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老鹤西游——贺卫方教授访谈录_段建国律师_新浪博客

与两年前独自西去的“悲情”色彩不同,贺卫方称两年支教是对自己最大的奖赏,在山水间、人与人交往中,内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期望一种温润的 思想 文化环境”、“人人具有尊严,社会温良谦和”……这是贺卫方回到北京后写下的个人期待。 一、新疆支教两年:内心在 山水 ….. 因为中国的左右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左右。西方的左右,是在尊重私有财产、言论 自由 、司法 独立 这些基本制度存在的前提下,就一些具体问题产生的争论,比如传统价值应不应恪守?妇女有没有权利堕胎?税收怎样才更加合理?是福利优先还是 自由 优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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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

  ——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重庆市法律界各位同仁:   一年多来,我一直想写一封公开信与各位交流一下关于重庆“打黑”的看法。不过考虑到自己在博客等媒体上对于某些事件已经作出过不少评论,担心“说三道四”,饶舌惹厌,也就作罢了。但是,最近重庆的某些走势令人颇感焦虑,如鲠在喉。在我看来,在这座城市里所发生的种种,已经危及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作为一个法律学者尤其是一直参与司法改革的学者,我觉得,公开地把自己的一些困惑和批评意见发表出来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义务。   促成我写这封公开信的另一个因素是,重庆是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的所在地,是我魂牵梦萦的一座城市。1978年,经历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歌乐山下的这座校园里,自己开始了此后的法学生涯。当年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们也刚刚从“十年浩劫”中备受压制的状态里回到校园,谈起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生灵涂炭的一幕幕,一些老师不禁泪洒讲坛。其实,我们这些学生也都是文革的亲历者,所以每个人都是何等地珍惜法学这门专业。我们憧憬着祖国法治建设的前景,盼望着能够早日投身到这桩伟大的事业中,为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作出贡献,并下定决心,绝不让文革悲剧在这片土地上重演。   然而,时过三十多年,我们多么熟悉的这座城市里却发生了很多事情,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法治的理想正在沦丧。是的,我指的正是已经持续两年多的“打黑除恶”(当然也包括“唱红”,不过“唱红” 这里就暂时不讨论了)。在整个“打黑”行动中,我们看到了运动式执法和司法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当局发动社会密告(所谓“群众来信和检举”),抓获“涉黑”人员近五千人。随之而来的是数百个“专案组”突击工作,以“重庆速度”批量化地逮捕、起诉和审判。文强案二审之前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上的王立新法官的日记清楚地表明,公安、检察和法院之间是如何不分彼此、联合办案的。不仅如此,所谓“大三长会议”几乎是公开地登堂入室。对于一些重大案件,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开会协调,导致案件还没有开审,判决结果就提前决定了。最后的审理过程就是走过场。制度设计中所追求的三机关相互制约机制也就完全失灵了。各位同仁,你们不觉得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明确规定的检察权和审判权獨立的准则么?   在李庄案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分明看到,法庭基本的中立性已经荡然无存。庭审中,李庄及其辩护人请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证。我相信主持审判的付鸣剑法官深知这种当面质证的重要性,因为你在西南政法大学的硕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正是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然而合议庭却拒绝了被告方的要求,理由居然是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请各位查一下刑事诉讼法,有没有证人出庭与否取决于他或她的意愿的规则?况且该案的七位关键证人均在重庆执法部门的羁押之下,他们提供的书面证词很可能出自于刑求或其他威逼利诱,必须通过面对面的核查印证,才能让李庄究竟是否唆使相关人员做伪证等真相大白。然而,江北区法院——这是我当年大学实习的地方——却硬是仅仅凭借这些无法质证的所谓证词作出了有罪判决。   在该案二审时,出现了极其蹊跷的一幕:李庄由一审绝不认罪到二审时突然完全认罪。我们无力深究这戏剧性转变背后的影响因素,不过当法庭宣布由于李庄的认罪,将刑期由两年六个月改为一年六个月时,李庄明显表现出受骗后的屈辱和愤怒,他大声说:“我的认罪是假的。希望法庭不要给我按认罪处理,认罪是在重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诱导之下进行的”(据“经济观察网”2010年2月9日报道)。李庄的言辞表明,他仍然没有认罪。这样一来,依据他认罪因而减轻处罚的二审判决就被釜底抽薪了。作为一个公正的法庭,必须立即宣布暂缓作出二审判决,查清李庄认罪是在自由意志支配的行为,还是确有背后交易导致以认罪换缓刑。无论如何,既然李庄已经明确地拒绝认罪,二审合议庭需要在这一新情况出现之后作出新的判决。如果法官们确认一审所认定事实无误,那么就应该改为维持原判,而不是减轻处罚。当然,如果存在着警方和检察机关诱骗认罪的情节,法院也需要追究相关人员妨碍司法的罪责。但是,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却任由法警将正在怒吼的李庄拖出法庭,对于合议庭依据虚假认罪基础上的判决无动于衷。这又是为什么?   看得出来,围绕着李庄案的审判,重庆方面做足了“功课”。法学界也无法置身事外。庭审现场,有学者应邀旁听。12月30日的庭审持续到凌晨一点多。接近尾声时,在法庭楼上的一间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看到庭审现场的会议室里,“有关部门”连夜召开法学专家座谈会。“有关部门”是哪个部门?深夜被叫来参加座谈会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梅传强告诉《南方周末》,是重庆市政法委召集的。第二天,《重庆日报》便刊出了庭审纪实和学者们力挺这次审判、批驳李庄及其律师在庭审中所提出各项质疑的发言摘要。基层法院的一次审判,直辖市的政法委亲自主导,星夜召集学者座谈,市委机关报第一时间为之造势。面对这一切,若还有人相信这样的审判以及后来重庆第一中级法院的二审有一丝丝审判獨立、程序正义的意味,那实在是天真到可笑的程度了。   问题在于,假如没有法律界的配合,这一出出司法闹剧又如何可以顺利上演?参与者也许会辩解说,在目前的体制下,个人即便内心有疑问甚至抵触,但是你如何抗拒这种压倒性的支配力量?诚然,这是一件十分纠结的难题。但是,在消极顺从与积极迎逢之间还是有着清晰的界限。某些受过严格法律训练的检察官那种罔顾法律概念,创造性地为一些非法行为背书的行为,实在令人齿寒,也可以说是法律教育失败的象征。   这里还要特别表达对于重庆法学界某些学者的失望之情。如果说实务界由于身份困难而不得不听命于上峰的话,学者们却完全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獨立性。对于践踏法治准则的行为,也许你不愿意发表直率的批评,但至少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世界不少国家的法律史表明,在维护法治基本准则方面,法律学界都承担着为实务界提供理论和知识后援的使命,同时也肩负着耶林所谓“为法律而斗争”的神圣义务。面对干预司法獨立、违反法律程序、损害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行为,学术界需要作出清晰而坚定的批评和抵制。但遗憾的是,一些学界同仁不此之图,反而在一审判决尚未作出的时候,就在官方报纸上集体合唱,发表对于五个程序事项一边倒的言论。你们可以看一下随后网络上各方人士如何评论,给学界尤其是西南政法大学带来了怎样的声誉损害。我不明白,促使诸位做这样事情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最后,我要对重庆公安局王立军局长说几句话。2010年11月,你被西南政法大学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我恰好也是母校的兼职博导(查简历,还获悉你也是北大法学院刑法研究所的研究员,足见我们的缘分不浅),所以这里不妨做些学者间的交流。虽然只是公安局局长,但由于重庆当局将“打黑”运动作为工作的重点,你的角色就特别凸显,可谓举足轻重。对于你主导的这场雷霆万钧的运动,我颇有一些担心。一是指导思想上如果存有净化社会的观念,结果可能是危险的。人性总有某些无从改变的特性,一个健康的社会也许只能对于某些人性的弱点采取容忍的态度。况且秩序与自由有着内在的紧张,过于重视秩序,未免偏于一端,令自由受到减损。   第二,尽管我们都痛恨黑社会,也赞成以法律制裁这类犯罪行为,不过还是要看到,黑社会在重庆能够发展到你们喜欢声称的那种可怕程度,那一定是我们的“白社会”出了严重问题。例如司法不彰,企业界只好依赖法外手段保证交易安全。打黑固然必要,但治本之策却是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和司法正义的相关制度。   第三,假如政府在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使用非法手段,例如刑讯逼供,剥夺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甚至让那些从事刑事案件辩护的律师提心吊胆,朝不虑夕,势必会带来严重的后患。政府用非法手段打击犯罪令人产生某种不好的感觉,那就是“以黑制黑”,强权即公理。而且,过于严厉的惩罚损害了人们的平等预期,对国家心存怨恨的已决犯亲属以及将来出狱的人们将形成一股可怕的反社会力量。多年来,很多非常恶性的犯罪的作案者都是此前“严打”中受到过于严厉打击的刑满释放者。你从事公安工作多年,对此一定有比我更多的了解。   第四,尽管在现行体制上,公安机关具有超越司法的强势,但是,你作为一个兼职法学博士生导师,我相信一定会理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警察权要受制于司法权;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权,要接受检察机关獨立的监督和审查,要维护法院和法官的獨立性。其实,尊重獨立司法对于手握大权的人一样重要。文强在炙手可热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獨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獨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各位同仁,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时时会想到死亡这件事。虽然相关数据没有全部公布,不过自从“打黑”以来,文强之外,在重庆还有不少人被判处死刑。人都不免一死,由国家公权力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是很重大的事情。在网上看到你们的城市组织市民唱“红歌”的图片,真是红旗招展,满目赤色。旗帜的颜色也是血液的颜色。“唱红”与“打黑”两者行为都以同样的颜色铺陈渲染,令人不禁产生复杂的联想。不过,无论是权倾一时者,还是屈辱偷生者,生命注定是朝向死亡的。那些死刑犯不过比活着的人早走一些时日。砍头和枪杀都会留下可怕的伤痕,不过,那却是一种无需治疗的创伤。古希腊伟大的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对此看得很清楚,容我把他的诗句作为这封信的结语吧:   等冥王注定的命运一露面,   那时候,没有婚歌、弦乐和舞蹈,   死神终于来到了。   一个人最好不要出生;   一旦出生了,求其次,   是从何处来,尽快回到何处去。   等他度过了荒唐的青年时期,   什么苦难他能避免?   嫉妒、决裂、争吵、战斗、残杀接踵而来。   最后,那可恨的老年时期到了,   衰老病弱,无亲无友。   愿各位幸福,并致法治的敬礼!   2011年4月12日   附注:作者欢迎传统媒体和网络转载本文,尤其欢迎重庆市媒体转载,无需征求同意。   作者:贺卫方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4-14.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法律纵横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面对媒体揭丑,官方要有雅量 (1) 重刑主义者的立法幻象 (8) 谁在制造“捐巨款可免死”恶劣法治印象 (0) 计划生育与法治 (0) 西丰警方进京抓记者考验中国法治水平 (3) 社会平等是通往和谐社会的桥梁 (1) 狗说人话的时候 (2) 浅论中国古代法的特点和我国法治的现代化 (0) 法治流行年代 (0) 法治如何中国?——在“下乡”与“上访”之间 (0) 法治可以取代民主 (3) 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 (0) 法治、德治与德教的思考 (0) 法官被枪击泼硫酸——法治的问题? (0) 我国法治的致命软肋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1) 征“小姐税”已无资格称执法 (3) 建立法治市场经济有利于实现机会平等 (0) 尊重,并绝对服从警察的执法权 (1) 宪政、法治与民主 (0) 嫖宿幼女罪让人有切齿之恨 (3) 大力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政治制度 (0) 向你强征小姐税,你也只能洗洗睡 (0) 县政就是宪政 (0) 县委书记要封中央政法委的喉 (1) 区分法治与法律,《宪法》与宪政 (1) 公民精神与民主法治 (1) 从水门事件中解读美国的法制与民主文化优势 (0) 乌龙案件为何总陷于洗冤的泥沼 (2) 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开端与挫败 (0) 中国法治倒退引发司法界焦虑 (2) 中国城市的一些绑匪般的执法者 (0) 中国不能实行有效法治原因 (0) “解散义工组织”中对法治的道德拷问 (0) “法治”的尴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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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

重庆是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的所在地,是我魂牵梦萦的一座城市。1978年,经历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歌乐山下的这座校园里,自己开始了此后的法学生涯。 然而,时过三十多年,我们多么熟悉的这座城市里却发生了很多事情,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法治的理想正在沦丧。 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 ——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 贺卫方 2011-04-12 12:51:41 尊敬的重庆市法律界各位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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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商“思想偏激”的北大教授(邹健)

会商“思想偏激”的北大教授 邹健 《中国青年报》2011年3月31日   贺卫方按:此文有趣。不过,把俺归到疑似“思想偏激”一类实在是黑天冤枉。老鹤一贯循规蹈矩,议论守法度与纪律之范,思想在自由和保守之间;平庸之嫌或难逃,偏激之论定木有。邹健先生如此归类,待俺老鹤有闲暇时一定好好会他几商,以解心头之恨。先转载于此,以为他日呈堂证据。 原文链接: http://zqb.cyol.com/html/2011-03/31/nw.D110000zgqnb_20110331_3-02.htm —————————————————————————————— 据《北京晚报》报道:今年5月以后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将被纳入会商范围。此事在网络上引来一片愤怒的斥责。但因其实在是过于八卦,实情究竟如何,有无误传、误报、误读,的确很难说,我对事情本身至今半信半疑。      但和大家一样,对于北大把“思想偏激”的学生纳入“会商”范围,我不赞成,甚至于根本就不相信。因为,如果北大校方真要“会商”所谓“思想偏激”的学生,那他们拿那些“思想偏激”的教授怎么办?      譬如说孔庆东教授。——同意孔庆东教授“思想偏激”的请举手!全体手放下。不管喜欢孔教授还是反感孔教授的人,大概对其“思想偏激”都不会有太大异议。特别是他关于“文革”、关于朝鲜的议论,估计很少有人能够接受。且不论他是“深刻的片面”,“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还是纯然胡说八道,总之他是偏执于一端而且时常很激烈——真偏激也。      再譬如张维迎教授。——同意张维迎教授“思想偏激”的请举手!大部分手放下。张教授本来是中国经济学主流阵营里的核心干将,很让偏激的“非主流学者”嫉妒的。但近年来,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他突然觉得原本信奉的“芝加哥学派”思想很不给力,转而加入了高张“市场万能”、“政府万恶”两面旗帜的“奥地利学派”,再进而“回到斯密”、克己复礼了。他的若干或被人断章取义或符合其本意的偏激“语录”流传于网上,很值得“会商”嘛。      我虽然不是北大人,但我知道,像这样的“偏激”教授,北大还有很多——至少每个系都有那么几个。并且,他们每个人偏激偏的五花八门,上一堂课甲教授领着同学们往东偏,下一堂课说不定乙教授又拽着大家往西偏去了。试想一下北大法学院的课表,贺卫方教授和朱苏力教授挨在一起的话,学生们的头脑需要多么宽广,才能容得下他们忽东忽西地反向跑马……当然,说贺、朱两位教授“思想偏激”,举手同意的人不会太多,但他们二人大概都会同意对方是“思想偏激”。      指名道姓说半天,归根结底,这些人可都是好教授啊!他们的专业功底都很好,就算其思想各有偏颇之处,也在同行们日常的互相“会商”中抵消大半,有什么了不起的?而如果北大校方也认同此点,放过“思想偏激”的教授们,那么,“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也就多余。首先,有的“思想偏激”的学生可能会碰上“思想偏激”的老师,恰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因此不用“会商”就改正了也说不定;也有的原本“思想中正”的学生,如果摊上了“思想偏激”的老师,可能无意中就给带偏了,如此,学校管理层“会商”又怎么“会商”得过来?      所以,这事儿还是算了罢——如果确有其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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