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

我很感谢这个国家在这种时局下能出来一个韩寒。但是有人不这么认为。

序 以下言论，不是给所有人看的。所以先在这个安静的角落张贴。如果喜欢的人多，我就整理一个通俗版本去流播一下。反之，就让它沉下去吧。 世界是属于未来的。这是本文的核心思想（参见文末）。秉持这个思想，我对自己的观点是否被这个世界接受，已经不再关注。世界，它只是带我穿向未来和永生的一个工具。 我想利用这个世界来养活自己，养育我的孩子们。我的儿女，我将在他们眼里，看到未来美好的世界。方舟子和韩寒，还有我，在那个时候，都已死去很久，都已经被人们忘记。 唯有未来永生。   主题一  方舟子 很多人评价方舟子，说这个人人品极坏，但科普和“学术打假”是有功的。 我的看法，和大多数人恰恰相反。 方 舟子基本上没有做过真正的“学术打假”。我曾在几个月前撰文批评过方舟子，说他的所谓“打假”，丝毫不遵循科学精神。大家有兴趣可以参阅。这几个月来，方 舟子对科学精神的背离，日益变本加厉。至于说“科普”，其实方舟子从来就没有普及过真正的“科学”。他本人在科学研究方面半途而废，对科学从未真正入门， 连写个“科学是什么”的豆腐干文章都要靠抄袭。他所普及的顶多是一些东拼西凑的“知识”，而他本人又把这些零碎的知识披上了一条神圣不容质疑的“真理”大 袍——这就彻底把它们变成了一个伪科学体系。所以我经常说：方舟子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危害，就是他让一大批中国人继续把伪科学当成科学。 但在 “人品”上，方舟子恰恰是无可质疑的。什么是好的“人品”？鉴于对真理和价值观人们有权采取不同立场，所以，好“人品”的标准只能是：一个人表里如一，始 终如一。那么这个世界上，人品能比得上方舟子的人，的确不多了。在世俗的眼光中，方舟子是一个不通人情世故，睚眦必报的混蛋。但他却是世界上最为表里如 一、心口如一的混蛋。一个浑身上下闪耀着圣洁光辉的混蛋。 和方舟子相比，他的论敌们多少都是卑鄙的。无论罗永浩、韩寒、李开复，还是我本 人，我们都在为了这个世界上的生存而在各种场合下伪装本性。有多少人能够为了自己心目中的“价值”，而偏执如斯，45岁还没有固定职业，见谁咬谁，清贫如 洗？有人说方舟子是一条疯狗，那么他即使不是一个疯狗中的圣徒，也是一个疯狗中的苦行僧。   主题二   韩寒 所有相信韩寒有枪手的人，都一定是文学上的低能儿。包括方舟子在内。 什么，方舟子是福建高科语文状元？别开玩笑了，据说他老人家语文只不过考了92分，比我还低12分呢（我和他只差一届）。他老人家的高考作文拿了满分吗？嗯，我也没有拿过，不过只差一分了……. 这么多年来，你见过我拿高考作文来吹嘘过吗？不可能。因为从写作者的角度来说，高考作文得高分，实在是一桩终生的耻辱。45岁的中年人还在用高考作文来为自己的写作水平贴金，此人必定是写作上的白痴无疑。 只 有写作上的白痴，才会认为17岁的小孩写不出《三重门》，14岁的小孩写不出《求医》。我在那个年纪写的文章，虽然不如《求医》，但毫不含蓄地说，顶多也 就差了一个档次而已。如果我像韩寒一样疯狂于文学，而不是数学、物理都参加全国竞赛并且得奖，或许我比韩寒写的更好，也未可知。 但问题在于：你永远无法说服一个白痴相信他自己是白痴。 因此，韩寒或许是写作上的天才，但却是辩论上的白痴。因为他正在设法让一些写作上的白痴相信自己是写作上的白痴。 更严峻的问题是：任何白痴，都有自豪地做一个白痴的理由。 蔑 视、贬低和侮辱白痴的人，归根到底，都是人格上的白痴。因为，任何天才，在神（或无上智慧，如果你不信神的话）的眼里，都是白痴。十几年前我在维也纳大学 进修哲学的时候，曾经和一位哲学副教授讨论认识论。理性争论最终变成了文学抒情。我酸溜溜地抒情道：“人类的理性之光不过是一豆微弱的烛火，仅仅照亮我们 鼻尖前的一小点方向……”话酸，理不酸。白痴就是我们人类的根本属性。任何为人类理性而自豪的人，都应该理解白痴为自己的白痴而自豪，同样是理直 气壮的。 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至今沉湎在18世纪启蒙主义的幻觉当中，以为自己聪明绝顶，而藐视白痴。连韩寒这样一个辍学生，职业赛车 手，本来应该是一个典型的、鼻子穿环乳头打洞的反知识分子，也沾染了这份坏习气。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他高中时读了太多的钱钟书，还是因为这几年写时评杂文接 触了太多的“公共知识分子”？ 当韩寒遇到麦田和方舟子调戏时，第一反应就是居高临下，厉加咄斥。一两个回合，他就自鸣得意，打出“再不回 复”的得胜旗号准备回营。绝大多数和方舟子辩论的人，失误都失误在这个地方。如李开复等，都是按照高智商“高等人类”的标准，早早急迫地自觉胜利在握。他 们完全低估了方舟子所拥有的巨大的动员白痴的能力；也完全缺乏对付数目极其庞大的白痴群众战争的汪洋大海的思想准备。 在这方面，韩寒还要向罗永浩、罗永浩还要再向我，学习。 （未完，大多数喜欢就续。没人喜欢就让它太监罢了。）  

Nan Bun是缅甸克钦邦贫农家的女儿，克钦邦就在中缅边界。原本希望到中国打工赚学费，却被亲人卖到中国当新娘。自缅甸军与克钦独立军爆发冲突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贩子前往克钦邦的临时难民营中寻找年轻姑娘，为日益凸显的中国男女比例失调问题填补缝隙。 作者： Phil Thornton 由于自小必须在地里帮活，Nan Bun在21岁时才通过缅甸的高一考试。当时就差一年她就可以高中毕业了，但她担心无法继续付学费。在一位表姐的说服下，Nan Bun离开农村，进城打工。 “我表姐说，她会带我到中国云南的盈江去。她在那里认识许多人，因此容易找一个工资好的工作。” 拐卖新娘 但其实，Nan Bun的表姐把她卖给了当地的一户中国农户家，给他们38岁的儿子当媳妇儿。 “我表姐说，她获得了5000元人民报，但我后来发现，她其实得到了2万元。我和我的家人一分钱都没拿到。” 现年25岁的Nan Bun说，她已经不再痛恨将她出卖的表姐了。但在说这话时，她咬了咬嘴角。 “刚被卖时，我睡不着。我一直哭。我不会说中文。我想我的家人，我的学校。我想念一切失去的东西。我表姐的所作所为让我失去信任感。她抢走了我的教育、我和家人的生活、和我原来的生活。” Nan Bun说，她并不是她表姐唯一的牺牲品。她妹妹Roi Sam也同样被卖给一户中国人。Roi后来逃跑了，现在和父亲住在一起。 Nan Bun说自己还算幸运，被卖到一家好人家。“他们对我很好，没有打我。我在他们的麦田里帮手，工作不是很难。” 嫁给光棍 有成千上万的东南亚国家女性被卖到中国给单身汉当新娘。这些单身汉通常是农村的，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女性人数减少，他们难以找到中国新娘。最新的数字显示，在中国男女120：100。从理论上说，这意味着到了2020年，将有2400万难以娶媳妇儿。 Nan Bun可以说是这些外来新娘中比较幸运的一位，她没有受到虐待、或由男方几个兄弟朋友共享。但尽管她的婆家不错，她仍然处于一个困难的位置上。她的丈夫比她大17岁，她有个小儿子Lawt Awng。 “生了小孩后，我的痛减轻了。我非常爱我的儿子。他现在3岁了，我希望他了解我的文化和家人。”她的婆家同意她回家探亲，但她的婆婆要一起前行，确保母子两人回到中国。Nan Bun对此表示理解，毕竟婆家花了很多钱才获得老婆儿子，他们担心Nan Bun最后决定要留在娘家。 被打断的重聚 在被拐卖4年之后，Nan Bun近期首次返回缅甸克钦邦。她很期待着见到自己的父亲，但他们却被牵连到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政府军的冲突之中。在上个月，他们被迫躲在拉扎的一所难民临时帐篷里。 2011年6月，缅甸军与克钦独立军之间维持了17年的停火协议被撕毁，双方矛盾急剧升级。大约4万5千人被迫藏匿于临时帐篷中。 “我丈夫打电话要我和儿子立即返家。我不想他，我不想中国的一切。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如果我父亲让我留下，我会留下的。但在这种冲突中，我可能会回到中国，等冲突结束了再回来。” Nan Bun的故事并不是独特的。中国的女性短缺现象日益凸显，也导致越来越多的邻国女性被贩卖到中国。 临时难民营 克钦妇女协会贩卖问题委员会的发言人Nhkum Hkawn Ra说，自从冲突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贩子前往临时难民营寻找年轻女性，希望将他们卖到中国当新娘。 “他们容易被人贩子盯上。她们以为自己会在中国餐馆里打工、或在中国当佣人。她们不知道自己是被卖了当新娘。”Nhkum Hkawn Ra说，这些姑娘被卖后，经常感受到严重的文化差异。 “我们知道，一些姑娘因为工作不够勤快被打，还有人甚至无缘无故被打。那些逃走的没有钱。她们必须卖身来筹钱回家。” Nan Bun说，她父亲愿意为她和妹妹Roi抗争。“我爸爸最终让我表姐坐了牢。她被判5年。我很高兴父亲站出来为我说话，这表明他爱我。”但对于她在中国的那个家，她却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她不爱丈夫、不爱那个家，但他毕竟是儿子的父亲。

        今天一大早，我的父亲给我电话，说写了一篇文章来说明一下，问我这样写能不能把事情说清楚了。我觉得特别的凄凉。一开始，他们说我有团队，并重金鼓励网友举证，结果千万网友中没有人能举证出身边的亲朋好友属于我的写作团队，于是他们又说金波是我少年成名的推手，结果发现金波98年的时候还在河南的一个罐头厂工作。他们最后的一招就是把所有的脏水泼到了我父亲身上。说我的父亲替我写了我少年时候的文章，因为我少年时候的文章特别的老成，不可能是17岁的学生写的。这个非常可笑，我在很多的场合说过，我小时候喜欢阅读钱钟书梁实秋和很多民国作家，因为我觉得他们文字好。在一个人刚开始写文章的时候，你阅读谁，必然模仿谁。而了显得渊博和少年老成，我还摘录了很多典故或者英语，准备随时引用在文章里显摆。而我的父亲则对民国文人兴趣不大，所以我们两人的文字非常好辨认。如果这样去加罪文学作品，我在十七岁的时候还发表过两篇写大学生活的小说，十五岁的时候还发表过写成年人生活的散文，当时我非常得意于杂志社的编辑都不知道我的真实年龄，现在想来，这些岂不都是死罪。         我只想说，这就是一个好作家的底子。我的作品里的“我”如果一直是一个初中生形象出现，那岂不是和我喜欢的作家钱钟书梁实秋相去甚远？只要文学作品里的“我”不符合我的实际身份，我就是在造假，就是有人代笔？真是可悲，这么说的人恐怕从来没有体会到文学的乐趣。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文学的快乐就是可以把自己藏起来。不过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还要对人解释这些，的确更可悲。                我甚至发现还有伪科学证明法，忽悠了不少人。有理科生做了一个科学统计，选取了八九本书，其中有我父亲的书为A，我的四本书B，C，D，E，其他作家的书G，F。分析书中关键词出现的次数，比如三个“的”“得”“地”，比如“因为”“所以”，结果发现，我父亲的书和我的那四本书出现这些词的总次数差不多，而另外两本书明显要数倍与ABCDE。实验得出的结论是，我和我父亲的书风格雷同。这篇文章充满了我看不懂的专业术语，很多试图证明我的书是我父亲代写的朋友也像捡到了宝一样兴奋不已转发不止。甚至其中还有科普人士，他们认为最终还是科学和数据来说话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A，B，C，D，E都是十万字，G是三十万字，F则超过了五十万字。所以结果当然是ABCDE的常用词出现次数差不多，而G是他们的三倍左右，F则是五倍左右。像我这样的理科白痴也知道做这种对比的时候，抽样对象的字数得是一样的吧。我不明白这位理科生为什么这么恨我，虽然我一直对理科生特别有好感，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科学家。但是理科更需要严谨，能在完全缺乏条件的情况下依然把实验做的津津有味并得出结论，也算有本事。而文科生们更不能用“我觉得他17岁写的文章太成熟了，所以必然是中年男人写的”来论证问题吧               好了，下面请欣赏我的父亲@韩仁均叔叔  写的一篇文章，文章有点长，希望大家能耐心的读完，再来判断我的文章是不是我的父亲代写的。最后还附有我的父亲以前曾经发表过的作品，我的父亲为人正直，可爱，他的文笔非常的淳朴流畅，根本就不像我十六岁那样，看似老道，其实做作。我父亲念书的时候没有初中高中，根本没学过也不会英语，其中又经历文革，构陷者居然能想象出我父亲帮我写出一本讲初高中生活的校园长篇《三重门》。也欢迎大家拿我父亲的文章和我的文章来对比。很多人劝我不要再与这些人纠缠，因为他们就是要找各种茬搞臭你，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他们的逻辑就是走街上看人不爽，上前一口咬定你十年内必然杀过一个人。如果你不能自证十年内每一分钟的去处，那么我枪毙你是天经地义。关键是居然真有看客似乎觉得他们很正义，是替天行道。我知道有些人是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的，但是我相信明白人如果能够看到现在，也都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今天我希望为我父亲讨一个清白，不过，这真是一个荒谬的时代，加害者像个原告一样，大摇大摆，不需要任何证据，只需要想象力，就能够损毁你和你家人的名誉，而且什么罪名都敢往你头上加，而被害者却要像个被告一样，不停的出示着人证物证，也未必能还自己一个清白: 说说我自己 韩仁均       之所以想说说自己，是因为最近忽然有人发掘了我的超凡能耐，把我描述得能操控一切，既能写出《三重门》让韩寒“默写”，又能一手操控组织严密完整的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想买通谁就买通谁，想得什么奖就得什么奖，并且能一路代笔代思想，最起码有一个微型耳麦佩在韩寒耳边，可以随时指导这话怎么说，这事怎么做，而且能一路走红10多年。现在就差操控全国公务员考试的事还没来得及上提出来。当然说说我自己我也不会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我只是把一个真实平凡的我告诉一下大家。       我生于1957年，韩寒之前说我生于1958年，那是他把她妈妈的年龄记成我了。小学中学都在村里念的，中学当时只有四年，叫做中一中二中三中四，没分初高中。读好四年中学后就在村里务农。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拼命复习，但理科外语都不懂，只得报考文科类的，后来被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好像叫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1978年初入学。进校后，在学生名单上看到了好几个当时已经非常有名的作者，感觉以后要在这里和这么些同学一起度过几年的学习生涯很荣幸的。但事实上正经的课都没上过一节，第一个星期只是开会学习劳动之类，还有新生身体复查。结果是GPT100多一点，肝功能不正常（当时指标40以下算正常），于是就住进了师大后门那儿的肝炎隔离病房。住进去后检查的范围更大，还查出是澳抗阳性（就是现在的大三阳小三阳之类），被定性为乙型肝炎。以后每隔一些时间查一次,一直没有全部正常。最后10个月后，好像是1978年12月份，做了最后一次检查，同时抽了三份血样，分送华山医院等三家医院检验，三份结果完全不同，一份正常，二份不正常。于是，被认为还没痊愈，就被退学。因为大家都谈肝色变，我在病房里也很识相，不出去接触人，所以还没来得及认识一个同学就离开了学校，回到了家乡亭新公社（乡和镇的叫法是后来的事）。因为多少算考取过大学了，所以回来就到了亭新公社的文化站工作。当时的文化站和现在的文体中心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就一间办公室，就我一个人。所做大部分的工作就是为公社机关服务，比如开会拍照，并自己冲印贴在公社门口的画廊里，布置会场等等。文化站里的上级业务指导对口单位是县文化馆和县文化局。       县里每年对各公社（乡镇）有业务考核指标，比如群众文艺创作、演出等等。为了应付这些考核，或者说是工作吧，各个公社乡镇就得组织人员进行创作。组织者自己当然也得写。这个时期，硬着头皮学写故事、表演唱、小散文等等。金山有故事创作演讲的传统，县里也经常组织培训等。后来就陆陆续续的写了些故事及散文等东西。发表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市郊版，上海的故事会、故事大王及外省市的一些故事刊报刊上。因为我到文化站后就开始学写些小东西，但又感到自己的名字太过普通，就取了个笔名叫韩寒，当时韩寒还没有出生，但实际上没怎么用到，只在一二个小豆腐块上用了一下，后来觉得舍不得，而且本来发表东西又比较少，所以就决定把这个笔名作为我未来的儿子或者女儿的名字。所以1982年儿子出生后就叫韩寒了。韩寒出生那年国家又开始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因为受英语和理科的影响，也只能选择了文科，当时还是选择了华东师大中文专业的考试。自考每年考两次，每次最多可以报考4门课，大专在10门课左右，但还好工作时间比较空和自由，所以看书的时间比较多，晚上也是差不多全部时间花在读教材背题目上，当时也还不会打麻将，也没其他娱乐活动，电视机也只一个黑白14英寸金星吧。我每次报的4门课一般都能通过2门，分数大都是60分多一点那种，只够及格，最高也只考过70几分吧。所以考了两年半，就完成了华东师大中文专业专科10门课程的学分，拿到了自学考试专科毕业证书。专科考过后，本科阶段还要考近10门课，觉得一些课太难了，像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等等，所以后来就不考下去了（但韩寒多次在采访里把我说成是本科，因为他对这些专科本科的本来就没有什么概念）。但说实话，这种考试真的只为考试而考试，所学10门课在工作中根本用不到的，考过后也很快就忘掉了。但这个文凭也给我带来了好处，后来1985年文化站转体制时派到了用场，成为我转成事业单位编制的一个有利条件，户口又迁出农村到城镇，户口在当时的中国决定着好多东西。后来直到1994年底，当时时兴办区县报，金山也要办一份金山周报。当时文化局的一位领导调到县委宣传部筹办这份报纸，他觉得我去做这个工作也合适，就把我调了过去。当时的金山报4、5个采编人员，采编合一。甚至划版样、校对都是自己负责，一周一期。期间也还评了个编辑还是记者的中级职称。我一直没有入党，因为我没想过要进官场混，也自知没能力在官场混。在金山报时后来要提一个副主编，部领导决定民选，大家无记名投票，我被大家暗算。后任的宣传部长对我说，可惜你不是党员，是党员的话一切都好办。甚至还想有意“培养”我入党。我一笑置之。再后来我觉得我没义务付出那么多去负那个责任，就辞去了副主编的职务。2005年底我们几个金山报的元老就各奔东西，我就去了我们区里的清水衙门文化局工作，做一个没有实职的主任科员，直到2008年底提前退休。     我到金山报工作后，韩寒还在亭林读小学。因为自己没什么社会背景，还有觉得当时县城朱泾的罗星中学教学质量什么的在全县算是比较好的，全县比较好的学生大都在这所学校里读书，里面有几个特色班，就赞助了几千元钱（相当于择校费吧），让韩寒的初中在罗星中学就读。我想等韩寒长大工作后，他的大部分同学将会是我们这个县里方方面面管事的头面人物，有这么一个人际关系基础，那对他的工作和发展会有所帮助。而我自己认识的朋友中，职位最高的也只是处级干部吧，我帮不上韩寒什么，以后只有靠他自己了，当时这么想的。 记得韩寒进罗星中学后，摸底考试几门功课平均考了91分（满分100分），当时他自我感觉非常好，想这下总会名列前茅了，不料只在班级第50名左右，倒数前列，不禁感叹那些同学读书成绩真好。他比较牛逼的是作文，当时一篇介绍自己的作文《我》，让当时的语文老师彭老师赞不绝口。有时为炫耀，一节作文课写二篇。一开始韩寒的成绩还算比较均匀发展，但由于和教数学的班主任老师关系老是处不好，影响了他对这门课的兴趣，但中考前恶补一下后他的数学还是考得可以的，反而是语文考得不理想。他的应试作文在那种正式的考试模式中老是得不了高分。在区里的传统作文比赛里也能拿二等奖，因为他的文章不是传统作文比赛喜欢的类型。但他还是比较喜欢看书的，尤其喜欢民国的，钱钟书和梁实秋等人的文章，家里的一本《围城》不知被他翻过多少遍，第一本翻烂后我又买了一本。因为喜欢，所以他后来在第一本书《三重门》里刻意的模仿他的偶像钱钟书《围城》的风格一点也不奇怪。       韩寒中考考了468分，有体育长跑比赛第一名的8分加分，就是476分，松江二中因为他长跑的成绩好，就又降低了几分特招了他。他当时是寄宿在学校的，不是每个星期都回来，那时松江到金山还得要转二次公共汽车。我发现他写《三重门》是在他差不多要写好的时候。我就对他说，要不要我拿去帮你复印一遍，不然弄丢后无法弥补。他同意了，说等写完后。写完后我就拿到对外营业的金山县图书馆复印室去自费复印了一份。我是这个时候才有了看的机会，总的感觉是非常幽默，有点像《围城》的那种笔法，文笔非常老练，而且我猜想，书中那个主人公身上，可能有他自己的影子。书中描写的生活，也从初中延续到了高中。这是一种没有生活的人想象不出来的情景。一般作者的第一本书，以自己的生活为基础，模仿自己喜欢的偶像风格写很常见。现在看到有人竟怀疑《三重门》是我写的，那我真要谢谢他们的抬举了，我要写得出《三重门》，我早不是现在的我了。这种只要有脑子，而且能正常思维的人都想得明白的。不是一代人，文笔和经历完全不一样，你能写得出那种情景那种意境那种感觉吗？现在一些人觉得他们不可能做得到，所以断定韩寒在他们这个年龄也做不到。一个17岁孩子的文章是他父亲代写的并且还能走红中国十多年，是在编神话吗？如果大家都可以随意恶意的假设和推测，我也可以把你臆想得什么都不是。             韩寒在松江二中读书过程中得了那种浑身奇痒的疥疮，后来学校怕感染其他同学让他回家养病一个星期。我是在那天回家看到他写的《求医》才知道他得疥疮的。那天回家时他去外面玩了，但文章在桌上。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幽默，笑坏了。因为我事先看见过新民晚报上一则上海萌芽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消息，所以就建议韩寒将这篇《求医》和另一篇《书店》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因为他觉得这次比赛没收参赛费，应该是真正的比赛，不是那种常见的近乎骗人的活动，而且既然是新概念，就不是应试作文的那种，就参加了。后来寄出去后一直没有回音，韩寒和我都有点失望，直到那天上午，一位叫胡玮莳的萌芽编辑将电话打到家里问为什么不去参加前一天的新概念复赛才知道那天新概念作文比赛就要揭晓颁奖了。（很多评委在初赛的时候就留意到了韩寒的两篇文章，觉得特别老练，就和现在大家的怀疑一样，所以他们委托萌芽的胡玮莳编辑给了我们电话，一方面是爱惜人才，怕因为客观原因错过了比赛，一方面也想当面考验韩寒）。韩寒说没有接到复赛通知（当时我们一家住在50多平米的老公房，楼下的邮箱都是没有锁的），后来胡玮莳去问了评委后再打电话过来说评委同意韩寒中午前赶到上海市区比赛的地方再考一遍，我带了韩寒就急急忙忙的赶到车站那里找了辆黑车去市区，到那边已经接近中午了。接下来就是评委即兴出题现场一个小时写出《杯中窥人》的事。这事居然让阴谋论者认为我是开了后门事先知道了题目写好后让韩寒背的。这真是天地良心了，我们知道韩寒其实入围了是在当天的上午，此前萌芽的编辑我一个都不认识。包括李其纲，我也是根本不知道那个出题老师叫李其纲，出题的老师叫李其纲是我后来在有关新概念作文比赛和韩寒的补考的新闻报道中才知道的。而且我根本写不出这种文章。我的文章根本不是这个风格的。再说如果新概念作文比赛可以舞弊的话，那韩寒真的不可能有这次机会，因为这个比赛很隆重，有很多的教授和著名作家作评委，真的这个比赛要走关系的话，参赛的学生里有这方面能力的家长实在太多了，能得到好处的肯定不会是我们，我相信有这种能力的家庭也不会只住在50多平方米的老公房里。我可以这么说，一切能够靠钱靠关系靠舞弊能获得的好处，都不会轮到我们先得到，我们甚至连号都排不上。这种污蔑直接玷污了这个严肃的比赛。韩寒作为新概念作文比赛的参赛者，我只能告诉这些我所知道的情况。       好多人都说我应该回应，其实我觉得这事真的无聊透了。韩寒诚然有很多不足之处，看他不顺眼可以直接批评或者骂他，而且一直以来也不少这么做的人，但用这种全靠自己的臆想和主观判断来污蔑和传播，我觉得就十分下作和无耻了。我对韩寒说，无论你怎么说，他们还会无中生有找各种各样的茬来污蔑你的，因为他们就是看你不顺眼。有一次韩寒比赛翻车了（拉力赛很容易翻车，他参加拉力赛好几十场一共翻车过两次，算是冠军车手里翻车最少的），他回头发现在新闻的留言里最多的都是咒韩寒怎么还没死的，所以他早就知道了在很多人喜欢他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不喜欢他，他几乎从来不回应那些对他的辱骂，甚至有些谣言也不回应，但我觉得这次真的太过分了。包括这篇东西，我也只是说说自己，说说当时的一些情况。其实只要是韩寒的真正的读者，就会发现韩寒的文章和书从一开始到现在，其行文风格是有一条清晰一致的成长脉络的，像幽默什么的只是一开始比较刻意，一直在掉书袋，用典故，和现在的很多专家写的一样，那是因为受到了钱钟书的影响。很多典故和生僻的书本或者英语都是他硬记下来为了炫耀而背的，你要写过文章都知道，你随便记住或者摘抄下几个很生僻的东西，想要硬放到文章里是很容易的。韩寒的引用都不算特别自然，算是明显的故作老成。后来更趋于自然和内在。一直到了近几年，他说他写文章要做到不用典而把事情说清楚。我觉得这是他的进步。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到三十岁肯定是在不停的进步的，这也是人生中一个人改变最大的阶段，阴谋论的人不能要求韩寒永远和十五六岁的时候写的文章一个样子，否则就是有假，那样倒是要被人笑死了。我找了一下，发现韩寒学生时代写在各种作业本笔记本和各种不规则纸上的那些文章手稿都在，当时保存这些也不是为了日后打官司或者让人研究，这些不经意间保存的资料，现在看来是多么珍贵。看到这些原始资料，我不得不再一次为我的儿子骄傲，很多人，包括我，十几岁时根本做不到他那样，韩寒虽然有点虚荣，有点故作老成，但是他做到了，他还在不停的努力和进步。我到现在还是认为，韩寒的这种文风是骨子里的，不是随便可以模仿的。如果这年头连手稿都不能用来证明什么了，那大家都不要写作了，真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韩寒现在决定要出《三重门》的手稿，你们到时还会惊羡一个十七岁的高中没毕业的少年写的字竟然有这么好这么老练，可以自己去对照一下或者发奋一下，能有几个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的字能有这么好看。韩寒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应酬和交际的人，别人可能在玩的时间，他在想东西，写作，阅读，练字，练车。他最大的娱乐就是有时候踢一次球或者周末和朋友们打一个《使命在召唤》的真人射击类的电脑游戏，他的名气不算小，但是他平均一个月都没有一个饭局。大家之所以觉得他能做很多的事情，精力很旺盛，是因为他把别人可能用来应酬和娱乐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你们可能不知道吧，如果没有比赛和游戏，他几乎每天晚上的八点开始写作或者看书，一直到早上六点，连续十个小时都在书房里。所以他的博客大多都是凌晨发的。虽然他口头上不承认，一直说他在玩，但这个就好像一个考试很好的学生喜欢说他在家里从来不复习一样。没有想到，他的努力反而成为了他的过错。有些人甚至拿出了韩寒小学两年级的作文要说明韩寒未来写文章不好，这真的是不厚道的，其实大部分的小学在两年级的时候还在教认字，那个年代很多的学校是三年级才开始写作文的，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学生是什么样的，我记得韩寒在两年级的时候好像是主动写作文给语文老师批阅的，也就是说这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同年级里的大部分同学都还没有开始写作文。这种推测是有点胡搅蛮缠了。你不能因为刘翔学走路的时候会摔跤就推测他将来肯定跑不快所以有猫腻。况且我觉得韩寒那篇作文写的挺好的。可能他也觉得以8岁小孩子的水平来说还不错，就自豪的贴在了博客上，要不然大家也不会看到这些。韩寒写文章很快，修改也不多，这个可以从他的手稿里看出来。韩寒回应麦田的文章，其实写了两个小时，但是4点，6点，8点，甚至10点又修改过，这说明韩寒一夜睡不着，很在意这件事情，他修改的内容是让文章更简洁一些，语气也更缓和一些，包括一些不太礼貌的气话都删除了，可以说在一个作家遭到了污蔑又没有办法自证以后，他已经做的很平和。我知道他很珍惜自己的名誉，所以一定很生气。从半夜两点修改到十点也是韩寒自己写在博客里说的，以表示他很愤怒，气得都有点不会写文章了。他不说反而没有人拿这个来说事，他就是太老实太坦诚了，自己说了，结果吃了亏。被有的博士生拿来有意曲解为韩寒一般写两千字的文章都要花十个小时，所以有代笔，他的考试文章也不可能一小时写出来。有人也质疑说韩寒这几篇文章写的文采不如以前，说明以前是有人代笔的，这几篇文章可都是被迫的回应和申明啊，而且还是他人构陷在先，结果你不去怪那个加害人，反而要百般刁难受害人。这么说的人真的是太没有意思了。             再回到我。我是从看到韩寒写的《求医》等文章后就慢慢不再写东西的，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写不过他了，有点不好意思也懒得再写了，这种感受也许一些从事文化工作方面的父亲能够体会。我以前写的也只是一些农村题材的故事和一些应景宣传用的东西，根本没涉猎过中长篇小说。所以说韩寒的长篇小说是我写的很滑稽。和韩寒写的东西一比，反而是我写的实在太小儿科了。另外我也不怕浅薄，还要告诉大家，我根本不会英语，我们那个年代，从小学到四年中学到自学专科，从来就没有英语这门课。（大家好，我是韩寒，插入一下，我的父亲刚才经过回忆纠正了一下，说他们好像在四年中学里有过几节不正规的英语课，但是好像只学会了字母，他本人几乎不认识一个英语单词）我书读得比韩寒少多了，韩寒说的好多典故都是我不知道的，我甚至四大名著都没全看过（不过韩寒也没有看全过，因为他当时读书有一点炫耀的成分，要去读那些同学们都没有读过的书，才好像显得他很有学识），三国演义努力了几次都没看完第一回，我只看我喜欢的一些东西。他的书中文章中对好多事情的分析思考看法观点，让我受到过好多的启发。我是从心里佩服他的，当然从没嫉妒过他。我后来在韩寒的建议下申请了提前退休。现在的生活，就像我前几天在微博上说的，彻底告别了闹钟，一般睡到上午10点左右自然醒吧，先在被窝里和马桶上手机上会网，然后洗洗涮涮，弄点吃的，打扫下卫生，中午开始电脑上网，挂上QQ和MSN方便有人找和联系事情，然后看看新闻，翻翻微博，有需要在电脑上处理的事处理一下，下午出去办办事，有时去老家看看父母，遛一下金毛和萨摩耶，对了，金毛叫戆戆，萨摩耶叫闹闹，我的微博头像就是闹闹。韩寒博客头像上的金毛是几年前已经去世的木木。有时去看看小孙女。所谓含饴弄孙吧。好多朋友希望我贴小孙女照片，这个，等稍过几天小孙女的照片正式发布后我再贴张我和她的合影吧，绝对小美女一个。当然我也没你们想象的老。我自然年龄56岁，社会年龄就是你们看上来的年龄大概要小10岁，心理年龄也许还要小10岁。没韩寒英俊，但五官还算端正。如果有麻友来约，晚上就会去打半夜麻将。回家后再上网，看会新闻，翻会微博，有时看几集美剧，二三点钟后挂起电话洗洗睡去。就这么循环，很快，一年，一年，慢慢老去。       但韩寒还只是一个30岁的青年。我希望韩寒能生活在一个正常的人与人之间具有基本信任和交流的社会环境里。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去和他争论，去批评他，可以看不顺眼直接骂他，但不要去用恶意的揣测去诬陷他，污蔑他。用各种谣言和臆测来扼杀一个韩寒轻而易举，而且我知道很多人想这么做，今天终于有了机会，所有一直不爽韩寒的人终于可以团结起来。不过我觉得韩寒不是那么轻易可以用谣言扼杀的。或者等他被扼杀了，你们就知道想“人造”一个韩寒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对不起大家，我已经很久不写长得东西了，所以写的很啰嗦，谢谢你们可以耐心的读完。也许在阴谋论的人眼里，我是故意写的这么啰嗦来和韩寒的东西很简洁的风格区分开来的。那么好吧，我找到了两篇1999年的时候，就是韩寒写《三重门》的时候我发表在《故事会》和《现代农村》上的小故事，大家可以和韩寒当时的文章对比一下。我知道如果要牵强附会，那么你也能找出我这个文章和韩寒的某个文章一两个用词是一样的，一两个形容词是一样的，一两个转折词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我发表在《故事会》等报刊上的文章就是韩寒写的甚至这篇文章就是韩寒写的。我们两个人是儿子代老子写，老子代儿子写，我们两个人太闲了。还是要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012年1月27日

1月13日晨，当从温州返乡的民工姜红明走出阜阳火车站时，顿时被眼前的阵势吸引。 姜红明家住阜阳市阜南县，阜阳位于安徽西北部，人口过千万。当地公开数据称，外出务工人员近300万，多通过火车往返，阜阳火车站也因此知名。阜南县则因淮河第一闸“王家坝”闻名中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总结出“王家坝精神”，现已成为阜阳的城市精神。 “最早回乡时没人关注，渐渐地多了欢迎条幅，再后来有了志愿者，但是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场面。”姜红明每年回乡一次，他如此总结20余年回乡的感受。 当日，当地政府在火车站广场举行2012年“接您回家”春运接站活动，来自该市下辖的五个县（市）的30台大巴车，免费送返乡民工至所在县城。 当地主政者亲自主持，十余政府部门参加活动，处处可见的欢迎条幅，让姜红明们感到受宠若惊。 直到登上免费大巴踏上回乡路时，姜红明才回味过来：到家了，火车的拥挤已成过往，以前下火车后发愁如何到家也成为过往。 在阜阳极度重视农民工的背后，是该市迫切需要返乡民工带来的技术、资金、先进理念，以推动经济升级发展。 姜红明今年39岁，妻子徐丽比他小2岁，两人都属于村里的“打工第一代”，均是十六七岁时便外出务工。1998年，他们结为夫妇后，便开始了共同的打工生涯。 北上至北京、南下至广州，夫妻两人在老乡们的口口相传中，用脚投票，不断变换打工地，追逐着回报最高的地方。 2007年，他们来到温州，在一家鞋厂做鞋。今年鞋厂还没有放假，徐丽就开始打包回家的行李。她用“迫切”来形容自己回家的心情。自2011年阴历初九离家至温州，她已经整整一年没见两个孩子了。 2012年的第一天，姜红明就用电话购票的方式，购买了两张1月12日的火车票，让夫妻两人庆幸的是，车票还有座位。打点了三大包行李，准备好送给两个孩子和双方老人的新鞋、新衣服，姜红明、徐丽夫妇踏上返乡路。1月12日上午11点，姜红明夫妇乘坐火车返乡。车厢内人很多，不少人被堵在了车厢过道里。温州至阜阳相距1333公里，在硬座上颠簸了20个小时后，1月13日早晨7点30分，他们抵达阜阳火车站。 姜红明夫妇的老家并不在县城，而在阜南县王堰镇季郢村，下了火车，要倒三次车才能到家。第一次倒车是从阜阳火车站到阜南县城，每年他们都是先坐40多分钟的公交车到阜阳汽车西站，再从汽车西站坐50多分钟的汽车到阜南县城。仅倒车就需要近两个小时。 当在广场巡逻的交警告诉他们，今年有免费的大巴送他们去阜南县城时，姜红明有点不敢相信。 此时，在火车站临时停车场上，来自五个县市的30台大巴车已经各就各位，整装待发。阜南汽运集团的6辆大巴车整齐地排列在停车场南侧。车头悬挂着大红彩绸，车身裹着“我们接您回家过大年”的字幅。志愿者将姜红明夫妇安排在阜南县6号大巴车上。 上午9点10分，满载43名打工者的6号大巴车跟随车队出发了。从阜阳火车站到阜南县汽车站，40多公里，车程1小时20分钟，在志愿者和打工者的一路欢歌中，他们抵达阜南县城。 上午10点50分，他们乘农线车回王堰镇，透过车窗向外看去，天气有点阴，道路两边一片片灰绿的麦田，将大大小小的村庄连接在一起。光秃秃的白杨树，一排一排地矗立在远方，让冬季的村庄更显萧条。 姜红明说：“今年的麦子长得真好，但是靠天吃饭哪里是个办法。现在外出的越来越多了，村子没以前热闹了。”在阜阳农民，立起了越来越多的楼房，里面却空荡荡的，毫无人气。当地人挣到钱之后，喜欢盖房显示成就，不过由于一家都在外打工，不少楼房空置。为了防盗，甚至有人用砖和水泥将门封住，多年后回家时再砸开。 当日中午12点，他们在王堰镇镇政府下车。从这里到他家的3里路，需要徒步。路不好，全是土路。 离家还有一段距离，徐丽就大声地喊起了一个男孩的乳名。两个孩子奔了出来，女孩的个头比徐丽还高。穿着红毛衣，留齐刘海的徐丽摸着女孩的脸，责怪她：“看看脸冻成什么样了，也不穿件好看的衣服。” 一进堂屋，两个孩子就争先恐后地翻看父母给他们买的新衣服。女孩儿一边比划一边说：“以后我也去城里，城里的衣服真好看。”男孩儿突然问爸爸：“今年陪我们过十五吗？” 姜红明笑着答应了。按照计划，他们过了大年初八就得返回温州，虽然他们并不想走那么早。 而在此时，阜阳正准备举办农民工招聘会，本地企业将提供数以万计的岗位。留住熟练工，服务当地发展成为越来越迫切的事情。与此同时，招聘会还将推介创业项目近百个，为返乡民工自主创业提供选择。 吃完中饭，姜红明和徐丽商量：“要不咱们也去招聘会看看，找个离家近的工作，不走了？”徐丽看了看孩子，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