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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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胡杰印象

胡杰好相貌,方正脸,络腮胡,目光清亮。如今殊难遇到这样的汉子,一见之下,便知道拿他没办法:他要是认定一事,是会非要做下去、做成功的。早先的革命电影里,革命者大致是胡杰的样子,刚毅而平和,我以为那是演员的缘故,见了胡杰,原来真有这等人。 那年他为民间艺术的什么话题,找我访了片刻。我喜欢他的要言不烦,语音平缓,心里坚贞的人,会是这样静静的说话。临走他留下他所拍摄的记录片《林昭》。夜里我看那碟片,看得无话可说,一边想,这就是白天来的那位男人制作,狠对。...

李公明 | 把光打在大地上:胡杰版画展

展览中有一组作品叫《要有光》,胡杰说,“不光你自己的心里要有光,还要把它打在大地上。” 在中国独立记录片的圈子里,“胡杰”这个名字掷地有声。 他拍摄的记录片是中国独立记录片运动的里程碑。较少人知道的是,胡杰是从圆明园画家村走出来的。 他一手提着摄影机,一手拿着画笔,拍记录片和画画在他而言,只是工作的方式不同而已;相同的是,关注历史、贴近现实,传播爱心与希望。

纽约时报|在中国遭到隐匿的历史:采访纪录片制片人胡杰

胡杰是最值得关注的中国制片人之一,尽管他的作品在中国始终没有公映。他以关于毛泽东时代的三部曲闻名,其中,《寻找林昭的灵魂》(2004)讲述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一位拒绝撤回对共产党的批评的女基督徒的故事;《我虽死去》(2007)记录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学生群殴致死的一位教师的故事;而《星火》(2013)则讲述了在1960年出版的一个地下刊物的命运,该刊试图揭露导致三千万人死于饥馑的大跃进。最近,57岁的胡杰创作了一组关于大饥荒的木刻版画。这组版画是基于他为制作《星火》而进行采访时创作的绘画作品。这组作品原定于去年在天津进行首展,但是由于其争议性,展览在开始两天后停办。

【CDTV】我雖死去(Though I Was Dead)

卞仲耘是文革開始初期第一個被打死的校長,她的丈夫冒著危險,拍攝了她的遺照,並將她的血衣保存至今。四十年後,這位老人講述自己和妻子投身革命的經歷。導演還訪問了卞的女兒、學生和同事,通過不同的方式,追溯當年的經過。 胡杰 Director: 胡杰

爱思想 | 胡杰:论权力的权利性

  【摘要】作为理性与意志的复合体,权力的本性中含有一种扩张倾向。权力的历史和发展规律是理性因素不断增加、意志因素不断克减。权利性是权力的价值属性,其意蕴是指权力的内在属性中包含了权利的价值指向与功能,权力的起源、运行与发展过程均受到了其指导与规制。从权力与权利的共生结构关系中可以寻找权力的权利性之生成逻辑。研究权力的权利性可以证明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促进权力的规范运行、树立权责一体的价值观念。   【关键词】权力;权利;主体间性;权力的权利性   “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基本的概念,犹如在物理学上能量是基本概念一样”。[1] 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和核心概念,古往今来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权力进行着学理界定与描述,并结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权力的理论界定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对这一问题所付诸的持续不断的关注和研究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学术价值。个中原因无疑是与权力在社会生活与国家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及其发挥的特殊功能存在着紧密的相关性。作为与社会须臾不可分离的基本现象,权力的出现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存在密切的关联,权力的生存样态也是表征社会基本态势的概念和标本。作为保障人类权利和自由的必要手段,权力由于其强大的能量而极有可能演变为对人类自由和权利的最大威胁,历史和当下的实践已经充分证实了这种可能性和现实性。基于此,对权力的规范与制约始终是权力理论和实践的关键和主题。传统的研究路径是,通过制度层面的约束对权力进行规范性导引,以此将权力纳入可控的模式和结构中。这种路径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实践价值。然而,对权力进行制约和规范的理论的逻辑起点应当是权力概念及其价值本性。只有在本源层面对权力的价值属性作出合理且清晰的描述之后,才有可能为权力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和完善提供精神支持与价值指引。基于此,我们回归到权力概念的本源,并提出权力应当具有权利性这一观点,在廓清其基本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释明权力的权利性之生成逻辑与实践意义。   一、权力是理性与意志的复合体   纵观权力概念的历史脉络便不难发现,社会学家或从社会学层面对权力所作的界定与说明占据了权力理论学说史的主流地位。韦伯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的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2]韦伯的定义强调的是一种强力或强权意志对他人的支配性控制,这种支配性控制具有排除他人意志的功能。在帕森斯那里,“权力就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保证在一个由集体组织构成的系统中,各个单位在根据有约束力的义务与集体目标的关系而授予这类义务以合法地位时,能够履行这些义务,并在拒不履行义务的地方,有一种消极情境制裁来实施而不论实际的实施机构是什么的推断”。[3] 其权力概念侧重于在组织结构中来描述和理解权力,并为权力的运行注入了义务的要素,由此就增添了对权力自身合法性的考量。卢克斯指出,“当一般意义上的‘权力’被用于社会生活的时候,它涉及到社会行动者的能力,这些行动者可能是不同形式的个人或者集体。进一步,人类的权力通常是由于行动者选择作出某些行为而被激活的能力,同时它也可以是行动者可能拥有的与他们的意愿无关的被动的权力”。[4] 这是一种三向度的权力观,其核心要点在于通过“真正利益”与“主观利益”的区分来理解利益,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相应的权力概念。[5]   一般认为,社会学层面的权力界定或描述更多地偏重于权力行使的实际结果与实际影响,这种权力界定范式倾向于从描述的层面对权力关系做单一化的处理。“这种社会实证方法所观察的权力现象是事实上存在的权力而不是应然意义上的权力。”[6]较之于社会学的表达范式,法学层面的范式则更侧重于权力获得的过程或形式正当性的来源,亦即不仅寻求权力合理的社会表达,更倾向于勾连出权力与法律之间的共生关系。《布莱克法律大辞典》对权力的释义是: “1.

爱思想 | 王友琴:文革历史写作的主要分歧

王友琴:文革历史写作的主要分歧 进入专题 : 文革 历史写作    ● 王友琴 ( 进入专栏 )        引言:被封锁的纪念网站          2000年10月,笔者做了“中国文革受难者网上纪念园”网站(www.chinese-memorial.org),记录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通过多年研究并采访上千名亲历文革者,笔者写出了数百个文革受难者的故事并把它们放在网页上。受难者的名字以拼音为序,点击名字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个人信息,如年龄、职业、死亡地点和日期,以及受到怎样的迫害而死亡或经过怎样的拷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的细节。     在中国,即使那时使用电脑互联网的条件远不如今天,也有许多读者访问了笔者的网站。很快笔者就每星期都会收到一些电子信件。大多数读者称赞这项工作意义重大,有的还主动提供帮助。然而,2002年3月,网站运行17个月后,北京当局封锁了它,在中国境内的读者再也不能浏览它了。     为什么要封锁这样一个仅仅包含受难者的名字和生平的纪念网站?中国领导人早在1979年就宣布了为所有这些文革受难者平反,现在当局从这一网站的信息中发现了什么危害性?文革历史写作由于缺乏关于受难者的记录而遭到了多少歪曲?在笔者应邀开始写这篇关于文革的“官方历史和平行历史”的文章之前,这些由网站被封锁而引发的问题已经在笔者脑子里盘旋多年。     本文的主要论点是:记载受难者是写作文革历史的关键问题;是否写入受难者,表现了被准许出版的“官方历史”和不能通过官方审查因而也就不能在中国出版的“平行历史”之间的主要分歧。迄今为止,还没有学术论文来分析文革历史写作中叉开的这两支的区别何在。由于控制着互联网和媒体的当局已经表现出其“敏感”并诉诸于压制受难者的声音,对此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就更为必要。笔者将从事实、解释和方法三个方面来讨论文革历史中的受难者。20多年来笔者所收集的文献和所作的调查访谈,以及过去几十年来关于文革的历史记载如何形成的实际情况,是本文讨论的基础。           事实:遗弃还是记载受难者     找出普通受难者的姓名          大量的人在文革中死于迫害。他们大多数死在自己的工作单位,而不是死在遥远的集中营里。他们在“斗争会”上受到攻击,在毛泽东主张的“群众专政”下被害死1。在文革中杀戮从来不是秘密,而是恐吓公众并使之屈服的手段。事实上,遍布各处的无情镇压是文革中几乎没有人能公开抗拒文革的主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死亡两年后,中国领导人开始逐渐给文革受难者平反,并付给每个受难者家庭420元钱(约相当于那个时候一般人年工资收入的一半)。然而,新领导人没有公布受难者的名单,也不准普通研究者查阅统计数字和档案资料,尽管实际上每个单位的“政工部门”都按照规定给他们的每个工作人员保存着档案资料。此外,权力当局严格控制官方出版社(在中国不存在非官方出版社),禁止出版关于文革的书或文章。例如,北京《东方》杂志为文革30周年在1996年5月号上汇编了一组有关文章。然而,这期杂志刚完成装订,命令就下来了,编辑部被要求销毁已经印好的刊物,去掉这组文章,重新编印这一期。虽然编辑们执行了命令,但是此后不久这个杂志仍然被永久性地关闭了。有关文革的调查和出版,虽然不是全然无可能,却极其困难。许多作者明白这点以后就放弃了这个题目。     2002年纪念网站在中国大陆被查封以后,笔者继续发展这个网站,并增加了更多内容。2004年,笔者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中文书,570页,书名是《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访谈实录》2,在这本书里,笔者写出了659名受难者的悲惨故事,写出了他们在何时何地如何死亡的细节。这些受难者包括教师、作家、医生、农民、工人、低级和高级干部,以及上岁数的家庭妇女。这是第一本使用了第一手的调查访谈材料写成的关于文革受难者的专书。在为这本书作的序3中,罗德里克o麦克法夸尔教授写道:     在这本书里,王教授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朝着使中国人正视其近期历史的方向。经过她的长期刻苦的努力,无疑还遇到过大量的挫折和阻碍,她揭开了蒙在暴力上的面纱,特别是在她界定为文革中最残忍的两个时期中的暴力。这两个时期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1966年夏天,以及由“革命委员会”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1968年冬天。在书中,她一个接一个地详细描述了数百名受难者的命运,希望以此种方式确保他们将不会被遗忘。     笔者的书记下名字的659名受难者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死于文革的这两个主要运动中。这两个主要运动由无数残酷的迫害组成,这些全国性的迫害行动都是在毛泽东明确而详细的指示下进行的。     除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姓名索引,笔者的书还提供了受难者死亡地点的索引。尽管笔者查明的受难者名字只有数百个,但这些已经掌握的资料表明了受难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有多么高。例如,在总共有116个工作人员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10名教职员工死于迫害,还有一个校外人员在校园里被毒打致死4。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和4名教师被迫害而死,两个校外居民在校园里被打死,还有7名教职员工的配偶受迫害致死5。在四川省井研县农村的马踏乡中学,总共30个教职员工中有两名教师受迫害致死6。在北京大学,63名受难者受迫害致死7。清华大学受难者的数字是58人8。此外,笔者的调查发现暴力迫害发生在每个调查所及的工作单位,没有一个例外9。一个研究者能够查明的受难者人数是有限的。然而,如果把笔者发现的受难者的比例用于当时整个中国的劳动人口,受难者的总数将以数百万计。     对笔者书中记录的大多数受难者,无论在文革期间还是文革之后,官方媒体都从来没有作过报道。1999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列出了一份文革受难者的名单。这个名单是从中国1978年至1999年出版的书籍和论文中得出的10。虽然对文革结束后的23年中的出版物作了相当全面的搜索,这份名单却仅仅收录了69个受难者的姓名,他们都是高级干部或社会名人。这个数字仅稍稍高于笔者写出的北京大学的受难者人数。     在文革期间,中国报纸和杂志每天用大字标题来报道文革的驱动力量如“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在全国的活动,但对暴力和杀戮却一字不提。那时中国当局出版的报纸、杂志和纪录片中全是这样的画面:百万名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青少年游行通过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与红卫兵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握手,背景则是红墙、红旗、红色标语和毛泽东的小红书。欢呼雀跃的年轻红卫兵成为广泛宣播的革命的标志性形象。媒体没有报道革命的血腥的一面:大批被划入“阶级敌人”类别的教师和居民,以及许多出身于所谓“黑五类”家庭的学生,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殴打,伤害,甚至被殴打致死11。文革期间另一个不被报道的死亡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之死。他经历了三年监禁和折磨之后,在1969年去世,但他的死亡消息直到1980年才向中国人民公布,那年中共新领导人决定为他平反。     暴力不但在发生的时候没有被报道,在因毛泽东死亡而文革结束以及新统治建立之后也仍如此。在1978年至1979年,在毛泽东的死亡导致党的内部圈子结束并否定文革之后,中国媒体才谨慎地开始提到一些级别很高的或者很有名的受难者,作为一种为他们恢复名誉的方式。但是这些文章很少写到受难者受到了什么样的迫害以及他们是如何被杀害的。受难者只是被简单地描述为“好同志”,“忠于党”,被“林彪集团”、“四人帮”迫害而死。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有级别在副部级或以上的受难者才可以刊登在国家级的报纸上。           有偏向有选择的官方历史          中国的新权力当局否定文革以后,三本文革通史专书分别在1986年、1988年和1993年由官方出版。这三本书都把文革作为一个负面事件来加以描述,但是对于普通人遭受的残酷迫害,三本书都没有提供相关细节。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12是第一本关于文革的全面历史的书。事实上,这本书不能被视为“出版”了的。1986年10月,在这本书被送到书店出售之前,原北京工业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谭力夫就投诉到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那里,导致胡耀邦要求制止这本书的传播以“保持安定团结”。据说,那时候出版社已经印刷了60万本,面临巨大的财产损失。(后来允许这本书在指定的政府机关“内部”出售,但一直不能公开发行出售。)3个月后,1987年1月7日,胡耀邦辞职,正像1964年发生的赫鲁晓夫在批准出版亚历山大o索尔仁尼琴关于集中营的著作两年以后被迫辞职的事情一样。作者高皋和严家其是一对夫妇,严家其那时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的所长。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他们逃离中国。2007年春天,一名年轻读者来信告诉笔者,他刚刚在中国以10元价格买了这本书的装订质量很差的盗版本。     在三本文革通史书中,高皋、严家其的书是唯一提到了普通人受难者的姓名的。这本书在“崛起的红卫兵运动”一章中提到了退休老校工徐霈田和中学生王光华这两个名字13。徐和王都是在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设在该校音乐教室的监狱里被打死的。北京第六中学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中南海仅隔一条马路,距离天安门广场也只有几百米远。徐霈田被不实地指控为1949年前是人力车铺业主。王光华的家人在1949年前拥有小生意,所以不准他加入红卫兵,但他不服从红卫兵的命令,参加了到外省的“革命大串联”。事实上,还有第三人也在这座校园监狱中被杀害,他叫何汉成14,一个老人,在学校附近拥有几处出租的房屋。因为何汉成算是一个“资本家”,所以这本书中没有提到何汉成的死亡。     第二本书是《大动乱的年代》15,王年一著,自1988年出版后一直可以在国营书店看到。此书多次重印,并在2005年发行了新修订版。这本书没有提到任何死于1966年夏天北京红卫兵暴力的教育工作者,具体写到的只是“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了阴阳头”16。后来笔者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了王年一书中这一表述的严重疏漏,并举出了11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作为证据17。在2001年发表的内容有所增补的这篇文章的英文新版本中18,笔者列出了30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以及一些遭到折磨和凌辱后自杀的人的名字。     王年一没有对笔者的批评作出回应,在他2005年的新版中也未对笔者指出的失实描写作出改动。他在书中用了两页为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暴力事件辩护,而对受难者的描述只有一句话:“据统计,在1966年8、9月北京市打死1000多人。”19这个句子在文法上不通。动词“打”没有主语。这是在有意避免提及打死人的凶手。事实上,关于红卫兵在北京造成的死亡,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是1772,出现在关于文革的第三本正式出版的书上,作者金春明。     另外,王年一把1772这个数字轻描淡写地缩减为“1000多人”,而不是人们通常会说的“1700多人”。他和金春明都来自中国最权威的机构--中共中央党校(金春明)和国防大学(王年一),并有从党内文件中接触数据的机会,但是提到这个数字的时候都只是简单的一句,没有作进一步评论。他们都没有问:谁被打死了?谁打死了他们?只写一句话,好像1772人在北京被打死是无需加以说明的小事一桩。     金春明的书《“文化大革命”史稿》20像前两本书一样,主要是描述文革期间中国媒体已报道的事件,但是对那些事件作了与以前不同的结论。比如,文革中被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派”的刘少奇案在金的书中被写成“最大冤案”。作者将刘少奇的死归结为毛泽东相信了刘是“叛徒”的假证言,仿佛毛泽东是个天真的孩子21。书中没有提到“清理阶级队伍”这一毛泽东发动的“运动”,一半以上的文革受难者死于这个使无数人的身体和精神饱受虐待的运动。王年一在其648页长的书中只用了两页的篇幅写这个“运动”,但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受难者的名字。     1999年,上下两册长达1555页的《文革档案》作为《共和国辉煌50年》总题目下的第三卷书出版22。这本书由一组作者集体写成,篇幅有上面写到的各本文革通史书的三倍长。它没有提到1966年夏天北京红卫兵打死过普通人,更没有引用“1772”这个上文讨论过的被红卫兵打死的北京人的数字。自1980年代后期始,各县各省出版了一大批新的地方志,许多大学和中小学校也编撰了学校的历史。他们是怎样处理文革十年的呢?     1999年出版的北京市《西城区志》23只列出该区4名死亡的中学校长的姓名,没有提到是红卫兵学生杀害了他们。作为对比,发表于1991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普教状况》24一文说:“仅西城区教育系统的干部、教师、职工在十几天(指1966年8月18日后)中,就有近百人被迫害致死,伤残者不可计数。”从1991年到2000年,这些杀戮数字变得完全不被提及了。事实上,在1966年8月9月,在北京西城区,除了教育工作者,红卫兵还打死了三百多名居民。     教育工作者是最大的文革受难者群体之一,但即使是学校的校史,也往往不记录受难者的名字和数字。例如,北京大学有39名教师文革期间死于迫害,但两卷本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25只记录了一些正教授的死亡,却没有提到任何副教授或讲师死亡者的姓名。在厚厚两大册的《清华大学志》26中,只有部分受难者的数字,只列出了两个受难者的名字27。唐少杰教授的文章《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的非正常死亡》和笔者的文章《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提供了完整的受难者名单,也描述了他们在中国的两个最负盛名的大学里怎样悲惨地死亡。然而,这两篇文章都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只得发表在香港的杂志上28。1986年,北京市教育学院印出了(非正式出版)一系列中学历史小册子29,其中简单地提到了发生在这些学校的暴力和死亡。可是当2000年笔者打电话给北京陈经伦中学(未包括在1986年印出的校史小册子中)“校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请求提供一名1966年8月下旬在该校校园中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教师的姓名的时候,她大声回答“这一段时期我们是跳过去的”,拒绝帮助30。可以“跳过”这一段历史时期,被这位校史编撰者看作理直气壮不容置疑的事情。     潘光旦是笔者的书中659名受难者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1949年前在中国是著名的人类学教授。他在1951年写的所谓“自我批评”中侮辱了他的父母、老师和同学;他在1957年被划为“阶级敌人”之一类的“右派分子”。文革开始后,1966年和1967年他被强迫在校园中做繁重的体力劳动,当时称为“劳动改造”,尽管他年轻时失去了一条腿,是个有严重身体残疾的人。1967年他去世前不久,告诉一位朋友,1949年后他的生活可以用四个以S开头的英文词“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概括31。     事实上,潘教授的遭遇在那些有类似教育背景和教授头衔的人中很典型。然而,在1991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关于“潘光旦”的词条是这样写的:     潘光旦:1899~1967     1899年8月13日生于江苏宝山罗店镇。1913~1922年在北京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1922~1926年留学美国,先在约汉普夏州哈诺浮镇达茂大学学生物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在上海任大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光华大学教授。1934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教授。1952年~196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32     从上面的词条中,看不出潘光旦教授的一生与那些一辈子生活在世界别处的教授们有什么不同。这段文字中也没有什么是假的,但回避了两个重要事实:潘于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他在文革期间死于迫害。从百科全书中的“潘光旦”词条看,似乎“反右派”运动,文革,以及所有其他的迫害人的运动从未发生过。以这种写法写成的人物词条很常见,但它们真实吗?这种仅仅选择部分事实加以报道的手法,已经成为文革十年的官方历史的主要特征。     在官方历史中普通受难者的姓名和悲惨遭遇都不准出现的情况下,住在中国的人告诉笔者,他们对笔者的受难者纪念网站被封锁了五年多根本不感到惊讶。尽管纪念网站上的受难者们都得到过一纸“平反书”,但是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仍是出版物和互联网上的禁忌。           解释:犯罪还是犯错          不可避免的是,任何历史写作不仅与事实有关,还与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有关。对于文革这样的近期历史事件更是如此。对历史学者来说,事实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优先,而解释应当从事实中得出。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在文革的官方历史中,中国权力当局对文革的解释决定了对史实的选取。在《文革受难者》序中,罗德里克o麦克法夸尔教授指出:     在文革这一案例中,中国共产党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煞费苦心地对其历史作了基于现实需要的表述。《决议》批评了毛泽东,说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但是把“四人帮”和林彪的所作所为描写成“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说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煽动人民“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和胡耀邦开始为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难者,甚至更早的政治运动如“反右运动”(1957年)和“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952年)的一些受难者平反。他们还为活下来的人撤销了各种指控,释放了那些被以“反革命”罪名监禁的人们。这是毛泽东死亡后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无数受难者家属感激这些新政策,很多人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假使毛泽东不在1976年死去,这些平反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邓小平和胡耀邦只把他们的举措叫作“平反冤假错案”,新政府把罪责归给林彪和“四人帮”,而不是毛泽东。他们坚持,毛泽东犯的只是“错误”,林彪和“四人帮”犯的才是“罪”。官方历史选取了那些能支持1981年《决议》的事实,而避免写入《决议》解释不了的事实。     所谓“四人帮”包括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其他三个人,他们在文革中从较低地位高升到中央领导圈中。江青在1930年代成为毛泽东的妻子之前曾是上海的一个演员,并且以前结过婚。由于担心这段历史会威胁自己在党内的升腾,她下令销毁有关她的这一时期的文献并迫害监禁了那时候和她一起工作的同事。她对电影导演和演员的迫害在1981年对她的审判中被详细询问,并在后来在官方媒体上刊出。高皋、严家其的书用12页报道了这些故事33。     1966年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对一万多人发表讲话,赞美那年6月18日发生在北京大学校园中的对所谓“阶级敌人”的暴力行动。她的讲话鼓励了暴力迅速蔓延发展。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受难者。     江青多次会见中学红卫兵的领导人,并且称他们为“小太阳”。8月18日,100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卞仲耘那所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评论她的名字“彬彬”时说,“要武嘛!”这次集会后,杀戮立即升级。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北京有数千名教师和居民死于红卫兵暴行。那些被指控为“阶级敌人”的人的家被红卫兵查抄。十万居民被驱逐出北京,约占北京人口的百分之二34。这期间在各省也发生了相似的血腥事件。     中国具有尊师的悠久历史,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学生大规模杀害教师的事件。杀害北京数千名教师和居民显然是严重的犯罪,绝对不比迫害那些了解江青1930年代历史的导演和演员的罪行为轻。但是无论在审判江青时,还是在已发表的文革历史中,1966年8月的红卫兵杀戮都没有作为主要罪行被追究或记载。在笔者1988年首次发表文章披露卞仲耘之死之前,没有任何出版物提到这位中学校长被红卫兵打死。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并非高级领导干部,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代表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由更严重的犯罪行为造成的受难者群体。江青迫害那些知道她1930年代历史的演员还可以被归结为她个人的动机,但对大批教师和居民被杀害却不能这样解释。大批杀害教师和居民,只能归因于毛泽东的领导。其血腥性质使其可作为“群体灭绝罪”的罪证。然而,这也就正是为什么在审判“四人帮”和编写历史书时这些标志性的血腥图景被删除的主要原因。     把文革灾难归罪于林彪和“四人帮”企图篡夺党的最高权力,这样解释文革太缺乏说服力,不足以说明发生文革的起源,尤其不能解释对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的残酷迫害。19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王若水(1926~2002年)推出“异化”新理论解释文革发生的原因。按他的理论,这一悲剧是由于社会主义偏离了人道主义,也就是“异化”了(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造成的)。此外,他认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时代人道主义被称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主张从人道主义立场批判文革。     王若水努力面对并解释文革中发生的残酷的迫害,他反对仅仅把迫害归罪于林彪和“四人帮”,但同时他努力不损坏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名誉。中共高层领导人不赞成王若水的理论,在1983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运动中,他被撤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职务。事实上,当党中央下达指令性文件要人们开会批判“异化”论时35,即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也很少有人弄得懂王若水的连篇术语和晦涩措辞。官方打击这一理论的后果是抹去公众对受难者和反人类暴行的记忆,以至于不再需要有理论来解释它们了36。在现实中,有了暴君就有受难者。在历史写作过程中是反过来的。当受难者得到记载的时候,杀害他们的作恶者自然就成暴君了。没有了大量的受难者,中国共产党1981年的《决议》就可以把文革解释成是毛泽东的错误而不是罪恶了。     一方面那些官方历史的作者选择与党的解释吻合的事实,然后,这些选择而来的事实又为新的解释提供了基础。举例来说,1966年8月30日,在红卫兵杀戮的高峰时期,周恩来总理用铅笔写了张字条,列出了13名“统战对象”的名字,其中包括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在内。周恩来要求对这13人的家庭和住宅施行保护,红卫兵不得冲击。文革后,在正式出版物中,周恩来的字条成为他在文革期间努力制止文革暴行的明显的有力证据37,但这样的解释是需要从历史中删除大量教师和居民受难者才能得出的。事实是,当周恩来写这一字条的时候,每天仅在北京就有数百普通市民被红卫兵打死。写这张只保护13个高层人物的纸条,实际上也是对大规模屠杀的默许38。     据有机会查阅“内部文件”的人说,当时中央每天通过数个情报收集部门得到被打死的人的数字的报告。显然,假如公布这些内部数字,周恩来的正面形象就很难维持,而那是文革后中共极力维护的形象。周恩来的这种正面形象有助于把文革描述为“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见1981年《决议》)。好像文革的首要受害者是党,而不是人民。     文革积极分子写的书也不提受难者。2004年,两本由徐景贤和聂元梓写的文革回忆录在香港出版39。徐和聂在文革期间都很有名,并据有很高很有势力的职位。徐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三号人物(在他上面的那两个人都是“四人帮”成员)10年,文革后被判处18年徒刑。聂是北京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据“内部统计”,在上海文革中有11150人被迫害致死,但徐景贤在他433页的书中竟没有提到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同样,在书中聂元梓抱怨她被判17年徒刑,但没有对北京大学的大批文革受难者(多达63人)表示道歉。徐和聂都足够聪明。他们知道,只要人们听说了受难者就会问谁是害人者,所以他们干脆不提受难者,对此否认。中国当局没有批准出版这两本书,但在如何处理受难者名字的方面与这二人并无两样。     政府对有关受难者的事实的查禁实际上助长了对文革犯罪的否认。聂元梓的书出版后,她恢复了曾经享受而因被判刑而取消的干部医疗待遇。当她出现在北京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高干门诊”时,老医生们很惊讶,而年轻人则不知道她是谁。2007年9月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为90周年校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会上,红卫兵的标志性人物宋彬彬被授予“知名校友”荣誉称号。1966年8月18日她为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著名照片在校园里展览,还印在校庆纪念册上。在拍成这张照片的13天前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打死,随后数千北京居民被红卫兵打死,这些事件则完全不被提起。     倾向于支持文革的西方学者同样表现得不愿意承认或面对文革暴力事件和巨大的受难者数字,尽管这些事件和数字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中文和其他语言如英文、日文的报道。2005年法国教授阿兰o巴迪欧发表了篇幅长达32页的《文化大革命:最后的革命》40一文,使用诸如“伟大的经验交流”、“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样的语汇称赞文革。文章叙述了文革全过程,提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人的名字,甚至提到了1966至1968年间的一名学生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惟独没有提到受难者。很难判断阿兰o巴迪欧教授是假装对受难者存在的事实一无所知,还是他根本不在乎有多少人被杀害。他甚至不想费心为红卫兵暴力认真辩护,只简单解释了一句:“使得某些革命组织的野蛮性更加严重的(原因)是,在青年行动的规模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为政治肯定和创新的全球政治空间。”     在法庭上作证,证人要先宣誓:我将讲出真相,讲出全部真相,只讲真相。“讲出全部真相”和“只讲真相”也应该是以写出真相为基本使命的历史写作的两条原则。假使没有关于毒气室和安妮o弗兰克那样的受难者的报道,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可以被描述成只是好战而已,而好战在欧洲历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特殊情况。假使没有关于古拉格群岛的报道,斯大林的政权就可能被看作与俄国历史上的典型的沙皇统治差不多。回顾过去30年里发表的官方文革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上述两个原则都很重要,但“讲出全部真相”比“只讲真相”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当受难者们被遮蔽,文革的大图景就被扭曲了,文革的起源和性质就被错误解释了。           方法:进行调查还是局限于二手资料          相对文革官方历史而言的“平行历史”30年来不能发展,主要原因是北京当局不断发布禁令和采取措施,以防止出版物偏离党确立的轨道。但本文不讨论政府在历史写作中的作用,而只是聚焦于历史写作本身。笔者想指出的是,上述三本文革通史书都忽略了受难者问题,除了因为官方的控制和检查制度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作者们主要依靠了已经印刷出来的材料而没有去亲自调查。比如,作者之一高皋在她的书的序言里明确说,该书材料来源为三种:文革时期的政府报刊,文革中红卫兵等“革命组织”的印刷品,以及文革后的出版物41。     如前所述,文革期间的出版物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并且没有报道受难者的故事。文革后媒体只报道了有名的和级别很高的受难者,因为当局不想完全披露文革期间犯下的罪恶。中国媒体公开声称自己是“党的宣传工具”。历史写作若纯以这类材料为来源,不可能有望达到学术标准。     最近,新技术使中国的非官方历史学者有可能让他们的声音被人听到。他们把他们的文章贴到互联网上,送到成千上万的读者那里;他们使用数码相机制作电影,几年以前这是中国的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做的事。这种非主流的声音目前还很微弱,但正在渐渐强大,并逐步创立起非官方的历史,即“真实的历史”。中国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写作以写在竹简上的文字开始。我们有理由希望,在电脑时代人们可以在近期历史研究上取得更多成就。     在此背景下,由胡杰(1958~,目前住在南京)拍摄的两部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和《我虽死去》成为了值得关注的优秀作品。这两部影片仅靠胡杰的妻子江芬芬的工资支持而拍摄。虽然在中国的电影院里还不能放映这样的片子,但制成的光碟几年来已经在普通人中流传。影片《我虽死去》自2007年4月起挂贴在YouTube网站上。影片表现的不仅是历史,而且还有电影制作者找回历史真相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两部风格简单朴素的影片能深深感动那么多观众的原因。     为拍摄影片《寻找林昭的灵魂》(2004年),胡杰去了好几个省,采访了许多1950年到1968年之间与林昭(1932~1968年)相识的人,听他们讲述了林昭这个年轻的理想主义女性的故事。林昭从1950年代初期追随共产党,直到1957年因同情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学而自己也被打成了右派。由于写抨击政治的诗,她在1960年代初被判处20年徒刑。由于在上海的狱中她仍然写日记和诗批判毛泽东,1968年4月29日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事实上,上文提到的徐景贤应是签署死刑判决的人之一)。死刑执行后,警察到她的母亲家索要打死她的子弹的费用。在影片中胡杰不仅让观众看见了采访的情景,还展示了许多原始文件,其中包括法庭审判记录和林昭的手稿。     1979年,《人民日报》报道了女共产党员张志新(1930~1975年)案件42,她在文革期间由于“反革命言论”被处决。然而,《人民日报》强调,她的被害是因为她反对林彪和“四人帮”,而且她是被她所在的省份中“四人帮”的代理人判决的。《人民日报》避而不谈张志新曾经批评毛泽东。当局根据否定文革而不否定毛泽东的需要塑造了张志新的烈士形象,尽管事实是文革及“四人帮”的罪行都与毛泽东分不开。与官方关于张志新报道形成对比,胡杰的影片追求“讲出全部真相”,表现出受难女英雄的现实主义形象。     《我虽死去》(2006)报道了上文提到的中学副校长卞仲耘之死。1966年8月5日她被红卫兵学生残害致死。在电影里,人们能看见血迹斑斑的衣服和被打得扭曲了的手表,那个手表停在她死亡的时刻。40多年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一直保存着这些证据,他终于在胡杰的影片中把它们公开示人,实证了文革和红卫兵的暴行。王晶??也曾向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2004年,Long Bow公司)的制作者--美国电影制片人卡玛o韩丁提供过上述照片,但是她没有采用,把这些照片退还给了王晶。看了韩丁的纪录片,人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她不采用照片的理由:这些可以作为证据的照片不可能使红卫兵保持她影片标题所说的“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正面形象。韩丁的纪录片没有提到红卫兵杀害了人。五所中学的前红卫兵出现在这个电影里,其中没有一人为1966年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做过的事情道歉。而早在2000年,笔者已经把这五所中学红卫兵害死的八名受难者记录在互联网43。     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用四种语言发行,并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电视台播出。《我虽死去》只有带志愿人员免费翻译的英文字幕的中文版,而且在中国的人不能在YouTube上看到这部影片。尽管没有任何财务支持,胡杰还是坚持完成了这部不能在自己的国家自由播放的影片。虽然如此,他孤独的声音还是得到了他的同胞的承认和赞扬。在一定程度上,胡杰的状况就是其他致力于文革非官方历史写作的作者们的写照。     作为结束语,中国的两版一百元钞票的故事值得一提。第一版百元钞票在1980年发行,那时共产党刚给刘少奇恢复名誉,他的头像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头像并排印在新钞票上。钞票上的四个人头紧紧排列,不会透露出一点点浸透鲜血的文革历史或刘少奇被折磨了三年后死去的事实。将近20年后,第二版的一百元钞票在1999年开始发行并流通至今。新版票面上不再印刷四个人头而只有毛泽东一个了。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刘少奇是谁,也不知道在文革中发生了什么,于是刘少奇和其他那一时期的“二等角色”都从钞票上被删除了。中国有句老话,“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难道这是真正的文革历史以及文革受难者的不可避免的命运?笔者希望百元钞票的故事不会成为文革历史写作的一个象征。          (相关简介:王友琴,历史学者、芝加哥大学中文课程主管。本文发表于法国刊物《中国透视》的“官方历史和平行历史”专号,2007年第4期。原文用英文写成,《中国透视》从英文翻译成法文,同时以法文和英文发表。中文本由作者从英文译出。)          注释     1 毛泽东,1967年7月9日。这是毛泽东强调多年的想法。     2 《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访谈实录》,香港,开放出版社,2004年。     3 原为英文。     4 王友琴,〈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5年第4期。文章已增订多次,新版本可见于www.chinese-memorial.org。     5 陈寿仁,〈北京女三中的杀人记录〉,《开放》杂志,2007年第5期。     6 见《文革受难者》,同前。第234、496页。     7 王友琴,〈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第2期。     8 唐少杰,〈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的非正常死亡〉,《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第2期。     9 见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同前。     10 《共产中国50年:1949-1999》,金钟编,香港开放出版社,第229~231页。     11 见笔者的三篇文章。(1)注4中的文章;(2)〈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中国研究》,第2期;(3)〈打老师和打同学之间〉,《二十一世纪》,1996年第5期。     12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13 高皋、严家其。同上,第75页。     14 这三名受难者的故事见网站www.chinese-memorial.org和《文革受难者》。     15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992年重印。     16 王年一,同上,第86页。     17 同上。     18 王友琴,〈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问题与研究》,2001年4月第2期。     19 王年一,同上,第69页。     20 金春明,《文化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1页。     21 金春明,同上,第265~270页。     22 李松晨、唐合俭、杜述胜主编,《文革档案》,《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之三,北京,当代出版社,1999年。     23 《北京西城区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24 王鉴,〈“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普教状况〉,《北京教育志丛刊》,1991年第4期。     25 《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6 《清华大学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27 《清华大学志》,同上,第2卷,第758页。     28 《二十一世纪》,2006年第2期。     29 包括北京第26中学历史,北京第101中学历史,北京育才学校简史,北京通县一中历史,北京166中学历史,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历史。     30 后来笔者通过其他人找到了这位被杀害教师的名字。她叫齐惠芹,生物教师,在校园被毒打致死。这所学校当时名为“北京第四女子中学”,是一所女子中学。见《文革受难者》,同前,第328页。     31 见《文革受难者》,同前,第328页注2、第314~326页。     32 《中国大百科全书》,北京,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社会学卷,第213页。     33 高皋、严家其,同前,第417~428页。     34 见王友琴,〈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同前。     35 1983年第36号,1983年10月24日。     36 见王若水的书《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     37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二卷,第450~451页。周的手稿照片见纪录片《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该片是纪录片《毛泽东与中国》的一个部分。华南和江西音像出版社,书号7-88504-491-2。     38 见1966年8月24日至9月7日的每日死亡统计图表。《文革受难者》,第224页。从8月26日至9月1日,每日数字达到三位数。杀戮最高峰发生在9月1日,那一天282人被打死。     39 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     40 Positions第13卷第3期,2005年冬。Alain Badiou,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la dernière revolution? Paris, Le Perroquet, 2002, p.34.     41 高皋、严家其,同前,序言,第2页。     42 〈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故事〉,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一些相关文章后续发表。     43 这五所中学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101中学,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这五所中学的红卫兵在1966年都杀害了人。笔者在“文革受难者”网站和《文革受难者》书中报道了死于这五所中学红卫兵暴力的九名受难者(2000年报道了八名,2005年报道了一名)。其中七人的名字是卞仲耘,陈葆昆,孙迪,刘澍华,郭兰蕙,吴素贞,陈彦荣。除了他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打死卞仲耘后,又打死了学校附近玉华台饭庄一名18岁的女服务员,但笔者一直未能找到她的名字。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在1966年8月27日打死了陈彦荣的同时,还打死了一个校外的老年女人,她的姓名还未能查清。这九名受难者只是笔者现在查明的。这五所中学红卫兵杀戮的受难者总人数还有待调查。 进入 王友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革 历史写作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语言学和文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841.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44期(2012年2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喷嚏图卦20120430】有时候,事情并不像你表面所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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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饿死这么多人?《墓碑》一书披露下述原因:由于大跃进的浮夸,全国各地都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宣布粮食总产量为7500亿斤,以后统计的数字(还有虚夸)为4000亿斤,实际产量与上年持平,但征购数量增加了21%,其结果就是从农民的口粮中硬挖硬挤。 @徐文致 :既然林社长编辑过毛选,那么贴出毛自己说河南信阳饿死人文字记录 @吴铭 :2011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正式出版。第563页称:“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请注意,这是一年的净减少人数。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版。 @章立凡 :【中国第一座大饥荒纪念碑】2004年,中国河南省光山县十里乡高店大队吴围子村农民吴永宽,自筹资金,为本村在大饥荒中饿亡的74位村人修建了两座纪念碑,以慰饿魂,以昭后人。 @包正忠 : @林治波 先生,我知道你不赞成公开公职人员财产状况,我听说你有一辆卡宴,挂人民日报的牌照,我还听说你爱人开过一个饭店,有地县出于宣传需要找你时,你大手一挥说,吃个饭呗,然后就去了,我还听说你爱养狗,办公室里都养过一个大狗,估计是有人污蔑你,你辟个谣呗。 @醒来的大鸦 : @林治波 声明摘要:①卡宴是老的,老婆是新的。②饭店来钱不快,另路勤劳致富。③小人坦荡荡,苍蝇不怕脏。④饥荒饿不死,我有观音土。⑤我是鸭子嘴,死硬咬不放。⑥今夜我很忙,等下吃胶囊 @吉四六 :有卡宴和饭店的人在拥护毛的打土豪分田地,多搞笑的一件事情 肉唐僧 : @林治波 引发了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多少人的大讨论,真是功德无量。我一直认为,告诉49以后的历史,是对年轻人最好的启蒙,也是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最大的功德,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责任。 @北京朱维民 :为了奖赏他敢于大声说谎,今天的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重要位置发表林的文章,为他压惊。 【2】我远远看到有一群人在林昭墓前矗立 @独立纪录片人胡杰 : 昨天,4月29日,是林昭的祭日,我去了灵岩山祭拜。我远远看到有一群人在林昭墓前矗立。有朗诵诗歌的声音。我停在石级下,静静听着一行一行的诗句。有一个人读着读着泣不成声,另一个人接过诗稿又在继续朗读。我把我的影片献到了林昭和她父母的墓前。 【3】90后衡水市政协委员 @王小塞 : 继郭美美后,微博将爆红【多雪松】,此人微博名 @多一- ,30万的屌鼻子,炫醉驾,晒宾利,微博追明星熊乃瑾,泛华多氏钢结构有限公司总经理,多氏企业董事,90后衡水市政协委员,这些都不足为奇,刚刚被某深喉挖出——此人是央视曝光的毒胶囊之一河北衡水“学洋明胶”的实际控股人,难怪如此嘴脸。 【4】他可能得到了其中一名同情其处境的狱卒的帮助 @变态辣椒 :有关安迪逃离监狱的很多细节仍不清楚,但支持者们说,他可能得到了其中一名同情其处境的狱卒的帮助。他们还说,在安迪逃跑的前一天晚上,他可以通过手机跟支持者们讨论他的计划,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细节,因为那些看守们一直在努力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 美国专门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29日凌晨突然访问北京。坎贝尔在凌晨二点过后乘坐美国大使馆专车抵达入住的酒店,他没有回答为何会突然访华。 FedEx 使命必达 【5】英媒:中国向南苏丹提供80亿美元发展基金 @禾XX皆 :【英媒:中国向南苏丹提供80亿美元发展基金】中国已经成了世界最大凯子,谁都可以来敲竹杠。立国还不到一年的南苏丹,总统第一次来华求援就拿到80亿美元(约合500亿人民币)。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钱给不给,根本不用国会批准通过,好比物业可以随便用你交的物业费给情人送人情。外国在UN的票比你重要。 【6】菲律宾总统:相信中国不会动武 阿基诺29日表示,因为使用军事力量“不会让任何一方受益”。他声称菲律宾在黄岩岛的行动目的是让紧张局势“降级”,他已下令菲律宾军方“不要让这个问题升级”。菲总统发言人陈显达称,菲当局正在收集中国“欺负”菲律宾的相关“证据”。 【7】南京蛤蟆上街引担忧,地震局称正常 @土生阿耿 :【通报批评(165)】南京蛤蟆上街引担忧,地震局称正常。土生阿耿认为,成千上万只小蛤蟆集体出行,不仅惊吓市民,而且惊动地震局解释、辟谣,徒增行政成本,现通报批评。望各有关蛤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及时进行生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一蛤两栖”制向“一蛤一栖”制过渡,只宅水中,禁止逛街。 【8】翻新水洗土豆 大多有相同“面貌”:外表光滑,几乎没有泥土或有少量泥土,储存时间短,易腐烂。商贩将老土豆用水洗翻新,装包,洒土,这样包装好的土豆就像刚从地里刨出来一样。专家观点:吃翻新土豆易中毒。 老土豆(左)、水洗土豆(中)、新土豆(右)。 【9】央视主持人书画展开幕 赵普络腮胡亮相 【10】求职男饿晕街头 江西南昌,一名外地求职男,跌跌撞撞摇摇晃晃,一头栽倒在地。原来是活活饿昏了。路人紧急救助,买来吃的,求职男吃了东西,爬起来道谢离去……求职男,求职难。难就在难在企业太悲惨,大家都考公务员。可是企业才是创造财富,消化劳动力的正常通道。政府如果只收税,不松绑,大家都难熬。( @雾满拦江 ) 【11】游客朝大象扔石头 大象回扔砸伤一人 4月29日,武汉动物园发生一起意外。一名游客扔石头逗弄大象,大象随即捡起石头回敬,将另一名游客砸伤。据悉,这是大象第二次抛物伤人,园方在大象馆外安装了一道3米高的防护网,并挂上警示牌提醒游客不要乱扔食物和石块,但仍有游客向大象乱仍食物等。 【12】南宁“万人比基尼狂欢节” 4月28日,广西南宁第二届“万人比基尼狂欢节”拉开帷幕。当天,众多国内外美女清凉上阵,引得众多游客惊叫连连。 【13】有时候,事情并不像你表面所看到的那样 【14】青岛早报你太牛X了!!!!!厉害!!!!第二张图见真相。。( @Tsingki ) 【15】玛丽莲·梦露 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逝世50周年之际,新书《玛丽莲》公布了两张罕见梦露写真。镜头前的梦露穿一身粉红色纱质礼服,金发红唇、眼神迷离。摄影师菲利普·哈瑟曼(Philippe Halsman)拍摄于1952年。 【16】台湾一中学强令700名女生脱外衣检查内衣颜色 台北市私立静修女中学在早会期间不顾现场有男教官、男老师,要求700多名女学生当场脱掉校服背心检查内衣颜色。校方称,学校制服衬衫是白色的,会不定期抽查,如果内搭黑内衣 ,恐怕“有碍观瞻”,一切都是为了学生好。 【17】生活模仿艺术:古巴演员叛逃美国 @变态辣椒 :他们参演的电影《一夜》讲述三名古巴少年少女试图乘木筏逃离家乡,前往迈阿密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在影片中扮演兄妹,但兄妹俩在凶险的旅程中只有一人幸存下来。影片的成功及各项海外首映式的邀请,促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作出了离开古巴的决定。 @老榕 : 补充:迈阿米移民局律师代表两名演员告诉Reuters,基于“他们返回古巴可能受到迫害”,他准备材料为他们提请政治避难。 【18】波兰男子有新欢后提分手被牙医女友拔掉满口牙 马雷克·奥尔谢夫斯基现年45岁,另结新女友,向34岁的牙科医生安娜·马科维亚克提出分手。马科维亚克给前男友施用大剂量麻醉药,拔掉他的全部牙齿。奥尔谢夫斯基新女友和他分手,因为不能找个没有牙的男朋友。马科维亚克可能面临3年监禁。 【19】新引擎开创民用航天未来?4小时抵达世界任何角落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反作用发动机公司正测试通天塔航天飞行器的引擎,确保其完美无瑕,以便在法恩伯勒航展有上佳表现,为最后设计阶段募集2.5亿英镑资金。通天塔航天飞行器可在地面以上29公里飞行,速度是音速5倍,4个小时内可抵达世界任何角落。 【20】20%的司机愿意花3千美元买自动驾驶功能 谷歌自动驾驶的汽车实现投入生产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然而研究调查表明,一些美国司机已准备好购买该技术。20%的汽车用户表示:很有可能甚至绝对会为自己的下一部汽车花3千美元购买该自动驾驶功能 【21】南非林波波省的草原度假区旅游项目:牵狮子尾巴散步 【22】血染茅台 @北马南山 :三年(59—61年)大饥荒时期,茅台酒合计产量2079吨,出口139.86吨,1939吨中国自饮。三年实际用粮合计1.13万吨。贵州从全省调集原粮支援,被紧急调粮的思南县三年减少5.1万人,湄潭县死亡12.2万人,铜梓县减少41734人,习水县减少42624人,毕节县减少人口53990人 毛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1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1959年,周林指示:“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 【23】《墓碑》:饿死3600万人是什么概念 @福布斯中文网 :【假日读书:杨继绳《墓碑》】这部记录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的作品,一经出版,就引起轰动,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这样描述自己作品,“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也为父辈和那个时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他尽力走遍全国档案馆,访查资料。试图还原“三年饥荒”这场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 @曹思源 :“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 http://t.cn/zOYp5ZM 【杨继绳:饿死3600万人是什么概念】这数字相当于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人的450倍···相当于76年唐山大地震的150倍···1战死亡1000多万,中国1960年1年就饿死1500万以上.大饥荒惨烈程度远远超过2战.2战死亡4000万到5000万.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3、4年间死的,多数地区死人集中在半年之内. “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24】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199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25】因为这践踏了人类基本良知和道德底线 @历史的谎言 :1944年,战场濒临崩溃的纳粹德国加紧屠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一次,一个小女孩即将被推进坑里活埋,她抬起头,对拿着铁锹的纳粹士兵说:叔叔,请把我埋得浅一点好吗?这样我妈妈就容易找到我了。二战后很多知名人士因否认大屠杀而获刑,因为这践踏了人类基本良知和道德底线。 【26】不彻底反思文革、不彻底否定文革,这样的人不会绝种的 连岳 : 没有法治,不反省历史,薄这样的人迟早成功,路线图很简单:大幅举债,通过大工程和发钱取悦在地民众,同时养肥自己的家庭企业;控制舆论与司法污名化一切反对者与受害者;收买部分网媒、全国性媒体及知识分子(因左受保护,不会被打压)造势以逼宫和大规模洗脑。这次没有王这一意外,薄会成功。 之所以薄XL敢重回文革,之所以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敢否认大饥荒饿死人,根子在于这个体制总想留着民粹和毛左以资利用,无勇气正视历史,也无智慧将彻底否定文革落实。 【27】修鞋者说 @于建嵘 :修鞋者说:老弟,不要对你的新鞋就坏了有意见。要怪就怪你自己没有本事,只能穿一百多元一双的国产皮鞋。现在这个中国哪有什么真的东西呢?当官的骗老百姓,有钱的骗穷人,穷人互相骗。骗得鞋子不能穿,牛奶不能喝,食品不能吃。你看这满街的治不育不孕的广告就知道,中国人真的到了断子绝孙的时候了 【28】我不是为那头猪 @雾满拦江 :林昭在日记里讲过一个故事:林肯有天回家,途中见到一头公猪,陷进泥沼中。林肯有心去救,可是怕弄脏自己的新衣服,就匆忙走了。可是他的耳边,始终回想着公猪的惨叫,最终林肯又回来了,弄脏了自己,把公猪救出。人们嘲笑林肯,可是他说:我不是为那头猪,我为自己的良心。 【29】会说话的眼睛,来自俄罗斯摄影师Сотсков Николай ( @视觉志 ) 【30】每一个年轻人都以为可以永远活着。 ——海明威 http://t.cn/zOlTkKG  ( @喷嚏意图 ) 现在每天身上流的汗,完全就是当年填志愿时脑袋里进的水~~~~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61061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纪念林昭遇害:有的人永远不会被历史忘记

人物简介: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苏州人。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而被划为右派,后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在1960年起被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她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书写了二十万字的血书与日记。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决。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刑事判决书,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62年度静刑字第171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度沪中刑字第16号两次判决,宣布林昭以精神病为由平反为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而1981年1月25日上海高院的“沪高刑申字第2346号”刑事判决书中认为80年的判决书宣告无罪的理由为精神病不妥,“在病发期间的行为不应以反革命罪论处……林昭的行为既不构成反罪……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亦属不当,均应与前两个判决一并予以纠正”,撤销了1980年“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书,但依旧对林昭宣告无罪。另在1980年12月在北京举行追悼会。 寻找林昭 2004年08月11日 03:17:26 本报记者 江菲 “林昭?那是谁?” 如果不是5年前在和朋友聊天时偶然问到这个问题,胡杰根本不会和这位40多年前死去的、与他毫无关系的女性产生什么联系。 他也不会想到,这个简单的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却日渐漫长,以至于他不得不辞去公职,将其作为一个“个体事业”。5年里,在对80多人的寻访过程中,他倔强、百折不挠地坚持着,使许多紧闭了几十年的嘴终于张开———关于林昭,他们甚至对家人也很少提起。胡杰越来越认识到:找回林昭,重新审视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对于今天的我们,绝对是一种精神财富”。 林昭生活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了。对于中国的青年一代,仅仅过去不到半个世纪“反右”时期,似乎已成为一个“不曾存在”的时代。在他们的印象中,它甚至不如“秦始皇”和“唐太宗”那样为人所熟悉。 然而历史总是要顽强地呈现出本来面目。冥冥之中,飞机机械师出身的胡杰,像组装上万个飞机零件一样,重新组装这段历史,重现那个被人遗忘的杰出的中国女性。 这笔“财富”,现在以一部纪录片的形式,被无数人默默传看着,虽然它还尚未完成,还在不断地补充新的材料,不断地更新。纪录片引出泪水、震惊、愤慨和无尽的沉思。 林昭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林昭被枪杀时,胡杰只有10岁。他那时是一名在学校里高喊口号打倒老师的“红小兵”。 “打倒反革命———” 胡杰握紧拳头,向天空挥舞着。他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人是“反革命”,这三个字又代表了什么。如今再次回想当时的场景,他觉得可笑又无奈。林昭就在被小胡杰要“打倒”的那群人之列。但在今天的胡杰看来,她的一生,却是最最坚定、最最“革命”的。这种革命精神,在她十几岁,面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时,便已萌发。 在胡杰寻访到的一份林昭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段她家庭及历史情况的简略描述: 母系苏州民革委员、政协委员,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又参加国民党,抗战时期偕同林昭一起坐过牢;父系伪官吏,反革命管制分子,管制期间畏罪自杀。 这并非林昭家庭所有成员的实际情况。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生于苏州。 她出生前5年,她的舅舅许金元,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苏省的负责人,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遇难,尸体被沉入长江。 母亲许宪民,自16岁便在哥哥影响下投身革命。1946年,在史良的支持下,许宪民参加国民党伪国大竞选,并当选。在一系列有利身份的掩护下,她资助共产党地下电台的建立,提供收发电报的场所,并帮助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 林昭的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随后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两届便赋闲在家。日本投降后,他又任中央银行专员,按例可免费分得镏金一块,他却认为是不义之财,坚决拒收。 “那个时期,这个家庭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胡杰说,“妈妈瞒着家人暗中帮助中共地下党;父亲虽然表面不声不响,但多次为中共地下党人开脱罪名;而他们的大女儿,虽然表面上在苏州教会学校上学,可暗地里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那时的林昭只有十五六岁,她依靠自己的辨别力,不仅积极猛烈地反抗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而且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找到了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 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向胡杰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948年9月的一天,令昭忽然来到我家,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来不及坐下,她就说有事要告诉我,我问什么事?于是她就靠在我那扇房门旁,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这位同学注意到,林昭那天头发经过整理,发辫上扎着红绸带,上身穿着雪白的府绸衬衫,下面是蓝底白点的裙子,那双皮鞋也很光洁,她的眼睛光亮,脸上泛起红晕,整个人换了一副样子。 这位同学立刻欣喜地小声说:“我也参加了组织。” 那一天,两个年轻人面对面,兴奋地交谈着。两个人都面泛红光,心情异于平常。 没过多久,彭令昭的名字出现在了苏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上。为保存实力,地下党组织黑名单上的人紧急转移。但林昭没有参加这次撤退。从此,她与地下党断了联系,也失去了那分好不容易得来的“荣誉”。 “我一定要争取再次入党。”带着悔恨和自责,林昭在解放前夕报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所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个纯洁的愿望,再也没能实现。 那一年,她17岁。出于对时局的担忧,许宪民要求林昭出国留学,或报考北大。面对母亲“出去了就别再回来”的气话,林昭立下了“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字据,并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决绝。 “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 一年多后,林昭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幸运地,胡杰找到了林昭当年的朋友倪竞雄,从她保存的部分林昭的信中,了解到林昭当时对新生的祖国和政权的热情拥护与赞扬。 “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 “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在信中,她多次将毛泽东称为“父亲”。 土改队努力地工作着。为了让农民看到工作队的权威和力量,他们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认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够显示改革的决心,灭掉地主的威风。 在谈到“爱国主义”时,林昭写道:“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 那时只有19岁的林昭无法意识到,11年后,当她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铁窗向外张望时,同样是这种“决不能让祖国受难”的情感,使她的目光望向了更远的未来,更广大的后代。 土改工作是艰苦的,但林昭以此为乐。她的苦恼来自另外的方面。 她的一些行为仍被认为具有小资情调,比如读的书,写的诗;她因率直地指出一些看不惯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抛弃了乡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而遭到某些人报复性批判;她写信要求家里“交待”清楚他们的“罪过”,却被认为没有与反动家庭彻底划清界线;在几次大会上,她曾被公开点名批评,以至于她一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机会,回家休养…… 但林昭依然追求着“进步”。在一封长达6000字的信中,林昭这样写道:“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一旦投入这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旧社会的遗毒、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石块般拖住我的脚向下沉,到什么时候才能战胜它们!” 胡杰找到了一张林昭此时的照片,她将两条长长的辫子卷在耳后,晒得很黑,一身白衣,人很瘦,面色憔悴。她或许处于痛苦的折磨中吧,或许正为自己的“不上进”感到焦灼。 “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虽然在文学方面基础深厚,但她还是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能成为毛泽东时代最优秀的记者。 “她笑着,两条小辫子从后面挂出来,穿一件白色的衬衫,工人裤,剪裁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张玲,林昭北大的好友,向胡杰形容她记忆中的林昭:“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觉得她走起路来轻柔的样子,就像形容林黛玉的那几句词: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迎……” 在这里,林昭疯狂地阅读了大量她喜欢的书籍,同学们常常看见她从图书馆抱出满满一怀的线装书。没人知道她阅读和思考的结果。她观察到现实生活并非如她想像得美好,从而陷入了“爱与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空气中,她成长着,思考着。在想到自己曾亲自揭发过母亲的“罪行”时,她痛苦得哭出来,写信给母亲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这种对亲情、对人性的反思和皈依,也许是林昭在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转折。 张元勋,林昭当年的北大同学,向胡杰讲述了林昭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一幕: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那天深夜,林昭在未名湖畔对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在胡杰的考证中,林昭并非因为赞同张元勋的言论而跳上桌子为他申辩。她感到痛苦而无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这段时期,她在日记中写道:“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成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这个数字占当时北大学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还多),并因此永远没能毕业。 “刀在口上之日”,这句精彩的即兴演讲,成为林昭短暂一生的缩写。 “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我知道的惟一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陈爱文,另一位北大“右派”回忆说:“不仅不检讨,还在会上公开顶撞。有人对她说,你是什么观点,讲出来。林昭回答: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 “平心而论,林昭那时的言论,实际上都是常识。”林昭的另一名同班同学在接受胡杰的采访时说。这名同学一直是“左派”,但林昭心无芥蒂,仍然同他谈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他“都没敢吭声”,也“从来没和别人谈过”。 “但我们那时处于历史的低谷,把常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面对胡杰,他激动地挥着右手,一遍遍地重复:“实际上就是这样:说出常识就是反革命!” 这名“左派”同学在经过长时间考虑后,同意接受胡杰的采访。 这位70多岁的老人,电话里沉稳平静,在为胡杰打开家门的那一刹那,却突然嚎啕痛哭。他哽咽着对惊呆的胡杰说:“马克思说: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他顿了顿:“我觉得,林昭就是一个有着那样骨气的人。” “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 林昭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有骨气”。她被划为“右派”后,曾经自杀,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众人都没有意识到时,这个娇滴滴的林姑娘,却慢慢地在内心生长出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 1958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刘发清在校门口碰到了林昭,被强拉出去吃饭。他没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脸地吃不下去。林昭边吃边咯咯地笑着,告诉他:她当“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们只见她流泪,却不知她心里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子,说:“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么多右派,全国划了多少?”她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谁也不知道,林昭寻找到了什么样的答案。此后两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劳动,随着北大新闻系并入人民大学,林昭也转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监督劳动。在那里,她结识了另一位右派,开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对的恋情,在申请结婚未果后,男方被发配新疆劳改,林昭也因病被母亲接回了上海。 刘发清再次与林昭发生联系,已是两年后在甘肃某地劳动时。那是1960年,他的口粮已减至每月20斤,没有菜,没有任何副食,每顿全靠一块三两多的玉米面馒头。因为饿得全身浮肿,他甚至把医药室的药都吃光了,而周围的村庄,更是“饿殍遍野”,“晚上可以听见遍地的哭声”。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林昭从上海寄来的信,里面夹了一个小纸包。他打开一看———惊呆了。 “一张粮票,两张粮票,三张粮票……”在胡杰的镜头前,他含着泪,一张张地数着,好像那些粮票现在仍在他手中:“啊,一共是七张粮票,每张都是5斤的全国通用粮票。看到这些粮票,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林昭在信中说:我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因此把过去节约下来的这一点粮票寄给你…… 刘发清连忙回信以示感谢,还真诚地敦促她要“认真改造,早日回到人民怀抱”。 林昭的回信很简单:吾与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吾亦可登。 靠着林昭支援的这些粮票,刘发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粮食,撑过了最艰难的两个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肿渐渐消退时,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 “我们都预料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就觉得,不做不行啊!”另一位因《星火》案获罪的人士,在肝癌第一次手术出院后,瞒着家人接受了胡杰的采访。他已是满头白发,瘦骨嶙峋,虚弱地坐在椅子上,一个劲儿摇着头说:“鲁迅先生说,总要有第一个人出来喊啊!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真话,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被划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实是很低调的。她对当时的政策有看法,但并不完全赞成激烈的反对的方式。”经过多方查证,胡杰没有找到林昭直接参与《星火》编辑出版工作的证据。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由于主创人员纷纷入狱,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但是,入狱似乎给了林昭一个充分的理由,要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 林昭开始了她近8年的牢狱生活。 8年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反对奴役人的状况,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这些借鲜血喷涌而出的文字,或许正是几年前,她还在北大校园里时,下决心认真思考并努力找寻的答案。 林昭这样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人们,特别是我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记录中,这样写道:“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她的宗旨和立场的确从未改变。无论是革命时期、土改时期,还是反右之后,她所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友爱、和睦。狱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时期的信仰,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人性! 这两个简单的字,不仅是她为“右派”辩护的理由,也成为服刑时期她进行血的反抗的最终目的。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掉一副……” 可就是在这惨无人道的处境下,这个柔弱的女子依然给迫害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这就是林昭的立场和宗旨———为了他人不流血,为了他人能找回“作为人的一切”,她宁愿流尽自己的血,只要“一息沿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这些血书能够最终保留下来,并传递到胡杰手上,有赖于数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干警。至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人告诉胡杰,他们中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张元勋,是胡杰采访到的惟一一位见过狱中林昭的人。1966年5月,张元勋结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后,以未婚夫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了林昭。监狱同意他与林昭见面的条件是:说服林昭翻然悔悟,好好改造。 “我给她买了些奶粉和蛋糕,每件物品,包括蛋糕,武警都用铁扦子一个个插进去检查。 “进来十几个武警,每个都带着枪,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接见场面。又有脚步响,林昭来了,一个女狱医搀着她,后面有两个武警带枪跟着。 “她穿一件白色衬衣,很脏。外面披着夹的外套,也很破旧。手里抱着一个破布包。头发很长,最明显的是,三分之一的头发都白了。头上顶了一块手绢,上面是血写的字———冤! “她一进门,站住了,看见我,嫣然一笑。整个屋子的人都愣住了。后来别人告诉我,从来没见她这么笑过。 “她对我说:我现在趁此机会告诉你,万一有一天我死了,母亲、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请你多多关照他们,他们太可怜了,千万千万。说完,她就哭了。” 临别时,林昭搜遍她的破布包,送给张元勋一件礼物。张元勋拿在手中定睛一看:是一帆用玻璃纸叠成的小船,白色的帆,鲜黄色的船身和桅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一下子想到了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20多年后,风浪归于平静,沧海上的那一叶白帆却永远消失了,但风浪带来的恐惧却并没有消失。 林昭当年的朋友和同学,如今都已是古稀老人。寻找并说服他们,接受这样一部历史纪录片的拍摄,就像他们幸存于那个时代一样艰难。 面对胡杰,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是谁?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他们面前的这个40多岁的汉子,当过兵,身体强壮,一脸大胡子,既拿不出介绍信,也没有工作证明。他只是一再诚恳而温和地说:“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一个初次接待胡杰的人,把他关在防盗门外,隔着铁栅栏,严厉而冷漠地说了40分钟拒绝的话。他最后打开门时,只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林昭,我绝对不会让你跨进这个门一步。” 另一个最初很坚决地拒绝了胡杰的人,答应在胡杰离开前最后与他见一面。胡杰并没有再次要求他回忆林昭,而是同他聊起了从小到大的生活:参军,去朝鲜战场,因家庭出身不好被打成右派,在农场劳动……老人说着说着,突然老泪纵横。他亲眼看见许多人被饿死,他和另外几个还算强壮的人负责把死人拉出去埋掉,但第二天再去时,都会发现新坟都被刨开了,那是周围的老百姓来偷走裹尸的棉被和死者的衣物。 之后,他离开了农场,在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被“保外就医”的林昭。没过多久,便因与林昭相识,开始了另外一次服刑……” “我要开始拍!”胡杰擦擦溢满眼眶的泪水,坚定地说。 对方默默地点点头。这一天,他们在胡杰住的简陋的旅馆聊了五六个小时。直到离开时,这个人才承认,他本来打算一字不吐,来挨胡杰一顿臭骂,然后便坦然回家的。“绝不能让我的孩子知道这段痛苦的经历。”不止一位受访者这样对胡杰说,“太残忍了。” “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另一位老人讲述了自己在狱中的遭遇后反问道。他只不过因为说了几句至今仍坚信是正确的话,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入狱14年,和杀人犯关在一起。 “没有人是天生的右派。”这位老人说,“是我们亲眼看到老百姓冻死、饿死,让我们认识到中央的政策有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出真相吗?我们当时对党和国家是有深切感情的呀!” 他突然笑了,有点神秘地问:“你说,把这些说出来有什么意义?教训吗?”他顿了顿,“给谁的教训?” 虽然都在拒绝,可一旦开始了回忆,这些人便陷入不可控制的激动。 “不,大多数人不哭。”胡杰说,“过去的经历,使他们变得都很硬。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表情和情绪,会让听到的人想哭。” 沈泽宜,林昭北大的同学,和张元勋共同创作的诗歌《是时候了》,成为1957年北大张贴的第一张大字报。胡杰在湖州一处狭小的住屋里找到了沈泽宜。沈泽宜缺了几颗牙齿,头发稀少花白,坐在一把竹椅上,在昏暗的光线下,点燃一支烟,背诵他为纪念林昭写的一首诗,双眉不时紧蹙,目光神往而忧伤: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想起,山那边的一盏灯。在冷雾凄迷的夜晚,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孤独地、美丽的、凛然不可侵犯地亮着,以她的光,尽可能远地摒弃着黑暗……” 甘粹,林昭那段被中断的恋情的男友,1979年平反后回到北京。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音乐人帮助,将林昭当年创作的一首歌的词曲记录下来。 胡杰找到他那天,天飘着雪花儿,老人坐在局促的小屋中,用二胡一遍遍地拉着这首他们年轻时共同歌唱过的《呼唤》:“在暴风雨的夜,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你……” 当所有人的“罪行”被一纸文书宣告平反时,他们已年近半百。他们在牢狱中度过了最有创造力和智慧最发达的年华。 林昭看不到这一天。 1968年4月29日,她被枪决于上海龙华机场。第二天,一名警察到林昭家里,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枪决。家属要交5分钱子弹费。” 母亲许宪民听到后,立刻晕倒在地。有人说,她不久后就疯了。7年后,这个当年坚定的抗日分子、热情帮助过共产党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滩街头。 她的亲友后来从一位狱医的口中得知,林昭被枪决那天,是从提篮桥监狱卫生所的病床上被拖走的。来人高喊:“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一直在咳血,但始终在反抗与呼喊。这位狱医吓得躲进隔壁的病房,听到林昭叫他的名字,对他道“永别”。 此前,在宣判罪行的判决书上,林昭愤然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血书。12年后,她的预言应验了。 1980年8月,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但林昭的大部分朋友是在中央为右派平反后,开始内心平静地相互联系时,方知林昭早已不在人世。北大的部分同学和老师在那一年年底为林昭召开了追悼会,没有骨灰,只摆放了一束林昭的头发,和一张遗像。照片上,林昭梳着两条麻花辫,双眼沉静、忧伤而略带笑意。 在这个追悼会上,出现了一副无字的挽联——— 上联是:?下联是:! 事隔20多年,当胡杰再次追寻那个充满了回忆的悲恸与无奈的惋惜的场面时,却无人能回忆起这副挽联的作者,但他们都承认,这的确是对林昭一生最好的诠释与哀悼,或许,也是对他们所共同经历过的那个时代,一副含义最为深刻的挽联。 5年来,胡杰并不孤独。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为他提供经济援助,或尽自己所能寻找线索。在这支日渐庞大的队伍中,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有声名显赫的中年人,更多的,是步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胡杰从未与他们见过面,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198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穆青等人写的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里面简要记述了林昭的命运,“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但穆青“解释”了胡杰们这样做的意义———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 有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源地址: http://media.163.com/special/007625CB/zgqnb.html © 胡扯吧 |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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