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

中国: 《重庆日报》假新闻遭当事学者公开揭穿

《重庆日报》假新闻遭当事学者公开揭穿 作者 凯文 2月3日大年初一,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学者吴祚来通过新浪微博,公开指称《重庆日报》制造假新闻,假借其名义为“唱红打黑”造势,否认自己曾说过该报刊登的话语。 《重庆日报》2月3日报道《2010年知名专家“热评”重庆:很现代很亲民》,其中引述“吴祚来”的话称,“红歌是精神食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重庆市委、市政府就是在发掘和调动这种精神力量。”除吴祚来外,被提名引述的学者还包括王大伟、李林、胡星斗、胡鞍钢、崔之元、李希光等人。 � 吴祚来本人于当日晚间发微博郑重声明,他没有说过文中引述的话,“完全是欺骗,请重庆市委宣传部核实!”并感慨道:“重庆媒体,你不能这样公然造谎啊!!!” � 在随后的微博中,吴祚来继续指责称,这已经是重庆媒体在他身上第三次制造假新闻了。他提供了前两次的网址,但据本台记者检视,这两次其实都是2010年8月27日题为《“唱读讲传”培育出重庆独具特色的城市精神》的同一篇文章。但吴祚来本人又提及还另有一篇关于青海的假采访。 � 在回答网友的询问时,吴祚来表示他没去过重庆,更没有与重庆媒体有任何接触,“我没见过任何重庆官员啊,红歌,我没亲身去听,根本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他还严肃地表示:“谁唱红我都没意见,但我对唱红歌行为还是难过,因为唱红歌时代,伴随着国家苦难,个人崇拜,民生凋比,我不会支持唱红歌的,请任何人不要借我名义支持红歌。” � 最后,吴祚来讽刺道:“他们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勇气是哪里来的呀,这是新闻史上一个奇迹吧”,并称“重庆不是要打假新闻么,大家看看他们如何打!” � 近几个月来大陆言论状况明显收紧,“假新闻”成为当局打压言论的有效武器,先有《成都商报》记者龙灿因“复旦黄山门”报道被逐,最近又有成都《看历史》编辑马兰因抗战老兵晚年待遇问题被指为“虚假报道”被辞退。此外,著名评论人长平也从南方报业集团“被辞职”。而重庆也于去年12月开展“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专项教育活动动员大会,要求“对编造、刊播、炒作虚假新闻的,坚决严肃查处。” � 现年48岁的学者吴祚来则是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曾于2010年在媒体发表文章,炮轰赵本山小品《捐助》不尊重弱势群体,并称以赵本山为核心的文化集团已经同中央电视台结成利益共同体。民间文化集团借助央视的文化垄断,实现了文化效益与经济利益双丰收。他呼吁措施来限制这样的利益集团对民间公共文化的侵蚀。 关键词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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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铁路外交回眸

2010年中国铁路建设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对外铁路建设继续拓展,形成明显的中国铁路外交新格局,中国铁路外交所产生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是多方面的。 *时速之最* 中国的环球时报说,2010年10月26号,沪杭线202公里高铁线路上,国产CRH380A高速动车组45分钟到达终点,最高时速达每小时350公里,试验运行时速曾达420公里,创世界铁路速度新记录。中国铁道部说,迄今为止,中国投入运营的高铁线路总长已超过7055公里。 与此同时,中国铁路继续通过陆路延伸以及技术和资金参与等形式,向周边以及其他大陆的国家和地区扩展,被外媒称为中国的“铁路外交”(Railway diplomacy),并且成为中国外交一翼。 *区内扩展* 中国日报说,2010年青藏铁路西藏境内拉萨至日喀则延伸工程正在加紧施工,预计四年完成,这条投资19亿美元,全长253公里的线路,将使中国铁路网逐步接近尼泊尔和中印边界地区。 台湾中国邮报说,中国高铁2010年深入泰国,中泰联合委员会正在就可行性展开研究,泰国因此将迎来“铁路新时代”,目前一米的窄轨,将为1.435米的国际标准轨距取代。新华社说,缅甸拟建的铁路将把该国西部重要港口,同中国云南昆明连接起来,工程预计2015年完工;中国参与的缅甸、泰国以及老挝境内铁路,将成为中国打造的东南亚铁路网的一部分。 在西亚,中国和伊朗今年签署一项22亿美元的铁路建设协议,中国首先帮助伊朗修建连接首都德黑兰至霍斯罗乌维间580公里铁路,然后中国境内铁路将逐步延伸至伊朗。另外,土耳其铁路总局局长苏莱曼说,中国和土耳其将联手在土境内修建高铁。 *走向更远* 2010年中国铁路外交扩展到其他大陆,其中包括南非,阿根廷、巴西以及美国等国。中国和老牌铁路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的铁路交流,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初期,30年后,中国希望以高铁技术打入国际市场。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CSR)和中国北车集团(CNR),目前是全球排行第三和第四的铁路机车车辆生产企业。 在线路建设方面,10到15年后中国计划将其高铁网延伸到17个国家,伦敦至北京最终会建成高速铁路,英-中高铁还将从北京南下直达新加坡。 *各种反应* 卡可古鲁.阿里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科克大学(Koc University)国际关系系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铁路向外发展正逢其时:“土耳其的铁路长期以来几乎已被人遗忘,国家大力发展汽车,而我们对汽车所带来的麻烦已无力应对,因此需要铁路以更加节约的方式运送人员。” 报道显示,中国在铁路对外进军中搁置或者淡化同有些国家的政治歧见。土耳其科克大学教授阿里提到土耳其关注中国新疆少数民族状况的问题。他说:“在我的眼里,土中关系的确在逐步加强,不过两国间过去也曾出现过一些事件,土耳其政府对中国(新疆)境内土耳其少数民族问题曾经表示不安。” 他还说,在铁路项目推动下,土耳其舆论对中国似乎持积极印象:“我所做的民调显示,土耳其公众非常恐外,尤其对西方国家疑虑重重,而中国则不在土耳其民众的恐外视野当中。” 穆斯塔法.阿拉尼是设在迪拜的海湾研究中心(GRC)的高级顾问和研究项目干事长,谈到中国进军伊朗铁路时,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政策是不对伊朗施加压力,这个政策的背后是中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重大战略考量。我们不能忘记能源问题。中国需要能源,而伊朗是能源生产国,中国实行不对伊朗施压的政策,因此现在是中国因此而受益的时候。” 巴基斯坦《黎明报》说,中国将铁路延伸到中尼边界,除战略意义外,加德满都对进口印度石油的依赖大大减小,因为中国可以通过铁路便捷提供。另外,中国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铁路工程,可能已接近锡金和印度阿鲁纳恰尔邦附近,印度对中国铁路南扩“焦躁不安”,正在加紧修建通往尼泊尔的铁路。 *中国高铁与美国* 2010年中国铁路呈现逐步进入美国的新迹象。《今日美国报》题为“中国高速列车对美国的启示”的文章说,广州和武汉间的高铁是中国大规模斥资,维持经济高速发展的最新例证;美国公司翘首以待,希望分得奥巴马提出的80亿美元资金,搭上“推迟太久”的美国高铁。 加州州长施瓦辛格2010年9月尝试过中国高铁,为筹建加州旧金山至洛杉矶465英里高铁先行探路。新德里电视有限公司(NDTV)援引欧洲铁路工业协会干事长的话说,现金充裕的中国在铁路资金投资上最具实力,欧洲人难以竞争,铁路建设需要大笔先期投入,加州急需铁路资金。 艾兰.泽兰姆斯基博士是美国铁路技术专家,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可以使用国外的一些高速铁路技术,可以是中国的,法国的,也可以是德国的,这要取决哪种方案符合美国的铁路技术状况。美国是目前世界上铁路货运技术的领导者,而高铁技术则很有限,主要位于东北交通走廊由美国铁路公司(Amtrak)经营的线路上。” 谈到中国加盟美国高铁建设时,泽兰姆斯基说:“我知道已有一些合资建议出台,具体地说,通用公司提议在加州同中方建立合营企业,因此存在中国参与的机遇,不过,并非必须完全来自中国,因为中国的高铁技术和欧洲一些国家有许多共同的地方。” 报道显示,中国高铁遇到的一个阻力是知识产权问题,中国称拥有大部分先进的高铁技术,但是欧洲和日本铁路官员对此怀疑。国立台湾大学铁路技术研究中心负责人说,中国可能对通过知识产权核查胸有成竹。不错,中国模仿了别人的技术,不过在此基础上又做了很多改进。 报道说,中国2012年前将建42条高铁线路,总里程一万三千公里;清华大学经济学家胡鞍钢说,到2015年中国将斥资4万亿发展高铁、快铁以及城铁。与此同时,中国铁路将进一步走向国际,各方面对此趋势的观察和研究也将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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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布朗:强盛中国背后问题重重

转发凯里·布朗(Kerry Brown)的文章,谈中国的危机与政改。布朗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历史政治科主任。 ——思想国评论( www.21pinglun.com ) Andrew Nathan与Robert Ross在九零年代出版着作《长城与空城》(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源自于中国一则寓言。 很久很久以前,有位君主的城池即将遭致攻击,他认为要保住这座城,只能让门户大开,然后放出风声,让敌军知道城里已空无一物,他们大可长驱直入,但敌人怀疑这只是诱敌计谋,而城里另有埋伏,于是决定撤兵,故君主成功保卫这座空城。 今日外界许多人依据中国种种经济资料,认为财富增加不只带来金钱,更与权力相关,毕竟这个国家每年经济成长率超过10%,如今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最大外汇存底、是全球最大能源出口国及消费国,当然也就掌握庞大地缘政治力量? 但倘若走进城门看看,在这些经济数据背后,却有两点令人起疑。 第一是中国为内部安全所投入的经费规模,官方预算书中,中国在2009年的国防经费约800亿美元(美国及其他国家认为实际数字远高于此),而内部安全相关预算亦高达750亿美元。 无论是巩固新疆及西藏局势、维护各省治安及因应社会骚动,都需要中央政府编列大笔预算,若离开上海或北京等大城,社会动荡及暴力事件其实时有所闻,例如笔者最近前往西安,便见到路旁巨大标志写着“请愿受理处”,想必当地及邻近地区应是民怨四起,才需要整条街处理这项问题。 第二项问题根源在于菁英领袖说话方式,政治局成员及地方干部公开发言时,总是在粉饰太平,他们过去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的官员一样,都活在如同乌托邦的世界里,认为情况总会改善、收成会愈来愈多,马克思主义(或称具中国特质的社会主义)许诺的人间天堂必将实现(虽然那一天不断推迟)。 尽管这些领袖不断遮掩,依然有问题逐渐浮现,连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在八月于深圳表示,若无政治改革,共产党执政时间已去日无多。 中国政府亦于今年发表报告,承认贪污、社会纠纷与不平等已形成严重问题,恐将危及中国荣景,基层官员态度更直言,不明白为何外界对中国崛起如此紧张,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想该如何抉择,才能让经济成长更加平衡。 对于中国与邻国及美国往来时,态度愈来愈强硬,世界各国都感到焦虑,但中国现任政府的焦点却非“和平崛起”,亦不是如何建立更好的全球环境,而是着重于内部“和谐发展”,中国由外看似强盛,内部却像是潜藏种种环境问题、社会失衡与族群对立的地雷区。 前往中国各地,都必定会察觉环境问题,大城市出现在几乎不曾降雨的华北平原,北京愈来愈像人工制造的庞大寄生怪物,以来自东北高速公路的运煤卡车为食,也吸干附近河北省用水;上海居民超过2000万,也对邻近地区造成极大负担,虽然政府为平衡国内各地人口,在沿岸兴建诸多大城市,理论上很合理,但这些城市却愈来愈常受恶劣气候所苦。 面对环境挑战,中国有何因应之道?在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变迁高峰会上,各国官员聚焦于已开发国家的环境问题,强调已开发国家必须负起解决问题的主要责任,中国官员态度强硬,但不愿订定目标,坚持美国、欧盟及其他国家得带头改善现况。 然而今年夏天,甘肃省发生水灾,北部及东北部又遭遇高温及长旱,证明清华大学经济学家及政府顾问胡鞍钢所言不假,全球气候变迁主要受害者为开发中国家居民,中国民众也会受到影响,这种现实迫使中国政府必须改变,自明年实施的五年计划也将订定节能目标及其他措施。 相较于环境变化的压力似乎势不可挡,政治变革前景却仍不明。 早自七零年代,共产党领导阶层便已意识到,必须从根本调整国家权力及行政结构,故自1978年起,共产党便承诺要清楚划分党政双方。 另一方面,共党亦想建立法治,逐渐迈向独立司法体系,也在民间社会创造庞大灰色地带,让非政府组织至少能够运作(尽管仍缺乏合法地位及保障),虽然创新有其风险,已不再是禁忌,甚至有人提议在特别经济区旁设立特别政治区,以试验新构念是否能成功。 但中国领导人可能高估手中拥有的时间,因为快速崛起也衍生出其他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比预期更快,让九零年代末期预测的理想数字,如今也看来保守,讽刺的是,过往中国领导人总遭人批评太过乐观,事后看来却太过保守,对比1999年的预估数据,2010年的中国已经超前十年。 共党领袖原以为自己还有二、三十年时间可从事经济改革,之后才需触及政治改革,但因为经济非常成功,让政府改革脚步也得加快。 最快在2020年时,中国就将成为中级所得国家,虽然社会乐见这种转变,但到了这个阶段,国内企业或政治菁英也将开始出现重大歧异,以前苏联国家经历的颜色革命为例,律师及民间团体会开始带动社会向前,国内也将慢慢出现真正的政治反对势力。 至今共党均采取旧有方式面对问题,压制所有异议团体,律师高智晟先前失踪,后曾短暂现身,结果又再度噤声,反映出中国言论箝制相当严重。 一切也并非只有坏消息,共党在某些议题上已有改变,公布更多政府资讯,也审慎试验某些形式的地方选举,但在民间团体合法性、司法独立、乡镇以上层次选举、中央与地方财政结构等重大议题方面,菁英阶层显然尚无共识。 中国政府的问题在于,官员认定只要改革任一议题,其他议题也必须同时处理,这种零和态度提高犯错风险,且政治局及菁英人士又向来保守谨慎,要他们大胆尝试改革更加困难,故领导阶层似乎开始忍耐现况,期望国家能继续向前,直到适当时刻出现,再一次进行所有必要改革。 这种策略在理论上当然可行,但未来若要实行经济改革,强化司法机构、增加民间社会活动及扩大人民参与都是必要条件。 政府还能阻挡各项要求多久,目前无从得知,社会已涌现诸多不满,部分人士估计,中国内部每年大规模抗争高达九万次,今年许多学校出现多起命案,亦反映社会愤怒与不平,且自2005年以来,中国已累积1200万件个人请愿案,法院已淹没在各种民事诉讼中。 中国若能顺利转型,便几乎笃定能与美国一同主导这个世纪,可是其中变数仍多,若领导人处理转型问题不当,引发巨大民怨及愤怒,反作用力也将殃及他国。 中国当然能庆祝各项成功经验,但也必须正视现实,尽速处理横亘在面前的种种复杂问题。 分享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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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五中全会将拉开中国政改的序幕

     俞可平:五中全会将拉开中国政改的序幕   来源:新华网 来源日期:2010-10-13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预料五中全会将拉开新 中国 第三个30年的 改革 大幕,改革的重点将很可能主要发生在 社会 政治 领域,内容包括依法实行 民主 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 人民 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和 政府 正在解放 思想 ,努力通过构建以民主和法治为特点的治理改革,推进“善政”体系建设,进一步趋向“善治”。    新华网 北京 10月12日电(记者王建华 傅丕毅 查文晔 刘欢) 马艳丽毫不掩饰自己的看法,她直言不讳地告诉前来征求意见的副镇长:编制中的镇财政预算明显缺失对幼儿 教育 的投入。   “如果镇政府不在财政预算中给幼儿教育安排资金,那么这对全镇的长远社会 发展 十分不利。”她说。   26岁的马艳丽是中国东海边温峤镇的一名小学老师。归属浙江省温岭市的这个乡镇今年开始推行一项基层民主试验--“公众参与政府预算制订”,这给了马艳丽充分表达自己“政府如何花钱”的意见的机会。   按照马艳丽的建议,温峤镇政府在2010年度财政预算草案中新增了“幼儿教育”单项,并安排了5万元资金。这笔支出包括面向数百名外来农民工的幼儿子女。   “资金安排虽然不多,但它却填补了我们的一项财政预算空白。”镇党委书记郭海灵说,“以后政府将逐年增加这项投入支出。”   由于公众的参与,温峤镇财政预算草案中有十分之一的项目被进行了调整,民生项目比重增至70%,甚至还增加了避免岐视妇女的“性别预算”,而土木工程和楼堂馆所以及公务费用被大幅削减了数百万元。最终,总额达8600万元的财政预算通过了镇人大会议的审议批准。   温峤镇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进行财政预算制订的探索,只是中国进行政府治理改革创新的最新努力的一个缩影。政治分析人士预料,未来五年,不仅在温峤镇,而是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将持续深化政府治理的改革创新。   中国 共产党 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定于本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将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自1953年以来,中国每个五年计划与规划都规制着五年内国家发展战略、发展政策的路径轨迹。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预料,这届五中全会将拉开新中国第三个30年的改革大幕,而除了在经济领域,改革的重点将很可能主要发生在社会政治领域。   他表示,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和政府正在解放思想,努力通过构建以民主和法治为特点的治理改革,推进“善政”体系建设,进一步趋向“善治”。   “善治”就是良好的治理,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的合作管理。追求“善治”被视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目标,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   西方发达国家和重要的国际组织纷纷制定出自己的与“善治”密切相关的政府治理评估标准和指标体系。不仅如此,其中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还试图以它们的标准测评其他国家的治理状况。   中国积极进行政府治理的改革创新,并逐步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标准和评估体系,这还事关推行自己的政治价值,获取自己的政治话语权。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 文化 事业。   “在中国,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俞可平说,“中国政府只有通过不断进行自身的改革创新才能先实现‘善政’并进而达到‘善治’。”   “善治”是社会主义一直以来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中国领导层最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丰富地包含着“善治”的理念、目标和内容。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表示:“仅从落实的进程来说,十一五规划‘初步落实’了科学发展观,十二五规划将更进一步--‘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十三五规划则会‘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受访的分析人士和观察家们倾向认为十二五规划将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容,它还将触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全方位的改革内容。   这是由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背景,十二五时期基本国情、发展阶段,特别是重大矛盾、重大关系的变化,以及可能凸显的一些重大问题所决定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说:“无疑,十二五规划将在中国政府‘善治’之路上迈出重要一步。‘善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体现,它是中共长期执政的重要保障。”   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第二个30年的改革在政治领域方面一个突出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变革中逐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1982年,中共首次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国务院100个部门精简到61个。1984年,中共首次提出政企分开,企业从此不再是政府的一个“车间”。1988年,中共首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关键”,明确宣布行政权力是有边界的。   在此后执政历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创新型国家、生态文明等一系列新的治党和治国方略、理念的提出更是与“善政”“善治”息息相关。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被视为中国政府治理改革的核心内容,它仍然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分析人士预料其将在十二五规划中得到重要部署。   中国首个经济特区深圳继续在全国“先行先试”,提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率先建成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于去年7月开始进行建市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力度的以“大部制”为主要内容的政府机构改革,政府工作部门按照“委、局、办”分设并由46个减为31个,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基本分开。   未来五年,中国政府将通过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依法行政、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来进一步创新政府管理体制,为“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奠定坚实基础。   俞可平预料,十二五期间,旨在实现“善政”、趋向“善治”的政府自身治理改革创新的重点将在五大方面深入展开: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廉洁政府。   建设法治政府,需要完善法律体系,提高立法质量,严格依法行政,加强合法性审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今年8月27日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说,建设法治政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从理念到方式的 革命 性变化,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建设责任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责任,主动尽责、严格问责,积极回应公民诉求;建设服务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制,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提供优质的公共品。   建设透明政府,需要进一步推动政务公开,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政府运行、更广泛地参与政府管理、更直接地监督政府行为;建设廉洁政府,需要进一步建立科学的分权、制约和监督机制,严厉惩处 腐败 ,逐步实现对官员腐败的“零容忍体制”。   2004年以来,中国先后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规章制度。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   这对中国政府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批评”和“监督”是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重要机制。可以预料,中国未来将重点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扬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增强多种形式监督的合力和实效。   不过,俞可平指出,“推行五个方面的改革和建设,仅靠政府自身的改革创新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持续深化。没有良好的政治体制环境,‘善政’和‘善治’都难以实现。”   中国领导人近期又多次强调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汪玉凯说:“这是一个相当积极和值得期待的信号。”   政治分析家们认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中国必须妥善解决公平正义、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社会稳定、官员廉洁等一系列严峻问题。   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32:1,地区发展差距也依然过大,另外,教育、医疗、文化、 就业 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不均的问题也很突出。30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9.7%,而环境污染的成本占全部GDP的3%-5%。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最近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新概念。汪玉凯表示,这是中国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最新举动,它也将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涵之一。   预料未来五年,中国将继续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政府将向社会组织释放、转移或委托更多的资源和职能,更好地发挥后者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使长期比较薄弱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尽快得到补充和加强,以配合和协助其有效地向社会提供优质公共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进一步成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林兆木指出,社会组织可以弥补“政府失灵”、纠正“ 市场 失灵”,在政府力不从心、市场又不愿做的公共服务领域发挥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   在社会矛盾凸显期,日益增大的稳定压力和维稳成本也迫使中国各级政府稳步提升“善治”能力。   俞可平说:“今后,中国各级政府要更新维稳理念,努力实现‘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向‘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转变,因为公众不可能长时间承担高昂的维稳成本。”   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研究”课题组指出,中国政府本质上是“善治”政府,但是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矛盾、突如其来的各种困难和风险,要不断通过改革创新提高政府的“善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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