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马英九:受胡适影响最大是独立思考和渐进改革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马英九6日到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参观,“中研院长”翁启惠、“副院长”陈建仁、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等陪同,马英九表示,年轻时代就非常心仪胡适,胡适主张渐进改革,台湾走渐进改革路,一步一步把台湾带向繁荣局面。       马英九参观完后致词时表示,高一读到《胡适文选》,影响胡适思想最大2个人,赫胥黎和杜威,前者教他如何怀疑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后者告诉他当下思考要注意思想的后果,自己也发表过有关胡适的文章。        谈到受到胡适的影响,马英九说,受胡适影响最大是独立思考和渐进改革2项,台湾是走渐进改革的路,一步一步走向繁荣。        马英九提到,胡适和蒋介石有不同看法,但胡适从来不在海外批评蒋介石,马英九称自己在台北市长任内,陈水扁当局“执政”,自己在海外从来不批评扁,因为陈水扁时任领导人,要批评在台湾批评,这想法就是脱胎于胡适。      ( 来源:中新网 )   http://www.chbcnet.com/tw/2012-03/06/content_3117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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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 | 胡适临危受命与罗斯福的“隔离演说”

                      胡适临危受命与罗斯福的“隔离演说”   现在人们看到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从朝鲜到越南,从阿富汗到伊拉克,目前又针对叙利亚和伊朗提出制裁……会误以为这是一个喜好穷兵黩武的国家,其实历史上的美国恰恰相反,自美国立国以来,孤立主义一直是美国传统的对外政策核心。早在 1796 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发表的《告别演说》中就提出:美国“避免与国外世界的任何一部分永久结盟”,不能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以致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夺、利益、情绪和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 1823 年,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提出“门罗主义”,发展了华盛顿宣布的原则,提出了:欧洲任何列强“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任何地区的企图,对于我们的和平和安全都是有危害的。”美国决不卷入欧洲的纠纷中。一战后,威尔逊总统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组织的倡仪,遭到了国会孤立派的猛烈攻击,最终挫败了威尔逊加入国联的外交努力。 今天的人们大概想象不到,后来美国改变对外政策,走出孤立主义,与日本入侵中国有着很大关系。 二战爆发时,美国正处于孤立主义情绪强烈增长的时期,一个参议员领导的一个调查认为: 1917 年的远征欧洲,耗费了美国人大量的鲜血和金钱,既未使世界获得安全,也未能制止战争再次爆发,甚至连战争期间借出去的债款也未收回。 1935 年,墨索里尼进兵埃塞俄比亚时,由于担心战火再一次把美国卷进去,美国国会连忙通过一个临时中立法案,规定“美国对各交战国实行武器禁运,为期半年”,把自己的中立立场、孤立主义政策和对欧亚两洲的混乱局面不闻不问的决心,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之后,国会又制定了更加严厉的 1936 年中立法和 1937 年永久中立法,前者规定禁止向各交战国贷款,后者规定不准美船航行到交战区,不准武装美国商船。可以说,中立法是 30 年代美国关于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立法。 随着二次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与日俱增,罗斯福总统对这种中立态度日益感到不安。 1937 年 7 月,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罗斯福没有像以往那样根据中立法宣布武器禁运。罗斯福对此解释道:“如果我们宣布了中立,情况又将如何呢?日本固然不能从我们这里购得任何军火,实际上它现在也并没有购买军火。中国则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英国采购,经由英国、新加坡、香港向我们采购军火。毫无疑问,美国军火今天正在运往中国。” 这大概是罗斯福最早公开表现出来的思想转变。 “ 八 · 一三 ” 上海战事爆发,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中国首都南京危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急待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援助,胡适受命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游说。 1937 年 10 月 2 日,胡适与驻美大使王正廷在华盛顿拜会罗斯福,罗斯福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胡适予以肯定的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罗斯福被来自日本的危险彻底唤醒了,两天后的 10 月 5 日,罗斯福发表后来被称作“隔离演说”的重要讲话,斥责“在当今世界开始出现的恐怖统治和国际上的无法无天行为”——违反条约、侵犯弱国、没有事先警告或军事理由轰炸贫民百姓、煽动内战、无辜的毫无防御的国家成了牺牲品。 他警告:“除非全世界公正的国家采取果敢和一致的行动去阻止这种恐怖统治,否则,恐怖统治将会蔓延。”并指出:“如果那样的事情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谁也不能幻想美国可以逃脱、可以指望侥幸……如果我们不让那样的日子到来——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我们能自由呼吸、没有恐惧、和睦相处的世界——那么,热爱和平的国家必须作出一致的努力。”“当今世界,不论是在技术方面或道义方面,都是休戚相关、互相依存的,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完全孤立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动乱之外……不幸的是,世界上这种无法无天的传染病正在扩散……当传染病开始传染时,社会就会联合起来把病人隔离,以制止疾病传染扩散,保护整个社会健康……” 这篇后来被称作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对外关系文献之一的演讲,其中涵括的精神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同和接受,引导美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最坚定的一员,导致了联合国的成立以及二战之后直到今天几十年国际和平局势的出现。这不是未经考虑的一时义愤的爆发,而是罗斯福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珍贵的遗产。上个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人类共同体意识、地球村概念、全球化一体趋势……都从罗斯福的思想中直接或间接地获得了启示。 但这篇影响深远的讲话在当时几乎激起了所有美国人的不满,罗斯福受到大多数美国报纸的攻击,被严责为战争叫嚣。罗斯福心有余悸地对他的幕僚说:“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当你正试图带领人们前进时,回头一看——后面却空无一人。” 虽然美国大多数人民这时还没做好准备,但罗斯福却从此不再回头信奉中立与孤立主义了。集体安全之路是通向安全的唯一之路,这一信念在罗斯福心中日益坚定。他知道,自己的任务是用自己的全副才能来说服、影响和确保美国人民充分支持这一目标。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罗斯福经历了一个缓慢沉闷而艰苦的过程,直到珍珠港事件那个契机的来临。 胡适与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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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中国经营报:容忍与自由 胡适留给当代中国的思索

感谢OMM志愿者  好个亮亮  ( 新浪微博 )投递。 文/羽戈 谨以此文纪念胡适先生去世五十周年 有一句名言,经胡适先生之口而发扬光大,于是其知识产权常常被归于胡适名下。其实此言的合法主人乃是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家George Lincoln Burr,胡适尊称其布尔先生。原话是:“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时值先生去世50周年之际,其对容忍与自由的理解,对于国民来说,更具现实意义。 对容忍的理解 在风雨如晦的威权主义政治天空下,所谓自由,虚幻、脆弱如肥皂泡,漫天飞舞,难以落地生根。不能像面包一样把握手中,便是奢谈。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辨明。第一,胡适写作《容忍与自由》一文,当在1959年3月10日,12日改定,发表于《自由中国》第20卷第6期。单是标题,就三易其稿,初题为《政治家的风度》,后改作《自由与容忍》,最后确定为《容忍与自由》。此文开头,胡适回忆他与布尔谈话,说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他未说明具体年月,只模糊记得是“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推衍起来,应在1940年后。考胡适年谱,应可成立,因胡适于1937年下半年就去了美国。然而,考Burr先生生平,问题就来了。Burr生于1857年,死于1938年,胡适写《容忍与自由》的“十七、八年前”,恐怕只能与Burr的鬼魂谈天说地。所以,这二人的对话——假如确有其事的话——应在“二十一、二年前”,胡适记错了。 其二,即tolerance的词义,胡适译为容忍;查词典,可知还能译为“宽容”。这二词的差异,从语言政治学上讲,更多在于一种权力关系。就我的理解,宽容发生在两个平等主体之间,容忍则折射出了两者的权力强弱。胡适采纳“容忍”一义,更契合彼时台湾的政治生态。只是这么一来,很可能与Burr的初衷擦肩而过。因为Burr说这话的语境,乃是宪政主义:总统并不必然高于平民,富翁并不必然高于乞丐,谁也没有权力欺凌谁,谁也没有必要容忍谁,所有的权力主体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尤其平等,正基于此,宽容与自由才有一较高下的可能。 相比“容忍”对“宽容”的词义扭曲,这背后,还有一种更致命的权力扭曲。胡适把一句宪政主义的格言移植到威权政治的语境之下(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可定义为威权政体),会不会导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悲剧?就像近年来越喊越响亮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只有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政国度,才能令你的房屋的所有权长出锋锐的牙齿,阻止国王人马的入侵;若你脚下的土地并不属于你,而为国家所有,若你对土地之上的建筑物的占有,还有年限的制约——这和租赁有何差别呢——那么你的房屋,哪怕富丽堂皇,风雨不入,国王的推土机却随时可能开进来,这一格言,还不是一句响彻云表的空谈? 胡适与蒋介石一生都在斗争之中。 同理,在风雨如晦的威权主义政治天空下,所谓自由,虚幻、脆弱如肥皂泡,漫天飞舞,难以落地生根。不能像面包一样把握手中,便是奢谈。因而,“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极可能是一个伪命题。自由远在天边,遥不可及,重要与否,无以估量。于是重心落在了“容忍”之上。按胡适的说法,“容忍”可分二义,一是呼吁执政者容忍民众的异议,一是呼吁民众容忍执政者的压迫——其重心依然在后者,因为执政者对异己的容忍,与自由并无可比性。只有在向公权力争自由的民众这里,容忍才有其重量与限度,才有了与自由相权衡的可能性——孰重孰轻,答案却在风中飘。 容忍与自由之争 残虐不仁的专制政治之下,民众往往容忍到了极点,自由却从不曾自动降临。对恶的过度容忍,只可能滋生惰性与奴性。 在威权国家,另有一种政治正确:你呼吁民众争自由(如胡适在1930年呼吁“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多半会博得掌声;你呼吁民众恒久忍耐,多半会招来骂声。因为对被紧紧箍住了咽喉和脖子的民众而言,自由犹如空气,它的稀缺,远胜于容忍的稀缺;或者他们自认为,正因过多容忍,才导致被压榨勒索,自由白白流失。所以胡适《容忍与自由》一经刊出,便引起了激烈争议。 据考,胡适作此文,的确有现实的动议。他说“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这应该是说给蒋氏政权与《自由中国》的同仁听的。但是,读到此文结尾,胡适引“四十多年前”的《新青年》往事,说他与陈独秀争论白话文学运动的路径,一人认为“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另一人认为“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可知胡适的规劝方向,偏重于《自由中国》。因此前《自由中国》对蒋介石的批评过于凶猛,引来了权力的反扑,故胡适主张容忍,以退步的姿态继续争取人民的自由(195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胡适的演讲标题还是《容忍与自由》,可见他的态度持之以恒)。 对于胡适的言论,《自由中国》的主将殷海光提出异议。他先说了一些客气话,盛赞《容忍与自由》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是“中国人应走的大方向的指南针”,然而: “同样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有权有势的人颐指气使惯了。他言欲为无穷则,行欲为后世法,到了现代更变为‘主义’等类‘绝对真理’的化身。要这类人士学习容忍,真比缆绳穿过针孔还难。适之先生是历史大家,他一定知道,就咱们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所以我们依据经验事实,认为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向这类人士说法。我们认为胡先生不应以这个社会对你的‘无神的思想’容忍为满足,而应以使千千万万人不因任何‘思想问题’而遭监禁甚至杀害为己任!” 殷海光的回击,并未超出胡适所设定的思想语境。这大约相当于用左手反击右手,左右互搏,难免陷入意气之争。相比之下,身为局外人的周策纵的商榷文章显然棋高一着。 他首先跳出了将容忍与自由相互对立的预设,承认容忍是自由的必要条件,然后质疑容忍是否为自由的充分条件:“……社会上没有容忍固然谈不到自由,但有了容忍是否就有自由,却要看这容忍的态度普遍到什么程度而定。”残虐不仁的专制政治之下,民众往往容忍到了极点,自由却从不曾自动降临。对恶的过度容忍,只可能滋生惰性与奴性。“容忍退让如到了放弃自由的程度,毋宁成了一种罪行。因为这不仅是当事者本身受了损害,别人的自由也将因此而削弱……” 这样的话,容忍与自由的关系就可一目了然,它们不是针锋相对,而是相辅相成。容忍应该有其限度,过了警戒线,铃声大响,“须用抗议的精神来补救”。一言以蔽之,容忍是自由的前提,自由是容忍的保障。缺乏容忍,自由之争终将刀剑相向,战火纷飞;缺乏对自由的追逐,容忍不过是阿Q们施展精神胜利法的道具,是民众被压迫成压缩饼干的催化剂。 容忍与自由的主次 唯有在宪政制度之下,在自由得到充足保障的前提之下,才有对比的可能;在威权语境之中,这乃是一个伪命题。 Burr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是出于老年人的智慧,二是有感于美国人争取自由过了头。然而,彼时的中国台湾与美国不同,一者是海水,一者是火焰,宪政主义的龙种,种错了土壤,只能长出专制主义的跳蚤;胡适与Burr不同,自从与公权力发生关系,“做了过河卒子”,他就无法摆正自己的身位。他与执政者,一直若即若离,却不能一刀两断。他的定位,是做政府的谏臣、诤友(恕我以恶意揣测,在胡适本心,依然有帝王师情结),可是他的谏诤,不像奴仆对主人、臣子对帝王那样设身处地,投怀送抱,从而为执政者所不喜。同时,他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奉为领袖,他亦乐于接受这些人的拥护,从观念上讲,这才是他的同志。所以,中年后的胡适,长期摇摆于公权与民权、庙堂与江湖——如蒋氏政权与《自由中国》——之间,他深知,他的理想更近于后者,若要实现理想,则须依赖前者之力,他企图在两者中间寻一个平衡的支点,两边都讨好,结果却是两边都不讨好。譬如他写《容忍与自由》,吁求蒋氏政权与《自由中国》各退一步,互相容忍对方,然而,双方却各进一步,狭路相逢,以致出版了290期的《自由中国》被禁,雷震案发,入狱十年。胡适对蒋介石“大失望”,蒋同样不满胡适的言行:“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 两败俱伤的结局,是“摇摆人”胡适必须吞咽的苦果。他循循善诱蒋介石的做法,往好了说,叫以身饲虎,往坏了说,则是与虎谋皮。饿虎一般的权力者,哪会听得进“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苦口良言,因为这两样东西,对它们都不重要。就像电影《让子弹飞》的结尾,土匪对恶霸说,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没有胡适,没有雷震和《自由中国》,对蒋介石及其政权很重要。 再重复一次:容忍何时才比自由更重要,唯有在宪政制度之下,在自由得到充足保障的前提之下,才有对比的可能;在威权语境之中,这乃是一个伪命题。没有最起码的自由,谈论容忍实在是一种奢侈,就像乞丐幻想五星级宾馆的满汉全席,太监幻想与天上人间的花魁一亲芳泽。假如不把权力者关进笼子,习惯了张牙舞爪的他们则从不知容忍为何物。如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所言:“行政权力永远都是饥肠辘辘,扩张与强夺是它挥之不去的本性。”公权不会容忍,民权更不该容忍,后者一旦退缩,就给了前者得寸进尺的机会,令本就稀罕如华南虎的自由,更加彷徨于无地。我们所见的“自由”,都是周老虎式的伪劣产品。 在中国,谁该容忍呢,《让子弹飞》给出了答案:   师爷,当县长最要紧的是什么?   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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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中国经营报:胡适,所思所想

感谢OMM志愿者 好个亮亮 ( 新浪微博 )投递。 文/江勇振 胡适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能引领一代风骚、叱吒风云、臧否进黜人物者,除了胡适以外,没有第二人。正由于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第一人,正由于胡适是当时中国思想、学术、舆论界的领袖、宗师与巨擘,所以胡适的一生也是用来管窥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知识、舆论界最理想的透视镜。 胡适 公民   强调参与、公德心与公益的公民共和主义可以被曲解、操纵和滥用,以致使国家社会凌驾于个人之上,把人民变成了螺丝钉、工具。 胡适17岁时在上海所编的《竞业旬报》里所连载的“金玉之言”,大半是取自于美国人马奎克所写的《真国民》中所配的格言。 胡适在翻译这些“金玉之言”时所作的取舍,其实跟绝大多数近代中国人所作的取舍是合辙的。当然,胡适在留美以后,就与这种心态分道扬镳了。美国学者高哲一说近代中国从西方汲取来的公民理念,是偏颇于一面的。这也就是说,公民理念在西方有两个方面:一是侧重于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另一个则侧重于具有公德心、热心公众事务的个人,透过参与、奉献,来履行其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前者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公民理念;后者则常被泛称为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它强调参与、公德心与热心公益,这就是高哲一用来诠释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线索。 这种强调参与、公德心与公益的公民共和主义可以被曲解、操纵和滥用,以致使国家社会凌驾于个人之上,把人民变成了螺丝钉、工具。也正由于如此,高哲一所用的这条线索非常有诠释力,它不但可以把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从清末以后各种政治势力在宣传、灌输、运动、组织人民这一方面找出其连续性,同时,他也可以用它来解释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命运。这也就是说,那侧重于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的自由主义的公民理念,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生根?换句话说,如果从梁启超开始,包括青少年时代在上海求学的胡适,中国人就已经被某些特定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德——公民共和主义下的公德——所镇住,则自由主义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既没有沃壤,也没有耕耘的园丁。 问题是,高哲一的“公民共和主义”可以解释近代中国许多人物的想法,特别是政党的党义与行为,但并不是全部,而且有简单化了的弊病。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一点儿都不干净利落, 而是盘根错节、 难以归类定位,它可以游离于现代化了的“法家”“儒家”理念之间,更可以附丽于西方自由主义、公民共和主义,甚至也可以附丽于开明专制与法西斯主义的理念。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所谓的近代中国思想的维多利亚时期,从梁启超到《新青年》,其实也应该包括上海时期的他自己,就是这种糅杂、游离最好的几个范例。 爱国   从胡适的角度看来,他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荣誉心。更严重的是,对这些麻木不仁的当代中国人谈这光辉灿烂的历史,根本等于是对牛弹琴。 胡适在上海时期所崇尚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德之本,就是爱国。他从1908年底到1909年初,在《 竞业旬报 》 所发表的四篇白话论文中说,独立所以是一个美德,也正由于国家是个人独立最终的受益者。 “因为一人能独立,人人能独立,你也独立,我也独立,那个祖国自然也独立了。” 当时的胡适心目中的传统中国,是一个灿烂的文明。他说:“先说我们祖国的科学。以前我们中国,讲起各种科学来,哪一门不发达得早?”他又说:“比如我们中国最有名的是那些道学家所讲的伦理,我们断不可唾弃了去,务必要力行那种修身的学问,成一种道德的国民,给世界上的人钦敬。” 如果中国是应该爱的,如果那光辉灿烂的传统中国文明,是应该让中国人觉得骄傲,并且去发扬光大的,那么爱国当然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责任。但问题是,从胡适的角度看来,他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荣誉心。更严重的是,对这些麻木不仁的当代中国人谈这光辉灿烂的历史,根本等于是对牛弹琴,因为他们“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哪里晓得他们祖宗原是很光荣的”。然而,胡适并没有灰心。他的对策是用西洋的例子教育国人。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轻骑兵在巴拉克拉瓦之战壮烈的表现,就是他想借西洋人爱国的故事,来激发起中国人爱国心的例子。 另外一个故事是法国的贞德。胡适描写贞德到处去作慷慨激昂的演说:“上帝的威灵,实鉴在兹;我法国国祚的存亡,全在此一举;我们法国全国生民的自由,也都在此一举。上帝的威灵,实鉴在兹,列位好国民,努力呀!战呀!自由呀!驱除异族呀!上帝呀!”后来贞德不幸中了奸人诡计为英国所擒。在审讯中,胡适说贞德侃侃地答道:“我是上帝差我来搭救我所最亲爱、最庄严的祖国。我存了这心,上帝自然会帮忙我。你们这班英狗,哪里够我杀呀!”  政治   “在我整个成年以后的生涯里,我一直对政治保持着一种超然的兴趣。这是我所喜欢的说法,是我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胡适对政治的兴趣是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形成的。历来的学者以为胡适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是对胡适最大的误解。为什么历来的学者都误解他呢?这始作俑者,还是胡适自己。他明明只“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就“出来谈政治”,却偏偏要强调他回国当初曾经许下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他明明都已经当了驻美大使,却偏偏要人家觉得他是一个“过河卒子”,不愿意、不得已,只是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的独立以及学术的兴趣。 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说:“在我整个成年以后的生涯里,我一直对政治保持着一种超然的兴趣。这是我所喜欢的说法,是我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胡适对政治的兴趣,对政治的做法,以及他的政治基调,都是在他留美的时候渐次奠定形成的。胡适的人生哲学是积极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二十年不嫌迟的哲学。即使在政治上,他也是如此。当他的政治思想在留美时期渐次成形的时候,他就一直是一个积极分子。因此,在辛亥革命发生以后,他宣扬中国革命的理念以及民主的条件与展望。对袁世凯,他自始至终反对。对中国留学生、美国舆论界之拥戴袁世凯,期待袁世凯用强人、铁腕的手段治国的幻想,胡适大声疾呼,撰文批判。在他秉持不争主义哲学的巅峰时期,他反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徒然莽撞行事,除了慷慨激昂以外,无补于国事。在“世界学生会”所举行的年会上,他却力战主张学生“不应该干预政治”的保守派。他从不争主义转变成为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又是一个关键性的转变。从此,胡适政治思想里的保守胚芽于焉形成。 作者为哈佛博士,著有胡适传记《舍我其谁: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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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采夫 | 建议小孩子读胡适

2012年03月07日 07:10:04   (这篇为凤凰网写的专栏,原题为《向胡适说感谢》。)     刚刚过去的2月24日,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看到邵建老师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用“风雨苍黄”四个字概括了胡适之后的五十年。       我最早知道胡适,应该是在中学历史课本上,说陈独秀和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记得当时还考过一道题:陈独秀写过一篇《文学革命论》,胡适写过《文学改良刍议》,看他俩谁更牛。标准答案是老陈更牛,因为他是“革命”,更坚决更彻底,而胡适是“改良”,太温和,太妥协,缺少革命精神。类似的“思考题”还有一道,通过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发表的抗日宣言,比比他俩谁更抗日更坚决,标准答案是毛更牛。       高中开始看李敖的书,李敖自认是胡适之的小朋友,但对胡适讥诮多于尊敬,倒也贯彻了他《老年人与棒子》一文的精神。通过零散片段知道了一点胡适,但是有限,只知道他整日笑嘻嘻的,怕老婆,常陪老婆打麻将等花边。中学语文里鲁迅骂梁实秋和新月派的时候,胡适也被语文拉出来展览过,好像说《新月》是小资产阶级杂志,一帮文人小骂大帮忙,没鲁迅柔石胡也频他们厉害,敢拿命跟国民党死磕云云。       上大学以后,一位讲《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老师给我正式“开了蒙”,这位胖胖的、气喘吁吁的老师,用半个学期讲了一下胡适,说胡适其实是个大牛人物,无论写诗还是搞学术,随便一弄就是“开风气之先”,但是他没长性,兴趣太容易转移,老是弄半拉子工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截到死也没写出来。那位历史老师犯过“政治错误”,很多年学校不给他分房子,我好像去过他家一次,一家三口一个单间,一个大床,门外做饭。但我到底但没有去过?记忆有点模糊了。     那时候太晚熟,老师讲的好多东西,都没记到心里去,但我开始真正想一些事情,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所以到现在都很感激他。     工作以后,正好碰到民国热开始起步,从张爱玲钱钟书周作人他们开始,到沈从文梁实秋徐志摩,直到胡适微笑着走出来,民国热的主题演出才“哗”地正式拉开帷幕。随即,要“革命还是改良”、“救亡还是启蒙”、“要鲁迅还是要胡适”、“鲁迅属于20世纪胡适属于21世纪”、“五四和新文化运动谁重要”等篇目依次出场,各种论战,煞是精彩。现在回过头看,那几年是知识界十年来最好的时光,当今思想文化界有分量的人物,就是在那几年走上舞台的。     那也是对我至关重要的几年。我在青少年时期喝下了太多“狼奶”,大学时开始“断奶”,但苦于找不到解药,毕业的几年才正式开始“吐奶”,至今仍觉得余毒未净。但已经不错了,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启蒙,我现在得是多么可怜的一个人呢。每想到这儿,心里就几分庆幸,几分痛恨,又有几分感激。     我喜欢鲁迅,也喜欢胡适,但与不少人的感觉相反,我在感情上与鲁迅亲近,对胡适更多的是敬重。鲁迅的严厉和苛刻,绝望和不宽恕,对我来说都可以理解,对其文章幽默之处也颇能领会,而对胡适,更多的是一种温情的敬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珍惜,因为如他这样理性又乐观的人在中国,实在是太过稀少。     朱学勤写过一篇《愧对顾准》,在鲁迅和胡适之间,我自觉比较愧对胡适。鲁迅本来就有大绝望,他属于黑夜,而胡适相信未来,深信如果多研究些问题,这个世界会一点点变好,如果为个人多争一些自由,就会为国家争到自由,但自他加入新文化运动到现在,正好将近百年,一百年的时间,我们给了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带去了最坏的消息。     所以对于胡适先生,我有一半感谢,另有一半惭愧。     韩寒和方舟子的论战,已经超越了论战,成为知识界的大检阅,结果令人悲观。在硝烟弥漫处深思,越发怀念胡适,他对待批评的理性态度,他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他对“容忍”的以身作则,都成了这个时代的空谷绝音。     有这样一句话,不知是不是胡适先生说的,问了几位朋友,也不能最后肯定。不舍得放弃,现摘录一下,因为可以用来评价很多事情,比如学雷锋。他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建议家长给小孩子们选书的时候,给他们读一些胡适的作品,通俗易懂,说理透彻,有如清水,很有益于小孩子的身心。             潘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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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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