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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27日） 一 三声爆炸突如其来，打破了门户网站昨天的头条安排。午前，腾讯、网易、搜狐、凤凰均建头条专题，转发人民网消息和那些升腾的蘑菇云画面，由江西抚州市公安局公告：“9点18分，抚州市检察院内停车场发生一起汽车爆炸案，9点29分，临川区行政中心西楼一楼发生爆炸案，9点45分，临川区药监局大楼旁边发生汽车爆炸案。”处理相对低调的新浪也在正午时分引用新华网消息，通报作案原因：“该市一农民对其正在审理中的一案件不满”。 作为江西官办新闻门户，大江网宣布自家特派记者在13时30分已经抵达抚州，看到“检察院门口已拉起几百米长的警戒线，附近聚集了上千名围观群众，大楼有多层的玻璃被炸破”，“在当地百姓的指引下来到该（引爆）农民住处，看到门口张贴了一些标语，但是并没有见到房子的主人。” 当真一语成谶。人民网原本正在用头条转发《人民日报》“关注社会心态”系列收官之作，教育各地党员干部“维权就是维稳，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但此时也要迅速通报，在治下江西，又有了“‘自爆’走上极端维权之路者”。编辑们除了呈现现场视频和图片记录外，还转述“现场保安在强删围观者照片”的情况，并配发出一篇《抚州社会管理专题研讨班24日刚结业，提出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工作》。 另一段更加“不合时宜”的领导讲话也被有心人找了出来：作为临川区最高长官，区委书记傅清在去年7月的一段会议中，曾要求本区官员严格按照“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不出事就是有本事”的理念切实抓好信访、维稳、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的落实。 有此背景，对那些曾关注过宜黄自焚、唱凯决堤事件的人们来说，抚州政府治下，发生此等暴烈之事虽属意外，但已是偶然中的必然。《南方都市报》评论部午后即用微博账号发出快评：“抚州不抚，维稳才是陷阱。想到微博上开始不断有人出来参选人大代表，以平和但坚韧的程序性的行动，让集中而强大的公权让步，让子民成为公民，这样的路径才是希望之途。可以负责任地说，政权机器正在和炸弹赛跑，公民社会不是陷阱，当局应让人看到希望。” 五大门户新闻首页的聚焦之势在午后4时许戛然而止，专题皆已撤除，得到保留的是新华社不足200字的通稿。而后，人民网也将相关消息降至要闻区之外。 傍晚时分，有心人终于从网络记录中发掘出“自杀式袭击者”的身份。钱明奇，在新浪微博中以天安门广场留影为头像，自称“我身体、精神一切正常，至今也无违法犯罪、非法上访行为，因合法新建的楼房，被非法拆除，给我造成巨额损失，十年诉求未果，逼迫我走不愿走的路”。根据《南方都市报》记者王星出示的私信记录，这位宣告“行动才能解决根本！奋斗才能得到解放！”的抚州农民在昨天凌晨1时已经发出“死亡宣言”：“请关注抚州近期发生的爆炸性新闻……我不想做第二个钱云会和徐武，但我想用实际行动为有冤百姓除害。” 钱明奇想与之拼个“鱼死网破”的人，是临川区现任区长习东森。他称习在2002年任临川区纪委书记时“克扣征地拆迁费1000余万元”，而自己“近十年来从地方到中央相关部门反映未果，相互采取敷衍塞责，久拖无果”。他于是决定“向董存瑞学习”，日子就选在这位共产党员舍身炸掉国民党军队碉堡整整63年后。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江西抚州检察院与临川区政府星期四上午发生连续爆炸，导致多人受伤，至少两人死亡，成为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世界各地媒体有关中国报导的头号新闻。 《华尔街日报》 发表记者詹姆斯·阿雷迪的报导说，“这种事件现在在中国城市中心并不是不同寻常了。例如，近年来，在昆明、成都、无锡和上海，一些人死于令人疑窦丛生的公共汽车失火。一些失火事件被归咎于有人把汽油带到车上。” 《纽约时报》 发表记者爱德华·黄的报导说，“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网登出一条新闻，说是爆炸物是一个对法院处理案件不满的农民安置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第一起爆炸发生在检察院。…到了下午1点，新华网删除了那条新闻。” “长久以来，中国缺乏法治令普通中国人感到愤懑。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司法公正。一些法律专家表示，中国的司法改革近年来陷于停顿，而且在很多案例中甚至出现倒退。中央政府无视司法，体现在今年大规模镇压寻求进步的言论和思想。中国安全人员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拘捕了数以百计的知识界、艺术界人士，异议和人权活动人士。” “假如在抚州发生的爆炸像新华网先前所报道的那样，确系一个因不满而愤怒的农民所为，那么，这就再次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是否需要建立更广泛的法治以便确保稳定。” 美国彭博通讯社 发表记者迈克尔·福塞兹的有关报导说，“随着收入差距扩大，罢工、抗议和骚乱等所谓的群体事件在中国越来越多。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在2月25日的《经济观察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自2006年以来，群体事件的数目翻了一番，2010年上升到至少180000起。”

（2011年5月26日） 一 湖北又来了一群外地记者，他们这回奔的是“洪湖水呀，旱得不见浪打浪”。根据汇总数据，今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干旱，降水达到50年来最低水平，纸媒、网媒、广电尽皆聚焦于此。在新浪推荐专题中，编辑们放上相关七省的示意地图，并展示一则小标题：“理性地认识旱灾问题”。 那些认为“高峡出平湖”就是旱灾根源的人，从未停止在网络上呼喊，但是，通过正式媒体表达的专家分析，几乎都否认“三峡诱发干旱论”。相反，得到的宣示是：“此次旱情的祸首是异常天气”以及“也不能忽视水利方面的‘欠账’问题”。 根据新华社昨天发布稿件，三峡工程主要设计者郑守仁院士批评“一遇到极端气候就怪罪三峡工程”的心态，他的观点“恰恰相反”：“若没有三峡工程，长江中下游的干旱程度将会加剧。”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曹广晶则呼吁全面客观评价三峡工程：“随着工程的建设，有些改变是必然的，也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完美的，关键是利弊权衡。” 不过，在一些不满者看来，三峡工程的最大教训不是生态影响，而是决策过程中的不透明、不民主。《21世纪经济报道》前天刊出《20年前的论战闪回，拒签三峡论证书的人》，昨又发时评呼吁“三峡后续规划应推进决策民主化”：“任何国家的公共决策，在任何的公共项目上，都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意见。经过公开、透明的科学化、民主化决策过程之后，得出的决策结果，可能和没有经过这一过程的决策结果相同，比如，三峡工程项目经过全民公开大讨论的话，可能仍然会得到认可、并如期进行投资，因为这一工程确实有许多正面效应。” 昨晚最新消息，三峡工程在连续三次加大水库下泄流量之后，从5月25日凌晨开始再次加大放水量，以应对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不断的罕见干旱。 二 时评已是今日媒体重要产品。虽然绝大多数只不过是“为了传达更多信息或观点”，谈不上“文以载道”，但对那些在特定时刻、以特定方式刊出的文章，人们总是乐于从中推测媒体立场、发表背景，例如各报社论或者“任仲平”。 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发表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的《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创新之路》一文，文中强调社会管理创新要防止“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接着提出了创新之路的核心：“由党委和政府提供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而不是交给社会组织去办；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规范、引导，将其纳入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体系。” 市场化媒体重点展示文中“公民社会陷阱”一语之后，一些人不愿“噤若寒蝉”，要争上一争。本期《经济观察报》即向曹辛提供“麦克风”，由这位外交部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做“公民社会‘设计’考”。该文称，“近代‘公民社会’的概念是黑格尔和马克思‘设计’的，并为后来的各国共产党人所发展和实践”，从而认定“公民社会在今天还真有其存在的客观必要”：“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很大程度上是基层政府与民争利造成的……能指望这些基层政府会去包办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吗？”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来自中国的报导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日对中国兴师动众而又对公众秘而不宣的访问令中国公众厌烦和愤怒。5月25日星期三，金正日在周游了中国江南之后抵达北京。但中国官方到星期三晚上依然没有对公众宣布金正日在中国的访问。官方主要新闻媒体对他的访问活动也没有正式的报导。与此同时，金正日的访问继续受到日本和韩国媒体的密切关注。 在平壤和北京的信息封锁之下，金正日这次中国之行从上个星期五一开始就显得神神秘秘。平壤和北京依然没有对外界透露金正日一行的主要随员包括哪些人，金正日的三子及内定接班人金正恩是否也在其中。因此，到了星期三晚上，金正恩是否与金正日同行依然是一个谜。 日本主要报纸 《读卖新闻》 网站星期三日本当地时间晚上10点发表记者比嘉清太发自沈阳的报导说，“在中国国内陆地移动的（北朝鲜执政党劳动党）金正日总书记所到之处，都有北朝鲜的高丽航空公司的飞机出现，这引起人们猜测飞机运载的是否是金总书记的三子金正恩等要人别动队。来自外交界的消息来源说，这架飞机是几年前北朝鲜从俄罗斯购买的，去年秋天在（北朝鲜）崔永林总理访问中国的时候用过。” 日本另一家主要报纸 《产经新闻》 星期三发表驻北京记者矢板明夫的报导说，“迎来对中国访问第六天的北朝鲜金正日总书记乘坐的专列在25日上午抵达北京站。他的车队进入钓鱼台国宾馆，随后前往人民大会堂。据认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了会谈，商谈了粮食援助和经济合作事宜。在去年5月和8月之后，这是在大约1年的时间里他第三次访问中国。金总书记在短时间内乘列车奔驰三千多公里，他的旅行路线和访问地点，似乎显示出他对国内外发出的有关这访问的目的和期望的信息。” 《日本经济新闻》 发表该报记者驻北京记者岛田学的报导说，“正在中国访问的北朝鲜金正日总书记25晚间在北京市内的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首脑举行了会谈。会谈对象据认为是胡锦涛国家主席。持续粮食不足的北朝鲜方面要求中方加强能源和粮食援助。中国方面则在要求北朝鲜显示经济重建的具体规划之外，直接顿促金总书记及早与有关国家进行对话，商谈及早重开有关北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 日本另一大报 《朝日新闻》 发表驻北京记者峰村健司的报导说，“金总书记在中国访问第六天。列车抵达北京站，在严密的警戒之下，人们看到，包括据认为搭载金总书记的大轿车在内的三十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驰过北京市中心，进入钓鱼台国宾馆。天安门广场前的长安街一侧5个车道被封锁。” 韩国主要报纸 《中央日报》 星期三发表该报记者郑镛恒的报导说，“访问中国江苏省扬州市的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住了3天2夜的扬州迎宾馆是中国国宾住处，以其最高档的设施为傲。5月24日上午8点30分，金正日一行向南京出发后，记者们进入了解除警戒的迎宾馆，发现职员们已经整理了很长时间。迎宾馆方面说，金委员长住在迎宾馆最里面的1号建筑首芳园。…金委员长住的特级总统套房一天的房费高达1万8800元人民币（317万韩元）。” 中国民众对金正日如此频繁一年三次兴师动众地秘密访问中国到底有什么看法，中国官方媒体没有任何报导。但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媒体星期三不约而同地转载了香港《苹果日报》的有关报导。新加坡 《联合早报》 转载的报导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访华之行，罕见地惹中国大陆市民愤怒。连日来，金正日一行人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华东地区访问，其专用列车（简称专列）所到之处，地方政府均要全面配合──火车避道、高速公路封闭、城市“戒严”……市民不胜其烦，炮轰北京为讨好金正日这个独裁伙伴，令社会添乱，无端滋扰百姓，怒斥要他滚蛋。”

Posted by heqinglian on 五月 20, 2011 最近中国江苏丹阳市大吕村村民刘明锁因其上演现代科技版的“拔苗助长”故事，成了世界级新闻，不少著名媒体用生动的语言向本国读者讲述这位中国瓜农施用膨大增甜剂化肥后，导致47个瓜棚西瓜疯狂炸裂的奇怪故事。中国农业的可怕生产方式再次为世界留下深刻印象。 但作为经常食用这类化肥施放过多的农产品的中国人，面对这条消息，心情恐怕很不好受。因为他们早就成了中国农业过多依赖“高科技手段”的直接受害者。国人的痛苦在于：闭着眼睛吃，假装不知道事实真相换来心里安宁。每当这类事情被曝光一次，人们就再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慢性中毒，而且无法逃避。以水果种植业而言，生产过程中使用膨大增甜剂并非只有刘明锁一人，他只是“运气”不好，或是买的化肥质量不好，或者使用不当。 中国的食品安全早就成为严重的社会公害。以前我曾总结过，中国食品的毒源主要有三，其一是在产品生长过程中采用所谓“高科技手段”，比如在常规种植业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在常规畜禽养殖过程中普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常规淡水或近海养殖的水产品又被各种水污染所侵蚀。比如这次爆裂的西瓜。其二来自于加工过程中，为节约成本，企业大量使用各种食品添加剂与化学物品，比如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之类以提高蛋白质含量。其三则缘于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据国家环保局估算，目前受镉、砷、铬、铅等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000万公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这些粮食都被用于消费，少部分甚至用于出口。这次轰动世界的西瓜爆裂事件，只不过是中国食品供应链条始端上一个小小环节漏了气而已。 最让中国人无法释怀的是，他们已经无力保护自己的餐桌安全，因为中央政府早在若干年前就为中央机关的干部在全国建立了数百个食品特供基地。尽管中国政府出面坚决否认这些基地的存在，但自去年以来，省地市各级政府及大型国企、金融机构纷纷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周围开发蔬菜自种基地的事实，却一一被相继曝光。去年11月是“部分机关国企忧食品安全组建蔬菜自供基地”，今年5月上旬是“北京海关等机关被曝自建特供蔬菜基地”。一个国家的信用要堕落到什么程度，才能到这种生产者种有害有毒食品而不知羞耻，政府逃避监管责任，花费纳税人的钱为自己构筑食品安全屏障？ 我从十多年前就开始强调，道德伦理是支撑任何社会持续发展的四大重要支柱之一（另外三大支柱是生态环境、生存底线即就业机会，政治制度）。其中伦理道德是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是非出发点。但中国现实一再表明，伦理道德这一支柱已经倾塌。也许知识产权这种集体沾外国公司光的问题让国人感到没什么不了得的，但同属于信用范围的食品安全那种“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状况，却让中国人切实地感到自己生活于危机之中。 最近，中国政府总算表态要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了，将食品安全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国务院日前指示全国各地“深入开展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剂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专项工作”。与此同时，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还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但考虑到中国食品生产安全问题几乎存在于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之中，尤其是食品生产涉及的不仅有大厂商，还有无数家庭作坊，涉及到个体生产者的道德自律、厂商伦理与政府监管等方方面面，仅仅依靠运动式的清理与打击是不可能的，还应该立法规范这类“科技成果”的研究与投放市场。即使是暂时认为安全的食品添加剂等，也应该建立专卖制度与购买登记制度，以便追踪管理。 在有毒食品泛滥成灾的情况下，政府的监管能力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因为中国是个强政府与弱社会并存的国家，民间社会既无监督管道也无监督能力。但在面对有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时，中国政府的举措缺乏最起码的政治责任。我相信，只要中国政府拿出监管异议活动的认真劲来，有毒食品泛滥的局势定能扭转。而且为了取信于民，让中国的民众体会到党与政府打击有毒食品的真诚，最好是与民同忧，先取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食品蔬菜自供基地。 Categories: 中国略影  |  标签： 何清涟 , 美国之音 , 美国之音博客 , 食品安全  |  Leave a reply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