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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人民日报》的文章《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文中说在一个多元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 想起1992年我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写的《辩护词》，我写道： “发表政治见解是需要法律加以保护的，这便是当代文明，然而文明之光尚未照遍地球的每个角落。所以还有人把言论看作行为，这种看法属于野蛮的范畴。不过，这种看法在中国仍有很大的市场。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先生，我是幸运儿。与我的老师、兄长和战友——王申酉烈士相比，我是幸运儿。他仅因一篇未写完的文章，未经认真的预审，更谈不上辩护，就被认定为反革命犯，遭到枪决。而我，今天却能在法庭上合法地行使我的辩护权。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为了这么一段历史距离，许多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中包括王申酉烈士的鲜血。 同时，我又是不幸者。与我们的下一代相比，我是不幸者。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代将可以用口头或书面的语言，自由地发表任何政治见解，并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我今天却因为用书面语言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而走到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并准备承受许多年的监禁生活。这本身又是历史进步所需要的阶梯。我与许多人还必须付出代价。” 我还写到：“十八世纪的先哲伏尔泰说，‘即使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也要用生命维护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这是很高的境界，但二十世纪有了更高的境界。” 十九年过去了，今天《人民日报》的文章中总算引用了伏尔泰的名言，承认了十八世纪的境界。但在现实中我仍然看到刘晓波因言治罪；刘贤斌又因言重判十年；艾未未被无端拘禁；曾多次坐牢的朱虞夫仅因为表示支持茉莉花行动又被逮捕；无数人因传播茉莉花的信息被失踪、被劳教、被逮捕、被判刑，我感叹中国在精神和政治领域的进步竟如此缓慢！   对官方的言论不必当真，共产党夺权之前就唱过自由、民主的高调。我关切的是几个月来面对茉莉花革命惊惶失措、草木皆兵的北京当局突然放出了“包容异质思维”的信息，这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这意味着面对绵延不断的茉莉花革命、面对上海工人的大罢工、面对几千名云集北京的上海访民，迷恋暴力维稳的僵硬派已经山穷水尽、黔驴技穷，走到了尽头。知识界文艺界，民间和党内的不同声音获得了表达的空间。此时此刻，我希望社会各界，包括党内的有识之士，抓住历史时机，充分表达异质思维，变局就在前头！希望稳定又希望改变的广大民众将和你们站在一起！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2011年5月9日） 对陈光标的看法，对媒体揭发陈光标行为的看法，在过去半个多月里充分暴露了中国民众间的价值观分歧。 4月22日、23日，《华夏时报》和《中国经营报》接力揭发“中国首善”捐赠项目“多有水分”、“以慈善之名谋求利益”，报道一问世即获广泛转载。而后，陈光标频频自辩，写微博、上央视，抨击媒体“吹毛求疵”、“98%不实”、“被利益集团收买”，“人在做，天在看”，“指责我的朋友，你又在做什么？” 但记者们的非议并非一日而成。在央视报道播出次日，《中国经营报》通过微博和自家网站，对陈光标展示的捐赠凭据等公开反驳，在对“那些实在的努力和业绩”表示支持和肯定后，强调陈光标展示材料“与本报报道事实存在着时间、地点、项目等方面的差异”，并列出表格一一对比。 就在几乎全中国的时事媒体都已介入陈光标论战后，在第二个周末到来前，广东媒体人又给“中国首善”的形象带来了更猛烈的打击。甚至，刊出时间比京城同行更为统一——均为4月28日。《南方都市报》发表《陈光标旧事再调查》，同为周四发行的《南方人物周刊》和《时代周报》则分别发表《中国“首善”光环的背后》及《淡出慈善榜的“首善”》等组合报道。 在这些长篇调查中，记者们不仅试图再次证明陈光标“少捐多报”，更提出了更多“隐瞒和造假嫌疑”，包括其个人履历、公司背景、善款来源。陈光标在江苏泗洪“捐建”的农贸市场和老年活动中心带来的一起流血冲突，在报道中被公布，他被指控为收买公权霸占土地，以及雇凶打人。《南方都市报》形容道：“在家乡人眼中，为何他的形象与其在公众前判若两人？”甚至，“中国首善”标志性的汶川事迹现在也被质疑为“子虚乌有”。根据早先流传的描述，在2008年5•12大地震之后，陈光标指挥60台机械、120人千里驰援灾区，“创造了几乎与解放军同期抵达的速度奇迹”。但现在媒体引用“常识”称，“工程机械车最快也就每小时70公里，用30多个小时从南京跑到都江堰，这是天方夜谭，绝对不可能。” 根据那些非议陈光标的记者在微博上的抱怨，对“中国首善”的怀疑由来已久，但此前的揭发冲动多被“封杀”。 作为佐证的是，南都报道显示，这家在中国素有“冲破禁忌”名声的媒体，其实早在两年多以前就已获悉陈光标“劣迹”。同属南方系的《南方人物周刊》则附上对话记录，称陈光标以“扰乱社会和谐”指责记者，威胁“小伙子，可以搞其他（人），到我，你要注意。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有关部门）正在为这个很恼火。已经有部门点到你了”，并且，“对本刊及同行记者在其家乡和南京的调查采访，陈光标了如指掌，连租过谁的汽车、住过哪间宾馆、采访了谁，以及身份证号码，他都了如指掌。” 或许，正是这种需要一鼓作气以免“夜长梦多”的心态，促使中国一北一南两大媒体重镇的主编们做出了接力决定。而这场集体行动，也恰恰给一些受众带来了不悦。他们批评媒体“围剿”陈光标、“墙倒众人推”，“当初是你们把他捧成‘首善’，现在又恨不得把他说成‘首恶’。”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个人违章谁买单谁曝光？   童大焕— 2011 年 5 月 5 日 星期四   日前有网友发帖称， 7 年来，司法部下属单位司法研究所的两辆牌照号为京 H76699 和京 HA6541 的公车，已累计违章 70 次，被曝光的公车多数情况下，都由所长王公义一人驾驶。对此研究所非但没有处理，反而花费了过万公款为违章公车买单。（《新京报》 5 月 5 日 ） 看到这则报道，让人想起“生是公家人，死是公家鬼”这句话，一旦身为公家人，尤其是掌握某种实权、哪怕只是在单位内部掌握某种实权的公家人，是大有可能将自己的一切开支包括手纸都列入报销发票里的。但这种“既然我为公家办事，因此一切产生费用均应由公家买单”的做法，通常也只能“鬼子进村，偷偷地干活”，见不得阳光的。也正因此，站出来否认此事的该所相关人士，在指出“网友曝”应为诬陷的同时，也极力表示“研究所从没给任何一辆公车缴纳交通罚款”。由此亦可知，个人违章不能由公款买单，是一个根本无需讨论的常识，也是基本的法律界限。 问题是，像这类事情，不合理不合法，但几乎已是一种盛行的潜规则，只不过大部分人即使心知肚明，也往往拿不到任何证据，因为单位里能够掌握相关财务信息的，往往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人。我不知道这家研究所，是在何种情况下泄露单位秘密的。据悉，司法研究所一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确认了网帖内容的真实性。该人士称，所长专车 70 次违章，单位以修车的名义缴纳罚款这一情况，很多人都知道。对此，也有一些人颇有微词，不过碍于所长的面子，从未有人公开表达不满。公车违章后，除去公款缴纳罚金以外，还存在让其他驾驶员帮忙刷分、逃避违章处罚一情况。看来，要么是这位所长可能还比较“开明”，在内部还有很多人知道单位财务情况，要么是这位所长在不得已找人刷分顶过时泄露了秘密。不管怎么样，秘密的泄露都纯属偶然，没有任何必然性。这才是更让人担忧的地方。显然，我们的财政公开，还没有到事业单位，更没有到一笔笔细小的车辆违章罚款那一步。那么，当你发现家里有一只蟑螂的时候，一定还有 500 只蝉螂没有被你发现。 (新京报约，未发)

滕彪获释之后，李方平又失踪了，据近日媒体的消息，失踪了四天的大陆维权律师李方平，昨天早上打电话告诉妻子，他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回家。李方平的妻子郑女士表示，她的感觉是李方平目前状态还好，希望他能早日回家。不过毒奶粉维权者赵连海认为，李方平的被捕“或多或少是与我（赵连海）有关”。这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中共抓人的底线究竟在哪里？他们是依据什么法律条文监控和处置这些社会良心人士的？ 显然，政府有法不依，执法犯法是产生这种随时强制公民失踪的主要原因，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生活在国内的人们，既使是社会名气很高的律师，记者，都同样有一种强烈的无奈感，连公检法部门具体办案的人员，也不知道他们奉命所做的事最终的后果是什麽。对李方平大概也是这样吧？因此，不论是他最密切的朋友，还是海外媒体的记者，都不太清楚和难以预测下一步会怎样。 李方平是怎样一个人？如果仅凭它承揽的业务和打得一些官司，我们得出的结论可能还不够全面，非常巧合，也算有缘分，我在2009年5月30日，借法广电台邀请制作节目之余，参加一次枫丹白露之游，与李方平不期而遇，竟有一面之交，他说，他是应法国司法部的邀请，来出席一个有关法律理论研究会的，由于旅途时间较长，我们多有交流，在许多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他与我的温和的观点比较接近，即我们都希望体制内外的互动，通过改良的循序渐进的方式，慢慢地推进民主转型，尽可能地避免社会的大的动荡，总之，我为他的良知和实干精神所感动，真难以想象，他那麽瘦小和孱弱的身躯，能承受那么沉重和敏感的案件，如果不亲眼所见，你不会相信，其貌不扬的他，就是震惊海内外的赵连海案子的辩护律师。 也许这件事的细节可以悟出他的做人底线：那天旅游结束的晚上，移居巴黎的魏京生弟弟魏晓涛要在家中请客，也邀请了李方平，但他临时改变主意，以某种理由爽约了，当我到达魏晓涛的居室时，才知道这个消息，心中有所遗憾，我想，他是担心回国后有些事情讲不清楚吧，也就是说，他自认为守住了底线，只要不和官方认定的敏感人士接触，不触及那条红线，就既可以坚守原则，又不激怒警方。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谁能说清这条红线？请问，它在哪里？ 据著名记者郑汉良报道，李方平的妻子郑女士在丈夫失踪后一天，向地方派出所报案，她说李方平早上的电话，最起码证明他不是被什么黑社会组织绑架了。郑女士只希望丈夫能早日回家。但是要我说，现在的中国政府动辄抓捕律师，记者，艺术家的行为，因为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和底线，近似于黑社会的绑架活动，使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文革式的红色恐怖之中。 那麽，官方为什么要让李方平也和滕彪一样，失踪几天呢？这里的原因可能有几点：一是中共感到了社会危机的存在，又不想失去手中的权力，而恰恰是官员公权力的滥用导致各种官司，进而引起社会不稳，比如，赵连海代表结石宝宝维权上访，而李方平是他的代理律师，中共不会认为律师是恪尽职守，而只能认为李律师是为虎作伥。毫无疑问，下一次大规模社会民主运动一旦到来，揭竿而起的领军人物，很可能是李方平这样的知名度高的律师，而不会是写写小稿的读书人，这正是中共最为恐慌而急于扼杀他们的主要原因；二是许多律师应各国政府或团体之邀，频繁地出席各种名目的研讨会，李方平也是如此，尽管他十分小心，依然不能改变中共多年形成的敌对思维，可能有的国家搞得某些冠冕堂皇的活动，的确另有企图，但李方平不知道，总之，情况非常复杂，他已经站在了中国社会矛盾的敏感的交叉点上，官方必得怀疑他，必得对他们认为的疑点一一进行排查；第三，由于中南海高层的权斗，党内的对立两派，都希望抓住其与海内外敌对势力勾结的所谓证据，把社会不稳，特别是茉莉花革命发生的原因，嫁祸于政敌身上，以便在明年的十八大上篡党夺权，而交际广泛和社会影响力较大的律师，极有可能与上层官员有这样或那样的私交，这正是他们要细心寻找的软肋。 因此，我认为，官方对李方平的施压，其目的就在这里，正因为它是当权者们拍脑门随意决策的，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底线而言，他的“抓”与“放”都是上面官员的一句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方平等律师还是没有看透无法无天的中共的本质，与其说，我们的悲哀在于命运的不能自我把握，不如说，那条原本就没有的底线，不过是愚忠在中国知识份子心中的投影。 既使李方平过几天后回到了家中，他也会像滕彪等人一样，必得保持沉默，还会有更多的人，分别以不同程度的压力方式，被失踪，被教育，被告诫，或被拘禁，总之，都是让他们闭嘴。我预料，官方这种恐怖的行动会持续到明年十八大之后，如果中国近期不发生大的事件，待“习李配”的接班格局最终确立起来，或许才能有所改善。但是，只要不变革制度，就永远没有底线。 2011年4月5日于多伦多梅西学院。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