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谢泳 | 胡适的“国企观”

                          胡适的“国企观”   谢 泳   中国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胡适是个肤浅的思想家,我从来不认同这个看法。如果思想不能指导行为,那思想的意义何在?思想从来深刻,而选择一向糊涂,这样的人当得起思想家的称呼吗?我表示怀疑。胡适一生,凡在历史关键时刻所做的选择,现在看来都是正确的。我过去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翁文灏,个人品质无可指责,但人生选择实在糊涂。提到翁文灏,我们不能不说到当年的资源委员会。 关于资源委员会,现在已有许多专业的研究,它的功过历史自有评说。但我有一个思路,就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必须对当年资源委员成员的思想和教育背景给予注意。资源委员会那些成员后来多数成了上世纪四十年代著名的《新路》杂志的参预者。因为这些人不同于一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多数人是经济学家和工程师,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的重要性,不体现在政治思想上,而体现在经济思想上。资源委员的主要成员以留英学生为主,多数出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很多人就是四十年代给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重大影响的哈罗德·拉斯基的学生。他们经济思想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对于计划经济都有好感。当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团体集中留下来的,就是资源委员会。它主要成员的政治选择,与他们对计划经济和对苏联经济的好感有关,这可能就是他们致命的弱点。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说到胡适,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他对于世界大势总是能够有清醒的判断,他不是没有错,但他是一个知错能改的人。 1954 年 3 月,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茶会上曾有一个长篇发言,是专谈自由主义的,他对当时《自由中国》介绍哈耶克和米塞斯的思想非常赞同。同时,胡适反思了自己早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特别提到了他一个身为公务员的朋友给他的一封长信。胡适认同这个朋友的观点。 胡适引述这个朋友的话说:“中国士代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趋势;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它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 2374 页) 胡适借朋友的话,批评了他的老朋友翁文灏和钱昌照。这个看法,我以为可称胡适的“国企观”。今天对于国企垄断中国经济的担忧,我们需要重温胡适的见解。不要再为国企垄断经济找什么堂而皇之的理由了。你可以不改革,但不能漠视历史的经验,更不可嘲弄人类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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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此生粘着“自由”行

   作者: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日期:2012-03-16      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帝国转向现代国家,思想出现断层,胡适躬逢其时,汇通中学西学,成为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知识界领袖。他是“有意识地为引导中国转变而作准备的人”,至于他“行”到何种程度,一言以蔽之: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小伙子,就以邮票为例吧,它之所以有用,就在于它能够一心一意粘在一个东西上,一直到它达到目的地为止。”1910年9月,19岁的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新生注册的廊道里读到首任校长Andrew White的欢迎信,校长引美国作家Josh Billings的这句话来勉励六百多名新人,其中包括19名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庚款留美学生。        赴美邮轮上,同届被录取的赵元任记下了胡适当年的样貌:“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讲话时喜欢把辫子用力一甩,生气时就说要把辫子拿掉;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大清国男子的辫子,包含了子民的政治意味和与传统相联的文化意味。胡适的那条辫子,很快在美国剪掉了,寄回老家保存。        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是胡适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此前,他从安徽绩溪上庄到上海求学、谋事6年,做通了古文、接触了新学、浸淫着报纸政论、经历过学潮、代过低班英文课、教过华童公学国文、当过《竞业旬报》编辑,笔下流露旧文人腔调:列位看官、兄弟、在下、一塌刮辣子、坍台……还有过一段靠典当度日、跟留日革命党人厮混的荒唐生活——有人根据他留下的《藏晖室札记》作了统计:59天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喝花洒/打茶围10次。最后一次满身污泥穿了一只皮鞋在巡捕房醒来,过审之后才明白自己醉酒殴打了巡捕。        胡适回家照着镜子,觉得不堪,觉得对不起守寡的母亲,又感“天生我才必有用”,于是痛改前非,闭门读书两个月,赴京赶考庚款留美官费。那是第二届招考,录取70名,胡适名列第55。        如果不是这个机会,胡适终其一生恐怕只是上海滩挣扎谋生一文人。他的部分禀性此时已经成形,比如国家概念初具,凡事必谈爱国;名誉心重,好为人师,兼有修身进德的焦虑;对嗜好沉溺极深;对金钱不太在意——他生来不是个省吃俭用的人,其慷慨和对金钱的流水态度,延续终生。然而,校长寄语中可粘附一生的东西,从登上开往旧金山邮轮的那一刻起,才刚刚向他展开。        在美国究竟学到什么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5年是他一生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奠定了他在文学、哲学、政治学上的基本素养,但也是他一生中最不为人知的阶段。美国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勇振“上穷碧落下黄泉”,查阅了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存档、校报和同期中国留学生的回忆录,亲赴北京、台北手抄那些尚未出版的资料,甚至遍读胡适当年读过的哲学著作,为我们厘清了“胡适在美国究竟学到些什么”——近百年来,多少人质疑胡适的西学根柢,尤其是那张迟到10年的博士文凭。        初进康大时,胡适学农,“想作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他自况并告友人“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种菜与种树,往往来入梦”。但他出国的行囊里,还装有一千三百卷线装古籍。经历了数青蛙头的生物学课、区分三十多种苹果的果树学课,学过洗马、剪树、接种、捉虫,3个学期后,胡适终于认清自己的兴趣,转向哲学、文学,“旁及政治”。        康大5年,胡适一共选修了14门哲学课,转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拜在杜威门下的两年,只修4门,江勇振因此认为,胡适西方哲学的基本训练是在康大完成的。此外,他选修7门政治学课、5门历史课,还涉猎英国文学、心理学、美术史和建筑学。政治课中,“美国的政党制度”得分最高:88分;心理学也学得颇好:92分。        康奈尔时代的胡适,已充分显出社会活动家气质。他1914年结识韦莲司,在给她的信中坦白:“我在康奈尔太有名了,我的名气让我荒废了课业。”他花费大量时间到处演讲,错过哲学教授布置的任务,也没能申请到在哲学研究院第二年的奖学金。        1958年12月,历史学家何炳棣曾在胡适台湾南港新居做客6日,亲睹往来鸿儒白丁。某晚稍闲,何问:“胡先生,据我揣测,您生平醒的时间恐怕2/3都用在会客,对不对?”胡适沉思片刻,说大概与事实相差不远。其实早在求学时代,他就已面临做学问和社会活动在时间上的分配,1915年7月5日的日记里说:当天下午,他本想静心读书,刚翻过20页,吕君来访,Mr.C来访,Mr.T又来访,于是半天过去。地方小,人头熟,无处藏身,胡适开始向往大城市。在致母亲的家书中提到,这也是他转学原因之一。        胡适到66岁还总说不知自己的专业是什么,江勇振根据他求学时代的时间安排和行踪,列出他真正的喜好:文学和政治,哲学倒在其次。回国后的1922年,面对鲁迅相劝“多在文学上努力”,胡适坦白:“对文学没有野心,只有偶尔一发的冲动”。他这一生着力最多的,不言自明。江勇振指出,从康大转到哥大,胡适在学业上最大的成就,不是从此成为一个杜威式的实验主义者,而是汇通了中西考证学,奠定了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石。        对政治的恒久兴趣        胡适回国后的许多重要主张和某些“开风气之先”,都可在这一时期寻到源头。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上溯康大布尔教授开的“容忍史”课;“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改良”,很可能受教于韦莲司父亲(康大古生物学教授)的智性言论;开创了胡适体新诗的《关不住了》,其实是受维多利亚时期英诗及其遗风影响;借用西方“文艺复兴”概念,是1917年6月19日在归国的火车上读薛谢儿女士(Edith Sichel)《再生时代》(Renaissance)产生的“灵感”……而对于中国时局和前途的种种看法,得益于同“世界大熔炉”里的师友尤其是红颜知己韦莲司的思想碰撞。        胡适对政治产生“恒久的兴趣”,也始于这一时期。去国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在课堂上学习美国的政治制度(恰逢美国大选年,观察、比照、寄望是自觉自然的),亲历了两届总统大选(起先是老罗斯福的支持者,佩戴进步党公鹿徽章在校内走动;没有投票权,但主持过一场由53名学生参加的模拟投票),在第五大道上站立3小时看四万多市民为争取妇女参政权游行,还目睹了老师杜威积极参与的身影……耳濡目染及其天性,令他投身其中,认定积极参政是“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这“责任”,他践行到老。        他希望自己对政治是超然的,早早定下了“在野”的立场。在写给韦莲司的信中,他说:“我在野反而会比从政更有影响力。”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他说:“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        然而,他又做不到真正的超然。蒋介石请他做驻美大使,他推辞了一次就接受。可任命书迟迟不来,他就问政府中人:不是让我做大使吗,怎么任命书还不来?结果人家告诉他,委员长还等着你推辞第二次呢。那是斯文尚未扫地的时代,官场规则是推辞两次才接受任命。这一方面说明他不懂官场文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政治的“心热”——尽管出使前也为当了“过河卒子”而自嘲——学者罗志田说,那个时代的人,假如给机会,可能都愿意干政治。        在他留学时期,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不断传来的消息,比如鲁汶因不降而受屠,布鲁塞尔因求降而独存,令他的政治立场不断衍变:从狭隘的民族主义,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主义,到不抵抗主义、仲裁主义,最后又返回到以爱国为前提的世界大同。他用英文写给外国人看的,几乎全是在替这个古老的国家和不争气的政府挣面子;1954年他与吴国桢在美国打笔仗,甚至写下很可以令自己蒙尘的“台湾是多么自由”,都是他那颗爱国心“内外有别”的表现。        他对西方文明的“体贴”和“适之”在那一辈留学生中是个异数,他的眼光也比同时期大多数留洋者开阔长远。因为看得远,想以教育树人先行,然后再行政治改良,所以回国之初声称“二十年不谈政治”,热心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自然而然汇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队列,最先向旧文学发难。        与同时代多数青年一样,胡适受进化论影响至深(胡适之这名字就来自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带给中国知识人的一大认知症候是:新的比旧的好,西洋的比传统的好,自晚清一路而来的巨变和挫折都被归结为新旧的不能两立。所以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超越前人的反传统程度,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影响,是比辛亥革命斩绝君统更为深刻的社会观念之变。胡适虽是其中与传统决裂得较温和的一位,却无法改变时代的洪流。        所以,当新文化运动经“五四”发酵转而变为政治运动时,他认为是“一种干扰”(唐德刚认为这两个运动有必然的因果)。他的文艺复兴理想,和血脉贲张的“新青年”、和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一味趋“左”的主流,终难匹配。        “问题”和“主义”之争的另一层        “五四”是大规模输入“主义”的时代。胡适所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在当时其实是中道,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兑,一是左翼激进主义,一是左翼保守主义。1919年胡适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展开“问题与主义”的笔战,多少可以看出当时“新词”的滥觞。鲁迅曾说,“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道:“因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的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        实际上,胡适在这场论争中,不仅拒绝了空谈,还表现出他对当时知识界流行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式“根本解决”或“根本改造”的反思与洞见。因此也成为1950年代初大陆清算胡适思想的一条: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论战。        “根本解决”,从此稳定而富强,是大多数国人的梦想。然而,“根本解决”之中暗藏何种破坏性因素,多半为趋新者所不察。从总体上看,当时的共产党人主张采用苏俄的急进式方法来整体解决中国问题,李大钊的思路即是:马列主义为严峻现实提供根本解决之道,其高度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能把大多数人动员和组织起来。所以,当时的星星之火,携着“主义”燎原。        胡适则“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屠杀的根苗……”在革命成功之后的几十年间,我们的确目睹了各种“盲动残忍的劣根性”,各种“相屠杀的根苗”,沿着“反右”、“文革”一路延伸。        社会残酷是有前因的。“五四”催生出一代不宽容、心态褊急、好以常识抬扛的“新青年”,而胡适主张的容忍和自由始终没能在中国社会扎下根来。于是之后几代人,收获“报应”。        1990年代初,当“黑猫白猫”论渐为国人接纳,唐德刚忍不住要幽它一默:“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不就是“黑猫白猫”嘛,如若不然,哪来(当时)1400万个体户?这种避开“主义”纠缠而注重实践的清醒,恰与“胡学之正宗”一脉相承。        “肤浅”的自由主义,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有一句饱受学界诟病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980年代初,林毓生先生在评点这一方法论时,说胡适犯了形式主义的谬误、肤浅、含混与庸俗。他说:“任何问题经过胡适肤浅的心灵接触以后,都会变得很肤浅。”自此,若不说“胡适肤浅”,仿佛自己就“肤浅”了。        江勇振就此论出处展开追索:沿着胡适在康奈尔的哲学老师克雷登,一路上溯到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两位老师赫歇尔和惠维尔。赫歇尔说建构假设有3个方法,其一是:“先立下一个大胆的假设,把它定成一个特殊的定律,然后通过检视其结果与对比事实来求证。”所以,它实在不是胡适的发明。        而且,它也并非出自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主题先行,再用“发现的事实”(人工选择及处理的事实)来证明它、赋予它意义,这一方法从杜威的哲学看,犯了认识论二分法的谬误,也就是把思考和事实划为二元对立的谬误。打个比方,山上岩石里有铁矿石,这是“粗犷的素材”,但在人类把它们提炼成铁或钢之前,它们的存在和其他岩石一样,对人类不具有任何意义;炼铁炼钢的技术如同人的思考(其中包含选择,而选择就意味着主题先导),在这条脉络之下,被人类赋予的意义才会诞生。        就哲学而言,胡适并不是杜威实验主义在中国的传人,在他头脑中日益深固的是实证主义(但他自己浑然不觉),他一生的口头禅就是:“拿证据来。”        至于胡适就自由主义表现出的“学理含混”的一面,学者邵建分析说,从林毓生——追随哈耶克研究自由主义谱系的学者角度看,胡适当然肤浅;他实在是没拿自由主义当学问来做,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政治上成为一个稳健的自由主义者。        1917年,北大学生傅斯年经顾颉刚介绍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哲学系赶走(北大才子有此传统)。傅斯年听了几次课后评价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余英时对1947-1948年间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尤为看重,因为当时最“时髦”的思潮是无产阶级专政,而胡适坚定地认为“那民主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全世界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30年来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潮流,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这言论在当时是最犯众怒的,但他仍到处宣讲,千言万语,不过是“民主政治,只是政治统治须得人民同意”、“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最基本权利是自由”。        “他什么都没有完成,却开创了一切”        适之说不要过生日 生日偏偏到了        我们一班爱起哄的 又来跟你闹了        今年你有四十岁了都 我们有点要叫你老前辈了都        天天儿听见你提倡这样提倡那样 觉得你真是有点对了都        你是提倡物质文明的咯 所以我们就来吃你的面        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咯 所以我们就都进了研究院        你是提倡白话文学的咯 所以我们就啰啰嗦嗦写上了一大片        这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保存的一片手写白话诗,写诗的是“同学少年”赵元任,代表当时中研院同人顾颉刚、傅斯年、李济、毛子水、陈寅恪等,为1930年的胡适祝寿。        周质平找到1941年12月15日美国《生活》杂志上一篇名为《胡适大使》的文章,作者Ernest Hauser对中华民国的成立提出一个新颖的看法:“孙中山是民主中国的创建者,胡适,在相当程度上,赋予这个新生的中国以学术上和语文上的新意义。”        周质平以为这一论断颇有见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但在胡适出现之前,这“民国”并无多少新内容——1912年,在中国住了近三十年的英国人布兰德在美巡回演说,到处宣扬这个所谓的“民国”不过是 “新瓶装旧酒”而已。        “试想将白话文、批判旧传统、整理国故、小说考证、问题与主义及科玄之争,乃至丧礼改革、妇女解放等等以胡适为中心的改革运动从民国抽离,至少文化上的民国只是一个空壳子。换句话说,辛亥革命如果不能继之以新文化运动,民国将少了许多新意和光彩。孙中山和胡适,一主政治,一主文化,前后呼应,相辅相成。”        1922年8月15日,《努力》周报的一位读者致信胡适:“一般青年对于先生,倒好像上海人无论买什么东西,都先要到先施、永安去问一问,这实在是先生的荣誉,亦是先生的责任。”“整理国故”变成“风潮”之际,陈西滢也曾挖苦“结果是线装书的价钱,十年以来,涨了二三倍”。可见胡适在当时的影响。        回国十多年里,胡适忙于“开山”,在问学上表现出哲学家伯林所谓的“狐狸”式的东张西望。他涉猎的领域包括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和红学,多有“抛砖引玉”之作,还有36个博士头衔。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颇受赞誉,因他率先引入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先秦哲学。但终其一生,他也没能写出下卷,被讥为“善著上卷书”或“胡一半”。        胡适一生发过好几次宏愿要把他的哲学史/思想史写完,但他一时对整理《诗经》产生兴趣,一时因替王国维作跋而有意重写《两汉博士制度考》,半年后转为《水经注》吸引,旋即又动念作《东原年谱》……排除兴趣太多、分心太多,江勇振发现,如果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非“下死功夫”而不得,那么,他的一半之憾实在是“予不得已也!”。        然而,学术上的心有旁骛并不影响他在知识上的诚实。何炳棣记下一次二人交往中“最重要的谈话”——1960年8月18日,趁着“太太出去打麻将二十个钟头以上还没回家”,趁着谈兴正浓,胡适严肃地坦白:“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等等……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这番话使我肃然起敬,使我深深感觉到胡先生这人物要比我平素所想象的还要‘大’;惟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会讲出如此坦诚的话。这番话他生平可能只讲过一次。”何炳棣亦坦白:“我对胡先生的景仰之处决不是他的史学,而是他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地位。”        学术上的不能登峰造极并未削弱、可能反而成全了他的影响力。余英时在谈及这一点时说: “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他的开风气之功隐藏在‘五四’遗产之中,至今对知识人产生着影响。”“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        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帝国转向现代国家,思想出现断层,胡适躬逢其时,汇通中学西学,成为影响力最大最长久的知识界领袖。他在留学之初就立志日后成为国人的导师,罗志田因此说,胡适是“有意识地为引导中国转变而作准备的人”。        至于他“行”到何种程度,邵建一言蔽之: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曾对国民党寄予厚望        从晚清到民国,从辛亥到“五四”,胡适关切、思索的政题太多,须打量的政治人物也太多:从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黄兴,到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他与他们,是由远及近,由观望、仰慕、臧否,到结识、交往、言浅言深的关系。        对于清王朝覆灭后的中国,他向往的是一个政治清明、上轨道的现代政府,最好,是美国式的。但那时大部分中国人还弄不清民主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1906年4月10日的日记里,胡适记下了国人以为选举就是“我想选谁就选谁”而无须候选人的。况且,近代中国从西方汲取的公民理念偏重于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却忽视了公德心、热心公共事务的面向。而1920年代胡适在创办《努力》时期推崇的“好政府”、“好人政治”,说到底,是英美式的精英政治,是远离一般民众的“书生政治”。所以罗志田说:“胡适总想把美国‘治世’的方法用到处于‘乱世’的近代中国来,药虽灵但不对症,当然也就治不了中国的‘病’。”        胡适自始至终反对袁世凯,对孙中山则有褒有贬。北伐革命时,他对国民党寄予厚望,此后从批评孙中山(“上帝尚可批评,何况孙中山”)一路批评到蒋介石(“生平不曾梦见共和体制是什么样子”),当然他自有分寸和言说技巧。但如学者邵建所言:从打拼的革命党到坐庄的执政党,一直到蒋介石退出历史舞台,国民党都没有很好地完成从江湖会社到现代政党的转型。他一生对这个政党/政权的寄情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        学者钱永祥说,在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尤其在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当权者往往有较高的善意期待。所以,与其说胡适寄情国民党,不如说他寄情于民主、法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1930年代,当胡适的自由主义友人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发生动摇,在《独立评论》上主张“专制”是建国的有效方法、建国成功后再建立民主不迟时,胡适早已走出莫斯科之行前后对“专制”思想的摇摆,一步也不肯退让,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造就一个真正稳定的现代国家。而且,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        蒋介石日记中的“诤友”或“狂人”        胡适一生中的数张剪影再度定格——        18岁在上海“学作新民”的胡适,有着宽大的额头和窄小的下巴,长衫领子撑起细瘦的颈,目光清润腼腆。        1930-1940年代的胡适博士,中小型身材,流利的英文中略带一点下江音,脸上常带“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1940年代中后期,张爱玲在报纸上看到战后回国的胡适大使,“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        1950年代初寓居纽约的“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之父”,端正,鬓白,谈笑风生。        1960年代初在台湾的胡院长,清癯,疲惫,但还在笑。        余英时交叉对比3份史料发现:1950年6月23日美国国务院次长Dean Rusk曾约谈胡适,想说服他出面领导反共亲美人士,以取代蒋介石的政权,这也是中情局的意图。但胡适对此毫无兴趣。        1950年代初的美国政府对胡适背后那个“自由中国”的态度远比抗战时期冷淡。胡适时常遭遇政治冷脸,又无意在学界立足(也很难立足,有跟美国教授“抢饭吃”的嫌隙),日常生活陷入困窘。杨金荣研究胡适在美这段将近九年的生活发现:1950年7月至1952年6月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年薪5200美元,是他这一时期“惟一比较正式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此后,年老体弱的胡适基本上靠有限的储蓄和养老金维持生计。他在1952年4月曾详细计算过每月开支,细分到房租、夫人、工人、洗衣、电气煤气、电话、报纸文具、圆桌俱乐部、食料、零用各项,共550美元。以此推算,每年约需6600美元。另外胡适常犯心脏病,医疗费也是很大的负担。杨金荣认为,经济困窘是胡适决定1958年返台定居的主要原因。        陈红民检索台北“蒋中正档案”函电发现,这一时期蒋介石曾雪中送炭:1951年至1955年,蒋介石共通过在美国的官员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直到这位官员回台中止。但整个1950年代,也是蒋介石与自由主义分子越走越远,直至深恶痛绝的时期。表现在日记中,是对胡适由“诤友”、“金石之言”、“甚感动”到痛斥其人“狂妄荒谬”、“无耻”、“自私”的转变。        胡适是《自由中国》名义上的发行人,虽与实际操作者雷震、殷海光等人政治目的不同,但其主张和言论越来越多地触到蒋介石孜孜建立的威权政府的痛处。他主张以宪政民主治国,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而代之以民选,他建议国民党内部自行分化出两三个党而实现所谓“多党制”——这“毁党救国”之议在蒋介石看来简直跟共产党的心思如出一辙。        原是国民党高官的雷震直接付诸行动。他接连在《自由中国》上“七论反对党”,到决意组建“中国民主党”时,降临的是10年牢狱之灾,且未经司法程序,直接交付军法。这件事对胡适的刺激非常大,是他晚年与蒋介石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它已触及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底线。然而彼时的胡适,除了一谏再谏,要求统治者“施恩开仁”外,实在无可奈何。他自己,也在舆论抨击和内疚不安中,度过了生命中最痛苦的尾声。        早在1920年,胡适就知道自己“心脏的活门不大灵活,出血不止可能就会送命”,但他乐于“一径向前”,人生态度写满“积极”二字。晚年有人问他到处演讲、上午下午都要讲,是否辛苦,他说,把这些讲话当作好玩的事,就不辛苦了。        1962年2月24日晚,胡适在中研院迎接新院士的酒会上讲完话,送客时跌倒,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瞻仰胡适遗容的第二天,蒋在日记中写下“盖棺”之论:“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这与蒋介石那副著名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可相参照。        (附记:胡适留下两百多万字日记,《胡适全集》有44卷2000万字,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内仅胡适影像档案须用5-6个5000G硬盘才能下载完,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内所藏日记、信件、藏书等亦非皓首不能穷尽。资料浩瀚,若非一代又一代学者的用功,我们无法得到今天这般清晰的胡适生平及思想。在此鸣谢本文参考的唐德刚、周质平、余英时、林毓生、耿云志、江勇振、罗志田、邵建、陈仪深、陈红民等学者的著述,尤其是江勇振6大卷胡适最新传记《舍我其谁:胡适》已出版的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感谢黄克武、程巢父先生对本刊采访提供的指点和帮助。也感谢台湾商界人士陈宏正对胡适研究的慷慨资助,许多受访学者都提到,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成果。)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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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提要:假的个人主义,只顾自己的利益。真的个人主义,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这个题目是我在山东道上想着的,后来曾在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学术讲演会讲过一次,又在唐山的学术讲演会讲过一次。唐山的演稿由一位刘赞清君记出,登在一月十五日《时事新报》上。我这一篇的大意是对于新村的运动贡献一点批评。这种批评是否合理,我也不敢说。但是我自信这一篇文字是研究考虑的结果,并不是根据于先有的成见的。        本篇有两层意思。一是表示我不赞成现在一般有志青年所提倡,我所认为“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是提出我所主张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就是“社会的”新生活。        先说什么叫做“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一月二日夜,(就是我在天津讲演前一晚)杜威博士在天津青年会讲演“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他说:个人主义有两种:        (1)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        (2)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杜威先生极力反对前一种假的个人主义,主张后一种真的个人主义。这是我们都赞成的。但是他反对的那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害处,是大家都明白的。因为人多明白这种主义的害处,故他的危险究竟不很大。例如东方现在实行这种极端为我主义的“财主督军”,无论他们眼前怎样横行,究竟逃不了公论的怨恨,究竟不会受多数有志青年的崇拜。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主义的危险是很有限的。但是我觉得“个人主义”还有第三派,是很受人崇敬的,是格外危险的。这一派是:        (3)独善的个人主义他的共同性质是:不满意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如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        这个定义含有两部分:(1)承认这个现社会是没有法子挽救的了;(2)要想在现社会之外另寻一种独善的理想生活。自有人类以来,这种个人主义的表现也不知有多少次了。简括说来,共有四种:        (一)宗教家的极乐国。如佛家的净土,犹太人的伊丁园,别种宗教的天堂、天国,都属于这一派。这种理想的缘起,都由于对现社会不满意。因为厌恶现社会,故悬想那些无量寿、无量光的净土;不识不知,完全天趣的伊丁园;只有快乐,毫无痛苦的天国。这种极乐国里所没有的,都是他们所厌恨的;所有的,都是他们所梦想而不能得到的。        (二)神仙生活。神仙的生活也是一种悬想的超出现社会的生活。人世有疾病痛苦,神仙无病长生;人世愚昧无知,神仙能知过去未来;人生不自由,神仙乘云遨游,来去自由。        (三)山林隐逸的生活。前两种是完全出世的;他们的理想生活是悬想的渺茫的出世生活。山林隐逸的生活虽然不是完全出世的,也是不满意于现社会的表示。他们不满意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却又无能为力,只得隐姓埋名,逃出这个恶浊社会去做他们自己理想中的生活。他们不能“得君行道”,故对于功名利禄,表示藐视的态度;他们痛恨富贵的人骄奢淫佚,故说富贵如同天上的浮云,如同脚下的破草鞋。他们痛恨社会上有许多不耕而食、不劳而得的“吃白阶级”,故自己耕田锄地,自食其力。他们厌恶这污浊的社会,故实行他们理想中梅妻鹤子,渔蓑钓艇的洁净生活。        (四)近代的新村生活。近代的新村运动,如十九世纪法国美国的理想农村,如现在日本日向的新村,照我的见解看起来,实在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那不同的地方,自然也有。山林隐逸是没有组织的,新村是有组织的;这是一种不同。隐遁的生活是同世事完全隔绝的,故有“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理想;现在的新村的人能有赏玩Rodin同Cézanne的幸福,还能在村外著书出报:这又是一种不同。但是这两种不同都是时代造成的,是偶然的,不是根本的区别。从根本性质上看来,新村的运动都是对于现社会不满意的表示。即如日向的新村,他们对于现在“少数人在多数人的不幸上,筑起自己的幸福”的社会制度,表示不满意,自然是公认的事实。周作人先生说日向新村里有人把中国看作“最自然,最自在的国”。这是他们对于日本政制极不满意的一种牢骚话,很可玩味的。武者小路实笃先生一般人虽然极不满意于现社会,却又不赞成用“暴力”的改革。他们都是“真心仰慕着平和”的人。他们于无可如何之中,想出这个新村的计划来。周作人先生说:“新村的理想,要将历来非暴力不能做到的事,用和平方法得来。”这个和平方法就是离开现社会,去做一种模范的生活。“只要万人真希望这种的世界,这世界便能实现。”这句话不但是独善主义的精义,简直全是净土宗的口气了!所以我把新村来比山林隐逸,不算冤枉他;就是把他来比求净土天国的宗教运动,也不算玷辱他。不过他们的“净土”是在日向,不在西天罢了。        我这篇文章要批评的“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就是指这一种跳出现社会的新村生活。这种生活,我认为是“独善的个人主义”的一种。“独善”两个字是从孟轲“穷则独善其身”一句话上来的。有人说:新村的根本主张是要人人“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如此看来,他们既承认“对于人类的义务”,如何还是独善的个人主义呢。我说:这正是个人主义的证据。试看古今来主张个人主义的思想家,从希腊的“狗派”(Cynic)以至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那一个不是一方面崇拜个人,一方面崇拜那广漠的“人类”的?主张个人主义的人,只是否认那些切近的伦谊,——或是家族,或是“社会”,或是国家,——但是因为要推翻这些比较狭小逼人的伦谊,不得不捧出那广漠不逼人的“人类”。所以凡是个人主义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不承认这个双重关系的。        新村的人主张“完全发展自己个性”,故是一种个人主义。他们要想跳出现社会去发展自己个性,故是一种独善的个人主义。      这种新村的运动,因为恰合现在青年不满意于现社会的心理,故近来中国也有许多人欢迎、赞叹、崇拜。我也是敬仰武者先生一班人的,故也曾仔细考究这个问题。我考究的结果是不赞成这种运动。我以为中国的有志青年不应该仿行这种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这种新村的运动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地方呢?        第一,因为这种生活是避世的,是避开现社会的。这就是让步。这便不是奋斗。我们自然不应该提倡“暴力”,但是非暴力的奋斗是不可少的。我并不是说武者先生一班人没有奋斗的精神。他们在日本能提倡反对暴力的论调,——如《一个青年的梦》——自然是有奋斗精神的。但是他们的新村计划想避开现社会里“奋斗的生活”,去寻那现社会外“生活的奋斗”,这便是一大让步。武者先生的《一个青年的梦》里的主人翁最后有几句话,很可玩味。他说:        请宽恕我的无力。——宽恕我的话的无力。但我心里所有的对于美丽的国的仰慕,却要请诸君体察的。        我们对于日向的新村应该作如此观察。        第二,在古代,这种独善主义还有存在的理由;在现代,我们就不该崇拜他了。古代的人不知道个人有多大的势力,故孟轲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古人总想,改良社会是“达”了以后的事业,——是得君行道以后的事业;故承认个人——穷的个人——只能做独善的事业,不配做兼善的事业。古人错了。现在我们承认个人有许多事业可做。人人都是一个无冠的帝王,个人都可以做一些改良社会的事。去年的“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何尝是“得君行道”的人做出来的?知道个人可以做事,知道有组织的个人更可以作事,便可以知道这种个人主义的独善生活是不值得摹仿的了。        第三,他们所信仰的“泛劳动主义”是很不经济的。他们主张:“一个人生存上必要的衣食住,论理应该用自己的力去得来,不该要别人代负这责任。”这话从消极一方面看,——从反对那“游民贵族”的方面看,——自然是有理的。但是从他们的积极实行方面看,他们要“人人尽劳动的义务,制造这生活的资料”,——就是衣食住的资料,——这便是“矫枉过正”了。人人要尽制造衣食住的资料的义务,就是人人要加入这生活的奋斗。(周作人先生再三说新村里平和幸福的空气,也许不承认“生活的奋斗”的话;但是我说的,并不是人同人争面包米饭的奋斗,乃是人在自然界谋生存的奋斗;周先生说新村的农作物至今还不够自用,便是一证。)现在文化进步的趋势,是要使人类渐渐减轻生活的奋斗至最低度,使人类能多分一些精力出来,做增加生活意味的事业。新村的生活使人人都要尽“制造衣食住的资料”的义务,根本上否认分功进化的道理,增加生活的奋斗,是很不经济的。        第四,这种独善的个人主义的根本观念就是周先生说的“改造社会,还要从改造个人做起。”我对于这个观念,根本上不能承认。这个观念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分作两截;在于把个人看作一个可以提到社会外去改造的东西。要知道个人是社会上种种势力的结果。我们吃的饭,穿的衣服,说的话,呼吸的空气,写的字,有的思想,没有一件不是社会的。我曾有几句诗,说:“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当时我以为把一半的我归功社会,总算很慷慨了。后来我才知道这点算学做错了!父母给我的真是极少的一部分。其余各种极重要的部分,如思想、信仰、知识、技术、习惯,等等,大都是社会给我的。我穿线袜的法子是一个徽州同乡教我的;我穿皮鞋打的结能不散开,是一个美国女朋友教我的。这两件极细碎的例,很可以说明这个“我”是社会上无数势力所造成的。社会上的“良好分子”并不是生成的,也不是个人修炼成的,——都是因为造成他们的种种势力里面,良好的势力比不良的势力多些。反过来,不良的势力比良好的势力多,结果便是“恶劣分子”了。古代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只为要妄想凭空改造个人,故主张正心、诚意、独善其身的办法,这种办法其实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下手的地方。近代的人生哲学渐渐变了,渐渐打破了这种迷梦,渐渐觉悟: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教育,等等。那些势力改良了,人也改良了。所以我觉得“改造社会要从改造个人做起”还是脱不了旧思想的影响。我们的根本观念是:        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        改造社会须从改造这些造成社会,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        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新村的运动如果真是建筑在“改造社会要从改造个人做起”一个观念上,我觉得那是根本错误了。改造个人也是要一点一滴的改造那些造成个人的种种社会势力。不站在这个社会里来做这种一点一滴的社会改造,却跳出这个社会去“完全发展自己个性”,这便是放弃现社会,认为不能改造;这便是独善的个人主义。        以上说的是本篇的第一层意思。现在我且简单说明我所主张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是什么。这种生活是一种“社会的新生活”;是站在这个现社会里奋斗的生活;是霸占住这个社会来改造这个社会的新生活。他的根本观念有三条:        (1)社会是种种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无论你的志愿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彻底,计划如何伟大,你总不能笼统的改造,你总不能不做这种“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工夫。所以我说:社会的改造是这种制度那种制度的改造,是这种思想那种思想的改造,是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的改造,是这个学堂那个学堂的改造。?        (附注)有人说:“社会的种种势力是互相牵掣的,互相影响的。这种零碎的改造,是不中用的。因为你才动手改这一种制度,其余和种种势力便围拢来牵掣你了。如此看来,改造还是该做笼统的改造。”我说不然。正因为社会的势力是互相影响牵掣的,故一部分的改造自然会影响到别种势力上去。这种影响是最切实的,最有力的。近年来的文字改革,自然是局部的改革,但是他所影响的别种势力,竟有意想不到的多。这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吗?        (2)因为要做一点一滴的改造,故有志做改造事业的人必须要时时刻刻存研究的态度,做切实的调查,下精细的考虑,提出大胆的假设,寻出实验的证明。这种新生活是研究的生活,是随时随地解决具体问题的生活。具体的问题多解决了一个,便是社会的改造进了那么多一步。做这种生活的人要睁开眼睛,公开心胸;要手足灵敏,耳目聪明,心思活泼;要欢迎事实,要不怕事实;要爱问题,要不怕问题的逼人!        (3)这种生活是要奋斗的。那避世的独善主义是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故不必奋斗。这种“淑世”的新生活,到处翻出不中听的事实,到处提出不中听的问题,自然是很讨人厌的,是一定要招起反对的。反对就是兴趣的表示,就是注意的表示。我们对于反对的旧势力,应该作正当的奋斗,不可退缩。我们的方针是:奋斗的结果,要使社会的旧势力不能不让我们;切不可先就偃旗息鼓退出现社会去,把这个社会双手让给旧势力。换句话说,应该使旧社会变成新社会,使旧村变为新村,使旧生活变为新生活。        我且举一个实际的例。英美近二三十年来,有一种运动,叫做“贫民区域居留地”的运动。(Social Settlements)这种运动的大意是:一班青年的男女,——大都是大学的毕业生,——在本城拣定一块极龌龊、极不堪的贫民区域,买一块地,造一所房屋。这班人便终日在这里面做事。这屋里,凡是物质文明所赐的生活需要品,——电灯、电话、热气、浴室、游水池、钢琴、话匣,等等,——无一不有。他们把附近的小孩子,——垢面的孩子,顽皮的孩子,——都招拢来,教他们游水,教他们读书,教他们打球,教他们演说辩论,组成音乐队,组成演剧团,教他们演戏奏艺。还有女医生和看护妇,天天出去访问贫家,替他们医病,帮他们接生和看护产妇。病重的,由“居留地”的人送入公家医院。因为天下贫民都是最安本分的,他们眼见那高楼大屋的大医院心里以为这定是为有钱人家造的,决不是替贫民诊病的;所以必须有人打破他们这种见解,教他们知道医院不是专为富贵人家的。还有许多贫家的妇女每日早晨出门做工,家里小孩子无人看管,所以“居留地”的人教他们把小孩子每天寄在“居留地”里,有人替他洗浴,换洗衣服,喂他们饮食,领他们游戏。到了晚上,他们的母亲回来了,各人把小孩领回去。这种小孩子从小就在洁净慈爱的环境里长大,渐渐养成了良好习惯,回到家中,自然会把从前的种种污秽的环境改了。家中大人也因时时同这种新生活接触,渐渐的改良了。我在纽约时,曾常常去看亨利街上的一所居留地,是华德女士(Lilian Wald)办的。有一晚我去看那条街上的贫家子弟演戏,演的是贝里(Barry)的名剧。我至今回想起来,他们演戏的程度比我们大学的新戏高得多咧!        这种生活是我所说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是我所说的“变旧社会为新社会,变旧村为新村”的生活!这也不是用“暴力”去得来的!我希望中国的青年要做这一类的新生活,不要去模仿那跳出现社会的独善生活,我们的新村就在我们自己的旧村里!我们所要的新村是要我们自己的旧村变成的新村!        可爱的男女少年!我们的旧村里我们可做的事业多得很咧!村上的鸦片烟灯还有多少?村上的吗啡针害死了多少人?村上缠脚的女子还有多少?村上的学堂成个什么样子?村上的绅士今年卖选票得了多少钱?村上的神庙香火还是怎么兴旺?村上的医生断送了几百条人命?村上的煤矿工人每日只拿到五个铜子,你知道吗?村上多少女工被贫穷逼去卖淫,你知道吗?村上的工厂没有避火的铁梯,昨天火起,烧死了一百多人,你知道吗?村上的童养媳妇被婆婆打断了一条腿,村上的绅士逼他的女儿饿死做烈女,你知道吗??        有志求新生活的男女少年!我们有什么权利,丢开这许多的事业去做那避世的新村生活!我们放着这个恶浊的旧村,有什么面孔,有什么良心,去寻那“和平幸福”的新村生活!   1920年        实习生/李静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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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胡适的政治兴奋点

作者: 程巢父         胡适:从这里我们得到两个教训:第一,选民教育程度高的,选举就办得好。第二,选民应该有限制,在宪法没有修改以前,没有办法根本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各种经验教训,改正既有的缺点,天津就可以改正北平所发生的一些可以避免的错误。           1946年11月10日,国民政府蒋主席电邀胡适“莅京出席国民大会,藉慰众望”。次日,胡适乘空军专机离平飞南京。国民大会于11月15日开幕,代表总额二千零五十名。中共代表一百九十名,民盟代表一百二十名,都没有到会。会议历时四十天,就是为了制定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当时左翼认为是假民主,做做样子的;而有些自由思想分子也说是为了讨好美国,以争取美援。胡适被选入主席团。《宪法草案》在大会需经三读。在二读大会上,又推定代表孙科、王宠惠、胡适、陈立夫、蒋匀田、王世杰、王云五、陈诚、林彬、潘公展、洪兰友、雷震等十二人负责整理宪法决议案条文的文句。12月25日上午,于右任代表主持大会。进行第三读大会前,由十二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公推胡适代表报告整理结果。胡适报告后,宣读《宪法》条文历半小时,大会完全接受并通过。        按照大会决议,国民政府于民国三十六(1947)年1月1日公布宪法,胡适并着手政府改组。        2月21日,蒋派王世杰飞往北平,劝胡适考虑就任考试院长。胡适说:“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我不愿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        3月6日,胡适与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秘书玛丽·弗格森和护士学校主任聂女士搭美国军用机南下,十二点到上海。下午就开董事会的“提名委员会”。7日、8日又续开二次、三次提名委员会,直到预备程序完成后,才于11日开协和校董会的正式年会,开了一整天,终于选出了正、副院长。        13日,胡适去南京。下午两点才到,立即就开中央博物院理事会,接着又开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预备会。胡适此来是为参加中基会年会,商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法草案。晚八点,蒋介石邀吃饭,先约胡适小谈,仍然劝他参加政府。以后几天,陈布雷、邵力子都来劝驾。18日下午蒋又约谈话。胡适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蒋承认那是错误。但他一定要胡适考虑国府委员的事。        胡适虽坚执不入政府,但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热情并未稍减。下午五点,又访英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胡适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中山当年接受了共产党的组织方法,但他终不认一党专政为最后阶段,只认为是过渡到宪政的一个阶段。国民党执有政权二十年,今日宣告结束训政,故是稀有的史实。        7月20日,各报登出胡适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他说: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宪政政治。        1947年胡适已进入五十七岁,他的健康状况并不好,但是在7月的酷暑里仍然忙得很。7月31日的《日记》写道:“写明天的广播词,今天天气极热,事情又多,直到晚上始能写下去,直到天明五点半才写完!(昨天已开始写了)我看重广播,故花这许多时间去准备。”8月1日上午九点,他在北平广播电台作生平第一次在国内广播,讲题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他说轮船、火车、电报、汽车、飞机、无线电报出来以后,世界上的距离一天天缩短,地球一天天缩小,人类一天天接近,把种种自然的阻隔物都打破了,使各色各样的风俗习惯、信仰思想都可以彼此接触,彼此了解,彼此交换,已经渐渐的造成了一种混同的世界文化。这种世界文化都是自由挑选的,这里面有一个大原则,就是“我要什么,我挑什么来,他要什么,他挑什么去”。这些都不是洋枪大炮输入或抢去的。这是世界文化的一个自然趋向。还有一个理想的趋向。这个趋向是改造世界的大方向,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现在差不多成了文明国家共同努力的目标了,总括起来共有三个:        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        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        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        俄国的大革命……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中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一个人的专制。三十年的苦斗,人民所得到的经济利益,还远不如民主国家从自由企业与社会立法得来的经济利益那么多。这是很可惋惜的。        我们纵观这三十年的世界历史,只看见那些模仿这种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制度一个一个的都被打倒了,都毁灭了。今日的世界,无论是在老文明的欧洲,或是在新起的亚洲,都还是朝着争民主、争自由的大方向走。印度的独立、中国的结束一党训政,都是明显的例子。所以我不迟疑的说:世界文化的第三个理想目标是争取民主,争取更多更合理的民主。        8月1日这一天胡适辛苦得很,为写广播词前一夜通宵未眠,上午广播后未得休息,魏德迈特使团又到北平,约他去谈话。他下午赴约,四点半先与政治顾问斯普洛斯谈。五点十分同魏德迈将军谈到七点二十分。他是当时世界知识最丰富,最了解国内局势,见解最透辟的中国舆论界领袖人物,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极高,故美国朝野均极重视他的意见。斯普洛斯精通中国话,曾到康桥看过胡适。另一位特使团成员马克·沃克负责公共关系(属《巴尔的摩太阳报》),曾与胡适同在休·扬博士家吃过饭,他们夫妇都曾听过胡适的讲演,故他们一到北平就特别要找胡适谈。这次谈话的内容,胡适对报界守口如瓶。        国民政府改组于4月18日完成。新政府中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及社会贤达等各党各方人士。此一多党组成的过渡时期联合政府,乃在宪法生效前代替了国民党一党训政而行使国家的治权。新政府负有准备实施宪政的责任,故于政府改组完成后,即从事筹划举行普选。6月25日,成立了全国选举总事务所,以内政部长张厉生兼主任。8月16日,又设立全国职业性团体、妇女团体、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选举事务所,以社会部长谷正纲为主任。在9月中,各省、市之选举事务所亦相继成立,开始工作,积极筹备普选事宜。        1947年9月21日胡适的《日记》记:上午投票选举市参议员。此是我第一次参加选举。与崔书琴、张佛泉诸友去参观各区选举,共看了三个区域选举投票所,与两处职业投票所:市教育会与市商会。此次实地观察,胜于十年读书。十二点搭车去天津。        次日天津的报纸载: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应天津公能学会之请,昨日下午二时半与张佛泉、崔书琴、谭炳训诸氏相偕来津,张伯苓校长、杜建时市长等多人到车站欢迎。胡氏等下车后,即到南开女中休息。据告记者:此来专为公能学会演讲及参加平津市民治促进会理监事联席会,并无其他任务。        胡适在公能学会的讲词        (节录)来天津以前,今天早晨我与张佛泉、谭炳训诸先生去参观北平市参议员选举的五个投票区。从这里我们训练了自己,教育了自己。从这次办理选举的经过来看,当局者很想把选举办好,事前请了学校里的好多政治学家和许多别的先生们去研究,去想办法,可见办选举的人是想办好它。至少我在北平看到的是如此。        但是我们看了几个选区以后,觉得有缺点,有值得批评的地方。因为办选举的人自己没有经验,也很少看过别人选举。拿选举的法律条文做教科书,就难以解决实际困难。譬如选举时旁边有代书人,凡是不会写字的选民可以请代书人代写选票。加上旁边两个监视人,选一票至少要被三个人知道,这就不能算是秘密投票,就难免受人威胁利用。但“代书人”的办法是选举法的细则上规定的。那么根本的毛病在那里?根本毛病在于宪法。        宪法规定普选,不分性别,不分教育程度,不计财产,只要满二十岁就有选举权,这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制度,我们是迎头赶上了。但是我们选民的“能”不够,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来选举,竞选的人递给她三张片子,走到代书人面前,她不知道要选谁。另外我看到一位瞎子来投票,这太感动人了。外国记者忙着替他照相,但是他不知道选谁。有人建议他用手在候选人名单上任指一个,但他是盲人,连指的能力都没有,结果由他的小孙子在名单上随便点了一个。这是我们看见的,这是公开的,并没有人贿选。但结果是如此不合理!        错误是在制宪时种下的,当时我们没有反对普选,是一个大错。我们只根据书本,没有勇气走出看看,为了“普选”的美名,我们没有看看全国人民的水准,没有看看他们的能力。将来发生坏的效果,我们参加制宪的人都有责任!我希望在座的人都去看看选举的实情。        我们还看了北平的职业选举,市商会和市教育会就没有“代书”的事,比区域选举的情形好得多了。        市商会用间接选举,手续繁复;市教育会用直接选举,在十个候选人当中选七位参议员,方法简便,效果也良好。        从这里我们得到两个教训:第一,选民教育程度高的,选举就办得好。第二,选民应该有限制,在宪法没有修改以前,没有办法根本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各种经验教训,改正既有的缺点,天津就可以改正北平所发生的一些可以避免的错误。候选人应该加以限制。应该要他负责。英国规定候选人须缴两百镑保证金,选票不及选民三分之一时,保证金就充公为选举经费。这办法也许太严,但我们绝不能让一个人随便去登记一下就成为候选人,我们要让他负责。候选人减少,就可以全部印在选票上,选民只要在名下画个“        ×”,不会写字的人总可以画“        ×”,“代书人”可以免除。这就改正了一个缺点。        我们要能够接受经验,改正缺点,这算是我的引论,以下谈正文。(略)        胡适先生1947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民主政治初步实行的这些活动,我们今天来看,其投注的热情和精力,也算没有虚掷。      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 | 责任编辑:程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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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有易,说无难——向胡适先生道一次歉 向江勇振先生

  这篇文章早就想写,但没找到机缘。   还是2011年4月为纪念胡适诞生120周年在南大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来自台北的朋友告诉我,刚出版的江勇振先生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对我的《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提出批评。恰巧,在美国教书的江先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期间,我自己主动向江先生提及此事。江先生很绅士,打着手势:当然,这只是学术层面上的……(后面的什么词我忘记了)。我点头称是,某种意义上,书就是用来批评的。然而,此刻的我关心的不是批评,而是批评了什么。江先生当时只提出一点,让我只好说惭愧。   在《瞧,这人》的“内容提要”里,我这样写道:“胡适是20世纪的一个文化坐标,一种精神象征,一条思想脉络。即使放在21世纪的今天,胡适和他所代表的思想依然是普世意义上的一种价值选择。基于此,本著试图从资料本身形塑胡适。重在挖掘、梳理和呈现胡适一生的思想脉络,把握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更关注在他的思想语境中,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对社会事务的关怀和他在公共领域中的表现。同时,以人带史,由此折射胡适所身处的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其中,从资料本身形塑胡适,并梳理其思想脉络,乃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但,江著正是在这一点上指出了我的问题。   不言而喻,胡适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思想,作为20世纪自由主义的知识代表,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当然是我关注所重。在《瞧,这人》之前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中,我已经感觉胡适前期在自由主义上的偏差,比如莫斯科三天,胡适就没有把持住自己,以致向斯大林体制表错了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舛,我的判断是,胡适只是接受了19世纪密尔的新自由主义,对密尔以前以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缺乏了解。因而,到了《瞧,这人》,我根据我对胡适留美期间日记的阅读,作出了一个知识性的判断,即胡适没有读过洛克的《政府论》。书中我是这样说的:“就自由主义而言,胡适肯定是密尔式的,但未必是洛克式的,在他的日记中,我尚未发现胡适读过洛克,而洛克被提及,也是在一则‘近世不婚之伟人’的日记中,他(写作‘陆克’)和笛卡尔、帕斯卡、斯宾诺莎、康德、霍布斯、斯宾塞等人排列在一起。”(该书第88-89页)   虽然那天和江勇振先生有过面对面的交流,但毕竟手中无书。后来一位读者朋友寄一本送我,并告知江著对我提出的批评,书中约有四、五处。江著厚厚一本,有如砖头,这是它的份量。但胡著写完后,我自己兴趣有所转移,大体停止了对胡适的关注(《瞧,这人》只写了胡适的前半生,等于才写了一半,呜呼),对这样一个六百多页的大厚本,不免有一种阅读的畏惧。因此,书到手后,随手翻翻,居然没翻到对我的批评处,就丢了下来。这一丢就是很长时间。至于今天提笔写这篇文章,只能说是一个机缘。今年2月24日,是胡适先生辞世50周年。《南方人物周刊》要推出他们的纪念文章,该刊记者约我为这组文章做一个对话笔谈。看得出该记者很用心,约我笔谈前,看了江先生的书,也看了我的书。稿子完成后,电话来会通,其中问我是否知道江著对我的批评。我心中一动,说知道,连忙问她在哪一页。听到电话那头她去拿书,过来告诉我是263页,还念了其中一段。此刻,我也拿过书来翻到此页,同时在电话中告知她,我去年见过江,还扼要说了当时我和江交流时的情形。   针对我所说的“相信胡适读过《政府论》就不会走到自由主义的反面”,江著非常明确地告诉我:“念西方哲学的胡适,在选课的时候一定会读到洛克,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在,我们知道胡适在‘哲学30:经验论与唯理论’这门课读了洛克。此外,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的‘胡适档案’里,就有一篇胡适的读书报告,写的就是邵建所谓要了解自由主义的真谛所必读的《洛克的研究》(A Study of Lock’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我一边听电话,一边看这段文字,虽然我早就知道有这一处批评,但直接面对,还是惭愧不已。我所面对的材料,来自胡适的日记、书信和年谱,但这并非是材料的全部。台北的胡适纪念馆里,大陆这边的近史所里,都还有大批胡适的资料(英文的、中文的)没有出版。我并没有穷尽材料,怎么可以断言胡适没有读过《政府论》呢。   记得南京一位朋友(邓伍文)不止一次说过,历史研究说有易,说无难。当时听了也就听了,此刻,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是啊,你没见到的东西多了去,怎么可以断定它就没有呢。何况有是可以证明的,无则难以证明。这是一个硬伤,知识硬伤。在硬伤面前,我所能做的,第一是向已故的胡适先生道歉(正如把没有说成有是诬枉,但把有说成没有,虽反向之,亦迹近之),当然宽容的胡适先生已经无法接受我的道歉了。第二是要向江勇振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对我的批评,还感谢他等于为我找到了胡适读洛克的证据,于是我便知道胡适对古典自由主义并非陌生(因而,我对胡适自由主义的批评,还要重新审视并解释)。   做一个人的研究,哪怕是思想研究,都要尽可能地穷尽材料。就此点而言,我实在用力不勤劬。记得当时江先生告诉我胡适读过洛克时,我即问出处,江告诉我,出处在北京近代史研究所里的“胡适档案”,他是从那里抄出来的。胡档就在北京,它就睡在那里,我并非不知道,但却从没有动过要去抄书的念头,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开放(我的胡适两本书,材料依据都是根据公开出版的胡鲁著作)。江先生远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德堡大学,却能跨洋过海,不止一次到台北和北京来坐冷板凳。两相比较,这是什么精神。当然,江勇振对材料的用力,我早就感知,大约是07年吧,台北一位老先生寄给我《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就领略了这位哈佛历史博士的材料功夫。材料是史学的功底,甚至胡适的弟子傅斯年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就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的朋友中多位写作走的都是傅斯年的这个路,我则常以我的兴趣是思想史或观念史而自我开脱,所以这次就跌了跟头。   去年12月中旬是胡适120周年的诞辰,杭州的傅国涌约了几位朋友去他那里一道做个纪念。离杭那天,几人同车,我坐在前面副驾的位子上,听后面几位聊天。话题游走,却不出各自的兴趣。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材料,坐中谢泳、傅国涌等都是材料高手,都肯在材料上花大功夫。比如就是这次傅国涌送我的《辛亥百年》上下册,全书共八篇,每篇之后,材料出处的注释基本都是三百多条。两册之后亦都附有参考书目,我看了一下,包括日记书信口述回忆录年谱当时报刊文章等,参考文献有三百多种。国涌正是凭靠这样一个体量,才左右逢源,完成了“重建辛亥叙事”。因此他们聊天,我无从插嘴,我就不在这道上。似听非听时,听得谢泳接了国涌一句:别人用过的材料就不叫材料。很漂亮的一句话,它是追求文献的初始发现和第一次使用。我相信,以上江勇振从故纸堆中抄出的那份英文胡档,就属于这种。   这里我还必须自领一次粗疏。先感谢江勇振在书中为我圆场,说:“邵建不是不知道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是不记哲学的。胡适解释了他在日记里不记他所读的哲学的原因”接着,江著引了一段胡文:“或问吾专治哲学,而札记中记哲学极少,何也?则答之曰:正以哲学为吾所专治,故不以入吾札记耳。吾日日读哲学,若一一以实吾札记,则篇篇时日皆有所不给。且吾之哲学功课,皆随时作记(notes);其有系统的思想,则皆著为长篇论文,如前论墨子、康德(kant)、胡母(hume)[休谟]诸文,皆不合于札记之体例也。且吾札记所记者,皆一般足以引起普通读者之兴味者也。哲学之不见录于此,不亦宜乎?”这里的札记即日记,应该说这段文字我知道,而且其中的休谟亦为古典自由主义之代表;但实际上却变成了知而不道,或曰,视而未见。胡适既然有了这样的自述,何况如果我细敏,胡适否定遗产权时还率先肯定了“财产权起于劳动”,这正是洛克《政府论》的观点,我为何还要推断他没读过该书呢;尽管推断的语气并不绝对,甚至带有一点悬拟。   电话中,我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当我知道胡适读过洛克后,很自然提出了疑问,即如何解释胡适后来出现的自由主义偏差。本来倒是想探讨一下的,但,江勇振很直接:到时我自然会作出解释,一边说一边伴以神情和手势。这话题便到此为止。江著第一卷只写到胡适1917年回国,胡的问题要到1920年代才出现。江要解释,也要等到二卷吧。回叙完毕,我和江没完成的话题,倒变成了我与这位记者的继续。看得出,该记者对胡适很感兴趣,她本是理工出身,却转过来吃文字饭,我只能在电话中称说不简单。从哲学理解的角度,比如康德不太容易懂等等,她说了她的理由。我的看法是,如果胡适读过洛克,他的问题恐怕更严重。这倒不是康德难读,毕竟洛克不是康德,很容易把握。如果把《政府论》概括一下,说到底就是人们所以需要国家(政府),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   可是,胡适恰恰在产权问题上摔了两跤。一次是在美国念书时不赞成美国的遗产制度(遗产即财产),认为应该取消(即“宜去”),这等于是剥夺财产所有者对于自己财产的处分权。一次是20年代路过莫斯科,为苏俄体制辩护,认为剥夺私人产权的苏俄“共产制实在不成什么问题”,而且认为只要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我所以两本书中都抓住胡适这一点不放,实在因为没有什么比私人产权对自由主义更重要的了,也没有什么比私人产权的失去更能危害人类的了。20世纪前五十年的中国自由主义基本上在这个问题上不及格(除了哈耶克的中国弟子周德伟等少数人外)。只要自由主义不根基于私人产权,无论其他什么自由,如言论、结社、迁徙、信仰等,统统hold不住。而且极权主义正是从私人产权的门限里破门而入,将魔掌伸进言论结社迁徙信仰等领域,最后肆孽于整个社会,乃至它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完全可以说,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没有私人产权,就没有自由主义;正如没有私人产权,就必然导致极权主义(目下我们对极权主义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延伸到产权这个最根本的层面上)。鉴于对此问题的严重体认和我们自己还在经历着的历史,我自然无法放过胡适自由主义乃至中国20世纪自由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谁让胡适您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呢。胡先生,抱歉了!   因为一通电话,便有了这篇文字。记得当时电话中,无法展开谈,我大概说了我的看法:假如胡适了解古典自由主义,那么,他一定是受了那个世纪流行的进步论的影响,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形成于17、18世纪,而俄苏那一套是后起的、新的。那个时代的人往往唯新是求。不独胡适,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团体,当时所以接受苏俄那一套,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新(古典自由主义反而成了守旧和落伍的对象)。上个世纪的唯新是求应当与严复翻译的进化论有关,在当时一味求新的语境下,进化论变相为进步论,而这个进步论真的害人不浅,害世纪不浅,至今我们还没完全给它祛魅。当然,电话中没说的另一原因也可能是中国士子遗传性地对财产的轻视。   放下电话,继续读江。看到这样的表述:“如果胡适作出了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合的论点,那绝不是像邵建所说的,是因为胡适‘对古典自由主义生疏’,而是他站在了解的基础上来批判古典自由主义。”是这样的吗,至少胡适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的表述,我尚未见到(也许又是我粗疏了)。下面的表述更加有意思(刚才那位记者还特地念出来听),它针对我,又不止针对我:“所有研究胡适的人都必须先抱持着一个态度跟一个假定。那个态度就是虚心:我们所面对、所分析的,是一个天才,他的天分跟努力是我们望尘莫及的;那个假定就是:如果胡适敢谈任何问题,我们必须假定他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必须假定该看的书,他都已经看过了。”这段文字是有表情的,它让我莞尔。不禁想到2009年五月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开会时,江先生有过一次胡适的专题讲座,这文字就让我联想到他那次谈胡适时的神态,像极了。   只是我尚不清楚江勇振先生在二卷中将如何解释对古典自由主义不生疏的胡适,为什么会出现自由主义的“变节”,这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正如我更关注江著第一卷中提到但并没有给我们呈现的那份编号为E060-012的“胡档”( A Study of Lock’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年轻的胡适在这里说了些啥呢,愿江先生二卷中能为我(们)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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