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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岳庆平:改革进程中的价值共识

岳庆平:改革进程中的价值共识 进入专题 : 改革 价值共识    ● 岳庆平        鉴于改革进程中的价值共识是改革获取广泛和坚定支持的社会基础,也是保证改革成功实施和推进的必要前提,所以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大家通过平等研讨、理性对话和深度碰撞而形成某些价值共识至关重要,当前一定要切实防止社会在价值纷争、共识难寻中走向分裂甚至溃败。今年下半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专门研究部署改革问题,可能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定》,有望推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路线图和时间表。目前朝野各方和左右各派都在积极认真进行理论政策准备,试图更多影响全会决策。      党的十八大发出了深化改革新的宣言书和动员令,重申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十八大结束后不久,我在《民主与科学》2012年第6期上发表了《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当前唯一出路》一文,光明网、共识网、财新网、北大网等10多家网站纷纷转载。我之所以用以上题目撰文,主要是想贯彻落实邓小平1986年在《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文中所说的:“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政治体制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      今天我重点从两方面谈谈自己最近的思考:改革进程中的价值共识有哪些?围绕这些价值共识最需要做什么?      第一方面我谈谈改革进程中的价值共识有哪些?尽管这方面目前众说纷纭,分歧很大,但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十点:      一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也包括了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不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      二是深化改革的关键是领导层真正展现改革魄力和领导力,全社会真正凝聚改革共识和合力。最高领导层的改革魄力正在展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李克强总理也强调:“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慧、韧性。”      三是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辨证统一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当然,目前应坚决杜绝有人只摸石头不过河的现象,也坚决杜绝有桥不走或深水区摸不到石头还假装摸石头不过河的现象。而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应有超越各种利益的改革顶层设计机构。      四是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发展的最高形式,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今天,当然也应该成为我们改革的目标。      五是重要领域改革亟需取得实质性重点突破。目前重要领域改革基本处于小修小补和不进不退阶段,往往只听楼梯响而不见人下来。豪言壮语式的空洞口号漫天飞舞,响彻云霄,有人不仅空喊口号喊破嗓子,而且空喊口号甩开膀子。目前重要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重点突破需要冲破阻挠,打破僵局,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更需要当年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时振聋发聩的一句话:“谁不改革谁下台!”      六是推动某些突出问题的解决。目前已暴露出的突出问题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改革不到位和改革不深化,所以推动这些突出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改革到位和改革深化。有人非常欣赏并经常重申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说法,因其涉及胡适与李大钊“问题与主义”的政治论争而比较敏感,所以我认为最好不要老将此语挂在嘴上,但确实可致力于推动某些突出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我不赞同以往有人主要从经济角度谈论的“中国在未来30年或更长时间里,完全有能力保证每年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往往包含很多政治因素,目前又包含很多社会、文化和生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的突出问题不下功夫尽快解决,我们至今已达35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绝对不可能持续,我们拥有13.4亿人口的大国也绝对不可能强盛。      七是政府积极有序向市场和社会转移权力。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社会力量参与的作用,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互动格局,改变政府万能、“跑部钱进”、权力利益化、利益政策化局面,政府真正把管理职能集中到宏观调控、市场监管、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来。特别是社会组织承载着弥补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与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功能,今后政府应加大力度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      八是加快建设社会价值体系。在中国现实中,不仅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并形成推进改革开放强大合力的局面尚未出现,而且官商勾结、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令人担忧,信仰危机、道德滑坡、思想愚昧、法律疲软时有所见。加快建设社会价值体系可适当参考借鉴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仁、义、礼、智、信和公、和、廉、耻,以及西方价值体系中的民主、自由、平等。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在于:亡国是政权更替,与百姓利益无关,所以“肉食者谋之”;亡天下是道德沦丧,事关百姓切身利益,所以“匹夫有责”。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4句话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八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提出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包括“普世价值”争论中的民主、自由、平等,确实引人注目。      九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思想观念的禁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从当前某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不足是对既得利益集团过分让步的角度,可以说当前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阻力除了思想观念禁锢外,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与倒退和前进相比,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间的体制机制环境最有利于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最有利于既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倒退而资本受限,也不愿前进而权力受限,必定会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调动所有政治经济资源,最大限度运用一切合法非法手段,以各种冠冕堂皇却又自欺欺人的理由,极力阻止涉及权力和利益调整的政治体制改革,以使当前的体制机制环境尽可能长久地持续或固化。      十是当前最大危险是出现暴力革命。17至18世纪,改革在英国成为革命的替代物,而改革在法国成为革命的催化剂。20世纪初,改革在印度成为革命的替代物,而改革在中国成为革命的催化剂。我们应该结合以上史实,深刻思考和深入研究改革和革命的关系,特别是深刻思考和深入研究如何以改革防止和替代革命。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目前读过的人很多,而读懂的人很少。我非常担忧许多中国人对此书的误读和装懂,而又极不恰当地用来影响和引导当前中国的改革实践。鉴于民粹主义和缺乏理性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所以目前改革最好不大规模发动民众,尤其是不把广大民众从市场发动到街头和广场搞大规模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赞成许小年先生最近强调的“这一次改革如果离开了民众的参与,将一事无成。执政党要把民众吸纳到改革的推动和改革的讨论中来”。有人认为,中国今后最大的危险,与其说是激进自由派的茉莉花革命,不如说是反改革开放的极左的“黑色革命”。权势显赫的伊朗巴列维王朝也搞过改革开放,但这场不成功的现代化运动,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于是伊朗原教旨主义宗教领导的黑色革命终于成功。      第二方面我谈谈围绕这些价值共识目前最需要做什么?这方面同样众说纷纭,分歧很大,我今天重点强调以下四点:      一是解放转变思想观念。政治学家邹谠先生提出:“中国在20世纪中重建政治社会有两个冲突的做法或构想:一个是重建权力集中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统一中国,维持政治社会稳定,占领控制社会与经济的领域;另一个是发展与动员人民的精力、才能与创造力。结果是第一个做法构想压倒第二个,有如救亡压倒了启蒙。”自1840年启动的由专制到民主、由人治到法治、由愚昧到科学、由封闭到开放、由贫弱到富强的中国社会转型至今已近200年,但民主、法治、科学等观念仍然远未深入人心,所以当前确实需要解放转变思想观念。当然对此也不能过分着急,但我们当前力争少一点专制、多一点民主,少一点人治、多一点法治,少一点迷信、多一点科学,少一点统治、多一点治理,还是非常必要和至关重要的。俞可平先生对民主与专制有段妙语我很赞同:“民主就是总是有人批评你,说你这也不对那也不是,但是你清楚地知道没有人恨你;而专制呢,专制就是人们总在赞美你,歌颂你,你永远正确,你光芒万丈,你万世垂范……从来没有人批评你,但你清楚地知道人们恨你,你内心对此充满恐惧!”当然对有人而言,改革已不是思想观念问题,而是自身利益问题,他们很清楚改革是割自己身上的肉,所以坚决不改革。正像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所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      二是凝聚整合改革力量。我认为在凝聚整合改革力量方面,“中国梦”的提法比“中国模式”的提法更明智和更有效。“中国梦”目前是凝聚我们全国13.4亿人口,以至台港澳和海外华侨华裔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有人对“中国梦”的提法也有非议,但我们现在确实想不出比“中国梦”更好的的提法。我不同意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中国改革已死,目前只剩革命一途;另一种观点是中国社会已溃败,即社会肌体的细胞已坏死而机能已失效,任何药物都无法救治。如果真是改革已死和社会已溃败,我们就没有任何必要凝聚整合改革力量了,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当前实际情况的。我在《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当前唯一出路》一文中强调“正人心、敦风俗”,“给出信心,收拾人心”。“知识分子不是权力和利益的附庸,而是社会的良知和正义的守护神,知识分子在推进顺应时代和民意的政治体制改革时,不必过多在意自己意见能否被决策者采纳和重视,而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百折不挠,九死未悔,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应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社会责任感、高尚道义感、坚韧不拔意志和执着奋斗精神。”有人指出,如果社会有走向极端趋势危险的话,必须迅速集结能够对抗极端的社会力量。很多坏人都已联合起来做坏事了,为什么我们好人就不能联合起来做好事,不能联合起来推进改革呢!      三是正视超越左右之争。目前如果按左右分派,也许可分为七派:极端主义左派、右派,激进主义左派、右派,温和主义左派、右派,中间派。这七派都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当前应尽可能创造更多机会,使左右不同派别和朝野不同方面经常坐在一起面对面平等讨论和理性对话。萧功秦先生在《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中道理性主义,很多观点都极具理性和道理,也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作者原来的“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我认为既要正视左右之争,又要超越左右之争。但在目前的特殊情况下,(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改革 价值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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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广 | 浅析公益:中国的“官办民办”与荷兰的“国际范儿”

 “公益”在五四运动后方才出现,其意为“公共利益”,百度百科如是说。四月雅安地震,成都昆明五四散步抵制PX的脚步余音未了,笔者在此浅析公益。个人认为,了解中国特色的公益基金会立法,官办民办和国际机构的特点与现状,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红会的“悲惨遭遇”,关注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走向。 作者:H.Chen 中国公益,婆媳之争 十年前笔者做《欧洲大陆与中国公益基金会立法比较》的论文,当时曾参考1988年的中国基金会管理办法、欧洲各国基金会立法和各国宪法。纯学术的文章之外,却难以置信的发现: 1)中国的民办公益基金寥寥,注册难、筹款难、捐款人无税收减免;而中国红十字等十大官办公益基金,党政背书、捐款靠摊派、不准经商照样遍地开花。中国特色的官办基金会(GONGO),可称之为“贡果”。历史原因带上红帽子,成为婆婆的好媳妇。2)国际社会对公益基金会的定义和特点在于非盈利、非官方和公共利益;而中国的立法旨在压制民办公益基金会。尤其注册关,除了上级领导机构作为“政治担保人”,还需要经过人民银行证明10万元的注册资金和更雄厚的2千万资本金,民政局注册最后审批。无异于一个小媳妇两个凶婆婆,还没出嫁就禁止入门了。洋媳妇除了联合国系统的可顺利落地,其他国际公益机构绝大多数都转向商业方式的注册。3)总结中国的公益立法,说到底就是把宪法中的结社自由复杂化、限制住。 公益不能仅仅靠研究,应学以致用。2004年新的中国公益基金会管理条例前后,我在中国的民办和国际公益机构工作实践。民办的法律援助公益机构,挂靠在大学屋檐下得以办事。没有电影《永不妥协》中为社区居民打赢环境污染的伸张正义,却有临时工工伤被单位开除、农村造房出事故不能赔偿的抓狂;大部分时间更多的是电话法律咨询、书信法律问答,如此三年。过五关进国际公益机构了,发现在中国果然注册为盈利企业,并乖乖上缴各种税费。因现行条例下,没有任何厅局乐意接收国际机构挂靠,反之国际机构成为国内政府管理下的机构也匪夷所思。难怪挂羊头卖狗肉成为官方和民间的默契,只要不触动隐形的警戒线。否则随时都可被“予以取缔”。以至在中国的国际公益机构工作,步步惊心却又其乐无穷。 自04年新的管理条例取代88年的管理办法,并将基金分成公募和非公募基金,催化了一大批非公募基金会,也即不能面向公众捐款。公募基金会中最出名,也是为数不多破茧成蝶的,就是“壹基金”。壹基金的理念在于13亿中国人每个人捐款1元,聚沙成塔足够抗灾救灾。它由李连杰在东南亚海啸死里逃生后发起,07年挂靠在中国红十字总会下,直至2010年才在深圳注册成立公募基金会。五年得一身份,为此熬白头发的李连杰应该庆贺。毕竟多少民间机构还属三无身份呢。 贡果为什么不香甜? 享受政府拨款、国际捐助、全国募捐,甚至事业单位编制和行政级别。作为官办公益组织的贡果,得天夺厚的条件,可谓“高帅富”。感谢郭美美,揭开了中国红十字的冰山一角,之后的卢美美中非希望工程质疑、河南宋基会黑幕、儿慈会洗钱风波层出不穷。最近的雅安地震,中国红十字和壹基金各自代表官方和民间提供人道主义救助,其捐款差别和和项目表现各异,形成官民公益机构的强力反差。贡果为什么不香甜,纠其原因不外乎政治化、盈利化、不透明,腐烂了。 国际红十字运动在历史上有过政府官员兼任会长副会长,冷战过后国际达成明规则:红十字不包揽政客,政客也不染指红十字。目的在于保持独立和中立。然而中国的红会特例,它的名誉会长是国家主席,会长是国家领导人,常务副会长是部级干部;并且中国红会不受国际红会的监督指导,犹如中国的教会与梵蒂冈撇清关系, 自成一派,实为党派。如今红十字为代表的贡果,行政开支巨大,秘密开设盈利企业,财务混乱,缺乏审计和外部独立监督……公信力丧失是迟早的问题。 反观其他国家对公益机构的规范:董事会成员自身的信誉作为担保,监督和批准机构的战略财务计划;工作人员专业化,向董事会和捐款人负责;项目公开透明并需要评估总结;财务方面,历年的财务审计报告在网站公开是必须。如果中国红十字要实现死地而生,个人建议破产解散,然后根据中国现有的管理条例重新审核登记,一切从头再来。其他任何的微创方式,都难以治疗中国红会的公益腐败根基。 荷兰公益国际范儿 与中国的公益机构注册难相比,荷兰立法相当展现国际范–工商注册、公证之后即可成立。较之其他国家对创始董事成员的规定,荷兰连国籍限制都免去了,因此成为全球最容易注册公益机构的国家(没有之一)。荷兰公益机构的国际范还表现在人才专业化,招聘公开、公平。除了人事、财务专业人员,其他项目、媒体、外联都需要相当的教育背景和一定工作经验,甚至要求几国语言。工作在亚非拉的荷兰公益机构员工比比皆是,这跟荷兰文化中的兼容和人道有很大关系。 荷兰注册的本地和国际运作的公益机构,平等享受免税待遇的同时也接受税务、审计和公众监督。值得一提的是,荷兰注册的Stichting(基金会),允许从事一定商业行为并就商业行为交税。常见的世界自然基金会毛绒玩具的销售,公平贸易礼品等都要缴税,税后用作慈善。 荷兰公益机构当前最大的困难,主要是筹款。近年荷兰政府取消政府补贴加上全球捐款困难,不少公益机构收入锐减开始裁员。然而创造能力不容小视的荷兰人,除了国家彩票专门为公益筹款外,还有著名的DJ每年圣诞节前住在玻璃房绝食播音,为荷兰红十字筹款作出“郑重请求”。始于2003年,至今每年筹款额节节攀升。尤其05年“拯救刚果儿童”项目获得2百多万欧元全国筹款;07年“为世界清洁饮用水尖叫”主题达到5百多万欧元;2012年圣诞前“为童婴而倾听”获得总额超出1千2百万欧元的捐款,现金和银行转账全数交给荷兰红十字。这情景,跟中国红会眼下的逼捐天壤之别。 中国公益机构生存压力和未来趋势 中国公益事业的蓬勃,大体随着21世纪中国经济实力增强而爆发。中国的公益机构,撇开项目类别无论注册成公募、私募、还是个人企业、外企、代表处或完全没有注册的,各有各的烦恼,各有各的生存压力。譬如官办出现信用危机,内外压力山大;民办的难跨注册高门槛,注册的愁专业人才难找;在中国的国际机构不能在中国公开筹款,靠着国外捐赠,即使国外捐赠稳定,一旦税务查账挑刺让国外捐款人远赴中国公证也吃不消兜着走。总的来说,中国公益机构的生存压力不小,但如果项目表现不错、财务公开透明,发展的前景看起来还是很美的。 公益机构只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部分,且在中国限制为可能可以注册的四大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和工商经济类社会组织。环保一块也算相对安全,但警戒线是有的。譬如爱滋权益、媒体自由很敏感。国安骚扰请喝茶,最后逼此类机构创立者自动放弃或弃国而去也有所闻。 你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怪现象,中国公众自发的抗争事件与国内人权组织或环保组织活动各行其道。五月四日成都和昆明反PX中,与往年其他地方的抗争一样,丝毫不见任何公益机构的身影和言语。原因正如国内某主编说的“中国的环保组织一旦和‘环境运动’沾边,就命运多舛了”。也就是说注册的任何机构可能被“依法取缔”。 苛法下注册的公益机构为求自保只能保守行事,且捐款财务税务处处受制;由此中国的公益出现一些新现象:不注册机构,仅以个人网络影响带动某个公益项目,譬如“微博打拐”;朋友圈子组成临时行动组,例如李承鹏深入雅安的救援队;另外,民间公益的范围日益扩大,随着科技发展方式更灵活。这些会成为未来中国公益的大趋向。 中国公民社会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在兴起。未来继续限制它们的发展以至当政民心尽失,还是如低地之国荷兰那样,自信地培育公民社会,实现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就要考验中国梦施政者的魄力了。 个人观点,与供职机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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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网 |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文/肖锋 走着走着落入下水道被冲走,开着开着在二环被淹死,或不幸被禽流感击中……这是突发事件引发的安全感。而更深层的安全感是集体性焦虑和制度性焦虑,说和谐点,是社会转型焦虑。 按照任志强的说法:“移民的原因有许多种,但最重要的是安全感。生命的安全,财产的安全,食品的安全,空气的安全,教育的安全,权利的安全,等等,没有安全感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解决了公民安全感的问题才能建立稳定的社会。” 休怪网民“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因为这个命、这个心、这份焦虑大家人人有份。 阴谋论和谍战思维占据主导思维。人们在大环境中没安全感,就越该到小环境、小世界中去找。因为安全感是互相给的。于是我们看到,在网上人们忧这忧那,可关了微博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喝个小酒或打个小牌、看场《泰囧》,或和家人计划明天到哪里玩一下…… 小区读《弟子规》、学国学的越来越多。我们从过去找智慧。对待世事变幻,古人的智慧还管用吗? 近2亿新生代农民工城里进不来、乡下回不去才是大问题。试想2亿人在城外转悠是个什么场景。 不只情场,职场、商场、官场都在上演“甄嬛传”。 企业家商场上攻城拔寨,还要时刻提防仇富。冯仑告诫企业家要“后半夜吃肉”。因为在胡同里,前半夜吃肉,肉味都飘出去了,别人路过心里就不舒服,就拿砖头砸你家玻璃。 企业家最担心的还是政府变卦。必需绑定一位大哥,但押宝押错了呢?远离权力赚不着钱,和权力贴太近会摊上事。万达掌门人王健林称,“万达只跟有追求的官员打交道”,不妨理解成肺腑之言吧。 重庆事件后有钱人最担心财产权和生命权。王维嘉在亚布力论坛上说,如果不是一位英国人的意外死亡,重庆模式会借助某种社会情绪在全国发酵并复制。他分析说,《宪法》第十二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为什么公共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而“私有财产”前面要特意加“合法”两字?他呼吁企业家们不但要自救,还可以用智慧和法律手段让救助机制惠及更多的人。所以他们特别关注吴英案件。 贪官过去清贫,今天报复性索取。进去是随时随地的事。他们最没安全感。裸官是牺牲我一人,幸福全家人。 中产的担心要朴实得多,无非车子、房子、孩子。油价朝七暮八,国五条让以房保值和以房养老的落空。小孩上学赞助费明禁暗升。 股民担心证监会变卦。买白酒,整死你;买地产,国五条;买银行,又清理理财产品……股民终于给逼疯了,都跑去吃药。可上火药又出了问题……难道把钱存回银行当冤大头吗? 其实以上担心都不算什么。近2亿新生代农民工城里进不来、乡下回不去才是大问题。试想2亿人在城外转悠是个什么场景。 养老方面,未富先老其实是个伪命题。根本问题是未富先懒,整个民族没有了面对未来的勇气和闯劲,财富的大饼越做越小,这才是整个民族的远虑近忧。 马斯洛需求五层次依次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当下中国人在这五个层次同时出了问题:食品、安全、归属、尊严、自我实现。比如归属,转型期的中国人跌入陌生人社会,有如行驶在没有风向标的大海上。 有人指责媒体对人们的不安全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实他们是亚马逊森林中报警的吼猴,是泰坦尼克前端的瞭望者。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2013年《社会心态蓝皮书》称,中国社会出现反向情绪。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向情绪与需求不满足、不信任、社会阶层分化有密切关系。 同时,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跌破及格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群体间的摩擦和冲突增加。 蓝皮书还指出,“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引发的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热议,表明为一种集体性焦虑。但蓝皮书没有指出对政府的信任跌至冰点,老百姓成“老不信”才是问题的根本。 我们安慰自己,你不能改变世界,但可以改变对世界的态度。佛家以“诸行无常”来达到心态守常。面对世事无常须持一颗平常心。 想象一下三四线城市的生活。亲朋好友常聚,晚饭后广场跳舞,彻底与世界和谐。可你甘愿过这样的小日子吗?焦虑使人进步,焦虑使社会进步,导致变革发生! 缺安全感的人喜欢把伞买大点再大点。那就大家一起把这把伞做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商业周刊称“2017年中国经济或现拐点”:三条主要经济曲线要发生拐点。第一条是人口红利为零,第二条是基尼系数要突破0.6动乱线,第三条是投资转换率由在改革开放初期1: 3跌到1: 0.7。 我们赶上了中国三千年未遇之变局,就像中大奖可奖金总领不到。 个人的不安全感受制于社会大结构变量和制度变量及全球化变量。消除全社会不安全感的唯一方法是变革而不是维持现状。@刘胜军感叹,与社会各界人士交流,发现大家都是明白人,对社会局面的危险性、改革迫切性没有太大分歧。问题是,私下交流时每个人都无比焦虑、扼腕、摇头、拍案;但在公共场合,大多数人又成了沉默的大多数,难得糊涂。这是改革迟滞的重要原因。犬儒主义才是改革最大的敌人。 张维迎最近提问,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改革者?答案是可能的,第一是理念的力量,这是华盛顿的伟大之处。第二是安全感,真正的最不安全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特权者本身,他们有时候是人上人,但突然之间就可能变成阶下囚,时间长了他们认识到这对谁都不好。这就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最终要实行法治,要实行民主的理由。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我们突然发现没有一个社会群体有安全感。从百姓到企业家再到官员。社会急需自上而下的共识,坐下来谈谈。 据说,缺安全感的人喜欢把伞买大点再大点。那就大家一起做大这把伞。 一个社会好不好,第一看人们有没有梦想,第二看个人梦想能否实现。 什么是中国梦?国家版的中国梦是国家强大和国际光辉形象,个人版的中国梦是更多的钱、环游全世界。两者是一致的,但先后顺序很重要。个人成功并有钱有房有车有尊严,国家才强大才被看得起。大国崛起没有大国民崛起,断难维持。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0075660102e1ii.html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埃里克•施密特:未来属于Youtube 最常吃的食物,决定着你的未来 未来游戏 什么是中国年轻人想要的未来 未来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未来世界如果是这样的,你喜欢么?!并非IP的广告哦! (@fun4hi) 未来投影仪,稀饭不? (@fun4hi) 5个免费的未来字体下载 (@uuhy) 未来同学会 (@jdxi) 初音未来Project mirai2 3DS平台秋季发售 (@hexieshe)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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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苹果日报:习近平龙袍照被禁–他控制了枪杆子和笔杆子

最新一期《经济学人》的封面图片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穿着龙袍,故事是习近平的「中国梦」,大标题上的1793年,是清朝干隆盛世之末及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的年份。 这一期故事比当年预言「香港已死」显得隐晦,但仍然激怒中共,结果是「经济学人」在内地网络被屏蔽。 其实,这期《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 说对了一半,也说错了一半。说对的是习近平出掌党政军最高职务后,加快安插亲信掌权,极可能成为强力掌控中国、影响世界的新一代皇帝;说错的是把习近平包装的「中国梦」当作中共意识形态的终结,混淆中国梦与美国梦对抗的实质。 全国人大、政协「两会」闭幕后,中国官场经历了个半月的大洗牌, 习近平基本上完成了对枪桿子(军队)、笔桿子(宣传系统)、印把子(人事系统)的控制。 新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人民日报》总编辑杨振武都是习近平的亲信,中办、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幕僚机构更被打造成习家军基地,有了抗衡江派、胡派的力量。 习近平大权在握, 「中国梦」口号越叫越响,但当局封杀敢言报章网民、打压维权人士异见人士的行动也在升级,甚至纵容毛派围攻自由派学者茅于轼等,何来终结意识形态?如果中国梦是习近平的龙袍,那么,这件精美的龙袍更像是虚幻的「皇帝的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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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习近平的“中国梦”(余英时)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国梦”是习近平最早提出来的,在2012年的11月底,在参观一个有关中国复兴的博物馆里面谈到,要恢复中国的伟大就必须要有“中国梦”,“中国梦”就是要怎么样强大起来,用民族主义的方式跟着党走。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这个观念当时是习近平从美国偷来的,美国一向有“美国梦”,美国建立国家以来这个梦已经几百年了,还在坚持,这是她的理想。 习近平提出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他觉得党的危机很大。在今年3月12号中央政治局内部一个谈话,感觉到共产党遇到很大的危机,如果不赶快有所动作的话,恐怕就要亡党亡国了。所以他一定要有所作为,所以他提出要打老虎、打苍蝇等等。用意当然是很好,可是到底怎么实行,又是怎么个结果就是很大的问题。 在习近平提“中国梦”以后,今年3月17日就是人大闭会那一天,李克强召开记者招待会也大谈“中国梦”,一方面是支持习近平,一方面也表示他有决心有信心进行政治改革之类,但是这种说法就有两种不同的反应,我在《明报月刊》上看到两期大陆的反应很有意思,第一期是第一批的杜导正老先生,他是办《炎黄春秋》的,党内批判中共很有力的人,但还是党员,他听了李克强答记者问非常满意,认为他从容不迫也没有文稿,当面答复一千多个记者,说的东西都是以改革开放为主题,人民为主题,说的话好像很有诚意,所以他很感动。他希望李克强能够执行他所说的话,所以他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像李锐老先生像何方老先生都是90岁以上的人,联合他们一块写信支持他。 但是另外还在《明报月刊》有一篇文章是近代史学家章立凡先生写的,他把“中国梦”的来龙去脉讲的很清楚,最基本的他认为“中国梦”最基本的东西,潜台词就是跟着党走个人才有希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精神最后跟着党走中国才有出路,中国有了出路个人才有出路,这是章立凡先生的判断。我想他的判断也有相当的道理,不过他对李克强的答记者问评价就没有杜导正老先生那么高。 第一他认为李克强的集体的语言太弱势,这种动作在他看来是掩盖一种不自信;第二他觉得绝大多是的问题都安排给官方的媒体和所谓友好的媒体,不会提为难的问题的。而且他基本上认为没有真正面对政治改革、反腐败、户籍制度、计划生育、农民失地、强拆房屋以及房价等等实际的问题。并没有真正接触到,只是提到,表示一个理想。所以从这一方面说,李克强的说法好像还是陷于一种空谈。但是杜导正和章立凡两位先生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他认为真正要讲为政,不再多言,不是说话,而是要实行,实行什么呢?就是实行1982年他们自己的定的宪法,不管他好坏,有没有缺点,照字面意义实行过来,这已经就是一个很大的改进。可是在这一点讲恐怕也做不到,所以他讲在这一方面是比较失望的,比较悲观的。 另外我们要看看习近平所谈的反贪官到底是诚意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讲他很有诚意,也可以假定李克强是有意要改革,可是我想他们受到的限制非常大。最近在《纽约时报》我就看到一篇报道,报道四个北京的居民,三个男的一个女的,举着许多标语支持习近平打贪官的运动,结果这四个人遭到毒打,被逮捕起来了,居留在警察局。到底什么结果还不知道。他们支持的很简单,标语是贪官、裸官不杜绝的话,中国梦只是白日梦。这是老百姓的声音,如果不把这些贪官、裸官都抓起来,不解决掉就根本不可能谈什么改革的问题。他们提出关心的问题有很多,比如官员的财产到底怎么样?这个在习近平3月12日政治局内部谈话中也提到,29年了早就有一个规则定下,国家的官员要把自己的财产和经济来源申报给国家,然后发表出来,让人知道他有多少财产,这是很普通的,最起码的东西,但是习近平也承认29年来始终有阻力,有干扰,根本不可能实行。 现在老百姓提出的也是这个问题,还有提出更为尖锐的问题,比如说他们知道现在贪官成千上万的,等发现自己有危险的时候就拿着外国护照,把钱早就汇出中国,然后跑到外国去享受他贪赃得来的大批金钱。所以老百姓提出要查所有的贪官是不是拥有外国护照,拥有外国护照应该追求到底,所以从这种种可以看出来,老百姓对于习近平扫除贪污是非常支持的。可下面的人对于习、李所提出的东西并不当回事。如果真正当回事,就不可能抓这四个居民,三男一女,而且把女的打得流血满面。所以这种种可以看出来中国要想扫除党内腐败是非常困难的,而且看到刘云山的那个报告,也是最近刚出笼的,他在报告中说中共有8千3百万党员,70%就是5千多万是不合格的,还有许多是应该开除的。第一,党员不合格那就是他犯了种种罪行,有种种犯规的地方,另外更坏的就是贪官,这些你要想动也是动不了,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些不合格的党员仍然在党内。 换句话说,他要清理这些的话就是清理整个共产党,几乎是做不到的事情。如果真正清理成功了,那么就是整个换了一个党了,完全面目一新了,等于是一场革命。所以包括刘云山这样一个非常保守的人在这一点上都感到无奈,那么你可以想象共产党如果想改革有多么困难!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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