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作者： 应学俊  |  评论(1)  | 标签: 胡适 , 逝世50周年 , 纪念 , 问题与主义 今年2月24日是著名学者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他是1962年2月24日病逝的，享年71岁。看着这位学者哲人，想到他的一些论著与论断，想到他的一生和其堪称大师的学术成就，自然会生出诸多感慨。于是，作文以记之。 胡适，现代著名学者、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上世纪20年代左右在北大任教时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在大陆解放时，胡适选择了寄居美国，后去台湾。因而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上不论谈话或作文是不大敢有人提到他这样的“反动文人”的。 ● 那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似乎延续至今 稍稍熟悉胡适的人，大约都不会忘记许多文献上提到过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风雨飘摇中的旧中国那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由于论辩的对方是李大钊等人(其实也是胡适的朋友)，于是在大陆1949年以后胡适自然一直是被批判和贬斥的，被蒙上了一层“反动”的色彩。当然，现在已经能比较客观地对待胡适了。于是，当我们纪念胡适，回顾这场争论时，却惊奇地发现这场争论仍然颇有现实意义。 早在1919年，旧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当中国知识分子正在竭力寻求救国之道而众说纷纭时,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过一番争论。胡适在该文开宗明义便说：“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他还说“要知道舆论家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而胡适该文的第一个小标题就是“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很清楚，胡适并非拒绝谈“主义”，只不过强调应“少谈些”而已——其实笔者理解即为更多地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杜绝脱离实际的“主义”、理论之争，避免空谈误国，即所谓“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今天读来，笔者还是不得不佩服胡适先生对社会现象的洞若观火，其思考和论述入木三分。 联系当今现实想一想；如果说在当时中共尚未夺取政权的情况下，胡适之言有碍“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实现和新政权的建立，那么在中共已经成为执政党的今天，“主义”已不是什么问题，我们是否更可以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了呢？我们是否应当更少点“姓社姓资”的争论而更多地面向具体问题的分析、探索解决问题的改革之道呢？笔者认为是应当是后者。因为一谈“主义”就必然进入一套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和逻辑，那就会在理论上争论不休；而研究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之道，却可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客观规律出发，寻求到解决问题正确的改革之道。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如今一些热衷于“谈社论资”的学者或其他一些人，可能已经忘记干了一辈子无产阶级革命的新中国开国功臣邓小平先生曾不止一次说过的话了：“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面对国际共运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所经历的曲折历程，面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变化，我们需要反思和研究的东西还很多，我们现在还在探索过程当中，许多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和求证，现在动辄争论“姓社姓资”的“主义”问题，对中国的发展有益吗？所以邓小平先生与胡适先生一样，也提出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了，不过邓小平说的是“不争论”和“发展才是硬道理”——呵呵，那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似乎延续至今，而且胡适好像有了新的认同者。 其实，正如我们今天面对的某些社会问题，比如改善民生一系列问题、既得利益集团问题、有效反腐败问题、法制与司法公正问题等等。如果用“主义”来解释、争论，那就永远得不出解决的方案。你说民生问题亦即公民福利问题吗？北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要好，即使美国，他们的失业救济制度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后就实行了，而我国则是近几年才有的事，且救济幅度很有限，这如何用“主义”去解释？如果说民生福利好，应当效仿的话，那么欧元区一些国家的债务危机似乎也与福利过高有关，这又如何用什么“主义”去解释？所以，有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问题，找出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去做是绝不会错的——因为如果说什么“主义”是真理的话，那么它一定也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的揭示和阐述。 而当今有些乐于理直气壮“谈社论资”讲“马克思主义”的人，还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令人有点尴尬的现状：那就是不仅要想到邓小平先生对那些“主义”尚且还“不是完全清楚”，而即使从德文直接翻译过来的马克思著作，我国还得将近20年才能完成，以往的马克思著作中文版是从俄文再次转译过来的，有不少地方是不科学的，有误差的——那么，我们还不老老实实按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认真看书学习，弄痛马克思主义”，然后再来“谈社论资”？而我们现在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首先把马克思的著作准确地翻译过来，然后真正读懂它再说。【注】 ● 1949年胡适没有留在大陆：“反动”抑或睿智？ 1948年底，国共争夺战在军事政治战场上胜负几成定局——其实共产党的胜利正是那80%不识字的文盲支持的结果。1949年，蒋介石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列在抢救名单的第一人就是胡适。当时毛泽东托人给胡适带口信说，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但胡适却说，“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不要相信×××那一套”。呜呼，我们现在真难说胡适最后的那句话是他的睿智还是他的“反动”……因为下面的例子完全可以说明问题： 胡适次子胡思杜，1949年留在了大陆，北平和平解放后胡思杜被派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政治研究院去学习，学习会上他踊跃发言，表示要与父亲划清思想界线。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言辞尖锐，锋芒直指胡适；此后，胡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文史。但到1957年“反右”期间，他还是被定为“右派”分子，后不甘受辱，自杀身亡。再如年长胡适一岁的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解放前夕倒是拒绝了国民党对其去台湾、香港的邀聘留在大陆，但其研究的著述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文革受冲击，大量珍贵的书籍、诗、文稿被造反派抄家时几乎洗劫殆尽，1969年在文革狂潮中陈寅恪连吓带病郁郁而终；而另有一位文人也是姓胡叫“胡风”的，解放后虽做了新中国的文联主席，但没几年就被钦点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头头而被捕入狱，其后两度坐牢，粉碎四人帮后才出狱，1980年被宣布为冤案，获得平反昭雪，但已风烛残年，几年后便病逝了…… 说胡适是反动的，心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吗？可我们如何看待下面的事实呢？ 1928年国民党根据孙中山的理论，在确立一党专制的同时，开始实施“训政”。所谓“训政”，是说中国老百姓文化程度太低，不具备民主自治的能力，只有在国民党的“训导”下，才能成为公民，才好实行宪政。这种说法受到胡适等“新月派”自由知识分子质疑。 而胡适指出：建国并不一定要依靠专制。而且中国自两汉以来就已经形成一个民族国家。他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常识的政治，只要老百姓把自己的常识湊在一起，就可以成为国家的主人。民主政治只需要幼稚园的基础，而独裁统治却需要研究院的水平。如今在审视胡适的论述，也还是觉得能禁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谁能说胡适是代表资产阶级或心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呢？ 针对胡适的观点，他的好友——与他共同创办了《努力周报》的丁文江先生提出问题：中国（当时）是一个文盲大国，80%的老百姓不识字，而且根本不关心政治。这些不识字、不关心政治的老百姓怎么能正常地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力呢？——哦，这与当今有些论者何其相似。 胡适回应：西方国家很多人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也往往会受骗，但是他们第一次上当了，第二次、第三次就不会再上当。民主政治的好处就是需要那些平时不关心政治的人到选举的时候来“画个诺，投张票，做个临时诸葛亮”。而独裁者为了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除了需要一大批“专家”外，还要收买一部分阿斗充当自己的工具，去血脉膨胀地宣示拥护“训政”独裁，胡适就曾迎战过这样的一些人或“工具”，当然不包括如丁文江那样确为思想认识不同者。 所以，我们可以说，胡适虽然不相信中共，但他也绝不是不是卖身投靠蒋介石政权的人——尽管后来他从美国到了台湾。我们只能说，胡适是一个崇尚民主自由而反对独裁专制的学者，一个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与陈独秀、李大钊一起发挥了领军作用的进步的学者。而吊诡的是，解放后不久胡风惨遭迫害，而胡适虽崇尚民主反对独裁，最终反倒并未受到台湾蒋政权的迫害，且当上了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长”(1957～1962)。 ● 以胡适先生的墓志铭作结 胡适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可以作一总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蒋介石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颇值得玩味的。胡适先生著述丰厚，在哲学、文化研究成果方面值得后人研究、借鉴的东西很多，非笔者这篇小文所能叙述。所以笔者想用胡适先生的墓志铭为本文作结—— 在中国大陆饱受“三年极端经济困难”的灾祸快要结束的1962年，胡适先生病逝了。他的墓志铭由台湾著名学者毛子水撰文，具体如下：“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而对于“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一句之切实内涵，恐怕不大致读一读胡适先生等身的著述也未必能有比较具体而深刻地体会了。□ 2012.2.26.  【注】据08年报道，中央编译局部门负责人蒋仁祥说：“中国目前还没有直接从德文翻译为中文的马克思著作。仅有的《全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俄文转译的中文版，这个版本与原文有出入，不符合科学的高要求”。目前，“直接从德文翻译马克思全集的工作处于停滞状态。由于缺乏专业人才和后备力量，这项工作的结束仍然遥遥无期。未来18年内有望完成60卷中20卷的翻译。（点击这里：见引文出处） 【参考文献索引】 1、1929年：国民党训政年VS知识分子人权年 http://news.0513.org/html/55/n-373355.html 2、胡适批国民党是反动党 遭国民政府“训令” http://www.laoren.com/lrbmw/ls/2009-11-07/4400_2.html 3、二胡的“反党”：胡适与胡风曾先后被国民党和中共批“反党” http://book.sina.com.cn/nzt/his/wangshihekanai/46.shtml 4、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http://www.todayonhistory.com/7/20/d3832.htm 5、新中国文坛第一大冤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http://www.yxjedu.com/li_shi_shun_jian/hu_feng/hu_feng_1.htm 6、【我的中国心】胡 风（视频） http://www.yxjedu.com/piaoyi_film20/li_shi/2011_sp/hu_feng_wdzgx.html 7、【凤凰大视野】“五四”人物：胡适（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 http://xiyou.cntv.cn/v-fe44e878-c3e2-11e0-b140-a4badb469111.html

　 　风雨苍黄五十年 　　———胡适先生辞世五十周年感怀 　　 编者按：今天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日，本报约请三位在胡适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撰文，追忆和评述胡适先生在思想、学术与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以飨读者。 　　◎邵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公元1962年2月24日，胡适先生辞世于台湾，至今已是五十年。风雨苍黄五十年，一位名叫李慎之的老人去世前曾预言：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从时间维度，21世纪不但到来，并且走完了第一个年代，但胡适的世纪并没有随时而至。非但如此，甚至在经过几十年隔绝之后，与我们一度拉近距离的胡适，反而渐行渐远渐杳如。当然，不用怀疑，胡适最终会回到我们中间，问题是，我们看不清一张胡适回归的路线图。 　　以上的胡适，显然双关。他既是当年血肉之躯的胡适，也是一种文化象征和制度象征的胡适。作为前者，胡适已永远不能再回我们中间。作为后者，我们已然经历了五十年的苍黄风雨，莫非还要等待另一个五十年的风雨苍黄？几年前，我写过一本比较胡适与鲁迅的书，意旨很明确：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他们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分别带来不同的后果。直到今天，21世纪的中国，依然没有走出胡鲁时代的思想困境和文化格局。当年胡鲁的问题，也是今天的问题；当年胡鲁的选择，依然是今天选择的参照。因此，在胡鲁诸种不同的比较中，望能有鉴于21世纪的文化重构。那么，21世纪的文化，如果以胡适为表征，那是一种什么形态的文化呢？ 　　胡适一生，其言论涉及学术文化、思想文化和政治文化，他一生的努力即是将包括学术、思想和政治在内的整个社会文化系统构成一种体制。这个体制，其轴心是宽容、自由与多元(这三个词在语义上可以互文)。因此作为20世纪文化象征的胡适，是一种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化。不幸在那个恶劣而残酷的世纪环境中，“胡文化”非但没有形成其体制，反而落花流水春去也，几乎荡然无存。即使胡适所在的那个孤岛，抑或胡适去世的那个时刻，因威权的重压，自由也只能冻芽一般蛰伏。直到胡适去世，他也没能亲见自己一生为之努力的文化成为一种制度。 　　宽容-自由-多元，三词连缀，可以构成我们人类世界不可须臾相离的价值谱系(否则就是一种奴役状态)，其中宽容为前提，自由是核心，多元乃结果。胡适不仅晚年一再表白“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且早年即能以其难得的敏感，见微知著，力诫不宽容的危险。1925年，面对那个时代进步分子火烧《晨报》事件，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指出“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毁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怕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读胡文至此，每每变色动容。胡适“忧于未形，恐于未炽”，不幸他的忧恐到底还是变成了历史，并延伸为现实。历史是人的选择，现实是历史的继续。然而，在历史中做出这样选择的，恰恰是胡适当年的同道，即那些自命为新的人，同时包括大量为他们所裹挟的无知青年。这是报应，20世纪我们像敝屣一样扔掉胡适，扔掉那宽容其表自由其里的“胡文化”，这个民族就注定要长久地品尝由自己酿出的苦酒。 　　胡适生活的时代，是从宽容走向不宽容。胡适之后的时代，如果从不宽容走向宽容，那么胡适给我们的启示在哪里？毕竟宽容的时代谈宽容易，不宽容的时代说宽容难。今天，我们如何宽容？回望胡适一生，把自己当作理念的种子，同时自己也是播种者。宽容之于胡适，既是天性，更是理念。作为理念，一旦你做到宽容，这个社会便会减少一份惨酷。胡适一生，大体可以视为宽容精神或宽容人格的身体力行。但宽容仅仅表现为精神人格还远不够，必须制度化。1948年，胡适谈自由主义时把宽容解释为“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这种保障就是制度化的保障。然而，制度是难的。这里不妨引用胡适曾经引用过的《圣经》中的比喻，它“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胡适岂不就是这粒芥子的播种者，不但“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而且对未来始终抱持乐观：播种在我，功成却不必我在。所以有研究者这样评价胡适：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这没有完成的一切，在胡适的身后，又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能够作为的，便是当年胡适的作为。让“胡文化”制度化，即使路途迢遥，我们也要保持胡适式的乐观。胡适的乐观并非盲目，尽管他自称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哪怕是在那不堪的时节。乐观的根据在于，体制熬不过社会。一切正面的努力都是有效积累，这正是胡适所谓的“功不唐捐”。当整个社会经由无数人种子般的努力，它的变化必然导致制度变化而不是相反。胡适一生是播种的一生，而非收获的一生。他没有看到自己渴望看到的下一个时代，却为下一个时代埋下了种子。今天，我们也都是下一个时代的种子，我们播种我们自己，我们耕耘我们所在的社会。社会是我们的立足，也是我们的力量。用社会倒逼制度，我相信，在可见的未来，无论风雨苍黄，还是风雨如晦，我们风雨兼程并终将在这洗礼般的风雨中与胡适相遇；正如风雨过后，“胡文化”势将使这块古老的土地万木复苏。 　　 胡适的民主教育论 　　◎高力克(浙江大学教授) 　　1905年，孙文在伦敦拜会严复并讨论改革问题，留下了一场关于启蒙与革命的世纪之争。严复主张：“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得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文答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严孙二氏代表了晚清启蒙与革命两条路线。启蒙家严复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民智民德的低劣，故治本之策在于国民的启蒙。革命家孙文则主张以推翻腐朽的专制制度为中国现代化的当务之急。严复的“国民素质论”在晚清影响巨大，维新派和保守派皆以此为反对共和革命和鼓吹“开明专制”的基本理由。追随美国革命的孙文，则苦于中国匮缺北美殖民地人民数百年的地方自治习惯，而设计了革命后“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民主转型程序。 　　胡适的民主教育论，对种种以国民素质为由的“开明专制”论提出了挑战。 　　1929年，国民党完成武力统一后宣布实行“训政”。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起“人权运动”，批判国民党打着“训政”旗号的一党专制，呼吁制定宪法，保障人权。胡适主张：“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宪法之下正可以做训导人民的工作；而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 　　胡适认为，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各机关不得逾越其法定权限而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蒋介石和各级官员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的模样，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 　　1930年代，由于苏俄和德意极权政治崛起的诱惑，国内知识界兴起了一股新式独裁思潮，胡适与其《独立评论》盟友蒋廷黼、丁文江之间爆发了一场民主与独裁论战。在这场关乎现代政治文明基本价值的论战中，胡适力挽狂澜，坚守民主宪政，反对专制独裁。他用以批判新式独裁论的主要理论是“民治幼稚观”。 　　胡适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俄德意的新式独裁政治则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可以训练多数平凡的人参加政治，它只需要公民能运用他们的选举权，这种能力是不难训练的。 　　胡适强调，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它能使那大多数“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定期通过选举参与国家大事，画诺投票。平常人的政治兴趣和政治能力不过如此。这种幼稚园的政治并不难学。民主与专制的本质区别在于：民主国家的阿斗逢时逢节干政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独裁国家的阿斗却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民主国家有失政时，挽救的办法只消把“诺”字改做“No”字即可。在胡适看来，民主政治的优点，一是简单易学，一是具有修错机制。 　　胡适的民治幼稚观与素质论反其道而行之，旨在阐明民主是适合一切民族的常识政治，虽然其观点的论战色彩难免影响理论的严谨性。 　　在胡适看来，民主不是纸上谈兵可以学会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必须在民主中学习民主，正如下水学游泳一样。“最有效的政治训练，是逐渐开放政权，使人民亲身参加政治里得到一点政治训练。说句老话，学游泳的人必须先下水，学弹琴的人必须先有琴可弹。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 　　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胡适并不否认国民素质的重要性，他长期致力于从思想文艺上为民主政治奠定基础的启蒙工作。但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还是制度。公民德性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民主是公民养成的最好学校。 　　 1947：胡适的政治兴奋点 　　◎程巢父(知名学者) 　　1946年11月1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电邀胡适“莅京出席国民大会，藉慰众望”。次日，胡适飞抵南京。国民大会于11月15日开幕，代表总额2050名。胡适被选入主席团。《宪法草案》在大会需经三读。在二读大会上，又推定代表孙科、胡适、王宠惠等12人负责整理宪法决议案条文的文句。12月25日上午，进行第三读大会前，十二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公推胡适代表报告整理结果。看来，像宪法条文这样百年大计的文献之文字推定，只要有胡适在，大家就不会选第二人，尽管有望重一时的法学家王宠惠在其中。胡适报告后，宣读《宪法》条文历半小时，大会完全接受，郑重通过，制宪大业，宣告成功。 　　按照大会决议，国民政府于民国36年(1947)1月1日公布宪法；并着手政府改组。2月21日，蒋派王世杰飞往北平，劝胡适考虑就任考试院长。他说“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我不愿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 　　3月13日，胡适到南京。此来是为参加中基会年会，商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法草案。晚8点，蒋介石邀吃饭，先约胡适小谈，仍然劝他参加政府。以后几天，陈布雷、邵力子都来劝驾。18日下午蒋又约谈话。胡适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蒋承认那是错误，但他一定要胡适考虑国府委员的事。 　　胡适虽坚执不入政府，但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热情并未稍减。下午5点，又访英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胡适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 　　7月20日，各报登出胡适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他说，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党政”的名称，性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类。他各用四种特色概括出这两类政党的性质和作风。最后说：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8月1日上午9点，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做生平第一次国内广播，讲题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他说轮船、火车、电报、汽车、飞机、无线电报出来以后，世界上的距离一天天缩短，地球一天天缩小，人类一天天接近，把种种自然的阻隔物都打破了，使各色各样的风俗习惯、信仰思想都可以彼此接触，彼此了解，彼此交换，已经渐渐的造成了一种混同的世界文化。这种世界文化都是自由挑选的，这里面有一个大原则，就是“我要什么，我挑什么来，他要什么，他挑什么去”。这些都不是洋枪大炮输入或抢去的。这是世界文化的一个自然趋向。还有一个理想的趋向。这个趋向是改造世界的大方向，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现在差不多成了文明国家共同努力的目标了，总括起来共有三个：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加人生的幸福。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 　　8月1日这一天胡适辛苦得很，为写广播词前一夜通宵未眠，上午广播后未得休息，魏德迈特使团又到北平，约他去谈话。他下午赴约，四点半先与政治顾问斯普洛斯谈。五点十分同魏德迈将军谈到七点二十分。他是当时世界知识最丰富，最了解国内局势，见解最透辟的中国舆论界领袖人物，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极高，故美国朝野均极重视他的意见。 　　二战结束以后，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乐观情绪，很快就笼罩了“不安全”的阴影，普遍感到苏联的威胁迫在眼前。胡适在8月里又写了一篇政治评论：《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上半篇回应左翼对他广播词的批评，宣称自己“偏袒”那个自由民主的潮流的立场；下半篇着重指出“那个反自由、不民主、不容忍的专制集团”的世界革命运动“只是这三十年(1917-1947)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而“民主自由的大运动是站得住的”，是将来要“一定获胜”的。 　　1947年9月21日胡适的《日记》记：上午投票选举市参议员。此是我第一次参加选举。与崔书琴、张佛泉诸友去参观各区选举，共看了三个区域选举投票所，与两处职业投票所：市教育会与市商会。此次实地观察，胜于十年读书。 　　胡适当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民主政治初步实行的这些活动，今天来看台湾的宪政格局，觉得先生在1947这一年投注的热情和精力，总算没有虚掷。

　　 　　 　　http://bbs.21newyouth.net/thread-2764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