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3)  | 标签: 时事观点 文/曾金燕 乍看他戴墨鏡的樣子，以為是年輕時的周潤發。他在游泳池裏矯健地游了一個來回，突然伸手把岸上踟躕的妻子一下拉進水，驚得她大叫，進而咯咯笑。 2007年夏天，袁偉靜從軟禁中翻越圍牆，帶著將滿兩歲的女兒克斯逃離東師古村，連夜趕往北京，住在我們家中。門外是虎視眈眈隨時要綁架她們母女的山東地方官員。談起尚在獄中的丈夫，袁偉靜無限愛戀：「他游泳游得那麼好，那麼自在，一點也不像個盲人。」 傳真機壞了，他自己動手修理。在山東臨沂東師古村的家裏，受北京的專家之托，他調試電腦，完善盲人使用的電腦錄入程序。不愧是南京中醫藥大學的學生，他的按摩技術一流。曾經接受過光誠按摩治療的朋友說：太舒服了。袁偉靜抬頭遙望遠方：「將來他出獄後，一定給你們做按摩。」 盲人朋友在北京乘坐地鐵時，是否會想起遠在山東農村被囚禁的光誠？是他引領的呼籲與抗爭，為異地盲人爭取並落實了免費乘車的權利。 光誠俯身摘取黃土地上的一棵薺菜，微笑著，身後不遠處，是他申請項目為村民打的水井和他利用法律抗爭終止了向殘疾人徵稅及「兩田制」的土地。具有亞洲諾貝爾和平獎美譽的「麥格賽賽獎」,選中這幅照片為授予光誠「新興領袖獎」的海報。 如果光誠沒有在大學裏旁聽法律，沒有成為「赤腳律師」，沒有調查臨沂暴力計劃生育事件，也許他的傳奇就不會承載如此多的苦難。他的妻兒老母，也不會至今承受著不能承受之痛。多少年，無數次，袁偉靜被綁架、被毆打、被辱駡、被拋棄，哪怕在她剛生完小女克斯不久試圖外出為光誠烙餅時，也被手腳抬起、後背著地拖回監禁的家中。 兒子幼小時多次目睹父母被當局暴徒毆打，恨得「要殺了他們」。光誠入獄四年三個月，袁偉靜不得不將兒子託付親人撫養，被軟禁監視的她，長期母子分離。出獄後，光誠仍未自由，全家的遭遇比起入獄前，更為糟糕。 現年六周歲的女兒克斯，不得不和父母一起被囚禁家中。家徒四壁，光盤、影碟、書畫，統統被當局搜走。試圖探望光誠的朋友，一波又一波，被誣陷、被毆打、被侮辱、被搶劫、被拋棄荒野。 2010年9月9日光誠從監獄被送回家後，一度尚能與外界聯繫。電話裏，他的聲音略微嘶啞，但緩慢沉穩溫熱：「我在監獄裏也做了許多維權的工作，不要擔心，無論我們身處怎樣的環境，我們還是可以有作為……外面的事情，我聽收音機，也有人和我說，在（監獄）裏面也知道大部分的情況，你們受苦了……我不出國，留在中國再艱難也可以想辦法做事的……一定要對暴力計劃生育事件追查到底，至今它還沒有消亡……也請大家關注我們的處境……」 每一次光誠的處境惡化後，我們非常擔憂。他在電話裏反而安慰鼓勵我們。他沉穩的聲音，確實讓我內心鎮靜，相信他有辦法面對一切苦難，還因為他有袁偉靜。 2007年在我家裏，曾為英語老師的袁偉靜，已經是一兒一女的母親，談起與光誠的初識。「那時，當地官方還稱光誠為英雄。我從廣播裏聽到他的事情，就去找他了。」從此她是他的手杖。 「光誠看不見，我就是他的眼睛。」他們相互成就了對方。縱使遭受千般苦難，袁偉靜對光誠從未有過一句怨言，每每言語中掩飾不住思念與渴盼。她被暴徒毆打恐嚇，在監視軟禁中種地養活家人，從未放棄反抗，哪怕是作為女性最柔弱的反抗。 她站起身為弱勢者說話，斥責侵權者、施暴者，為囹圄中的光誠代言，她愛護著家裏每一個人，心疼著光誠。唯獨談及一雙兒女面臨的惡劣環境時，袁偉靜歎氣遇到教育難題。 電話裏寥寥數語，我又能給多少建議呢。胡佳入獄前，曾是袁偉靜最好的傾聽者。待他也入獄，袁偉靜的傷心更加一層。外界長期的關注和村民的同情幫助，對他們的封鎖偶爾被突破，然後又被再封鎖。 2011年7月25日，雷電使光誠家四周的手機信號屏蔽儀失效，袁偉靜給郭玉閃打通唯一的一個電話，要他把這個電話當做生日禮物送給胡佳。而前幾年每年的11月12日前夕，身在獄中的胡佳，讓我設法給光誠帶去生日祝福。我給孩子們輾轉郵寄《貓和老鼠》、《不一樣的卡梅拉》、《斯凱瑞金色童書》、玩偶……孩子們終於記住我這個「小阿姨」。 克斯越來越像匹小野馬，能讓哥哥都馴服於她。我在電話裏聽見，開懷大笑。然而，所有給孩子的書和畫，都被臨沂當局再次抄家時搜走了。沒有童話，孩子怎麼日日面對空空的四堵牆和看守的暴徒們？ 我曾常常深夜驚醒，猛地從床上坐起。到客臥走走看看。當時克斯和袁偉靜住這裏，我肚子裏懷著謙慈，不放心她們娘倆，一次半夜去客臥看，克斯也是猛然坐起，瞪大眼問：我的小馬駒呢？然後不肯睡，玩到天明。最終，07年夏末，袁偉靜還是被山東官員從機場綁架走了。四年過去了，我再也未能見到這孩子。 一個連幼兒都欺凌的國度，身在其中的我深感恥辱。克斯，小阿姨想送你一匹白馬，帶你漫遊天涯。 原载：《阳光时务》第5期 http://www.isunaffairs.com 声光影像，多维体验，越互动、越精彩，都在《阳光时务》iPad版。弹指之间，触摸真相。 下载方式： iPad： http://ipad.isunaffairs.com 中国大陆用户须请先转成海外账户才可下载。（详见：http://blog.zhengsky.com/2011/06/1148.html） Android系統： http://android.isunaffairs.com PC電腦： http://emag.isunaffairs.com 手机：請下载Zinio阅读器，并确保已在PC上访问并注册http://emag.isunaffairs.co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3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未竟的革命：辛亥后一百年重提革命 / 2011-10-17 10:19 / 评论数( 0 ) 自作多情的反讽剧：香港並非外佣心中理想家园 / 2011-10-14 16:49 / 评论数( 3 ) 韩寒听左小祖咒：苦鬼很实在 / 2011-10-12 13:59 / 评论数( 0 ) 左小祖咒：我在太陽最光亮的地方創作 / 2011-10-11 17:47 / 评论数( 0 )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 2011-10-09 23:11 / 评论数( 9 )

    核心提示：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忠君的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如何可能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本文简要地讨论了相关的“朝代循环”和“立宪失败”问题，认为中国人只“忠权”不“忠君”，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单一权威”和“单一权威信仰”的主客体问题。中国还远没有进入“传统启蒙者”认识到自己需要被启蒙的“新启蒙时代”。 　　1，问题的由来 　　2011年10月8日，在北京国家图书馆“资中筠先生五卷自选集首发式”的发言上，贺卫方先生提出：“我读资先生的文章有一点点的小疑问：第一，您对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风度有一个重要的表彰，认为三个方面非常重要，但是第三个方面看起来不是特别好的文化，我自己有一点疑问：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中国人把忠君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我们经常改朝换代，为什么日本天皇制度能够维持上千年不变，而中国总是要改朝换代，这说明中国人所谓的忠君其实是一种假的，不知道怎么理解? 　　第二，资先生不断地提醒我们注意五四时代那批伟大的知识分子的风范，他们没有中断历史，没有中断我们的道统、文化，其实没有中断也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把中国古典的道统和西方的这套制度文化背后的观念能够在更高的层面结合起来，能够熔铸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您对这个前途乐观吗?以您这么多年来对体制权力内运行模式近距离的观察来看，我自己个人感觉越来越不乐观，这个民族在这个方面其实没什么前途，请问资先生您乐观吗?” 　　贺先生指的是资中筠在“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资中筠在该文里说：“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一是“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二是重名节，讲骨气;三是与以上二者并行的另一种 “颂圣文化”传统，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 　　资中筠在会上没有回答贺先生的第一个问题，她只是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说：“关于悲观或者乐观的问题，我也可以说，我基本上是悲观态，但是也不能说悲观到什么事都别做了，等着船往冰上撞等着一块死算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有一口气在，我们那么多人，我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怎么样使这个社会做好人比较容易一些、做坏人代价比较高一些，最好向这个方向努力”。 　　2，三个连环问题 　　贺卫方的问题提得非常尖锐。实际上，资中筠说“忠君是绝对的”时，她是从规范的角度讲的，意思是皇帝希望臣民“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贺卫方的问题却是从实证的角度提出来。他首先明确地点出中国人把忠君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但在现实里，“我们经常改朝换代，为什么日本天皇制度能够维持上千年不变，而中国总是要改朝换代，这说明中国人所谓的忠君其实是一种假的”。贺卫方的解读非常正确，他进而提出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理解?” 　　贺卫方没有到此为止，他进一步认为：资中筠提醒我们五四时代没有中断我们的道统，但这个没有中断的道统“也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而他自己对中国道统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的前途表示悲观。贺卫方也许不象资中筠那样“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如此，贺卫方在事实上提出了三个连环问题：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忠君的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如何可能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我之所以读出贺先生的三个连环问题，原因是我碰巧最近也在思考相同的问题，包括中国“朝代循环”的原因以及“清末民初的宪政为什么失败”问题。 　　“中国人是不是忠君?”的问题贺先生自己已经作了准确的回答，所以关键是第二问：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与“朝代循环”的原因有关，与“清末民初的宪政为什么失败?”却似乎没有直接关系，但清末民初的宪政有两部分，一是“戊戌变法”、“预备立宪”和“洪宪帝制”等三次君主立宪的尝试，二是辛亥革命之后“共和立宪”的努力。三次君主立宪的失败就与“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大有关系。 　　3，如何理解“中国人其实不忠君”? 　　事情是这样，说“忠君是道统”是从规范上讲的，说“不忠君是政统”则是从实证上讲(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忠君也是政统”)。有了实际上的“不忠君的政统”，中国历史上才会有“朝代循环”，所以“中国人不忠君的原因”与“朝代循环的原因”就几乎是同一个问题。 　　对清末民初君主立宪的失败，一般都只从具体历史背景去分析原因。通常都会这么说：“戊戌变法”是由于触动了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权力而失败，“预备立宪”是由于政治失控和清廷改革不彻底而失败，“洪宪帝制”则是由于袁世凯的错误和共和势力的反抗而失败。然而，这三次君主立宪的失败难道只是巧合吗?它们背后有没有什么共同的逻辑呢? 　　关于“朝代循环的原因”及“清末民初君宪失败的原因”，除了传统的“唯物史观”及“历史合力说”之外，还有金观涛主要用于解释“朝代循环”的“超稳定结构论”，以及阙光联用于解释“君宪失败”的“君权崇拜论”。在大陆学界，当人们无法分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哪个更大时，也往往诉诸于恩格斯后期的“历史合力说”作为一种解脱。不幸的是，“历史合力说”同一般的“综合原因分析”一样，不是取消了理论，就等于是宣告了原有理论的破产。 　　“超稳定结构论”用体制内调节(变法)和体制外调节(起义)的“两重调节机制”去解释“朝代循环”，认为“社会结构规定了中国社会的宏观行为”，它本质上是一种“结构决定行为”的理论。可是，“超稳定结构论” 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官僚体制和无组织力量等外在于中央政权的因素去解释历史，结果把“超稳定结构”客观化和非主体化，甚至是完全目的论化和宿命论化，仿佛所有主体的一切行动都被“超稳定结构”这头怪兽所控制。“超稳定结构”最终变成一个宏观空壳，具体的分析又回到了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官僚体制和无组织力量对中央政权的冲击，结果等于重新落入不分主次和相互决定的“历史合力”迷雾。 　　我提出的“统治商数论”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不分主次和相互决定的困境。“统治商数论”逻辑上用“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来解释“治商” ，又用“基因悲剧”(即国家治理对“德能”的高要求与亲族集团狭小的“基因库”导致“德能”供给不足的政治遗传悲剧)来解释主导政权持续稳定的“统治能力”，用“君王权力终身制”及其“家族继承制度”来解释“基因悲剧”的产生(详见“大清为什么亡于辛亥?—-用“统治商数论”理解中国君主政权的崩溃”)。其中，中国人的“天命观”对中国历朝“统治成本”的影响极大。 　　“天命观”解释了“中国人其实不忠君”问题，不忠君也可以是一种道统，因为，“天命观”讲的是统治的唯一性、合法性以及革命的合理性。与“君权神授”不同的是, “天命观”强调，贤君拥有天命，而暴君则丧失天命。胜者可以用获胜的事实本身来证明天命和人心的获得，成王败寇的暴力于是就获得了合法性。“天命观”与“君权神授”的另外一个不同，就是强调得天命者不必有尊贵的血统，即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这并不妨碍获胜者编造故事，证明自己的“真龙天子”身份。“天命观”对帝王也起到了警戒和制衡作用，如果他不施行仁政德治，中国人认为上天就会以各种自然现象或灾难来预示他丧失了天命。“天命观”为暴力和捏造敞开了大门，因此，中国人根本不忠君，中国人忠的是强权，中国人只“忠权”不“忠君”，“朝代循环”就这样形成了。 　　与此相关的“君宪失败”问题，阙光联提出了一个“君权崇拜论”。与“天命观”稍有不同的是，“君权崇拜论”强调中国的“君位”没有英国和日本那样的“宗教神圣性”，而中国的“君权”却相反具有极大的“世俗神圣性”。由此，君权强大时根本没必要“立宪”，所以有“戊戌变法”的失败和“预备立宪”的不彻底;君权虚弱时则根本没机会“立宪”，所以有清廷的“逊位诏书”和“洪宪帝制”的崩溃。 　　“君权崇拜论”极有说服力，但它存在两个明显的漏洞。第一，暴力其实在英国历史上至少也起到了与“君位”的“宗教神圣性”一样重要的作用。第二，“君权崇拜论”以中国政治权力的“世俗性”去“预测”中国搞“共和立宪”的必然，可辛亥革命之后的“共和立宪”失败却“证伪”了“君权崇拜论”的这个“世俗性假说”。 　　面对这个困境，我在另一个研究里提出了一个“权威信仰论”，认为中国人的政治信仰实际上有两部分，一是“君权崇拜论”所强调的“君权神圣性”(而不是“君位神圣性”)，二就是“天命观”所包含的“权威一元性”(而不是“权威多元性”)。 　　中英政治发展的差别主要是“权威多元性”的差别，而中日政治发展的不同则主要是“君主神圣性”的不同。中国的政治信仰不仅缺乏“君位神圣性”，还缺乏“权威多元性”。清末民初君主立宪的失败，是缺乏“君主神圣性”和“权威多元性”的政治信仰失败;而辛亥革命之后“共和立宪”的失败，则是缺乏“权威多元性”的政治信仰失败。 　　顺便指出，在分析辛亥革命之后“共和立宪”的失败原因时，萧功秦和袁伟时都强调了“临时约法”和“内阁制”的制度因素，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认识。中国人的问题不是宪法和制度，而是“单一权威”是否存在时的不同“制度运行”。不从“单一权威信仰”的角度理解中国政治，就必然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出错误的解读。1938年，复兴社创始人康泽、刘健群就对中国人的“单一权威信仰”作出新的总结，他们公开提出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三一主义”。于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先后成为“三一主义”的信奉者。从“单一权威”的崩溃，到缺乏“单一权威”的混乱，再到“单一权威”的重新确立和争夺，中国近现代的这一段历史实在是太典型了。 　　总之，“统治商数论”用“统治能力”、“基因悲剧”和“天命观”解释了中国的“朝代循环”，“权威信仰论”又进一步用“单一权威信仰”统一解释了清末明初“君主立宪”和“共和立宪”的失败(这两项研究将分别在近期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由此，“中国人其实不忠君”的问题就得到了解答：中国人只“忠权”不“忠君”，中国人忠的是“单一权威”;当“单一权威”崩溃或不存在时，“单一权威情结”就派生出“内斗情结”。用更通俗的话说：中国人有奶就是娘，有权就是爹;权威强时中国人“谋生”，权威弱时中国人“谋反”。“忠君”绝不是中国人的个性。 　　4，结语：贺卫方的“天问”与“新启蒙时代” 　　如此说来，贺卫方的第三个问题就几乎变成了一个“天问”：“忠君的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还怎么可能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呢?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0)  | 标签: 所见所闻 中国革命结束了吗？回望辛亥百年，革命的宪政理想实现了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一个外延更大的、广义革命的概念出发，中国革命显然还未结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革命，现代意义的新型寧静革命，恐怕仍是中国不得不经歷的。 文/王小蒙 10月的武昌，暑气已然退却。阅马场附近的红楼外，游人如织。首义广场四周自9月起，已掛起红色布幔，中央的喷泉及花坛，围拱成一个硕大无比的十八星旗图案。在今年这个特殊的10月里，这里將成为整个中国的焦点所在。 武汉当局早前称，將耗资200亿元，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早在几年前，附近的湖北军政府旧址红楼、起义纪念碑就被修葺一新，以迎接这个日子。而广州、上海等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地方，也提出庞大的纪念规划。不过，这些规划除武昌外，均被最高当局否定。 中南海里的共產党人，似乎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费太多的精力。区区200亿元，不过是武汉上年GDP的3%，与深圳市大运会的2000亿相比，也才是个零头。在辛亥革命10年后，中国共產党才在上海成立，建立民国这件事，与他们並无关係。 这並不妨碍在五一和国庆的时候，他们把孙中山的大幅肖像置於北京天安门广场之上，与毛泽东像相对而立。这似乎象徵著民国法统的一种延续。毛泽东曾说过，孙中山有两个学生，一个是蒋中正，一个就是自己。亦因此，辛亥革命便有了两个面向的解释。这种解释贯彻於两岸各自的庆祝活动之中。 在台北，中国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正在庆祝建国100周年。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四处飘扬，台北的10月不算热，但许多年轻人都戴著百年国庆纪念围巾。台北的基调是建国，而北京的基调则是革命。早在2009年夏天，台北方面婉言谢绝了武汉提出的两党共同纪念辛亥革命的提议。 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並称为世界歷史上有三次最具影响的革命。如果以1949年为界，中国革命长达38年，远超过法国的10年和俄国的20年。如果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界，中国革命则长达65年。如果把兴中会之成立算作革命的初始日期，则中国革命长达80余年。 问题是：以当前之中国现状而言，中国革命真的结束了吗？100年前辛亥革命提出的目標都一一实现了吗？阳光时务在总第一期即开宗明义地提出：当下的中国需要改变（见《革命与反革命》一文）。然则，由何而变？ 8月以来，中国学界借助回顾反思辛亥革命之际，也有人重提革命与改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发表题为《简议改良与革命》的文章，大声疾呼：当代中国就是革命的时代，革命已无法拒绝。现状下还指望改良，已不是个糊涂不糊涂问题，而是诚实不诚实问题。此文引起北京学术界的高度关心。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一场公共讲座中，也提出要走出辛亥革命的迷思，反思辛亥革命的目的並与今日对照。学者徐友渔早前在一场电视採访中说，宪政民主就是未来中国的走向，除此不应该是其他。北京大学副教授张健则认为，革命必须作为民眾的基本权利而被保留，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但是必须有。 小標题：繈褓中的宪政 100年前的10月10日，从武昌打响的辛亥革命第一枪，使得中国由两千年以来的皇权帝制时代，进入以宪政民主为目標的现代，並成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由中华帝国而中华民国，鼎革鹿死，表面上完成了由皇权到民权的权力转换，实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28年之前的北京中华民国政府，除了袁世凯称帝那段时间外，至少在表面上承认政权民授的权力规则。即便出现贿选等现象，但整个国家的政制架构已经完全现代化。 中国有正式国会，始於1913年的民国第一届国会。台湾学者张朋园指出，西方人奋斗要求国会有达百余年者，日本明治维新亦经二十二年始行召集国会。比较之下，中国政治参与制度的实现，不能说不迅速，不能说不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国会得以重开，遂料张勋又復辟解散国会。段祺瑞、梁启超马场誓师，驱张出京。段祺瑞决心不再恢復第一届国会，而是修法重选国会。1917年的第二届国会就是这样產生的。 第二届国会在段祺瑞、徐树錚的控制下召开，即所谓安福国会，贿选舞弊，操弄选举，史家均认为其一无是处，令外界扼腕。然而，论者皆以为虽若此，国会尚在，共和体制仍存。北京政府仍是国际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后世学者亦据此指责孙中山之护法运动为破坏宪政之举。 民主过程本非一蹴而就，此时距辛亥革命仅仅六年，实在算不上多大的波折。此后十年，北洋政府虽如跑马灯般你来我往地换人，低烈度战爭不断，內部四分五裂。南方国民党军北伐势如破竹，北京政府应声而倒。 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產党，都把北伐视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正义行为，然则从宪政体制及合法性来考虑，这的確值得商榷。北伐过后，南京政府成立，也建立了相应了一套政治架构，唯宪政被一再推迟。这其中自然有日寇侵华之因素，然蒋汪不愿还权於民，其意甚白，直至1946年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从此过程可以看出，共和体制的多舛多难。 1946年的国民大会之召开，从宪政角度而言，才能算是国民党革命的成功。1946年11月诞生的《中华民国宪法》是继1912年之后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后的可说是中国的第一部正式宪法。迄今仍然在台澎金马等中华民国实际控制范围內使用。 依照孙中山三步走的方案，宪政终於建立。然而，歷史跟国民党开了个玩笑：赶走皇帝，赶走军阀，却赶不走共產党。虽然以宪政立国，但三分之一的土地及人口，却处於政令不能通达的共產党统治之下。 小標题：接著革命 无可否认的是，民国建立，不等於革命完成。政治权力交接后，经济及社会领域一切照旧，只有新文化运动从文化层面提出的革新深入人心，亦使得革命或者继续革命，在知识精英那里成为一种神圣的行为及美德。曹聚仁就在回忆录里说，辛亥革命那一年，他从未听说革命一词，民间更多地视其为一场造反。 民国建立，孙中山要二次革命；北伐完成，南京政府成立，对国民党来说，革命已经成功，但总理遗嘱要求三民主义建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於是继续革命。 对国民党来说，继续革命的標誌就是《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份与宪法同等效力的文件，为国民党的未来擘划了一个復兴建国的愿景，但也等於冻结了这个刚刚出炉的宪法。也就是说，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国民党领袖一直念兹在兹的革命，仍然没有完成。 在1949年的秋天，具体说是从10月1日到12月8日的69天之內，中国大陆存在两个政权，都宣称自己代表全中国，都宣称自己有全体人民的拥护：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以及先后在广州、重庆、成都的中华民国政府。12月8日，国府迁台，带著宪法及清政府的传国玉璽到了海外孤岛。 中国的宪政发展，也在此分道扬鑣。革命呈丫字型，分別在北京和台北，开始了不同的道路。 国民党在台湾38年独裁之后，在1987年宣佈解严，反对党立刻成立——12年后，民进党代替了执政72年的国民党，成为中华民国的执政党。国民大会在1991年宣佈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宪法重新生效。 1996年，是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直接选举所谓国家元首。回望100年前的兴中会提出的愿景，不由让人感叹中国革命之不易。2008年，台湾实现第二轮政党轮替，8年前下台的国民党重新执政。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在台湾结束了。总体而言，台湾民主化的过程比较平顺，且渐趋成熟。 小標题：无產阶级的革命试验 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影响了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给俄国送去了资產阶级革命。然而大陆正统的史书会告诉我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丫字型的另一个方向在北京展开。共產党人在1949年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跟过去的瑞金苏维埃政府、陕甘寧边区政府不同的是，这是中国共產党第一次获得了正式承认的政府。这个政府以1949年的《共同纲领》为蓝本，並在1954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共產党来说，即使1949年建政，但革命仍未成功，於是在无產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与中共学习的摹本《苏维埃联盟宪法》不同的是，这部宪法多了一个前言，在前言里规定中国共產党为中国的执政党。这种自我授权的方式，被中共称为权力民授。正是这样的一部宪法，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都未能保护这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刘少奇。 从1949年到1976年的27年间，中国大陆一直上演著各种祸国殃民的运动。三反五反、四清、反右、大饥荒、文革，几乎没有停止。这一切的运动，都被冠以革命的高尚包装。除此之外，还向周边国家输出革命。因为无產阶级永远有敌人。波普尔在多年前就说过：马克思从一开始就错了，我们都在找朋友，而他们在找敌人。 中共从1978年开始，由一场內部爭论开始，部分正视了过去的错误。在19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之后，中共也认识到，无產阶级革命的思维，只能给中国带来灾难。从世界范围內看，轰轰烈烈的共產革命无异是人类史上最惨无人道的大劫难，而且在世界范围內都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中国共產党也看到这一点。但是直至21世纪初，才提出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於是，在1993年的宪法修订中，中共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2004年的宪法修订案中，中共正式承认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这似乎標誌著共產党人终於回到1946年政协会议的起点。这部宪法歷经多次修改，中间多有反復与倒退。现今的宪法以1982年的宪法为蓝本，在2004年经过修正之后，使用至今。 中共十三大即提出的党政分开原则，在25年后的今天仍未实现。而党政分离从1928年开始，即被国民政府视为圭臬，即使实际操作上並非如此。事实上，提出党政分开的两任共產党总书记，都以非正常的方式离开了这个职位。1989年的春夏之交，更让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面临最坚决彻底的质疑。 改良的意向，早就被那天晚上的枪声，击得粉碎。 1949年的共產革命，只是把国民党的党治变为共產党的党治。学者吴思曾说，现今的中国只能称为官主，而非民主。 正如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在1946年说得那样：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据中共的官方数字，2010年全年的群体性事件达18万起。社科院的官方学者並不讳言这是由於民怨太深。在互联网时代，其传播与诱发效应又被放大。在微博上，「不骂两句政府都显得不太好意思出来混」。姜文在2010年的电影《让子弹飞》中，完成了自己的革命敘事。「枪在手，跟我走」的呼喊，让台下的观眾在片尾时长时间鼓掌致意。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网络上討论革命、改良、政改等这些宏大的事情。很显然，人们已经焦灼不安了。不过，革命这个词在中国已经被妖魔化，似乎总是伴隨著流血与动盪。然而事实並非如此。尤其是在今年年初的北非革命之后，寧静革命被视为是一种现代抗爭模式而推崇。 中国革命结束了吗？回望辛亥时提出的宪政实现了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一个外延更大的广义的革命概念出发，中国革命显然还未结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革命，现代意义的新型寧静革命，恐怕仍是中国不得不经歷的。# （转载请注明：摘自《阳光时务》第四期爱上噪音） 黑暗不能驱逐黑暗，阳光可以；愚昧不能驱逐愚昧，时务可以。 ～～～～～～～～～～～～～～～～～～～～～～～～～～ 阳光时务iSunAffairs，第一本中文iPad时事杂志 website：http://www.isunaffairs.com iPad： http://ipad.isunaffairs.com Android Tab： http://android.isunaffairs.com PC电脑： http://emag.isunaffairs.com 手机：请下载Zinio阅读器并注册：http://emag.isunaffairs.co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自作多情的反讽剧：香港並非外佣心中理想家园 / 201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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