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

说有易,说无难——向胡适先生道一次歉 向江勇振先生

  这篇文章早就想写,但没找到机缘。   还是2011年4月为纪念胡适诞生120周年在南大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来自台北的朋友告诉我,刚出版的江勇振先生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对我的《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提出批评。恰巧,在美国教书的江先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期间,我自己主动向江先生提及此事。江先生很绅士,打着手势:当然,这只是学术层面上的……(后面的什么词我忘记了)。我点头称是,某种意义上,书就是用来批评的。然而,此刻的我关心的不是批评,而是批评了什么。江先生当时只提出一点,让我只好说惭愧。   在《瞧,这人》的“内容提要”里,我这样写道:“胡适是20世纪的一个文化坐标,一种精神象征,一条思想脉络。即使放在21世纪的今天,胡适和他所代表的思想依然是普世意义上的一种价值选择。基于此,本著试图从资料本身形塑胡适。重在挖掘、梳理和呈现胡适一生的思想脉络,把握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更关注在他的思想语境中,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对社会事务的关怀和他在公共领域中的表现。同时,以人带史,由此折射胡适所身处的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其中,从资料本身形塑胡适,并梳理其思想脉络,乃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但,江著正是在这一点上指出了我的问题。   不言而喻,胡适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思想,作为20世纪自由主义的知识代表,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当然是我关注所重。在《瞧,这人》之前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中,我已经感觉胡适前期在自由主义上的偏差,比如莫斯科三天,胡适就没有把持住自己,以致向斯大林体制表错了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舛,我的判断是,胡适只是接受了19世纪密尔的新自由主义,对密尔以前以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缺乏了解。因而,到了《瞧,这人》,我根据我对胡适留美期间日记的阅读,作出了一个知识性的判断,即胡适没有读过洛克的《政府论》。书中我是这样说的:“就自由主义而言,胡适肯定是密尔式的,但未必是洛克式的,在他的日记中,我尚未发现胡适读过洛克,而洛克被提及,也是在一则‘近世不婚之伟人’的日记中,他(写作‘陆克’)和笛卡尔、帕斯卡、斯宾诺莎、康德、霍布斯、斯宾塞等人排列在一起。”(该书第88-89页)   虽然那天和江勇振先生有过面对面的交流,但毕竟手中无书。后来一位读者朋友寄一本送我,并告知江著对我提出的批评,书中约有四、五处。江著厚厚一本,有如砖头,这是它的份量。但胡著写完后,我自己兴趣有所转移,大体停止了对胡适的关注(《瞧,这人》只写了胡适的前半生,等于才写了一半,呜呼),对这样一个六百多页的大厚本,不免有一种阅读的畏惧。因此,书到手后,随手翻翻,居然没翻到对我的批评处,就丢了下来。这一丢就是很长时间。至于今天提笔写这篇文章,只能说是一个机缘。今年2月24日,是胡适先生辞世50周年。《南方人物周刊》要推出他们的纪念文章,该刊记者约我为这组文章做一个对话笔谈。看得出该记者很用心,约我笔谈前,看了江先生的书,也看了我的书。稿子完成后,电话来会通,其中问我是否知道江著对我的批评。我心中一动,说知道,连忙问她在哪一页。听到电话那头她去拿书,过来告诉我是263页,还念了其中一段。此刻,我也拿过书来翻到此页,同时在电话中告知她,我去年见过江,还扼要说了当时我和江交流时的情形。   针对我所说的“相信胡适读过《政府论》就不会走到自由主义的反面”,江著非常明确地告诉我:“念西方哲学的胡适,在选课的时候一定会读到洛克,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在,我们知道胡适在‘哲学30:经验论与唯理论’这门课读了洛克。此外,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的‘胡适档案’里,就有一篇胡适的读书报告,写的就是邵建所谓要了解自由主义的真谛所必读的《洛克的研究》(A Study of Lock’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我一边听电话,一边看这段文字,虽然我早就知道有这一处批评,但直接面对,还是惭愧不已。我所面对的材料,来自胡适的日记、书信和年谱,但这并非是材料的全部。台北的胡适纪念馆里,大陆这边的近史所里,都还有大批胡适的资料(英文的、中文的)没有出版。我并没有穷尽材料,怎么可以断言胡适没有读过《政府论》呢。   记得南京一位朋友(邓伍文)不止一次说过,历史研究说有易,说无难。当时听了也就听了,此刻,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是啊,你没见到的东西多了去,怎么可以断定它就没有呢。何况有是可以证明的,无则难以证明。这是一个硬伤,知识硬伤。在硬伤面前,我所能做的,第一是向已故的胡适先生道歉(正如把没有说成有是诬枉,但把有说成没有,虽反向之,亦迹近之),当然宽容的胡适先生已经无法接受我的道歉了。第二是要向江勇振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对我的批评,还感谢他等于为我找到了胡适读洛克的证据,于是我便知道胡适对古典自由主义并非陌生(因而,我对胡适自由主义的批评,还要重新审视并解释)。   做一个人的研究,哪怕是思想研究,都要尽可能地穷尽材料。就此点而言,我实在用力不勤劬。记得当时江先生告诉我胡适读过洛克时,我即问出处,江告诉我,出处在北京近代史研究所里的“胡适档案”,他是从那里抄出来的。胡档就在北京,它就睡在那里,我并非不知道,但却从没有动过要去抄书的念头,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开放(我的胡适两本书,材料依据都是根据公开出版的胡鲁著作)。江先生远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德堡大学,却能跨洋过海,不止一次到台北和北京来坐冷板凳。两相比较,这是什么精神。当然,江勇振对材料的用力,我早就感知,大约是07年吧,台北一位老先生寄给我《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就领略了这位哈佛历史博士的材料功夫。材料是史学的功底,甚至胡适的弟子傅斯年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就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的朋友中多位写作走的都是傅斯年的这个路,我则常以我的兴趣是思想史或观念史而自我开脱,所以这次就跌了跟头。   去年12月中旬是胡适120周年的诞辰,杭州的傅国涌约了几位朋友去他那里一道做个纪念。离杭那天,几人同车,我坐在前面副驾的位子上,听后面几位聊天。话题游走,却不出各自的兴趣。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材料,坐中谢泳、傅国涌等都是材料高手,都肯在材料上花大功夫。比如就是这次傅国涌送我的《辛亥百年》上下册,全书共八篇,每篇之后,材料出处的注释基本都是三百多条。两册之后亦都附有参考书目,我看了一下,包括日记书信口述回忆录年谱当时报刊文章等,参考文献有三百多种。国涌正是凭靠这样一个体量,才左右逢源,完成了“重建辛亥叙事”。因此他们聊天,我无从插嘴,我就不在这道上。似听非听时,听得谢泳接了国涌一句:别人用过的材料就不叫材料。很漂亮的一句话,它是追求文献的初始发现和第一次使用。我相信,以上江勇振从故纸堆中抄出的那份英文胡档,就属于这种。   这里我还必须自领一次粗疏。先感谢江勇振在书中为我圆场,说:“邵建不是不知道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是不记哲学的。胡适解释了他在日记里不记他所读的哲学的原因”接着,江著引了一段胡文:“或问吾专治哲学,而札记中记哲学极少,何也?则答之曰:正以哲学为吾所专治,故不以入吾札记耳。吾日日读哲学,若一一以实吾札记,则篇篇时日皆有所不给。且吾之哲学功课,皆随时作记(notes);其有系统的思想,则皆著为长篇论文,如前论墨子、康德(kant)、胡母(hume)[休谟]诸文,皆不合于札记之体例也。且吾札记所记者,皆一般足以引起普通读者之兴味者也。哲学之不见录于此,不亦宜乎?”这里的札记即日记,应该说这段文字我知道,而且其中的休谟亦为古典自由主义之代表;但实际上却变成了知而不道,或曰,视而未见。胡适既然有了这样的自述,何况如果我细敏,胡适否定遗产权时还率先肯定了“财产权起于劳动”,这正是洛克《政府论》的观点,我为何还要推断他没读过该书呢;尽管推断的语气并不绝对,甚至带有一点悬拟。   电话中,我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当我知道胡适读过洛克后,很自然提出了疑问,即如何解释胡适后来出现的自由主义偏差。本来倒是想探讨一下的,但,江勇振很直接:到时我自然会作出解释,一边说一边伴以神情和手势。这话题便到此为止。江著第一卷只写到胡适1917年回国,胡的问题要到1920年代才出现。江要解释,也要等到二卷吧。回叙完毕,我和江没完成的话题,倒变成了我与这位记者的继续。看得出,该记者对胡适很感兴趣,她本是理工出身,却转过来吃文字饭,我只能在电话中称说不简单。从哲学理解的角度,比如康德不太容易懂等等,她说了她的理由。我的看法是,如果胡适读过洛克,他的问题恐怕更严重。这倒不是康德难读,毕竟洛克不是康德,很容易把握。如果把《政府论》概括一下,说到底就是人们所以需要国家(政府),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   可是,胡适恰恰在产权问题上摔了两跤。一次是在美国念书时不赞成美国的遗产制度(遗产即财产),认为应该取消(即“宜去”),这等于是剥夺财产所有者对于自己财产的处分权。一次是20年代路过莫斯科,为苏俄体制辩护,认为剥夺私人产权的苏俄“共产制实在不成什么问题”,而且认为只要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我所以两本书中都抓住胡适这一点不放,实在因为没有什么比私人产权对自由主义更重要的了,也没有什么比私人产权的失去更能危害人类的了。20世纪前五十年的中国自由主义基本上在这个问题上不及格(除了哈耶克的中国弟子周德伟等少数人外)。只要自由主义不根基于私人产权,无论其他什么自由,如言论、结社、迁徙、信仰等,统统hold不住。而且极权主义正是从私人产权的门限里破门而入,将魔掌伸进言论结社迁徙信仰等领域,最后肆孽于整个社会,乃至它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完全可以说,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没有私人产权,就没有自由主义;正如没有私人产权,就必然导致极权主义(目下我们对极权主义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延伸到产权这个最根本的层面上)。鉴于对此问题的严重体认和我们自己还在经历着的历史,我自然无法放过胡适自由主义乃至中国20世纪自由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谁让胡适您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呢。胡先生,抱歉了!   因为一通电话,便有了这篇文字。记得当时电话中,无法展开谈,我大概说了我的看法:假如胡适了解古典自由主义,那么,他一定是受了那个世纪流行的进步论的影响,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形成于17、18世纪,而俄苏那一套是后起的、新的。那个时代的人往往唯新是求。不独胡适,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团体,当时所以接受苏俄那一套,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新(古典自由主义反而成了守旧和落伍的对象)。上个世纪的唯新是求应当与严复翻译的进化论有关,在当时一味求新的语境下,进化论变相为进步论,而这个进步论真的害人不浅,害世纪不浅,至今我们还没完全给它祛魅。当然,电话中没说的另一原因也可能是中国士子遗传性地对财产的轻视。   放下电话,继续读江。看到这样的表述:“如果胡适作出了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合的论点,那绝不是像邵建所说的,是因为胡适‘对古典自由主义生疏’,而是他站在了解的基础上来批判古典自由主义。”是这样的吗,至少胡适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的表述,我尚未见到(也许又是我粗疏了)。下面的表述更加有意思(刚才那位记者还特地念出来听),它针对我,又不止针对我:“所有研究胡适的人都必须先抱持着一个态度跟一个假定。那个态度就是虚心:我们所面对、所分析的,是一个天才,他的天分跟努力是我们望尘莫及的;那个假定就是:如果胡适敢谈任何问题,我们必须假定他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必须假定该看的书,他都已经看过了。”这段文字是有表情的,它让我莞尔。不禁想到2009年五月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开会时,江先生有过一次胡适的专题讲座,这文字就让我联想到他那次谈胡适时的神态,像极了。   只是我尚不清楚江勇振先生在二卷中将如何解释对古典自由主义不生疏的胡适,为什么会出现自由主义的“变节”,这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正如我更关注江著第一卷中提到但并没有给我们呈现的那份编号为E060-012的“胡档”( A Study of Lock’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年轻的胡适在这里说了些啥呢,愿江先生二卷中能为我(们)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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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采夫 | 建议小孩子读胡适

2012年03月07日 07:10:04   (这篇为凤凰网写的专栏,原题为《向胡适说感谢》。)     刚刚过去的2月24日,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看到邵建老师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用“风雨苍黄”四个字概括了胡适之后的五十年。       我最早知道胡适,应该是在中学历史课本上,说陈独秀和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记得当时还考过一道题:陈独秀写过一篇《文学革命论》,胡适写过《文学改良刍议》,看他俩谁更牛。标准答案是老陈更牛,因为他是“革命”,更坚决更彻底,而胡适是“改良”,太温和,太妥协,缺少革命精神。类似的“思考题”还有一道,通过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发表的抗日宣言,比比他俩谁更抗日更坚决,标准答案是毛更牛。       高中开始看李敖的书,李敖自认是胡适之的小朋友,但对胡适讥诮多于尊敬,倒也贯彻了他《老年人与棒子》一文的精神。通过零散片段知道了一点胡适,但是有限,只知道他整日笑嘻嘻的,怕老婆,常陪老婆打麻将等花边。中学语文里鲁迅骂梁实秋和新月派的时候,胡适也被语文拉出来展览过,好像说《新月》是小资产阶级杂志,一帮文人小骂大帮忙,没鲁迅柔石胡也频他们厉害,敢拿命跟国民党死磕云云。       上大学以后,一位讲《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老师给我正式“开了蒙”,这位胖胖的、气喘吁吁的老师,用半个学期讲了一下胡适,说胡适其实是个大牛人物,无论写诗还是搞学术,随便一弄就是“开风气之先”,但是他没长性,兴趣太容易转移,老是弄半拉子工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截到死也没写出来。那位历史老师犯过“政治错误”,很多年学校不给他分房子,我好像去过他家一次,一家三口一个单间,一个大床,门外做饭。但我到底但没有去过?记忆有点模糊了。     那时候太晚熟,老师讲的好多东西,都没记到心里去,但我开始真正想一些事情,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所以到现在都很感激他。     工作以后,正好碰到民国热开始起步,从张爱玲钱钟书周作人他们开始,到沈从文梁实秋徐志摩,直到胡适微笑着走出来,民国热的主题演出才“哗”地正式拉开帷幕。随即,要“革命还是改良”、“救亡还是启蒙”、“要鲁迅还是要胡适”、“鲁迅属于20世纪胡适属于21世纪”、“五四和新文化运动谁重要”等篇目依次出场,各种论战,煞是精彩。现在回过头看,那几年是知识界十年来最好的时光,当今思想文化界有分量的人物,就是在那几年走上舞台的。     那也是对我至关重要的几年。我在青少年时期喝下了太多“狼奶”,大学时开始“断奶”,但苦于找不到解药,毕业的几年才正式开始“吐奶”,至今仍觉得余毒未净。但已经不错了,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启蒙,我现在得是多么可怜的一个人呢。每想到这儿,心里就几分庆幸,几分痛恨,又有几分感激。     我喜欢鲁迅,也喜欢胡适,但与不少人的感觉相反,我在感情上与鲁迅亲近,对胡适更多的是敬重。鲁迅的严厉和苛刻,绝望和不宽恕,对我来说都可以理解,对其文章幽默之处也颇能领会,而对胡适,更多的是一种温情的敬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珍惜,因为如他这样理性又乐观的人在中国,实在是太过稀少。     朱学勤写过一篇《愧对顾准》,在鲁迅和胡适之间,我自觉比较愧对胡适。鲁迅本来就有大绝望,他属于黑夜,而胡适相信未来,深信如果多研究些问题,这个世界会一点点变好,如果为个人多争一些自由,就会为国家争到自由,但自他加入新文化运动到现在,正好将近百年,一百年的时间,我们给了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带去了最坏的消息。     所以对于胡适先生,我有一半感谢,另有一半惭愧。     韩寒和方舟子的论战,已经超越了论战,成为知识界的大检阅,结果令人悲观。在硝烟弥漫处深思,越发怀念胡适,他对待批评的理性态度,他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他对“容忍”的以身作则,都成了这个时代的空谷绝音。     有这样一句话,不知是不是胡适先生说的,问了几位朋友,也不能最后肯定。不舍得放弃,现摘录一下,因为可以用来评价很多事情,比如学雷锋。他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建议家长给小孩子们选书的时候,给他们读一些胡适的作品,通俗易懂,说理透彻,有如清水,很有益于小孩子的身心。             潘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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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胡适说感谢

  潘采夫       刚刚过去的2月24日,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看到邵建老师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用“风雨苍黄”四个字概括了胡适之后的五十年。    我最早知道胡适,应该是在中学历史课本上,说陈独秀和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记得当时还考过一道题:陈独秀写过一篇《文学革命论》,胡适写过《文学改良刍议》,看他俩谁更牛。标准答案是老陈更牛,因为他是“革命”,更坚决更彻底,而胡适是“改良”,太温和,太妥协,缺少革命精神。类似的“思考题”还有一道,通过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发表的抗日宣言,比比他俩谁更抗日更坚决,标准答案是毛更牛。    高中开始看李敖的书,李敖自认是胡适之的小朋友,但对胡适讥诮多于尊敬,倒也贯彻了他《老年人与棒子》一文的精神。通过零散片段知道了一点胡适,但是有限,只知道他整日笑嘻嘻的,怕老婆,常陪老婆打麻将等花边。中学语文里鲁迅骂梁实秋和新月派的时候,胡适也被语文拉出来展览过,好像说《新月》是小资产阶级杂志,一帮文人小骂大帮忙,没鲁迅柔石胡也频他们厉害,敢拿命跟国民党死磕云云。    上大学以后,一位讲《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老师给我正式“开了蒙”,这位胖胖的、气喘吁吁的老师,用半个学期讲了一下胡适,说胡适其实是个大牛人物,无论写诗还是搞学术,随便一弄就是“开风气之先”,但是他没长性,兴趣太容易转移,老是弄半拉子工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截到死也没写出来。那位历史老师犯过“政治错误”,很多年学校不给他分房子,我好像去过他家一次,一家三口一个单间,一个大床,门外做饭。但我到底但没有去过?记忆有点模糊了。    那时候太晚熟,老师讲的好多东西,都没记到心里去,但我开始真正想一些事情,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所以到现在都很感激他。    工作以后,正好碰到民国热开始起步,从张爱玲钱钟书周作人他们开始,到沈从文梁实秋徐志摩,直到胡适微笑着走出来,民国热的主题演出才“哗”地正式拉开帷幕。随即,要“革命还是改良”、“救亡还是启蒙”、“要鲁迅还是要胡适”、“鲁迅属于20世纪胡适属于21世纪”、“五四和新文化运动谁重要”等篇目依次出场,各种论战,煞是精彩。现在回过头看,那几年是知识界十年来最好的时光,当今思想文化界有分量的人物,就是在那几年走上舞台的。    那也是对我至关重要的几年。我在青少年时期喝下了太多“狼奶”,大学时开始“断奶”,但苦于找不到解药,毕业的几年才正式开始“吐奶”,至今仍觉得余毒未净。但已经不错了,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启蒙,我现在得是多么可怜的一个人呢。每想到这儿,心里就几分庆幸,几分痛恨,又有几分感激。    我喜欢鲁迅,也喜欢胡适,但与不少人的感觉相反,我在感情上与鲁迅亲近,对胡适更多的是敬重。鲁迅的严厉和苛刻,绝望和不宽恕,对我来说都可以理解,对其文章幽默之处也颇能领会,而对胡适,更多的是一种温情的敬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珍惜,因为如他这样理性又乐观的人在中国,实在是太过稀少。    朱学勤写过一篇《愧对顾准》,在鲁迅和胡适之间,我自觉比较愧对胡适。鲁迅本来就有大绝望,他属于黑夜,而胡适相信未来,深信如果多研究些问题,这个世界会一点点变好,如果为个人多争一些自由,就会为国家争到自由,但自他加入新文化运动到现在,正好将近百年,一百年的时间,我们给了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带去了最坏的消息。    所以对于胡适先生,我有一半感谢,另有一半惭愧。    韩寒和方舟子的论战,已经超越了论战,成为知识界的大检阅,结果令人悲观。在硝烟弥漫处深思,越发怀念胡适,他对待批评的理性态度,他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他对“容忍”的以身作则,都成了这个时代的空谷绝音。    有这样一句话,不知是不是胡适先生说的,问了几位朋友,也不能最后肯定。不舍得放弃,现摘录一下,因为可以用来评价很多事情,比如学雷锋。他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       建议家长给小孩子们选书的时候,给他们读一些胡适的作品,通俗易懂,说理透彻,有如清水,很有益于小孩子的身心。       潘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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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风雨苍黄五十年——胡适辞世50周年祭

   风雨苍黄五十年   ———胡适先生辞世五十周年感怀    编者按:今天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日,本报约请三位在胡适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撰文,追忆和评述胡适先生在思想、学术与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以飨读者。   ◎邵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公元1962年2月24日,胡适先生辞世于台湾,至今已是五十年。风雨苍黄五十年,一位名叫李慎之的老人去世前曾预言: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从时间维度,21世纪不但到来,并且走完了第一个年代,但胡适的世纪并没有随时而至。非但如此,甚至在经过几十年隔绝之后,与我们一度拉近距离的胡适,反而渐行渐远渐杳如。当然,不用怀疑,胡适最终会回到我们中间,问题是,我们看不清一张胡适回归的路线图。   以上的胡适,显然双关。他既是当年血肉之躯的胡适,也是一种文化象征和制度象征的胡适。作为前者,胡适已永远不能再回我们中间。作为后者,我们已然经历了五十年的苍黄风雨,莫非还要等待另一个五十年的风雨苍黄?几年前,我写过一本比较胡适与鲁迅的书,意旨很明确: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他们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分别带来不同的后果。直到今天,21世纪的中国,依然没有走出胡鲁时代的思想困境和文化格局。当年胡鲁的问题,也是今天的问题;当年胡鲁的选择,依然是今天选择的参照。因此,在胡鲁诸种不同的比较中,望能有鉴于21世纪的文化重构。那么,21世纪的文化,如果以胡适为表征,那是一种什么形态的文化呢?   胡适一生,其言论涉及学术文化、思想文化和政治文化,他一生的努力即是将包括学术、思想和政治在内的整个社会文化系统构成一种体制。这个体制,其轴心是宽容、自由与多元(这三个词在语义上可以互文)。因此作为20世纪文化象征的胡适,是一种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化。不幸在那个恶劣而残酷的世纪环境中,“胡文化”非但没有形成其体制,反而落花流水春去也,几乎荡然无存。即使胡适所在的那个孤岛,抑或胡适去世的那个时刻,因威权的重压,自由也只能冻芽一般蛰伏。直到胡适去世,他也没能亲见自己一生为之努力的文化成为一种制度。   宽容-自由-多元,三词连缀,可以构成我们人类世界不可须臾相离的价值谱系(否则就是一种奴役状态),其中宽容为前提,自由是核心,多元乃结果。胡适不仅晚年一再表白“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且早年即能以其难得的敏感,见微知著,力诫不宽容的危险。1925年,面对那个时代进步分子火烧《晨报》事件,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指出“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毁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怕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读胡文至此,每每变色动容。胡适“忧于未形,恐于未炽”,不幸他的忧恐到底还是变成了历史,并延伸为现实。历史是人的选择,现实是历史的继续。然而,在历史中做出这样选择的,恰恰是胡适当年的同道,即那些自命为新的人,同时包括大量为他们所裹挟的无知青年。这是报应,20世纪我们像敝屣一样扔掉胡适,扔掉那宽容其表自由其里的“胡文化”,这个民族就注定要长久地品尝由自己酿出的苦酒。   胡适生活的时代,是从宽容走向不宽容。胡适之后的时代,如果从不宽容走向宽容,那么胡适给我们的启示在哪里?毕竟宽容的时代谈宽容易,不宽容的时代说宽容难。今天,我们如何宽容?回望胡适一生,把自己当作理念的种子,同时自己也是播种者。宽容之于胡适,既是天性,更是理念。作为理念,一旦你做到宽容,这个社会便会减少一份惨酷。胡适一生,大体可以视为宽容精神或宽容人格的身体力行。但宽容仅仅表现为精神人格还远不够,必须制度化。1948年,胡适谈自由主义时把宽容解释为“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这种保障就是制度化的保障。然而,制度是难的。这里不妨引用胡适曾经引用过的《圣经》中的比喻,它“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胡适岂不就是这粒芥子的播种者,不但“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而且对未来始终抱持乐观:播种在我,功成却不必我在。所以有研究者这样评价胡适: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这没有完成的一切,在胡适的身后,又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能够作为的,便是当年胡适的作为。让“胡文化”制度化,即使路途迢遥,我们也要保持胡适式的乐观。胡适的乐观并非盲目,尽管他自称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哪怕是在那不堪的时节。乐观的根据在于,体制熬不过社会。一切正面的努力都是有效积累,这正是胡适所谓的“功不唐捐”。当整个社会经由无数人种子般的努力,它的变化必然导致制度变化而不是相反。胡适一生是播种的一生,而非收获的一生。他没有看到自己渴望看到的下一个时代,却为下一个时代埋下了种子。今天,我们也都是下一个时代的种子,我们播种我们自己,我们耕耘我们所在的社会。社会是我们的立足,也是我们的力量。用社会倒逼制度,我相信,在可见的未来,无论风雨苍黄,还是风雨如晦,我们风雨兼程并终将在这洗礼般的风雨中与胡适相遇;正如风雨过后,“胡文化”势将使这块古老的土地万木复苏。    胡适的民主教育论   ◎高力克(浙江大学教授)   1905年,孙文在伦敦拜会严复并讨论改革问题,留下了一场关于启蒙与革命的世纪之争。严复主张:“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得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文答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严孙二氏代表了晚清启蒙与革命两条路线。启蒙家严复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民智民德的低劣,故治本之策在于国民的启蒙。革命家孙文则主张以推翻腐朽的专制制度为中国现代化的当务之急。严复的“国民素质论”在晚清影响巨大,维新派和保守派皆以此为反对共和革命和鼓吹“开明专制”的基本理由。追随美国革命的孙文,则苦于中国匮缺北美殖民地人民数百年的地方自治习惯,而设计了革命后“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民主转型程序。   胡适的民主教育论,对种种以国民素质为由的“开明专制”论提出了挑战。   1929年,国民党完成武力统一后宣布实行“训政”。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起“人权运动”,批判国民党打着“训政”旗号的一党专制,呼吁制定宪法,保障人权。胡适主张:“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宪法之下正可以做训导人民的工作;而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   胡适认为,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各机关不得逾越其法定权限而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蒋介石和各级官员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的模样,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   1930年代,由于苏俄和德意极权政治崛起的诱惑,国内知识界兴起了一股新式独裁思潮,胡适与其《独立评论》盟友蒋廷黼、丁文江之间爆发了一场民主与独裁论战。在这场关乎现代政治文明基本价值的论战中,胡适力挽狂澜,坚守民主宪政,反对专制独裁。他用以批判新式独裁论的主要理论是“民治幼稚观”。   胡适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俄德意的新式独裁政治则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可以训练多数平凡的人参加政治,它只需要公民能运用他们的选举权,这种能力是不难训练的。   胡适强调,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它能使那大多数“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定期通过选举参与国家大事,画诺投票。平常人的政治兴趣和政治能力不过如此。这种幼稚园的政治并不难学。民主与专制的本质区别在于:民主国家的阿斗逢时逢节干政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独裁国家的阿斗却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民主国家有失政时,挽救的办法只消把“诺”字改做“No”字即可。在胡适看来,民主政治的优点,一是简单易学,一是具有修错机制。   胡适的民治幼稚观与素质论反其道而行之,旨在阐明民主是适合一切民族的常识政治,虽然其观点的论战色彩难免影响理论的严谨性。   在胡适看来,民主不是纸上谈兵可以学会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必须在民主中学习民主,正如下水学游泳一样。“最有效的政治训练,是逐渐开放政权,使人民亲身参加政治里得到一点政治训练。说句老话,学游泳的人必须先下水,学弹琴的人必须先有琴可弹。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   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胡适并不否认国民素质的重要性,他长期致力于从思想文艺上为民主政治奠定基础的启蒙工作。但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还是制度。公民德性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民主是公民养成的最好学校。    1947:胡适的政治兴奋点   ◎程巢父(知名学者)   1946年11月1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电邀胡适“莅京出席国民大会,藉慰众望”。次日,胡适飞抵南京。国民大会于11月15日开幕,代表总额2050名。胡适被选入主席团。《宪法草案》在大会需经三读。在二读大会上,又推定代表孙科、胡适、王宠惠等12人负责整理宪法决议案条文的文句。12月25日上午,进行第三读大会前,十二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公推胡适代表报告整理结果。看来,像宪法条文这样百年大计的文献之文字推定,只要有胡适在,大家就不会选第二人,尽管有望重一时的法学家王宠惠在其中。胡适报告后,宣读《宪法》条文历半小时,大会完全接受,郑重通过,制宪大业,宣告成功。   按照大会决议,国民政府于民国36年(1947)1月1日公布宪法;并着手政府改组。2月21日,蒋派王世杰飞往北平,劝胡适考虑就任考试院长。他说“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我不愿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   3月13日,胡适到南京。此来是为参加中基会年会,商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法草案。晚8点,蒋介石邀吃饭,先约胡适小谈,仍然劝他参加政府。以后几天,陈布雷、邵力子都来劝驾。18日下午蒋又约谈话。胡适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蒋承认那是错误,但他一定要胡适考虑国府委员的事。   胡适虽坚执不入政府,但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热情并未稍减。下午5点,又访英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胡适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   7月20日,各报登出胡适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他说,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党政”的名称,性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类。他各用四种特色概括出这两类政党的性质和作风。最后说: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8月1日上午9点,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做生平第一次国内广播,讲题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他说轮船、火车、电报、汽车、飞机、无线电报出来以后,世界上的距离一天天缩短,地球一天天缩小,人类一天天接近,把种种自然的阻隔物都打破了,使各色各样的风俗习惯、信仰思想都可以彼此接触,彼此了解,彼此交换,已经渐渐的造成了一种混同的世界文化。这种世界文化都是自由挑选的,这里面有一个大原则,就是“我要什么,我挑什么来,他要什么,他挑什么去”。这些都不是洋枪大炮输入或抢去的。这是世界文化的一个自然趋向。还有一个理想的趋向。这个趋向是改造世界的大方向,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现在差不多成了文明国家共同努力的目标了,总括起来共有三个: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加人生的幸福。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   8月1日这一天胡适辛苦得很,为写广播词前一夜通宵未眠,上午广播后未得休息,魏德迈特使团又到北平,约他去谈话。他下午赴约,四点半先与政治顾问斯普洛斯谈。五点十分同魏德迈将军谈到七点二十分。他是当时世界知识最丰富,最了解国内局势,见解最透辟的中国舆论界领袖人物,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极高,故美国朝野均极重视他的意见。   二战结束以后,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乐观情绪,很快就笼罩了“不安全”的阴影,普遍感到苏联的威胁迫在眼前。胡适在8月里又写了一篇政治评论:《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上半篇回应左翼对他广播词的批评,宣称自己“偏袒”那个自由民主的潮流的立场;下半篇着重指出“那个反自由、不民主、不容忍的专制集团”的世界革命运动“只是这三十年(1917-1947)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而“民主自由的大运动是站得住的”,是将来要“一定获胜”的。   1947年9月21日胡适的《日记》记:上午投票选举市参议员。此是我第一次参加选举。与崔书琴、张佛泉诸友去参观各区选举,共看了三个区域选举投票所,与两处职业投票所:市教育会与市商会。此次实地观察,胜于十年读书。   胡适当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民主政治初步实行的这些活动,今天来看台湾的宪政格局,觉得先生在1947这一年投注的热情和精力,总算没有虚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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