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

20世纪初，米塞斯唤醒了沉迷在社会主义幻梦中的哈耶克。哈耶克最终意识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所需要的价格信息只有通过市场才可以获得，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央计划经济的非可行性。       　　在《通向奴役之路》中，哈耶克曾深刻地指出：“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和玩味。     　　20世纪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哈耶克的这句话。在20世纪20年代，由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刚刚成功，随之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相信社会主义或中央计划经济会必然取代市场经济，当时是西方许多思想家的坚定信念，计划经济也构成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这其中包括像罗素、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大哲学家和爱因斯坦这样的物理学巨擘。在20世纪初各国的经济学界，更不乏对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的赞美和同情者，包括像帕累托（（Vilfredo Pareto）这样伟大的意大利经济学家以及后来的熊彼特。     　　然而，就在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第3年，米塞斯于1920年春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commonwealth）的经济计算》的短文，从根本上怀疑乃至彻底否定在中央计划中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尽管该文篇幅不长，却言简意赅直指计划经济的核心问题，从而引发20世纪20～30年代在世界范围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的大论战。     　　米塞斯的这篇石破天惊之作，曾惊醒了年轻的哈耶克，使他从早期费边社会主义的迷梦中醒悟过来。在晚年，有人曾问哈耶克，哪些书对他影响最大，哈耶克回答说，“无疑有两本书，就是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米塞斯的《社会主义》。”1978年，哈耶克在为米塞斯新版《社会主义》撰写的前言中也曾写道：“《社会主义》第一版出版时，其冲击是深远的。它逐渐但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返大学校园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世界观。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就是这样的青年人。我们当时觉得，生养我们的文明已经崩溃了。我们决心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是这种重新构造社会的愿望，使我们中的很多人去研究经济学。社会主义许诺会满足我们对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这时候，这本书问世了。我们的希望被击碎了。《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所期望的改革完全是搞错了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不但作为米塞斯的学生和战友哈耶克对这本书有极高的评价，就连作为他的论敌和对手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也认为，“使社会主义者系统地研究中央计划经济的经济核算和可行性问题的功劳，应完全属于米塞斯教授”。兰格甚至主张，米塞斯教授的肖像应当风光地挂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大厅的一个显要位置上”。     　　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米塞斯指出，在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中，合理经济计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用货币计量单位所表现的价格构成了这种计算的必要条件。由于在当时所设想社会主义体制中不存在这种以货币表现的价格机制，因此无法确定某一种产品是否需要，因而也不能确定生产它的过程中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他认为，尽管在当时理想的社会主义联合共同体中可以设想利用货币手段来进行消费品的交换，但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用货币来计量，因此在经济计算中货币就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米塞斯还指出，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可以放弃经济计算，而静态的经济体系却是从来没有的；在一个动态经济中，由于中央计划者没有市场经济调整的价格信号，也就没有所能凭以做计划的经济计算手段，因而只能采取一种在“黑暗中摸索的”试错办法。由此他断言，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对经济合理性计算的抛弃。针对一些当时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提出在计划体制中可以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人为市场来解决经济计算问题的看法，米塞斯指出，这些人没有看到要把市场和它的价格形成功能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在其后的《人类行动》一书中，米塞斯又进一步指出：“一个有市场和有市场价格的社会主义体制这一观念，如同一个有‘三角的四方形’的观念一样是自相矛盾的”。     　　米塞斯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这篇论文和专著一发表，立即遭到了当时许多经济学家的反对和商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正是为回应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行性的质疑，兰格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长文，提出了竞争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即“兰格模式”。兰格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中央计划局所拥有的有关经济体系的知识比任何私人企业家更多，因而中央计划局可采用试错法来模拟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料的价格，使供求得到平衡，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的实际危险是经济生活的官僚化，而不是不能应付和不能解决合理经济计算所导致的资源配置难题。     　　针对兰格对米塞斯和商榷和所提出的“兰格模式”（中央计划者可以运用价格来模拟市场以达致资源的合理配置），哈耶克在30～40年代进一步提出了三点意见，与兰格等人商榷：第一，中央计划经济秉有信息收集和处理的困难。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者的指导要替代工业企业管理者个人的主动决策和作用，只有将经济体系的一切知识都应用于中央计划者的计算之中才可以做出恰当的决策，但这一数据信息收集的任务就已超越了人类的能力。即使搜集到了数据，还需做出具体的决策。每一个决策都要根据若干差不多的联立微分方程的解做出，这个任务从已知的手段看是中央计划者终身都完成不了的。第二，中央计划经济存在激励方面的问题：问题并不在于中央权威能否合理地决定生产和分配，而在于那些既非财产主人又对自己管辖的生产资料无直接兴趣的个人能否成功地担当其责并做出合理的决策。第三，兰格等人的方案对于静态均衡理论过于迷恋，根本不理解千变万化的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     　　1945年9月，哈耶克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在社会中运用”这一导致他后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典名篇。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他在社会主义大论战中的思想进行了总结和系统的阐述。哈耶克指出，如果要理解价格制度的真正功能，必须把它视为一种传递信息的机制。由于中央计划者缺乏必要的信息，而有效配置资源所需的价格及成本的信息又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才可以获得，这就决定了中央计划经济从根本上来看的非可行性。由此哈耶克论证了自由市场中价格机制和分散决策远比中央计划能更好地利用价格信息。哈耶克的结论是：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市场经济远优于中央计划经济。     　　哈耶克对于兰格模式的分析和批评，比米塞斯的文章和著作的论述显然更深了一层，且鞭辟入内，深中肯綮，乃至可以认为是发现了人类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这里要指出的是，世人乃至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家所不知晓的一个史实是，在1980年代曾发现了兰格1940年7月31日致哈耶克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兰格曾表明他赞成由完全的市场过程来定价，从而以一种委婉的方式向哈耶克表明他在这场论战中在理论上服输了。兰格说：“我并不认为由一个实际的中央计划局定价是一个实用的解决方式，在我的论文中这只是一个方法论的设计……。我还要补充的是，正如在我小册子的最后部分指出的那样，只有在竞争性市场的自动过程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我才赞成实际的工业社会化”。     　　通过对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这场有关社会主义可行性大论战的回顾，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正是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可行性的质疑，唤醒了早期沉迷在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幻梦中的哈耶克，并从而了构成哈耶克从《通向奴役之路》到《致命的自负》这数十年经济社会思想著述的一个主旋律。由此可以认为，没有米塞斯的理论发现，可能就没有后来哈耶克博大的经济社会思想。就此而论，尽管米塞斯为人和思想被一般认为执着乃至偏激，但其经济社会思想的深刻洞识却与其尖锐性一起，载入了20世纪的人类的思想史。     　　米塞斯的思想，已载入了历史，但却并没变成为有关历史的思想。在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后的当今世界，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的以下一段话，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要么停止干预市场的自由运作，要么把物质资料以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全部管理权交给政府——除此之外我们根本别无选择”。如果米塞斯的这一论辩逻辑成立，那么，在我们面前，立即就会出现两个大问号：有没有第三条道路？什么是中国模式？     　　在1973年，当米塞斯92岁高龄米塞斯去世时，哈耶克为米塞斯所写的讣告中曾说，米塞斯的悲观主义常常会使他得出一些预言，“希望这些预言不要应验，但最后却总是应验了。”2000年6月25日，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保罗（Ron Paul）在美国参众两院的听证会上在追问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时对后者说：“……其实我到希望听你说别去在意哪些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因为你越是在意，他们过去的预言越是应验，我们对未来就越发提心吊胆”。现在的问题是：21世纪人类社会，21世纪中国的未来，是否会再次验证米塞斯的断言？       　　 2011/11/25谨识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本文于2011年11月14日发表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笔者   　　 “经济学如诗”专栏，见：   　　 http://cn.wsj.com/gb/20111129/WES080026.asp?source=UpFeature   　　 上一篇： 以预算民主建设推动中国社会转型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64)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日前，看到一篇文章《丁东忆文革：那时没资格打人让我很失落》。丁东，现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他想打人的时候，还只有十五岁，正是文革兴起之际。说起这样的时代背景，读者可能很容易想到，小小年纪的他为什么想打人？想打什么人？！ 至今对于文革的印象，少不了的是各种各样斗争的场面，从肉体上摧残革命对象也是常见之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容不得丝毫温情，革命小将们深得伟大领袖教导之要旨，奉命造反之时，动用一切手段消灭和改造自己的对立面。是不是只要热情高涨，革命的行动就无可阻挡，比如痛打臭老九、走资派？未必，还要看他有无资格。 资格的唯一凭证是身份。丁东出自职员家庭，在当时环境下，固然不是任人辱骂的黑五类，但也不是趾高气扬的红五类，充其量只能跟在别人后面混混，领风气之先的是那些“高干子弟”，正如丁东所说，他和那些当过凶手的学生的区别，“不是人性觉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资格的有和无”。 身份作为唯一的划界标准，非文革独有，非当代独有，只是在共和国建立之后贴上了红色的标签。 1949 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同时，以千万计的人倒了下去，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不仅他们倒下去，他们的子孙也因为先天身份差异，抬不起头来，从一出生就失去了与同龄人同等的权利，比如一道政治审查关卡就让他们失去了参军、升学和就业的资格。 这种人权歧视堪与西方的种族歧视和印度的种姓制度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典型的是，文革中有人公开发表长文《出身论》讨伐血统论，结果冒犯当局入狱，最终被枪决。红色中国以血腥镇压维护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主旋律。 现时，人们总结很多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源，往往都会归咎于文革，以出身定出路的血统论也是其中一种，并谓期间达到登峰造极之地步，似乎随着文革结束，血统论已无市场或渐渐消失。此说无异于睁眼说瞎话。如果加以比较，现时以身份换取利益享受特权的现象，从程度来说更深，从范围来说更广，从手法上说更公开，而且获得制度保障，固化成权贵阶层。 当今中国，说种姓制度已经形成并不为过：等级森严的 红色种姓制度根深柢固！ 网上有篇文章，谈及当今大陆官方的等级制度。评论说：大陆官方官本位文化阴霾笼罩下的等级制度，其等级区分之森严、精细，对官员关怀的无微不至，恐怕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望其项背。官员在位时，要按照等级领工资、分房、用车、看病、享特供、配秘书等等。这些基本上是物资层面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也丝毫马虎不得，例如看内参的级别，坐主席台、赴宴和看演出的座次，报纸报导的版面和排名，电视曝光时间的长短，入场先后等等，都按照级别，有着的严格区分。官员退休后的称呼，也是有“潜规则”的。例如，退休工人可以称呼“老王头”，但在官场，必须称退下来的领导为“王老”。如果把退下来的高干称为“老王头”，那位“老”就会认为你对他不尊敬，会感叹“人走茶凉”。等级制度，不仅使官员本人被泽蒙庥，而且福荫子孙。多年前，就有政府、企事业单位与附属的幼儿园、学校、医院脱钩的决定，但省级、市级政府机关的优质、低价幼儿园、小学，却岿然不动。省级机关医院，还不断“做大做强”。官员们活着，分“三六九”等，死后，也得分“九六三”级，比如，骨灰安放，就有“革命公墓”与平民墓地之别。曾经发生过令人尴尬的事儿：老头是“老革命”，死后进“革命公墓”，但老太太是一介布衣，死后不能享受高干“待遇”，无法合葬。干了几十年“革命”，死后竟然落了个“两地分居”。大陆官方不仅官民的收入、住房、医疗等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即使犯了罪，坐牢也得按级别“对号入座”。陈良宇等贪官受贿上千万，进的是赫赫有名的秦城监狱，过着待遇优厚的生活；而一个小会计，贪污几万块，只能与流氓、小偷一起，关在条件恶劣的监狱。文章说，大陆官方一方面高喊，要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一方面坚持和强化的却是，在“刘邦思想”、“朱元璋理论”指导下，比“老佛爷”有过之无不及的等级制文化。 凤凰论坛有篇文章，题目叫“难怪副职那么多，原来是用来停职的？”文章说：读到一则：河北永年县，三农民自焚阻止施工，副县长被停职的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停职的又是副职？为什么一出事儿，地方政府、部门停职的，往往都是副职。而正职、一把手儿，却往往啥事儿没有！诸如：贵州荔波煤矿“ 104 ”事故，荔波县副县长被停职；贵州仁怀市明阳煤矿发生瓦斯事故，安监局副局长被就地免职；河南平顶山兴东二矿“ 6 ． 21 ”火药爆炸，平顶山市市长、副市长被停职。从上述列举可以看出，除了平顶山市市长是正职“停职”，其他“停职”的都是副职；但是，这个“停职”的市长虽是正职，却也并不是一把手！因为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副书记！按官场规矩，任何政府行为，如果没有一把手的点头，哪个副职敢擅自作主？但为什么出事儿，正职、特别是一把手，却都能安然无恙呢？副职难道就是正职的挡箭牌、是用来被“停职”的？难怪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要设那么多的副职呢！有网友跟贴说：这是一个替罪羊、挡箭牌满天飞的时代，小到一次事故，大到一个民族的灾难，总会有一些什么“临时工”、副职官员、“几人帮”，为那些罪魁祸首担当责任，有了这些替罪羊、挡箭牌，党和政府、各级一把手们，始终处于伟、光、正的地位，也让他们做什么事，都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这，就是 红色种姓制度已经形成，正在不但巩固和深化的证明。 近来，对于国内不少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而言，中美关系是热门话题。中国国内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清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日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如何才能打败美国》的文章。文章题目很惊人，自然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美国究竟是中国的朋友还是中国的敌人，亦或是非敌非友一直让学者们讨论的不亦乐乎。作为研究中美关系的佼佼者和大陆官方对美关系政策的建言者，以及有着美国大学政治学博士背景和在中国高等学府从教经验的阎学通，当然对美中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社会状况、双方分歧等方面了若指掌。所以，阎学通多次给大陆官方建言，尤其在这篇文章中更是给出了中国（大陆官方）打败美国的“高招”。 阎学通在文章伊始就指出：“随着中国对全球经济影响的不断扩大、军备能力的不断增强，美中之间的竞争在所难免”。一些学者认为由此导致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加大。不过，他认为：“道义对塑造各种政治势力的国际竞争并决定谁胜谁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长期来看，那些坚持依道德规范行事的统治者往往能赢得最终的领导权”。秦始皇和汉武帝的结局是他给出的例证。阎学通还引述古代哲学家荀子对于领导方式的三种看法，即王道、霸道和强道。“王道在于赢得国内外民众的心；强道建立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不可避免要制造敌人；霸道则介于二者之间：对国内民众和国外盟友都不欺骗，但往往不考虑道德，并对非盟友使用武力。诸子百家普遍认为，王道永远胜过霸道和强道。”阎学通相信，古代政治思想家提出的“治世良方”也能为今天提供借鉴，即“单纯依靠军事或经济实力而不施仁政的国家必将覆灭”。 阎学通的“单纯依靠军事或经济实力而不施仁政的国家必将覆灭”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孔子的儒家思想认为，身为统治者，要“爱民”，即要实行仁政、德政，因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反观大陆建政至今，何尝实施过仁政、德政？何尝爱过自己的百姓？且不说毛泽东时代一场又一场摧残国人、摧残人性、摧残文化的运动，单看看从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愈演愈烈的等级制度，就与仁政、德政背道而驰。 尽管中国经济以高速发展，但这却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福祉为代价的。遍布全国的大气、土壤、水源等污染，让多少国人欲哭无泪？！而且各级政府更是利用职权与民争利，当“三公”消费超万亿时，当各级官员的子女纷纷移民时，众多的百姓却为了生活而挣扎着。不仅很多贫穷的中国人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而且随着物价的飞涨，通胀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城市普通民众乃至白领也为生计每日发愁，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资料显示，中国的贫富差距目前居世界前列， 0.4% 的家庭控制着全中国 70% 的财富，而 99.6% 的人口却只分配 30% 的财富。一个典型的农村家庭每天生活开销不到 2 美元，但一个富豪家庭却可能拥有好几辆豪华的轿车。刚刚落马的山东省副省长 黄胜， 1995 年起先后任德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2007 年任山东副省长。 网络上有人称他为“黄三亿”，他老婆几乎垄断了德州的房地产业；网民爆料，指他共贪污 90 亿美元鉅款，包养 46 位情妇、有 46 处房产，家属也全部移民海外。可是，黄胜并不是个别现象，贪污腐败，随着以特权为本质的 红色种姓制度根深柢固，中国大陆也成为腐败者的乐园。 这样一个腐败、贪婪，以剥削民众为乐、 等级森严的 红色种姓制度， 如何赢得民心？！众所周知，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华正统文化精神的根基。仁爱的根本是孝悌，因为只有在家孝敬父母、兄长，仁爱才能由家庭推广到社会，才能“泛爱众”，爱君爱国。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孔子之后的孟子继承了其“仁爱”的思想，认为人天性中都带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是以仁爱要推己及人，即要“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 可是，在当今中国，由于制度的腐败而导致的道德沦丧无以复加。行善的不能受到褒扬，作恶的不能受到制止，有利于社会的事不能推广，有害于社会的不能祛除。当佛山小悦悦被碾 18 名路人见死不救时……，这个社会的冷漠、是非颠倒已发挥到了极致。 对内不施仁政的 红色种姓制度 ，对外却为了改善双边关系，格外慷慨大方。从其建政以来，官方对外经援就高达几千亿元。最近官方在国内校车频出事故之际，向马其顿赠送若干豪华校车就是一典型例证。而这种慈禧老佛爷“宁赠友邦，不赠家奴”的嘴脸从未改变过。就连一向维护官方利益的阎学通也认为：这种建立在金钱上的“友谊”经不起困难的考验的。 在文章中，阎学通给岌岌可危的大陆官方开出的药方是：一、在国内实行仁政，即“从优先发展经济转向构建和谐社会，消除目前巨大的贫富差距，用传统美德取代拜金主义，同时消除政治腐败，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二、向他国实施人道主义政策，中美间竞争的焦点就是看谁有更多高质量的朋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施行比美国更有质量的“仁政”。此外，中国还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三、政治上，中国应该从德治的传统中汲取营养。政府的重要职位需按候选人的品德和智慧选拔，而不能只看他们的专业和行政能力。 问题是，阎学通开出的药方在大陆行得通吗？阎学通不会不知道，以暴力起家、信奉“假、恶、暴”的大陆官方，本是就是完全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不相容的。特别是在 红色种姓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当今中国 大陆，官方既不知何为“仁政”，又如何能施行仁政？！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制度下， 又如何会选择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治国？！这样的药方，对大陆官方无异于是痴人说梦。 但是，正如阎学通在文中最后所言：“民心所向将决定谁将最后胜出。”现在，大陆的 红色种姓制度， 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早已经民心尽失，其灭亡早已注定。代表国内一部份知识份子的阎学通的文章，再次确认了这一点。 网上有个段子说：“今日中国，乃十马之国：上级指鹿为马，下级溜须拍马，好人单枪匹马，坏人招兵买马，抛弃青梅竹马，结交非驴非马，上班心猿意马，下班声色犬马，政府盲人瞎马，百姓当牛做马。”这样的国度，能维持多久？！

作者： 老虎庙  |  评论(0)  | 标签: 华国锋 , 华陵 , 林牧 在南行“南水北调探秘行”的半途，我的计划中加入了一个临时项目，即对赵紫阳故里的访问http://24hour.blogbus.com/logs/160805956.html。同样，在此行“西去长安”之旅，我又一次遇到了这样一个不能忽视的项目：访问华陵。“华陵”是山西交城当地百姓对华国锋陵墓的简称。这样就有了一部关于“华陵”的纪录片的拍摄计划。 当然，记录赵紫阳和记录华国锋并非概念相同。如果简单诠释一下的话，需要再拉进一个人来说事，那就是林牧http://24hour.blogbus.com/logs/3642690.html。林牧曾任胡耀邦秘书，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以及被开除党籍之前任国家科技局局长。林牧对自己有一句最经典的总结“我是奔着自由民主去的延安”（原话大意）而后的林牧直到七十高龄还屡屡被秘密绑架。亲友悼念会上的电子屏上被无理去掉“先生”“悼唁会”的字样，仅剩“林牧”俩残缺文字滚动。林牧的一生被学者称之为“林牧现象”http://24hour.blogbus.com/logs/42273399.html，即脱出来的最早，最彻底，亦代表了相当一批人士。赵紫阳与华国锋则依然循迹“主旋律”轨道，或囿于大局，或受制于“党性”而谨慎“修正”“改造”，最多也不过主张阶段性地，渐进地实现真正意义的个人主张。尽管这已经很是了不起，但从根本上是有别于林牧的。当然，以上述两种说法完全针对于华国锋又嫌不准了。华国锋则是特定时期，特殊情况之下做了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这还只是表象上的，其内里依然不能算是“背叛”或侈谈“革命”。这就导致了对毛的密旨承袭，浓浓地封建意味为他的那几年浓妆艳抹。“两个‘凡是’”以及对个人崇拜作风的延续，直至“红星养鸡场”事件的毕露等。华国锋直到去世之前两袖清风的隐士风度，除表现出了对待政治的无奈外，似乎更多的是对“过往昔”流逝的耿耿于怀…… 如此严格一看，林、赵、华虽同属一个“现象”，却各自另有不同。这也将是这一部华陵纪录片要反映的关键。 下面讲述一个插曲，是在拍摄华陵纪录片时所遇。 片子里计划在交城街头随机邀请若干个交城男女对着我的镜头唱那首《交城的山呀交城的水》。期待结果有六：其一、痛快地开唱；其二、不会；其三、唱的是文革版的那首；其四、唱的是传统的那首；其五、关注歌唱者的表情；其次，大概会有什么意外发现。和预料的一样，我的五个预言被一一兑现。 更多的人唱得还是那首传统曲词的，且唱得很动情、无辜；其次唱得多的是文革版的那首。所谓“文革版”的词是这样的“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呀在美/交城的大森林/驻着咱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一个华政委/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引路他紧跟随/华主席为咱除四害/锦秀那个前程放光辉/锦秀那个前程放光辉”。之所以唱文革版的人也较多，从年龄上可以看得出来，另以妇女居多。还记得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打到四人帮后，人们在喜庆之余第一想到的就是：该挂华主席的像了吧，满大街果然就有了这样的印刷品，学校教室的墙壁上从此以马恩列斯毛华排列。接下来人们立刻想到的就是毛主席有个《东方红》，那华主席该有个什么歌呢？《交城的山…》这首传统民歌自然就派上了用场，并且被改了词，仅保留了原曲曲调。首唱者又以权威郭兰英担当。中央乃至文化部的沉默即代表了意见。 街头歌者的表情也很是耐人寻味。年轻人多以为是电视台在制作娱乐节目，所以环顾四周，大概看看是否有人偷拍，甚或以为会有什么奖励。结果最多的是不唱，大概是没有看到所期望的。他们会说：“是老歌啦，不会！”我便追问：“是歌唱华国锋的。有啥感想？”回答多是“是名人，别的不知道。”“国家主席出在咱交城了，不简单。”也有大概是外来务工卖菜的说“不晓得，好像是个名人，中央的，干啥的不知道……”此人年岁约莫27或30，操四川口音。 最令我尴尬的是相当一部分人面对我的邀请表现出十二万分地警惕“干啥？为什么要唱？”“唱了给钱吗？”“你录它干吗？”“你是记者？拿记者证看看，我唱。”有一个饭摊子上的老板甚至说要肖像权，要稿费…… 在交城的拍摄进行到第二天，计划拍摄的是一位出身交城的老共~产~党~员，计划问题有三。其一、是否见过华国锋；其二、评价华国锋；其三、对华陵建制的如此宏大发表感想。事情并不像邀请唱歌那样顺利。原因有几个：老干部年岁过高，身患疾病，难以系统回答问题；第二是老干部总是拿刚刚出版的一本“革命回忆录”来回答我的问题“那里面都写着呢。”对此我很无奈。正打算告离，老干部的女儿回来了。老干部的女儿约莫四五十岁，见我的第一句是“你是谁？通过组织了吗？”接着又向我要记者证。我认真地对她解释：一、我是你老爸的一个朋友，他也是老干部，是他介绍我来的；二、作为口头讲述，你爸爸的录音是要引起你们儿女的重视的；第三……没等我说完，老干部的女儿忽然自暴身份：“我就是市委宣传部的……” 当那女人说出自己的身份之时，我知道我的采访就算正式结束了，而且我清楚那是毫无半点回旋的机会的。因为我知道我将面临的是一位党干。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是个人人自危的组织，倘若在这里坚守一生，那他必然会得谨小慎微而又八面玲珑，那是他们的组织生活的原则，拿现在话说：是潜规则。阶级斗争的意识是永远悬在他们头顶上的达摩克斯利剑。 在交城的几日，我的拍摄并不顺利。临走的那天，我再次去了华陵，在爬完了那几千层陵前台阶后，专程查看了那副镌刻在华陵背后的千字仿摩崖石碑上的文字落款。没错，在结束部分清晰记录着这是“中共交城市委、交城县人民政府”所立。 对华陵的建立，因其宏大而众说纷纭。中央放行了，地方政府直接参与了，交城人又各有所表，而老乡的亲切则溢于言表，网络呢，有更多的意见在左右。总之，都是一种态度的。这些态度在2011年末留给中国一个问号……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老虎庙的最新更新： 西去长安：骑行者刘成义（02） / 2011-11-28 08:43 / 评论数( 2 ) 我是山东人 / 2011-11-26 16:11 / 评论数( 1 ) 谁来修缮贤良祠 / 2011-11-23 22:43 / 评论数( 2 ) 西行长安之：南拒马河（01）[附小纪录片] / 2011-11-19 06:28 / 评论数( 5 ) 华山“申遗”何以屡战屡败 / 2011-11-12 13:07 / 评论数( 7 )

作者： 老虎庙  |  评论(0)  | 标签: 华国锋 , 华陵 , 林牧 在南行“南水北调探秘行”的半途，我的计划中加入了一个临时项目，即对赵紫阳故里的访问http://24hour.blogbus.com/logs/160805956.html。同样，在此行“西去长安”之旅，我又一次遇到了这样一个不能忽视的项目：访问华陵。“华陵”是山西交城当地百姓对华国锋陵墓的简称。这样就有了一部关于“华陵”的纪录片的拍摄计划。 当然，记录赵紫阳和记录华国锋并非概念相同。如果简单诠释一下的话，需要再拉进一个人来说事，那就是林牧http://24hour.blogbus.com/logs/3642690.html。林牧曾任胡耀邦秘书，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以及被开除党籍之前任国家科技局局长。林牧对自己有一句最经典的总结“我是奔着自由民主去的延安”（原话大意）而后的林牧直到七十高龄还屡屡被秘密绑架。亲友悼念会上的电子屏上被无理去掉“先生”“悼唁会”的字样，仅剩“林牧”俩残缺文字滚动。林牧的一生被学者称之为“林牧现象”http://24hour.blogbus.com/logs/42273399.html，即脱出来的最早，最彻底，亦代表了相当一批人士。赵紫阳与华国锋则依然循迹“主旋律”轨道，或囿于大局，或受制于“党性”而谨慎“修正”“改造”，最多也不过主张阶段性地，渐进地实现真正意义的个人主张。尽管这已经很是了不起，但从根本上是有别于林牧的。当然，以上述两种说法完全针对于华国锋又嫌不准了。华国锋则是特定时期，特殊情况之下做了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这还只是表象上的，其内里依然不能算是“背叛”或侈谈“革命”。这就导致了对毛的密旨承袭，浓浓地封建意味为他的那几年浓妆艳抹。“两个‘凡是’”以及对个人崇拜作风的延续，直至“红星养鸡场”事件的毕露等。华国锋直到去世之前两袖清风的隐士风度，除表现出了对待政治的无奈外，似乎更多的是对“过往昔”流逝的耿耿于怀…… 如此严格一看，林、赵、华虽同属一个“现象”，却各自另有不同。这也将是这一部华陵纪录片要反映的关键。 下面讲述一个插曲，是在拍摄华陵纪录片时所遇。 片子里计划在交城街头随机邀请若干个交城男女对着我的镜头唱那首《交城的山呀交城的水》。期待结果有六：其一、痛快地开唱；其二、不会；其三、唱的是文革版的那首；其四、唱的是传统的那首；其五、关注歌唱者的表情；其次，大概会有什么意外发现。和预料的一样，我的五个预言被一一兑现。 更多的人唱得还是那首传统曲词的，且唱得很动情、无辜；其次唱得多的是文革版的那首。所谓“文革版”的词是这样的“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呀在美/交城的大森林/驻着咱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一个华政委/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引路他紧跟随/华主席为咱除四害/锦秀那个前程放光辉/锦秀那个前程放光辉”。之所以唱文革版的人也较多，从年龄上可以看得出来，另以妇女居多。还记得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打到四人帮后，人们在喜庆之余第一想到的就是：该挂华主席的像了吧，满大街果然就有了这样的印刷品，学校教室的墙壁上从此以马恩列斯毛华排列。接下来人们立刻想到的就是毛主席有个《东方红》，那华主席该有个什么歌呢？《交城的山…》这首传统民歌自然就派上了用场，并且被改了词，仅保留了原曲曲调。首唱者又以权威郭兰英担当。中央乃至文化部的沉默即代表了意见。 街头歌者的表情也很是耐人寻味。年轻人多以为是电视台在制作娱乐节目，所以环顾四周，大概看看是否有人偷拍，甚或以为会有什么奖励。结果最多的是不唱，大概是没有看到所期望的。他们会说：“是老歌啦，不会！”我便追问：“是歌唱华国锋的。有啥感想？”回答多是“是名人，别的不知道。”“国家主席出在咱交城了，不简单。”也有大概是外来务工卖菜的说“不晓得，好像是个名人，中央的，干啥的不知道……”此人年岁约莫27或30，操四川口音。 最令我尴尬的是相当一部分人面对我的邀请表现出十二万分地警惕“干啥？为什么要唱？”“唱了给钱吗？”“你录它干吗？”“你是记者？拿记者证看看，我唱。”有一个饭摊子上的老板甚至说要肖像权，要稿费…… 在交城的拍摄进行到第二天，计划拍摄的是一位出身交城的老共~产~党~员，计划问题有三。其一、是否见过华国锋；其二、评价华国锋；其三、对华陵建制的如此宏大发表感想。事情并不像邀请唱歌那样顺利。原因有几个：老干部年岁过高，身患疾病，难以系统回答问题；第二是老干部总是拿刚刚出版的一本“革命回忆录”来回答我的问题“那里面都写着呢。”对此我很无奈。正打算告离，老干部的女儿回来了。老干部的女儿约莫四五十岁，见我的第一句是“你是谁？通过组织了吗？”接着又向我要记者证。我认真地对她解释：一、我是你老爸的一个朋友，他也是老干部，是他介绍我来的；二、作为口头讲述，你爸爸的录音是要引起你们儿女的重视的；第三……没等我说完，老干部的女儿忽然自暴身份：“我就是市委宣传部的……” 当那女人说出自己的身份之时，我知道我的采访就算正式结束了，而且我清楚那是毫无半点回旋的机会的。因为我知道我将面临的是一位党干。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是个人人自危的组织，倘若在这里坚守一生，那他必然会得谨小慎微而又八面玲珑，那是他们的组织生活的原则，拿现在话说：是潜规则。阶级斗争的意识是永远悬在他们头顶上的达摩克斯利剑。 在交城的几日，我的拍摄并不顺利。临走的那天，我再次去了华陵，在爬完了那几千层陵前台阶后，专程查看了那副镌刻在华陵背后的千字仿摩崖石碑上的文字落款。没错，在结束部分清晰记录着这是“中共交城市委、交城县人民政府”所立。 对华陵的建立，因其宏大而众说纷纭。中央放行了，地方政府直接参与了，交城人又各有所表，而老乡的亲切则溢于言表，网络呢，有更多的意见在左右。总之，都是一种态度的。这些态度在2011年末留给中国一个问号……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老虎庙的最新更新： 西去长安：骑行者刘成义（02） / 2011-11-28 08:43 / 评论数( 2 ) 我是山东人 / 2011-11-26 16:11 / 评论数( 1 ) 谁来修缮贤良祠 / 2011-11-23 22:43 / 评论数( 2 ) 西行长安之：南拒马河（01）[附小纪录片] / 2011-11-19 06:28 / 评论数( 5 ) 华山“申遗”何以屡战屡败 / 2011-11-12 13:07 / 评论数(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