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制

张雪忠（上海）   在“公职世袭与中国社会分裂”一文中，我粗略地讨论了中国大陆公职世袭现象日益普遍的缘由，并在字里行间表露了我对这种现象的批评态度。对我的文章的最可能的质疑是：在民主社会的政坛上同样存在着家族传承现象，为什么大陆就应因此受到特别的质疑和批评呢？ 在本文中，我将尝试指出两种不同政制下公职世袭现象之间的根本性区别，以证明我的批评态度的正当性。在这里，两种不同的政制指的是：（1）民众通过选举在相互竞争的候选人之间，选任政治领导人或政府主要官员的政治制度；（2）民众无权选择政治领导人或政府主要官员的政治制度。 与其他各行各业一样，担任政府官员也是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职业选择之一。政府官员亦应具备胜任职责所需素质和能力，才能通过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以获得物质性的酬劳以及非物质性的荣誉。 一般而言，出身官员家庭的人，由于长期的耳濡目染甚或长辈的刻意培养，更容易获得担任公职所需的知识和能力，因而可能比其他人更有兴趣甚或更加适合出任政府公职。但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他们在这方面的家族传承优势，只具有社会统计学上的意义。具体到他们每一个体身上，这种优势的存在并无任何必然性。 因此，一个出身官员家庭的人是否适合担任公职，不能视其家庭出身，而应视其能力和素养而定（尽管前者可能是后者形成的有利因素之一）。这个人是否具备任职条件，不应由其本人或其身为官员的父母来决定，而应由相关范围内的公众来决定。政府公职既然是社会分工中的职业之一，从职人员提供服务是否值得人们给予酬劳，当然应该由接受服务的公众来评判。否则，社会分工的意义便无从谈起。 例如，一个人若要继承父业，以烤面包为生，他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成功，因为他至少能得到父亲的悉心指教。但如果消费者愿意花钱购买他的面包，绝不会仅仅因为他是面包师的儿子，而是因为他的面包味道也不错。消费者甚至根本不会在乎他是谁的儿子。 在民选政治条件下，制度安排赋予了公众一种政治上的消费者权利，使他们可以自由评判各级政府官员工作能力和服务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决定他们的去留。在此条件下，官员后代在统计学上的家族传承优势即使成为现实，人们也将不会在意。 而在中国，由于民众并不享有这种政治上的消费者权利，公职世袭不但会严重损害社会公正，因为它剥夺了其他人的平等机会；而且也将使官员素质日益下滑，因为官员后代甚至无需努力具备相应的素质。 另外，在民主社会，各级政府官员所支配资源的数量和用途，在制度上都有明确的限制，加之新闻媒体的严密监督，他们利用公职牟取私利的空间极为有限。当然，这并不防碍他们通过克己奉公，去赢得社会声誉甚或历史地位。 在中国，政府官员对公共资源的支配，在数量和用途上都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社会公众对相关的决定几乎毫无影响力。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缺乏，则使公众甚至难以知悉公共资源的确切用途和流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利用公职牟取私利的空间，往往大得超乎人们的想象。 在民主社会，公职人员不但所取得酬劳较为确定，而且他们所享受的公共福利与其人之间的差别也不大。而在中国，政府官员不但很容易利用权力牟取私利，而且还通过自己的决策，堂而皇之地享受较一般公众远为优厚的社会福利。例如，在医疗方面，政府公务人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在公共开支中所攫取的比例之高，可以说是绝世罕见（这方面的数据甚似乎比国家机密更不可示人）。 如果一方面民众无法通过选举决定政府官员的去留，另一方面成为公职人员即意味着占据更多的公共资源，那么公职世袭就难免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实际上正是中国目前的现状。 而在民主社会，世袭现象往往限于高级别的民选职位，因为在选举政治中，家族传承优势（表现在能力养成、政治历练、知名度等方面）确实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恰恰由于民选政治的存在，民众始终享有作为政治服务“消费者”的知情权、评判权和决策权，这一领域中的世袭现象并不至于遗害社会。 面包师的儿子如果真能烤出好面包，人们当然乐意花钱购买。但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自己是面包师的儿子，就认为自己一定能烤出好面包，并且可以强迫人们买他的面包，那么人们买到手的面包必然会变得比猪食更难吃。正如无权选择面包供应者的消费者，不可能吃到合乎人的口味的面包，无权选择政治领导人和政府主要官员的民众，也不可能获得合乎人的尊严的政治地位。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张雪忠（上海）   据中国大陆媒体披露，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和县局级干部过程中，最后任命的12名乡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和房地产老板的子弟。其实，人们只要稍做调查就会发现，公共职位的隐形世袭在中国早已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 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基层政府中，不但党政部门的领导岗位，而且各种待遇相对优厚的其它公共职位，几乎都已成为官员子女的禁脔。这种现象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尤为严重，这些地区往往缺乏民间资源，在政府资源分配中处于优先地位的公共职位因此更具吸引力。 公共职位世袭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除了缺乏政治权力约束机制外，还包括政治道德和官僚伦理的全面崩溃。文革结束前的那种狂热而又偏执的意识形态，确实给中国造成了非同寻常的灾难性后果。但人们不得不承认，头脑塞满这种意识形态的党政官僚，对以权谋私或任人唯亲倒不会有太大的兴趣。文革结束时，随着原有意识形态的破产，人们在经历短暂的迷茫之后，各种社会行为便开始被更为功利的动机所支配。 中国政治道德急剧败坏的另一个动因，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当时，在胡*耀*邦等人身上所表现出的政治理想主义，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斗争中被扑灭。之后，中国鲜有致力于涤荡野蛮政治文化和提高民众权利地位的政治领袖，更多的是一些拼命攫取权力，获得权力之后又拼命巩固权力，最后沉迷于权力而不能自拔的可怜虫。 一方面在外部缺乏有力的权力约束机制，另一方面在内心又缺乏理想主义和历史使命感的召唤，在这种情况下，弄权自肥对各级党政官员无疑是难以避免的选择。而一旦食髓知味，这些人自然要绞尽脑汁将自己的权位延续给子孙后代。 公共职位世袭现象在近来愈演愈烈，也与中国高等教育状况的变化有关。起初，由于高校招生名额较少，就读费用低，高考纪律也较严格，高考的成功主要是依靠个人的才智与勤奋。由于中国的各种政府职位一般都有一定的学历要求，因此高考能够起到和古代科举考试类似的作用，即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才吸纳进官僚体系。平民家庭的子女因而具有相对公平的机会，跻身于政府公务人员之列。 更重要的是，那些最终进入官僚体系的平民后代，从个体而言，至少可以通过一些非制度性的途径，在政府内部代表和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他们各自的个体行为，又可以导致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后果，即整个平民阶层的利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体现和维护。 但随着高校急速扩招，高考纪律触目惊心的松弛，加之在职学历教育的泛滥，取得高校文凭不再需要太多的才智和努力。在竞聘公共职位时，鱼龙混杂的高校学历不再能有效地发挥人才识别的作用。在各自都具备相应的学历条件时，面对官员后代的竞争，平民后代显得不堪一击。 高校扩张在总体上增加了入学机会，但由于高校收费的大幅提高，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平民后代，到高校就读反而更为困难。这在总体上进一步降低了平民后代进入官僚体系的比例。实际上，温家宝先生还曾为高校学生中穷人子女比例之低感到吃惊。不过，一个国家的最高行政首脑总理，对本国高校生源情况的急剧变化感到不可思议，这也充分表明中国的行政体系僵化和麻木到了何等程度。 在以前，公务人员的各种作为即使不能让人满意，但由于自己或自己的子女也有跻身其中的希望，人们对整个官僚体系仍会予以几分认同。只要平民后代进入官僚体系的渠道较为公平和畅通，官僚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裂痕就不至于太深。但现在，一方面政府掌控着全社会资源中的主要部分，另一方面平民阶层却越来越难以跻身于官僚体系之中，官民之间的矛盾和裂痕必然会日益明显和严重。 另外，如果官僚体系的更新代谢主要是在官僚阶层内部进行，官僚人才的选拔范围便会过于狭小，官僚队伍的素质也将日益下滑。在民选政治缺失的条件下，一支自体循环型的官僚队伍，不太可能会认真感受和关注其他阶层民众的利益诉求。整个官僚体系在日渐腐朽的同时，最终也将成为无法获得民众信任和认同的政治孤岛。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