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作者: 程巢父 　　 　　 　　胡适：从这里我们得到两个教训：第一，选民教育程度高的，选举就办得好。第二，选民应该有限制，在宪法没有修改以前，没有办法根本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各种经验教训，改正既有的缺点，天津就可以改正北平所发生的一些可以避免的错误。 　　 　　 　　　　1946年11月10日，国民政府蒋主席电邀胡适“莅京出席国民大会，藉慰众望”。次日，胡适乘空军专机离平飞南京。国民大会于11月15日开幕，代表总额二千零五十名。中共代表一百九十名，民盟代表一百二十名，都没有到会。会议历时四十天，就是为了制定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当时左翼认为是假民主，做做样子的；而有些自由思想分子也说是为了讨好美国，以争取美援。胡适被选入主席团。《宪法草案》在大会需经三读。在二读大会上，又推定代表孙科、王宠惠、胡适、陈立夫、蒋匀田、王世杰、王云五、陈诚、林彬、潘公展、洪兰友、雷震等十二人负责整理宪法决议案条文的文句。12月25日上午，于右任代表主持大会。进行第三读大会前，由十二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公推胡适代表报告整理结果。胡适报告后，宣读《宪法》条文历半小时，大会完全接受并通过。 　　 　　　　按照大会决议，国民政府于民国三十六（1947）年1月1日公布宪法，胡适并着手政府改组。 　　 　　　　2月21日，蒋派王世杰飞往北平，劝胡适考虑就任考试院长。胡适说：“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我不愿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 　　 　　　　3月6日，胡适与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秘书玛丽·弗格森和护士学校主任聂女士搭美国军用机南下，十二点到上海。下午就开董事会的“提名委员会”。7日、8日又续开二次、三次提名委员会，直到预备程序完成后，才于11日开协和校董会的正式年会，开了一整天，终于选出了正、副院长。 　　 　　　　13日，胡适去南京。下午两点才到，立即就开中央博物院理事会，接着又开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预备会。胡适此来是为参加中基会年会，商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法草案。晚八点，蒋介石邀吃饭，先约胡适小谈，仍然劝他参加政府。以后几天，陈布雷、邵力子都来劝驾。18日下午蒋又约谈话。胡适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蒋承认那是错误。但他一定要胡适考虑国府委员的事。 　　 　　　　胡适虽坚执不入政府，但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热情并未稍减。下午五点，又访英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胡适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中山当年接受了共产党的组织方法，但他终不认一党专政为最后阶段，只认为是过渡到宪政的一个阶段。国民党执有政权二十年，今日宣告结束训政，故是稀有的史实。 　　 　　　　7月20日，各报登出胡适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他说：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宪政政治。 　　 　　　　1947年胡适已进入五十七岁，他的健康状况并不好，但是在7月的酷暑里仍然忙得很。7月31日的《日记》写道：“写明天的广播词，今天天气极热，事情又多，直到晚上始能写下去，直到天明五点半才写完！（昨天已开始写了）我看重广播，故花这许多时间去准备。”8月1日上午九点，他在北平广播电台作生平第一次在国内广播，讲题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他说轮船、火车、电报、汽车、飞机、无线电报出来以后，世界上的距离一天天缩短，地球一天天缩小，人类一天天接近，把种种自然的阻隔物都打破了，使各色各样的风俗习惯、信仰思想都可以彼此接触，彼此了解，彼此交换，已经渐渐的造成了一种混同的世界文化。这种世界文化都是自由挑选的，这里面有一个大原则，就是“我要什么，我挑什么来，他要什么，他挑什么去”。这些都不是洋枪大炮输入或抢去的。这是世界文化的一个自然趋向。还有一个理想的趋向。这个趋向是改造世界的大方向，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现在差不多成了文明国家共同努力的目标了，总括起来共有三个： 　　 　　　　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 　　 　　　　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 　　 　　　　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 　　 　　　　俄国的大革命……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中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一个人的专制。三十年的苦斗，人民所得到的经济利益，还远不如民主国家从自由企业与社会立法得来的经济利益那么多。这是很可惋惜的。 　　 　　　　我们纵观这三十年的世界历史，只看见那些模仿这种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制度一个一个的都被打倒了，都毁灭了。今日的世界，无论是在老文明的欧洲，或是在新起的亚洲，都还是朝着争民主、争自由的大方向走。印度的独立、中国的结束一党训政，都是明显的例子。所以我不迟疑的说：世界文化的第三个理想目标是争取民主，争取更多更合理的民主。 　　 　　　　8月1日这一天胡适辛苦得很，为写广播词前一夜通宵未眠，上午广播后未得休息，魏德迈特使团又到北平，约他去谈话。他下午赴约，四点半先与政治顾问斯普洛斯谈。五点十分同魏德迈将军谈到七点二十分。他是当时世界知识最丰富，最了解国内局势，见解最透辟的中国舆论界领袖人物，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极高，故美国朝野均极重视他的意见。斯普洛斯精通中国话，曾到康桥看过胡适。另一位特使团成员马克·沃克负责公共关系（属《巴尔的摩太阳报》），曾与胡适同在休·扬博士家吃过饭，他们夫妇都曾听过胡适的讲演，故他们一到北平就特别要找胡适谈。这次谈话的内容，胡适对报界守口如瓶。 　　 　　　　国民政府改组于4月18日完成。新政府中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及社会贤达等各党各方人士。此一多党组成的过渡时期联合政府，乃在宪法生效前代替了国民党一党训政而行使国家的治权。新政府负有准备实施宪政的责任，故于政府改组完成后，即从事筹划举行普选。6月25日，成立了全国选举总事务所，以内政部长张厉生兼主任。8月16日，又设立全国职业性团体、妇女团体、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选举事务所，以社会部长谷正纲为主任。在9月中，各省、市之选举事务所亦相继成立，开始工作，积极筹备普选事宜。 　　 　　　　1947年9月21日胡适的《日记》记：上午投票选举市参议员。此是我第一次参加选举。与崔书琴、张佛泉诸友去参观各区选举，共看了三个区域选举投票所，与两处职业投票所：市教育会与市商会。此次实地观察，胜于十年读书。十二点搭车去天津。 　　 　　　　次日天津的报纸载：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应天津公能学会之请，昨日下午二时半与张佛泉、崔书琴、谭炳训诸氏相偕来津，张伯苓校长、杜建时市长等多人到车站欢迎。胡氏等下车后，即到南开女中休息。据告记者：此来专为公能学会演讲及参加平津市民治促进会理监事联席会，并无其他任务。 　　 　　　　胡适在公能学会的讲词 　　 　　　　（节录）来天津以前，今天早晨我与张佛泉、谭炳训诸先生去参观北平市参议员选举的五个投票区。从这里我们训练了自己，教育了自己。从这次办理选举的经过来看，当局者很想把选举办好，事前请了学校里的好多政治学家和许多别的先生们去研究，去想办法，可见办选举的人是想办好它。至少我在北平看到的是如此。 　　 　　　　但是我们看了几个选区以后，觉得有缺点，有值得批评的地方。因为办选举的人自己没有经验，也很少看过别人选举。拿选举的法律条文做教科书，就难以解决实际困难。譬如选举时旁边有代书人，凡是不会写字的选民可以请代书人代写选票。加上旁边两个监视人，选一票至少要被三个人知道，这就不能算是秘密投票，就难免受人威胁利用。但“代书人”的办法是选举法的细则上规定的。那么根本的毛病在那里？根本毛病在于宪法。 　　 　　　　宪法规定普选，不分性别，不分教育程度，不计财产，只要满二十岁就有选举权，这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制度，我们是迎头赶上了。但是我们选民的“能”不够，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来选举，竞选的人递给她三张片子，走到代书人面前，她不知道要选谁。另外我看到一位瞎子来投票，这太感动人了。外国记者忙着替他照相，但是他不知道选谁。有人建议他用手在候选人名单上任指一个，但他是盲人，连指的能力都没有，结果由他的小孙子在名单上随便点了一个。这是我们看见的，这是公开的，并没有人贿选。但结果是如此不合理！ 　　 　　　　错误是在制宪时种下的，当时我们没有反对普选，是一个大错。我们只根据书本，没有勇气走出看看，为了“普选”的美名，我们没有看看全国人民的水准，没有看看他们的能力。将来发生坏的效果，我们参加制宪的人都有责任！我希望在座的人都去看看选举的实情。 　　 　　　　我们还看了北平的职业选举，市商会和市教育会就没有“代书”的事，比区域选举的情形好得多了。 　　 　　　　市商会用间接选举，手续繁复；市教育会用直接选举，在十个候选人当中选七位参议员，方法简便，效果也良好。 　　 　　　　从这里我们得到两个教训：第一，选民教育程度高的，选举就办得好。第二，选民应该有限制，在宪法没有修改以前，没有办法根本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各种经验教训，改正既有的缺点，天津就可以改正北平所发生的一些可以避免的错误。候选人应该加以限制。应该要他负责。英国规定候选人须缴两百镑保证金，选票不及选民三分之一时，保证金就充公为选举经费。这办法也许太严，但我们绝不能让一个人随便去登记一下就成为候选人，我们要让他负责。候选人减少，就可以全部印在选票上，选民只要在名下画个“ 　　 　　　　×”，不会写字的人总可以画“ 　　 　　　　×”，“代书人”可以免除。这就改正了一个缺点。 　　 　　　　我们要能够接受经验，改正缺点，这算是我的引论，以下谈正文。（略） 　　 　　　　胡适先生1947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民主政治初步实行的这些活动，我们今天来看，其投注的热情和精力，也算没有虚掷。 　　 　　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 | 责任编辑：程仕才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马英九6日到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参观，“中研院长”翁启惠、“副院长”陈建仁、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等陪同，马英九表示，年轻时代就非常心仪胡适，胡适主张渐进改革，台湾走渐进改革路，一步一步把台湾带向繁荣局面。 　　 　　 马英九参观完后致词时表示，高一读到《胡适文选》，影响胡适思想最大2个人，赫胥黎和杜威，前者教他如何怀疑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后者告诉他当下思考要注意思想的后果，自己也发表过有关胡适的文章。 　　 　　　　谈到受到胡适的影响，马英九说，受胡适影响最大是独立思考和渐进改革2项，台湾是走渐进改革的路，一步一步走向繁荣。 　　 　　　　马英九提到，胡适和蒋介石有不同看法，但胡适从来不在海外批评蒋介石，马英九称自己在台北市长任内，陈水扁当局“执政”，自己在海外从来不批评扁，因为陈水扁时任领导人，要批评在台湾批评，这想法就是脱胎于胡适。 　　 　　( 来源：中新网 ) 　　http://www.chbcnet.com/tw/2012-03/06/content_311759.htm

感谢OMM志愿者  好个亮亮  （ 新浪微博 ）投递。 文/羽戈 谨以此文纪念胡适先生去世五十周年 有一句名言，经胡适先生之口而发扬光大，于是其知识产权常常被归于胡适名下。其实此言的合法主人乃是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家George Lincoln Burr，胡适尊称其布尔先生。原话是：“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时值先生去世50周年之际，其对容忍与自由的理解，对于国民来说，更具现实意义。 对容忍的理解 在风雨如晦的威权主义政治天空下，所谓自由，虚幻、脆弱如肥皂泡，漫天飞舞，难以落地生根。不能像面包一样把握手中，便是奢谈。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辨明。第一，胡适写作《容忍与自由》一文，当在1959年3月10日，12日改定，发表于《自由中国》第20卷第6期。单是标题，就三易其稿，初题为《政治家的风度》，后改作《自由与容忍》，最后确定为《容忍与自由》。此文开头，胡适回忆他与布尔谈话，说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他未说明具体年月，只模糊记得是“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推衍起来，应在1940年后。考胡适年谱，应可成立，因胡适于1937年下半年就去了美国。然而，考Burr先生生平，问题就来了。Burr生于1857年，死于1938年，胡适写《容忍与自由》的“十七、八年前”，恐怕只能与Burr的鬼魂谈天说地。所以，这二人的对话——假如确有其事的话——应在“二十一、二年前”，胡适记错了。 其二，即tolerance的词义，胡适译为容忍；查词典，可知还能译为“宽容”。这二词的差异，从语言政治学上讲，更多在于一种权力关系。就我的理解，宽容发生在两个平等主体之间，容忍则折射出了两者的权力强弱。胡适采纳“容忍”一义，更契合彼时台湾的政治生态。只是这么一来，很可能与Burr的初衷擦肩而过。因为Burr说这话的语境，乃是宪政主义：总统并不必然高于平民，富翁并不必然高于乞丐，谁也没有权力欺凌谁，谁也没有必要容忍谁，所有的权力主体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尤其平等，正基于此，宽容与自由才有一较高下的可能。 相比“容忍”对“宽容”的词义扭曲，这背后，还有一种更致命的权力扭曲。胡适把一句宪政主义的格言移植到威权政治的语境之下（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可定义为威权政体），会不会导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悲剧？就像近年来越喊越响亮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只有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政国度，才能令你的房屋的所有权长出锋锐的牙齿，阻止国王人马的入侵；若你脚下的土地并不属于你，而为国家所有，若你对土地之上的建筑物的占有，还有年限的制约——这和租赁有何差别呢——那么你的房屋，哪怕富丽堂皇，风雨不入，国王的推土机却随时可能开进来，这一格言，还不是一句响彻云表的空谈？ 胡适与蒋介石一生都在斗争之中。 同理，在风雨如晦的威权主义政治天空下，所谓自由，虚幻、脆弱如肥皂泡，漫天飞舞，难以落地生根。不能像面包一样把握手中，便是奢谈。因而，“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极可能是一个伪命题。自由远在天边，遥不可及，重要与否，无以估量。于是重心落在了“容忍”之上。按胡适的说法，“容忍”可分二义，一是呼吁执政者容忍民众的异议，一是呼吁民众容忍执政者的压迫——其重心依然在后者，因为执政者对异己的容忍，与自由并无可比性。只有在向公权力争自由的民众这里，容忍才有其重量与限度，才有了与自由相权衡的可能性——孰重孰轻，答案却在风中飘。 容忍与自由之争 残虐不仁的专制政治之下，民众往往容忍到了极点，自由却从不曾自动降临。对恶的过度容忍，只可能滋生惰性与奴性。 在威权国家，另有一种政治正确：你呼吁民众争自由（如胡适在1930年呼吁“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多半会博得掌声；你呼吁民众恒久忍耐，多半会招来骂声。因为对被紧紧箍住了咽喉和脖子的民众而言，自由犹如空气，它的稀缺，远胜于容忍的稀缺；或者他们自认为，正因过多容忍，才导致被压榨勒索，自由白白流失。所以胡适《容忍与自由》一经刊出，便引起了激烈争议。 据考，胡适作此文，的确有现实的动议。他说“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这应该是说给蒋氏政权与《自由中国》的同仁听的。但是，读到此文结尾，胡适引“四十多年前”的《新青年》往事，说他与陈独秀争论白话文学运动的路径，一人认为“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另一人认为“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可知胡适的规劝方向，偏重于《自由中国》。因此前《自由中国》对蒋介石的批评过于凶猛，引来了权力的反扑，故胡适主张容忍，以退步的姿态继续争取人民的自由（195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胡适的演讲标题还是《容忍与自由》，可见他的态度持之以恒）。 对于胡适的言论，《自由中国》的主将殷海光提出异议。他先说了一些客气话，盛赞《容忍与自由》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是“中国人应走的大方向的指南针”，然而： “同样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有权有势的人颐指气使惯了。他言欲为无穷则，行欲为后世法，到了现代更变为‘主义’等类‘绝对真理’的化身。要这类人士学习容忍，真比缆绳穿过针孔还难。适之先生是历史大家，他一定知道，就咱们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所以我们依据经验事实，认为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向这类人士说法。我们认为胡先生不应以这个社会对你的‘无神的思想’容忍为满足，而应以使千千万万人不因任何‘思想问题’而遭监禁甚至杀害为己任！” 殷海光的回击，并未超出胡适所设定的思想语境。这大约相当于用左手反击右手，左右互搏，难免陷入意气之争。相比之下，身为局外人的周策纵的商榷文章显然棋高一着。 他首先跳出了将容忍与自由相互对立的预设，承认容忍是自由的必要条件，然后质疑容忍是否为自由的充分条件：“……社会上没有容忍固然谈不到自由，但有了容忍是否就有自由，却要看这容忍的态度普遍到什么程度而定。”残虐不仁的专制政治之下，民众往往容忍到了极点，自由却从不曾自动降临。对恶的过度容忍，只可能滋生惰性与奴性。“容忍退让如到了放弃自由的程度，毋宁成了一种罪行。因为这不仅是当事者本身受了损害，别人的自由也将因此而削弱……” 这样的话，容忍与自由的关系就可一目了然，它们不是针锋相对，而是相辅相成。容忍应该有其限度，过了警戒线，铃声大响，“须用抗议的精神来补救”。一言以蔽之，容忍是自由的前提，自由是容忍的保障。缺乏容忍，自由之争终将刀剑相向，战火纷飞；缺乏对自由的追逐，容忍不过是阿Q们施展精神胜利法的道具，是民众被压迫成压缩饼干的催化剂。 容忍与自由的主次 唯有在宪政制度之下，在自由得到充足保障的前提之下，才有对比的可能；在威权语境之中，这乃是一个伪命题。 Burr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是出于老年人的智慧，二是有感于美国人争取自由过了头。然而，彼时的中国台湾与美国不同，一者是海水，一者是火焰，宪政主义的龙种，种错了土壤，只能长出专制主义的跳蚤；胡适与Burr不同，自从与公权力发生关系，“做了过河卒子”，他就无法摆正自己的身位。他与执政者，一直若即若离，却不能一刀两断。他的定位，是做政府的谏臣、诤友（恕我以恶意揣测，在胡适本心，依然有帝王师情结），可是他的谏诤，不像奴仆对主人、臣子对帝王那样设身处地，投怀送抱，从而为执政者所不喜。同时，他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奉为领袖，他亦乐于接受这些人的拥护，从观念上讲，这才是他的同志。所以，中年后的胡适，长期摇摆于公权与民权、庙堂与江湖——如蒋氏政权与《自由中国》——之间，他深知，他的理想更近于后者，若要实现理想，则须依赖前者之力，他企图在两者中间寻一个平衡的支点，两边都讨好，结果却是两边都不讨好。譬如他写《容忍与自由》，吁求蒋氏政权与《自由中国》各退一步，互相容忍对方，然而，双方却各进一步，狭路相逢，以致出版了290期的《自由中国》被禁，雷震案发，入狱十年。胡适对蒋介石“大失望”，蒋同样不满胡适的言行：“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 两败俱伤的结局，是“摇摆人”胡适必须吞咽的苦果。他循循善诱蒋介石的做法，往好了说，叫以身饲虎，往坏了说，则是与虎谋皮。饿虎一般的权力者，哪会听得进“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苦口良言，因为这两样东西，对它们都不重要。就像电影《让子弹飞》的结尾，土匪对恶霸说，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没有胡适，没有雷震和《自由中国》，对蒋介石及其政权很重要。 再重复一次：容忍何时才比自由更重要，唯有在宪政制度之下，在自由得到充足保障的前提之下，才有对比的可能；在威权语境之中，这乃是一个伪命题。没有最起码的自由，谈论容忍实在是一种奢侈，就像乞丐幻想五星级宾馆的满汉全席，太监幻想与天上人间的花魁一亲芳泽。假如不把权力者关进笼子，习惯了张牙舞爪的他们则从不知容忍为何物。如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所言：“行政权力永远都是饥肠辘辘，扩张与强夺是它挥之不去的本性。”公权不会容忍，民权更不该容忍，后者一旦退缩，就给了前者得寸进尺的机会，令本就稀罕如华南虎的自由，更加彷徨于无地。我们所见的“自由”，都是周老虎式的伪劣产品。 在中国，谁该容忍呢，《让子弹飞》给出了答案：   师爷，当县长最要紧的是什么？   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