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译者 | 時代雜誌 當溫州打噴嚏

核心提示:《上海日報》把溫州崩盤稱為“中國的次貸危機。”問題是,胡振華教授說,在一月份會發生什麼事。一月份緊接著的是農曆新年,民間貸款人傳統上會在那時候追收還未收回的貸款。為了套現,負債人可能會打折出售物業,這就可能造成溫州本地以及他們有投資的上海、北京和其他城市的樓市泡沫爆破。十月中的時候,顧問公司駐北京的高級經濟師寫道:“要是溫州的流動資金鏈崩潰,引發樓市拋售、或中斷了製造業或採礦業的資金流的話,這個地方危機就可能演變成一個全國性的問題。” 原文:When Wenzhou Sneezes 譯文:當溫州打噴嚏 作者:Austin Ramzy 日期:Nov. 28, 2011(譯註:實體雜誌上市日期) 由譯者志願者翻譯並校對 溫州是以製造鞋子、鈕扣、眼鏡、電掣、水閥以及佔全球總額70%的打火機而聞名的城市。但它最著名的產品是企業家。群山環繞,耕地不多,這個位於中國東南沿岸的城市,數百年來都依靠貿易生存。即使在毛澤東主政、資本主義持續受到劇烈攻擊的年代,私人企業始終沒有在那裡絕跡。於是,在中國在1970年代開始市場改革之後,溫州便欣欣向榮。“溫州模式”,即小規模、低成本的製造業務是中國國內多處的模仿對象。現在溫州有十四萬家公司,它的商人在全國各地投資,由房地產到礦藏,無所不有。溫州是中國私營企業的重心和象徵。 但在最近幾個星期,溫州企業家的聲譽大受打擊。幾十個工廠老闆應付不了壞賬,跑了;至少有兩個自殺。造成這情況的原因之一是製造商面臨的艱難營運環境。美國、歐洲等的出口市場疲弱,工資和原料價格上升,而中國的貨幣,人民幣,匯價持續增強,使得中國貨品在海外變貴了。“去年和今年的訂單都減少了,壓力很大。”正視眼鏡公司的老闆蔡建國說;他在1997年以1200美元的資本和8名員工起家。儘管如今蔡建國有超過100名員工,每個月出產大約三萬副塑膠鏡框,其中外銷為主,他還是感到壓力重重。“對我們這些小企業來說,生存本身就已經是個大挑戰。”   然而,溫州問題的成因遠比以上所述的更具爆炸性,它的根源是當地民間借貸的傳統。因為中國的銀行比較喜歡貸款給規模較大、有中央政府為最後擔保的國有企業,溫州的企業家早就轉而互相舉債、融資。溫州大學的一名經濟學教授 胡振華 說,“民間借貸和私人企業是自然的一對。他們焦不離孟,孟不離焦。” 那種共生關係現在繃得很緊。中央政府去年控制通脹的努力限制了銀行的信貸,把地下貸款的需求推得更高。在溫州,包括市內一大部分的企業在內的本地投資者都在通過利率高達60%的民間借貸來追逐巨額盈利。但是,這樣高的回報水平是不可持續的,在上個月,這一信貸市場崩潰了。在一個幾乎人人都通過那非正式網絡借出或者取得貸款的市鎮,這帶來了劇烈的痛苦。溫州企業家取得銀行以外的貸款的能力也許曾經是那城市成功的原因之一,但刻下卻可能令到本地的經濟倒下。而考慮到溫州企業家在中國投資的規模,這一衝擊可能在全中國都感受得到。《上海日報》把溫州崩盤稱為“中國的次貸危機。” 不只是兒戲 蔡建國對眼鏡業務微薄的利潤感到憂慮,但和另一個化名為“小孩(the Kid)”的溫州企業家要解決的問題相比則幾乎是不值一提。為保安全,“小孩”要求不要透露他的真名和一些可以識別他的個人資料。他是個私人放債者,有人會把他叫做高利貸。他從本地投資者那裡圈錢,繼而放貸給需要錢的企業。在2007年起,他以自有資金、向銀行抵押房屋取得的、以及從數百個投資者那裡得來的總共大約100萬資金提供貸款。一年之後,當環球金融危機出現的時候,中國政府啟動了一個5860億美元的刺激經濟方案,並下令銀行要為市場提供充裕的信貸。這些措施為的是要保持國內經濟的動力,最終成功了。但即使是信貸充斥的時候,在溫州等地的中小企業依然難以取得銀行貸款,因為國有企業吸走了大部分的資金。“小孩”說,對私人公司而言,那個刺激方案就好像“永遠下不了地的雨水,它在半空中被攔截了。於是地上的人只好從地下取水了。” 地下的供應索價並不便宜。“小孩”以每月2.5%的利率提供貸款,年利率就是大約34.5%。遠比銀行貸款的7至8%利率為高。在去年中央政府收緊信貸、提高標準利率和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的時候,他的業務便真的火了。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說:“過去幾年的增長是由幾乎取之不盡的便易貸款推動的。當中國人民銀行為了壓抑通脹而開始限制信貸的時候,對作為GDP增長動力的無限貸款的需求並沒有消失。這些措施沒有壓制信貸需求,而只是把它們轉移到非正規的市場而已。 有一段時間,“小孩”的業務非常好。在高峰期,他的資本增長到1500萬美元,借款人還錢也很快。就以五月的一個星期為例,“小孩”連本帶息入賬將近八百萬美元。許多借款人是需要給項目融資的小型房地產發展商,這正正就是像“小孩”這樣的人碰到麻煩的原因了。持續的經濟不明朗,以及收得更緊的按揭政策使得物業買家日益謹慎,物業銷售則戲劇性放緩。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的政治科學家,正在研究中國金融體系的史宗瀚(Victor Shih)說:“溫州的人把錢都砸進高息貸款。那是不可持續的,因為那些高息貸款之後由回到房地產項目。最終一切都會破滅。” 對利潤日益收窄的溫州出口商來說,把錢投入到高利息的非正式銀團貸款格外有吸引力。眼鏡生產商蔡建國抗拒了這一誘惑,他說“我從來就不想要那種錢,太危險了。”可是許多人則禁不住誘惑。政府在今年較早時候估計,六成的溫州企業以及令人驚恐的九成住戶都涉及到某種形式的民間借貸。在夏季季末一些大借款人停止還債的時候,問題開始真正的顯露出來了。九月時,另一家眼鏡生產商鑫泰集團的董事長 胡福林 逃到美國迴避大約三億美元的債務。他現在回來了,但情況依然堪憂—另外90個其他公司的負責人則潛逃了。 “小孩”在八月和九月初收回大約3百萬美元貸款。但他說,九月下旬到十月下旬,他只收回五萬美元。“所有人都在囤積資金,錢一到手就沒有人再借出去,即使是最親近的朋友都不借。”溫州的泡沫已經爆了。    表面上的平靜 溫州看來一切如常。由市中心通往四周工廠區的街道一如平日的擠滿了卡車、運貨的輕型客貨車、簇新的攬勝車以及破舊的雪鐵龍的士。但在表象之下,一場收回債務的瘋狂競賽在進行中。 在十月份的大部分時間,“小孩”都在沉思把債務收回的方法,每個晚上只睡兩三個小時。他說:“要是人們用槍指著別人就可以把錢收回的話,溫州可能就會出暴亂了。表面看來一切正常,但是亂局在表象之下。”十月初,中國總理溫家寶視察了溫州,下令銀行多借錢,又保證會打擊違規的地下貸款。地方政府準備了一億六千萬的基金幫助銀根吃緊的企業,那基金很可能會增加。 問題是,胡振華教授說,在一月份會發生什麼事。一月份緊接著的是農曆新年,民間貸款人傳統上會在那時候追收還未收回的貸款。為了套現,負債人可能會打折出售物業,這就可能造成溫州本地以及他們有投資的上海、北京和其他城市的樓市泡沫爆破。十月中的時候,顧問公司駐北京的高級經濟師寫道:“要是溫州的流動資金鏈崩潰,引發樓市拋售、或中斷了製造業或採礦業的資金流的話,這個地方危機就可能演變成一個全國性的問題。” 然而,溫州只佔中國GDP的1%。蔡建國說即使利潤越來越微薄,他還是打算繼續生產眼鏡框。“不然我能做什麼呢?”他問。而“小孩”也說,要是他能從自己一手挖成的洞口爬出來的話,他還是會繼續的。他說:“當市場復原的時候,我還是願意把30%的資產投入到民間借貸。一個溫州人要是有一千萬人民幣的話,他不會把全部的錢都放在銀行。他至少會把350萬用在某些投資上面。溫州人不是笨蛋。”這是中國其他地方熱切希望的事。 — Jessie Jiang 在溫州參與報導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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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华尔街日报》:“革命”的后代

核心提示:就在薄熙来下令让学生和官员到农村体验生活的同时,他的儿子却开着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身着燕尾服与美国大使的女儿共进晚餐。   来源: 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 发表: 2011 年 11 月 26 日 作者: JEREMY PAGE 译者: c.t   今年年初的一个傍晚,一辆红色的法拉利停在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官邸门前,从车上下来的是一位身着燕尾服的青年。他的爸爸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 这位青年就是 23 岁的薄瓜瓜。他与洪博培大使的女儿有个晚餐约会,因此他的出现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那辆车却着实令人意外。薄瓜瓜的父亲薄熙来当时正置身于一场充满争议的唱红歌活动之中——这个活动通过大规模重唱革命老歌来重振毛泽东思想。他还下令让学生和官员下乡到农场去工作,以便体验乡村疾苦。与此同时,他的儿子却驾驶着一辆有着国旗般鲜红颜色、价值数十万美元的豪车——在这个国家,平均家庭年收入大约是 3300 美金。 这个从若干知情人士那里得来的插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挑战:即如何在一个日益多样化、信息灵通并且诉求更多的中国社会中,继续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中共领导人的后代——通常被称为“太子党”——由于其商业胃口的不断扩大以及对奢侈品的明显兴趣,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与此同时,对官员腐败以及滥用权力的报道正在让公众的愤怒升温。            薄熙来与他的儿子,在 2007 年祭奠他父亲的追悼仪式中。   国家控制的媒体将中国领导人描绘成过着简朴生活的人,因为这是他们公开拥护的共产主义价值观。但是当这些政治贵族的子孙成为利润丰厚的商业角色,并且落入财富的陷阱中之后,他们的高调言行越来越引起质疑。对于依靠工农运动发家得以垄断政权的中共而言,这样的质疑让它十分不舒服。 太子党的知名度在当前这个时间点上尤为引人瞩目,因为明年国家就要进行十年一次的领导人更替,一些年长的太子党预计将要接任中共的最高职位。这种前景使得一些中国商业圈和政界圈人士怀疑,在接下来的十年间这个政党会被一些精英家族所控制。这些家族已经控制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相当大一部分财富,并且在军队中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中国家族政治图。动态大图请见 这里 )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李成说:“这个趋势变得非常清晰,现在已经不再遮遮掩掩了。太子党历来都不太受欢迎,但现在他们在政治方面变得如此强势,以致目前引起人们对于‘红色贵族’合法性的严重关切。中国公众对于太子党对政治权力及经济财富的双重把持非常不满。”   现任领导集体包括一些太子党,但是由于存在着另外一类非世袭的派别(包括现任国家主席兼党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为他们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况获得了一些平衡。然而,胡锦涛的继任者预计将是现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作为一名革命英雄的儿子,他将是第一位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太子党。很多中国政治方面的专家认为,他已经和一些希望获得晋升的太子党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同盟。 他们之中就包括薄熙来,他也是一位革命领袖的儿子。据两名经常见到薄的人说,他时常谈及他与习家的亲密关系。习近平的女儿目前是哈佛大学的一名本科生,而薄熙来的儿子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研究生。 作为政治局 25 名成员之一的薄熙来,有望进入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我们通过他的办公室请他来对此作出评论,但没有收到下文。他的儿子也拒绝回应我们通过 email 和他的朋友所发出的请求。 一些官员子女的恶行在中国已经成为互联网上热议的话题,尤其是在类似 twitter 的微博用户之中。由于微博的信息流动速度非常快,因此网络审查人员更难以监控和阻止。今年 9 月,互联网用户曝光两名年轻人用宝马车撞坏了另外一辆车,殴打被撞的司机并且警告围观者不要报警。其中一位是一位将军年仅 15 岁的儿子。 这一事件引起一片哗然。据政府媒体报道,这名将军的儿子现在被送往警方的惩教机构,接受一年的关押和教育。 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应该继承财富或者经营其他的事业来补贴自己微薄的工资。一名部长的年薪大约是 140000 元( 22000 美元)。他们的家人只要不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是被允许经商的。实际上,这些家庭的财富来源往往无法追查。 去年,中国公民通过互联网了解到一名前国家副主席的儿子——同时也是前红军司令的孙子——在澳大利亚购入了价值 3240 万美元的海滨豪宅。他申请推倒这座百年豪宅,以便建造一个新庄园,其中还将包括两个由瀑布相连的游泳池。 6 月 29 号,薄熙来在重庆的一场红歌演唱会中挥舞手中的国旗   很多太子党是在守法经营。但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在经济体制中享有不公平的优势。因为尽管这个国家已经拥抱了资本主义,但却还是由政府所统治,并且在决策过程中不允许公众进行实质性的审议。 政府拥有所有的城市土地、关键行业以及银行。其中银行将绝大部分贷款发放给国有企业。这让政治圈内的人士得以大量获利,因为他们可以利用私人关系以及家族威望来攫取资源,并调动同样的关系网来保护自己。 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在去年承认了这个问题。它报道了一个民意调查: 91% 的参加者相信中国所有的富有家庭都有政治背景。前中国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在网络论坛上写道,官员的家庭成员财产状况是“公众最不满意的问题” 一名太子党对于认为她以及她的同僚通过“红色”背景受益的说法相当不满。 32 岁的时装设计师叶明子是一位红军创始人的孙女。她在一封 email 中说道:“来自著名的政治家族并不能带给我更低的房租以及特殊的银行资助或者政府合同。实际上,政府主要家庭的小孩受到非常严格的管教。他们中的大多数非常小心翼翼地避免造成受到偏袒的印象。” 在 1949 年毛泽东革命成功以后的最初几十年里,共产党领导的孩子大多避开了人们的视线,生长于高墙大院并毕业于精英学校,例如北京男四中。薄熙来以及一些现任领导人当年就曾在那里念书。 在 1980 和 1990 年代,很多太子党出国深造,并且往往随后加入了中国国有企业、政府机构或者外国投资银行。但是他们大多数保持非常低调。 现在中国领导人家庭越来越早的把他们的后代送往海外学习,经常是在美国、英国和瑞士最好的私人学校,以确保他们随后能够进入西方最好的大学。 20 多岁, 30 多岁, 40 多岁的太子党逐渐在商业中占据显要的位置,尤其是私募基金行业。这使他们能够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同时让他们与中国和国际的商界精英保持经常性的接触。 2008 年,薄瓜瓜邀请成龙参加牛津的讲座,并与他同台演唱 年轻一代的太子党经常出没于模特、演员、体育明星聚集的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的酒吧一条街,炫耀着他们的法拉利、兰博基尼以及玛莎拉蒂。其他人则常常出现在就着雪茄和中国白酒谈论生意的专属会所,例如位于紫禁城附近老宅之中的茅台俱乐部。 在北京近郊,一位前副总理的孙子新开了一家马球俱乐部。近日的一个下午,阿根廷运动员骑在进口的马驹上为那些未来的会员进行了一场表演赛。 “我们在将马球运动带向大众。当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大众,”一名工作人员说。“那边的那位是一名将军的儿子,另外一个人的祖父是北京市市长。”   太子党在国外也越来越令人瞩目。时装设计师叶女士最近被刊登在某期的 vogue 杂志封面。她旁边是万宝宝,一名珠宝设计师,同时也是前国家副总理的孙女。 但是在众多年轻太子党之中,最突出的还是薄瓜瓜。没有任何其他在职的政治局委员的孩子在国内外有过如此高的知名度。 他的家族地位可以追溯到薄一波那里。他曾经帮助毛泽东取得革命的胜利,但在 1966 至 1976 年的文革中遭到清洗。薄一波最终被平反,他的儿子薄熙来在 1987 年是党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这一年薄瓜瓜诞生。 据他的朋友说,这个男孩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成长——被警卫严密保护,被司机来回接送,学业有时候由私人教师辅导,有时候在久负盛名的北京景山学校学习。 2000 年,当时担任东北大连市市长的薄熙来送他的 12 岁儿子去一家英国预科学校 Papplewick 读书,这家学校的网站标明他们目前的学费是 22425 英镑(大约 35000 美元)一年。 大约一年以后,薄瓜瓜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哈罗公学的大陆人。这是英国最顶级的私立学校,其网站显示当前的学费是每年 30930 英镑。 到 2006 年,薄瓜瓜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他的父亲当时是中国商务部部长。那里的学费大约是每年 26000 英镑。现在,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学习,花费大概是 70000 美元一年。 这些炫目的海外教育引发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哪里来的钱支付这些学费。以今天的价格计算,这个总数已接近 60 万美元。他的朋友们说他们也不清楚。其中有一人暗示说薄瓜瓜的母亲通过她做律师的收入支付了这些费用。她的律师事务所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中国媒体报道过薄瓜瓜自称自从 16 岁开始至今,一直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哈罗公学、牛津以及肯尼迪学院则称他们不会对具体某个学生的情况发表评论。 眼下,教育成本是中国中产阶级的热议话题,他们中的大多数对现在中国的教学质量并不满意。但是只有相对富裕一些的人才能送他们孩子出国学习。 对于其他人而言,薄瓜瓜的随心所欲的生活方式是很有争议的。他在牛津大学参加社交活动的照片在网上疯传。在其中一张照片上他袒露着胸膛,在其他照片上他则身着燕尾服或者其他奇装异服。 据他的朋友说,薄瓜瓜在 2008 年协助组织了一场名为“丝绸之路舞会”的活动,其中包括了来自中国少林寺武僧的表演。他也邀请了中国功夫明星成龙到牛津举办讲座,他们还同台演唱。 第二年,薄瓜瓜被位于伦敦的名为英国华人青年联会的组织授予“十大杰出华人青年。”他同时也是“牛津新兴市场”公司的顾问。据该公司网站介绍,它由牛津大学本科学生所组建,旨在探索“在新兴市场的投资和职业前景”。 今年,薄瓜瓜在西藏度假的照片流传到了网上。照片里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位年轻女孩陈晓丹。她也是一名太子党——她的爸爸是中国发展银行行长,爷爷是著名的革命家。公众纷纷八卦两人关系,网上同时也批评这两个人,因为他们有着很明显的警车护卫。陈女士没有回应我们透过 email 和 facebook 发出的询问。 在今年人代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他儿子明显的恋爱关系时,薄熙来语带玄机地回应到,“我认为这是他们第三代人自己的事情——我们现在不是要讲求民主嘛?” 据薄瓜瓜的朋友们说,他最近曾考虑过离开哈佛开设一家互联网初创公司,名为 guagua.com ,但最终决定放弃这个念头。这个域名被一个位于北京的机构注册。那里的工作人员拒绝透露任何关于经营的情况。“这是一个秘密”,看门的年轻人这样回答。 他的朋友们还说,目前还不清楚薄瓜瓜在毕业以后会做什么工作,以及如果他父亲晋升常委之后他是否还能保持这么高调。据中国《南方周末》报道, 2009 年他在北大的演讲中,曾说到他希望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为人民服务”。 这家报纸还报道说,他排除了从政的可能性,但是在回答学生问题时展现了一些像他父亲一样的魅力和矛盾。当被问及他在伦敦参加派对的照片时,他引用毛主席的语录说“要严肃活泼”,并且接着谈论成为中国新贵族意味着什么。 “像类似开豪华跑车这样的事情,我知道英国贵族不会这么傲慢,”他说。“真正的贵族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而是会相对比较低调。”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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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卫报》:艾未未 – “每天我都在想,今天我该又被抓进去了。”

核心提示:   政府对艾未未的骚扰越多,他就越能成为中国活动分子的一个象征。   但他继续站出来说话还能说多久呢?   来源: Ai Weiwei: 'Every day I think, this will be the day I get taken in again…' 发表: 2011 年 11 月 25 日 作者: Tania Branigan 译者:译者志愿者     “ 我不是为自己而发声。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我就会想还有多少人虽然能说话,却根本没人能听见   “… … 艾未未。     在京北艾未未的工作室那扇青绿色的大门外,警方设置的监控头最近捕捉到了川流不息的人潮画面:记者、支持者、艺术家们不断登门。   离他被拘留 八十一天后被释放已经过了五个月。而在过去的两星期里,民众通过异乎寻常的手段对他表示了支持。但 此时, 艾未未也在恭候着其他(不善的)来者。   “ 每天我都在想,今天我该又被抓进去了。 “  “ 这也是他们   [ 当局 ]   有意制造的恐慌,不仅仅对我,而是对整个社会,对任何持不同意见的人。 ” 他补充道。 几年前,这位著名的中国艺术家就在国际和国内的艺术世界享有盛名;尽管他那时已经咄咄逼人,但作为北京奥运鸟巢体育馆的合作设计者,国家媒体当时还是对他趋之若鹜。然而,他的直言不讳和积极活动,引发了跟当局的冲突,并最终导致了今年的被拘留。 —   这已经成为当局今年更广泛的打击活动家、律师和持不同政见者行动的一部分。这场打击导致数十人被拘禁,更多人被骚扰、威胁或被施以其他各种限制。对许多人来说,他已经成为 中国 人权问题的窗口,一个超越了他个人的象征。  “ 政府先让他‘失踪’,然后给他安上各种罪名,实际上向其他活动家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便你声名远播,在这里也没法保住你。 ” 中国维权网的王松莲说。 “ 另一方面,他这种反击的方式是非常聪明的,我想活跃分子们都被激发起来了。 ”  “ 其实这并不是关于我个人, ” 现年 54 岁的艾未未说:   “ 而是   [ 我的支持者 ]   以我为符号,去认知他们自己的生活形式:我只是这当中的媒介,这点我一直非常清楚。 ” 艾在六月才结束了此前的牢狱煎熬,他瘦了许多(当时体重轻了近十公斤,虽然现在已经长回来一点了)而且显然,他比以前更谨慎了。  “ 这 81 天之后,我失去了很多能量,真的需要时间来恢复,无论精神和肉体,我都是很脆弱的, ” 他承认。   “ 我试图不做这么多了,因为我也觉得这不是我能玩的游戏,如果他们可以使你消失,为什么你还跟他们玩?这简直荒唐。 ”  “ 但是,即使你不说话,他们仍然把这些虚假的罪名强加于你 … … 那么你会觉得,如果你不说话,那你就等于认罪了。这样我想双方都会非常失望。 ”   他笑着说。 这些天睿智调皮的幽默已经少了,他的言论更为谨慎,但他还是说的比政府希望的多,而且他的支持者最近用行动说话的热情依然高涨。当局交给他一个 150 万英镑的税单, 数万人出钱帮他支付 首期,一些人往他工作室的墙内扔钱。   当警方以可能涉嫌色情犯罪对他的一张和四个女子的裸体艺术照展开调查后,支持者们又在微博或推特上放上他们自己的裸照。  “ 我们正在一个很有限的空间里努力,在不知情的人们看起来可能很荒谬,但对我们来说,这是唯一的空间, ” 他说。  “ 面对这种情况,人们通常都会感到无能为力。但如果他们认为还有一点点的力量,能给予支持和帮助来解决问题,那么社会才会真正成为社会。 ” 不过艾也有忧虑,这既来自当局可能把对他的捐款定义为非法集资,也来自他的支持者不断增加的期望。   尽管 他对拘留期间收到的广泛支持深感振奋,但来自这两方面的压力却让他难以承担。  “ 支持者的一边将很大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肩上,而我却不能真的帮助他们,我甚至难以自助;我的情况 [ 处境 ] 其实也相当不怎样 ”   他评论说。 跟他说话这会儿,一条黑色的猎犬围着桌子嗅来嗅去。不难理解艾为什么这么钟爱他的许多宠物。  “ 我认为他们处在一个平行世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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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经济学人》治理中国之“广东模式”

核心提示:汪洋在广东正在尝试一种更为自由的治理模式,人称”广东模式”,这和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形成了对照,并引起了公开的辩论。不过,即使是”广东模式”,核心依然没有触动――要保持共产党的领导。 原文: Governing China: The Guangdong Model 来源:经济学人 发表:2011年11月26日 本文由独立译者”heavyhill”翻译,”译者”的志愿者对本文做了二次校对 【原文配图 译注:在英文中,”模式”和”模特”是同一个词。配图的意思是”广东模式”,看起来很美。】 与其他国家那些追求曝光率的政治家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喜欢隐藏起雄心。 如果他们愿意表现点什么的话,他们往往展示出”老人式的保守主义”,强调按部就班。但是在明年,即将到来国家领导层变动中,一些高级官员已准备好来点儿自我宣传。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暗示他那种更倾向于自由的执政风格可能是治理国家的更好方式。. 广东省长期以来一直是最活跃的经济自由区。当前,经济的自由贸易主义可以与更大的政治体制上的开放匹配起来了,而这被称作”广东模式”。省会城市广州中山大学的肖斌就是一位重要支持者。他在黑板上画了个鸡蛋。用粉笔标出蛋清,表示党的执政方式还有多少可以改进。留出蛋黄的位置不做任何标记――代表共产党一党专政。 现年56岁的汪洋从2007年起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深知如何遵守党的纪律。他很少提及”广东模式”,因为这听起来好象是对其他人的当头反击。但这个模式在学者和网络评论者中却获得很高的评价。广东的报纸偶尔会谈起它。 “广东模式”的支持者强烈反对擅长宣传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推行的”重庆模式”。明年汪和薄都可能当选政治局常委,届时九位常委中有七位会被更替,包括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薄强调国有企业的重要性、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及”红歌”的鼓舞力量,对待组织化犯罪则毫不手软。毛主义的网站上都是对薄的赞许,”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及后者的”资本主义”道路形成鲜明对比。 共产党执政的60年,一直都在左派(薄的支持者很自豪地自称是这一派)与右派(时至今日仍是耻辱的标记)之间摇摆。这场争论也不例外。不过,这场论战不是党报间的学术争论,而是公开的辩论。双方阵营各自举办研讨会。关于”重庆模式”还出版了一本书。肖斌承认广东阵营在学术上落后了。 这场论战在公众当中引发的热度远远超出党内。广东党校的一位研究员说,广东和重庆并不是对立的。两地可以相互学习借鉴。比如,重庆建立”开发区”来吸引外资,而广东率先在80年代就建了”开发区”。广东则学习重庆如何安置从乡村涌入城市的大量移民。广东学者认真研究了重庆为农村建立市场的实验,即使在”开放的”广东,农村也要受到诸多的限制。 汪的支持者指出,”广东模式”在政治领域的变化显而易见。一个担忧是关于工会的作用,对共产党来说,工会是一个相对敏感的区域。共产党仍然困扰于工会的作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波兰的团结工会把共产党拉下了台。 去年5月份以来,珠江三角洲佛山本田汽车零部件厂出现一连串200多人的罢工,使汪受到触动开始反思。汪说,一个学者不选择把罢工看成是影响政治稳定的威胁。事实上他表示同情工人的要求(也许对外企,这样更容易)。在中国其他地方,一般罢工结束后,都要抓捕当事者,但在广东没有。这些事件按专门术语来说,有了一个”大团圆式的圆满结局”,工人工资上涨了30-40%。 在中国,贿赂罢工者非常普遍。但汪走得更远,他鼓励依附于企业的工会(没有独立资质)更加积极地代表工人的利益。一般来说,中国的工会不过是管理机构的工具、由党员干部管理。在汪的督促下,广东的工会开始鼓励集体谈判,这一做法得到正式授权,但是地方官员普遍反感:担心工人行动过于激进,难于应对工资上涨的压力。汪主张不必立即叫停罢工。大多数参与处理罢工会议的人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一位与会者说,汪呼吁采取不干涉的手段。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8年,在重庆大规模的出租车罢工时,薄进行了更多的干预。他紧急召开与司机的电视电话会议,后来发动大规模的打黑运动,最终一名富裕商人被控组织罢工,并判处20年有期徒刑,罪名是抢劫及妨碍公共交通。 广东模式的支持者也指出,汪给了民间组织更大的活动空间,目前民间组织中国严格受限制。如果它们在广东登记、特别是在毗邻香港的深圳经济开放区则受到较少的约束。汪积极地推进政府支出信息的公开。2009年,中国广州成为第一个公开所有的预算的城市。 汪不清楚自己已经开了多少次这样的先河。总的来说,在广东、特别是深圳,长期享有大胆的实验特权【见上图:广东、深圳的地理位置】。今年汪一直在积极实现 “幸福广东”的目标(体现在全省的新的五年计划里)。藉由民意测验评估得出的国民幸福指数成为考察当地干部是否称职的新标准。 然而”不幸福”依然普遍,即使在广东也不例外。在广东,约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的360万民工普遍表示不满。其中许多人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抗议非常常见,有时采取暴力手段。广州城边上的卫星城之一大墩村,一份来自政府总部以外的通知承诺奖励10000元(1600美元)悬赏”罪犯”――参与六月份引发的保安殴打街头小贩的大规模暴动的人。暴乱者都是民工,他们在难以计数的牛仔裤工厂里上班,还有些在寺庙的院子里, 削减螺纹、冲压螺栓。 广东模式也没有延续自由和公正的选举。9月,大墩举行投票,选举当地立法机关。但只有不足7000人的广东居民被允许去投票,而不包括从其它省份的60000多血汗工厂工人。在靠近佛山的一个村庄里、居民投票选举独立候选人,即”不是党支持的候选人”。便衣警察监视了他的家。一位村民说她只能无声地支持的新代表。汪的蛋黄仍然未动。 相关阅读: 《环球邮报》 政治上的敌对反映出中共内部的分歧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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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美《时代》周刊:八零后之痛

核心提示:以怀旧唤起八零后的集体记忆被证明是威力强大的广告触点。但八零后想回到更为简单的过去却不仅仅是怀旧这么简单。当他们步入职场,才发现”长大之后”一切并不是那么美好。靠怀旧进行网络营销的《老男孩》和嵌入的雪佛莱品牌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因为它折射出八零后一代人的现实压力。 原文: Aching For the '80s 作者: Bill Powell 发自上海 发表:2011年12月5日(网络版提前发布)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去年年底的一个晚上,35岁的医药营销代表雍跃鹏(音)在网上闲逛,来到了优酷网――中国的Youtube。然后,他点击了一部网络小电影,这部电影已经在互联网的聊天室里和中国的媒体上制造了一些喧嚣。这部电影是《 老男孩 》,讲的是两个中年男人为了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心目中的音乐偶像――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而走上舞台。雍看得入迷了。”电影中的每个细节都那么真实――音乐、服装、都是那个年代的样子,”他说,”到结尾的时候,我被感动了,差点落泪。”并非只有他有这种感觉。根据优酷的统计,有3500万人在其网站上收看了这部长达43分钟的影片。 《老男孩》并非只是几位不知名的制片人一时的心血来潮之作,然后就莫名其妙地走红了。这是优酷上推出的10部网络影片之一,由一家非常大的西方企业赞助,它当然很高兴地看到这些影片在网上如病毒感染般传播开来。这家企业就是雪佛兰――通用的美国汽车品牌。 这部电影异乎寻常的成功说明的是一种新出现的商业矛盾体:2011年的中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感受仅有区区三十年而已;而它令人称奇的经济增长――摩天大厦、子弹头列车和工厂群落――都迅速地改变了城市景观。在如此狂热的时代,广告商们发现中国正在增长的消费者们并不总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乍富之人”。当然,光鲜的汽车和奢侈品牌的确在中国新贵的生活中有一席之地,但更为简单的过去其实并未走远,而这可以赢得许多年轻有为的中国消费者。在21世纪的中国,怀旧正当时。 并不久远的过去对于今日年轻的中产阶级来说特别有吸引力,我们说的是一个大约2亿的人群,多数居住在城市――这一代人恰好赶上了国家向市场经济进行的历史转型。与他们的父母形成了鲜明的是,他们对于”苦难”所知不多(不过这种”苦难”也是以中国的标准而言),而他们的未来不仅看起来一片光明,且要由他们自己去开创。上海的奥美广告的团队计划总监 Edward Bell 认为,他们”是中国转型的先锋。他们参与创造了今日中国的高速增长,他们自己也从中获益。他们就是来钱的市场所在。” 对于任何一个瞄准了中国巨大的、日渐富裕的消费阶层的公司来说,要弄明白什么才是他们的”那盘菜”――什么能触动他们,是他们能接受的营销――是至关重要的。 毫不奇怪,中国的广告市场在迅速膨胀。根据一家北京的营销研究机构ResearchInChina的数据,过去五年,这一市场都在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长,去年达到了$540亿。和美国一样,互联网也是中国增长最快的广告市场。网上的广告支出去年的增长超过了80%,占中国总体广告支出的大约10%,这是2009年的该份额的两倍有余。不仅仅是象纽约的Omnicom和都柏林的WPP这样的全球广告代理在中国快速扩张。更小的国内代理,如上海的Rayken也加入了进来,从它们的西方同行手中抢走了知名的国际客户。 走钢丝 在麦迪逊大街,怀旧――如Mad Men的Don Draper所说,带着客户回到某个地方,让他们感受”再来一遍的苦辣酸甜”――一直都是西方广告商的基本手法。在中国,要了解如何才能摸准威力强大的怀旧的脉门则是最近的事――也比[西方]要难得多。在中共前30年的统治中,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市场经济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从1966年-76年,这个国家被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消耗一空,数百万的中国”资产阶级”受到迫害,下乡当农民。 对某些人来说,唤起这样的记忆是痛苦的,也有政治的意味。比如说,看看西部城市重庆,大权在握的党委书记薄熙来公开号召唱”红歌”,成千上万的人在城市公园中每周聚集数次,高唱”毛时代”的歌曲。这种宣传活动触动了一些老人的心弦,同时让许多其他人心生抵触。据说,甚至在中共党内,薄熙来的同志们也对重温那段动荡岁月而感到不安。 想要走怀旧路线的外企和中国企业不得不”走钢丝”。不过通过巧妙地运用怀旧――触动个人情感,而不是政治主题――可以在中国的广告中传递威力强大的信息,正如在西方一样。 那位医药销售代表雍先生就是这样的目标客户。他和他的妻子慧清(音)住在中产社区的一间小公寓中。她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因此他们也在找一间更大的房子。他们想买一套公寓――他们还在租房――但是上海的房地产泡沫让这一想法实现起来很困难。”我觉得没太大的希望找到一间我们能买的起的房子,”雍先生说。他的工资给得还不错,但是”竞争非常厉害。卖东西不是很容易。我常常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多。”雍先生和他的妻子看起来好象是新中国的中产夫妇,但是要说他们已经一切尽在掌握,并已实现了幸福的”中国梦”的话”则有些滑稽”,雍这么说。 奥美的Bell是这么说的,能够让象雍先生和他的妻子这样人勾起一种对更简单的生活的感受,无论是通过幽默的方式,还是伤感的方式,都可以让他们有一种时光飞逝的感觉,获得急需的”心理上的安全感”。通用的优酷广告仅仅是一个例子。去年,一首歌里唱到了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初中课本上的两个卡通人物(译注:李雷和韩梅梅)。香港的成衣公司佐丹奴则把他们的形象印在在T恤上,并在中国的主要商场中发售。这些T恤仅在数天内就告售罄。在中国的eBay――淘宝网上,很快就出现了”80后记忆”网络商店,在九个月中他们的销售额超过了$1000万。 【原文配图:艾未未作品――永久牌自行车】 怀旧潮也帮助拯救了中国在”解放后”最有名的品牌之一――永久自行车公司。这家上海的企业以其自身的方式几乎成为了类似于美国的雪佛兰那样的标志品牌。在20世纪50年代有四大消费品曾代表了一度贫困的中国的最高身份象征――手表、收音机、缝纫机和永久牌自行车。在今天的中国――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自行车已经不大好卖了。”永久”的年轻的CEO陈闪说,”对今天的许多人来说,自行车是贫穷的象征。当别人都有汽车的时候,谁还想要自行车呢?”2010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下滑的形势下,这种想法很普遍,几乎让永久到了破产的边缘。 一则陈闪说的可以唤起”平静时光”的数字广告――以及永久推出的一档简单、经典设计的自行车――帮助该企业起死回生。让自行车和贫穷联系起来看起来似乎违反直觉,但这种宣传奏效了。这则广告描绘了一位父亲教儿子如何骑车。场景似乎是在70年代的城市,没有摩天大厦;父子俩在旧日生活区骑着车,在低矮的房子、窄窄的小巷中穿梭。这种生活区现在在中国的城市中几乎都不存在了;它们都在几十年来的高速发展被夷为平地。永久的怀旧网络广告打出之后的一年内,自行车的销量上扬了30%,这给了这家企业”关键的财务上的喘息空间”,让它能够重组。 一代人的压力 营销人员们说,唤起中国年轻的正在涌现的中产阶级的怀旧情感,这种想法并非来自于市场研究或关注小组。事实上,每个营销机构都有自己的灵光一闪的时刻。当中国的雪佛兰的营销副总Joan Ren第一次看到《老男孩》的时候,她知道这家公司”在鼓捣什么。我知道这肯定能火,而为什么能火则立刻就显而易见了。”Ren是《老男孩》背后的营销策划之一。她40刚出头,比雪佛兰科鲁兹的目标客户要年长一些――她从大学毕业的那些年,”国家还包工作分配”――但她是一个八零年代的热切的学生。在中国”计划生育”的政策下,80后被塑造成”被宠坏的一代,孩子们――特别是男孩――总是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自从这一代人进入职场以来,这个国家的经济成功强化了这种思想。但是现实比想法要复杂。Ren女士说,八零后是第一代”独立的,能够从头规划自己的人生,并在中国的市场转型中被剥夺了很多福利的一代。”她说,这事儿的反面就是,一朝他们进入职场,手上空空如也。”巨大的压力持续不断。” 这种压力正是雍先生所说的那种:要在疯狂的房地产市场上找到一间付得起的房子,要长时间地工作,还要让孩子在班级名列前茅。”从过去的背景来说,这一代人的一切都来得太容易,这可以理解,”奥美的Bell这么说,”但是这不对。这一代人为了在原地踏步就得奋力拼搏。我把这称为’代际压力’。” 难怪他们有时回望过去会心存温情。几个月之前,Ren女士参加了全中国的雪佛兰经销商大会。她说,他们多数都是20-30多岁,几乎所有人都是男的:代际压力已经成型。在会议的最后一晚,两位特别嘉宾:《老男孩》中的两位主演出场。当他们唱起那部电影的主题曲的时候。观众们”疯狂了――他们真的爱[那场表演]。”她说,在有300人参加的场合,回望简单时光带来的情感冲击难以被体现得更明白无误。她说:”他们当中有一半在笑,另一半则在哭。” 相关阅读: 《商业周刊》 与中国80后共事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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