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大學排名與優質教育：孰輕孰重？ 沈祖堯 大學排名近年備受公眾關注，近日QS公司公布的亞洲大學排名即為一例。香港三所大學位居亞洲榜首五名之內，另有三所位列五十名內。不少人對這些排名制度採用的方法所知不多，便都把大學排名（或個別學科的排名）奉為無上權威，視為評核排名榜上各院校表現的最重要尺度。   部分學者和大學領導層更極度重視如何「參與遊戲」。為了獲得更高名次，一些大學甘願施展「策略定位」手段，招聘知名度高的研究人員，以刺激研究產量──嚴格來說，這些都是校外製造、可以即時納為己用的研究產物。傳聞有些大學甚至付酬予外地教授為訪問學人，以便將其名字列作附屬教學人員，從而將其研究成果計算在內。這樣一來，我們跟聘請外援的球會有什麼分別？這些掛名或美其名短期的「星級研究員」，可會惠及學生或提供優秀教育？他們對建立一支長遠持久的研究團隊能有多大貢獻？他們的研究對本地社群又可帶來多少裨益？   一旦要參與排名這個遊戲，「影響力低」的研究範疇（以期刊影響因子和被引用次數計）便會受到邊緣化。食物安全、環境科學、人文學科和某些社會科學學科便是例子。本土相關性強而對全球影響力不大的學科，一般被視為次要。如果大學的使命是教育學生、創造知識，以改善人類生活的素質，使世界變得更加美好，同時促進我們的文化和承傳的話，我們便需要在「影響深廣」的科學∕技術研究和影響力相對較低的人文學科研究之間維持平衡。   前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萊文（Richard Levine）在他1993年的就職演辭裡引述著名諾貝爾獎得主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說：「耶魯的首要使命是知識與文化的保存和精進。」在某些排名榜上，耶魯可能屈居哈佛、史丹福和劍橋之下，但始終是高等教育的神聖殿堂。耶魯以推廣自然科學、人文學、藝術、神學和醫學為榮。而且，據萊文所說，他們尤其以重視本科教育的傳統為傲。他們的使命是培養年輕人廣闊的全球視野，激發他們的潛能和想像力。耶魯專注栽培年輕領袖，過去三百年來，耶魯的畢業生包括四位簽署美國獨立宣言的人士、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五位美國總統中的三位、班傑明．西利曼（Benjamin Silliman）和喬賽亞．威利亞德．吉布斯（Josiah Willard Gibbs）等傑出科學家、首位美籍非裔博士愛德華．布歇（Edward Bouchet）、美國社會學派始祖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William Graham Sumner）；還有無數的音樂家、藝術家和音樂劇作者，以及普林斯頓、哥倫比亞、約翰．霍普金斯、芝加哥、密歇根、康奈爾、喬治亞和加州等大學的創校校長。不過，這種種輝煌成就，沒有一項會被今時今日的排名計算在內。十年之後，有誰會記得某所大學排名四十還是五十？但是，一所大學能培育出優秀的畢業生，則勢將因此在歷史上流芳；事實也正如此。   今日的大學在教育學生、啟導學生方面可夠重視？哈佛學院前院長哈里．劉易斯（Harry R. Lewis）在其《沒有靈魂的卓越》一書裡指出，當今「教授是以學人和研究員的身分獲聘，而非為年輕人解惑、釐清價值和觀念的導師。大學不期望教授幫助學生，而是另聘輔導人員和顧問，甚至免除教師在這方面的職責，吹噓同儕輔導制度，利用學生做教授當做的工作，且引以自豪。」排名已把大學的首要使命──教育──排擠為旁支。   目下所見，社會似已接受了我們教育制度價值的轉變，實在令人惋惜。有些學生報讀大學或主修範疇時，不是基於興趣，而是該課程的排名。有些家長為子女選校時，不是基於教育素質，而是大學的排名。有些僱主招聘大學畢業生時，不是基於他們的才幹和品德，而是他們所唸的大學的排名。有時候，大學的贊助人提供資源，不是基於他們對提升教育素質的認同，而是大學排名採用的表面化的研究指標。我們常常慨嘆教育制度因市場價值而蒙污，可是我們（學生、家長和僱主）卻也有份造成這問題。   且讓我們返璞歸真。大學教育的本質就是模塑生命、幫助年輕人發展為思想成熟、才德兼備的成人。書院是引導學生了解自我、尋找理想和人生目標的地方。延聘教授是要讓他們當學生的良師益友，循循善誘、啟迪年輕人心智，與他們分享價值和哲理，同時提升他們的知識水平。我們該對信賴我們的社會，對給我們提供資源的納稅人，最重要的是，我們該對把其黃金歲月裡的學習機會交託我們手中的新生代負上教育工作者的責任。

离职感言 张济顺 在今天这个火红的日子里，我的第一感受是天热心更热。首先要向教育部和上海市的领导致以最热烈的和最诚挚的感谢，谢谢你们冒着酷暑来到华东师大，让我经历这一重要的时刻，它意味着我个人结束了生命历程中最有价值意义的11年，回到我熟悉又陌生的学界，开始新的人生旅程。它同时又标志着华东师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一位年富力强、富于缜密的理论思辨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富于正义感与责任心，又有过7年党委领导工作经验的智者，担纲起华东师大党委书记的重任，这个新老交替，意味着华东师大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的征程中，又注入了新的血液——包括理念、思想、经验，还有生于斯、长于斯的根的情结。我也深深感谢教育部的领导，在我即将离任之际，袁贵仁部长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玉波、立英两位副部长、人事司管司长、魏司长一起在北京专门设宴款待，对我10多年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和鼓励。今天立英部长又代表部党组给予如此高的评价，这些都令我倍感温暖，倍觉宽慰！我会永远铭记这些难忘的时刻。 此时此刻，我想借用今年上海的高考作文题目“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不会过去”来概括11年来我的工作体会，向大家做最简短的汇报，与各位分享我的经验，也求得同志们的谅解。 华东师大近10年的发展，成绩骄人。但是，我们都不会忘记，这个历程是如此的坎坷，曲折，不平凡。我清楚地记得，04至06年三次暑期全委扩大会，大家以“悲壮”来形容当时开会的气氛。这里面既包含了对这样一所1959年首批进入国家重点大学16强的学校未能进入985的忧心和纠结，更有“壮士断臂”永不言败的勇气和气概。身在那个气场的我，一方面深感压力巨大，责任巨大，另一方面坚信一切都会过去，华东师大最艰难的日子一定会过去，我们一定会迎来见彩虹的一天。正是在这个确信无疑的信心支配下，我们曾无数次地“跑部前进”去争取支持和资源，我们曾数顾茅庐去请来大大小小的诸葛亮，我们曾数度走出国门去寻求高层次、实质性的国际合作机会，我们更做出了没有985条件下也要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重大战略选择。“一切都会过去”蕴含着师大人的乐观与坚韧，也是支撑我不懈努力追求卓越的动力和源泉。 “一切都会过去”也是一贴清醒剂，给身处985建设行列中的我们一种提醒和警示。尽管谁也不会否认，成绩只属于过去，挑战依然严峻，进入985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用重点实验室结束评估以后的话说，就是所有的成绩都“清零了”，而今迈步从头越。但是，要时时保持着对人对已的清醒头脑，作出更合乎国家战略、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要求、合乎学校自身特色和优势的决策，并非易事。在此，有两点谏言，供班子和同志们参考。其一，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目标的两个关键词是“世界知名、高水平”，没有任何理由和必要首先与我们同类的高校去比，就算华东师大成了师范大学中的老大，甚至成了今天的北大清华，又能怎样？我们不能用所谓的“特色”作为自己低水平的挡箭牌，也不能再以我们曾经遇到的困难为由去博得“同情分”来为自己壮胆，殊知，在激烈争竞的时代，没有人相信眼泪！要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持之以恒地向上攀登，才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其二，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还有许多劣势，包括校名、人才、资源。近来，ECNU常常叫人刮目相看，这里既有对我们成绩的惊讶，赞赏，更带有对师范大学的历史成见或小视。为此而自卑焦虑大可不必，我们应努力克服“老二心态”、“老四心态”，保持自尊和自信，让ECNU成为真正不可小视，不可替代的名校。但我们也需深知自己的“先天”，因此在行动的取向和策略上常常需要有先发制人的绝招和出人意料的奇招。我们的队伍虽有很大改观，但新一轮人才竞争的局面正在步步紧逼。必须有制度、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有现代大学文化氛围的进一步营造，才能扩大我们已有的队伍建设的成果，进一步提升队伍的水平。我感到，高端人才的引进和青年人才的培育仍应是我们队伍建设的重点。“学校永远缺少一间房”这句话，几乎成了高校领导的至理名言。我们的资源永远是不够的，最大限度的争取各种资源是我们工作永恒的主题。对华东师大来说，在尽一切力量积聚资源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用好资源，提高办学效益，应是最紧要的事。恕我直言，近年来学校资源总量激增的同时，以资源使用效益低下为特征的资源浪费现象也屡见不鲜。“争到钱”与“用好钱”应该同等重要。仍然要坚持聚焦重点，任何铺摊子的想法也是对资源最大的浪费。同时也借此机会再次恳请教育部、上海市的领导，给予华东师大更大的支持，学校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源，且不说，我们离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的条件还有天壤之别，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华东师大的资源缺口，远甚于国内的大多数985高校。也请领导相信，华东师大经过这一轮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将更加成熟起来，我们会加倍珍惜所获得的一切。 今年恰逢华东师大的60周年大庆，回顾师大一甲子，最值得书写的是从这里走出了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他们中间，不管已故的、健在的，不管资深的、少壮的，都永远彪炳华东师大的史册，永不过时。在一代一代师大人书写的辉煌篇章中，有师大的文脉和魂魄永远传承，并不断注入新的时代气息和精神，犹如丽娃河充满灵性，生生不息，犹如樱桃河充满朝气，蓬勃无羁。这些意象和具象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师大永葆青春的不竭动力。时光逝去，精神永存，这一切都不会过去。 曾记得，我是在师大49周年的校庆日来到这里的。我有幸和大家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的10周年，亲身经历与见证了师大不平凡的10周年。我清楚地记得，刚进华师大，我按过去工作习惯，晚上到实验室走走，但令我吃惊的是，只有一个实验室亮着灯在工作着，在那里认识了我进师大后遇到的第一位教授，今天的陈群副校长。我还记得，到岗不久，就有几位知名教授，向我要求放他们去别的学校工作，其中的一位尤其令我尴尬，他是我在复旦时下力“挖”的，他央求我不要改变原来的决定。我当时真想说，“屁股指挥脑袋”我无法放你。但无奈说不出足够的理由将他留下。10年后的今天，当我走在新校区的宽敞大道看着那许多实验室与星星同样闪烁的灯光，当我走进逸夫楼、理科大楼明净的会议室参加一场场热烈研讨的会议，当我迎来一位又一位加盟师大的学术名家、青年才俊，当我接待一批批来校视察参观的领导和前辈，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当年进校时曾令人不安的难以忘怀的一幕幕。这11年，对我个人来说是永远的记忆，永远的光荣，永远的领悟，永远的财富。这一切都不会过去！ 我也清楚地知道，我有许多工作中的失误和问题也留给了后任，除去历史遗留问题外，还有许多新的问题。特别是作为党委书记，在做人的思想工作，调动广大教师干部的积极性方面，我乏有良策；在深入基层，体惜下情，理解和支持院系工作方面，我十分欠缺；个人的性格、脾气在坚持原则，守住底线，“充当恶人”方面能够胜任，而深入细致，讲求方式，“担当好人”方面则力不从心。总之，我对自己作为一个党委书记的能力评价是“智商尚可，情商不足”。这些缺点与不足，有些随着时间的流逝会逐步淡去，但我深知，我在有些同志心中形成的不良印象，是难以抹去的。在这里，我只能请同志们多多海涵了！ 最后，我要对与我朝夕相处的班子的同志们道一声谢谢。感谢王建磐、俞立中两位校长先后与我合作共事。当年王校长亲自去复旦对我调任华师大表示热情和诚挚的欢迎，其后，他帮助我从华东师大的“外来户”变成了“自家人”，完成了从复旦人到师大人的脱胎换骨。我们也一起度过了一段艰难但奋进的峥嵘岁月；俞校长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们的分工虽有不同，但他的气度、眼光、能力在学校的建设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实难以望其项背，令我钦佩之至。我一直庆幸，我遇到了两位好校长，好同事。感谢先后在班子与我共事的同志们，大家同甘苦、同奋斗，没有你们的支持和奉献，没有大家的坦诚相处，精诚合作，我注定一事无成。我也非常感谢班子的同志们对我的宽容，并请你们谅解我对你们过于直率的批评，以及不留余地的要求。 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不会过去，我坚信，在不断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过程中，华东师大将传承自己的优良品格，孜孜求索，终将实现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目标！ 再次向尊敬的各位领导致意，向各位父老乡亲致意，谢谢你们给了我光荣与梦想的11年！谢谢！！

原载《北京晨报》2011年7月12日 记者：陈辉 　　《读书人站起来》，踌躇再三，许纪霖先生的新书最终选择了这个名字，因为，“它挺有趣”。 　　太多的人，正在趴下去，在无可逃避处，随手可拾的，是漫无边际的沉默与服从。历史将如何记录下今天呢？是“说不”式的反智，是“做鬼也幸福”式的冷酷，是熊猫战争式的无聊，还是“尽献苍生”式的无耻？ 　　这是一个考验读书人的时代，坚持与放弃、尊严与虚无、崇高与投机、真诚与谄媚……它们交织着，纠结着，难分彼此。 　　万籁俱寂，万木扶疏。 　　是啊，太需要有人站起来，坚定地说出内心的声音。于是，无法不感动于许纪霖先生这些年来的坚持，无法不感动于他的叮咛与教诲。因为，那其中分明有一份超越当下的豁达，有一份对未来的坚定信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阴翳终将散去，常识终将普照。 　　这是一本有情怀的书，仿佛雪地上的脚印，即令少，也足以证明我们曾经来过，也足以为明天留下可能：读书人站起来，这世界总有希望。                                   　　读书人为什么要趴下去 　　北京晨报：您的新书为什么要以《读书人站起来》为题？ 　　许纪霖：我有两个身份，一是学者，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一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写评论，接受专访，表达对公共问题的看法。每隔几年，都会将这样的文章汇集起来，出一本书，这是第四本了。《读书人站起来》是本书中的一篇文章，去年摩罗出版了《中国站起来》，引起较大争议，我认为，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抽象的中国站起来，而是具体的人站起来，具体的某个社会群体站起来。今天许多读书人都趴下了，应该站起来。 　　北京晨报：读书人为什么会趴下去呢？ 　　许纪霖：所谓读书人，古代叫士，他们虽然受到权力的压制，但总体上还能站着；现代则叫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等运动，他们不能不趴下。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们曾有过春天，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声中，一度扬眉吐气。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又逐步边缘化，甚至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但我更关注的，是一些读书人被收买后，主动趴了下去。随着国家加大对学术机构的投入，许多读书人看到体制中有利可图，便丧失了独立性，转向追名逐利，精神上因猥琐而彻底倒了下来。 　　                                              高考有荒谬的合理性 　　北京晨报：读书人趴下去，与高考制度是否也有关系？ 　　许纪霖：是的。在这本书中，我也写了许多对高考制度的反思。对于高考制度，大家都不太满意，学生、家长、教师、校长乃至教育主管部门都在抱怨，可大家都有意见，却为什么改不了呢？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迫不得已的荒谬，如果改变它，最大的阻力反而会来自底层。 　　北京晨报：为什么？ 　　许纪霖：因为与其他领域的制度相比，高考相对公平，更难腐败，也更难做手脚。试想，如果我们采取西方大学的“面试+综合考评”的办法，结果会如何？制度环境差会带来整体腐败，什么都信不过，则更加依赖于高考，毕竟它给了底层向上流动的一个机会，让大家觉得还有出头之日。从这个意义上看，高考具有维持稳定的作用，然而，从教育本身来看，高考与培养人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它给教育的伤害是巨大的，因为高考是指挥棒，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在围着这个指挥棒转了。 　　                                        改变应从根本做起 　　北京晨报：高考伤害教育，却又维系了社会公平，这该怎么改？ 　　许纪霖：高考并不完全是教育的需要，而是全社会的需要，所以不能只靠教育部门来解决，关键是要克服普遍腐败的状况，今天一些人对官员、商人信心不足，对大学更是不放心，除了高考外，他们找不到其他可靠的东西，高考要改革，应首先改变这个问题。 　　北京晨报：高考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更难解决？ 　　许纪霖：也没想象的那么难，关键是要加强制度监督。权力令人腐败，绝对权力令人绝对腐败，面对这样的情况，仅有行政监督是不够的，还要有权力制衡、舆论监督等。此外，我在很多文章中谈到了风气，因为风气也很重要，制度要靠人来执行，制度变了，未必一切都好。在民国时期，各大学也没制度，但风气好，读书人相对持正，那时如果出现了抄袭、学术腐败等，会被人看不起，可惜这个风气后来被切掉了。 　　                                        戾气会加剧社会冲突 　　北京晨报：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不少学者戾气越来越重，这与风气被切掉是否有关系？ 　　许纪霖：戾气的产生，主要与制度环境息息相关，我认为，戾气重有三个原因。首先，学者不论左右，有压抑感，他们想畅所欲言却无客观环境，便用发泄和极端方式来表达。第二，与媒体有关，媒体传播有一套资本逻辑，比如如何吸引眼球，如何引起注意等，一些学者为了容易上版面，为了引起注意，故意把话说得很极端，这是资本逻辑操纵的结果。第三，是风气使然。总之，理性的声音太容易被淹没，但戾气横行，会加剧冲突，加剧紧张感。 　　北京晨报：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人曾以为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很多矛盾会迎刃而解，但实践中并非如此，这是为什么？ 　　许纪霖：市场化也分很多种，有好的市场化，也有坏的市场化，当不受约束的权力与贪婪的资本结合在一起，就会出现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最坏的市场化”。对此，个人很容易产生无力感，一方面，会不满、抱怨甚至仇恨，但另一方面，却拼命适应规则，拼命想把别人挤下去，自己挤上来。这就造成了人格的分裂，所做的都是自己最讨厌的事。 　　                                            能抵抗多少算多少 　　北京晨报：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个体难免迷茫，既然大环境暂时难以改变，现今的年轻人究竟该怎么办？ 　　许纪霖：现实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很多问题是制度造成的，而制度改善要靠具体的人来推动，作为个体，应有抵抗意识，能抵抗多少算多少。有些抵抗本不需付出很大代价，但很多人却放弃了。付出太大代价去抵抗，不应该提倡，可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又做了多少呢？我想，每个读书人，多少有一点可控的空间，那么，就从这些空间开始吧。 　　北京晨报：回想上世纪80年代，今天读书人确实太沉默了。 　　许纪霖：上世纪80年代更多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与人们的信念相关，今天信念淡化了，更多是利益冲突。在今天，每个人都在计算着利益，一个普通老太太都会为个人利益而奋斗。所以，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不再是所谓的保守派，而是既得利益集团。既然是利益冲突，就只能通过博弈来解决，在一个利益驱动型社会中，博弈既可能在制度框架内完成，也可能走向暴力博弈。                                          　　走向明天靠法治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避免后一种博弈的出现呢？ 　　许纪霖：制度总有惯性，不遇到危机是不会改的，至于将来如何改，要看对危机认识的程度，此外还要看解决危机的能力。当大家都看到危机时，最危险的情况是用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即掩盖危机，这会进一步加剧各方的分歧。 　　北京晨报：换言之，我们不应被“中国模式”所陶醉？ 　　许纪霖：“中国模式”创造了经济奇迹，但长远代价是什么？付出的代价多大？如果看不到这些，就很难去评估它。 　　北京晨报：许多学者担心，我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改变的时机，您怎么看？ 　　许纪霖：任何时候改变都不晚，但要改到要害处，在今天，关键应解决法治问题，实现法治社会，让大家按规矩办，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不能在法治上开倒车。 　　   –

晚清新政如何催化辛亥革命 本文来源于财新《中国改革》 2011年第8期 出版日期2011年08月01日  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不是革命的替代物，就是革命的催化剂。这一珍贵的历史教训，值得百年后的中国重新反思 许纪霖   　　百年前的中国，武昌城中一起偶然的擦枪走火，竟然引爆了一场结束2000多年君主专制的辛亥革命。此前，晚清新政已经开展了十年，各种现代化举 措迅速推进，筹备立宪也在推进之中。革命党人的起义屡战屡败，特别是辛亥年春天的黄花岗一役，丧失了众多青年精英，同盟会陷入空前低潮。然而，谁都没有料 到，革命竟然在这一年发生了。 　　辛亥革命与晚清新政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回首历史不难发现，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不是革命的替代物，就是革命的催化剂。这一珍贵历史教训，值得百年后中国重新反思。 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 　　20世纪初的中国，清廷陷入了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按照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观点，权力与权威属于不同的范畴。权力是统治者支配和控制被统治者的能力，它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是柔性的。而权威则是一种被统治者所认 同的、自愿服从的统治，权威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权力、制度、宗教或道德的价值符号，也可以是一种人格化的象征。在传统中华帝国体制中，作为天命在人间的代 表，君主集权力与权威于一身，既是王朝的权力核心，又是帝国与天下秩序的正当性象征。 　　然而，到了晚清，发生了李鸿章所感叹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权力层面，法国和美国革命带来的民权至上观念，直接颠覆了君主的专制权力，让许 多激进的士大夫和青年人相信，现代国家的主权不在于君，而在于民。在权威层面，从西方和日本传来的立宪理念，让不少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原来君主的权威并非 最高，在君主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则，这就是宪法，任何权力都要在宪政制度框架中受到限制。这就意味着国家最高权威的转移，从人治型的君主转向了法理型的宪 政。 　　由于权力、权威一体化的君主专制发生了危机，权力与权威也由此发生分离。当时中国的各种力量几乎都希望有一场大变革。革命派与立宪派所抓住的，分别是权力与权威的两端。 　　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其实质不仅仅在于争论应当在体制外革命，还是在体制内改良？更是争辩两套不同的新秩序方案。简单地说，革命派关心权力的 革命，立宪派在意权威的变迁。革命派相信，只要国体变了，人民推翻君主掌握了国家权力，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便能带来民主共和的新秩序。立宪派则更重视国 家如何统治，是否按照宪政的原则统治，至于共和政体，还是君主立宪政体，则是次要的问题。只要确立了宪政原则，即使保留了君主制，国家的权威也会从君主转 移到宪法。 　　 换言之，这场论战是一场民主与宪政之争。民主与宪政之间一向存在张力，因为前者关乎权力，后者关乎权威。民主涉及某一具体的统治权力（某个朝廷或政府）的 正当性问题，即统治者是否得到人民的授权，其施政是否符合被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而宪政涉及某一政治共同体的根本的、长时段的正当性问题，即什么样的共同 体组成原则和制度方式是可以被自愿接受的，是合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意志的。后一种正当性在于公共权力的权威，亦即是否符合共同体成员公认的“法”。这 里所说的“法”，在传统社会往往表现为“神法”或“天理”。到了近代，则转换为某一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大法——宪法。 　　革命派迷恋共和，崇拜民主，他们坚信只要建立了共和政体，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宪政大可缓行一步。例如，陈天华强调“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 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陈天华所说的“开明专制”，与孙中山后来设计的由革命党独揽大权的“军政”“训政”同义。 只要政权握在代表人民的革命党人手中，便近可解决“救亡”问题，远可走向民主的理想乌托邦社会。 　　在晚清思想界，革命已经成为风靡一时的时代狂飙。无名小辈邹容的《革命军》甫一问世，便洛阳纸贵。作为立宪派思想领袖的梁启超，也不敢完全站在 革命的对立面，而是将立宪称之为一场“政治革命”，以此与革命派的“种族革命”相对抗。梁启超指出，专制与非专制的区别，不在于有无君主，是否民主共和， 而在于有无宪法，是否实行宪政。在革命派看来，只要通过革命实现民主共和，专制就一去不复返。但梁启超从法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中发现，民主也同样会造就民粹 专制。比民主更重要的是宪政，避免专制的关键在于按照宪政制衡权力，为政治秩序建立一个新的权威——宪政权威。 　　与革命派相比，立宪派对于共和政体充满了忧虑，不是他们反对共和，而是担心缺乏宪政的共和政体会以人民的名义执行新的专制。梁启超指出，古代罗 马和近代法国的历史表明，革命之后，社会纷乱，除非出现强大的主权，否则不能恢复秩序。乱世之中，国民厌弃自由，进而渴望“假军队之力，揽一国之实权”的 篡权者上台，于是，民主专制政体应运而生。在民主专制之下，宪法徒具一纸空文，议会只是尸位素餐。然而，专制政体久而久之亦失人心。除了再革命之外，别无 他途。于是，国运处于不断的治乱循环之中，万劫不复。 　　梁启超的这番危言，最早发表于1903年。两年后与革命派论战时，又强调了一遍。然而，他的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对手们，从汪精卫到胡汉民，对革命充满了膜拜之情，对共和前景也充满了乌托邦想象，如何听得进去？果然，民国建立之后的诸多变局，让梁启超的警告不幸而言中。 　　不过，梁启超进入民国之后也成为共和政体的拥护者，因为他深知，从共和制回到君主制的代价过于高昂，国人无法承受。 新政引发的“参与爆炸” 　　1901年以后，清廷希望以立宪保证君主制度的延续，开始推行新政，社会各方面都因此发生巨变。新政是一种改革，但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如果成功，将替代革命，假如半途而废，则将诱发革命。 　　作为现代化的改革，新政是前所未有的资源再分配过程。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都面临着重新布局和再分配。早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地方势力就已经日益 坐大，而在新政中，各种力量更是迅速崛起。到了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从袁世凯的北洋实力派到各省主张君主立宪的地方绅士，以及民间的激进势 力，形成了一个“参与爆炸”的局面。“参与爆炸”最容易引发革命，这时本应迅速建立一个能够容纳政治洪水的池子，疏导各种力量到里面去和平竞争，宪政本来 就是这样一个池子，一个消弭革命的安全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也曾经一度“参与爆炸”，民权运动、武士叛乱、地方民变风起云涌。日本统治阶层通过颁布宪 法，召集国会，将各种政治势力导入国会，及时稳定了局面。虽然明治时期的宪法非常保守，却有效地避免了革命。 　　相比之下，晚清新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而只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非政治的“合理化”改革。新政让整个社会结构适合现代化的发展，使国家管理服从工具理性的效率法则。但是，新政将北洋实力派、地方绅士 和民间激进势力从旧体制的瓶子中释放出来，却无力造就一个新体制，将其收入宪政的池子。于是，新政不仅没有代替革命，反而成为革命的催化剂。 　　周锡瑞在《改良与革命》一书中指出，精英阶层在新政中捞足了好处，利益大大扩张，但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却要让底层社会来承担。广大民众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普遍对新政不满，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情绪，让民间的革命力量悄悄酝酿发展。 　　同时，地方士绅的政治参与也由于1909年通过选举产生的各省咨议局而得以组织化，在体制边缘形成了一股正式的、合法的政治力量。他们不满清廷 九年后立宪的远期承诺，发起三次请愿运动，要求立即召开国会。而体制内部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实力派既是新政的推动者，也是在新政中获得了最大好处的利益集 团，他们在新政中日益坐大，掌控了国家军事、经济命脉，尾大不掉。 　　在“参与爆炸”的历史关头，清廷敢于搞新政，却没有勇气开放政权，面对日益高涨的参政压力，最后倒行逆施，推出皇族内阁以垄断权力。这激怒了所 有被新政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不仅民间的激进势力，即便是温和的地方士绅和体制内的北洋势力，也因此胸怀异心，谋求突变。正如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说：“革命必定意味着许多集团都对现存秩序怀有不满情绪。革命是社会‘多方面功能失调’的产物。”当被动员起来的诸多社会势力渴 望参与政治，而现存制度又没有能力为其进入权力中心提供渠道的时候，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重建宪政权威比权力易主更重要 　　当清廷陷入权力与权威双重危机的时候，本来是有机会保住自己的权威乃至部分权力的，亦即在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权威的同时，将君主制作为国家 人格化象征的权威。然而，清廷拒绝了这一选择，转而以皇族内阁垄断权力。直到武昌起义发生，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它才如梦初醒，答应立即实行召开国会，实行 虚君共和，但已为时晚矣。 　　在三股主要的社会力量中，民间激进势力与北洋实力派的态度非常明朗，都有对清廷“取而代之”的雄心。值得注意的是以张謇为代表的地方士绅阶层， 他们自从1901年清廷推行新政以来，一直在寻找安定中国的核心。这个核心最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具备法统上的权威，而是拥有安定全国的实力。革命兴起之后， 清廷被迫公布“十九条信约”，宣布立即实行责任内阁、颁布宪法。这似乎不失为一条由虚君共和走向民主宪政的明智选择。身在海外的梁启超在比较世界上各种政 体的利弊之后指出，虚君共和“未敢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矣”。因为虚君共和虽然保留了清帝为君主，但只是作为国家的象 征性权威，而且其权威不再来自天命，而来自宪法。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了议会以及由议会选举产生的内阁。这种英国式的虚君共和虽无共和之名，却有共和之实，而 且可以引导各种政治势力在宪政架构内和平竞争。 　　然而，张謇等地方士绅所重视的，不是制度性权威的和平演进，而是如何建立一个安定全国的权力中枢。这固然也是出于“救亡”的考虑，担心缺少这一 权力中枢会导致列强趁虚而入，瓜分豆剖。过去他们将目光投在清廷身上，如今转向了北洋实力派领袖袁世凯，在共和的名义下导演了一出“非袁不可”的斡旋戏。 　　在复杂的谈判角力之中，民间激进势力、地方士绅和北洋实力派对权力分配的考量，远远超过对于重建宪政权威的关心。在他们看来，权力永远比权威更重要。于是，一次重建权威的历史性机会丧失了。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创建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却没有同时创建共和政体所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宪政。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继之而起，革命接踵而至。权力归属问题始终压倒权威重建问题。一个世纪之后，中国依然承受着历史留下的复杂遗产。 　　许纪霖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

作者：张心阳   来源：学习时报         我们通常都说“以权谋私”、“以职谋私”，但却忽视了另一种谋私手段以“左”谋私。 　　我们来看历史。康生的发迹并非因为是“官二代”，主要始于1942年在延安搞的那场“抢救失足者”运动。因为此，他很快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可谓是从领袖言论中领悟意向的“神人”，以在“潘杨事件”、“胡风事件”中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作为和在庐山会议上准确把握领袖的脉搏的“政治素养”，这位“好学生”差点将国家总理取而代之。至于张春桥、王洪文如何发迹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也无不靠制造一系列极“左”活动而大捞政治资本。诸如此类，正如史学家李乔先生所说的，这叫“左得利”。因“左”倾而捞得一顶官帽者亦所在多有。古有“左迁”一词意为降职，而于今正相反因“左”而升迁。 　　现今公然打着革命旗号要批斗谁，举着革命的高帽要压倒谁，已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浪潮所淹没，被建设“和谐社会”的旋律所和谐。但这决不能说以“左”谋私的市场就已消失，有些“革命同志”早已调换了“左”的方式。比如，在一个新理论提出之初，一个新精神下达之始，他们的响应比谁都迅速，行动比谁都积极，不辨是非，囫囵吞枣，有没有弄懂先来个抢先表态，辨没有辨清早来个遵照执行。就是要让上面看到他这个人永远是“革命的急先锋”，永远都是那么高调做事。对于这样的人，组织能不重视么? 　　仅仅自己“左”是不够的，有时还需要以打击“右”作为垫脚石。比如风闻某人与上级精神有不一致的言论，或写文章偏离了“左”的调子，他们或充当告密者，或毫不迟疑地直扑上去，犹如疯狗一般一阵狂撕乱咬。如此这般，其勇于革命的豪情就出来了，爱憎分明的政治立场就出来了，在革命队伍里的可靠性也就出来了。对于这样的人，组织不重用他们又重用谁呢? 　　终于爬到了高位，可他们真的是要为革命做贡献吗?如果我们以为然，那就太幼稚了。在我所知的这些人中，无一不是以此来谋求更多的利益。权力大了，所享待遇的标准更高了，谋取私利的面也更广了。他们与那些从来不讲冠冕堂皇理论的打家劫舍者并无二致，送多少礼金，来之不拒;送多少财物，照单全收，甚至还要借助手中权力安插子女、荫庇子孙，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 　　还是马克思说得好：“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保持“左”行的人不仅有思想，而且有着与众不同的“深刻思想”。对他人，他们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对自己，他们比谁都看得明白，如意算盘比谁都打得精明。中国社会的快车许多时候都是偏“左”而行，现实告诉人们，宁“左”勿右，“左”比右好。如果说拿钱买官已是一种投资手段，那么“左”则是为升迁而做的一种精神和智力投资，是一种无本而又可靠的政治买卖。这是谋求私利最顶级的智慧，是一切有廉耻之人、有良知之人所不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