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時務

執政黨如何學習和適應有反對的政治，並通過與政治反對黨派對話和妥協來尋求社會共識，並獲得解決危機的新社會支持，這不是政治反對者的要求，而是決定執政者自身前途的事務。 隨着中國執政黨完成換届，習李接班體制正式登場，全球和國內時事評論的興趣聚焦於接班體制下的新團隊政策走向，或高論莫須有的新政，為最近的反腐口號與反浪費等提法敲邊鼓，唱讚歌，或對新團隊領導人個人履歷與作風作顯微鏡式的檢查，以尋找新變化的基因。這些來自冷戰時期蘇聯硏究的老方法都不能把握中國當代政治的真正脈搏，也無助於判斷現實中國的未來走向與趨勢，因為這種尋找聖君賢相的傳統思維忽略了當代中國現實中最核心的問題：反對政治的興起、發展、現狀、趨勢及其意義。 執政黨新任最高領導人最近關於聽取「尖銳批評意見」的講話引發了新一輪內外關注。然而，此話實際上沒什麼真正的新意。就歷史而言，虛心聽取批評，乃至錯誤的尖銳批評，是從孔子以來的古訓，也是執政黨歷來的標誌性口號之一，而就現實而論，在各種言論和媒體打壓措施之下，這些話的真實含義表露無疑：一切批評和意見，都必須嚴格控制在不許討論現行體制、制度、意識形態和官方權威的紅線之內。簡言之，這些謙遜的言論背後，真實語義是十分嚴酷和霸道的，只是借此消解和迴避當代中國政治反對問題的策略而已。 然而，籠統的姿態並不能掩飾震撼的現實。新年伊始，圍繞《南方周末》新年獻辭被删改事件，全國性的抗爭運動引發了全球目光，據傳被中共內部定性為「八九以來最嚴重的反黨事件」。這一事件及其演化與此前各種公共抗爭最大的不同在於，社會在 20多年之後（實際是自 1949以來）第一次以明確的語言向執政者要求言論和新聞自由，對八九革命被鎮壓以來的意識形態專政說不，質言之，這是全國性第一次以政治權利訴求為目標和動力的社會運動，也以最清晰的信號昭告當局是世人：中國不是特殊國家，當代中國的社會和人民對政治與社會權利被强力剝奪的現狀不會再忍受。這就是實實在在的政治反對。 回顧 2012年，各地風起雲湧的所謂「群體性事件」已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當代中國的權力版圖。雖然制度化變革還被執政者有意迴避，但這些被描述為經濟性和民生訴求的大規模公共表達（往往借助社會化媒體實現社會動員）把現實空頭的政治議題落實為具體而可感、地方性的公共議題，其背後更大的意義在於，現代憲政國家政治除需要個體權利的邏輯前提之外，其實現形式更必須築基於清晰的中央與地方利益界分之上。不同的地區與人群有自然的利益差異，但長期以來，抽象的國家發展觀念閹割了具體的地方利益，而地方經濟發展甚至以本地的環境和居民利益為犧牲品，這些抗爭運動開啓了終結 GDP為導向的中央吸血發展模式之門。 長期以來，執政黨秉承斯大林階級 -政黨專政的政治觀念（實際上是紅色革命貴族的家族專政），視來自社會的政策及政治反對為帝王社會造反式的大逆不道，採取不遺餘力和慘無人道的暴力鎮壓措施。在文革特產的「反革命罪」改頭換面為較時髦話語的「煽動和顛覆國家政權罪」之後，「敵對勢力」這種文革意識反而加快了在執政黨內部的復活步伐，並被肆意用來鎮壓任何公共反對意見的表達。但問題是，面對執政黨貪腐橫行、上下失序、政令不出都門的現狀和今日中國內外丕變的環境，靠過去的內部整風、社會壓制，能覓取走出執政黨與國家危機的出路嗎？所以，執政黨如何學習和適應有反對的政治，並通過與政治反對黨派對話和妥協來尋求社會共識，以獲得解決危機的新社會支持，這不是政治反對者的要求，而是決定執政者自身前途的事務。 就對執政者的批評策略而言，因為言論環境的惡劣，公眾長期討論的重點是批評的權利與正當性，但這種權利的奮鬥有時會忽略很重要的維度：有反對的政治和政治反對黨派不僅是一個社會政治得以健康運行的决定性條件，也是社會得以進步和克服危機的一種責任。最近國內憲政的呼聲漸高，而憲政民主制度的基本實踐形式即是有反對的政治，無論執政者是否具備權力的正當性，合格、盡責、有原則的政治反對派都是必須的。 從清末自强和維新的失敗，到國共兩黨的崛起，革命成為塑造中國近現代史的主要工具。仔細分析這些革命的社會成因，執政者出於私利和無知，恐懼政治反對，不能理性對待政治反對者，試圖以自欺欺人與暴力壓制新興的政治反對力量，是首要的原因。復興民族和應對外來侵略的正當目標，與壓制政治反對的不正當手段結合，因而既造成國家在應對外部威脅時的無力和無智，也同步造就了反對政治激進化與暴力化的基礎，最終導致中國政治和社會從中古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型被遲滯，最後造成遷延至於目前的「中國特色」政治制度怪胎。這一悲慘局面都可以在有序和合法的政治反對闕如這一基本現象中找到原因。 從更寬廣的歷史視野來看，近代各國的現代社會與制度確立都不是統治者明智和仁慈的結果，而是社會覺醒和抗爭的成就。這是對政治反對的歷史責任之終極論證。現代公民政治最基本的特色之一就是反對的政治，多黨制和反對黨不過是這一特色的具體形式而已，無反對的政治既缺乏社會契約的支持，也將注定喪失法理和行政的效力。當代中國視野中日漸興發的政治反對運動不僅是推動中國完成現代轉型的運動，更是可能幫助執政黨走出專政集權惡性循環漩渦的歷史契機。 說到底，憲政、法治、民主和自由，以及社會進步和公正，都不可能由任何力量賜予，這些現代政治的常規與常識，都需要悲壯的社會覺醒和公民抗爭來換取。現代政治的轉型對於中國人是一個持續百年奮鬥的歷史過程，今日人們如何根據自身的認知和良知站出來，通過明確的政治反對終結專政，不僅是歷史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也是我們向民族子孫應有的歷史承諾：讓專制的歷史在我們手上結束，奠定與共和國國體匹配的憲政民主政體，讓中國以現代政治文明國家的面貌與列國偕行，這是當代政治反對的特殊歷史責任。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雖然在諸如「烏有之鄉」左派網站上充斥着對文革「大民主」的歌頌，但民主運動主流追求的是憲政、法治的民主，而不是最高領袖恩賜的，為上層政客爭權奪利、火中取栗的所謂「大民主」。 （編者按：此文為徐友漁「文革反思」系列之六，系列一至五請見本刊第38-39、41-43期） 文化大革命對於一些親身經歷者的最可懷念之處，對於一些未曾經歷者的最大魅力，是它的「大民主」。民主，在 1949年之前的國民黨統治時期是多與少的問題，在 1949年之後的共產黨統治時期是有與無的問題，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一個反例，毛澤東在文革中不但給予中國人民主，而且是「大民主」。那麼，文革到底是一場災難、浩劫，還是「人民的盛大節日」？ 對文革的「大民主」作出準確說明和正確評價，對於文革思考和硏究是難度最大的問題。 所謂「大民主」，就是群眾享有「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這「四大」具有太強的中國政治運動意味，簡單直白地來說就是有言論自由，但這裏說的言論具有揭發性、批判性，主要是針對上級或權威。 就特定的範圍、特定的條件、特定的意義而言，普通老百姓在文化大革命中確實享受了「大民主」。在平時，老師對於學生是具有權威的，校長是高高在上的，但在文革中學生可以給他們寫大字報，揭露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把他們說成是階級敵人和牛鬼蛇神，開會批判鬥爭；在平時，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反對某個具體的領導就是反黨。1957年的反右運動的政治邏輯就是如此，55萬給領導提意見的人成了罪人。而在文革中，批評領導，把他們說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之「炮轟」、「火燒」，卻得到了「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支持和保護，而對群眾批評的壓制本身就構成了「鎮壓群眾」、「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名。 在文革之前，群眾對於領導的官僚作風和特權享受心存不滿但卻沒有渠道表達，學生對於枯燥的教學、沉重的作業負擔形成逆反心理而得不到宣洩。文革似乎是徹底的改變，生活好像是陽光燦爛的日子，心情是舒暢的、解放的。不過絕大多數人沒有想到要批判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沒有想到要批判「偉大領袖」毛澤東，他們想批判的只是自己的師長、頂頭上司，最多是本部門、本地區的領導者。而在一般情况下這些都沒有問題。所以人們真心誠意地認為「言者無罪」兌現了，文革實行了「大民主」。 文革中人們的要求、眼界和認識水準都相當有限，往往沒有觸及「大民主」的界限和條件，因此完全沒有思考過「大民主」的本質。現在我們來看看，文革中的「大民主」到底是什麼。 首先，這種「民主」不是保障人民權利的，真正貫徹實行憲法、法律性的規定，而是毛澤東用來發動群眾打倒政敵，在黨內搞大清洗的手段。文革中江西有個當了造反派紅衛兵的中學生李九蓮，因為在給男朋友的信中和日記中表達了對文革的懷疑而以反革命罪被捕，最後判處死刑。作家胡平在記述她的遭遇時，對於文革中的「大民主」這麽說： 「他老人家想放時，能放得洪水滔天，不可收拾；他老人家想收時，能收得萬馬齊喑，百雀禁聲…… 平民百姓呢—— 打倒劉少奇了，你就有批判劉少奇的自由，林彪是「副統帥」了，你就有敬祝他「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的自由，林彪葬身溫都爾汗了，你就有說他是個逃兵、是個常敗將軍、鴉片槍將軍的自由…… 在文革十年裏，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對於人民來說，只像是鋼板與影印機，刻上什麽，就是什麽，要複（印）的是什麽，就是什麽……」 當人們津津樂道於文革的「大民主」時，他們沒有想過，或者根本不知道，文革中有一個以《公安六條》著稱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其中第四條說，攻擊毛澤東和林彪的，是現行反革命；第五條說，利用大民主散布反動言論，要鬥爭，或交公安部門處理。 文革中有一條非常普遍的罪名，簡稱「惡攻」，即「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因為不滿毛澤東、林彪或江青而在這條罪名之下被逮捕、判刑的人超過10 萬。在上海，因為「炮打張春橋」而被加上「反中央文革」罪名的案件多達20 多萬起，受株連者達100 萬以上。 文革中，小至支部書記，大至國家主席劉少奇，都可以批判，都可以提出打倒，看起來這種民主大得很，但這只不過是投合了毛澤東的心意——事實上，對於劉少奇的攻擊，本來就是毛澤東發起和慫恿的。對於打倒劉少奇和其他大大小小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革後有反省的人認為那不過是被利用當了馬前卒，沒有反省的人則是「好漢專提當年勇」：「老子文革時連省委書記都敢打倒！」 實際情况是，文革中不但沒有發表不同觀點的自由，而且沒有表達任何獨立思考的自由，連自以為體會和發揮毛澤東思想的嘗試都不允許。我們來看看文革中因思想和觀點而遭難的三類人： 第一類，探索和堅持真理的人。遇羅克，批駁「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張志新，不認同「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李九蓮，認為「劉少奇的很多觀點符合客觀實際和馬克思主義」，他們都被判處死刑。 第二類，力圖引申和發揮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理論，堅决主張打倒「走資派」和官僚特權階級，力主把本地區或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人，例如寫「中國向何處去」的楊曦光（湖南），發表「一切為了九大」的「中學生串連會」成員（上海）等，他們都被抓捕，有的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第三類，站在正統的立場，自認為有責任替毛主席把關、掌舵，强調儘管有文革，共產黨的天下還是共產黨的天下，權力結構不允許變動的人，比如清華大學四一四派成員，「四一四思潮必勝」的作者周泉纓，其下場是被批判和抓捕。 當然，毛澤東要假戲真唱，在放網之後，收網之前，專政機器在短暫時間和個別地方出現了停轉的情况，給極個別的人提供了傳播獨立思想的機會。楊小凱在《牛鬼蛇神錄》中就講了一個這樣的故事。但是，這種事例在文革中寥若晨星，而且，稍一收網這種人就遭逮捕和處決。 文革確實使不少青年走上獨立思考的道路，但是，這與其說是文革「大民主」的積極效果，不如說是以成千上萬人的生命或青春為代價附帶產生的客觀效果。 「大民主」因為文革之後復出的掌權者蠻橫無理的取締而更加為人們懷念和嚮往。文革後重新上台的領導人一度大力支持以西單「民主牆」為象徵的「大民主」，因為他們需要民意的支援，也需要利用民意與當時擔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及其支持者爭奪權力。但是，當西單「民主牆」上出現魏京生的大字報，批評鄧小平是獨裁者時，他們對於「大民主」的態度從利用變為取締。 1980 年8 月30 日，在全國人大五届三次會議上，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五條的决議》，取消了1982 年憲法第四十五條中關於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不過當局對憲法中「大民主」條款的取締並沒有終止人們對於民主的渴求和爭取，自上世紀80 年代以來，要求民主的呼聲此伏彼起，始終 不斷。 自1949 年以來，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就存在兩大重症，一曰民主缺乏症，一曰民主饑渴症，對於不清楚真正的民主為何物，只是經歷過或聽說過「大民主」的中國人來說，文革的「大民主」是值得嚮往和爭取的。 但是，文革已經過去了30 多年，時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社會思想主流不但深入探討了民主的實質，而且正在把握民主的操作細節。人們不但明白民主的價值與作用，而且明白民主的界限和條件，尤其明白民主需要法治來界定和保障。如今，雖然在諸如「烏有之鄉」左派網站上充斥着對於文革「大民主」的歌頌，但民主運動主流追求的是憲政的、法治的民主，而不是最高領袖恩賜的，為上層政客爭權奪利、火中取栗的所謂「大民主」。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生長在香港的人，一聽到「政治化」這詞，重則，讓人想起「骯髒的手段」、「卑鄙的行為」；輕則，也難免進入「在搞事」的聯想。「政治化」，為什麼那麼可怕？ 稍早前，水貨客搶購奶粉，使香港社會開始討論 2003年以來的「自由行」政策是否恰當。本來，這種討論再正常不過，但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卻批評事件「太政治化」；在長者生活津貼計劃的爭議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也指斥批評政策的人「政治化」。為什麼一些民生問題被提升到政策層面來討論，就會被認為「政治化」呢？又或是，倒過來問：這些問題明明與政治相關，為什麼不能「政治化」呢？這至少要從殖民統治手段談起。 「去政治化」，是大部分殖民者的統治手段，港英殖民政府也不例外，這在上世紀 70年代以來尤其明顯。根據香港學者羅永生的研究，那是一個「政治研究和討論被嚴重壓抑的殖民時代」，一些論述成功將香港人描述為「政治冷感」、「沒有主體意識的難民」及「經濟動物」。 這些論述，構建了不少「香港故事」，但有關「去政治化」的故事，卻被隱暪。被隱暪的後果，非常嚴重。首先，由於「去政治化」本身的目的是為了排距、甚至污名化一些關心和參與政治的普羅大眾，這導致多年來香港大小選舉的投票率一直偏低。 1991年，香港立法會（時為「立法局」）首次出現直選議席，那是「六四」事件的兩年後，距離「九七回歸」不到六年，有關民主政治的討論尚算熱熾，但儘管如此，投票率也只有39.2%。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1992年，台灣立法委員進行 1948年以來首次全面改選，民進黨創黨 6年，人們高度投入政治活動，投票率是72.02%。 也許，拿當年已經開啟民主化之門的台灣，跟依然被殖民統治的香港比較，不太恰當。然而，「去政治化」的魔咒，並沒有隨着香港脫離殖民國而消除。 去年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率依然只有53%。記得投票當天，遇到阿姨，問她：「有沒有去投票啊？」她回答：「我都沒有登記，有什麼好投的！」低投票率與政治冷感等論述，相互呼應，加劇了港人對「政治化」的恐懼。 「去政治化」的後果，遠遠不僅使人卻步投票站、疏離政治，更可怕的是，它壓抑了社會討論問題的層次：你只能被動地當一個「順民」，等待政府施惠，不能去挑戰它制定政策的理由，更不能要求它改變政策，不然，你就是把問題「政治化」了。其中一個例子，發生在我經常接觸到的動物保護議題上。 在爭取成立「動物警察」的過程中，一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私下勸阻動保界人士：「不要把政治放進動物議題內」。荒謬！搞政治的人，居然叫人不要談「政治」。居心叵測！ 動物團體主張成立一個直接隸屬於警隊的「動物警察」，目的是為了更有效率地偵破虐待動物案件，而過程中難免涉及預算分配、警員編制等等，更關鍵是，馬上會動搖目前由警方、漁護署及愛護動物協會組成的「動物守護計劃」——一個既存的結構，以及一些既得的利益者。 「不要把問題政治化」這套說法，不僅政府官員、親建制派人士善於利用它，部分民間團體也被洗腦，朗朗上口。二月初，某間接獲政府資助的動物團體在香港電台的一個節目上，批評動保人士過於「政治化」，對動物維權運動毫無助益。 但諷刺的是，這個團體也號稱爭取動物權益（Animal Right）。試問，爭取動物權益又如何能不涉及政治？！動物權益是政治，我們的飲用水和空氣，我們的奶粉，哪一樣不政治！ 「去政治化」，本來只是大部分殖民政權的管治手段，它透過「不要把問題政治化」來壟斷「政治」，公民的主體性因而被掩埋。可惜的是，香港已經脫離殖民統治十六年了，但「政治化」卻還像魔咒一樣，籠罩上空……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即刻搜索」這個由人民網控股的搜索引擎國家隊，在乒乓球后鄧亞萍的領導下，據說運作兩年耗資數億，但使用率幾乎為零，導致高層不快。公眾聞之一片嘩然，李開復的質疑最有代表性，包括為何浪費公帑，由黨任命總裁做搜索引擎，「做搜索引擎，卻沒有信息通暢開放的信念，可能有戲嗎？」 「即刻搜索」的前身是人民網推出的「人民搜索」，但在谷歌退出中國市場的陰影之下，無論「即刻」還是「人民」，鄧亞萍領銜的搜索引擎國家隊都被視為將行政管制伸進開放市場的不速之客。 基於對中國運動員素養的刻板印象，儘管鄧亞萍擁有劍橋學歷、奧運歷練以及組織栽培等光環，其總裁角色仍難免受到質疑。不過從鄧亞萍的公開履歷看，她從進入人民日報社秘書處任副秘書長（相當於正局級幹部），被任命為人民日報社旗下資產的管理經營者，屬於正常的體制內調動。 雖然搜索引擎的「人民系」國家隊受阻，但另一支國家隊——由新華社聯合中國移動成立的「盤古搜索」，據聞正在大規模擴張。 但無論「即刻」還是「盤古」，在目前的市場和文化格局下，都幾乎沒有成功的機會。這與技術無關，也與國家投入多少資源無關。公權力在謝闐地資深科技媒體人士，科技博客雷鋒網編委商業規律面前並不是萬能的。 人民日報與新華社啓動國有搜索引擎項目有諸多國內外的背景，事實上也參考了美國政府與Google 合作的模式（Google 不僅向美國政府提供服務器和雲計算等純技術上的支持，也直接承接類似輿情調查及海外信息搜集等活動）。但從計劃經濟轉型中保留的陳舊思維，使得中國官方更願意親自操辦一個以搜索引擎為基礎的信息平台，而不是把公共服務外包給美國上市公司（如百度）、香港上市公司（如騰訊）或者私有企業（如阿里巴巴）。 國有搜索引擎的計劃中，事實上也包含了對信息的控制與過濾——這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官方希望國有搜索引擎能在控制虛假廣告、網絡詐騙犯罪等方面有所作為，另一方面它也無疑會被內容監管部門利用，使知識分子和著作權人有所顧忌。 基於這個立場，官方選擇了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這樣的官方媒體機構來開發運營搜索引擎——在官方眼中，搜索引擎是一個媒體，對媒體控制和運營的經驗應該會適用。 但結果顯然讓官方失望。這是必然的。 事實上，倚靠此前Google 中國的班底提供的技術支持，在幾個主要技術指標上，「即刻」並不遜於百度這樣的主流中文搜索引擎。但當官媒運營思維使得一個搜索引擎負擔起與「服務」無關的「教育」義務時，使用體驗就很彆扭了。「即刻」在尚未打開用戶局面時，就着急地開闢「曝光台」和「食品安全」頻道，彙集消費領域的負面新聞——這是官媒理解的輿論監督的方式，也是官媒所理解的廣告銷售方式。 由此看來，「即刻」就像一個目錄檢索式的人民日報全媒體——這並不是市場所需要的搜索引擎。但官方只懂這個。 傳統媒體和傳統產業一樣，都是依靠最原始的二次銷售商業模式來運營的。而官媒的二次銷售中，其首次銷售——即用戶的獲取是由公權力協助完成的。在社會化網絡的時代，這個模式已經被大部分新媒體所拋棄，對用戶以及對廣告客戶的服務所獲得的費用已實際上替代了廣告費的概念。無數新的傳播模型和商業模式在這個社交網絡時代湧現，但本質是，服務替代了教導。這是官方企業難以學會的。 國有資本可以比公共公司和私企更加高效地運作能源、地產、航運、巨型工程等等不需要服務而以資源和執行力取勝的商業活動，但無法放下身段去體會每個個體消費者的需求，也難以為這些不起眼的個體來改變自己的策略。這是與互聯網精神背道而馳的。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春節返鄉，今年在湖北紅安。這裏曾經是紅四方面軍的大本營，據有鄂豫皖根據地。紅安所在的鄂北，也是東路捻軍（太平天國時期活躍在北方的反清農民武裝勢力，後被清廷剿滅，編者按）呼嘯來去的西界限。共軍與捻軍曾經共用同一個作戰區域，結果卻是成王敗寇。 紅安號稱「將軍縣」，當然指的是共產黨的將軍。而最為當地人推崇的是董必武和李先念兩位中共元老。從武漢高速路轉接紅安後，路旁時不時就見到指向某某將軍故居的路牌。也正因為將紅色傳統作為立縣之本，紅安才從「黃安」改名而來。而烈士陵園也是當地最龐大的公共建築，宏大的廣場、高聳的紀念碑是陵園的標配（標準配備），象徵着革命血統的本宗。 然而在一箭之遙的老城區，則是不可逆轉的凋敝景象。老房子破損不堪，老街區拆拆停停，像是無力處置的廢墟。而我看到居民熟練地穿行其間，臉上是無動於衷的表情。紅安縣城市政設施差，大街很髒。 去年十月，因為要申請創建湖北省衛生城市，搞過突擊清掃，今年又恢復了遍地垃圾的舊樣子。一問，果然是「創衛」成功了，不需要再做表面功夫了。 看樣子是要放棄老縣城的，因為在城南要興建一個龐大的開發區新城。它的規劃面積大約是一百多平方公里，相當於十分之一個香港。縣電視台反覆播報，熱烈地歌頌新城的成就與未來。 儘管要和百里開外的武漢競爭招商，困難顯而易見，但這並不影響紅安藉助紅色大發展展開「圈地運動」。離開縣城走親戚的時候，隨處可見被園區填埋的農田，「土地革命」又回來了。政府花費萬把塊錢從農民手裏拿地，轉手以近四萬塊錢的價格賣給開發商，無情地吞食差價。親戚講述這些徵地故事時，像在說別人的事。而我聽到的卻是革命的歷史與盤剝的現實。 鄉村的房屋上，常見貼着毛澤東頭像的瓷磚，與花鳥蟲魚一起，代表了裝飾的品味。縣城工地的大門頂上，都會高高地供着一張毛像，與去年出現在反日遊行隊伍中的版型一模一樣。 那天，一位老人家向我回憶祖上開染坊、當舖以及接濟窮人的往事。鬧革命後，家道中落，後來還被劃入地主壞分子。我說，不如把中堂懸掛的毛像扯去？被喝止：「不行，要鎮妖。」 《陽光時務週刊》做過「去毛化」（見本刊第 36期封面故事《走不下神壇的毛澤東》，編者按）的專題。而在兩湖流域，毛早成了民間的神。我看此地或是革命老區，宗教壓抑， 毛像遂填補基督空缺。但好像佛教也不缺，敬鬼神與敬奉毛像，暗裏倒也合了八字。 我一直有疑問，同是老資格的革命老區，為什麼井岡山比紅安更發達呢？紅安一直在強調它擁有的龐大的將軍群體，可為啥無論縣城面貌，還是欲說還休的革命家史，一直灰頭土臉的？ 趁機向當地人請教，原來都要怨張國燾。張氏依仗紅四軍，長征時期褫奪毛澤東大權，給後者造成了最大的領導危機，毛氏形容為「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候」。門戶權鬥累及紅安，至今不振。 談及這段革命門派的傾軋，紅安人多是忿忿不平，但也無可奈何。因為不再被看做革命嫡系，紅安再怎麽宣揚紅色血脈，到底還是有些落寞。我就此理解了紅安人對革命前史的糾結。 一個張國燾抵消了兩百位打江山的將軍，紅安只好退而求其次，强調董、李兩位國家主席。據說董家後人要擴建董必武故居，四鄰八舍都要拆遷避讓，興許又是個擾民的大工程。 董必武故居位於縣城最繁華的街道，要是不注意搜尋，會很容易忽略故居那窄窄的門面。我感興趣的是，這條街的名字叫做民主街。雖然紅安受着革命顯貴的擠兌，可是這條道路沒改名。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