“稳增长”政策措施不会重复三年前大规模刺激计划的老路。新华社在这篇分析性文章中指出，中国政府的意图很明显，不会再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为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已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批准部分大型项目、进行税制改革和提供专项的家电购买补贴。新华社表示，中国政府“稳增长”政策措施的规模、力度和方向均明显不同于2008年底和2009年初急速推出的以基建和投资项目为主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推出了最初被称为人民币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以支撑经济发展。而该计划下的实际支出可能远远超过4万亿元。新华社表示，政府不会重复三年前“保增长”刺激计划的老路，尤其是要避免出现效率低下的投资和资产泡沫，以及令人担忧的通胀重新抬头趋势。          而2012年，中国主要途径是保持合理的全社会投资规模，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中国国家和发展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加快了投资项目审批速度，包括广东、广西的大钢铁项目等等。有著名国际经济学家由此而担心，特别是央企的这轮过度大投资可能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加重，中国通胀将再次风起云涌创高峰，可能比中央政府的4万亿大投资更加猛烈、更难以操控、更加难以平衡。特别是，囿中国国家发改委（有“小国务院”之称）主导的这新一轮大投资，此举对银行放贷总量也更加有影响更令人担忧。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进入专题： 中国 第二轮大投资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02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发展经济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所有国民摆脱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疑虑，让人们生活得更体面、更祥和、更幸福。实现这个目标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公平分配社会财富。我们所说的“公平分配”不是“平均分配”，而是切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由于GDP只统计最终产品（即由消费者购买的产品），这样，对提供产品的人来说，产品进入市场、销售出去就有了收入，因此，GDP也代表社会总收入。实际上，统计GDP可以直接统计居民个人、政府和企业三个部门的收入总和，这与按产出值统计结果是一致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我国GDP为471564亿元，这就是2011年中国全社会生产出来的财富“蛋糕”。 　　我们先看看政府从这个“蛋糕”上切走了多大一块。据财政部的数据，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是103740亿元，其中个人所得税为6054亿元。由于个人所得税计算在居民个人收入里，因此，要把它从财政收入里剔除，政府分得的“蛋糕”为103740亿－6054亿=97686亿元，占GDP的21%。 　　我们接着分析居民个人从“蛋糕”上切走了多大一块。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5月29日发布的最新数据，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2452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 　　同是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人数为1.23亿人，工资总额为42452×1.23亿≈52216亿元。剩余的3.5914亿－1.23亿=2.3614亿人应该是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为24556×2.3614亿≈57987亿元。这样，我们得出城镇职工工资总额为52216亿?57987亿=110203亿元。 　　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农村人口6.5656亿人，由此我们可以计算出农村户口劳动者（含2.5278亿农民工）总收入为6977×6.5656亿≈45808亿元。 　　于是，我们可算出2011年全国7.642亿从业人员的总收入为110203亿?45808亿=156011亿元，占GDP的33%，月平均工资（收入）为156011亿÷7.642亿÷12≈1701元，仅相当于卢森堡熟练工人法定月最低工资标准的1/10。 　　“蛋糕”被政府和劳动者切走后剩下的就是企业的，企业分得471564亿－97686亿－156011亿=217867亿元，占GDP的46%。 　　在此需向读者说明，GDP是生产“毛值”，固定资产折旧没有剔除。由于本文主要讨论劳动报酬，没有把固定资产折旧部分抽出来单独分析，因为那样会占用很大的篇幅。考虑到政府、居民个人和企业都有固定资产折旧，因此，不分析固定资产折旧对这三个部门分得的社会财富比例影响不会太大。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报告，欧洲国家从1980年以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一直在63%以上，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甚至高达70%。从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只是欧洲国家的一半。可见，中国分配格局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份额过小，财产收入份额过大。 　　劳动报酬份额过小的原因是法定最低工资标准过低。这几年，虽然各地连续上调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但仍与国际标准相差甚远。截至2012年4月底，中国32个省、市、自治区的法定月最低工资标准平均为1084元，最低的海南省仅为830元。我们可以把830元看作是全国的月最低工资标准。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34999元，年最低工资仅是人均GDP的28%。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年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世界平均为60%，我们的最低工资标准还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由于私营企业雇主大多倾向于用最低工资雇工，法定最低工资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必然就低。目前，领取较高工资的中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人数为1.23亿人，仅占7.642亿从业人员的16%，也就是说，中国84%的劳动者收入过低。 　　最低工资标准是全社会收入分配的“总阀门”，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把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国际平均水平，即年最低工资标准应是人均GPD的60%，也就是34999×0.6≈20999元，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750元。 　　根据国际经验，制定了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市场上“看不见的手”会把全社会劳动者的平均工资配置在最低工资的2倍上，即3500元。这样，中国劳动者总报酬为320964亿元，占GDP的比重为68%，我国劳动报酬自然就与国际接上了轨。实际上，现在全国月最低工资为830元，全国月平均工资为1701元，全国平均工资也约最低工资标准的2倍。 　　在提高最低工资的同时，还必须限制高工资，不然大家都按一个百分比涨薪，收入分配差距会越拉越大。对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来说，其工资标准要紧盯私营企业，且不得超过私营企业，并对高级雇员的工资封顶（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封顶工资是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5倍）。 　　对农民来说，政府要通过农业基础建设投入、农产品价格保护机制和货币直补方式加大“三农”扶持力度，尽快缩小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 　　总之，收入分配改革必须首先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到世界平均水平，然后对全国从业人员工资“提低限高”，缩小差距。同时，要建立可比性工资制度，把全国所有从业人员（包括农民）放在一个收入分配体系内通盘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