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舆论看中国: 印度与中国既针锋相对又并肩合作
在面对中国这一大邻国的问题上，印度国内舆论似乎不可避免地被撕裂成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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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乌托邦（下） 人物周刊：你反复提到中国的现代性转型要和自身传统、国情结合，现在中印比较是一个热点，我们这个伟大庞大的邻居正在崛起，印度的经验有什么可值得我们研究? 秦晓：有一年我从印度回来，和黄亚生聊天。我的感觉是印度社会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政治体制上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可以包容这么多的民族、种族、语言、宗教，小乱不断整体稳定，经济也开始起飞了。 经济发展第一要素是人口红利，第二是全球化，打破原先制度上的限制。内生变量是人口红利，外生变量是制度红利，两者一结合就好了。中国内部改革开放，外部加入了WTO，又有人口红利，就发展起来了。这就是中国奇迹，印度也是一样。但印度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如种姓、教育、基础设施等是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挑战。 人物周刊：很多中国人深入到印度，发现他们比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主人公还要贫穷，只有一条毯子可以裹身时，他们思考的问题是自由民主这些理念是否需要让渡给吃饱肚子? 秦晓：如果说看到印度贫民窟的悲惨情况，就简单认为民主不好，中国模式好，那这个跳跃在逻辑上缺乏支持。相反，我们拿巴基斯坦和印度做对比，当布托上绞刑架时，他说：“巴基斯坦是稳定的动乱，印度是动乱的稳定”。印度有锡克族，有上百种语言、民族、种姓，对外和中国、巴基斯坦关系也很紧张。但是民主体制建立起来以后，始终能维持下来。 印度民主体制不是最成熟最好的体制，还没有触及基层部分，但整个政治治理是运转正常的，是被认同的。巴基斯坦动不动就军事政变，很容易全国就乱了。哪种制度更好?是更有弹性更有包容性，通过大家认同的程序来做事更好，还是强人政府决策效率高，但又不断推倒重来更好?我以为还是前者好，当然它也需要改进。 人物周刊：你之前在政府，后来去了中信和招商局，有没有考虑过彻底离开这个体制，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或者企业家。 秦晓：中国基本上还是大一统体制，即便是民营企业，你想摆脱这个体制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我们的体制在改革，我们有很大机会在体制内做事。我们主张用渐进改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为什么我们平时说得这么尖锐?主要是因为我们担心社会动乱。如果说中国不存在社会动乱和革命的因素，我们没必要说得这么尖锐，我们只是想提醒。就像茨威格和罗曼·罗兰二战前做的那样，我们当然比不了那些伟人，但中国社会需要有人站出来说。 人物周刊：你在招商局做一把手，掌控巨额国资，你抨击腐败，在你这个层级有什么监管? 秦晓：国资委、中组部、中纪委都在管，我们自己也有一套内控系统。我是觉得权力和钱，腐蚀性太大，想要就没够。要把这个问题看破，崇尚一种更自然朴实的生活方式，我也就只能力求做到这点。 对于个别人对我的诬蔑和谣言，我没什么好回应的。审计署会对我做离任审计，巡视员也会经常来查，还有常驻的监事会。每年我都要申报各种收入和资产，内部也有纪检部门，还有组织上的生活会。 人物周刊：在你的对外谈话里，你多次提到修持，也提到了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以及佛学的影响，你长在红旗下，又是海外名校的博士，对于今天的秦晓来说，这些思想之间是如何融会贯通的? 秦晓：我成长的时代长期是封闭的。我们只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和经过毛泽东解释的马克思主义。除了文学作品外，对外界了解很少。 “文革”后期，才看到一点政治方面的东西，如：《托洛茨基传》、《经济增长的阶段》(罗斯托)、《新阶级》(德热拉斯)等，就是灰皮书。 我们的反思是首先要把毛讲的和毛解释的马克思主义重新来看，我以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都有缺陷。1997年我在中央党校央企高级干部班上课时，和中央党校老师有过讨论。 马克思基本上是技术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我认为决定论是不可取的，一个系统中各个要素是互动的，没有谁永远决定谁。事实上我们在国内也不讲阶级斗争，外资和民营经济也不再是剥削的，悄悄地在发生变化。我们的党也在讲三个代表，而不是只代表工人和农民，也开始鼓励发展民营所有制。 接下来就要看看有没有其他什么理论，开始注意到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的比较，他们是两个方向走的，最终汇合点有惊人相似。 韦伯认为先有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人从神权皇权中叛逃出来，重新找到自己，认识自由、平等和理性等基本价值观。既然认同这些，就只能选择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讲究的是自由权利，讲究的是自由交换而不是计划经济有人来分配这些东西。因为先有这个价值观所以才必然选择这个经济制度。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不能持久，他是从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来揭示这一点的。韦伯则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来看问题的，他们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问题。 我对理论有特别的偏好，但我的出发点都是问题意识。 最早我提出现代化和现代性差异，当时很多学术界的人并不认同，他们认为现代性是个负面词汇。我说这要放在中国的语境当中。现代化在中国就是物质经济，说得好听点是“国富民强”，说白点就是“富国强兵”。 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的概念，而不是物质的概念。中国基本上还是前现代的国家，中国有没有后现代的问题?有，但不是主流。 有了问题意识，再去研究就会梳理清楚思想、理论脉络。 人物周刊：韦伯最为人熟知的观点就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关系，您怎么评价宗教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 秦晓：我们从小对宗教的认识就是马克思说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后来我认为马克思还不如康德，康德认为宗教是人的异化，是人内心世界中需要道德约束，就造了一个上帝，上帝的功能不是进入世俗社会去干预，而是在道德领域中要有敬畏和约束。 宗教就是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如果敬畏的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某个人，比如卡扎菲，那就是迷信。但如果没有敬畏，人的恶的一面就会显现。 韦伯说新教可以产生资本主义，可他没有说不是新教的国家就不能引入一些元素去形成现代社会。 人物周刊：中国传统文化对你的影响
阅读更多英国每日电讯报：为什么艾未未案对中国未来立足国际舞台意义重大(2011.5.17)
每日电讯报：为什么艾未未案对中国未来立足国际舞台意义重大 Why Ai Weiwei’s case matters for the future of China on the world stage 原文链接： 英国每日电讯报 2011 年 5 月 17 日 (the Telegraph) 作者： Peter Foster 在英国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人权问题只不过是自由左派的老生常谈，只有人权组织 ” 大赦国际 ”( A mnesty International ) 的年度订阅者才会关注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人权，或者更宽泛的说，政治改革和国家治理—是中国能否在本世纪成长为发达国家并且保持稳定的最根本的因素。这显然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最近引用了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一份最新报告，这个研究追溯了良好的国家治理（法律规则，财产权等）和社会繁荣之间清晰的相关性。 过去的经验证明，当经济寡头和独裁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15,000 美元的水平时，经济就会陷入泥潭停滞不前。有预测显示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今年将达到 8,300 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快速逼近这种增长压力。 “没有政治改革，这种增长是不稳固的，这对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有着清晰的现实意义”，这份研究报告的联合编撰者，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家 Antonio Fatas 如是说。 这也是高盛证券的 O’Neill 在上周造访中国时表达如下担忧的原因，他认为现时中国最大的忧虑，不是近期的通货膨胀，也不是资产泡沫和银行坏账，真正的问题是共产党在一个全新的世界环境下的长期政治适应能力。 当被问到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奇迹”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时， O’Neill 先生（他也是金砖四国这一名词的创造者）先是引证了通胀和华府正在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呼声这些“较小”的风险，接着才抛出他真正的警告。 “对中国来说，第三个风险是个更长期的挑战；中国人民正在变得越来越富裕，中国的中央政党机器也需要与时俱进以期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求相适应，这也许才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O’Neill 警告说。 这正是艾未未案例值得被关注的原因——它不仅仅以个体存在（虽然他显然是一个个体），艾未未的案例恰恰印证了中国的统治者共产党在建立一个 可信的政治体系 的失败之处，可信的政治体系才是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信心所在。 就像德国 联邦政府人权事务专员 Markus Loning 本周在北京说的那样。“我们不只在谈论艾未未这个案例，这关乎整个法律的规则。一个国家想要发展进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证他的人民有权表达抗议 [ 在法律的保护下 ] 。” （感谢 @puppyguy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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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将提供一个沉思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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