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死亡

荷广 | 冯克:“导致大饥荒的因素仍然存在”

中国大饥荒期间至少有4500万人死于非命。荷兰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教授 冯客(Frank Dikotter) 经过数年时间参阅官方档案,得出的这个数据远远超过此前学术界的估计。他的著作《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年-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中文版近日在香港正式出版发行。 毛泽东在1958年到1962年期间发起了一场被称为“大跃进”的经济实验,结果以失败收场,引来的是大饥荒等空前的经济和社会灾难,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 冯克在书中指出,根据公安部门近年整理的报告以及“大跃进”最后几个月中国共产党汇编的内部报告显示,1958年到1962年期间,至少达到4500万人。其中大约有6%到8%(即至少250万人)死于酷刑或直接处决。 冯克告诉美国之音,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的几年里,借中国开放了大量党史文献,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彻底研究这段期间中国经历的浩劫。他利用数年时间,在北京和河北、山东、甘肃、湖北等多个省份,参阅了上千份官方档案。 在接受香港刊物《阳光时务》采访时,冯克指出大饥荒是高层有意为之:“本书中的最大发现之一,是频繁的暴力所扮演的角色。(听到)「大饥荒」,你以为是人们因没有食物而被饿死。但是本书发现,许多的人实际上是被打死,是被折磨死的。这是本书最重要的发现。也就是说,人们饿死和人们被饿死是有区别的。人们饿死是没有足够食物,但当有食物,故意的不给他们,人们被饿死,这等於是 谋杀,大规模的屠杀。根据一些报告和观察,在四川某些地区,高达60%到80%的人口遭受到不配给食物的惩罚,而导致死亡。” “明显的意图” “被故意整死的人,有的因为富裕,有的因为干劲不足,有的因为直言不讳,还有的仅仅是莫名缘由不讨食堂掌勺人的喜欢。当地干部出于压力,千方百计迎合上面下达的指标,只抓数字,不顾人命,间接导致不计其数的人因此丧生”,冯客告诉《阳光时务》记者沈达明。 “他们被挑了出来,并不是随机的。所以,在毛泽东建立制度和地方干部定出具体的铲除一些人的目标,这之间有一条直接的关系。这里面有许多明显的意图,但是非常的复杂。” 仍然适用 冯客警告,促成“大跃进”和大饥荒悲剧的若干基本因素,在今天的决策机制中仍然存在。 他认为,这场灾难带来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中国仍然适用,“不可靠的经济数据,缺乏透明度,不接受民间社会任何监督的决策过程,不顾质量(品质)、对于产出的盲目追求,错误地相信中国找到了可以不受普遍经济法则制约的出路。” 《毛泽东的大饥荒》英文版于2010年出版,今年7月,获得英国”塞缪尔.约翰逊”非小说类文学奖,评审团主席马辛.泰尔表示,对于任何要了解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 (资料来源:联合早报/阳光时务第四期)荷兰在线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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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颜昌海:长得像蒋介石就要被打被罚款!

● 长得像蒋介石就要被打被罚款: 10 月 2 日,在进入溪口镇武岭公园的街道上,一家名为“蒋正泰”烧烤店的门口围满了游客。记者挤进人群看到,“蒋介石”身着一件被撕烂的国民党制式军装站在门口,其脸上充满着悲愤的表情,而在“蒋介石”旁边的桌子上,则架放着一张写满控诉的纸板。放眼店内,除一片狼藉以外,墙壁上写有“绝食抗议”、“还我人权”等标语。据了解,“蒋介石”本名叫杨浚宏,是福建福州人,今年 64 岁,因外形酷似蒋介石,曾经在某电视台的《开心明星脸》栏目中获奖。 2010 年,他居家搬迁到溪口镇之后,在武岭公园门口开了一家摄影店,靠与游客合影赚钱。随着时间的推移,杨浚宏的名气逐渐传开,诸多媒体都对他进行了报道,诸多明星也纷纷找他合影留念。凭借着生意日渐兴旺,杨浚宏开始搞起了多种经营。开店以来,他每月都会向当地的城管执法大队缴纳一万元的管理费用,而今年以来,管理费用由一万涨成了两万,后又涨到三万。因为本小利薄,杨浚宏实在拿不出“飙升”的管理费用,于是近期就拒绝了继续缴纳。“拒缴之后,在 10 月 2 日晚上六点四十分左右 , 天已蒙蒙黑,一群手持铁棍的混混就闯入店内,在店内一阵乱砸,把我和妻子打成了重伤。”一位穿着国民党制服扮演女秘书的店员说,在多方反映无果的情况下,大家现在只能采取绝食的办法来表示抗议。 ● 不高人:中国人的脑袋已经被洗的差不多,他们深刻相信,中国人民完全能做到,不求最好,只求超过最烂。 ● 他们麻木,我们不能;他们堕落,我们不能;他们不尽责,我们不能。我们不能只苛求某个政府或组织尽责,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所担当。我认为:一个安全、文明、正义的社会的到来,必须要人人努力,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 ! ● 霜儿 (342423773) :刚才有个人在我这里留言说,让我觉得中国不好,那就赶紧滚出中国。之后又是一段刺耳的谩骂。而我听到他这些话之后,静静思考了良久,感叹啊,要是当初毛泽东不满民国政府的时候,他就滚出中国了,那该多好。 ● @ 财经网【郑重致歉】:财经网今晚《最幸福国家排行榜出炉:中国名列第八,美国十九》一文有误,已作修改。原文引自国际在线报道,经本网在 OECD 官网核查,经合组织的幸福感排行数据来自盖洛普公司民意测验,通过对 40 个国家公民生活状况的调查,中国生活幸福感排 40 名垫底,美国居第十二名。 ● 鲁国平:山东德州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教授李芳军、麻醉科副教授张孝文、医院一名护士长等 3 名医生涉嫌非法贩肾被抓,每个卖 28 万。警察赶到时,来自安徽的 21 岁小伙杨明已躺在了一家诊所三楼简陋的手术台上,正准备开膛破肚, 2 万元卖掉一只肾。一共收取受体 28 万元,支付给‘活体 ‘2 万,剩下的由其他参与者瓜分。 ● 洪深:华龙网披露汪洋薄熙来再开战。凤凰网等主流大网皆转载华龙网昨日( 2011 年 10 月 12 日 )一消息,披露:汪洋薄熙来再开战,这意味着人民日报前天的调解失败。 题为《黄奇帆:重庆在改革开放上创意不亚于上世纪深圳开发》消息说,前日( 10 月 11 日 ),重庆市长黄奇帆与香港主流媒体举行交流会。黄奇帆在会上表示,重庆现在做的这些事,在改革开放上的创意,一点不亚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深圳开发、 90 年代的浦东开发。因为任何一个人、一个地方要站在时代的前列,都要有勇气,都要有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尽管内容不同,但需要的精神和智慧是一样的,改革开放创新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专家指出,这消息首先表明重庆自称是取代深圳的新时代改革特区。其意义不仅是自诩重庆超越了广东,更是在回击 10 月 9 日 广东书记汪洋对重庆的批评——广州日报 10 日皆报道《汪洋:不能用运动式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汪洋针对重庆逮捕十家沃尔玛超市售假冒绿色猪肉责任者,特意在省委会议上强调,要与重庆背道而驰,坚决“不能用运动式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 论者认为,薄熙来让重庆市长黄奇帆出面公开反击汪洋,不仅因为《汪洋:不能用运动式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在批评重庆查处沃尔玛,还因为汪洋话中还暗暗讽刺重庆大规模建设廉租房也是“运动式”。这让薄熙来认定汪洋根本没有接受“做蛋糕和分蛋糕是辩证的统一”的调解,尽管 10 月 11 日 ,人民日报代表重庆做说客,发表了评论《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是辩证统一的》,但汪洋并不接受这种拉偏架。在见到人民日报评论“做与分”后,立即让媒体于次日发表了《幸福广东指标体系正式颁布:突出以人为本》,强调“全国首个省级幸福指标体系率先在广东出台!”,以此反击重庆市长黄奇帆以“建成五个重庆”超越广东的自吹自擂。自 10 月 9 日 以来,广东和重庆,汪洋与薄熙来,两个政治局委员竟然如此密集地唇枪舌剑近战,且还有人民日报代表中央劝架。可谓史无前例! 当然,也可辩称:这是一种新式党内民主! ● 从重庆开始的唱红歌,唱遍了中国大陆。在美国许多华人认为,唱红歌不仅仅是那个恐怖、疯狂、荒诞年代的再现,而且是对中国人的精神摧残和洗脑。红歌是党文化,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可能对中华民族文化起传承作用。 ● 人民赋予官员们权力,本来是想让他们帮助人民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让人民更好地投入到生产经营和发展中的,本来是想让他们用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未曾想到,人民赋予官员们的权力,被狗日的贪官们拿去“糟蹋”了,狗日的贪官们不仅拿着人民赋予的权力巧取豪夺了太多的人民血汗财富,还重新将人民“踩在脚下”,欺压人民,剥削人民。 ● 陈丹青:中国目前是 0.3 %的人控制着 86 %的财富, 3000 名亿万富豪中有 2895 名是高干子弟,官员家属 96 %移民国外,民众三千万人无家可归,上访冤民突破一个亿, 2000 万小孩没学上,每天饿死 186 人,最可怕的是余秋雨、何亮亮还说什么中国模式和中国梦,你们是人吗? ● @ 王维嘉:我们为什么关注陈光诚?盲人在任何国家都是需要社会帮助的群体。他不仅不需要别人帮助,还自学法律帮助健康人。这种健全的心灵,独立的人格和正义的勇气让我们每个健康人惭愧。我们为他和家人担忧,我们为中国公民的人格而骄傲,我们为中国公权的不堪而……。 ● 王朔:他们能为了拆百姓一幢房子而出动军警武装可他们却可以把数十万平方公里国土拱手相送,他们能为了得到非洲国家对他们的认同可以大把掏银子可他们却给不了我们孩子一间读书教室,他们能竭尽全力抢救活一个油尽灯枯的老孽障可他们却对国民在异域被残杀显的束手无策。 他们这群杂种注定要遗臭万年! ● 山东政坛要地震吗?两天前原山东省临沂市市委书记、现山东省人大副主任连承敏的老婆从加拿大给省委的几位主要领导都去了电话,表示如果连承敏被“双规”或非正常死亡,她将在加拿大向媒体公布这些年来山东省委主要领导的受贿证据,将山东省的官场掀个底朝天。 ● 冬树:一直流传“邓小平访美 , 美国总统批评中国计划生育不讲人权,邓说那我们每年给你几千万人口,如何?美国总统听完邓的话后,沉默了。”而事实是:美国总统听完邓的话后哈哈大笑,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个国家的领导把国民当物品送来送去。”然后邓沉默了。(见《卡特回忆录》。) ●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 王功权: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念日。人们在喜庆着。很少有人认真去想:只要对持不同政见的人们还在打压甚至抓捕,我们的国家就还没有实现共和。 王功权这一微博引起网民的议论—— 网民小黑 SAMA : 共和了,那帮贪官怎么过穷奢极侈的生活啊? 网民橘子 61 :共和,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这两个好像都很遥远……因为我们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这个 “ 初级阶段 ” ! 网民内鬼:我们已经被民主,被共和很久了。整整 62 年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民主与共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实现国父的三民主义! 网民杜薇敏 inlets :这是一个鼓励 “ 唱红歌 ” ,却不鼓励革命的时代。一个鼓励看《建党伟业》,但不鼓励建党的时代。一个蛮幽默的时代。 网民乞力马扎罗老鹰 :某国有一堵厚厚的墙,也许比柏林墙坚固十倍。 网民欧阳成卓:国庆节只是不明真相群众被少数人忽悠着瞎乐,因为大多人对党国历史是无知的,庆祝也不知为何庆祝。只有真正开发党禁,报禁,普通人权力得到保护,普世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那天,才值得庆祝。 网民黄药师 23 :看了《辛亥革命》,才知道原来一百年前我们中国就开始选总统了。 网民 qxpan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帝制,但没有终结形形色色的专制。 网民中国酒 V : 1911-2011 年,辛亥革命百年。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迄今,中国有没有真正走出封建专制的国家体制?从历史看,假设用一个皇党替代一个皇帝,唐宋明清仍是封建王朝。而至今,无处不在的“伟大、光荣、万岁”的宣传词,告诉一个事实:皇权思想及其治理模式只是换了方式存在,而许多国人并无意识到这点。 网民文铁樵斯基:台湾现在已是完全民主国家,社会也能容纳多元声音,孙中山主张在这里大部分都已实现。 —— 台湾总统马英九昨天在 “ 辛亥革命百年回顾 ”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如此表示。他也说,辛亥革命只是手段,真正结果是透过民国建立来实践孙中山理想。 …… …… ● 冯小刚:我耳朵馋,听了几嘴闲话。意思是说:不是戏子无情,是婊子无情。污蔑别的群体我也就算了,污蔑婊子,我还真得主持个公道。文革时没婊子行业吧?住在北京西什库的教友和修女们被逼着烧圣经神像,不从就用皮带抽,修女们哭着亲吻圣经投入火中。这种丧尽天良助纣为虐的事婊子是干不出来的。是谁更无情呢?!     (注:此文内容精选自信孚研究院研究员颜昌海先生凤凰博文“网事打捞”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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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普京访华,掂掂中国的分量?

报载,2011年10月11日俄罗斯总理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人握手,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投资、能源、军火交易领域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等等。这是普京宣布将重返克里姆林宫之后的首次出国访问。 一大批俄国政府部长、公商界巨头这次也随同普京访华。据报导,双方还将讨论在俄罗斯建设发电站向中国出口电能等项目。双方还将签署有关相互帮助对方现代化创新方面的协议。在高速铁路建设、通讯等领域,俄罗斯将借鉴中国经验实行现代化。但在航空、航天等领域,中国可获得俄国的技术帮助。但在普京访华前夕,俄罗斯安全部门宣布他们在2010年逮捕了一名试图收集俄国防空导弹技术情报的中国公民。另外圣彼得堡城市法院最近开始审理两名俄国教授涉嫌向中国出售机密军事科技案件。 普京的外交顾问、前俄罗斯驻美国大使乌沙科夫透露,双方这次将不会签署军火交易合同,但普京会同中国领导人讨论军火交易领域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乌沙科夫说,今年两国贸易额可望达到700亿美元。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俄罗斯不满意目前的主要以向中国出口原材料为主的贸易结构。俄罗斯希望更多的中国资本能前来投资。 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贝格尔说,普京这次以总统候选人身份访华,会更容易推动双方的一些投资项目上马,特别是梅德韦杰夫和胡锦涛签订的开发俄国西伯利亚远东和中国东北的合作纲要计划将更容易得到实施。贝格尔说:“因为正是在普京参与下,开发西伯利亚远东和中国东北合作纲才能获得通过。另外普京还积极主张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召开亚太经合峰会。俄罗斯也特别希望这次峰会能成功,因为这能进一步加强俄罗斯远东地区同中国的经济联系。所以从这些因素来看,普京这次访华对中国在俄罗斯投资项目得到实施将非常有帮助。” 俄国媒体报导,为促使中国在俄罗斯投资,俄罗斯同中国这次宣布成立联合投资基金会,双方共同注入的资金数额可达400亿美元。俄国媒体还报导,面对席卷阿拉伯和北非国家的抗议浪潮,中国同俄罗斯的心态立场非常相似。莫斯科和北京都反感,特别是害怕外来势力支持国内群众的不满和示威,因此将动摇政权稳定。俄罗斯同中国最近在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叙利亚问题的投票中,步调一致地共同行使了否决权。 中国问题专家贝格尔说,在这个背景下,再加上目前欧洲和美国面临的经济困境,普京这次访华可说是十分及时,“西方的许多政界人士原来都曾希望梅德韦杰夫能成为下届俄国总统。现在来看,这些西方政界人士的希望已经落空。普京访华是要强调俄罗斯将延续过去的对华政策,并在一些关键国际问题上同中国领导人协调立场。” 俄国官员透露,在举办语言年活动之后,普京这次访华期间,两国还将宣布2012年将在中国举办俄罗斯旅游年,2013年在俄罗斯举办中国旅游年活动。 但分析人士预计,在天然气合作领域,双方未必能取得突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希望能进入中国的天然气市场,但已经持续多年的两国天然气价格谈判一直毫无结果。 从上述报道中可以明显看出,普京访华除了在“国内维稳”方面有着一致性的利益外,就是给大陆胡萝卜加大棒,一边在国内给中国大陆政权打耳光,一边却在言语上示好,但不不打算在实质性的好处上让中国大陆一丝一毫,反而要从中国大陆身上捞尽油水。其背后的算盘,无非还是将中国大陆作为防欧反美的棋子以及冲锋陷阵的廉价打手。 众所周知,前60年,苏俄用谎言与暴力侵略中国,中国大陆意识形态则是苏俄侵略中国的得力工具。国防大学战略研究室教授、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兼职教授徐焰说:“一个国家怎么能够号召在别的国家干革命呢?这不是严重干涉他国内政、颠覆他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跟其它各国搞好关系呢?”同样道理,一个国家(俄国)怎么能够号召在别的国家(中国)里干革命?俄国这不是严重干涉他国(中国)内政、颠覆他国(中华民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怎么可能跟中国搞好关系?没有俄国和日本对中国的邪恶疯狂侵略,没有俄国一手建立和扶植起来的意识形态,中国怎么会分为分裂的几块?! 自从1920年8月俄国一手建立和扶植起中国大陆意识形态之后,中国大陆意识形态通过打家劫舍内斗外骗的无数非法武装暴动,利用日本侵华战争夺权建立“新中国”后,中国人既成了文化精神上的亡国奴,又成了不断散失国土家园的亡国奴。不仅导致8000多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还出卖割让了超过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周边国家:一、承认外蒙古独立,算上在划界时把4万多平方公里内蒙古及察哈尔部分地区送给外蒙古,共散失土地160万平方公里;二、将藏南10万平方公里出卖割让给印度;三、承认苏联吞并唐努乌梁海,失去17万平方公里;四、把面积 18万平方公里的江心坡、南坎送给缅甸;五、把新疆的坎巨提地区送给巴基斯坦;六、把部分西沙群岛,30多个岛礁,云南南部,老山,广西法卡山等地送给越南;七、把部分喜马拉雅山送给尼泊尔;八、把东海的苏岩礁送给韩国;九、把部分长白山,鸭绿江口的绸缎岛和薪岛和天池的一半送给朝鲜;十、把云南南部等多个部落送给老挝……。除此之外,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至今仍占据中国的20多个岛礁。毛泽东时期,甚至将新疆和东北约26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为“苏俄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地”。1953年,中国大陆竟鼓励支持琉球群岛(包括钓鱼岛)独立。近年来,也与邻国签署条约,连续割让土地给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越南等国。迄今,中国北方领土多达150多万平方公里被割让,不断以国土交换统治利益。 有网民评论说:“中国工人在俄罗斯受欺压的艰难处境同俄罗斯人在中国遇到的外国人特殊礼遇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这是因为俄罗斯至今还是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主子。 早在1990年6月俄共成立之初就被认定是苏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苏共尽管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尘埃,俄共却能死灰复燃,继续活跃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从这个角度看,苏共并没有完全覆灭,布尔什维克主义仍然在俄共身上灵魂附体。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苏共换了一种称呼,换了一身马甲,展示给世人的是2.0精简版。而如今的俄罗斯统一党,则是俄罗斯共产党与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混合体,且其精神领袖普京仍然是前苏俄共产党员身份。 近20年来,在东欧发生过巨变的国家里,如:匈牙利、捷克、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绝大多数国民都已经将1989年以前执政的共产党看成是法西斯式政党。政府一直力图通过法令禁止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年轻人一般不愿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分崩离析,社会地位也被挤压“边缘化”。相比之下,俄罗斯共产党人不但没有被清算,其组织还能够继续参与政治活动。俄罗斯虽然结束了一党专政、开始了还政于民的宪政,但政府主导者的共产党与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本质没有丝毫改变,反而在宪政的旗号下更加变本加厉。 早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时,就意识到整个苏共从上到下实际上已经是烂透了,几乎所有党员都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所谓的宣传都是谎话连篇,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随之而来的是官方意识形态空洞化和政权合法性遭到普遍质疑。而与此同时,在长期的一党专政中,虽然所有的异见分子几乎都遭到打压,然而这种让人窒息的一元化的政治经济模式,让绝大多数受教育者,都反感排斥这种专政文化,因为它不尊重人,反而从精神和政治上压迫人。遗憾的是,20年后,普京主导的意识形态,又再回归前苏联的“帝国模式”。 1987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指出,“要开展对于价值观的重估,及对其创造性的反思”。正是有了开放和民主化的改革,“在这个国家,一层全新的道德空气正在成型”。同年,作为俄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刊物,《红十月》杂志发表了一篇广为传颂的文章,文章称:人民必须得到“拯救”——不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危险,而是因为他们“被他们自己,被那些道德败坏的行为扼杀了高贵的人类本性”。怎样拯救?通过初生的,不可逆转的自由化。怎样保证这种改变无法逆转?首先,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将“对再次成为精神奴隶免疫”。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弃义,不言不由衷,无论他是谁,是什么名字,都可以都可以从这个极权主义国家中拯救我们”。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中,指导思想多元化;政治上建立多党制和议会政治;经济上承认私有制;军队建设上推行非党化、实行军队国家化,这四点缺一不可。其核心是要从通过切实有效的制度改革消除民众的恐惧感,把人民从“奴隶”和“农奴”改造为公民。“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遗憾的是,20年后,普京主导的前苏联“帝国模式”,又开始将公民改造为“奴隶”和“农奴”——“人民”。 1989年东欧各国民主浪潮风起云涌,共产党国家纷纷瓦解: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1月17日捷克“天鹅绒革命”,以和平方式推翻捷克共产政权;12月25日,罗马尼亚共产独裁者齐奥塞思库被人民赶下台并判死刑。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亲手解散了苏共。“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第一个促使宪政降临到俄罗斯大地上的人不是叶利钦而是被一小撮人视为“叛徒”的戈尔巴乔夫。正是一党专政的瓦解,给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普适性原则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的开展创造了条件,才促成了俄罗斯国民之间真诚的和解。但是,叶利钦的继承人普京,却继承了斯大林的衣钵,对外拼命扩张以实现“大俄罗斯帝国”美梦,对内压制和消灭异己;人们可以在不就得将来,就可以看到这种野心的后果。日渐觉醒的国民不会匍匐在普京的脚下,充当奴隶。 普京也非常明了这一点,所以要对外不断寻找“同盟”。所以,当世界上“尊严高于面包”的浪潮兴起的时候,当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民主化浪潮的时候,普京之下的俄罗斯政府是这些国家统治者最坚定的帮凶。当叙利亚人民反抗独裁者时,普京是最坚定的反人民的政客,当朝鲜、伊朗受到国际社会制裁时,普京也是最坚定的反国际制裁者……。人们很难想象以个充满着腐败、肮脏、暴力与谎言的政客,一个与所有要求民主自由人权的人民为敌的政客,最后的下场会是怎样的。 在这种情形下,普京来到了北京,表面的议题是投资、能源、军火交易领域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但实际上是在大选前,来掂掂中国的分量,看看中国对他支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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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一百年前:大清朝如何脱轨?

  一百年前,那些掌握着中國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支配着中國国家命脉的人,如庆亲王奕劻、镇国公载泽、协理大臣那铜等人整天忙于一件事,就是赶生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不是到别人家送礼吃饭, 就是自己家请客吃饭,为什么要请客吃饭?因为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寿辰,有权的人一般都有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有那么多的孩子和那么多老婆,那么多的姻亲裙带关系,生日还断的了吗?几乎天天都有无数的生日,北京城每天成千上万的生日,大家每天都在赶生日。   进入1911年,北京所有掌权的人们,没有一个想到他们快完蛋了。我看到那个时代掌握大权的人留下来的日记,包括他们的回忆,他们的书信,没有一个人在10月10号之前想过大清朝快完蛋了,从上到下都没有,我看他们的日记整天记录的就是吃饭送礼,看上去似乎真是繁华的“盛世”,街上到处是灯红酒绿,胡同里的生意好极了,澡堂里的生意好极了,就像香港今年出版的英国爵士巴恪思尘封了68年的《太后与我》所说的,不少有权有势的人都在澡堂里忙着同性恋。这是一百年前的中國。 巴恪思告诉我们晚清最后十年中王公大臣和将军们的私生活,由于缺乏旁证,他的回忆录不能完全当作信史来看待,但是也不能当作完全的八卦来看待,八卦中有信史,信史中有八卦,历史就是这样的复杂,穿透历史要有眼光,要有判断,如果拘泥于某一些东西,就永远都看不到真正的历史。王公大臣们的私生活是高度保密的,像巴恪思爵士这样进入他们生活核心的,才有可能看到他们的真实生活。 晚清当然是一个败坏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被消灭,大家会拍手称快,没有人会为它惋惜,所以大清朝脱轨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只不过不在掌权人的意料之中。   历史不是一根直线,从来不是笔直前行,而是变幻莫测,充满了变数,它完全不是人按照主观意愿就可以完全操控的,它有很多的意外,你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一不小心被一块小石子绊了一脚,你就跌到隔壁房间去了。百年前发生的这场革命,一场改变历史的革命,只死了几万人,因为参与的多方力量都有相对的人性底线,这在中國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和平转型。   在《百年辛亥革: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序篇,我讲到“神秘预兆”,在大清朝垮台之前,出现了很多神秘的预兆,比如说老百姓中纷纷传说天上将会出现一颗慧星,慧星现,朝代变。中國人的想象力真是丰富。浙江富阳的少年郁达夫每天半夜起床,跟着大人到富春江边上看彗星,彗星出现就是天下要动刀兵,朝代要更迭,他说他连续起了好多次都没有看到,但是有人看到了。有个人叫郭廷以,他后来成了有名的历史学家,少年时代他生活在河南息县,他看到彗星了。另外一个人,政治学家萨孟武在福州读小学,亲眼看到了彗星滑落;当时只有9岁的丁玲在湖南常德也看到了。还有其他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他们的身份或是官员、学生、士绅,在日记里分别记录了在三个不同地方看到彗星的情况,综合而言,可以证明那个时代彗星的滑落对民心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到处都是有这样的想象,这种想象其实不是从1911年开始的,从1908年就开始了,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内先后离世,当我看到当时中國的朝廷命官、地方士绅和普通读书人的日记,他们都在日记中写下了他们内心的震惊,中國怎么一夜之间失去两个?那个时代虽然没有电视、网络,消息仍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北京城飞到了广州城,这太可怕了,举国上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接下来怎么办呢?选新君,这一点慈禧在临死之前已经安排好了,1908年慈禧太后在死之前24小时安排了自己的接班人,一个3岁的、还在吃奶的小溥仪,溥仪非常不愿意,哭哭啼啼的,最不愿意就是溥仪的妈妈,溥仪的爸爸载沣也只有26岁,抱着儿子进宫,简直就是一次诚惶诚恐的进宫之旅,太可怕了。   做君王是最危险的职业,中國人民乐此不疲,两千年来为了这个高风险的职业不知牺牲了多少生命,尤其是中國历朝历代的精英文武,为了争夺王位,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当溥仪登基时,3岁的小孩是要哭闹的,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小皇帝在太和殿登基的那一刻大声痛哭,不肯坐上去,怎么劝都不行,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爸把他按住,有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上前来说:“皇上龙体不能损伤,这么哭下去对龙体不利,能不能让他不哭”?下面的大臣跪的满地都是,但是皇帝一直在哭闹,所以行礼还没有完毕,太监就把他背走了,背的时候说:“完了,完了,回去吧”。在中國人听来,这些都是很不吉利的话,这些话进入了一些当事人的日记,也进入了当事人后来的一些回忆,相互参证,基本上是可靠的。这个事传到民间,大家纷纷议论,大清朝要完了,要回家了。“宣统”年号一公布,“宣”跟“完”字很接近,“统”跟“结”很接近,从1908年到1911年,短短的两三年间,民间到处传言大清朝要完了。于是唐代人写的《推背图》、明代刘伯温写的《烧饼歌》开始流行,民间说《推背图》和《烧饼歌》里已经预言清朝要完蛋了,写的非常清楚,“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湖人方罢手”,他们解释“百”字上面的一字减去是个“白”字,我们因此可以理解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的:未庄人听说革命了,革命者都是白盔白甲,要为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戴孝。白盔白甲的传闻是这样来的,其实比白盔白甲更具有符号性的是,那个时代所有的省份和城市在獨立起义之后采用的旗帜并不是统一的,有青天白日旗,十八星旗,五色旗,八卦旗等,但是最流行的,覆盖率最高的是白旗,白旗是辛亥各省光复时最流行的旗帜。有些人在白旗上面写了一个中國的“中”字,或者写一个汉族的“汉”字,有的像成都在“汉”字外面再画18个圈,更多的救是一块白布,总而言之獨立旗帜是以白旗为主。为什么采用白旗?就是因为《烧饼歌》早就预言过了。为什么武昌起义后会拉出来一个黎元洪做革命?有人也从《烧饼歌》里找出一句诗,“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他们认为这就是黎元洪的“黎”字。综合当时报纸的记载,好多人的日记和回忆可以确认,那个时代的《烧饼歌》、《推背图》确实是最流行的读物,是中國人改朝换代时的一个心理寄托。   大清朝为何脱轨?第一个因素就来自这些神秘预兆,其背后是人心的变动,人心思变。当然真正直接影响大清朝脱轨的第一个原因是下雨,天不断地下雨,夏天都是雨,不光是辛亥年的夏天下雨,辛亥的前一年1910年的夏天也一直在下雨,1909年也是连年的大雨,湖北、湖南因水成灾,夸张地说一场雨就可以压垮一个朝代。   因雨成灾,粮食没有丰收,大米价格急剧攀升,抢米风潮到处出现,最大的抢米风潮发生在1910年4月的湖南长沙。长江流域出现四百万以上的饥民,如果仅仅长江流域有问题,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保证安全,大清王朝仍然固若金汤,但是老天爷偏偏要跟爱新觉罗氏作对,当长江流域大水成灾的时候,1911年夏天南京城可以划船,武汉城可以划船,同时山东巡抚告急山东缺粮,甚至连东三省也因雨成灾。鱼米之乡、江浙二省此时也出现粮食危机。少年徐志摩时在杭州府中读书,有一天去看电影,发现那么多人围在那里,原来有人在抢粮,把米店抢了,原因是什么大米价格太高而买不起。他电影也没看成,黯然回到学校宿舍,详细记下了那一天的所见所闻。这是一个少年学生亲眼所见,写在私人日记里面,可信度很高。粮食危机可以说是大清王朝脱轨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反对辛亥革命的保守者辜鸿铭写信给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说,参与武昌起义的新君,海外留学回来的革命黨人还比较文明,革命有节制,但是长江流域有几百万饥民,这几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一旦卷入革命,革命就会失控。辜鸿铭已洞察饥荒对于大清朝的威胁了。   当时清廷度支部已没有什么钱,隆裕太后至少三次从宫中拿出现银赈灾,给江苏、四川和湖北,当革命发生以后,她一面压制革命,一面赈灾,因为饥民才是她政权最大的威胁。第二,粮食危机带来的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在近代化的社会永远是一个致命的东西。   如果当大米危机出现的时候,大清朝或许还有救,当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就真正没救了, 1911年10月12日以后金融危机首先在北京出现。武昌兵变的消息传到北京已经是10月11日,11日到12日之间,内阁竟然没开会,王公大臣没有做出一个决策,直到10月12日凌晨5点,他们做出了一个决策:出兵鎮壓,派荫昌去。荫昌曾在德国留学,学过军事,曾作为清朝的使节出使德国,他最拿手的是唱京戏,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在北京城足足逗留了三天才缓缓出发。其实他是在运作重新起用袁世凯,当他15日傍晚登火车的时候,朝廷前一天已下达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诏令。   荫昌出发前,管铁道的邮传部长盛宣怀来了,告诉他们打武汉的时候,只要保全汉阳铁厂,奖励十万大洋。盛大人下车时还对着火车窗户跟荫昌说:“这个事情别忘了”。荫昌说:“盛大人,你放心,只管把大洋准备好就行。”这句话让外国记者全听见了,他们的理解是:原来朝廷派兵南下军饷没准备好。第二天,日本、英国等国记者纷纷发布消息,到处都传开了,国库当时还是有两百万大洋,13日就拨出了五十万军饷。   但是,这个消息一登出来,老百姓认为清朝没钱了,意味着自己存在银行的钱不安全了,大家都到银行取钱,最起劲的是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他一家就取出至少几百万以上的巨额存款,直接存入英国汇丰银行。只有两天的时间,北京有几家银行就关门了,以前可以给银票、纸币,现在都没有人要了,只要现大洋,宁肯背在身上重一点,但是踏实,能买到米,米也越来越贵了。他们每天在日记里写着:今天大米价格又飙升了,而且店里没有那么多米卖给你,警察出来维持都没用。   接下来发生金融危机的是上海,昔日富庶繁华的十里洋场一夜之间现金不够了,他们向外国人紧急呼救,外国银行原来对中國银行很好,这个时候就不好了,因为不相信中國银行了,上海几家大的民营银行都关门了,门口贴出告示“因现金告急,暂停营运”。从南到北,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包括最稳定的东三省像奉天、营口、大连等地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机。   谣言最终变成了事实   与金融危机同时出现的是逃难潮,他们兑钱出来做路费,北京人逃到天津去,天津有租界,使得租界人满为患,像严复这样有地位的人,逃到天津后,连房子都租不到,最后只好在小旅馆里住,因为他跟外国人关系很好,外国人说“你可以到烟台来,我借个房子给你住”。天津全都住满了,房价急剧攀升,有一些北京人在天津待不下,就住在北京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东交民巷使馆区,一个是六国饭店。还有一个流向是纷纷逃亡上海,全国各地都有人逃到上海,上海的房价也贵得不得了,米也贵得不得了,当上海和天津租界人满为患的时候,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地方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逃难的背后是人心恐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谣言,大清朝的脱轨,可以说是因为下雨,也可以说是因为谣言,报纸上每天登载的消息有许多是假的,凡是讲革命黨人胜利的消息,在南方的报纸畅通无阻,而说清兵打胜仗的报馆就有几家被砸了。   很多人当时的日记里讲到,每天都是不同的谣言记录,但过了几天,谣言统统都变成了事实。比如说今天写的“太原沦陷”,明天写的“西安沦陷”,过后一个星期都变成事实。   大清朝之所以脱轨,不光金融有问题,银行要关门,国库也没钱,这是财政困难,一个天朝大国,到了国库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一天也混不下去了,钱都到哪里去了?毫无疑问落到私人的口袋里,许多亲王、贝勒和大臣家里都很有钱,唯独大清朝的国库没钱。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二十万两白银,许多部因为没有办法发工资,纷纷关门,度支部不断地想办法借款。显赫的盛宣怀第二个女婿在司法部任职,离开北京时,竟然找不到路费,因为司法部已经不发工资了,等了45天,终于等到了两百两银子,船票涨价,路费都不够,最后在天津的典当行典当凑齐了450两,终于南下上海,但是拖了很长时间。袁世凯后来逼隆裕太后把私房钱吐出来,一次一次的逼,拿到巨款后他还是不肯出兵打仗。为什么清朝最后没有以血流成河告终?南北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集聚的南北战争,只是在武汉,南京,陕西打的比较激烈?原因就是袁世凯从来没打算动真格的。   袁世凯早就想好了,要是动真格的,跟南方革命黨人拼命,虽然赢了,也是杀敌一千自杀八百,朝廷还是要收拾他。南方革命黨人,哪怕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后也是没钱,所以双方就没有大打出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北财政困难,外国不肯借款。   从大清朝的脱轨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都比较节制,隆裕太后和载沣、袁世凯,孙中山和黄兴,在那个时代,他们最终被动地找到了一条解决政治危机的途径。这套模式就是妥协的模式,在中國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妥协的方式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解决这样重大的社会变动。因为三方的被动而导致三方的妥协,让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新的共和制度安排。2000年前,中國一直在秦始皇的制度下生活,中央集權制,这套制度用什么办法解决呢?一共只有两种方式,或农民暴動,或宫廷政变,都是用暴力的方式。   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而是各方妥协,很多人对这样的被动很不满意。但我觉得被动是正常状态,主动才是历史的意外,主动的背后也是有被动的因素。被动并没有什么不好,隆裕太后可能是被动为主,但是她做出的决定避免了数以百万计同胞的非正常死亡。袁世凯虽是一世之枭雄,但他辛亥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不因为他几年后称帝就否定他在辛亥的选择。如果没有袁世凯,辛亥革命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人的无辜生命。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同盟会与光复会的革命黨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虽然他们的力量非常小,经常是从失败走向失败,他们用勇气和牺牲换来了亚洲第一共和国。当他们掌握了南京政权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不顾一切举兵北伐,和袁世凯决一死战,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愿意妥协,并交出南京政府,让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隆裕太后宣布退位。虽然三方都不是最满意,但三方都可以勉强接受,而普通的中國人却少牺牲了很多生命。革命的结果不是要让某一方独赢,一些人胜利了,但大部分人都失败了。当我们经历了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后,我们知道胜利没那么了不起,我们宁愿不要胜利,少一些胜利就少一些牺牲,所以此时此刻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國,孙中山与黄兴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社会里,愿意放弃权力,鞠躬下野,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三方的妥协,三方都是被动的,但是化被动为主动,中國人民就有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今天,当我们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國,如果要真正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相信史实,回到历史的原点,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在那里面找到我们的起点,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在历史中找到我们的明天,昨天是我们的历史,今天也是我们的历史,明天也将成为我们的历史,在历史当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未来。中國的历史不是某些英雄、伟人和统治者创造的,是所有中國人共同创造的。   作者: 傅国涌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0-0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一百年前:大清朝如何脱轨?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陈胜变了荆轲 (0)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9·11: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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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周 | 取消黄金周

2011年10月12日 12:14:34        写下这个题目时,情知要被很多人拍砖,但还是要疾呼:中国应该取消黄金周。因为就在上周五的下午,也就是黄金周最后一日的下午4时,一场惨烈的车祸发生在天津境内的滨保高速路上,35条鲜活的生命瞬间告别了人世。在他们当中,有相当部分是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同一天,安徽河南境内另有两起车祸,造成16人遇难。再往前一天,香港一旅行团的3名成员,竟然在北京被一辆从斜坡上溜下的大巴撞倒后碾死。       偶然事件有必然性       这意味着,在黄金周的最后两天,至少有54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十一黄金周期间,中国境内涌动着巨大的人流和车流,就其规模来说,仅次于春运。在这样比往常密集得多的流动中,发生车祸的概率无疑增加了不少,在此意义上,至少可以认定,黄金周期间非正常死亡的可能性在上升。       54人丧生,是否可以说是中国为黄金周支付的必然代价?车祸当然是偶然事件,尤其是在各地各级政府投入巨大保障和协调力量的前提下,车祸发生的几率已经降到很低,但是,无论怎样努力,只要人增加了流动,车就会增加流动,从概率论角度言,车祸增加就是一种必然。既然黄金周势必增加车祸,54人丧生的这种极端人间悲剧,虽是小概率事件,但却内含了必然性,也就是说,称其为黄金周的一种必然代价,在一定意义上是成立的。       那么,因此呼吁取消黄金周,是否是一种因噎废食?       官方设立黄金周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假日经济,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改变中国经济三驾马车长期以来的消费跛腿局面。据新近出炉的数据,2011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旅游市场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119个直报景区点共接待游客2433.38万人次,同比增长8.84%;旅游收入12.5亿元,同比增长10.57%。全国消费需求旺盛,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为6962亿元左右,比去年同比增长17.5%。       实施效果差强人意       每年例行发布的这些数据,表面看来都异常光鲜,但是,将其放在全年范围,纵向比较黄金周的拉动作用,却不那么令人欣喜。       限于数据统计的滞后,在此只能引用清华大学假日改革课题组前几年的比较数据。1999年黄金周休假制实施后,在2000-2007年间,每年5月和10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相比其他月份并没有显著跃升、出现所谓的消费高峰。这两个月份的消费总额增量占全年总额增量的比重,平均仅为18%,比1/6的平均水平高不了多少。而且,2008年取消五一黄金周后,这一指标并没有明显下降,仍达到17.46%(2007年为17.56%)。       显然,黄金周内短期拉动的消费增量,只是对平时零散消费的一种集中爆发式的替代,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消费方式,对内需的刺激作用,从本质来说并无大的跃升。       黄金周对旅游业的拉动作用,也呈现出式微之势。据清华大学假日改革课题组的报告,黄金周旅游收入年增量占国内旅游收入年增量的比重,从2000年最高时的126.1%,一路滑落到2006年的22.67%。       不可否认上述数据有些陈旧,参考作用会打点折扣,但考虑到黄金周的一贯性,及其区区12年的历史,截取其中的一半予以分析比较,仍然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既然黄金周的执行效果差强人意有违初衷,而且每年黄金周期间,官方还要投入高昂的维持运营和社会保障成本,黄金周因而在投入和产出的比值上,已经令人痛感没有再延续下去的必要。       社会意义也打折扣       当然,以上所算的都是经济账。不可否认,黄金周除去经济意义外,还身负着改变消费观、促进推行带薪休假和家庭和谐等多重社会意义。即便考虑此种因素,黄金周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是层出不穷。刚过去的这个黄金周内,只要是稍有知名度的景点,就无不人潮汹涌,故宫被迫爆,万里长城成了“万人长城”。国民集体“被休假”的结果,使得国庆黄金周真的变身为“国庆一锅粥”,外出旅游者不得不在人山人海中折腾,无法真正地休息和享受,甚至比上班还累,这种“假日综合症”甚至还直接导致节后的工作效率普遍下降。       在哀叹54个生命逝去的同时,应该全面审视和比较实施黄金周的得与失。中国本已人口众多,强行引导集中集体休假,势必容易导致偶然事件的发生。与其这样被“集体被休假”,不如强行全面推行带薪年休假制,引导全社会主动分散式的休假,将集中爆发的社会现象拆分成若干个板块,以降低运营风险。       黄金周所以叫做黄金周,大概是因它对GDP有着拉动作用。在告别GDP崇拜后,要真正改变经济结构,不能再指望黄金周这类强心针式的刺激一再发挥作用。长期来看,扩大消费的根本是真正还富于民,令居民持久性收入预期增加,百姓才敢于花钱。如果百姓总是担心“有时间时没有钱,有钱时没时间”,纵使再设10个黄金周,也只能是寅吃卯粮。 上一篇: 首富入仕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66)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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