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共建党90周年、苏共亡党20周年，又恰逢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席卷而来。在这个大背景下，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南方周末》报社主办，腾讯网支持的纪念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8月27日在北京举行。北京政治、经济、理论、法学、新闻界人士一百余人出席，四十多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以下发言根据微博整理，或有错漏。—编者按   胡耀邦之子、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决议总结历史失误，留有余地，没有过头的话，只有说的不够的话。有的话没有说透。现在有人怀念文革的一些做法，这是一种倒退。革命党要向执政党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抉择历史机遇。三十年前的决议，自我批评还是不够的。决议批判否定的文革的底线不能突破。近来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违背锦涛讲话精神。党内的极左，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革命时期搞集中，还好理解。现在还这样，就不好理解。为什么民主集中制，民主总是弱势，集中总是强势？只有封闭的社会才感觉自己什么都好，开放社会才知道这儿那儿不如人。孤立于世界有什么好？林彪曾说，什么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时大家还叫好！党性必须统一于人民性。党内民主更值得注意。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两个谬论要狠批，一是稳定压倒一切论；一个中国国情论。三十年前我们否定了“两个凡是”，今天我们又有两个误导理论：稳定压倒一切论，中国社会特色论。稳定的标准是有权的人自己理解的。制度上的差别是理所当然的，过分强调了特殊性，把人类的共同的理念给忽略了。共同的宪政、法制、人权的理念是最重要的。   北京大学陈波：决议受邓主导，党内有些好建议没采纳，对文革反思不够，建议腾讯找五十以上人写：我经历的文革。毛从小到老，都搞阶级斗争。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一、政治家不能从公务员中产生。公务员机械化，无思想；二、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多是假历史，不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灵魂不可能干净。要公开档案。三、要落实宪法。宪法只有一条真落实：坚持党的领导。其他的，我们的宪法条款都落空了。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落实宪法。《决议》一代领导人是横空出世，有理念。现在国家气质变了，讲利益不讲理念，讲关系不讲是非。今天纪念《决议》三十周年，我心情不是很好。今日中国社会处于亚健康状态。只有利益，没有理念。三十年前有一群有理念的人，现在风气坏了。当年中央找浙江沈祖伦谈话，担任省委书记，他找中央汇报，说我只适合当省长，不适合担任省委书记。现在我们还有这样的人吗？我国现在的国际地位，不如1945年，我们是联合国发起国。   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陈有西律师：一，中国现在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改变执政理念，改变维稳模式。高压还是疏导？二、改革要有顶层设计，全局设计，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不能再实用主义。三、重建政治道德，权力黑社会化危害国家政权。公权力撒谎带坏国民道德。五、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司法改革突破。三十年过去了。党也要反思。前一个《决议》总结了建党60年，现在要反思执政62年的得与失。需要一些宏观思考。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你们大陆学者不但不要忘记文革的教训，我还要提醒你们认真分析利比亚的教训。卡扎非是1969年政变上台的，他是全世界学习文革最认真的。我们搞小红书，他编小绿书。搞革命法庭，公审大会当场打死，是真正学习文革的好学生。不但是革命领袖，还是群众导师。杀了革命委员会的其他人。文革十年，有那么多老百姓参与那么多过激的事，原因何在？是一种冤气的总爆发。因为中国把自下而上对官僚体系泄放不满的渠道堵死了。文革给了通道。军政不行，法制的路不让走，于是我们选择了一条开明专制的路，象李光耀、香港的路。小规模的地区能这样，十几亿的国家能行吗？四种模式对付腐败，一是政变，二是民主和法治。三、开明专制，新加坡这样。有个基本条件是规模小，大国从来学不好。十几亿中国还可能搞这个。四、暴民运动。前提要有个权力极强的君主，今天没这种人。中国只有一条路，民主和法治。这个绕不开。中国拖的时间太长，代价将更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不解决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改革是空话。最近去朝鲜，农民不能私人养牛，因为牛是生产资料，要国有。关于中国模式，三种意思：一、要肯定证明中国伟大；二、反对，使改革失去方向；三、提中国道路不提中国模式。高尚全，举国模式存在许多问题。   中国法学家、决议起草者之一郭道晖：共产党要从革命党转型为宪政党。三十年前，是党内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宪政，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社会至上，他是和国家至上相对立的，而不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三件重要事，一、开放三十年前大讨论的档案；二、开放对毛泽东的讨论；三、开放对些年改革开放的大讨论。党的执政地位到了最危险时刻，要再次解放思想，进行大讨论。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不清，又搞核心价值理念。有些理论上面很重视，下面很冷淡。错误理论要敢放弃！今天的问题还是在党。关键是推动党改革，党身上封建东西很多。党建关键要民主化、科学化，党要现代化。党的好提法不落实。不是理论没有，而是不落实。十七大很多不落实，十八大如何交待？政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政治建设为中心？值得讨论。执政六十年了，应当认真研究政治。政治局研究经济，国务院讲政改，需要思考。会抓老鼠是好猫，现在老鼠抓到了，猫打起来了。科学发展观很有道理，具体落实没有做好。政治要让百姓讲，不要给人民讲政治。   张闻天秘书何方：个人崇拜是体制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好好反思。邓小平说过：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可见，人治是历来传统。 黄炎培之子黄方毅：当年共产党向国民党提议案，要求结束党治，实行宪政。新民主主义第一版框里只有两字，宪政。有人笑评，现在最困难的是，不知道什么是毛泽东真正思想。 清华大学教授李楯：文革为什么还能沉渣泛起？因为很多该否定的没否定。我六十多的人，很多历史还不知道！我们缺少忧患意识，只有敌情意识。政权在你手里，就说造反有理；政权在我手里，就说维护稳定。缺乏一种真正实现稳定的价值观。改革早已停滞。党把人民当小孩子，看中学教科书，国家没有前途。   全国政协海外侨胞列席委员姜维：当年我是个体户，社会上认为不是好人。胡耀邦说，个体户是光彩的。我们含着热泪听的。 《决议》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我们有切身感受。我是回大陆的第一个私营投资企业。当年德平骑着自行车为我们批私营投资企业而奔走反映，任仲林同我说，小同志你现在是大陆的资本家了，我们原来是把它消灭光的。这是我们党的观念的重大突破啊。   人民日报前评论员马立诚：否定改革开放的势力不容小看。国家要举什么旗？如果纵容毛左，国家将有大难。唱红是违背科学发展观。如何举邓小平旗帜？一、民主和自由不可阻挡，不要阻挡；二、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执政合法性，不要自欺欺人。党内民主扩大是可行之路，党领导下的宪政。如果回到1945年的新民主主义，那就开放言论、真正选举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颐：历史经常被遗忘，要和遗忘作斗争。血统论也起来了，文革时有。接开历史伤疤会痛，但有益。   中国历史学家吴思：决议是以八大为理论框架，存在问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以经济为中心，计划经济一定打破，八大的理论站不住脚。决议政治改革设想对头，目标现在没达到。当时说现代化实现后搞民主，现在为何还没开始？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党史上，党中央经常出现反革命集团，这是为什么？要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决议为何没检讨建国三十年执政问题？现在思想解放还不如三十年前。党的治国理念存在问题。国家是谁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基本制度该不该改革，问题从哪来？党连自己的法治都不遵守，人民怎么办？《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对治国理念进行检讨。没有对基本的理念和制度的检讨。对国家方向没有探讨，没有弄清治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政党政治代替了现代政治，政党政治有很多方面要思考，要改进。为什么就不能把法制、宪法作为执政的基本理念？   《中国税务》杂志社原社长张木生：当时《决议》确实不可能把所有问题回顾总结，小平说有些要留给后人去总结。我们30年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熟，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好多问题出在党内。需要好好反思总结。两会代表，农民代表两个，亿万富豪一百多，确实问题大。中国经济到拐点，贫富差距接近拉美。马克思的设想，至今没在哪个国家实现。马克思没有消灭资本主义，反为资本主义提供营养，使其完善。苏联曾经崛起，世界第二，后来不行。毛最大错误是找不到限制资本主义方法。改革开放最大错误，明明搞资本主义，却不敢告诉人民。广场革命时，人的智商最低。听大家发言，一个共识。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张爱萍上将之子张胜：反腐败，有一个公权力的遏制问题。一个市长，一支笔，几个亿就可以决定投向哪，投给谁，能不腐败吗？权力失去制衡，必然导致腐败。改革，一要有稳定的国际形势，可以让我们专心改革；二是恢复党的威信；健身，否则推上手术台就下不来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今天看《决议》，心情有几分沉重。当年我们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才有了万众一心搞经济建设，才有今天成就；我们否定了计划经济，才有了这样的经济活力。现在又有人给我们写文章提出要以阶级斗争观念分析社会问题，分析劳资矛盾，象通钢事件。坚持，还是回潮？当然是往前走。有人提出用阶级斗争思维解决劳资纠纷，我不认同。但要完善工会及其他制度。左派有市场，因为制度有问题。现在是地方不听中央，GDP劲头特别大。不能再收权中央，要向社会放权，民主。不能后退。   中国驻瑞典歌德堡原总领事：现状是一部分人掌握政治权力，还掌握经济权力，还害怕，往外跑。国外报纸从来没说领导英明的，那有这么干的？现在在火山上，有钱人跑了，我这没钱人只好等着。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中共对文革反思不够，党内有政治企图的人会利用郡众，实现个人目的。党内政法生活若干准则被背离，导致许多问题。九十年代政治改革落后了，我发表观点，有人还批评。党内民主如何进行？我们否定了历史上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都是抽象的否定，缺乏具体的深切的清理。很多问题根本没有真正揭示出来。历史不能完整地被记忆。忘记了文革全民族的悲剧，就是背弃了我们最大的民族利益。也是背弃了党的利益。这是党执政以来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沈保祥：决议当时出台不易。突出解决毛泽东评价，将毛思想与毛错误分开，承认思想。实现当时的统一，是政治问題决议，有些话不合实际，如评价华国锋。今天的问题还是在党。关键是推动党改革，党身上封建东西很多。党建关键要民主化、科学化，党要现代化。党的好提法不落实。不是理论没有，而是不落实。十七大很多不落实，十八大如何交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不清，又搞核心价值理念。有些理论上面很重视，下面很冷淡。错误理论要敢放弃！决议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对头。决议说现代化实现了，搞民主。现在为什么不搞。毛泽东发动群众想法对的。当权者想搞修正主义，毛的判断是对的，方法错。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一、悲哀在于声称要长期执政，实际上没人有这想法；二、当年决议几千人讨论，现在行不行？越南全党讨论，我们讨论成泄密。制度建设让部门进行，成为部门谋权。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后来改了。国共合作时新民主主义，是竞选。后来不一样。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谈民主宪政比延安时期差远了。有三个毛泽东思想，看用哪个。毛思想、邓理论如何整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新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都融合到一起。里面的互相矛盾之处的解决，就需要创新。   胡德平小结：今天的会很好。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很多内容是一种探讨，要相信大家的消化力。说问题、说遗憾，说希望，这是为了我们的党更好更快地进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这个口号只能用于78年吗？要长期坚持。要坚持思想解放，不用患得患失。作《决议》时我们党的精气神很好，要发扬光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按照中共官方说法，《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的历史作了科学总结，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同时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在这次全会上，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分别由胡耀邦和邓小平继任。    （整理：邓放歌）

  厉以宁的诗词       2000年底，我去拜访厉以宁教授。     当时，我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开始主编“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丛书。这套丛书的初衷，是鼓励经济学家在转型中的艰辛探索，公正评述他们的巨大贡献。后来，丛书相继出版了《吴敬琏》、《厉以宁》、《董辅礽》、《茅于轼》、《樊纲》、《林毅夫》和《钟朋荣》七本。七位传主和七本书的作者对丛书十分支持，进展顺利。原计划还有刘国光一本，也与刘教授谈好了，但拖延了几年没交稿，只好作罢。不知刘教授出于什么考虑，改变了主意。     我见厉以宁，是和他商量他的评传《厉以宁》由谁执笔。     他推荐他的学生陆昊，说陆昊理论上、实践上都有一套。陆昊于1985年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任北大学生会主席。1989年，陆昊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在北京制呢厂干了多年，直至当上厂长，并被评为北京市扭亏增盈突出贡献厂长。1998年，他任北京纺织控股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到我和厉以宁见面的时候，陆昊任中共海淀区委副书记、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      我说，陆昊是大忙人，可能时间太紧张，但厉教授坚持让陆昊写。      我转过头来找陆昊，陆昊答应了。他说，厉老师嘱咐的事，尽量克服困难吧。我说，你忙到每晚10点才能回家，时间有保证吗？他说加加班吧。事后我得知，他的夫人小朱也帮了忙。      难为了陆昊，早起晚睡忙了近一年，到2001年11月底完成书稿，并经厉以宁审阅通过。这部评传对厉以宁的股份制思想、非均衡理论和经济伦理思想，表述得精要得当，切中肯綮，写得很好。但我在阅读书稿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小小趣事。 这就是书中大量引用了厉以宁的诗词。其实，书稿中已经专门写了一章评介厉以宁的47首诗词。但我见到其它章节也大量引用了诗词，总计近150首。      作为经济学家，厉以宁享有盛名。他的诗才被盛名所掩，一般人了解不多。      厉以宁从小喜爱阅读和创作古典诗词，60多年持之以恒，被他的学生称为“诗意人生”。厉以宁的诗词很有特色，明快清新，口语入诗，而且不少作品含有深广的意涵。阅读他的诗词，可以触摸时代的沧桑巨变，感受诗人“风雨悲欢”的曲折人生，领悟作者“唤醒世人”的远大抱负和睿智乐观的心胸。     厉以宁在“大跃进”中曾经写了下面这首诗：   七绝·河北农村所见（1959）        高炉余火映红霞，农舍停炊社即家。岂止城中遭苦雨，溪头荠菜不开花。        全民“大炼钢铁”，农村也是处处“土高炉”。家家户户停了灶火，人们都去公社大食堂白吃。大折腾的结果，不但城里一片混乱，农村里连聊可充饥的荠菜都不开花了。当时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造成严重后果，诗人对此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厉以宁的作品敏锐地反映了中国局势的变化：                                           木兰花·校园初春（1978）       湖边残雪风吹去，墙外麦苗青几许，一行燕子报春来，小径花丛闻笑语。     黄昏忽又潇潇雨，乍暖还寒何足虑，隆冬已尽再难回，历史无情终有序。       词句含蓄蕴藉，然而意旨甚明。国运历经隆冬之后，虽有余寒不时来袭，但是发展前景仍然让人乐观期许。     1980年，改革初起。厉以宁写诗明志：   七绝·无题       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当时，厉以宁曾提出一些改革建议，遭到误解与批评，但他坚信“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诗句表达了作者矢志改革的决心与信心。     1996年，厉以宁为他的《转型发展理论》一书出版作了一首词：   相见欢       边城集镇荒丘，大山沟，多半见闻来自广交游。下乡怨，下海恋，下岗忧，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楼。       这首明白如话的词启示我们，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理论创新源于社会实践。只有读万卷书的同时走万里路，才能真正摸到经济的脉动，体察民众的愿望，获取第一手资料。     厉以宁的诗词固然好，但在一本经济学学术评传中，如果选用过多，难免会与书的主旨游离。好在已经有多种版本的厉以宁诗词出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我对陆昊谈了这个想法，陆昊很谨慎，并不表态。我猜想，他是厉以宁的学生，也许有不便之处。于是我说，我来处理这个问题吧。我再三阅读了书中近两百首诗词，经反复斟酌，删去50多首，留下了90多首。顺便说一句，陆昊写完此书之后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显然更没有著作的时间了。     书的原稿为何选用了如此之多的诗词呢？我听北大几位朋友说，厉以宁的一位友人曾对他说，你的经济学说很多原理来自西方，而你的诗词却是独创，成就更大。     《厉以宁》一书于2002年元旦出版之后，我含着一点歉意，到海淀蓝旗营厉宅去看他。没想到他十分大度，不但没有提及此事，而且还赠送给我一个条幅，上书他的诗句：       世事沧桑君堪慰，落潮已到升潮时。       落款写道：“手书1995年旧作《湖南邵阳魏源故居》中的两句赠给马立诚同志  厉以宁   二00二年元旦” 看着这两句诗，不由得想起1998年4月4日，我和凌志军撰写的《交锋》刚刚出版，在北京大学召开新书发布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厉以宁，亲自到场祝贺，在会上讲话说：“我们要用改革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绝不能停滞倒退。”     又想起，我为这本评传第一次拜访他的时候，他很关切地问我，《交锋》出版之后的日子怎么样。     怎么样呢？以这两句诗和厉教授共勉吧。  

    一位朋友告诉我，去年 8 月，他在电视上看到越南军队高官登上美国华盛顿号航母，与美国军官热烈拥抱，随即美越海军又在南海联合军演，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朋友的心境可以理解。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去年底演讲外交形势，也是忧心忡忡。该院副院长王逸舟去年 12 月发表文章，直言周边外交“亮点不多”。更有人发表文章警告说，去年中国周边外交“遇到了灾难”。 话分两头说。     去年 3 月韩国天安舰被击沉和 11 月延坪岛炮击事件，中方表态中立，被一些国家解读为偏袒朝鲜。韩国对中国没有谴责朝鲜很是不满，国内掀起指责中国的浪潮。一些韩国媒体问道，中韩两国不是战略伙伴关系吗，韩国遭进攻，中国怎么在一边袖手？中国一家媒体发表文章，题为《韩国休想用战略伙伴关系套住中国》，算是回答。此言差矣，战略伙伴关系是双方自觉自愿相互需求，谈不上谁套谁。这一类冒傻气的表态火上浇油激怒韩国，美韩军演不断。美国开动三个航母战斗群驶往邻近中国和朝鲜的水域，东亚陷入开战在即的紧张状态之中。 再一个是去年 9 月 7 日日本扣留中国渔船事件。扣船前一天即 6 日，韩国在长江口外也扣留了中国渔船（凤凰周刊最近报道， 10 年来韩国共扣留中国渔船 3808 艘，平均每天扣留 1.04 艘。另外，朝鲜扣留中国渔船，还凶狠地殴打我渔民）。 11 日，中国在西沙群岛海域扣留了越南渔船。越南政府说中国经常扣留其渔船，强烈要求中国放还渔船，其实越南也屡屡扣留中国渔船。这表明，因海域及岛屿归属问题发生扣船事件是常态，无须大惊小怪。     但是这一次，中国对日本采取了空前强硬的措施，包括连续七次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抗议，中断副部长以上官员互访，暂时中止日本中学生访问上海世博会，暂停向日本出口稀土， 10 个城市举行反日游行示威，以涉嫌间谍罪拘留三名日本人等等。新加坡一位记者说：“中国太凶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固然不能退让，要求释放中国渔船也是正义之举，但连环措施下手过重也遭到各国物议。这里有两个鲜明对照：一是 2009 年 2 月俄罗斯公然炮击中国货船新星号，至少打死 5 名中国船员；再一个是韩国在扣留中国渔船时，致死中国渔民多人。这些事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日本扣船事件，但中方没有采取上述严厉措施的任何一项，不知是为什么。土耳其“今日扎曼”网说：“如果中国的压力继续增大，地缘政治可能会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哥们儿斯里兰卡《每日镜报》网站 12 月 24 日 也说，如果发生战争，中国将陷入孤立。我国一位资深外交界人士对我说，本来日本民主党主张“远离美国”，现在却被赶到美国一边，日美反而加深了军事同盟，令人慨叹。     国际媒体报道说，中国 GDP 超越日本，体量巨大，转个身也会吓得越南恐惧万分。越南紧张注视着中日渔船争执。由于中国声称南海是核心利益，越南在南海占据的 20 几个岛屿遂成为潜在战争导火索，越南不得不靠向美国。     王逸舟在《做一个强大而谦逊的国家》一文中说，由于国力急剧上升，许多国人虚骄之气大涨。前些年中央强调的睦邻友好方针被抛置脑后，取而代之的是财大气粗、咄咄逼人的“新面目”。一些人心里滋生的是有朝一日超越美国，敢与任何对手“掰手腕”的“豪气”。于是，一些邻国对中国敬而畏之，畏而远之，甚至产生反制心理，猜忌与防备日益抬升。此话不假。近年来一些人鼓噪的“中国商业利益在哪里，解放军就要开到哪里”，以及“强大的中国要给对手一点颜色看看”，“世界上从来没有和平崛起，中国要准备战争崛起”等等，不就是十足的虚骄之气么？邻国听了这些话怎能安心？     美国抓住了间隙。希拉里 2009 年参加东盟会议时说：“美国回来了”。之后她多次谈到美国要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 2010 年夏至秋，希拉里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及东盟峰会之际，提出“南海事关美国利益”，“美国要保证南海航行自由”。她说美国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力挺越南以及与中国在南海主权有争执的其他四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对我说，如果给东盟各国 5 分钟选择，要中国还是要美国，绝大部分国家毫不犹豫会选择美国，连 6 分钟都不用。     在南海争执中，中国向来主张一对一单边会谈。但有美国壮胆，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国却强硬提出与中国举行多边会谈。 2011 年 2 月 16 日 ，印尼总统苏西洛吹响号角，他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亚洲问题应该由所有国家来讨论解决”，他要求把南海问题摆在有美国和俄罗斯参加的东亚峰会会议桌上。     在美国怂恿下，澳大利亚国防部前副部长保罗·迪布说：“要在海上给中国一个教训。”印度则鼓动日本对中国强硬。 2010 年 12 月，印度前驻日大使阿琼·阿斯兰尼竟然说，他很奇怪为什么日本对中国这样软，这样天真幼稚和不切实际。印度另一位前驻日大使阿夫塔卜·塞斯说：“我们强硬，中国就会软。”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布拉马·切拉尼要求印度与日本建立军事合作关系。印度总理国家安全顾问梅农说，中国正变为超级大国，但外交上未必成功。据报道，印军正以“ 10 年内中印必有一战”的方略加强战备。美日印三国海军将于 2011 年 4 月在冲绳海域举行代号为“马拉巴尔”的联合海军演习，高调向中国亮剑。     一个对中国最为不利的趋势正在酝酿，这就是美日韩澳印新越暗中沟通，在军事上联合对付中国——一个亚洲版北约已在萌动中。     幸好，岁尾年初，清醒和理性温和上升。环球时报发表吴建民等人的文章《解决周边摩擦，不必操之过急》、《亚洲不能让几个岛礁缠住》、《不宜明示国家核心利益》、《俄罗斯不是制衡日本的棋子》，重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提出中国要学会在有些重大分歧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发展与相关国的关系，强硬的结果只能导致强硬叠加，因此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并非越强硬越好。此外，中国不必掺和俄罗斯与日本在北方四岛的纷争，对北方四岛开发要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中日韩三国必须走到一起，否则谁也过不好。戴秉国也发表重头文章，重提几乎被遗忘了的韬光养晦。     有了这些声音，人们可以稍缓一口气了。 （本文发表于《信睿》杂志2011年3月号）

  刘索拉送我《刘志丹》                                                        马立诚         刘索拉来短信说：“我把我妈的书送给你吧。”     过了几天，索拉在北京丽都假日酒店请吃饭，在座的还有写过《恋爱的犀牛》的剧作家廖一梅。我得到了大红封面的《刘志丹》。上中下三大本，李建彤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鲜红腰封上印着几行很刺激的大字：     “首次大量公开发售”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为此书定性：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又说，这是康生发现的。1979年中共中央下发文件为此书平反”     “中国当代文学史名篇佳构，作者为刘志丹弟媳，刘索拉之母”     看来，出版人要靠刘索拉的名字火一把。刘索拉对此不以为然。她说，她的姐姐哥哥操持这三本书出版花费了大量心血，封面上写她一个人不公平。 “我妈是上海的洋学生，特浪漫特个色。”刘索拉对我说。     李建彤生于1919年，河南许昌人，从小是文艺种子。1936年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音乐，1937年参加革命，1838年赴延安，同年入党，进抗大和鲁艺学习，由老师周扬做媒，嫁给刘志丹胞弟刘景范。刘景范是个帅哥，生于1910年，受私塾教育养成古典文人性格，但也特会打仗。刘景范1930年入党，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第一野战军后勤部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出任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第一副主任。李建彤任监察委员会党组秘书、监察部监察专员。     李建彤总穿一身黑，八路军军装也染成黑的，文艺兮兮的。她在鲁艺学小提琴，1944年毕业。进了城，她脚穿高跟鞋，身穿中山装，嘴里永远叼根烟。用刘索拉的话说：“她一生像是个行为艺术。”李建彤的三个孩子，也按音乐简谱起名，大女儿刘米拉，老二男孩刘都都，小女儿刘索拉。     李建彤是性情中人。刘索拉回忆道：“我妈和我就像姐妹，无话不谈。我上大学放学回家，我妈就追着我问这问那。我上厕所，我妈就追进厕所，插上门，跟我说悄悄话，乐得跟女孩子似的 。” 话说回来。1954年高岗出事，出身西北的刘景范受牵连，1955年调任地质部副部长，没有实权。李建彤也到地质部下属的中国地质科学院任党委副书记。     刘景范和李建彤任了闲职，在家的时间多了。李建彤让小女儿学钢琴，大女儿学京剧，逢年过节开家庭联欢会，倒也其乐融融。     李建彤写刘志丹，还是工人出版社做的媒。     该出版社文艺室副主任何家栋早就把刘志丹列入选题计划。1956年，出版社向李建彤约稿，并为她请了创作假。李建彤1958年动笔，1961年写完，排出样书送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看。习仲勋是刘志丹老战友，他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希望写出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过程。     随后，李建彤在刘景范和何家栋帮助下修改此书，1962年完成修改稿，又排印了部分送审样书。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看了样书，称赞有史诗气魄。7月起，工人日报、中青报、光明日报开始选载小说若干章节。 不料，一位曾在西北根据地打过仗，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领导干部看到这本书，大为光火。这位书记在西北曾和刘志丹闹得不可开交，他指此书违背历史事实美化高岗，一状告到康生那里，大祸遂起。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会上，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说，《刘志丹》有严重政治问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参与此书修改，是利用小说反党，为高岗翻案，是“西北反党集团”。毛泽东在会上支持康生，说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由此成立专案小组审查，习仲勋被撤职并受到错误批判，刘景范、李建彤停职检查。     挨整的日子里，刘景范倒是处之泰然。他本是恬淡之人，与世无争，此刻就在院里种树，画梅花和仕女，研习书法。李建彤气性大，心里郁闷乱发脾气，刘景范总是淡淡一笑化解。刘索拉说：“我爸不忙了，对我特别好，整天教我画画儿，家里的气氛像是那种温馨的知识分子家庭。”     平地一声雷，“文革”爆发。在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打压下，一众人等因《刘志丹》案跌入无边苦海。习仲勋、马文瑞（劳动部长）、刘景范等被捕入狱，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被迫害致死，李建彤被戴上“反党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劳改，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折磨致死，何家栋全家被赶到农村。全国总工会、地质部以及陕北老区诸多干部群众也受此书牵连，多人死于非命。此案先后株连上万人，史称1949年以来“第一大文字狱”。     “文革”结束，刘景范平反复出，先后任民政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中顾委委员。李建彤也获平反，离休在家写作。     1979年7月，中组部向中央提交报告说，《刘志丹》（送审样书）是一部描写根据地创建和革命斗争的比较好的文艺作品。所谓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因《刘志丹》案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1979年10月，《刘志丹》（上卷）由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李建彤再鼓余勇，写出第二本第三本，于1983年完稿。1984年12月到1985年6月，三卷本《刘志丹》由文化艺术出版社陆续出版。     但是，三卷本又引起争议。一些陕北出身的干部对书中有关反“左”的内容提出不同意见，一直告到中央。1986年初，有关方面为了平息事态，决定三卷本停止发行。《刘志丹》再度遇挫，真可谓命蹇时乖，一波三折。 小说改不改呢？李建彤问刘索拉，刘索拉顺着母亲的性格说不改，李建彤说好。不改，书就下架消失了。《刘志丹》这一次遇到挫折，使刘景范再次遭受沉重打击。“文革”前和“文革”中遭禁还好解释，怎么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还是如此？从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87年，刘索拉出国留学前夕，刘景范用毛笔给她题了四个大字：“自自然然”。     在北京798的工作室，刘索拉打开一个大横幅给我看，上面是刘景范的行草大字“自自然然”。灯底下看着墨黑的四个大字，只觉得这四个字背后，是烽烟，是惊雷，是地狱，好不动人心魄。     1990年，刘景范去世。此时正当89风波刚结束，李建彤担心刘索拉回国出不去，没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当时刘索拉在英国，后来有朋友在国内报纸上看到刘景范去世的消息，转告给她，索拉才得知父亲已经去世。1991年，刘索拉到香港演出，邀请母亲来香港探亲，母女抱头痛哭。李建彤在香港10天，都是低着头走路，不看街，不逛商店，不买任何东西。     就在这一年，李建彤在京城家中摔了个跟头，从此一病不起，一直躺着休养不肯下床。刘索拉回国探亲时，紧紧抱起老妈，李建彤才挣扎着起床。母女俩贴身跳个华尔兹舞，从卧室跳到客厅，再从客厅跳回卧室，算是锻炼一回。索拉说：“我妈一点劲也没有，全贴在我身上。”     李建彤竟然在床上整整躺了14年！刘索拉说：“我妈决定卧床时，我们家就不像原来那个家了，好像她心里决定：不过了！”     李建彤曾经在刘景范去世后5年，不许家人打扫卫生。她以这样无声而绝望的吊唁，抗议西北红军遭受的冤屈境遇。     2005年2月14日，李建彤身心衰竭，抱恨去世。 刘索拉说：“我妈的书被禁了40多年，临死前与世隔绝了14年。”     在李建彤卧床的14年里，刘都都辞去工作，专任母亲的秘书，帮助母亲整理手稿和回忆录。     李建彤的遗体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前来追悼的各界人士黑压压挤满了宽阔的大院。     李建彤去世之后，刘米拉也投入大量精力，和刘都都一起，开始修订三卷本《刘志丹》，整理李建彤和刘景范的手稿、回忆录和工作档案。     刘索拉说，就在李建彤去世第三天，自己的魂就和母亲的魂对上话了，从此一直不断对话。     她一直想给母亲写点什么，但形式没定下来。     2007年，英国著名指挥家保罗·席勒约刘索拉写一出歌剧，刘索拉想都没想，一张嘴就说，我写我妈妈吧，指挥家说好，就这样定了。英国指挥家的约请，一下子圆了这个缘。     刘索拉小说写得好。1985年，《你别无选择》引起轰动，获全国中篇小说奖。此后她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女贞汤》等作品。写歌剧也拿手。此前，她已写了《蓝天绿海》和《惊梦》，在欧美演出颇获好评。     刘索拉认为歌剧创作有神秘性。结构、和声、音调的发展，都受一种神秘力量的支配。她对我说：“写这个歌剧和别的歌剧不一样，鬼使神差。写完了，我和我妈的心就撂下来了，一下子就轻松了，总算可以过自己的日子了。如果不写这个歌剧，就找不着北，不知道活什么呢。”     2009年5月，在英国伦敦巴比肯艺术节上，由保罗·席勒指挥，丹麦声乐剧院的欧洲艺术家首演了刘索拉的三场歌剧《自在魂》。在剧中，母亲魂、父亲魂和活着的女儿，在竖琴、风笛和中国锣鼓演奏的现代风格的音乐中，超时空对话。     活着的女儿对母亲魂诉说：“你给了我最悲哀最强烈的母爱，40年禁书，14年隔绝，你一生冤屈。妈妈，是你吗？你一袭黑衣，脸色苍白。你的手抱起我，好冷啊，冷气缠绕。”     母亲魂低徊唱道：“我们那一代人啊，多少人，多少命，多少字，多少沉默，真理随风消失……”     父亲魂百般无奈，遍遍呼唤：“爱妻！爱妻！”     而今，父母终于来到“没有活人打扰的仙境，能够守护一生最爱的人。”     中秋时节，父母之魂与女儿对月起舞，“灵魂互相辨认，摆脱了疾病的干扰，发出信号，捕捉频率，互相倾听，互相环绕……”     母亲魂深情唱道：“今天特意来看看你，我的女，母亲的灵魂希望你轻松活下去……”     演出在久久不息的掌声中结束。刘索拉走上舞台，和指挥家、歌唱家及演奏家一一拥抱，举手答谢。伦敦之后，丹麦皇家歌剧院又演出《自在魂》，大获成功。     廖一梅说，在DVD上看完这个歌剧，哭了。     在刘索拉创作歌剧的同时，刘米拉和刘都都修订完成了三卷本的《刘志丹》，并四处奔走安排出版。终于，我手里有了沉甸甸的三本红色大书。  

    今年4月15日，是耀邦离开我们22周年的日子。     有人说，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有人说，耀邦是一把出鞘的宝剑，放在剑匣里，就会整夜哀鸣。     前一句话讲耀邦的道德风尚，后一句话讲耀邦的改革锐气。 在耀邦离开我们22周年之际，胡德平著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念父亲胡耀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在北京参加了这本书的首发式，参与闻人之多和发言之热烈是近来少见的。可见22年过去，耀邦的情结依然浓烈。     读这本书，既受到良心的感染，也看到宝剑的锋芒。胡德平说，他写这本书特别着意于耀邦的改革精神和改革业绩。     胡德平是耀邦长子，长期耳濡目染，胡德平得以积累大量宝贵的第一手素材。写回忆录也讲究取舍和角度，耀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心人物之一，德平这本书，就以改革为主线梳理相关资料，探寻耀邦投身改革的心路历程。     没错，耀邦一身正气，奉献良多。但人们记忆最深的，是他在改革开放启航阶段冲决网罗，发起思想解放运动，全面推进改革的豪气与胆魄。从平反冤假错案到支持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到主持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耀邦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为中国改革作出奠基性贡献，从而改变了亿万人的生活道路。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个问题提得好。     这本书在叙述耀邦的改革思想之前，先单列一章介绍陕西户县农民理论家杨伟名等三人于1962年5月10日完稿的《当前形势怀感》一文。文章对当时形势的概括可谓振聋发聩：“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面貌，代替了昔日的繁荣景象。”怎么办呢？文章提出：“一类物资（指粮棉油）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文章特别强调应该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即地权仍归集体所有，劳动致富。杨伟名的文章被印发给中共各级党委参阅。毛泽东看到此文大为震怒，在1962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针对此文两次讲话，将文章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杨伟名等三人遂成为鼓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反面典型。1968年5月6日，杨伟名与妻子含冤自杀。 杨伟名早就指出僵化体制导致经济倒退，强烈要求扩大经济自由。他的事迹告诉人们，改革原动力来自民间，解决问题的方案也来自民众智慧。胡德平的书以杨伟名上书为开篇，立意十分清楚：体制弊端苦民已久，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的根本原因。     1964年到1965年，耀邦曾在陕西工作，出任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对当地发生的“上达天廷”的重大政治事件，应该有所了解。杨伟名的思路，或许曾给耀邦以启发。1969年4月九大前夕，耀邦冒着极大风险上书毛泽东，批评“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使苏联整个农村长期富裕不起来”，他提出必须走一条与苏联的“产品经济”完全不同的创新道路，比如允许亦农亦工开办社队企业等。众所周知，这等于向毛泽东经济思想挑战。胡德平说：“毛泽东同志可能忙，没看到他这封信；也可能看后，没有动怒，才使他又免去一劫！”     这里再一次告诉读者，中国的改革，是体制沉疴长期积累直至发展到“文革”的一次强有力的反弹。     据胡德平回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第二天晚上，耀邦心情很好，兴冲冲地对胡德平说：“历史的发展根本就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发展是两种力量斗争的合力。1969年以前，我个人得失想得比较多，1969年以后，我彻底丢开了这些。”胡德平回忆说：“耀邦同志当时的神态和语气是我多年从未见过的。现在回想起来，他真有一种要迎接暴风雨到来的兴奋和激情。” 好一个“我彻底丢开了这些”的“兴奋和激情”！搞改革，就是要有这样的境界，这样的进取心，这样的担当精神。过一天算一天，患得患失，抑或是捞金捞银，买官卖官，何来改革？ 邓小平说：“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改革，是耀邦生命所系。耀邦之于改革，犹如宿将渴望赛场，战将踏上疆场。正所谓：“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耀邦的真传，是耀邦的灵魂所在。 耀邦离开我们已经22年，改革仍在半途。先看经济体制改革。北大副校长刘伟说，当下，与通胀相伴随的一个现象是，垄断国企有钱不愿投资，民企想投资却拿不到贷款。这是因为金融市场化严重滞后。他批评说，劳动力要素市场比商品市场混乱，土地市场比劳动力要素市场滞后，而金融市场化水平比土地市场化水平还落后，金融市场基本上是国家垄断的。前一段时间，茅于轼和汤敏在山西农村试验小额贷款，被国有金融机构扣上“扰乱金融秩序”的大帽子，长时间拿不到执照，属于“违法经营”之类。后来吴敬琏到山西农村考察发现，凡是小额贷款覆盖的地方，农民的生活都好了很多。吴老感叹地说，只要把金融自由还给民众，民众的生活就能改善，小企业发展就顺利得多。     我曾在中央财经大学和杭州企业家俱乐部演讲说，政府应该积极推进金融自由。温州民间六千亿人民币游资找不到出口，要想成立贷款公司吗，却碰到不少拦路虎。比如要求挂靠大国企，注册资金额度层层加码，另外还有只能放贷不许吸收储蓄等等。其实，挪威、日本的民间小额贷款公司都可以吸收储蓄。结果迫使温州等地民间金融地下运行，高利贷屡见不鲜，这不是逼良为娼吗？政府又时不时发起打击“地下钱庄”的运动，这样两头一堵，民间简直没有活路。外国人可以在大陆办私营银行，为何国人不可以办私营银行？     还是耀邦讲得透彻：“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是改革的焦点和难点。     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块，以近年来博弈甚为激烈的“两个公开”来看（政府预算和官员财产公开），有退有进，各界颇有烦言。     广州市财政局去年公布了市属全部114个部门的预算，今年却只公布了20几个部门的预算。北京市去年公布了45个市属部门预算，今年却只公布了24个部门预算。为什么呢？原来财政部去年下发文件，缩减了地方财政部门公开预算的权力。过去地方财政部门是预算公开的主体，财政部门与各部门沟通之后，将各部门预算公开。然而财政部的新精神却规定：“各级政府财政部门负责本级政府总预算、决算的公开，各部门负责本部门预算、决算的公开。”这一来，各个部门成了决定本部门预算是否公开的主体。如果有些部门不愿公开呢？那财政部门就没办法了。也许财政部下发这样的文件是受到压力所致，但从客观效果看无论如何是一个倒退。     财政预算是关乎国家治理的大事，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一个不公开预算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如果预算不向社会公开，我们就不知道政府在做哪些事情，所做的事是不是政府应该做的，也不知道该不该花这么多钱去做这些事情，以及谁是最大的受益者。既然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既然这些财富都是人民的财产，为什么不能公开呢？     好消息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委主任高强在今年两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央预算部门的“三公”总支出（公费出国、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将在6月的中央财政决算报告中首次公开。各部委“三公”支出，也将在今年公开。     另一个瞩目的“公开”，是官员财产公开。近年先后有新疆阿勒泰、湖南浏阳和浙江慈溪等地敢吃螃蟹，实现官员财产公开，但后来一个个无疾而终，令人失望。自生自灭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家缺乏相关制度设计。地方自发试验遇到阻力的时候，就缺乏合法性支撑。在今年两会上，监察部部长马馼说该部已在起草《官员财产公示法》。但愿早一点跑完这艰难的马拉松。     前些日子我在浙江，听到当地企业家发牢骚说，现在一些官员稳字当头，什么都不动，改革停滞，影响了生产要素流通。土地资源、金融资源和劳动力都不能正常流动，导致企业空心化，员工流沙化。有位企业家慨叹道：“耀邦时期有一句话：‘可以犯错误，不能不改革’，今天却变成了‘可以不改革，不能犯错误。’”    关于改革的命运，一直是近年来争议的焦点。耳边不断听到“社会溃败”，“共识破裂”，甚至“改革已死”的说法。改革是中国的生命，改革死了，中国还有生命吗？因此人们怀念耀邦的改革精神。耀邦曾经把改革和建设事业比喻为登泰山。他说，好比登泰山，已经到了中天门，前面还有三个十八盘，要爬过这一段路，才能到达南天门，再往前，就向玉皇顶挺进了。     就我们目前情况来看，顶多只到了中天门。既不能被“风景这边独好”的颂词迷住，不思进取，也不能害怕十八盘的险峻，畏葸不前。耀邦的精神就是召唤。时至今日，只有痛下决心推动改革不断突破，才能解决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增加各阶层民众的认同感；才能为积聚的熔岩开出一条涌流和疏解的通道，和平完成渐进式转型。     据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回忆，耀邦在与党校理论动态组的谈话中，多次讲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发展民主的问题。胡德平在书中说，耀邦对叶剑英和李维汉提出的中国要破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见倾力支持。粉碎“四人帮”不久，耀邦在分析国内问题时说：“国内根源我看也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和‘正在走的走资派’，林彪、康生、江青这些人搞的是封建专制主义那一套。”耀邦对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吴江说：“封建主义在我们这里还很有市场哩！”耀邦所说的封建主义，是专制主义的同义语。1979年底，耀邦去医院看望中共元老李维汉。李维汉结合自己在党内50多年经历，对耀邦详细谈了必须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问题。耀邦力劝他直接找邓小平谈。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向邓小平阐述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获邓小平支持。8月18日，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把“制度改革”首次摆上桌面。这个讲话是1949年以来中共领导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最尖锐、最深刻的论述。耀邦热心推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事例远不止这几个，他这方面的思想遗产，有待开掘和丰富。近来温家宝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几次讲话，应该说是耀邦这一思路的延续。     借用朱镕基一句话来结尾：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本文发表于《上海书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