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朱学东 | 我的大学

2012年03月15日 18:35:40   我的大学                    (按:早上读到一条为人民大学在高校排名鸣不平的围脖:高校排名对于人大很不公平,大多评价主要侧重各项指标的总量,而忽视了许多高校是因为大量合并,才形成今天的规模。其实,人大许多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力量。     我回说:干吗计较这种玩意儿呢?若爱人大,在校当老师的,立身正己,教书育人 ,关心社会;离校工作的,以职业精神专业水准服务好从事的职业,关心家人, 关心社会,才能为自己也为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赢得尊严。2009年我曾写过一篇长文,《我的大学》,重新贴出来,重温那个年代,大学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命运)       我的大学       朱学东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          离返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得闲翻看当年制作粗糙的大学毕业纪念册,同学们那些神态各异的黑白照片,那些毕业题写的留言,或豪言壮语,或旁征博引,或感性直陈,或真情流露,或幽默诙谐,甚至那些插科打诨,一一读来,怎无万千感慨!     不经意间,大学毕业已经20年。     当今天的我,回首望去,来路上依然混沌模糊。但仔细翻检过去每一个路口的选择,以及经过的路石,还是会发现记忆中那些斑驳的痕迹,甚至那些想刻意忘却的物事,竟也忽然鲜活起来,潮水般涌现在眼前心头,原本干涸麻木的心,动了起来,眼睛竟有些湿润了。     人老多情。萧伯纳说:”回忆往事使人非常愉快地感到衰老和悲哀。”     果真。          *****************************************************************************          前传          我的大学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也曾是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     2007年,我还在南风窗总编任上,特意从广州赶回北京,参加了人大70年校庆,并因感慨而写了篇《两所大学的70年》(西南联大和人大),产生了一个有关爱国者的命运的选题。而前些日子,我和新闻系毕业的一位师妹,现在是京城名记,还专门聊起了仙逝不久的人大前辈学长,林希翎女士,唏嘘感慨,也引以为豪。     不过,1985年,我报考人民大学的过程,还颇有些戏剧性。     我对人民大学最早的认识,来自于我的初中地理老师,胡秋原。     我出身在一个生活清苦的普通农民家庭。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江苏苏南地区一个农村中学度过的。     这个中学叫前黄中学,当年坐落在我故乡的一个镇上,在我的故乡大大有名,是乡里先贤毁庙兴学而来,今年建校已70周年。     受母校委托,今年我特别敦请我的大学母校校长纪宝成先生,为我的中学母校题字,纪校长以”立德树人,桃李芬芳”寄语我的中学母校,很是妥帖。     胡秋原老师195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如何回到老家的中学当地理老师,我并不清楚。当年少不更事的我,也错过了了解的机会。不过,从胡老师那里,我得到了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最初的启蒙。     高中一年级时,前黄中学调来了一位教导主任,兼政治老师,叫李培森。李培森先生出身苏州望族,文革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因为历次政治运动,辗转做了中学老师,从此一直到退休。可以说,李培森先生是我最后决定报考人民大学的最大的引导者。     我在前黄中学文科班的最后时光,应该说成绩还算不错。当时我的班主任管元龙老师,在全校高考填报志愿动员大会之前,让我考虑,由学校推荐报考南京大学(可加分20分),或者免试上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因为家境贫寒,管老师动员我报考南大。但会议一结束,我跟管老师说,我自己考。然后,自己填报了吉林大学哲学系。所以填哲学系,就是李培森老师给我们上政治课时,介绍过吉林大学哲学系有位鼎鼎大名的高清海老师。不过,家里人对吉林一无所知,父亲连夜赶到中学,找管老师,请他阻止我报考吉林大学。管老师后来劝我,不报南大也罢了,报北大也行,我们村的一位老乡,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那时候,自己年少幼稚,总想尽快离开熟人的世界,到一个陌生的天空去扑腾,不想进南大和北大就是这个原因。     于是,最后,我填报了人民大学哲学系。无他,除了李培森先生一直以来对人大的鼎力推许外,就是因为人民大学哲学系在招生简章上排在第一位。按当年我高考的成绩,选择哪个学校哪个专业都可以(当然,我们是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填报志愿的)。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多少回,当我重读或者默念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时,都会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感慨万千。     虽然,后来我经常开玩笑,说男怕入错行,自己是入错了行,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选择人民大学哲学系。     相反,感谢人民大学哲学系,它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候,颠覆了我旧有的世界,给了我自己打开新世界的思维钥匙,她让我在后来的人生途中的选择,与众不同,却依然那么坦然无悔。     因为,人大这四年,那是我们真正的成人礼,思想上的成人礼。它奠定了我今天的价值观基础。          *****************************************************************************          正传     引路者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上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翰福音          1985-1989年,人民大学和北京,给与我这个普通农家子弟的,就是一缕引领我走向未来新世界的光,但它不是耶和华给的,而是这个时代给予的。虽然期间也伴随着巨大的创痛。          (一)师长们          我的大学时代是在混沌中开始的。     人民大学哲学系1985级,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我们班30多个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江苏的,自然只有我一个。我所在的宿舍,8个同学,北京同学1个,来自顺义,广西2个,一个壮族一个瑶族,(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少数民族),湖北1个,四川1个,江西1个,河南1个。两位读理科的,是广西瑶族和江西的同学。宿舍里按年龄,我排老三(事实上应该是老四,这是我们毕业多年后才知道的)。     初到北京,在班上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结结巴巴,闹得满头大汗。虽然考语文拼音我可以考得很好。而晚上在学二楼下的紫藤园中纳凉,遇上谈恋爱的学长学姐们,害羞躲开的,是我们!我甚至不知道,老家喂猪的玉米糊,如此好吃,而北京的馒头,竟然是没有馅的–我一开始还懵懂地以为,学长学姐们买菜就着馒头吃,真够奢侈的!     更不用说其他了。     这就是我对世界的了解。     当时我的认知,基本来自于课本和亲友老师的言传身教,但他们为我勾勒的这个世界,与我面临的现实世界,距离竟然如此之遥远。     打开新世界光的,首先是哲学系的课程设计和老师。     因为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所以一些课程设计其实还在尝试中。     在中学时代,我最怕的就是物理,没想到,上了大学,竟然又重新开始学习数学和物理了,心里的抗拒可想而之。结果第一学期的时候,这两门差点都挂了,其中一门,忘了是数学还是物理了,连续两个学期,都参加了补考。     不过,读哲学系,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课程杂。除了诸如马列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美学、原著选读、科学哲学等哲学系的基本课程外,当时的老师把集体到雍和宫等参观、看录像等,作为课程内容。同时,自由阅读更是学哲学的人的机会。那个年代,正是读书的好时光,我们有太多的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虽然我已经记不起当年在雍和宫为我们班集体作介绍的先生的名字,但我对当年雍和宫之行印象深刻,那位先生讲得生动有趣,这是一次真正的宗教历史文化哲学的巡游,而不是在枯燥的教室里和书本上的那些生涩难记的概念。虽然,很多东西,当时我们也未必能理解。可惜,后来这样的教学方式越来越少了。     组织看的录像,最初影像最深的政论片,是《让历史告诉未来》,虽然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好像是谈中国军队的成长的,但为之配音的张家声先生,从此却刻记在我的脑海里。美学课组织看的,有港台片,比如《搭错车》;有欧美片,比如《飘》、《音乐之声》等。现在的学生们,要接触到这些,实在太方便了,但在过去,这些于我而言,就是新世界的一部分。     当年的人民大学哲学系,更是群贤汇聚,星光熠熠。肖前、罗国杰、李秀林、陈先达、苗力田、张立文、方克立等,都是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大师,虽然我们于他们跟前耳提面命的机会很少,但我们都读过他们的书,其中一些人,也会跟我们见面座谈。而肖明(我的学年论文指导老师)、刘大椿(科学哲学)、张志伟(西方哲学史)、刑东风(中国哲学史)、李秋零(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马俊峰(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李燕(我的第二任班主任)、李德顺(价值论)、郑杭生(社会学)、丁子霖(美学)、张兆梅(形式逻辑)、许启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学毕业我差点到伦理所工作)、王旭晓(美学)、董永俊(马列主义原著选读)、索爱群(我曾帮着抄过书稿,挣些零花钱),以及那些我已经记不起名字的老师们,都在我成长的关键岁月里,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给予过我指导。现在北大哲学系的陈波老师(逻辑学),我印象极其深刻地是,作为带队老师之一,带我们去吉安做社会调查,嗓门比我大很多,还老批评我讨论问题说话声音太大–不过,那真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此外,1980年代的人大哲学系,当时的博士们也是群星璀璨,李忠尚(德国博士)、远志明(《河殇》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欧阳康、郭湛、单少杰、陈志良、陈宣良等。他们在精神上,给予了我们这些后进很多鼓励和指导。其中一位后来成了我同学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89年春夏之交,当时他对我们说的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以后,学生们可能会为学校管理和治安或者伙食上街,但再也不会有这样政治性学生运动了。”          (二)思想者          ”我要特别感谢那四年,那是构建我基本价值体系的四年,我个人世界观中,关于平等正义自由法治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等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充盈心中”,在学校组织的返校筹备活动时,我对请来的一位央视导演说,”那个年代,我们吸纳的这种现代国家和公民的基本理念,虽然很多也是经过二传的,未必是原意,但当时我们是以理想主义者怀抱改造国家社会的心态,来吸收这样新鲜的养分的,这与后来某些机会主义者的效果,完全不一样,这些理念深深地镌刻在了我心中。后来无论我在南风窗,还是中国周刊,引领我的,就是这样的价值观,后来的生活,更多只是校正和丰富这样的认知。”     这是真的。     当年,李洪林先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小册子,叫《四种主义在中国》,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地现状。不过,我的大学时代,现代国家和公民权利的理念,真在成为知识界传播的新贵。如今成为显学的新儒家,当时在国内还不是主流。     在我的记忆和认识中,那是中国式文艺复兴–确切地说,应该是现代国家公民理念传播的又一次开始–走向高潮并迅速凋零地时代,我们之后不久,物质主义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将理想主义和田园牧歌般的旧式情怀,清扫得一干二净,甚至,连挽歌都没来得及谱。不过,吊诡的是,有关现代国家和公民的理念,却从此从学识的小圈子扩展开,真正在更广大的民众中扎根发芽了。     1985-1989,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有壮美的青春。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充盈于我和我的大多数同学心中。     讲座。雷祯孝先生关于人才和人的价值以及对于过去主流意识形态工具论螺丝丁论的批判,王若水先生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等等,于我而言,振聋发聩。     当年,人民大学800人教室的讲座,可谓往来无白丁,在北京高校赫赫有名。不仅是800人教室,那时,我们追逐于海报栏中各种讲座信息。讲座,那是我们在课本之外,理解世界的又一个窗口。我丝毫不怀疑,在其他地方,这种机会要少得多。     电视片。电视片对我影响很大的,除了《让历史告诉未来》外,影响最大的就是《河殇》。那真是一部让人省思的片子。虽然今天来看,你可以不同意它的观点,但在那个时代,不破不立,历史可能就需要这一过程。     导师们。那是一个盛产导师的时代。除了印在书本上作古了的外国人中国人,还有很多当时国内有名的思想家思考者。     还能回想起来的有,李泽厚(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思想家)、王若水(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李洪林(四种主义在中国)、雷桢孝、刘宾雁、苏晓康(河殇)、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包遵信、金观涛、刘小枫(诗化哲学)、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庞朴(文化的民族性欲时代性)、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何新(诸神的起源)、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史)、朱维铮(走出中世纪)、赵鑫珊(哲学与人类文化)、萧功秦、周国平、俞吾金……     书报刊。那是一个火红的出版年代,感谢那些出版工作者,那些承载时代思潮的书报刊,成为我们追逐的对象。到北京上学后,我省吃俭用,或订阅,或零购,《读书》、《新华文摘》、《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停刊)、《书林》(已停刊)、《武林》或《中华武术》,等等。     如今,我还会偶尔翻阅一下《读书》和《新华文摘》,而当年积攥的《世界经济导报》,在印刷学院搬家后不知踪影,《读书》和《书林》,则封存在我东直门外已经出租的房子壁柜里。     除了报刊,更多地是图书,影响最大的第一本读的外国人写的颠覆中学时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是《理想的价值》(内部资料,遗憾的是作者忘了)。第一本关于中国文化颠覆性的作品,是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看不是正式出版物。还是看看当年我省吃俭用至今还留在书架上财富(主要是来自海外的思想财富)吧:     思想录、忏悔录(奥古斯汀,卢梭)、社会契约论、遗书、小逻辑、培根论说文集、第一哲学沉思集、自然哲学、精神分析引论、西方哲学史(罗素)、随笔(蒙田)、历史主义的贫困、弗洛伊德的使命、存在哲学、存在与虚无、西西弗的神话、福泽谕吉、哲学人类学、文化模式、从混沌到有序,熵,二十世纪哲学、单向度的人、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代、哲学中的变革、生命的悲剧意识、神圣名义下的争鸣、自卑与超越、救亡与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走向未来丛书、西方的没落、人生的智慧、古代法、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马恩选集、马克思传、恩格斯传、资本论、理性化及其限制、论有学识的无知、结构主义、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现代西方社会学、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反右运动、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快乐的科学、生活与情绪、情爱论、不断革命论、幻想与现实……     很难想像,还会有这样的场景,萨特、波伏娃、加缪、马克斯o韦伯、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尼采、叔本华、卢梭、帕斯卡尔、奥古斯汀……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那些生涩难啃的著作,竟然能成为当年大学生,无论文理科,谈话流行的主题!     这样的时代,只有理想主义的时代才会出现,现在,它永远地走进了历史。     除了这些,图书馆是我们更大的选择。除了那些西方学术名著,国内的思想家的作品,比如鲁迅、钱穆、侯外庐、冯友兰等国内思想家学者的一些作品,也开始走入我们阅读的空间。     那个时代,真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时代。除了与专业相关的书籍,我更多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看了大量的电影(现在,我已经基本不看电影了)。     除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以及当时流行的国内小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柯云路的《新星》,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等,影响最大,也于我影响很大),和古代笔记小说外,大量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著名小说,大多是在大学时代完成阅读的,那个时候,可以说,我们既是武侠小说迷,也是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小说迷,还有印度的泰戈尔。而德国人施笃姆的《茵梦湖》,夜深人静回味起来,至今让我扼腕叹息。更不用说伟大的莎士比亚了。     不仅是那些国家的小说迷,我还是哪些国家的影迷,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办公室的故事、合法婚姻、秋天的马拉松、这里黎明静悄悄、机组乘务员、两个人的车站、德黑兰1943、老枪、最后一班地铁、伦敦上空的鹰、虎口脱险、寅次郎的故事、片岗刑警、爱情故事、音乐之声、飘、北非谍影,还有更多无法一一列举的片名。     除了小说电影,还有诗歌。诗歌是我上大学个人阅读的一个重点。中国古代的诗词自不用说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阿赫玛托娃、惠特曼、爱默生、裴多菲、戴望舒、穆木天、徐志摩、北岛、舒婷、顾城、里尔克、聂鲁达、波德莱尔、纪伯伦、蒙塔莱、彼特拉克、雪莱、济慈、白朗宁夫人……     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是解构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却相对较容易被漏过的利器。崔健、张明敏、侯德健、苏芮、齐秦、费翔、郭峰,等等。诸多港台歌星开始渗透,竟然是进一个红一个。     当然,还有来自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歌曲,虽有语言隔海,却也传唱至今。卡朋特、里奇、约翰丹佛……          (三)不该遗漏的导师们          1980年代中后期,新权威主义在国内传播达到了高峰。因为现实政治的需要,新权威主义一度成功地实现了政学合流,在政界被推崇。当时其代表人物有吴稼祥、王沪宁、萧功秦、王逸舟等。     不过,新权威主义当时即遭到了知识界的强烈狙击。后来王沪宁和萧功秦尤其是前者颇有隐身沪上之意。不过,没有想到的是,89之后原来身居要津的吴稼祥即遭厄难,王沪宁却步入了真正的核心圈。当年学术同袍,如今在政治上分际明显,令人扼腕的,也不过如此。     今年在吴稼祥老师博客上读到他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引用春上村树的演讲,说胡在墙和蛋之间,明知粉碎自己,也选择了站在蛋一边,读后让我感佩于心。我原本想约请吴老师开专栏,吴老师原也答应,但形格势禁,终究未能成为现实。     新儒家那个时候虽未像今天似的成为显学,但那时已蠢蠢欲动。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的作品也开始在国内出版发行不少。     不该忘记的还有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王实味储安平梁漱溟》两本书当年颇受欢迎。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在内地甫一发行,顿时洛阳纸贵。     科尔内和《短缺经济学》。今天物质生活丰盈的人们,自然不会知道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了,也难以明了短缺经济学何以能成为当时经济学引进的主流。     当然,还有特里尔的《毛泽东传》。     戈尔巴乔夫与《新思维》。改革需要新思维,当年的戈尔巴乔夫新政,最终带来了传统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失败。     还有胡绩伟,还有那些去国离乡叶落无望归根者方励之夫妇、万润南、陈一谘等等。     ……          我的女儿朱佩玮,不到6岁时,还不认识字,但不知因何拿到了我书架上的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吵着她妈妈给她读,如今就快读完了。我曾经很担心,这个年纪读这样的书,对她的成长有何意义。后来我突然明白,这个时候她要读,就让她读吧。也好,这本书里,所描述的感伤的残酷的场面,以及闪耀的爱可以战胜奴役的内涵,也许会因此而埋藏着她心灵深处。在一个浮躁而残酷竞争的现实世界里,读书是非常奢侈的,尤其是小说,更何况是老小说。也许她今后再也没有机会去读这些书了。     海绵。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纳各种社会思潮,不管有无营养。但它们却在我自身学养和人格的健全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甚至可以说,我的人生,某种程度上,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     很难想像,现在的大学生,还能够和我们当年一样,沉下心来,不带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心态,去阅读这些人和他们的作品,努力实现与他们在心灵上的沟通交汇,并追随于那些伟大的灵魂。          ******************************************************************************          外传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     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     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帕斯卡尔          ”我们这一代,是理想主义终结的一代。”也是在返校20年筹备会上,同学们对这个有着共识。     是的,89年消散的,不仅是现代国家和公民启蒙思潮的高峰,还有传统的理想主义和凝聚的对国家命运的共识。改变的,除了朝野关系,更有我们自身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历史的轨迹。     1985年9月8日,人民大学85级新生开学典礼。后来来看,这是一次具有标杆意义的开学典礼。     新任人民大学校长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同志,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和王震同志,以及众多位高权重的老同志,一起参加了我们的开学典礼。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花了很长时间,播报人大85级新学年的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上,袁宝华校长和李鹏副总理在800人大教室,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们的未来寄予了厚望。在800人大教室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上,王震等一干老同志端坐其后。     尤记得,当时袁校长说,四年之后,希望我们在这里再次开会,欢送你们这些共和国未来的建设者。     但是,四年之后,我们是在悄无声息,甚至是在社会上充满了怀疑的眼神中,告别了人民大学,到新的岗位后,迅速下基层劳动锻炼。我到了北京翠微路的总后3209厂锻炼了半年。这是个印刷厂,当时印刷的最有名的杂志,是海外文摘。我在这里学会了上纸、打包、推纸筒。     1985-1989年,北京曾发生多起学生上街事件,有因治安案件引发的(当时北大学生经过人大时,天刚下过雪,我正在楼道里看电视播放的《两个人的车站》),也有因政治而发生的–人大也有这个传统,刚恢复高考不久,人大的师生就为文革期间被占的校舍问题,和二炮闹个不断–我们认识的人中间,有再也见不到–新闻系一位同届同学,曾经和我们大打出手过,毕业那年意外身亡;一位浙江来进修的老师,一直跟着我们上了好几门课–前些日子同学聚会,我说他当时是因为想追我们班的某位女同学–腿部也受了伤,我们班好几个女同学当时还去医院看望他,现在也失去了联系。     那一年春夏之交,人大也是个中心,我在人大校园里,和我师兄聊天时,聊到”哪有抬着毛主席周总理像追求民主的”的话题时,差点遭到工人兄弟的围攻。自此,我对不管是民粹主义还是左右翼的原教旨主义,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当年刘宾雁在人民大学演讲时,说:“人大是出女英雄的地方,不仅有张志新,还有林希翎。”     历史没再让人民大学出女英雄,这也算是历史和社会的进步吧。     即便强力可以剥夺自由和生命,但却无法剥夺人的思想。即如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这些其实也是正史,但因有不方便处,只能列入外传了。     经历是人生最大的收获。到了今天,回首过去,其间也有诸多幼稚之举,但无需汗颜,因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有两种态度让我一直努力追随。     对过往的历史,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篇即言,对以往历史需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决不能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态度。     对过往的学说,我们须如陈寅恪在《冯友兰 (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言:”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今天的我,对于彻底颠覆历史,把问题都推诿给死人的观点,向有微词;而对于重新兴起的某些街头政治,我最多也只是在道义上抱有”同情之理解”。     时代发生了变化。怀特海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方法本身,那才是真正的新事物,它把旧文明的基础打个粉碎。”     现在,我更在意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变革。          *******************************************************************************          别传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     –戴望舒                当然,大学的生活并非只有这些正剧。如果全是这样的生活,一旦遇上89年的事,难免崩溃掉,好在我们的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它有益地调和了我们所遭遇的考验。     当年商品经济已经开始渗入学校,人大校园里轰轰烈烈的舞会和咖啡馆,就是我们85级的同学搞开的,还有卖书卖其他商品。     我的班长文学国(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他们,卖的是一本世界政治与经济的什么书;曾经当过我们团委书记的杨靖峰(现在是个农场主),卖的是从潮州带来的香烟和TDK盒带,当年他们都挣了不少钱。     不过这些都没有我,我缺乏商业头脑。当时电脑还不流行,我当时做的,主要就是给老师誊写书稿,一千字一元钱,最多的一次,上课下课都在誊写,一天搞了1万7千字,挣了17元钱,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个大数目了。当然,我故乡乡镇企业发达,当时有人编那些名录,放暑假时,我曾骑着自行车,奔波于我的故乡各乡镇,也搞成了3单,挣了些买书和喝酒的钱。     大学时代,我来自故乡的学长们,对我们这些后进,也是提携帮助有加。82、83、84那些学长们,一拨一拨地成了我们生活的领路人。而到后来,我自己也与年轻的师弟师妹们一起,喝酒玩耍。     我大学时代,最大的糗事,就是喝酒。我的同学许小方,大学毕业在我的留言本上戏称:”除了大碗地酒和众多的美妞,你还喜欢什么?每当你得不到的时候,就大喊大叫,这可不好,得慢慢来。”而忠山兄在填写志趣一栏时,写的是:”喜欢同你喝啤酒,白酒可不行”(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的啤酒也还不行)。留言则是:”青岛五星最好,燕京玉泉也中,如果money不够,来点散装也行–酒囊老弟赠饭袋兄”。今天读来实在忍俊不禁。     当时我在我们宿舍酒量应该是排第二(现在肯定第一了,呵呵),89年临离校,我的舍友肖顺平同学,就是瑶族的同学,不服我的酒量,非要比拼一番,于是买来了通化红葡萄酒,烧鸡和朝鲜凉菜,肖同学把通化红倒在饭碗里,一瓶两碗一下子干掉后,然后,倒下了。不过,肖同学现在酒量大有长进,这两年我去南宁,总会和肖同学切磋一番。     我被逼着跟了一瓶后,看他已倒下,原本想收手,但一大帮同学起哄架秧子,结果被迫又连干了2瓶,6口干掉了3瓶通化红!结果是,我已经爬不上我的铺位了(我住上铺),只能躺在下面沈同学的铺位上,半夜吐得一塌糊涂。更要命的是,当时我们住学2楼5层,那个时代晚上停水,半夜起来,什么水都没有,这个难受劲,回想起来,至今不寒而栗。     大学时代,人民大学东门有一个海丰餐馆,就在现在当代商城的位置上,很破败,但那个地方的鱼香肉丝和水饺,绝对地棒,到3、4年级,我们是经常去光顾了。     与师弟师妹们的喝酒,以白酒为主,,至今这个酒局还泰半存活–每年回家,总会与师弟痛饮,而每年师妹从美国回来,也总会一起喝上一口。89年春夏之交,师妹临去之前,壮行酒是我请她喝的。前些日子妹妹从美国回来公干,不到一周,一起喝了两次,分手之时,竟然很伤感,只能短信祝福一路平安生活幸福,嘱咐回家别忘了给我们电话。     当然,也不全是酒。上大学时,我体质不好,早年的哮喘一直缠着我。那个时候,我的体育老师李德印,是太极拳宗师李天骥的后人,而我最早是跟我同学孙双平学太极和站桩的。     孙双平是甘肃庄浪人,我上中学时读过《麦客》,对庄浪很有印象,所以我们成了好朋友。孙早年习武,颇有功力。体育课上,虽然只是重学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但孙还是上了这门,李老师看了他的表演后,夸了句底子不错。可惜,我竟没能坚持下来。     偷白菜。偷白菜可不是开心庄园摩尔庄园中的游戏,而是当年北京大学生冬天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并非我们85级独美。     北方的冬天当时有一街景,就是到处堆放着垒得很高的大白菜。大白菜是当时北方冬天的当家菜。一到冬天,人民大学食堂周围的马路边上,到处堆着白菜。当时大学生活还比较清苦,油水少,冬天夜自修回到宿舍,肚子总是饿得慌,于是,大家都把目光瞄向了路边的白菜,当然,这也有传承。高年级的同学会告诉新进者,晚上煮白菜不错。     一个宿舍的同学总是轮流去偷,经常会撞上其他偷白菜的人。偷回去后,用水洗干净,电炉子上,清水炖白菜,偶尔也会放点盐或者剩下的方面便面调料,但清水煮最常见。也许是因为当年生活实在不好,这样也算是佳肴了。后来跟朋友们聊起,大家都还津津乐道。     偷木板。大学时候偷的,不仅有白菜,还有木板。     有人会问,偷木板干什么?     其实当时大学宿舍里,流行一种时尚,就是用块木板搁在床架上,上面可以放些书和杂物,当时那女生宿舍都有这块木板。2米长一点,20公分宽。我们理论系学生书多,更需要这块木板。不过,这块木板并不是学校配的,而是偷的!     现在想来,很难以置信,哪儿来这么多合适的木板给学生偷啊?     当时我们85级同学的木板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毕业班传下来的。有机灵的或认识高年级同学的,早早就定下了,不过,他们的也是要么是偷来的,要么是传下来的。     另一个途径就是偷来的。我的就是偷来的。与同学去学校的建筑工地偷来的。工地山工人也许是见多了,看到了也只是喊两声,并无其他动作。扛回宿舍后,擦干净,用报纸糊上,往床架上一放,成了。     恋爱。大学本是恋爱的好时光,不过,我发育晚,别人忙着谈恋爱的时候,我正忙着看小说喝酒呢。不仅是我,我们许多同学也是没有这样的经历。结果成了无故事的人,实在无趣。现在后悔得很。后来跟同学聊起,说我们这一代错过了美好的时光,损失一定要让下一代夺回来,要让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就有故事。     当然,也就是一乐而已。                    同学之间的情谊,自是山高水长。因为我们曾经一起,经历并见证了这个国家巨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转型。     在广州期间,我的那些早已在广州生根发芽的大学同学,无论是否同班,总是喜欢拉着我一起,熟悉广州的风土人情,让我这个新外乡人,感恩于心。而均伟兄是我苏北老乡,党史系,大学期间我们一起在一个班上英语,他在广东挂职期间,竟能通过在飞机上阅读南风窗,通过这本杂志的版权页,认定是我在做,辗转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找到多年未能联系上的我,绝对算是同学情谊的一段佳话。     四年风云激荡的岁月,在万余字的个人记忆里,难免挂一漏万。自然,也有其他考虑,比如方便不方便。我对于博客里的个人记忆,向来是一气呵成,不愿意打磨检查,所以错别字乃至记忆的疏漏都是常见的,但毕竟是个人记忆,也是在博客里公开的,既考虑了个人立场,也基于遵循时代所允许的呈现方式,记忆自然也会有所选择了。     这也算是一点遗憾吧。     逝者如斯,烟云若尘,悠悠往事,付梓以铭。          2009年10月1日夜,10月2日晨,匆匆于旭日嘉园。           上一篇: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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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张曙光:从九大关键环节看中国历史大趋势

张曙光:从九大关键环节看中国历史大趋势 进入专题 : 中国历史 大趋势    ● 张曙光(北师大)       不懂中国的历史,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梁启超先生大视野,说先秦以前的中国是“中国之中国”,清乾隆之前的中国是“亚洲之中国”,之后的中国是“世界之中国”。我读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思想史家著作,参照先哲与时贤相关论点,形成理解中国历史的初始和边界条件,及九大节点之见解,刊布于此,以飨读者并求方家与识者指正。          对中国历史持续发挥作用的自然条件及其作用:          人类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说仍无定论,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并无决定意义。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中国东亚大陆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其对人性、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持续的影响,这一自然环境,导致发源于黄河长江等流域的内陆文化,呈半封闭状态而包容性又极大。          古代中国人长期面对的是这样一组文化类型和矛盾:          一是在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中滋生的农业文明与周边文明和社会的对比,形成“夷夏之辨”,从黄帝与蚩尤之战,中经所谓“五胡乱华”等等,一直持续到满人入关,甚至西学东渐,导致作为中华民族之主流的汉人,成为最不纯粹、最能在文化和信仰上兼收并蓄的民族。一般来说,自然地理条件的作用与人的能力成反比,但它永远参与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影响人的性格和气质。          二是从部落到国家形成,以及大江大河的治理所需要的统一管理机构,推动集权统治及其所代表的秩序,与分散的广大农民与手工业者的自主性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          以上两点构成中华民族历史运动的基本张力。          但是,自西方列强经由太平洋打开中国门户之后,太平洋这一传统中国的天然屏障,如今就象当年的地中海,已成为世界的内湖,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特别是与西方互动的大圆桌。          (参见顾颉刚、谭其骧、史念海、许倬云、冯天瑜等)          一,中国的神话时代到尧舜禹时代:          人类以神话与传说追溯远古,并形成最初的文化形态,中国亦不例外。          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与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系统,以及基督教的创世说有相似或相通之处,如从混沌到分化、神性与人性的某些相通又是人所不能企及的、基督教上帝的创世造人,但亦有显著区别。          中国的神或传说人物,要么是创世者和人类的缔造者,要么对人类有大功——如盘古、女娲,还有三皇五帝,且既不象希腊诸神那样有人的各种缺点,也不象旧约的上帝那样对人刻板、严酷。三皇五帝大体生活在公元前1万年到2千多年前,已进入父系社会。在黄帝时期及之前,“人神杂糅,不可方物”,传说天上的恶神如蚩尤、刑天、夸夫都曾到地上捣乱。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天上与人间各恢复其秩序,其实是从多神教走向一神教,神意的解释权归颛顼和大巫重,由此开始了政教(原始宗教和人文教化)的统一。          尧舜禹的事迹见于《尚书》、《诗经》以及《左传》,又见《礼记》、《史记》,处于从部落走向国家的阶段,仍保留氏族社会民主和推举贤能的遗风。所以“尧舜”的时代成为后世中国人的理想时代,并成为士人批评专制政治的重要资源。          (参见徐旭生、张光直、苏秉琦、袁珂等)          二,启的家天下,经殷商再到西周的分封制:          从尧舜的禅让到启家天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诞生。夏、商帝王还是各氏族之共主,政治上的统一性相当松驰,但是,血缘家族关系与国家政治关系却已结合在一起,为“家国”宗法社会之滥觞,开启后来4千余年“家天下”与“公天下”的基本矛盾,即一家一姓之王朝与广大民众之间代表与被代表、统治与被统治的双重矛盾关系。          周“封土建国、以藩屏周”,立71国,属于姬姓亲属者53,与周天子的关系为大宗和小宗,所谓“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又见《荀子》);其余或为功臣,或为殷商遗族。社会组织与秩序之主干为体现“尊尊亲亲”的宗法和礼制。——与欧洲封建制(典型为英法)的重大区别,在于西周的封建靠宗法,欧洲的封建靠契约。          周天子的统治有些仍是名义上的,如“楚”地;而虽为分权,毕竟带来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中国独特的“天下—家国”结构。          (参见郭沫若、张光直、胡厚宣、李学勤等)          三,从西周的“分封制”到秦汉的“大一统”:          秦变分封制为郡县制,在“经营权”由皇帝和遴选的官僚协助“帮办”这一点上,有些类似家族式企业的改制,只不过“天下”的“所有权”更为明确并被强化。贵族世袭制虽未由此终结,却无复礼乐文化之光表。秦承认、鼓励了井田制瓦解后的自耕农经济(法家),由此,中国形成小农经济之上的政治“大一统”,从封建之分权走向专制之集权。          后来,汉武帝分别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和桑弘羊“盐铁酒官营”的建议,“国营”即“皇家私营”消灭了民营;后来酒改为税赋;从此建立“官学”“官工”“官商”体制,对社会的思想学术和经济命脉都加以垄断,形成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纲领即有别于秦政的“柔性专制”。作用巨大,影响深远,至今中国仍然未能走出其阴影,——如以“举国体制”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参见吕思勉、翦伯赞、徐复观、朱绍侯、高敏、刘泽华、晁福林等)          四,儒道法释之思想和意识形态:          春秋战国时代,天命衰落,人文兴起,诸子百家尤其是儒道法,为中国后来二千年的传统社会奠定了思想和观念性文化的框架,虽宗旨有别,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亦有别,但从哲学上言,儒道皆欲究天人之际,共同的基本旨趣则是顺天应人——道家推崇天道,儒家将天道化为仁道,都有重视经验、直觉和讲道理的特点;法家则更重工具理性。          历史地看,儒家后来被独尊,在于它从家庭血亲情感出发,讲仁义(孝悌忠信),对“尊尊亲亲”的礼制起的维护作用最大。以今观之,儒道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天下”和“道”(天道、仁道、王道)的观念,讲的是天下的道理,也是所有人的道理,而非哪一家、哪一国的道理,可统称“天下主义”。后来明末清初的顾黄王、近代的康梁、孙中山章太炎等对此都有继承和新的解说。时称显学的墨家则在助秦吞并六国的战争后融入秦的官僚体制。          自西汉传入的佛教经玄奘和慧能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从此,儒释道在中国的文化和精神世界三足鼎立,从总体上反映了传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及其矛盾:公天下与家天下、统治者的无限威权与被统治者的无权利、政治统一和分裂、农耕与工商、传统家庭家族与成员个体、世人“居家”与“出家”的二元化的生存景观,以及基于家国共同体的儒学的问题——人文儒学与政治儒学。          (参见钱穆、熊十力、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蔡尚思、何兹全、余英时、何炳棣、李泽厚、金观涛等)          五,从南宋至满清灭亡,中国二千年帝制终结:          原则上,积弱之南宋灭亡于金,表明中国农耕文明己呈颓势,这从南宋之后,金辽元明清五代除了明,皆为处于部落阶段的少数民族问鼎中原即可看出。至有明一朝,废除宰相,君主专制真正成为君主朝纲独断,官僚系统作用大降,同时也就进一步为后宫、阉党等趁机干政,为祸不断提供了条件,更清楚地表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及其政治模式的衰败,为帝制终结埋下伏笔。          满清不仅家天下,且由于其处于部落后期,内部为主奴关系,将中国历史上薄弱的君臣相对关系彻底消除,汉臣以成为皇帝的奴才为荣。实为政治和文化上最专制之王朝,如无外部和社会下层的巨大压力,几无君主立宪之可能。从慈禧(或军机大臣刚毅)“宁予友邦,不予家奴”之说中亦不难看出,满清统治者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放下身段与过去的奴才们“虚君共和”。          认为中国皇权专制政体会在满清手里过渡到君主立宪政体,而将此一可能消除并导致后来中国秩序大乱,归咎于康梁等人的“激进”,道理是不充分的。          (参见章太炎、梁启超、邓广铭、吴?i、陈旭鹿、沟口雄三、黄仁宇、商鸿逵等)。          六,西学东渐,列强入侵,西方文明对中国形成“压迫”与“示范”双重效应:          中国先后爆发近代三大运动——洋务、戊戌与五四,全面触及传统文化的器物、制度和观念几个层面。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和政治成为两个最为活跃和关键的领域,文化运动较政治活动更具基础和长远意义,政治活动较文化运动更具主导和时效作用,并且通过诉诸武力掌控局面,远较其他选项更具现实可能性。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大意义与辛亥革命。          在国内外矛盾和压力下,激进主义由思想文化而政治经济,中共的“新民民主义”的实践效应。中西之争及激进主义反应导致的一系列悖论——如“话语”、“观念”和“思潮”甚至体制形式先行,与社会现实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落差;阿Q这一形象则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可称之为“悖论中国”。          这一悖论也突出地表现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的民国以及后来的各种事变中。总体上,中国不得不从“天朝上国”向现代国家艰难转变。          (参见陈独秀、费正清、梁漱溟、蒋廷黼、李泽厚、黄宗智、章开沅、马克??、桑兵、罗志田、郑师渠等)          七,从传统“家国”到冷战时代之半现代“党国”:          在苏俄的巨大影响和支持下,中共通过发动工农打败“国军”赢得政权,取代中华民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被两大阵营所撕裂,冷战格局及其思维主导中国内部、海峡两岸,中国从传统“家国”步入“党国”阶段,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极端主义互为表里。两岸之间意志较量,情感用事,而理性被边缘化。          大陆既与西方对着干(后来又与苏联),亦与传统对着干;最后陷入“十年浩劫”,传统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中的家长制集权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经济政治濒临崩溃边缘。不得不改革开放,重新融入世界现代文明之主流,采取的基本方式与东亚的开明威权政治并无实质区别。          (参见胡适、唐德刚、柏杨、顾准、王元化、金耀基、列文森、柯文(Paul A.cohen)、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金观涛、高华等)。          八,全球化趋势下大陆市场取向、台湾多党政治:          冷战以苏东剧变终结,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走向全球化。在此大背景、大气候下,邓小平推动中国大陆实行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五千年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国社会出现分化和多元态势,同时受到许多深层结构和体制问题的严重困扰。          与大陆改革开放相伴随,台湾在蒋经国手上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现代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秦之后二千余年的专制政体,迈出了从“党国”向真正“民国”转变的关键一步,市民社会开始确立,其功绩将和邓一样载入中国现代史册。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从农耕文明主导转向工商文明主导的过程,也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过程。客观上只能是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为主,中国传统文明为辅。在文化形态上表现为大陆型文化与海洋型文化的互动。          (参见汤因比、池田大作、殷海光、雷震、柏杨、龙应台、吴敬琏、杜维明、杨奎松等)。          九,互联网的革命性意义:          从作为现代传媒的报纸的面世、到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博客、微博等书写和发布形式,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它不仅推动了知识的普及,打破了信息的官方封锁,在信息方面使中国与世界得以同步,更是为各种利益的诉求、观念的表达、交流和思想的论辩提供了平台。          互联网的普及意味着在官方传媒之外,形成了一个半体制外的公共空间,靠封闭、垄断而得以维系、延续了几千年的愚民政策行将终结;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公民社会的建设由此获得重要的技术条件和推动力。它也充当着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重要机制,呼唤着人民的自由结社和民间组织的出现。                    结语:          直接而言,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变始于1840年,但其实这一转变在沃勒斯坦所说的西方形成“世界体系”的16世纪己经确定。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根本上系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压迫与“示范”这双重作用,此压力与示范既导致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之争,亦大大激化了中国自身的矛盾,并终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西文化与经济的二元对立,向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向变化。          尽管官方为了维护现行体制和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中国实际的体制和作法,没有超出“新民主主义”,至今也还是要完成中山先生的“民族、民生、民权”——即民主主义的任务。称“社会主义”又不得不给出“初级阶段”的说法,造成思想理论的种种混乱,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之大趋势,应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作一选择。          目前为止,作为理解和指导中国社会的学术总体上属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我们所做的不过是选择、变通或变形而已,真正的思想理论创新仍然有待中国人对中西古今资源的充分消化和近代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入总结。至于有人以所谓政治儒学指导中国政治建设云云,根本无法落实于制度层面,只能起到某种观念的意义。          中西思想观念在今天之中国,既相反相成,又相通交融。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文文化方面,且不能拒绝西方现代人文精神。值得注意的倒是,中国世俗文化遭遇西方现代世俗文化之后,变得更为庸俗、粗鄙,严重侵蚀国民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妨害社会合理的分化和理性化。在文化问题上,威权政治和党化意识发挥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          这进一步证明,中国的问题,直接在“政治”,间接在“文化”;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必须相互分化,而又良性互动,中国才能成功实现转型。          在此大背景下,考虑中国思想理论的“主体性”问题,如不能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取与西方思想理论“对着干”的态度,其能否成立,不难判断;而以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特点”或“特色”,中国与西方没有民族利益之争,也是幼稚之见。          ——英国不同于美国、欧洲大陆不同于英美,皆有特点或特色;中国文化的特色当更显著,尤其是影响政治运作方式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而言,但并不能决定社会根本制度。          中国近代以来现实的政治与经济举措,几乎无不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决不可因一时有效而将其固化,这方面教训实在多多。在中国当代社会形态与思想理论上,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只有“更世界”才能“更中国”,即中国传统文化真精神——如天下主义、仁爱思想、王道理念、和而不同、差异互动——只有借助与西方和世界文化的对话、碰撞与交融,才能刮垢磨光、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文中所列“参见”学者,仅为笔者读书所及之部分学者,并非刻意罗列,更无关其在史学界和思想史界之地位)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 教授         进入专题: 中国历史 大趋势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66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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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 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几个问题

  ——在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2011年年会上的讲话 (2011年10月15日上午;地点:大连红旗中学)   很高兴来到大连与大家交流。我讲五个问题。   第一.好奇、怀疑、批判,是治学和创造的起点 最近苹果创始人乔布斯逝世,各地有很多介绍,有没有人注意到乔布斯的思维?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乔布斯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我愿意将我全部的科技换取跟苏格拉底一个下午的交谈。为什么这位一代天才会有这样一个结论,原因在哪里?我想其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历史内容,哲学内容。 苏格拉底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个,他的社会责任感。他说他是一个牛虻,国家好像一匹硕大的骏马,它前进得太慢,我就要叮它,催它前进。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经典性的定义;就是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对社会国家要监督,推动它前进。第二个,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教育方法有根本区别。孔子是灌输一些基本观点,基本信条,什么问题结论就是这样,他告诉你了,虽然讲举一反三,整部《论语》就是格言和信条。但苏格拉底,你看他的谈话记录,柏拉图他们记录下来的,都是教人怀疑,教人辩论,不断提出问题,让你思考。我想这就是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也就是苏格拉底伟大的精神所在。乔布斯还谈到,他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对一千个事情说不,然后从这一千个说不当中,找到最好的一个答案和方案。这是什么精神呢?怀疑,批判,不要一下就有个结论。这是一种思维方法。苏格拉底的精神孕育了整个西方文化,使西方文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的源头也在东方,吸收了东方文化的精华。但是后来,它与贸易、工商帝国、市场经济结合,发展出现代的西方文化。人类的现代文化,不仅是西方的,实质是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源头在批判与怀疑。 所以学习方法、思维方法非常重要。当我上课的时候,对我的学生一定讲个故事。我五零年代在复旦念研究生,那时大家头脑很热,1956年提出了向科学进军。我们那时念书,早上等在图书馆门口进去,关门才离开。有一次我的导师从北京开知识分子会议回来,向我们研究生讲了一个事:于光远先生当时是中宣部的一个处长,做科学哲学的,那时叫自然辩证法。他说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疑问号是个勾子?他说对一切事情没有疑问的话,在知识的大海洋中就勾不到东西,只有疑问才能得到知识。这对我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一再和学生说,治学的起点在哪里?就是好奇和疑问。如果离开这条,就没有治学,也没有历史教学。 回过头来说,历史教学应该怎样?你们是全国三十万历史教师中的精英,假如所有人文学科的教师都能给学生一个这样的启示:要把批判、怀疑、好奇的精神,作为自己一生思想活动的起点。不一定做学者,做其它事也一样。乔布斯没有成为一个学者,但他在商业领域有这么大的创造,就是由于怀疑和批判。我想历史教学也应该这样,教会学生们方法,让他们以后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 这样去看我们的青少年教育就有个大问题:太小看青少年儿童了。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低估了他们的接受能力。那些儿童文学,很多都是很肤浅的。我印象很深的,我们小时候读意大利阿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觉得那个故事有什么好?太简单了。其实很多童话都是幼儿园时候听的,一进入小学,开始有了阅读能力后,那些孩子都不满意这些读物。他们想读的都是大人读什么、父母读什么,偷偷拿来看。我过去很不喜欢读《红楼梦》,感觉很婆妈,很繁琐,看几次都丢下来,看不完,一直到大学毕业以后,毛主席号召要批判《红楼梦》才把它看完。但是十多年前,有一次我的学生请我吃饭,带着自己的孩子,其中有个小学五年级的小孩,说自己看《红楼梦》,看了五遍。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女孩看了五遍《红楼梦》,这是不是个例外?不是。我一个小孙子念小学的时候,有个暑假我花了一千多元给他买了几十本书,除其中的《牛津儿童百科全书》外,其他的一个暑假都看完了。林达写的:《总统是靠不住的》等三部介绍美国法治精神的书,也看得津津有味。就是说,不要低估他们的阅读能力。 我知道的境外好的中小学,都在建设“书香校园”。中央教育研究所深圳实验学校多年来也提倡“书香校园”,一个星期要求看一本书。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照本宣科、依照教材去教他们?有些历史教材花不了多少时间就能看完,白纸黑字都写着,用得着教吗?我想不用。要教的话,最好挑一批你认为好的资料,包括几种观点不同的,拿给学生看,看完后讨论。然后视他们思想的深度、有没有独立见解,给予适当评分。除汉语、外语等基本技能训练外,人文学科最好的教学方法是讨论,有些自然科学也适用这个方法。发达国家的学校从小学开始就注意培养小孩发现问题,收集材料,分析问题的能力和与他人讨论的习惯,为什么我们不能彻底告别填鸭式教学呢? 所有在大学工作过的,或者在大学做过领导工作的都知道,要让年青教师成长起来,方式之一是组织讨论班。让他们读书,报告读书心得,然后自由讨论,甚至激烈争论,这是最好的成长方法。我们的教师完全有条件做到这条,为什么不这样做?对国家长远负责,对年轻人的长远负责,就要教会他们合适的方法。 这面临一个障碍,高考怎么办?非常简单,只要是动脑筋的人,文科高考那一套,用个把星期背一下结论,就行了。我相信不是太笨的学生,只要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学得扎实,文字表达、理解能力好,逻辑思维清晰,记忆力正常,记住那个结论还不简单?知道有这样的观点,另外还有别的观点,就教他们考试的时候按照教科书观点去答,就行了。而且了解多种观点,会记得更牢,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第二,今年是辛亥年,还应该讲一讲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我今年已发表了十多篇东西。十几万字当中,有三篇最值得读读:一篇是《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宪政》,两万四千多字;第二篇是《炎黄春秋》今年第七期的《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讲革命为什么会爆发,一万多字;还有一篇六七千字,《辛亥革命的四大疑问》。这几篇,要讨论辛亥革命都值得一看,里面提出很多新问题,论证也是充分的。 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在哪?我说大清帝国有两道催命符,一道是它关键时刻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另一道是它对民营企业出现的问题不依法处理,随意侵犯民间资本。它侵犯了民间资本,结果引发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的开端其实应该是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开枪打死了32人,引起四川人民反抗,武装斗争爆发,比武昌起义早一个多月,武昌当地的革命组织趁这个时机组织起义。 再者,为什么革命以后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在问答中谈到四个问题。第一,辛亥革命的最大收获是什么,胜利果实是什么?两个胜利果实,一个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了,另一个是言论自由实现了。言论自由到什么程度呢?那时同盟会里有个很极端的人,戴季陶,他是《民权报》的负责人,写文章说:“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总统、总理、社会名流都要杀,袁世凯也没有下令跨省追捕。这证明言论很自由。言论自由后来为什么被摧毁?乱。乱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国民党的夺权思想;其次才是其他军阀的混战。而且国民党不走靠选票上台的正道,而是三次挑起战争,直到政权夺到自己手上、建立起党国体制为止;他们没有想到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第一位。 这里就遇到一个问题:什么是制度?制度是规则,人的行为规则,而且是强制执行的规则。规则有些是成文的,有些是不成文的。假如你把制度建设放在第一位,就会想,辛亥革命那些来之不易的成果要巩固下来。 辛亥革命什么时候失败?我过去也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建立了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就失败了。后来想,不对,袁世凯称帝没有多久就死了,整个北洋时期,辛亥革命的两个成果基本在延续,那怎么能够讲它失败呢?真正失败,是在1926年4月20号段祺瑞宣布下台,他的执政府跨台了。在此以后,中国长时间没有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取而代之的,短期间有张作霖自称大元帅的军政府,很快被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威权统治取代了。整个国民政府时期(1925-1948)都是独裁专制体制,党国体制;后来在台湾才慢慢恢复了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架构。辛亥革命失败以1926年段祺瑞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为标志。 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同不同意都请看看我的三篇东西,不同意就写文章批判。辩论当中我们的认识就会提高。我们如果不是这样学历史的话,怎么能教出合格的受过历史教育的学生呢?不可能。   第三,正确地理解民国历史,关键在哪里?   关于晚清历史,二十年前我出版了《晚清大变局》,很多人都看过,里面对晚清历史有全新的解释。建议大家看看,看了以后同不同意都无所谓,能引发大家思考就很好了。 书上讲过的这里不讲了,现在我要讲民国这段历史。除了辛亥革命以外,究竟怎么理解民国历史?关键在正确评价北洋时期。过去我们一讲北洋,就认为都是军阀。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这就是应该讨论的问题,从军阀的定义开始就要反复辩论。 北洋时期,因为辛亥革命两大成果的作用,有很多辉煌的东西。 首先思想文化是了不起的,应该讲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就是北洋时期。1912年到1926、27年,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最好的。你可以反驳说,这期间有些军阀屠杀记者、封报纸。这些都有,政府动手的有,民间暴民专制的错误举措也有。民国元年国民党开先例,砸了进步党在北京的《国民公报》。相对说来,暴民专制更厉害:著名记者黄远生是国民党暗杀的;1925年火烧《晨报》,是国民党主导的,将当时全国最有威望影响最大的报纸烧掉。其它如军阀张作霖杀邵飘萍等等,都有。但从整体来讲那时是最自由的。学术自由带来新文化运动。这是非常光辉的一个运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都是在北洋时期奠基的。 经济上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时期。过去我们说,民国建立后经济上有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是由于一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所以发展起来了。这有道理,但更重要的一条没有讲,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开始确立市场经济制度;民国成立后继承了清末新政的成就而且有所发展。袁世凯,很能干的一个政治家,请出张謇等一些很有经验的企业家来管经济,结果很快实现了财政平衡,同时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很明显的记录,是民国最初几年一直到1920年,工业发展的速度达到年均13.8%。一直到抗战前,经济发展记录都是很不错的。清末新政以后到抗战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国民党为了党派宣传,说抗战前是黄金十年,年均经济发展将近10%。其实义和团以来都是这样,这是市场经济的功劳。北洋这方面的记录也不差。 过去还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错了,而且大错特错。这是不合格的结论,要是考试,如果我改卷,这个答案会不及格;但你们改学生试卷,可能是80分以上。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荒谬。实际情况怎样?收回国家的主权、利权,是从北洋政府开始的。不讲个别例子,一战后德国失败了,它原有的所有特权不能不放弃,新中德条约是平等的。这是被迫的,还有沙俄推翻了,苏俄说要放弃特权,那是半真半假。有些它放弃了,比如庚子赔款就放弃了,其他国家也放弃了啊。但有些人说它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放弃了就是假的,把蒙古作为殖民地抢过去了,在东北的特权也不肯放弃。苏俄继承了沙俄的大民族主义和侵略,整个苏联的历史就是一部罪恶史,这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假如这还要争论就太低级了。看看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能知道很多东西,这是苏联共产党自己的反思。 除此以外,举个主要事实,假如不理解这一条,讲民国历史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很伟大,提出的问题是收回山东利权。结果是谁收回的?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北洋政府。1921年11月12日开始到1922年2月6日结束的华盛顿九国会议,通过英美的调解和压力,中国和日本解决了山东问题,基本上五四时候提出的那些问题解决了,主权收回来了。那么大的事都解决了,你说北洋卖国政府,是不是冤枉了人家?我想这很不公正。 另外,治外法权也着手收回,有些已经收回了。如1927年1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收回来了,是北洋政府收回的,是孙传芳支持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一手收回的。这些例子很多。段祺瑞他们根据华盛顿会议的有关决议,还专门召开了调查中国司法状况的会议。为什么开这个会?很简单,为什么中国丧失那么多司法主权,各种各样原因都有,很多解释,但关键一条,过去中国人不敢正视:中国的司法太野蛮了。有人会跳起来,说污蔑中国司法,但没办法,要讲老实话。不相信就去试一下中国的传统刑法,看是否能接受。中国传统的体制,行政权与司法权是统一的。西方中世纪慢慢发展出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国没有,承认吗?洋人到中国来不愿意接受野蛮的这一套。怎么办?学吧。慈禧比我们一些人还要开放一点,她原来很蠢,经过义和团以后就知道错了。她批准将原来的中华法系废除,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那些最野蛮的肉刑废除;第二步修改刑律、民律、诉讼法,在日本人帮助下制订了一套全新的法律体系。这是中国的大革命,这个革命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没有被否定。但中共中央1949年2月发出指示,要废除和“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 [1] 。这一否定,加上毛泽东说我们不迷信宪法,我们是无法无天。中国人为此受尽苦头,都是无法无天的结果。反右,毛泽东说了几条标准,违反了就是右派。他讲几句话就是法律,跟皇帝的圣旨有什么差别?结果10%以上的知识分子变成右派,当时毛说有五百万知识分子,其中五六十万变成了右派,惨吗?这就是没有法律、不实行法治的结果。文革就更不用说了。 北洋时期一直在坚持原来三权分立,独立司法的架构。在主权回收问题上,段祺瑞一方面开了司法调查会,另外还开了一个关税会议。关税会议旨在收回关税自主权,这个谈判在1925年11月19号达成协议,规定从1929年1月开始要将中国关税自主权交回中国,还有些具体细节没有谈完,结果国民党捣乱、军阀矛盾,两个因素汇合,段祺瑞倒台,这事就黄了。国民党上台拣了个大便宜,于1929年1月如期收回关税自主权。把这样的政府骂为卖国政府,是不是有点离谱? 讲到这里还是在讲现象,更深刻的是国际关系的变化。一战后,国际关系发生了大变化,从原来的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这样一个状况,转变为华盛顿会议体系。这个体系特点跟以前不同,以前是瓜分势力范围,然后美国插手,说要门户开放,某个国家的势力也要向其他国家开放。华盛顿会议以后不同了,除了日本还想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其它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变了,认为应该在维护中国独立主权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改革。国际上列强有这样的转变,再加上北洋政府的努力,双方配合,所以北洋时候成为中国收回主权时代的开端。它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却是良好的开端。反对的人可以去看材料。这里我要特别推荐一部书,台湾学者唐启华教授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北京版。讲北洋外交和中国如何收回主权,是很优秀的学术著作。 有些问题,你们作为历史教师还不知道的话,我就给不及格了。比如袁世凯是不是卖国贼?人家老早解决了,你去看九一八事变后王芸生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历史教师那是非看不可的书,二十一条怎么提出,怎么谈判,怎么斗争,怎么评价,资料齐全,清清楚楚。可能比较模糊的是段祺瑞时代,也就是袁世凯逝世后的那些做法。比如善后借款,看看王芸生那本书就知道,善后借款条件在当时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关于山东问题换文,里面说山东问题换文本来从短期看对中国是很有利的,但没有想到一战马上就结束了,不应该有这样的外交交涉。所以这是外交上的一个失误,就是说基本没有问题,但有些失误。这样一讲,北洋是不是卖国就清楚了。 北洋时期的主要问题在于乱,军阀混战。问题是,乱的根源在哪?过去我们简单化,说帝国主义在后面搞鬼,是不是呢?这个结论不一定靠得住,很多找不到证据。反而有些就有确凿证据,苏联在中国兴风作浪,它把国民党作为一个工具,钱,顾问,武器都是它给的,想把中国变为它的一个外围,这个有根有据。 乱的原因,从根本上看是革命的后果。革命,不能随便玩,要估计到后果可能很严重。原有的制度和规则,要是用暴力去摧毁,必然会经过一次大乱时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大乱十年,到1799年拿破仑当上第一执政,他老实不客气地说,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但还是战争不断。不过他制定一部《拿破仑法典》,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巩固了。英国革命什么时候胜利?1688年的光荣革命,到1689年制订《权利法案》一系列的法律文件,英国革命巩固下来了。三十八年的混乱,四百万英国人死去二十万。我们讲的包围国会等,那时都有,克伦威尔就是这样干的。你说北洋时期包围国会、贿选等,凡是实行三权分立的,都有这样一个腐败过程。这个过程用武力是解决不了的。只能用民主制度自身的自我净化机制,不断改进。你看台湾选举就是这样,最初国民党控制下贿选、操纵选举都有,经过几个回合的净化,现在在台湾,贿选抓到一件,马上就完蛋。有时要毁灭对方,制造一个类似收买选票之类的事件,一下子就会败选的。都要经过这一段的。人是很野蛮的,是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我们过去歌颂民族英雄,反过来想,人就是野蛮,那么多的人力物力都花在杀人掠夺上。没办法,人类就是要经过这么一段。 三权分立制度要成长起来,也要经过这一段。这个乱,是革命的必然后果。原有的权威失掉了,规则不再有权威保证施行,一旦推翻就乱,乱了以后要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很困难。第二个原因,军阀本身是为了私利而争夺。第三个原因,有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来捣乱。跳出政治语言,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客观态度来看,这些说法对不对?例如国民党在广州的护法,我们都歌颂。但这些革命政权干了些什么?1924年4月,孙中山下令,将大理院院长赵士北撤职。大理院就是最高法院,院长不是选举产生的,孙中山想撤就撤。为什么撤呢?因为赵士北坚持司法要独立,跟孙中山主张的党化司法不一致。孙中山那时开始在广州建立政权,就是党国体制。乱就乱在这里。   刚才讲了三个问题,还有两个问题要讲,一是怎么看孙中山,另一是怎么看蒋介石。对两个人物理解了,很多历史事件就清楚了。 关于孙中山有很多说法。我对孙中山有篇很长的文章,叫《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六万多字,大家不妨找来看看。我自己写下来都掉眼泪,写到中间根本不愿写下去。为什么我们过去眼中的一个革命英雄的所作所为是这样?后来一些年轻人说袁老师写完吧,我才写下来,是1998年写的。这篇文章现在看起来还是经得起推敲,基本方面应该说是站得住的。 我们说孙中山,不是说他个人的问题,而是说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这么一个人物。那个阶段,革命派的水平就是这样,所谓先进人物的水平就这样,这里能提供很多启示。 马英九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讲话说到一条,说孙中山领导了武昌起义,这是政治家语言,不是学者的回答,大家一听都知道是错的。孙中山跟武昌起义没有多大关系。在号召起来革命方面,他有他的作用。但是,我们过去宣扬的很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比如,说他1894年没有见着李鸿章,立即对改良失望,一眼看透李鸿章和清政府没有希望了,决定革命。这个说法很勉强。他给李鸿章的那封信——《上李傅相书》,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很肤浅的,远远没有达到当时应有的高度。与同时代的郑观应《盛世危言》相比,差得很远。李鸿章没有亏待他,当时他正在处理朝鲜战争的问题,孙中山说想到国外考察农业,李的幕僚马上给了护照,满足了他的要求。现在如果有个年轻人上书要求出国考察,国家领导人会不会理你呢? 这还是小事。最关键的是在辛亥革命后,他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中国政治局面混乱的一个根源。 他发动三次战争,第一次是宋教仁案以后的二次革命。这里有个问题,宋教仁谁杀的?这个问题今天不讲,看看我的《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联手摧毁民初宪政》那篇文章讲过了。最重要的,宋教仁案不能用战争、武力的手段解决,要通过司法系统解决。整个北洋时期的司法系统,应该讲一脉相承是比较独立的。甚至在三一八事件后,北京地方的检察署不是为段祺瑞政府辩护,而是要起诉他,说当时执政府的卫队错了,已经触犯了刑法,应该追究段祺瑞的责任。这个司法系统就很不简单。宋教仁案后,上海地方检察院也要传赵秉君到案说明情况。但孙中山看不到只有沿着法治的道路才能把中国真正变成现代国家,不能轻易诉诸武力。一个政治家没有能力看清双方力量对比,发动战争,一个多月全军覆灭。一个政治家应该有听取意见的胸怀,国民党内几乎一片反对声音,他不听,一意孤行。这是很大的错误。 第二次,袁世凯死后发动所谓护法战争,以广州为根据地打了五年。这也是错误的战争,而且本身是不合法的。他赖以成立护法政府的所谓“非常国会”,最盛时也只有两百多议员,根本就不够法定人数。成立一个不合法的政府来反抗中央,这也是错的。 第三次发动了北伐战争。这次他上了俄国人的当,建立了一个党国体制,造成中国民主政治的大倒退。 三次战争就是这样。现在的问题,对这三次战争的评价有不同意见,多数史家仍在盲目歌颂,这就要辩论了。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双方的材料,可能对你们的历史观会是个震动。 更深入地追究,为什么恰恰是孙中山存在这些问题?应该讲,这跟他的思想和知识水平有关系。广东人有一句话说“竹升仔”,竹筒有节两边都不通。就是对西方文化不懂,对东方文化也不懂。严格说起来,孙中山就有这个问题。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有事实为根据。现代西方的精华,在于法治,民主政治,分权制约的民主政治,保障公民的自由……这些都是基本的东西。关于保障公民自由,他有言论说,中国人自由太多了,不应该讲个人的自由,要讲国家的自由和党的自由。对不对?凡是讲国家自由的,应该读点马列。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到,讲国家自由就等于说让政府、领导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我是政府领导人,我就是国家代表,我的话就代表国家意志。这是不通的。 另外他对政治制度的建构,没有分权的概念。成立临时政府,当时有个争论,究竟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内阁制就要受制于国会,由国会监督政府。孙中山当时说,我们革命了,自己人当总统,为什么还要受国会的批评制约。他根本没有分权的观念,甚至到后来朕即国家的观念还在他的身上有所体现。他说我是共和的缔造者,民国的创造者,你讲民主共和离开了我就是错的。我就是共和,我就是民国!是吗?你是临时大总统,做了三个月下台了,怎么还代表民国呢?在民族问题上他是主张同化的,有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他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就是这样。当时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将首都定在北京,孙中山、黄兴对此很不满意。他们正想将袁世凯拉到南京,好控制他,怎么能定都北京呢?他们发话:赶快改过来。临时参议院要求他们发咨文再议,这是有明文规定的法定程序,合理合法。但他们要上紫金山拜朱元璋,黄兴说我不和你啰嗦,不改过来我就派兵把你们捆起来。这些人的水平就是这样。 临时政府一成立,孙中山向日本人借钱,说你不借给我,军队就要散了,我就要和袁世凯和谈。谈判中他开出一个条件,可以将东北蒙古交给日本管理。你说他是卖国贼?我不同意。他搞革命,为了救国,明知道要掉脑袋的也干,说他有意卖国恐怕不符合事实。核心是他没有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概念,他认为满族是外国人,满洲、蒙古不是中国,把那块地方交给别人管理无所谓,反正不是我们的。这当然不对,真是人家的土地,你更没有资格随便转让。从这些事例看,他的思想水平有多高呢? 所以我说,要正确评价孙中山,就要站在国家社会的进步的立场,不要拜倒在某个人脚下,也不要党派史观。国家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所有言行是不是对此有利。另外不要有英雄史观,客观地看,拿出材料讨论,就知道他是怎样了。 后期他的那些作为更加是受到苏联的蛊惑,有时他的水平之低是惊人的。比如1925年,他北上与段祺瑞商议如何解决国家当前问题。在广州的告别会讲话时说,今天来听讲的有武学堂的学生也有文学堂的学生,将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的学生都看成党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没有想过教育是有独立性的,大学不是工具。   再简单讲一下蒋介石。   怎么看蒋介石?过去贬得他一无是处,现在倒过来有人说他如何了不起。两个极端都没有跳出党派史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干扰。客观地看,蒋介石的主要贡献有两条:第一坚持了抗日战争,他是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领袖,这条不能否认。第二他促进了台湾的转型。我们过去说蒋经国是台湾转型的一个关键和主要人物,这是对的。但是蒋介石也有他的贡献,一个他坚持地方自治,县一级坚持民主选举,县长由百姓一人一票选举;后来到一人一票选直辖市市长,这条很重要。最初选举国民党有黑金等胡来,有些选出了不是国民党的领导人,他接受了。这就很不错。那些不是国民党的领导人被选出来,就有机会锻炼。光读书,没有历练,不可能成为可以安邦治国的政治家。其中有些人慢慢成为反对力量。一个政府没有反对力量监督是很危险的。人也一样,没有人经常提醒、批评就不会进步。一定要有反对和监督的力量。他让那股力量成长起来了,制度上为反对力量的成长奠定了基础。第二,他没有侵犯私有财产,保护了私有制。 其实整体评价蒋介石,从个人来讲,他可以说满身是缺点。私人生活,他有几个老婆、嫖妓等都是事实,但无关宏旨。在这个问题上,数一数民国以来的政治人物,从孙中山开始,很多都不清白。民间也是这样,香港的霍英东,澳门赌王何鸿星,台湾的王永庆,他们有几个性伴侣?另一方面,他搞暗杀、表里不一,都有;是流氓性很强的一个人。杀陶成章,大家都知道。后来抗战胜利后,他把龙云搞下台,手法是很毒辣的。先派兵到云南,控制了所有军事要地,然后下令免去龙云的省主席职务,调到重庆做军事参议院长,给你一碗饭吃。他把党内元老一个个打下去;不同派系的领袖,一个一个地收拾;他是很懂得耍流氓手段的。国民党内元老很多广东人,但后来做汉奸的不少,其中一个原因就和蒋介石排挤他们有很大关系。他上台后打了多次内战,跟共产党打得死去活来,还可以说是因为政治分歧,但和阎锡山中原大战,和李宗仁、白崇禧打等等,都是出于私利、小集团利益。也不要盲目歌颂黄埔军校;黄埔的思想教育是很落后的。大家不知有没有看过《1925年前的蒋介石先生》,那本书的资料非常丰富。 作为一个政治家,蒋介石各种各样的作为很多,有些很糟糕。但他除了坚持抗日战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维护了私有制。 中国历史走了那么大的弯路,现在回到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恢复私有制,恢复市场经济。这样经济就发展起来了。国家要安定下来,一个要在法治基础上保持稳定,再加上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没有一个就没有另一个。一定要有财产所有权——资金、货物的所有权,才能进行交易,不然的话,市场经济无从谈起。蒋介石始终维护这一条。当然也有垄断企业。 过去我们讲的四大家族,其实是政治语言,政治宣传的需要。陈立夫下台后在美国养鸡,怎么会是垄断家族呢?宋子文的全部档案公开了,我去看过,最后审计,他的财产不过八百多万美元。这里包括了他离开大陆后各种经营收入,他是很有经营头脑的,算比较有钱的。孔祥熙是贪污的。蒋介石本身没有太多私产。他也不需要,国库和他的家库差不多,他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他贪污的证据。 中国的革命党,很勇敢,号称为了工农的利益,彻底没收私有财产。财产是公民自由的基础。过去讲没有钱就没有发言权,其实没有钱就没有自由;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经营自由,整个国家就发展不起来。经过那么多年,死了那么多人,经过那么长的专制统治,国共两边都杀了很多人,说到底这就是维护私有制付出的代价。以后子子孙孙一定要记住,不要侵犯私有制,不要侵犯自由。 蒋介石私德不好,政治方面也不行,但他恰恰是对外抵抗侵略,对内维护私有制的代表人物。抵抗侵略,作为军事统帅他有很多错误,包括淞沪战争,南京保卫战,战术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地方,战略上是错的。精华都牺牲掉了,不应该这样打,要及时撤退,保护自己的兵力,蒋介石没有统帅的水平,这是一个。另外军事上他有很大的问题,跟他专制性格有关系,一直越级指挥,造成很多的错误。由于他领导下的政治、军事的腐败,造成1944年的大溃败,这是很丢人的。1943年以后同盟国节节胜利,在这样的状况下,日本军发动湘桂战役,一下子南边半壁江山丢掉了,四十几个机场全部被扫掉,多年来没有丢失的湘南、粤北和广西大片土地丢掉了,一直攻到贵州的独山。败得很惨,很可耻,那么腐败,不堪一击。但无论怎样,他到底是坚持了抗日战争。他这个人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的状况,中国就是这样。 总之,不要把这些人当成个别人,而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展的标志,从中吸取教训,不是追究某一个人。 我想简单讲到这里,留一个小时与大家互动。   【提问部分】   提问一:我提一个问题,谈到辛亥革命,我们不能越过清末新政。最近我指导老师上课,对教材中的几句话产生质疑,说清末新政1904-1905年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经济社会习俗文化,包括刚才袁先生讲的一些律例。课本有一个评价,说这些有一定作用,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没有触动根本的政治制度。我感到非常奇怪,我们1978年以来的改革实际上也没有触动政治。另外讲到预备立宪,说皇族内阁是骗局,革命必然爆发。我们反顾历史的时候应该多一点思考。这里是不是有个政治制度问题。刚才我非常赞赏袁先生说到那拉氏在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个非常开放的人物,我想1898年如果没有那拉氏支持,《定国是诏》是不可能发布的。那拉氏镇压了戊戌变法,我们的教材说这场改革触动了那拉氏的利益。我想是改革触动那拉氏的利益,还是改革可能使中国出现大乱?我甚至认为那拉氏推动了这场宪政运动,只是孙中山没有给那拉氏机会。想请教袁先生关于那拉氏。   答:慈禧的历史评价要分三段。 第一段是从她1861年上台到甲午战争以前,这一段她有功有过。 最初她的文化水平很低,连写汉字都有很多错别字,有原稿为证;而且她很狭隘,打击恭亲王,这些是很错误的。但另一方面她是支持洋务运动的。洋务运动——当时的改革假如没有慈禧的支持是根本办不了的。包括办厂,修铁路,所有提到的洋务运动的举措都是有慈禧在后面支持。那个时候有少数先进分子认为要触及根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制度,政治上开国会。这些当时提出来了,慈禧没有采纳。甲午战争前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第二段是戊戌变法期间。变法不能狭隘地看作103天的维新,而是甲午后就在推行了,很多事情都在着手,具体就不说了。到了真正那103天进行维新时,康有为的作为是很有问题的。他在那群领袖里面是年纪最大的,但他没有政治经验。他只在家乡的自治机构做过一个委员之类,所以很多想法很幼稚。最不应该的是把慈禧看作维新的对立面。其实根据现有的记录,光绪经常到颐和园向慈禧汇报,和她讨论,得到她的支持。所以整个维新都是在慈禧的支持下进行。但是,当时康有为提出的一些主张是荒唐的,比如要改元、易服。年号在一个专制王朝是一个根本,能随便改吗?易服,剪辫,这些都是无关宏旨的东西,但在当时体制下是动不得的。而他热衷抓这类东西。最荒唐的是将礼部的六个堂官打下去,震动全国。保守官僚一个措施不对就全部换掉,能这样干吗?更荒唐的是他想依靠袁世凯和民间的武装包围颐和园捉拿慈禧。现在的研究证明确有其事。这是激起慈禧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所以谁毁掉了戊戌维新?主要责任在康有为。 戊戌政变之后维新到义和团事件这一段,当然有些维新措施在继续推行,但根本上保守势力占上风,所以才有义和团事件。义和团事件是彻头彻尾反动的,现在还有人说它是革命,有进步意义,那完全是意识形态起作用。凡是工农干的都要歌颂,所以太平天国要歌颂,义和团也歌颂,非常荒唐。 第三段,义和团事件后,慈禧在那么多教训下,转过来支持实行新政。这是了不起的。新政不是04年才开始的,是01年义和团事件后就开始了,说现在要开始变法,实行新政,让大家提议应该怎么变。那十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辉煌的年代之一。 有个叫任达的美国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叫《新政革命》,讲日本怎么帮助中国改革。他的结论是新政是一次革命,清末新政对中国的影响比辛亥革命要大。从制度建设上确实是这样,举几个例子就知道了:一个是教育革命,废除科举。第二个是司法制度改革。原来司法与行政是统一的,慈禧将它改掉了,推行新的司法制度,连法律都改掉了,采用大陆法系,影响非常深远,第三个,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了,1906年后预备立宪做了大量事情。宣布从1908开始,用九年时间,到1916年实行宪政。假如社会情绪稳定,真的九年实行宪政,真要谢天谢地。要是现在宣布九年预备立宪,到时实行宪政,全国肯定跟当时一样到处敲锣打鼓庆祝。 她有实际的行动。研究地方史的都知道,直隶、浙江、江苏等地,当时都按三权分立体制建立基层政权,议会系统逐步建立起来。这不是革命?是革命。不要轻视,要将眼睛盯着制度建设。特别是要认识现代社会各个国家是大同小异的,以民族特点来抵御,不接受现代制度和文化是很荒唐的。现在有些人如新左派、国学派就是这样鼓吹。所以对新政不要简单否定。   提问二:从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来说,是从专制走向民主,正是由于这两种体制的对立性,造成多年的暴力革命。但实际上这两种体制中间有个折衷方案,君主立宪制。我想问,我们中国历史有没有这种可能,君主立宪是不是一种好的政治取向?另外,对袁世凯你比较肯定,假如说君主立宪是一种比较好选择,可不可以说近代史上把握这个机遇最好的时机是袁世凯时期?我们学了历史得出的看法,袁世凯是清代史是既享受来自清代专制的恩惠,又享受到辛亥革命开创的民主体制的实惠的人,但这个历史转折机遇期当中,他又没有把握好,所以他实际没有享受到两个体制的最大实惠,又没有把握到机遇的政治人物,而不是一个受历史称颂的政治家?   答:中国为什么不能通过和平转型实现君主立宪?皇帝是少数民族,又不肯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根据胡汉民自传的说法,当时大家接受的就是反满,其它的东西一般人是记不住的,就是反满。你看辛亥革命胜利后的文告和宣言,讲民主共和的不多,基本都是讲大汉江山光复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说到底,社会发展来看,在原有基础上逐步进行改革是最好的,代价最小。假如原有的基本架构推翻重新建立,代价非常大,必然经过一个大混乱的时期。这方面要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清末连孙中山都把满清看成外国人,一再讲这是外国人统治,梁启超反驳,说满洲是明代的建州,满人是明代臣民,为什么你要说他是外国?这是内乱,不是外敌入侵。梁启超的观点比较符合实际。 袁世凯有很多建树,民国后和清末新政他都有建树。二十一条他是抵制的,谈判中实际达成协议只有十来条,第五项他根本不加讨论,里面就去掉七条,被迫签字后他马上召开地方和中央官员会议,怎么对付这个局面,结果这十来条(顾维钧说是九条)也没有一条真正实现。战后日本首相吉田茂写《百年激荡史》也说,二十一条徒然增加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增加了日本的骂名,没有实际的效果。袁世凯不是卖国贼,历史已经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内政方面,起初他想维护民国体制,但他碰到一个对手,国民党。国民党千方百计牵制他,牵制无所谓,但有些做法错了。比如,《临时约法》的制订是很荒唐的。民国初年十来年的政局所以发生那么多混乱,根源在《临时约法》,府院关系不清,府院之争源于临时约法。另外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关系不清楚,违反宪政体制,立法权独大,行政不满意立法的话不能解散立法重新投票,让公民作出抉择。没有这一条,不能通过选举让人民审判究竟谁对谁非,造成的恶果一方面双方对立无法解决,另一方面是议员腐败,非常腐败,最高的表现是曹辊贿选。政治体制中宪法文件搞错了,后患无穷。《临时约法》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所以歌颂《临时约法》,歌颂护法战争,是大错特错了。   提问三:我的问题是两个:一,革命党在革命的时候起的作用比较大,但怎么会成为一种对革命的崇拜,因为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都有一个放不下革命的问题,为什么要把革命当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而忽视了社会的建设?再延伸一点,临时约法就算他写得好,在当时民国那种社会状况下实施得了吗?二,金观涛的书《观念史研究》,方法很独特,把每个年代出现的词汇统计起来,看社会的进步。想听听袁老对这本书的评价。   答:革命为什么变成革命教,革命崇拜?我想主要是把国家和社会困境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简单化。 一个文明古国,又是在儒家文化长期熏陶下,以华夏之邦、天朝上国自命的大国,怎么一下子变为外受欺凌,内部民不聊生的弱国呢?出路又在哪里?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反复寻找答案。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一切问题归咎于洋鬼子侵略。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共两党都高喊“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把列强一锅烩,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你有这样的能力吗?如果有足够实力为后盾,不必挥动拳头或刀枪,通常在谈判桌上就能收回利权。如果实力不够,更要利用矛盾,伸张正义,维护主权。可是,这个口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凝聚力。九一八事变以后,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那就很正确和有力,赢得国内外赞同了。 反帝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的?1943年,中国与各国新的条约建立后,不平等的条约都取消了;1945年将日本打败后,反帝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1946年的中美通商航海条约是好的还是坏的?是不平等条约吗?你想想,要是今天有那个条约的话,中国领导人会高兴得跳起来了,贸易、通商领域我们想要的,里面都有了。 还要冷静想一想,中国贫穷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掠夺还是自己不争气?帝国主义掠夺当然有。输入鸦片罪大恶极!但是,认真研究中国近代史就会知道,中国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关键在自己内部没有改革好,国民没有充分的经济自由,相应地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足以保障公民的权利。 此外,我们把反封建归结为一个土地问题,对吗? 杨奎松教授有个很重要的学术成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二章总结了学术界多年研究的成果和他的新探索,以丰富的数据,提出一些很值得重视的论点。例如: 1.“以往关于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大约70%~80%的土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要把地主和富农分开来,地主中又要区分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中国土地占有情况是以小地主为主。“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他们和多数农民并无多少差别……他们中许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 2.“近现代以来并不存在土地日趋严重趋势”。“中国近现代农村依旧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而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等“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总的趋势是农村土地更加分散而非更加集中。 [2] 中国社会要转型,大土地占有,应该解决。但焦点不在这里。中外社会转型,关键都是人的解放。多年来我反复讲,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在哪里?在严复的两句话:“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中国盛衰的命脉在于“自由不自由。” [3] 有人问,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没有民主政治也能发展那么快?我说很简单,一是稳定下来,不折腾了,二是恢复了部分自由。百姓种田可以不听县委书记指挥,农民可以自己当家作主,有了这样的经济自由就有饭吃了。在城市里恢复经济自由,可以创办企业,中国经济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现在经济自由还没有完全恢复,还有国进民退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很清醒来看。 把革命口号与民粹情绪结合起来,和民族情绪结合起来,有很大迷惑性。特别是年轻人,听到控诉帝国主义,控诉地主、资本家,很容易热血沸腾,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一个国家要成熟起来,现代化要真正实现,公民就要理性化,避免思维方法极端。真正用自己的头脑去想问题,敢于怀疑和辩论,根据自己的认识判断,不要走极端。在座各位的教师责任很大,要教会孩子们和社会公民都要持这样的态度。不要极端,要中庸,中庸不是平庸,而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地思考问题。 金观涛的《观念史研究》是一部好书。学术研究,有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新的史料,都会出新成果。《观念史研究》就是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新成果。   提问四:对三权分立你的评价很高,想请你谈一谈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否变为真正的三权分立制度?   答:我想中国转型的最好方式,就在现有的架构上改革,慢慢一个现代政治制度就出来了。人民代表大会过去讲它是共产党的橡皮图章,一点不冤枉。但是现在正在变。以广东来说,现在的人大代表会议批评政府毫不客气,政协会议也一样。同时,现在政府官员开始学会听取公民意见,接受监督,这样一种基本素养很多人开始具备了。 所以,在原有的不满意的事物里面,要看到它转化的可能,里面合理的因素会慢慢发展起来。共产党一再讲人民要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根本不用变,落实就行了。不断实践,慢慢落实。现在比较安定,大部分人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实惠,要打破这个局面,不利,没有必要。乱起来饭都没得吃,怎么办?所以,就是要在原有的制度上改革,人民代表大会会变为真正的民主制度,会名符其实。但是时间可能长一点。 另外,司法腐败大家意见很大。但是现在的民间监督力量成长起来了,一出现司法不公等各种问题,马上全国议论纷纷,所以它也要改革。大家应该关注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究竟怎样。假如改得比较理想,司法会前进一大步。就是通过一项一项的改革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中国最理想的道路,也是最可能实现的道路。不要把当前的局势看得一片漆黑,要比较冷静看到它的黑暗面与光明面,那样就会比较乐观。   提问五:您强调私有制是公民自由的基础。那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及改革前中国经济的探索?   答: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十九世纪是件大事,是对资本主义黑暗面的抗议,是正义的呼声,在当时有伟大的意义。所以应该肯定它诞生时的价值。但另一方面,由于条件限制,有些观点走向极端。条件变了,不要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学习邓小平,时代变了,有些东西不适用了,就不必纠缠。世界上从来没有全知全能的圣人,没有谁的话可以一成不变,管几千几万年的。   提问六:刚才你讲到私有制的问题。我对你所讲的历史上的私有制的观点是接受的,但我有个不太恰当的顾虑,最近三十年尤其二十年现实造成很多国有资产被私人占有,现在鼓吹私有制,作为历史真理会不会给现实造成一种让那些私有化合法化?让百姓受苦?   答:第一,对网上传的资料要冷静分析。说百分之几的人而且大部分是高干子弟占了90%存款,占了多少社会财富,造成社会严重不公,这个材料就应该分析,恐怕站不住。民粹主义是很麻烦的,还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用中国传统文化说事,说中国怎么了不起,为什么一定要学西方,我们另搞一套不是很好?他不知道现代文明全世界基本是一样的。经过千百年来人类积累下来的好东西我们都要,其中也包括中国人的智慧,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就吸收了中国科举制的智慧。 民粹主义,拼命讲多数人怎样。你为多数人说话,请拿出经得起考验的数据来。当然有些太子党和大大小小官二代利用特权发了财。但是,一方面有官二代太子党发了财,另一方面,有没有平民百姓发财?黄光裕是什么人?赖昌星本来是个流氓烂仔,他也发起来了。 对私有财产要有这样的概念:一,不要夸大它的负面现象。二,现在的私有企业是不是百分百真正私有?它经营过程中,增值税17%给了国家,利润的25%也交给国家,如此等等,私企对社会和国家都有很大贡献。所有这些企业,即使是官二代的,只要继续经营,对社会就有贡献,是行善不是作恶。资金取得当中有不合法的可以揭露,要是没有超过追溯年代可以依法处理;要是已经过了就继续经营,但从现在要守法,一违法就要追究。 另外,所有这些财产,是交给政府管还是企业家管比较好?企业家管肯定增值更快,发展更快,对社会更有利。官僚管一定是腐败的,会有很多问题,对国家不利。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民营化道路。 还有一个观点:不要怕人家发财。无论谁发了财,能怎样使用?只要它留在中国,仍是社会所有的资金。所以政治家要创造一个环境,让所有的资金留在中国,让国外资金也要流入中国,中国就发展起来了。不要怕。政治家要高瞻远瞩,要有这个魄力。有些人从民粹出发,主张征收遗产税越高越好。在我看来,中国不应收遗产税。为什么?香港不收遗产税,听说已经有十几个国家不收遗产税,中国大陆要是收,资金就会跑掉。香港原来收遗产税,结果一些人很狡猾,在一个小岛上注册一个基金,财产都去了那边;后来香港聪明了,废除这个税种,资金就留下来了。 过去理论上有个错误,老是强调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对立。当然他们有对立的一面,但有没有共同的一面?事物有多方面,怎么光看到对立的一面、就不看到共同利益的一面?假如没有老板的话你有饭吃吗?很简单。现在科技发展,出现了人力资本的新概念,我掌握了很多知识,水平高,有创新产品。我光凭技术就能拿成数不等的股份。行即使不这样,本身技能比较高,又是稀缺人才,也能拿到高薪。所以我们要着眼发展教育,让孩子们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更重要的,让他们学会创造,学会批判和怀疑,在中国涌现一大批创新人才,那些才是中国的发展之福。 最后,即使有些老板很苛刻,超出他们一家和后代生活需要的资金实际是社会资金。有些有远见的老板就成立各种基金会,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一些官员有点蠢,老给基金会设置很多障碍。广东开始带头让民间基金注册,要是我们的政治家、官员都这样,眼光长远一点,把有钱人留在中国,成立大大小小基金会,对社会的发展非常有利。所以不要散布私有财产恐惧症,不要盲目散布导致社会对立的意见,那些很可能是陷阱。 [1] 西南政法学院函授部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制建设资料选编》第一册第70页,1982年2月重庆版。 [2]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105—16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南昌版。 [3]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第17、2页,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版。    (刊登于《中学历史教学》2012年第1-2期,本文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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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志峰:《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高华创作该书的来龙去脉

其前提是学术书籍的自由流通。虽然本书所谈论的历史事件已过去六七十年,但还被认为是涉及‘敏感’,及至内地某些着名图书馆也是有我书的收藏,而不提供外借和馆内阅读。尽管如此,国内外、境内外一些高校的一些学科将我的书列为教学参考书,网络上也经常有我书的片断的转载,甚至还出现了几种电子版。在中外出版的一些学术书籍、论文中,也有许多对我书的引用。由于本书不能进入内地,2003年有读者带入被海关没收,还打了一场官司(按,可参阅李宗陶《“禁书”过关诉讼始末》,载《新民周刊》2004年6月25日)。前几年内地出现了我书的大量的盗版,遍佈全国各地,有读者写信或电话告诉我,在北京和西部的宝鸡都见到我书的盗版,我自己在上海街头也多次发现。对于这种侵权行为,我自然不满,但无能为力,非常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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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 别了,“社会恐惧症”

在中国重新认识社会的道路上,2011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 别了,“社会恐惧症” □《南方周末》2012年1月5日 记者 方可成 发自北京 很多事实表明,在中国重新认识社会、重新建设社会的道路上,2011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社会管理创新”成为政府战略重点,中央层面动作频频,一些地方还通过放开社会组织登记等手段为社会“松绑”。 这一年,公民力量继续生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积极理性地参与意见表达和权益维护。年末广东乌坎事件的顺利解决,更显示社会与政府的协商对话、利益博弈渐成机制。 概言之,居庙堂之高者和处江湖之远者,都不再患有“社会恐惧症”,都在学会正视社会,并自觉组成参与社会建设的多方力量。 “社会并不是反政府的。”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师曾志说,“政府放开手,民间的社会自治,恰恰是保证中国长治久安的道路。” “治安”变“管理”,究竟变了什么? 过去的一年中,“社会管理创新”无疑是中国热门时政语汇中的一匹“黑马”。 搜索引擎Google忠实地记录下了它的崛起轨迹:2010年,还很少有人搜索“社会管理创新”;到了2011年2月,这个短语的搜索量直线上升;此后,它已经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政治语汇的搜索量相差无几。7月至10月间,人们对它的关注度甚至超越了“和谐社会”。 容易发现,轨迹上的几个时间点分别对应着中央的几番动作。 2011年2月19日,也即搜索量急剧增加的第一天,胡锦涛总书记发表讲话,要“着重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 胡锦涛是在以“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为主题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讲这番话的,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参加了开班仪式。这一研讨班,自1999年以来基本每年举办一次,近年来主题包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都是执政党近期的重大战略。 7月至10月间,“社会管理创新”又因两件大事备受关注:一是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二是“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后者引发众多解读,“从单一强力控制到社会综合协调”的维稳思维之变,是论者的普遍共识。 实际上,变化从官方文件的措辞转变就可以窥见:1991年3月综治委成立后,“严打”一直是核心词;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打防结合,预防为主”;2007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则明确提出了“服务”的概念。 从“严打”到“预防”,再到“服务”,直至“管理创新”,这条线索亦显示出中共对治理方式的探索之路。 另一个观察视角是综治委的领导配置。更名后,主任依然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担任,但副主任序列发生了很大变化:最高法、最高检的一把手退出了,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也退出了,增加了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国务委员马凯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钱运录等领导。 在地方,综治委主任的任用模式也随之转向——越来越多的省由党委专职副书记取代政法委书记兼任综治委主任,多个省份的宣传部长也跻身综治委副主任行列。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这种变化意味着综治委能调配的资源将更加广泛,社会管理的内容也将更“宽”,不仅包括治安,还包括公共服务、危机应对、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精神卫生等。 从最高层的讲话到省部级官员的研讨,从纲领性文件的颁布到机构设置、人员调配的变化,2011年的时政新动中这些最抢眼的变化都指向社会管理创新。随之而来的“副产品”是:各地政府、各行各业大力宣传自己的“社会管理创新成果”,各方对中央新战略展开解读,以“社会管理创新”为主题的研究课题数量猛增……最新的消息是,浦东干部学院谋划成立“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 基于这样的情况,不少人将2011年称为“社会管理创新年”。 被“逼”出来的革新 在中国,以“社会”为中心的革新十分罕见——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被“逼”出来的。 “近一段时间中国对社会管理问题的着力强调,源于特殊的背景: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以及社会冲突不断增加,并由此形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冲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说。 在他看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乱”,而是“烂”。其区别在于:“乱”相当于被他人打伤,“烂”则是自身的组织、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 孙认为,这种溃败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以2011年触痛国人的“小悦悦事件”为例分析说:“我不相信18个人经过小悦悦的时候都视而不见。如果他们内心有过挣扎,但最后因为怕惹来麻烦而没有伸手,那更多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需要改变的是这个社会,只有好的土壤才能生长出好的植物。” 现实情况是:糟糕的土壤不仅孕育了冷漠的路人,更孕育了广泛的矛盾和冲突,给政府带来巨大的维稳压力。日本《外交学者》杂志评论说,中共厌倦了“打地鼠”式的维稳,因此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概念。 对于社会建设,广东省委书记汪洋2011年7月与网民在线交流时也曾有一番解释:“我们这些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多或少地对社会建设重视不够,使社会建设在许多方面落后于经济建设的发展水平,有许多欠账。” 汪洋是在2011年7月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说这番话的,这是汪洋连续第四年邀网民“拍砖”。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之下,政府不与社会对话是不行的,不提出社会管理创新是不行的。”师曾志说。 但革新之后的“好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中国人对此并无经验。 学者金观涛曾系统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他发现,“社会”一词是1900年左右“进口”的外来语,但引进时,背后的意思却存在微妙差异: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私人领域稳定而坚固,国家权力受到监督,公共领域不会压倒私人领域;但在当下中国,家国意识浸润的绅士知识分子们并不了解“社会”与保护私人领域间的关系,在构建公共领域的过程中,私人领域不断萎缩,“社会”最后只能代表“公”,成为国家的代名词。 1949年后,社会更是无法发育,乃至有人称当时的中国是“有主义无社会”。社会学则被打成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干脆取消了近三十年之久。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令社会的成长成为可能,一些人从“体制内”走到了“体制外”,一些人从“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但“社会”依然有贬义。学者崔卫平曾指出:在人们的惯用语中,“社会”往往意味着次一等的存在,意味着危险、不可信任,如“社会闲杂人员”、“社会盲流”、“社会渣滓”等。 社会控制,还是社会自治? 从视社会为“原罪”,到告别“社会恐惧症”,无疑是巨大的飞跃。不过,在各地纷纷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的热潮背后,却暗藏着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管理创新”这个“筐”,到底该装些什么内容? 广东选择了学习香港。以省会广州为例,在该市“学习借鉴香港先进经验”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了香港“小政府、大社会”的运作模式,还提出要逐步完善社区自治功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而广东决定自2012年7月起基本取消社团双重登记的做法,更引发关注。实际上,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也有类似做法,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公开表示,最终目标是实现所有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此外,《人民日报》原评论员马立诚认为,广东乌坎事件的顺利解决体现了社会管理创新。“对待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事件,能够采取疏解方针,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为今后解决群體性事件做了有益探索。” 杭州也有自己的经验。在那里,政府并未将政府职能外包,而是吸纳民间组织与政府组成“社会复合主体”。中央编译局学者周红云认为:在社会复合主体中,政府并没有完全退出,而且作为一个重要分子发挥应有作用,而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甚至商户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这些都是对重新界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探索。不过,也有不一样的声音出现。《求是》杂志今年5月就刊文说:“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是过多地把政府的事情交给社会去办,不是过多强调按照人口比例发展社会组织,不是过多强调社会组织的‘第三部门’属性。” 但很快,人们就读到了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文章:“全社会要进一步正确认识公民社会,改变一些人对公民社会的误解,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应当对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的战略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从而采取积极鼓励和支持合作的态度……要加快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更多地给予培育和扶持。” 孙立平认为,对“社会管理”的不同解读值得关注,要防止偏离社会自治,走向社会控制。“在面临诸多压力和挑战的情况下,很容易对社会管理形成误解,将其片面理解为一种消极的、防范性的手段,加强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他提出,“社会管理不能片面理解为单向的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积极的社会管理只有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和共治才能实现。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自组织能力,以应对可能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使社会生活有序进行,降低社会转型的风险。” 在政府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许多学者主张走“小政府、大社会”之路,但也有人不全然认同,如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就提出“大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他认为,由政府主导,由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协同配合的方式“具有一定的本土特色,也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 但很少有人会否认,社会的逐渐强大是正在发生的事实,而强大后的社会将使政府与社会间不平衡的关系得到修正。“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孙立平说,“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遏止社会失序。”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博客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从细节看中石化社会责任心的缺失 向内的探索 亚运微风吹过广州 别把法治打没了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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