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

自由亚洲|穆迪调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中国官媒强烈反弹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调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引发中国官方强烈反弹。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接连批判穆迪“没有远见,恶意唱衰”,引发热议。有评论认为,中国官方的过激反应是因为在现有体制下,中共掌管一切,穆迪此举在中国当局的眼中等同批评中共管治不力。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日前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穆迪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下降,政府债务不断上升,经济改革不确定等因素,会令中国的经济增长显著放缓。与此同时,穆迪还将中国的8间保险公司,25间非保险金融机构,38间国有企业的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穆迪的做法没有远见,将来实践会证明它是错误的。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胡星斗3月4日向本台表示,中国官方与穆迪之间的“分歧”,最主要的原因是两者的标准不同。穆迪的评级是以一个完全市场化的经济体标准来衡量,不过中国的经济中,政府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然目前中国的债务问题是严重的,包括地方政府债、公司债,如果按照市场的标准,有可能中国处于比较危险的状况。但我们要看到中国是一个政府强有力的这样一个经济体,中央政府最后会为债务风险兜底,中央政府有种种的办法来化解债务危机。所以政府控制的经济也有它的好处,能够应对危机。而穆迪所发表的(评级)是按照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来预测风险。”另一方面,穆迪的举动也引发中国官媒强烈反弹。新华网连续两天发文怒批穆迪。新华网3月3日的评论文章称,穆迪作为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却长期干着损害自己信用和操守的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主权债务评级奉行双重标准。一方面对前者“苛刻”;一方面对后者“放松”。这种因人而异的选择性评级标准,只会透支其公信力和影响力,令其有关指标前瞻世界经济的权威性大打折扣。评论还说,在中国财政状况风险可控、保持良好的情况下,穆迪却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下调,不得不让人怀疑,穆迪是否也加入了“恶意唱衰中国经济”的阵营,想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信心。有网民调侃道:现在不是流行封号吗?去把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给封了,它就不说负面了。网民“蒋宏晨”感叹:何必呢,就是个商业机构评级而已,某些媒体还预测4000点是牛市起点呢。网民“段段”则认为: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弄好,让它的评级出现失误,失去公信力,而不是一开始就嚷嚷人家错了。河北资深媒体人朱欣欣3月4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由于中国是一党专政,共产党管制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穆迪此举在中国当局的眼中等同批评中共管治不力,“在这个专制国家,统治者就相当于无限责任公司。既然是无限责任公司,那他就要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和他统治的合法性有关,最大的特点就是泛政治化。经济问题、文化问题、道德问题在他看来都是政治问题。所以穆迪这个机构对中国只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评估,可是新华社就对他们的评价恶意揣摹人家的所谓动机,说参与了唱衰中国经济的行为,实际上他的本意并不是维护中国如何如何,实际上是维护中共形象,实际上背后他认为是打击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威胁了中共的政治统治,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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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辞职

曾多次在政协会议提案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近日辞职。据报,被称为广东“公示财产”第一人的范松青因公示财产提案“坏了官场的潜规则”,是被迫辞职。对此,官方解释是范松青“因年龄问题”辞职。范松青周二接受本台查询时,以“不便接受采访”理由婉拒。2013年1月,范松青在广州政协全会期间提交有关提案,并率先向媒体公布收入、自家房产等。因为这次公开,其妻子、女儿到现在还埋怨他是“吃地沟油的命,操总书记的心”。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认为:“目前的中国是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也是一个清官会被排挤出场的社会。因为整个官场,大多数人都浑浊不堪,很多人都有不明来源的财产。所以你要是提出财产公示,肯定是触犯了众怒。腐败是产生于特权体制,他并不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上,所说的平等,他这个体制的特点就是一切强调特权,这种特权导致法制被破坏,也就导致严重的贪污腐败。所以他(范松青)一个人想跟整个的特权体制相对抗,他当然只能是被辞职或下台的命运,我们学者也是一样”。胡星斗说,实际上,范松青是在拯救中共体制:“所以像贺卫方也被特权体制点名批判,反腐败实际上是缘木求鱼,如果想真正的反腐败,你就从公开财产开始。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在瓜分中国,他是一个国家衰弱的根源,目前中国正面临着分利集团化,在掏空中国。这位政协副秘书长希望拯救这个体制,希望官员公开财产,他只能做堂吉柯德”。(责编:胡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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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推出研究版《2050年中国宪法》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推出研究版《2050年中国宪法》, 其中特别强调保障中国公民权利。 胡星斗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中国要成为现代国家,就必须实行宪政。他认为恰恰是宪政,才可以确保所有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执政党的安全。《2050年中国宪法》既吸收了西方民主宪政的长处,又结合了中国文化的优点, “就像我在《中国宪法》的原则中所讲的,组成国家的原则当中就包括合和、仁爱精神,当然也包括人权民主自由这些精神,但是也包括仁爱合和这样的中国价值,我强调在过渡阶段,从现在到2050年,要尊重现在的社会秩序,在执政党能够推进宪政的前提下,尊重执政党的权威,在中国不动乱,不分裂的情况下,逐渐通过改革来建立现代国家制度。” 胡星斗教授说,他推出的这个宪法是试图融合一些左的和右的观点,融合理想与现实。他认为,中国的宪政可以走新加坡的道路, “可以说,这些国家和地区它没有什么民主,或者说民主很少,但是它有宪政和法制,因此未来的中国也是一样,不应该优先推行民主,而是优先推行宪政和法政,当然民主和法制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民主可以滞后一点,先实行宪政和法制。” 胡星斗教授说,在他的宪法中,他没有直接讲西方的三权分立, “我强调的是要体现对权力的制约,对公权力的各种监督,监督机构包括国会议会,宪法、法院、新闻媒体,包括公民的监督,体现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至于叫几权分立并不重要,你可以五权分立,重要的是对权力要有制约。” 胡星斗推出他的宪政新书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先后于8月5日、6日、7日发表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钟成的3篇文章《“宪政”本质上是一种舆论战武器》、《美国宪政的名不副实》以及《在中国搞所谓宪政只能是缘木求鱼》。胡星斗教授对此表示, “这些文章都是为某个利益集团说话的,我的《2050年中国宪法》是独立的学术研究,是我的宪政经济学的一部分,当然在目前的中国可能不能一下子实现宪政,因此,在过渡阶段,我提出我们可以实行宪政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完全的宪政。不能够一蹴而就,但是目标是明确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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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红卫兵道歉促“文革”再反思

自《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6期刊登“文革”时期一个红卫兵的道歉广告以来,《南方周末》、《潇湘晨报》、《新京报》等媒体先后刊发红卫兵的忏悔故事。 (德国之声中文网)8月7日出版的《新京报》讲述了一个女人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179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表达了批评毛泽东、支持刘少奇的意见,被丈夫张月升和儿子张红兵举报,两个月后被枪决。 张红兵回忆说,他和父亲在举报说,就知道母亲将被枪毙。他眼睁睁看着”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但他当时并不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 直到中共批判”四人帮”之后,张红兵才直到自己错了,开始了内心的痛苦挣扎,最近决定公开忏悔。 今年第6期的《炎黄春秋》杂志刊发的一则”郑重道歉”广告,”文革”中的红卫兵刘伯勤通过广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在道歉广告中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6月20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刊登文章《我也来道个歉》,作者宋继超为河北邯郸市委宣传部退休干部,称读了刘伯勤的道歉广告后百感交集,也想道个歉,”跟初中时的语文老师郭楷说声对不起”。他在1966年揭发郭楷老师的”反动言论”,导致其遭受批斗,备受磨难,未满60岁就离世了。 7月20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再次报道,北京文化研究者王克明历时5年,遍访民间,搜寻了一份”文革”忏悔者的名单,共计32人。这些昔日的作恶者选择写下罪行,准备结集出版,以寻求宽恕。 7月27日出版的《潇湘晨报》报道,湖南退休教师温庆福登报就”文革”中参与批斗同事致歉。今年已经87岁的张琼英,曾是益阳市三中教师,”文革”中受到抓捕和批斗,温庆福是参与者之一。 张红兵因母亲在家中表达了批评毛泽东、支持刘少奇的意见而告发她,母亲两个月后被枪决 反思”文革”,前进还是后退? 历史学者、《炎黄春秋》编委雷颐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浩劫,中共在历史文件中已予以否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对”文革”有过一阵反思,但是还没有深入即被中止。现在研究”文革”受到很大的限制,相关书籍必须报批才能出版。这导致人们对”文革”逐渐淡忘,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历史真相。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将文革定性为”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是,官方一直压制对于”文革”的深入反思。雷颐说,官方否定”文革”,是希望大家忘掉历史,不再计较,”往前看”,只是抽象地反思,具体的罪恶很难说出。 雷颐说,很多人写”文革”回忆,不是为了忏悔,而是为自己辩解。因此这些个人忏悔很有意义。它们和制度反思可以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他希望能通过个人忏悔激发集体反思。 2013年1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讲话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习近平对毛泽东时期的肯定,被外界质疑为”文革”翻案。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批评说,”新领导人肯定前三十年,对整个国家存在危险,因为当前中共对毛时代的错误反省不够,毛时代的种种错误至今没有公开披露检讨”,”‘文革’从来没有结束过,不仅在重庆重演,目前社会很多做法也都是沿袭文革做法,比如人治、发文件治理、个人崇拜等”。 红卫兵的忏悔故事在中国网络上激起很大的反响。作家章诒和对此现象的评论被多次引用:”这种对生身父母的无情与绝决,对政治、对政治运动的向往与狂热,都是毛泽东以革命的名义捉弄孩子,扭折天性的结果。” 有人进行更加深入的反思,网民”咖啡甜甜的”说:”是谁把好好的人变成了畜牲不如的东西?文革当然是一个因素,但仅仅是文革吗?即使文革前流行的革命价值观,从本质上,都是反人性的”。 网络上也有很多人肯定”文革”的声音。一个叫”帅哥叮当当”的人在新浪微博发表了很多评论,认为”文革”被人歪曲了,事实是那时候老百姓日子很好过,当官的受到监督,都很客气。方忠谋错在”介入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恩怨,我不表同情”。 雷颐认为,在反思”文革”的问题上,中国面临往前走还是向后退的问题。 作者:张平 责编: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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