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

近年来，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主题。在众多国家陷入危机之时，中国最近几年的高速发展，引起了普遍关注。 与此同时，从世行卸任的林毅夫，前几天亦在国内高调宣称，中国未来仍然可以在二十年内保持8％左右的高速增长。国内众多经济学家批评林毅夫，称其过分乐观。中国未来如果不能解决系列社会问题，不仅不能增长，还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事实上，这种质疑，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普遍存在，很多人怀疑，在一个威权没有完全消失的国家，经济能高速发展吗？而改革三十年中国的成就，令很多人大跌眼镜。高速确实可能，但是却需要条件，改革前期的高速，本质是中国从完全封闭社会，向半封闭社会转型所释放的强大创造力。 在未来，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动力又何在？ 均衡战略造就中国城市普遍崛起 最近几年来，伴随着沿海区域经济增速下滑，中西部增速却逆势上扬，而在这一现象背后，是中国国家战略的变化。 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领域的“先富带动后富”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区域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奉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即，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然后辐射到中西部。 改革开放凡三十年，中国已历沧桑巨变，实现了狂飙突起式的崛起，亦凸现了一些初具实力的经济区域，如早年的珠江三角，长江三角；而在这些区域，也包括了代表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北上广深。特别是珠三角的崛起，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腾飞，但是，由此也带来了东部沿海与内地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中部塌陷，西部没落。 在东部沿海区域保持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对于国家战略的整体压力尚不明显，但是，近年来，沿海区域，特别是浙江与广东等中国以前的经济龙头增长放缓，使国家迫切需要新的增长区域，另外，由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外需急剧萎缩，未来内需对于中国经济的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国家战略，逐步从优先发展沿海的非均衡战略，过度到全国性崛起的均衡战略的时候，各个城市和区域蜂起争雄，将所有的城市与区域，都抛入竞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自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将十几个区域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东至西，从南到北，几乎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棋局之中。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归功于县域竞争。而在中国的国家级规划出台之后，未来，中国的地方竞争必然升级，由县域竞争，上升为省域竞争。 中国前期的国家级区域规划，最后都形成了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并且富有强大的辐射作用。最典型的长三角和珠三角。长三角核心区为上海和江浙部分城市，其辐射区域，主要在华东，珠三角的核心区域，集中在广东东南，其辐射区域，主要在华南。今后，中国在均衡式发展战略之下，将诞生更多的经济中心，最近几年，长株潭城市群、武汉都市圈、中原城市群等逐渐崛起，中部经版图隆起有望，而重庆、成都、西安、新疆等西部区域，发展亦非常迅速，此前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在经过改制之后，面貌焕然一新；北部的内蒙古，则出现了被称为“小香港”的鄂尔多斯等新兴城市。中国实现整体性均衡崛起的宏图在望。 城市和区域的普遍性崛起，将使中国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彻底实现孙中山百年前所设想的中国崛起的夙愿。 以内需造就大陆型强国 三驾马车，投资独秀。 从2001年至2011年，中国的GDP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总额以及进出口总额的复合增长，分别为4.53倍、9.1倍、4.3倍和 6 .6倍，社会消费总额的增长，略低于GDP总值增长速度，远低于进出口增长速度，更是连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的一半都不到。可以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排名，投资首当其冲，外贸其次，而内需最弱。 在全球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韩国等小经济体，才适合贸易立国，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乃是全球大陆型大国崛起的异数。无论美国、俄罗斯还是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均是内生性大国，即以内需为主导，而中国不然，由于处于后发劣势，中国的崛起，非常倚重外贸。中国的崛起，从一开始至现在，就是外向型经济。中国的经济中心，一直在东部沿海。 同时，中国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亦达到畸形的地步。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从43202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11022亿元。8年间增长7.2倍，年均增长超过25％，2009年更达到创记录的30％以上，而同期的GDP增长速度，远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考究现代国家的高速发展期，我们可以发现，经济的腾飞，确实要经历高投资的阶段，但是，全球主流国家，均未达到中国2002年以来的近十年的高度。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大约为20世纪60-80年代，其固定资产投资率大约在33％左右徘徊。而2010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高达70％左右。 高额投资以透支未来为代价，低碳时代，中国的发展，必将受到各种约束，击鼓传花式的地方和中央相关部门债务，也终将有一天必须兑现。投资枯竭的情况即将出现。 中国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在此情况下，大力发展大众消费，将成为中国未来振兴的希望。 美国立国之初，由于人口稀少，主要是通过与欧洲贸易发展，而自19世纪中期之后，随着移民的增多，消费能力的提高，美国经济快速起飞，外贸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国内关卡被扫平，各个州之间的贸易，基本畅通无阻，由此形成了庞大的国内市场。而美国也从此启动了“大陆战略”，随着芝加哥成为美国的交通中心，美国由立国之初偏重外贸的美洲大国，转型为内生性的世界经济强国，国内消费的比例，远大于外贸。庞大的国内市场对于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居功至伟。 目前，沿海发达区域如长三角、环渤海增速变慢，中西部地区则保持相对高速。中国即将步入均衡时代。只有内需成为主导，众多内陆城市才有望实现崛起，从而实现中国的普遍繁荣。 由此，中国未来需要完成两大任务，其一是扫平国内关卡，其二是以内需为主导。统一的国内市场，庞大的国内需求，才能成就大陆型强国，造就中国未来的持久繁荣。 中国的内需对经济的贡献，只有40％，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对于投资的过渡依赖，严重挤压了内需。浙江、广东等很多内生性发展的区域，反因为产业经济的发达而遭遇危机。区域发展出现了“逆淘汰”的怪局。 目前，中国内部市场不统一，主要是因为条块经济所致。地方的发展冲动，既是各个地方蓬勃发展的动力，亦导致了各自为政。19世纪中晚期的美国，正是在打破国内关卡，完成全国市场统一之后，才实现了整体崛起。而在这个方面，中国存在着巨大的隐忧，仅就关卡而言，世界上70％以上的收费高速公路，都在中国，对于中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巨大的阻力。而在产业规划上的诸侯经济，亦将制约中国内需崛起。由此，扫平国内关卡，荡平诸侯经济，乃是中国未来的必然。 制度变革释放中国创造力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保持大约平均10％的年增长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制度红利，是国家从垄断走向市场开放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的必然。而这种飞跃，只有在国家的重大变革的转型期才出现。 亚洲的日本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近30年，从60年代到80年代的二十余年，两次飞跃其实也是一种制度红利，也就是依靠社会经济变革。前一次是明治维新，后一次是在美国主导下扫除封建残余的二次现代化。欧洲的德国与日本类似，俾斯麦的改革与二战后的再造，从本质上说，亦是拜制度红利所赐。 美国能够强盛200年，并且至今不衰，就与其强大的自我内部革新能力有关。19世纪中期，随着资本主义与奴隶制的矛盾，美国通过南北战争，涤荡了污秽，扫清了发展道路，遂一跃为世界第一强国；在二战之后，美国通过马丁?路德?金发起的民权运动，完成了对自我的又一次清算与革新，而经历9?11的事件十年之后，美国在纽约世贸的废墟上建立了9?11清真寺，族群融合与信仰的宽容，成为美国社会反思后的共识。 今日中国，亦当遵循此道。大国的崛起，“软实力”比单纯的经济实力更为重要。中国急需，吸收现代世界主流文明，服膺现代社会主流价值。实现广泛，深刻，多元的繁荣。 从高速期向平稳期过渡，是现代国家成熟之后的普遍经济走向。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也将进入一个中速发展期，而这才是国家发展的恒定期。预计这个时期，将比前30年高速增长的时限更长。具体是30年，还是50年，甚至是100年乃至数百年？目前尚未可知。 国家飞速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一为全面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中国的高速发展，就是典型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所致；一为技术革新或者新兴产业勃兴，如英国当年的崛起，就是拜工业革命所赐，美国最近20年的亚高速发展，就是得益于计算机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业的兴起。 中国目前的第一次社会变革的动力基本释放完毕，如果不能完成新的重大社会变革，则将神话不再。未来将是漫长的增长缓慢期，目前，中国各地已经出现了增速的下降，但是，当前90％以上的中国省区，99％以上的城市，都将未来增速定为10％以上，其未来持续发展的引擎何在？ 如果中国不能尽快完成从投资到消费驱动模式的转变，不能驱逐官营垄断而壮大民营经济，不能造就普遍的社会公平，中国有可能陷入拉美化的泥潭。而留给中国的时间，也许最多只有10到15年。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继续深化变革 就城市崛起而言，以深圳为例，其所以能够三十年内从一个渔村崛起为中国内陆最伟大的城市，不仅仅因为他在经济发展方面最有效率，诞生了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万科等优秀中国企业，更在于其在制度创新方面，在全国领风气之先，其社会管理水平在国内一流，而在社会文化领域，深圳则以其开放、宽容、博大、多元为特色，成为中国最开放的活力之城。 城市如此，区域如此，国家亦如此。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转变未来发展模式，而这种转变，亦将是多重的，中国未来需要从社会结构、权力运作模式、经济结构、文化等领域，进行广泛改革，而并非目前只敢改革经济领域，彻底告别“跛足巨人”。国家或者区域、城市的辉煌，永远不只是器物文明，社会体制的改革，主流价值的普世，才是未来强盛之道。如此，方有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期后，迎来另外一个飞跃时代。 （注：作者为长江商学院前高级研究员，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研究，著有《大国诸城》一书，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罗天昊

歷經20多年快速的經濟成長後，中國已成為與美國、歐洲並駕齊驅的經濟體。當2008、09年全球經濟陷入「大衰退」時，中國透過大規模的激勵措施快速走出泥淖，協助全球經濟邁向復甦，讓世人刮目相看，甚至產生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是否優於西方式資本主義的討論。因此當2012年歐債危機擴大致歐元區經濟再次陷入衰退，而美國因持續去槓桿化而陷入低迷成長之際，世人不免期待中國能像上次金融海嘯般，再次引領全球經濟走出低谷。 　持平而論，與其說「大衰退」時期中國扮演帶領全球經濟走出低谷的角色，不如說當時已開發國家與新興國家共同政策激勵，剛好提供中國一個良好環境，讓其以投資與出口帶動的成長模式得以發揮。然而，這樣的成長模式是難以持續的。特別是「大衰退」時期寬鬆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已衍生許多後遺症。其中，歐元區的財政激勵政策成為當前歐債危機的導火線，美國也因為持續性的財政赤字，致債信評等遭調降。更甚者，美國從2011年起每年年底都必須面對是否延長減稅與調高債務比上限的政治問題。此外，美、歐央行在利率降至低檔後，持續推出各種非傳統性貨幣政策，不但未能成功地帶動銀行增加信貸，反而造成熱錢四處流竄，致各類資產價格劇烈波動。因此，2008、09年這種為經濟打強心針的激勵方式勢必無以為繼，造成目前全球經濟陷入低迷狀態。 　事後來看，2008、09年中國所推出的激勵政策雖然快速地提升經濟成長率，但卻留下長期性問題。也因此，中國於當前全球經濟再次趨緩之際，對於是否再次使用前次速效的激勵經濟方法感到猶豫。事實上，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將資源導向其認為具有成長性的部門。短期而言，它固然可以達到快速提升經濟成長的目的，但長期來說，若操作不當，將會導致資源利用的無效率，甚至形成經濟的結構性問題。 　具體地說，2008年面對全球經濟嚴重衰退，中國推出4兆人民幣的振興計畫並對銀行放款採取放任的態度。以4兆人民幣振興計畫來說，由於中國中央與地方政府處於財權與事權不對稱，且地方政府過於追求GDP成長表現，致地方政府多以追求短期但高報酬的產業目標，形成浪費、貪腐、圖利等弊病，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投資，甚至產生一群因政府政策而獲益的既得利益者。例如，重慶市在前市委書記薄熙來主政期間，大舉借貸主導基礎建設投資，一度締造重慶高達16.4％的驚人經濟成長。但重慶市每年花費大筆經費在植樹計畫、修建人行天橋等上面，形成巨大浪費。 　放任的貸款態度則造成房地產泡沫以及產業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惠譽信評統計，2008年中國信貸占GDP比僅53％，然到2011年該比例卻升高至175％。快速膨脹的貸款造成中國銀行業面臨潛在的壞帳問題，並影響其金融穩定性。此外，由於中國金融體系大多掌握在政府手上，因此銀行業往往會按照政策風向來決定放款對象。例如，金融海嘯後，中國亟欲進行產業升級，特別著重於節能產業的發展，銀行乃將貸款大量投放至太陽能產業，再搭配政府的補助，中國太陽能板的全球市占率居然從2001年的1％快速上升至2011年的56％，造成太陽能板價格大跌，部分公司甚至出現嚴重虧損。其實在此之前，水泥、煉鋁等重工業也曾因政策引導而出現產能過剩問題。由此可知，這種忽略價格機制而過度重視發展方向的國家資本主義，很容易引發結構性問題。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於2012年下半年召開，屆時將進行權力交棒。為讓交棒順利，經濟平穩發展當是目前中國當局的核心政策思維。在全球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下半年中國應會採取擴張性政策。但如推出類如2008年的激勵措施，則中國結構性問題與既得利益者的不公平獲利可能惡化。其實，中國真正需要的是結構轉型為以消費為主，並以服務業創造工作機會的經濟。結構改革亦非以行政命令要求企業提高薪資即可達成，而是須透過打破既有制度與規則，甚至大刀闊斧切斷利益輸送帶，讓資源利用更具效率。此外，目前中國社會保障不足，民眾對未來預期不穩定，只得透過儲蓄自保。顯見唯有建立周全的社會保障與安全網，居民生活受到保障，才有擴大消費、降低儲蓄率的可能，要求企業提高薪資只是治標的方式。 　雖然至今中國仍然可以保有高度的經濟成長，但在經濟成長背後潛藏的是結構失衡與無法持續的問題。因此，中國是否有魄力於全球經濟走緩之際進行必要的改革，帶領經濟走向可持續成長的路徑，才是其能否在未來繼續支撐全球經濟成長的關鍵。 台灣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