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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新快报:记者暗访珠三角多家餐具消毒企业,发现消毒过程如同“投毒”

池水布满垃圾,老鼠蟑螂横行,用洗衣粉洗餐具 ■“康洁”碗筷消毒现场。 ■“鑫辉”工作人员在清理餐具 。 ■东莞莞城区一工厂用风扇吹干餐具。    ■“洁而亮”使用的消毒洗涤用品。 本版统筹:新快报记者尹政军王华平 -本版文图:新快报记者尹政军见习记者王颖实习生卢佳   2007年,新快报记者曾通过暗访、卧底等方式,陆续曝光了广东省餐具集中消毒企业生产卫生、员工素质、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时隔5年,新快报联合南方电视台,再次对广州、东莞、中山等地的餐具消毒企业进行暗访调查。记者发现,虽然餐具消毒企业的生产设备较几年前有了改观,但仍有不少地下黑加工厂违规经营。这些地下作坊包括一些有牌的企业,生产环境和卫生状况令人忧虑,有些企业用洗衣粉刷餐具,洗后用风扇吹干,碗筷甚至从未进过消毒柜……    调查城市:广州地点:长洲岛生产公司:康洁餐具清洁有限公司   加工区蚊蝇乱飞   广州康洁餐具清洁有限公司在黄埔港旁,记者暗访至此,未进门就看到数百碗碟摆放在盛放着各种生活垃圾的垃圾桶旁,垃圾桶上蚊蝇乱飞。几个女工正在清洗区用自制的抹布刷洗餐具,污水直接通过厂里开凿在墙角的排水口直接排入下水道。   记者看到,该公司唯一一台高压冲洗烘干机上,摆满了箱子、塑料凳等杂物,经过初步清洗的碗碟就摆放在机器旁。在包装区,几名工人正有条不紊地把餐具放进包装机。就在距离包装区三四米的厂门口,摆放着一个狗食盘,一只调皮的小狗在清洗区里游荡了几个来回,寻觅可供下肚的饭菜。在门口不到一米的地方,在一个用来装碗筷的塑料箱里,一只猫正窝在厚布料里酣睡;而另一个同样铺着厚布料的塑料箱里,一层炭灰里面可以发现几颗腥臭的动物粪便。    记者暗访遭企业员工阻挠   “你们记者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做,来管我们这些‘小碗小碟’的事”   在暗访中,康洁餐具清洁有限公司的员工表现得相当警惕,对于记者的问话大都不理不睬,还多次询问记者是什么人,要干什么?当记者表明身份后,该厂员工反应激烈:两名年龄较大的男员工立刻围住记者,威胁记者说再拍就要把机器砸掉;另外三个约40岁的女员工也放下手里的活计,围了上来。记者表示,如果工厂的环境卫生和消毒操作都符合要求便不怕曝光。不等记者说完,该厂的一个女员工便来了一句粗口“吃屎啦你”。另外一个女员工也随即接口,“你们记者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做,来管我们这些‘小碗小碟’的事情。”   由于厂方阻止,记者没能进入餐具包装区和高温消毒区,对于该厂的餐具是否经过高温消毒,是否有证经营等问题都未能有进一步的了解,但是在该厂看到的卫生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问题确实令人堪忧。    地点:海珠区生产公司:一尚未挂牌企业   洗涤池水布满油污   在海珠区龙潭村一家餐具集中消毒企业中,记者看到清洗完餐具的池水上覆盖着一层三四毫米厚的油污。在筷子分拣机的托盘里,积聚了一层油渍,记者用手一摸,立即满手的污垢。在餐具包装车间,工人正将清洗过的餐具从塑料箱里分拣出来,放到自动包装机的传送带上,两名工人将经过热缩膜包装的餐具整齐地摆进送货的塑料箱。记者发现,无论是负责分装、搬运还是装箱的工人,都没有按照相关的卫生条例,佩戴口罩和手套,也未穿着正规的工作服。   追访   曾被曝光企业成为行内品牌   日前,记者暗访了2010年曾被南方电视台《今日一线》曝光的白云区某餐具消毒企业,记者发现这家工厂较为正规,生产过程也有模有样。该厂负责人周先生介绍,在媒体曝光之后,该厂加快了新厂的建设,还办好了工商营业执照,做好每周的质量检测工作。   “现在由于我的工厂在白云区是数一数二的,业务不止在白云区有所发展,越秀区、荔湾区也有了一批固定的客户使用我的产品。”周先生说,对于地下加工作坊,现在的餐具消毒企业也没有办法,政府部门也没有有效的监管手段,他们利用低价对正规企业造成冲击,现在只能靠媒体引起社会的关注。不过对于市场,他认为,只要餐饮企业和正规企业一起秉承为消费者负责的态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消费者的健康的。    调查城市:东莞地点:石碣镇生产公司:鑫辉餐具清洁服务公司   厂房内布满食物残渣   记者在东莞市石碣镇鑫辉餐具清洁服务公司暗访时发现,在二三百平方米的厂房里,地板油迹斑斑,几条排水管道里满是漂着塑料袋和厨余垃圾的污水。地面上随处可见的厨余垃圾,洗涤机器的出入口更是覆盖着厚厚的一层油污,遍布食物残渣。机器旁边是一个巨大的水池,里面的液体浑浊不堪,上面漂着食物残渣,发出一股臭味。据这里的老板介绍,里面装着的就是餐具洗涤液,约两天换一次。   再往里走,有几名女工正在整理洗好的餐具,其中两人手里拿着一块黑乎乎的抹布,将餐具上的残留物抹去。她们称,这些餐具已经过消毒,准备包装。在旁边距离六七米的窗台上,铺着一层发黄的布,上面杂乱地摆满了洗完的筷子。一名男工人称是在进行风干,然后把筷子整理好,直接放进机器里进行包装。   窗台前,一名女工正赤手捧着一叠餐具放到箱子里,记者上前问:“这些餐具消过毒了吗?”“消过毒了。”“那怎么还赤手拿?不怕弄脏吗?”“不用手拿那要怎么拿啊,待会还要过一下机器,没事的。”这名女工大大咧咧地说。随后,记者发现,所谓的“过一下机器”,其实就是放到包装机里包装。   在东莞市莞城区博厦社区内,记者又发现了另一家违规消毒厂,里面光线昏暗,洗涤池水泛灰色,正浸泡着几大箱餐具。几名工人们正忙着用抹布把洗好的碗碟擦干,筷子则用大风扇吹干,打包好后直接堆放在脏乱的地面。    调查城市:中山生产公司:亮而洁餐具清洗店   老鼠蟑螂爬进碗筷箱   “他们用洗衣粉洗筷子,将碗泡进水池,用开水随便煮一下,再用破抹布擦拭一番就打包。这样根本达不到高温杀菌的效果。”日前,曾在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五星村亮而洁餐具清洗店打工的刘先生向新快报记者爆料,称从未见过该清洗店将清洗好的餐具放进消毒柜里消毒,车间卫生状况极差。   据刘先生介绍,去年,他曾在该清洗店工作一年,他经常看到楼梯口摆放着洗衣粉及洗洁精,工人们朝洗碗机里加入开水,再将洗衣粉撒进去,待碗筷洗干净后,再用灯管烘干。“老板给客户介绍时,称餐具经过了380摄氏度的高温杀菌,可以放心使用。但我觉得只有100摄氏度,因为烘得太烫了,工人们便要戴手套,这样影响工作效率。我看他们连手套也不戴,就用脏抹布将碗底的残迹擦掉。然后打包,装进箱子里。   刘先生还透露说,他从未看到过碗筷被放进消毒柜消毒。工人们常常将洗好的筷子捡起来,扔进篮子,用风扇吹干,再与碗碟、勺子一起打包。“如果他们要将餐具送到卫生部门检测时,便会注意到卫生细节,自己烧水,烫好碗筷,烘干后打包整齐,统一送检,这样便会保证不出问题。”刘先生如是说。他还透露,自己加夜班时,发现有老鼠、蟑螂爬进碗筷箱,随意闹腾。“你稍一靠近它,它们便会闻声溜走,有时还会留下老鼠屎”。   为了核实刘先生所反映的情况,记者以餐厅老板的身份,暗访了该清洗店。该店在五星村委会后边,一共4层楼,一楼为车间。记者还未走进车间,便远远地听到碗碟碰撞声,紧接着一股腥臭味扑面而来,只见工作人员穿着雨鞋,正在打扫堵在下水道里的残汤剩饭,鱼骨烂菜,地板上一层厚厚的油迹,踩上去脚下黏滑不堪。进了内间,记者看到五六名工作人员依照顺序,挑拣碗筷、清洗打包。洗碗机旁边放着洗涤剂及洗衣粉,另有碗筷被放在一旁的箱子上,与机油、手钳等修理用具混合在一起,一片狼藉。   -本专题与南方电视台《今日一线》合作,本报将继续关注 原文: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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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女政协常委拳打记者:打你怎么了

“我打你怎么了?我这辈子就跟你在一起了!”昨日,怡景中心城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保怡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股东刘伟宏广邀媒体记者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中心城“涉嫌违规售铺”一事。但刘伟宏在新闻发布会中途离席,最后竟当街拳击跟进采访的深圳商报记者秦兴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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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举行记者会 就军警射杀抗议藏人发表声明(图)

1月29号,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和纽约学者举行记者会,就近期四川藏区发生的一系列中共军警射杀抗议藏人的事件发表声明。    图片:1月29号,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和纽约学者举行记者会,就近期中共军警射杀抗议藏人的事件发表声明。(紫荆摄)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罗桑念扎介绍,中国新年四川藏区甘孜自治州炉霍县发生藏人抗议,遭中共军队镇压,3人被打死;第二天在色达县又有一人在抗议中被射杀。 26号又传出四川阿坝州壤塘县的藏人学生因为贴传单被打死。另外,自去年3月以来,已经有16位西藏人选择自焚,12人死亡。 他指出,中共一直谴责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其实,中国政府如果有诚意,应该详细调查真相,了解藏人的要求。 罗桑念扎:“中国政府在其60年对西藏的统治中,使用了各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这些抗议事件足以表明,藏人对这样压迫的统治相当不满。” 罗桑念扎说,自焚和不断的抗议表明,藏人现在根本不怕。他引用作家和藏学家王力雄的话:藏人连自焚都不怕,还怕什么呢?目前藏人处于绝望状态,完全是中国政府无视藏人愿望的结果。 罗桑念扎希望美国政府对即将来访的习近平施加压力,使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对话。 哥伦比亚大学西藏问题专家罗伯特•巴奈特(Robert J. Barnett)教授分析,最近的抗议出现在四川藏区,中共发现,达赖喇嘛的影响力从西藏西部地区扩展到东部。而这一整块地区占中国的四分之一。 他通过图表说明,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当上公安部长以后,四川当地干部如果多报“分裂分子”,能够得到更多拨款。这样也鼓励了当地官员对异见人士采取更严厉的打压。在2008年出现冲突之前​​的两年军队和警察的开支就明显增加。 中国政府对西藏寺庙的管制越来越紧。 1996年,中国佛教协会决议,禁止悬挂达赖喇嘛的画像。要求西藏的喇嘛和尼姑公开谴责达赖喇嘛。而从50年代到80年代,达拉喇嘛没有受到个人攻击。后来不仅达赖喇嘛遭到批判,而且在寺庙里进驻工作组,进行政治教育。 98年以后,对达赖喇嘛的攻击从西藏扩展到东部的四川藏区,十年间覆盖了所有寺庙。因此在一些寺庙陆续出现喇嘛的自焚抗议。 西藏历史学者李江琳分析,中共从1951年进驻西藏,至1962年,都是军政府统治。而至今出现的五次大的抗议冲突,中共全部都是使用的武力。 李江琳:“色达、炉霍、壤塘、昌都,这些都是1956年我们说的‘康巴暴动’最终发生的地方。第一枪就是从色达开始的。现在,这一波的抗议又是从康区开始的,让中国政府非常紧张。这里面也说明一点,就是从五十年代到现在,中国一代一代的藏人都在抗议。” 李江琳说,中共尤其恐惧藏人宗教的力量。 李江琳:“与阿坝任何一个寺院有关的条例有三百多条。这些三百多条控制了你所有的行为。有些地方,比如说在果洛,寺院要挂一条经幡,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 政论家陈破空指出,中共对待藏人的态度是殖民者的姿态。 陈破空:“ 比如对待汉人,我们知道‘六•四’是有大屠杀,在2005年汕尾东洲村有屠杀。总的说来,中共试图用一种妥协的、或者调和的方式,不管硬和软,只要把汉人收拾下来就行了。但是对西藏,对藏人地区,包括新疆维吾尔地区,中共所采取的政策却是屠杀,从49年一直屠杀到现在。” 他认为,中共试图把西藏世俗化、汉化、甚至赤化,只会激起西藏人日益剧烈的反抗。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指出,中国政府封锁这方面的消息,就说明其所作所为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它见不得阳光。而汉人对西藏问题的认识比过去几年有了很大的进步。 胡平:“官方也扔出他们所谓‘送四个领袖的像给藏人’这么一个新闻。从网上,twitter上看的很清楚,大部分网民一下子就看出,你这是一种文化侵略。” 研讨会由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主持。中国大陆学者张博树、诗人黄翔、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等也纷纷发言,提出在中国建立真正合理的政治架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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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记者如何使用信息自由法?

英国记者如何使用信息自由法? 作者:卢宜宜 来源:《阳光》2012年第1期 来源日期:2012-1-15 本站发布时间:2012-1-30 0:44:23 阅读量:2次   全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实施了关于信息公开的法律或法规。在很多国家,记者都是信息公开法律的重要使用者。他们依据这些法律要求政府公布各种具体的信息,并通过媒体将相关信息公之于众。   英国知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阿布·哈姆萨(Abu Hamza)曾是伦敦芬斯伯雷公园清真寺的阿訇。2003年英国当局取消了他的传道资格,他被禁止利用芬斯伯雷公园清真寺传播其主张。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阿布·哈姆萨就每周五在清真寺门外继续布道,直至2004年5月被英国警方逮捕。一位记者要求伦敦警察局说明阿布·哈姆萨在清真寺门外布道期间警方为维持秩序总共花费了多少资金。在英国的信息自由法实施之前,记者最可能从伦敦警察局得到的回复是“找不到你要的数据”,而有了信息自由法这个武器之后,记者顺利地获得了想要的信息。   目前,全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实施了关于信息公开的法律或法规。在很多国家,记者都是信息公开法律的重要使用者。他们依据这些法律要求政府公布各种具体的信息,并通过媒体将相关信息公之于众。从数量上看,记者不一定是申请信息公开的主要群体。加拿大联邦政府收到的所有信息公开申请中只有约10%是由记者提出的;在美国,估计这一比例只有5%。但是,记者在使用相关法律方面的重要性不能仅从数量上判断,因为记者索取信息不是为了个人需要,而是用于媒体报道。在报道中记者通常会介绍他们如何援引信息公开法向政府相关部门索取信息。一般公众了解到信息公开法律的存在,以及公民如何能运用这些法律来获得信息大多是通过媒体的报道。   在不同国家,信息公开法律的具体规定有所不同,法律生效的年限有长有短,政府在实施相关法律方面的力度也参差不齐,所以记者使用信息公开法律的具体情况也会有差别。比如,在政府对记者的信息公开申请能迅速回复的国家,记者使用信息公开法的积极性就较高;而在政府对信息申请经常拖延处理的国家,记者使用相关法律的热情就会降低。此外,有些国家会向信息申请者收取费用,而有些国家则是免费的,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记者对信息公开法的使用。本文要重点介绍的是英国记者使用相关法律获取政府信息的情况。   英国的信息自由法于2005年开始生效。伦敦大学学院宪法研究中心的学者在法案实施近两年后的一项专门研究发现,在法案生效之初,不少记者都出于新鲜感提交了信息申请。这些申请主要是为了试试新法好不好用而随意提出的,并非记者先有了明确的新闻线索和对特定信息的需求,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向政府提出信息申请。这种对信息自由法的试探性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已逐渐减少。还有一些记者专门为了揭露信息公开法的缺陷而提出申请。他们选择一些事先就料到不会获得政府回应的信息申请。得到预料中的结果后,他们就可以撰写新闻报道,证明信息自由法的现行版本不足以推动信息的充分公开。   当然,大部分英国记者使用信息自由法的动机还是为了配合他们正在进行的新闻调查。法律生效后,在媒体与政府有关信息自由的博弈中,媒体方面有了更大的助力。之前,记者从政府新闻官口中得到“我无法作出评论”、“我没有信息可以提供”等回答时,即使明知这些只是遁词,记者也无可奈何,而信息自由法为记者提供了继续追踪相关信息的法律依据。   公事公办地向政府提出问题仅是记者收集信息的手段之一。很多记者都会在政府中发展一些朋友,在需要时可以向这些朋友私下打探消息。即使对以这种方式获取政府信息的记者来说,信息自由法也有一定的作用。据一位记者介绍:“以前,我认识的政府内部人士曾告诉我,这个材料你30年内都不可能看到。现在,他们指点我:你可以试试提交一个信息公开申请。”   在媒体人士中,觉得信息公开法用处最大的是撰写调查性报道的记者。英国的信息公开法规定,政府应在收到申请的20天内向信息申请人作出答复,同时法案也规定了一些政府部门可以要求延期的情况。对时事新闻记者来说,等待20天再写出报道显然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碰到延迟答复的情况。只有就某一专题进行长时间深度调查的记者,才可以不受新闻时效的限制,耐心等待政府的回复。例如,英国的《卫报》曾试图了解英军在阿富汗造成平民伤亡的情况。造成平民伤亡比较严重的事件会有宪兵队的介入调查,《卫报》于是向英国国防部申请公开英军宪兵队调查平民伤亡事件的调查记录。历时九个月后,《卫报》才从国防部获得了对部分事件的调查报告,且这些报告已经过严格审查,删去了部分信息。英国记者遭遇政府拖延回复的情况并不少见。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一些记者甚至都记不清自己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进行到哪一步了。   自2005年信息自由法生效以来,英国记者对该法律的实施情况提出过各种批评,但总的来说,媒体对法律在提高政府透明度、加强公众对政府监督方面的积极意义仍给予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问题也有所改善。最终,任何法律都只有在实际的运用中才能不断完善。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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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人权观察:去年中国34名记者被捕入狱

海外人权组织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去年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继续恶化,至少有34名记者被捕入狱。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团体“人权观察”星期天发表了《人权观察全球年度报告(2012年)》,其中有关中国大陆的部分有7页,分别从维权人士,司法改革,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多个方面审视了中国的人权状况。报告指出,在中国,敢于不按官方准则报道的记者仍然受到新闻审查的威胁, 2011年至少有34名中国记者因含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被判监禁。2011年6月,中国政府还表示要把那些报道食品安全丑闻时“误导公众”的记者纳入黑名单。 现居加拿大的姜维平曾是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因用化名在香港《前哨》杂志发表一系列揭露大陆官员贪腐的文章,涉及时任大连市长薄熙来,姜维平2000年底被大连国安局逮捕,并被以“危害安全、泄露国家机密罪”的罪名判刑8年。该案引起国际舆论广泛关注后,姜维平2006年被提前释放。对于中国目前的新闻自由情况,姜维平表示: “我注意到了去年整个新闻自由状况不但没有进步而且在大幅度地倒退。倒退的状况特别令日担忧。但是没有办法。很多地方对新闻自由的尺度进一步的收缩。对新闻记者的打压进一步的升级。有些手段令人发指。” “人权观察”的报告特别提到山东记者齐崇怀的境遇,齐崇怀在揭露山东滕州政府的腐败情况后,被控犯有“敲诈勒索罪”,2008年被滕州市法院判刑4年。在2011年6月,同一法院又以漏罪为名,用“敲诈勒索罪”和“职务侵占罪”将齐崇怀加刑8年。姜维平对此评论说: “齐崇怀的事情我也写过一篇报道。这是典型的枉法追诉案件。为什么在一审就判刑?提前出狱的时候还要给他加刑?主要是齐崇怀在狱中不服气,多次传出来一些声音,使地方当局非常恼火。地方当局操控着司法,就在他要出狱的时候,怕他出来后继续讲话,就给他加刑。通过这个可以看出来为了打压新闻记者,什么手段都可以采取。” 法新社的报道说,网上呼吁人们参加茉莉花革命的帖子和即将到来的高层权力交换换届,令中国政府警觉和不安,中国政府在2011年收紧了对媒体的控制,例如,去年7月,《中国经济时报》突然宣布解散其调查报道组;去年9月,《新京报》和《京华时报》被突然划归北京宣传部管辖,从中央报刊系统变为北京地方媒体,根据中国媒体属地管辖规则,这两家媒体对北京市内负面事件报道和异地监督受到更大限制。 谈到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中国信息中心”的杨莉藜表示: “现在中央政府整体是在抓紧舆论方面的控制。这应该说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做法。我们知道中国的新闻自由相对过去它还是有一点进步的。现在又突然在走回头路。互联网控制得这么紧,传统的平面媒体又控制得这么紧,整个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把信息的流动完全控制起来。”  “人权观察”的报告在有关中国言论自由的部分还指出,2011年,中国政府继续对博客作家,记者以及近5亿互联网用户实施限制,这违反了国内外保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法规。报告说,尽管中国当局对媒体和记者加强了控制,中国社交网站的崛起–尤其是拥有数亿用户的微博,却为公民建设了表达言论的新平台,挑战了当局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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