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

世紀． Behind the Power ：讓我告訴你：在所謂大國崛起的某些瞬間 明報    2012 年 6 月 19 日 提起中國，人們會想到萬里長城，想到豆腐、功夫和孔夫子，也有人會想到北京和上海的摩天大樓，想到 2008 年那次難忘的奧運會，正是在那之後，中國開始進入大國崛起時代，人們開始相信，中國已經告別了屈辱和悲慘的年代，實現了真正的富強，不僅有強大的軍隊，還有幾萬億的外匯儲備，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的中心。這些話或許是事實，但今天，我要告訴你另外一些故事，它們不足以代表整個中國，但它們都曾是中國的一部分。像大多數熱點事件一樣，人們談論過、興奮過，轉眼就丟在腦後。大國崛起讓許多中國人患上健忘症。但今天，我要重新談起這些故事，希望人們能夠知道，在大國崛起的同時，一些中國人正過着怎樣的生活。 慕容雪村：東北人，內地知名作家，曾參與眾多維權事件，如二○一一年前往山東臨沂探望陳光誠等。二○一二年受邀在 Hay Festival 作題為「大國崛起的十二個瞬間」的專題演講。 錢明奇曾求助於作者 2011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 點，錢明奇把一輛銀白色的微型麵包車停在江西省撫州市檢察院樓前，負責警衛的保安告訴他這裏不能停車，錢明奇說他出去吃碗泡粉，很快就會開走。那輛車的品牌叫「長安」，意思是長久的安全，但僅僅半小時之後，車裏發生了爆炸，同時爆炸的還有另外兩輛車，車的主人錢明奇當場死亡。 錢明奇 1959 年出生於北京，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飢餓的年代，新生兒的出生率和存活率都很低，從這個意義上說，錢明奇有個幸運的人生起點。在 52 年的人生中，他不算富人，可也算不上貧窮，他比大多數中國人都過得好，到 2000 年，他已經有了一棟 5 層樓的房子，樓內有許多房間，總面積約 700 平方米。這棟房子是錢明奇一生的心血，他耗盡了所有積蓄，大約 50 萬元，此外他借了一些錢。他一定希望可以在這房中住上很多年，因為他說過，要修就修一座能抗地震的。 兩年後，政府決定修一條高速公路，按照規劃，錢明奇的房子就在這條路上。這條路是「國家重點建設專案」，在大國崛起時代，它的意思就是：沒什麽可以阻擋它，即使是耗盡一生積蓄、剛落成不久的房子。 房子被拆拒接受政府低額補償 按照當時的市場價，錢明奇的房子大約值 200 萬元，但政府另有一套評估系統，只肯補償他 25 萬元。錢明奇不肯接受這樣的方案，他懇求過，抗爭過，也曾跟拆遷隊發生過激烈的衝突，不過，正像大國崛起時代的許多房子一樣，不管房主人辦過多少證件，還是阻擋不了它被拆除的命運。 2005 年，京福高速公路建成通車，這是中國最好的公路之一，全長 2540 公里，連接北京和東南富庶地區，每天輸送大量的物資和器材，對中國的經濟有着深遠的影響。道路通車時，政府舉辦了一個盛大的儀式，人們歡呼喝彩，那時錢明奇正在往北京的火車上，他已經從一名殷實的小商人變成了一個堅定的訪民。 錢明奇並不是激烈的人，他嘗試過一切他能想到的法律程式，為此他還專門自學了法律。他曾試圖與政府洽談，失敗；申請行政覆議，失敗；起訴至法院，失敗；上訴，還是失敗。在 2007 年，他曾和其他拆遷戶一起檢舉當地官員，認為他們在拆遷安置中貪污了本應屬於自己的錢，結果：又一次失敗。在近 10 年的時間中，他一次次從江西前往北京，希望最高級的政府能夠解決他的問題，這依然是合法的程式，中國人稱之為申訴或信訪，當然，結果只可能是一連串的、無休無止的失敗。 自學法律起訴失敗始上訪 2006 年，錢明奇開始在互聯網上講述他的遭遇，但回應寥寥。進入微博時代之後，他在多個網站註冊了多個帳號。在騰訊，他曾向 50 多人發過求助資訊，無人回應；在新浪，他曾向 200 多人求助，無人回應，其中就包括我本人。在錢明奇死後，我才發現他曾經給我發過私信，請求我轉發他的遭遇，我沒做任何事。我曾經為自己找過各種理由，但今天，我要坦白地承認，我之所以不回應，完全是因為我的自私和冷漠。錢明奇之死，固然是死於他自己的處境，也是死於整個社會的麻木不仁，其中就有我自己。 2011 年春節，錢明奇在門上貼了一副對聯：新年好，新年好不了；冤難伸，有冤不伸了。至此他已經完全絕望，並且做好了死的準備。他開始在網上發出明顯的信號，說自己要採取行動，常常談到死亡。他要人們關注江西將要發生的「爆炸性」新聞，說自己準備帶幾個敵人去天堂，他多次聲稱要炸毁政府大樓，但沒有人相信他。就在爆炸前不久，他在網上發布資訊，留了自己的號碼，說自己死後要捐獻全部器官，不過只捐給貧困家庭的孩子。這願望未能實現，爆炸後不久，他的遺體就被火化，埋入地底。 屢聲稱炸毁政府大樓沒人相信 2011 年 5 月 26 日 9 點，錢明奇決定與這個世界告別，他把炸藥裝進 3 輛廉價汽車，然後按下啓爆器。在這之前，他對朋友說，要給政府送一份禮物。事實上，政府並沒收到這份禮物，錢明奇的死亡沒能把它從大國崛起的夢中喚醒，它只是加強了警衛和安檢，全中國的訪民依然走在艱難的路上。錢明奇的禮物更多送給了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其中有兩名保安，何海根和徐應福，他們與錢明奇同時死亡，他們都曾有完整的家庭和完整的生活，何的兒子在讀小學，徐的兒子在讀大學。他們都是窮人，出身貧寒，收入微薄，做着不起眼的工作，拿着不足千元的薪水，在大國崛起時代，他們無論是死是活，都不會有太多人關心。 徐武飛越瘋人院 2011 年 4 月 19 日凌晨兩點，徐武用木棍和牀單絞彎窗上的鐵柵欄，鑽出了武鋼第二醫院精神病科的大樓，外面是一個生滿雜草的院子，時當深夜，警衛已經熟睡，他輕輕推開鐵門，一步步走回闊別已久的正常世界。這不是他第一次出逃。 2007 年 3 月底，他利用無意中撿到的鋸條和 8 個夜晚的秘密工作，鋸斷了幾根窗櫺，逃出了這座戒備森嚴的醫院。但僅僅一個月之後就被警察抓獲，重又投進這座由水泥、鐵門和鐵柵欄組成的建築，此後近 4 年，他一直被關押在這陰暗堅固的堡壘之中，吃着難以下咽的食物，定時服用那些效用不明的藥片，有時還會被電擊和毆打。 徐武 1968 年出生，家庭成分是工人，如果中國的政治教材沒說錯，他就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之一。 21 歲那年，他從技術學校畢業，成了武漢鋼鐵集團公司的一名職工，按官方報道，徐武不算一名好員工，他曾曠工，也曾違反勞動紀律。但徐武不承認這一說法，他說自己的缺點只是「認真」。這就是徐武被長期關押在精神病院的原因，不過並不奇怪，在大國崛起時代，在權利被普遍忽視的地方，過分關注自己的權利常常會被認為是一種病。 控大企業扣工資多次被打 從 2003 年到 2006 年，徐武和武鋼打過十幾場官司，原因是他認為後者剋扣了他的工資。徐武的對手是一個超級商業王國。武漢鋼鐵公司是世界第四大鋼鐵企業，在全球 500 強中排名第 340 位，其總部佔地超過 21 平方公里，有數十萬名員工、數千億資產，以及數不清的子、分公司，它擁有自己的學校、醫院和警察機構，它的管理者享受政府官員待遇，或者本來就是政府官員。在大國崛起時代，這樣龐大的企業可以讓一些人很幸福，也可以讓一些人很不幸福，徐武就屬於後者。徐武開始品嘗中國當代生活最辛辣的部分，他開始遭受傷害，多次被打至流血住院，多次被侮辱、被囚禁。每次被傷害之後，徐武都試圖反抗，而每次反抗之後，都是更嚴重的傷害，最後，他只能逃離武漢。 2006 年 12 月 16 日，徐武在北京大學門口被幾個警察逮捕。官方的說法是徐武揚言要在天安門廣場發動爆炸，而且還在他的背包中發現了炸藥配方、電工刀和用於製造炸藥的材料。但徐武否認這一切，他說自己只是到北京尋求法律援助。 12 月 31 日，武漢街頭一派盛世氣象，市民身著盛裝，笑逐顏開地準備迎接新年。就在那一天，徐武被押進了那棟被鋼筋鐵柵環繞的大樓，開始了長達 1571 天的治療生涯，他換上了藍白相間的病號服，側臥在狹小的牀上，就像一隻被火車輾過的盛世斑馬。 整整 5 個月之後，徐武穿著一身破舊骯髒的衣服走進天安門廣場。那是他第一次出逃。在此前的一個多月，他住在北京的橋洞中，靠撿飲料罐和塑膠瓶為生，他曾經向許多政府機構求助，但沒有得到他想要的結果。那天是 5 月 1 日，另一個盛大的節日，天安門廣場上有來自中國各地的遊客，徐武找了一處稍微空曠的所在，在晴朗的天空下點亮了一支蠟燭。徐武的蠟燭是一個謎語，謎底很難猜到，當他在天安門廣場舉起這支點亮的蠟燭，他想告訴人們：此刻， 1200 公里外的武漢正處於暗無天日的黑夜之中。 囚精神病院醫生鑑定抑鬱 2011 年 4 月 19 日凌晨兩點，徐武再次逃出精神病院，他跟朋友借了 2000 元，坐火車來到中國南方的大城市廣州，在一家專業精神病院中做了鑑定，結果未顯示徐武患有精神病，只是「情緒抑鬱，自我評價稍低」。接着徐武向新聞媒體求助，在一家電視台講述過自己的經歷之後， 4 月 27 日，就在電視台的院內被 7 名身穿便衣的男人強行押走，其中 6 人身分不明，另外一人自稱姓周，但後來查明，他並不姓周，真實身分是武鋼的一名保衛幹部。 徐武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記者們走訪了他的家人和鄰居，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徐武精神正常。徐武曾要求在湖北之外的地方進行精神鑑定，不過最終的鑑定報告還是湖北方面出具的，這份鑑定顯示徐武確實患有偏執精神障礙，「建議住院治療」。他的父母沒有聽從建議，他們把兒子接回了家。在這份鑑定報告之後，媒體不再關心徐武的消息，正如你們所知，需要報道的事情太多了，他們忙不過來。 回家後被監視軟禁 回家並不代表自由。照徐武的說法，他依然活在重重障礙之中。 2011 年 8 月，他從家中逃出，但很快被監視他的人押回。 12 月，他再次來到北京，在那裏生活了 43 天，每天上網求助，大多數時候都在講自己的遭遇，也常常關心別人，但幾乎無人回應，很明顯，他的事情已經「熱」過了，不可能再次熱起來。 43 天之後，他再次被押回武漢。此刻他正在家中學習法律。我問他是否準備考律師，他說他對考試沒有信心，只打算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 作為中國人，我毫無疑問地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這富強絕不僅僅是政府之富，更意味着公民的平安、幸福和健康；絕不僅僅是物質之富，更是思想、文化和藝術上的繁榮；除了錢，它還應擁有文明；除了槍，它還應心懷慈悲。當它崛起時，人們可以自由地說話，而不是被扼住喉嚨；不幸的人會得到救濟，而不是被推進深淵；勤勞的人會得到獎賞，而不是被無休止的盤剝； 它的崛起應是 13 億人的福音，而不只是幾個家族的專利 ；它的崛起應惠及真正的建設者，而不只是讓官員中飽私囊；它的崛起應該讓權力受到約束，正義得以伸張，文明得以弘揚，而不是讓錢明奇、徐武和更多的人身陷苦難。我可以為它的崛起歡呼，但絕不願意看到它崛起於我的屍骨之上。 文／慕容雪村   編輯／楊泳森

明報     2012 年 6 月 18 日 一條狗，一隻貓，無端斃命，都要問因由，何況一個人？一個硬骨頭的鐵漢？一個捱過了二十一年牢獄和酷刑，仍舊堅強活下去、說真相的人？這個人居然「自殺」，一封遺書也沒有留下，竟然就草草掩埋了事？ 一個在羈留中、在看管中的人，突然死亡，即使一切情況與自殺吻合，正常程序，也要開庭研訊，也要傳召看管當局訊問，因為他們對死者的安全有當然責任；何況這個人的「自殺」疑點重重，普通人也看得出不可能？為何當局竟然搶走遺體，不顧遺屬要求，就匆匆解剖、草草焚化？然後，過幾天，就說是得到家人同意，但家屬卻又下落不明，令人無從查證？ 為何遠在香港的二萬五千群眾上街，成千上萬人簽名請願，才得到中央當局答允關注？這不是二十一世紀的六月飛霜嗎？竇娥冤，戲曲上說終於昭雪，但李旺陽之死會不會真相大白，還是不敢樂觀。 在香港的制度之下，任何非正常的死亡，也要呈報死因裁判官，由他決定是否要開庭研訊，程序公開，由陪審團裁定死因，家屬有權由律師代表，如有經濟困難，還可以申請法援，這不過是尊重生命的基本人權的體現。在中國大陸，非法處置遺體是刑事罪行，但為何竟會如此無法無天？ 作為法律工作者，我要為李旺陽討回公道；作為一個普通人，我為李旺陽的慘死痛哭。六月十日的《明報》刊登了周游作的一首悼詩《別回來》，我禁不住提筆另作翻譯，以為祭文： Come back, O Come back! Mum lifts her head and beckons Dad stamps his feet and calls out loud Baby wails for you at the window Come back O come back! Or, may be don’t come back Dying once is already too much Go then A quick make-up And your reincarnation will stride Along the sun drenched streets 周游 – 別回來 你返來啊 返來啊 阿娘舉頭招你 阿公蹬腳嚷你 阿旺在窗前啼哭你 你返來啊 返來啊 還是不好返來了 作死一回已枉了 你去吧 趕快化個粧 下世在旺陽下 大踏步上街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6月16日 李旺陽事件，在警方說只有五千人上街的情況下，居然能使中聯辦和建制派紛紛轉軚，最妙的是候任特首梁振英，15次不回應事件，但在中聯辦李剛開腔後也鸚鵡學舌了。他還大言不慚地說他的感受同香港市民一樣。香港市民在知道這事的第一天就表示悲憤，梁振英卻於事件曝光十天後，才重複中央的調調，他的感受有哪一點與市民一樣？現在中共和他們在香港的跟屁蟲都說要求調查事件，若真有誠意，首先應要求當局把李旺陽的妹妹、妹夫放出來。現屍體已火化，卻說要請專家驗屍，這不是廢話嗎？若不是面對市民7.1上街使胡錦濤難堪的情勢，中聯辦豈會帶領着一眾跟屁蟲轉軚？ 不過，梁振英與市民的感受雖不同，但某些意見卻有雷同之處。其中較有人認同的就是「井水不犯河水」論。這見解最先是由江澤民提出來的。許多支持香港民主的人士，在六四平反和李旺陽事件中，都有類似看法。本報「論壇」版昨天就有一篇文章，認為哀悼義人應適可而止，今天港人介入大陸事務，他日中共也可用同樣理據介入香港事務，無端賠上香港的高度自治。數天前，「論壇」另一作者提出對六四的另類思考，認為面對中國，應抱持局外人心態，中共道不道歉，民主改不改革，是中國人的事，「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也不要犯河水，即使民主井水亦然」。 這種看法，也許是受學者陳雲的「香港城邦論」的影響。在李旺陽事件中，陳雲不同意示威群眾逼梁振英代香港人出頭。理由是：香港人正式以中國公民的憂患與共的身份去追查，即承認了自己是中國公民；小圈子選出來的梁振英，由此正式取得香港人民的道德授權；香港干預中國內政，換來中國有口實干預香港，等於開門揖盜；香港人尊重法治，因而不該干預中國法制。 這是正常人假設中國是一個正常國家、中共是正常體制的憂慮。但中共不是。首先，從回歸以來中共不顧《基本法》規定對香港的粗暴干預（不照《基本法》程序釋法，種票，種人，不勝枚舉），就知道河水犯不犯井水，決不取決於井水有沒有犯河水。河水要犯就犯，不需口實，因為它不是一個依從法規（《基本法》）的政權。其次，若真正依照《基本法》規定，只有《基本法》22條規定中央和各地方不能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卻沒有規定香港人不能干預大陸事務。相反，港區人大政協，正是為港人參與管理內地事務而設的，鄧小平說過香港人可以罵共產黨，香港人為大陸事而示威，也是集體「罵共產黨」的一種方式。因此，根據《基本法》，河水不能犯井水，但沒有規定井水不能犯河水，尤其所謂犯也只是意見表達而已。 香港人尊重法治。在一國兩制之下，要維持香港的法治傳統，必須時刻表現出我們尊重法治這種價值觀。因此，也必須對不顧法律規定而無法無天的專政行為表達我們的意向。在李旺陽事件中，我們不是不尊重中國的法制，而是要求中國當權者尊重他們自定的法制（比如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 如果香港能成為一個真正排除中共獨裁政權干預的獨立城邦，當然很好。但事實是不可能。既無法擺脫魔掌，就需要無時無刻地向「一國」向「另一制」表達我們對自由法治人權民主這些價值觀的堅持，也為了向大陸所有支持這種普世價值觀也支持香港這一制的人士表達我們的心向。 「建設民主中國」這口號，對於大多數香港人來說，無疑陳義過高，不是香港人努力就可以達致的。但對六四，對李旺陽事件，我們發出抗議之聲，卻是為了向中共表達我們要維護怎樣的價值觀，我們譴責一味諂媚專制政權而不顧香港傳統價值觀和市民意向的掌權者和建制派，也是為了維護我們的根本利益。 這是李旺陽事件和全港市民的關係。哀悼義人要窮究到底，無須適可而止。我們也不會中緩兵計，7.1正是向中國領導人表達我們意向的重要時刻。

信報   2012年6月11日 六四硬漢李旺陽的死訊傳來，稍有良知的人都難以不動容。官方的說法是死於「自殺」，但現場圖片曝光，只見李旺陽吊在窗邊死不瞑目，雙腳踏在地上，左手輕抓衣架，布條綁着超高難度的專業繩結，但死者是眼盲耳聾兼行動不便的六旬翁……種種疑團活現眼前，稍懂邏輯的人都不相信這是單純的自縊。 若硬要說李旺陽是「自殺」，那麼他自尋短見的過程應長達二十三年──始於1989年的春夏之交，終於2012年的飛霜6月。如今其遺體已被強行火化，受盡人禍折騰的殘軀化作一柸骨灰，那顆爭取民主的鬥心不會湮滅，歷史一定會記着李旺陽的名字，他是六四事件遲了歸隊的冤魂！慘案未平反，責任未追究，請莫談原諒。 誰相信這種漢子會尋死 李旺陽原本在內地知名度不算高，如今更變成忌諱詞，網絡被禁，媒體上「被失蹤」，其妹妹李旺玲及妹夫趙寶珠都受到嚴密監控，連日來與外界隔絕，欲幫忙的親朋好友以至律師，不是被傳喚至公安派出所問話，就是帶往外地「旅遊」。沒有公開公平公正的驗屍程序下，就這樣被毁屍滅迹了。 在這種強權無道的情況下還奢望官方嚴查死因，甚至推翻「自殺」之說，除非像薄熙來案那麼曲折離奇，否則只是癡人說夢，不可能實現。因此，民間毋須奢求官方會改變李旺陽命案的定性，我們姑且連同二十三年前那筆血債一起算吧。那麼說來，這宗絕對是「謀殺案」──從追究六四屠城責任計起，再徹查李旺陽被殺的手段，然後嚴懲兇徒。這筆賬就算再等多少個二十三年，都應該這樣算。 香港人為李旺陽的死特別悲憤，原因是看到有線電視於本月2日播出的專訪。片段可見李旺陽已嚴重殘障，多隻牙齒都打斷了，連走路也要人攙扶，只靠在大腿寫字與記者對答。 他為爭取民主坐了二十一年冤獄，但仍對着鏡頭堅定不移地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了國家早日進入民主社會，實現多黨制，我就算砍頭我也不回頭。」結果他的頭沒被砍，但四天後卻掛在窗邊。誰會相信這種漢子會尋死？ 作為傳媒工作者，聞悉李旺陽死亡，除了哀國家的黑暗，也為採訪這宗新聞的記者憂心，他就是有線的林建誠。建誠兄是行內有名的「亡命之徒」，全天候緊盯各種新聞材料，沒有所謂真正休息的時刻，國內哪裏有大事就往哪裏跑。記得2008年四川大地震一役，他與攝影師第一時間趕到震央，沿途好幾次都是生死一線間，不是險跌落山崖，就是幾乎被泥石流打中，慶幸撿回一命，讓外界得知災區的真實情況。 難得的是，林建誠與有線中國組的採訪團隊不是追求刺激的災難畫面，而是特別關心中國維權事件，無論是呂秉權抑或吳紫敏等記者，對四川豆腐渣工程、譚作人被判監、劉曉波坐牢、結石寶寶趙連海枉判尋釁滋事、陳光誠夜奔出走等等，有線團隊都發揮人民精神，贏得中港行家的尊重和讚賞。 須知道，香港雖說享有國內難得的新聞自由，但基於政治立場、成本和市場價值考慮（排名絕對分先後），若非有一群真正關心國事、主動爭取採訪的有心記者，許多維權新聞只會湮滅在八卦小道新聞當中。 林建誠得知李旺陽的死訊，多天失眠且淚流不止，自責是那個訪問間接害死了他，他哭着跟傳媒說：「這根本是暗殺，如果不滿意採訪，可以殺我，不要殺他！」其上司好友或行家都好言相勸，但正因為他是有心人，心裏的痛就更深，那種悲慟非一時三刻就能解，行家都覺傷感。 公安施虐罪不在傳媒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公開說：「記者的天職就是找真相，有人因為真相而死，不是你們的責任，如果你們因為講真相的人死了，而不再為講真相的才是問題。現在不是說對不起的時候，一個政權是抵擋不了眾多傳媒的問題，希望香港的傳媒不要再悲哀，做回你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對李旺陽最好的哀悼。」 誠如梁國雄所言，「記者的天職就是找真相」，但傳媒工作者的另一「天條」是「沒有任何新聞比生命更重要」。若知道有人會在受訪後被殺，就算對方是自願，也不會有新聞工作者故意犯上「幫兇」之罪。而林建誠採訪李旺陽的出發點，絕對是想他生存下去。 根據過往經驗，得到外界關注的維權或民運人士，縱使可能受到加倍監控，但中共還不敢「公然行兇」，尤其是在6月初的敏感時刻，再添幽魂只會觸動民憤。因此，更多的說法是指湖南公安施虐過度令李旺陽喪命，為了掩飾罪證必須火速燒屍滅迹，罪不在傳媒。 哭過痛過之後，相信建誠兄會更堅定去揭露黑材料背後的真相，且與各路新聞工作者共勉。 目前香港和澳門成為能夠公開討論這宗命案的特區，李旺陽的靈位不在家鄉湖南，卻在境外兩個小小特區，實在令人不勝唏噓。值得一提的是，李旺陽死後，本港三份左報首兩天均隻字不提，直到上周六（本月9日），《文匯報》終於有一百八十二字的短文，標題是〈李旺陽湖南病房自縊亡〉，內容撮要為：「……死者李旺陽，男，62歲……2012年6月6日6時許，同室病友李某發現李旺陽上吊在病房西側窗護欄上……初步確認李旺陽係自殺身亡，有關情況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香港要推行國民教育，大可以把以上短文，跟其他李旺陽的頭版報道作個對比，討論主題應該是「何謂黨性重於人性」。 什麼叫「不是說不感動」？ 面對18萬人參加六四燭光集會，候任特首梁振英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說：「我不會……不是說我不感動。我不會評論。（I will not…I am not saying Iwas not touched. Ihave no comment.）」這是撿了便宜的古惑句子，一般市民容易看作「也算感動」，但細心拆解，只能排除「不感動」的形容詞，留白處不見得就是「感動」，加上結尾的「不會評論」，等於沒有表態。 同樣地，梁振英連日來被追問對李旺陽命案看法，他的回答是：「我當然有自己的看法，但不會公開評論。」答案跟回應六四集會時如出一轍，表面是「有看法」，背後卻空洞蒼白，最終還重複了十一次「不會評論」。 作為香港的未來首長，梁振英一定知道六四事件是港人的心結，面對大是大非而沒有帶領民眾去思考，連一句良心話都不敢說，那種「不會評論」的堅持，已是助紂為虐的惡。 

中國時報 2012 年 4 月 4 日 　日昨，即將就職副總統的吳敦義對一個抗議者說：「已經聽你講完了？可以了嗎？可以了嗎？你也不能妨礙到我啊？」引起輿論譁然。許多人對此深感憤怒。 　猶記得此前吳敦義也曾對白海豚說過類似的話（你們可以轉彎，不要妨礙到國光石化嗎？），更有人想起，馬英九宣布提名吳敦義為副總統候選人時說他是悲天憫人。然而，這句話不只是透露吳敦義個人的傲慢，而正是郝市府強拆王家的心聲，或者國家暴力行使的縮影 ── 你們這些抗議者不能妨礙到我！ 　其實， 強拆士林王家事件，徹底掀開了台灣新民主外殼下的統治本質：以財團利益為依歸的新自由主義，加上行政權力專斷的「威權民粹主義」。 　都更之目的本在促進都市生活機能，改善都市生活環境，但今天卻成為財團圈地的工具，讓住宅的商品化邏輯壓到了個人生存權。對於現行都更條例之惡，郝龍斌說出「在五％和九五％人數之間，市府必須抉擇照顧多數人權益」，並且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要阻礙整個城市發展，妨礙大家的利益，那我們就要動公權力」，這種以多數人之名而犧牲少數人權益的作為，是一種最惡質的假民粹主義。然後，在現場對於王家住戶和幾百名支持者強制驅離，更展現了執法者的粗暴與威權心態，而郝市長說出了和吳院長異曲同工的話：「請（抗議者）不要為難基層公務員」。 　強拆王家事件在過去幾年早以不同形式出現：以開發觀光之名在東海岸強徵原住民土地（如港口部落）或者更早底拆毀三鶯部落、以科學或工業園區之名強徵農民土地或者正在發生的中科四期搶水，以及現在強拆王家，其實捍衛的都是財團利益。而 所謂依法行政，不過是個藉口 ── 想要實行對利益集團有利的政策時，就會「依法行政」，但如果是觸犯到財團利益時，政府就會公然違法：之前中科三期被法院撤銷環評結論，環保署依舊拒絕要求中科停工；之前台東美麗灣飯店經法院判決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縣政府卻依然發予建照。 　正如新自由主義的展現常常伴隨著暴力，來剷除絆腳石，這些開發與發展也讓我們看到，推土機作為一種國家暴力象徵，越來越不可思議地粗暴：當苗栗縣政府的怪手開進大埔農田時，震驚社會，沒想到政府可以如此土匪；然而，如果那是欺壓弱勢農民，現在卻是在台北市中心摧毀一個家族安身立命的祖厝。 　這個新自由主義加上威權民粹主義的歷史基礎，是來自台灣不完全的民主轉型。 　伴隨著台灣政治轉型是新自由主義式的市場開放和私有化。同時，民主化也培養了金權政治的土壤，這包括國民黨和財團的重新結盟、對利益政治防範的寬鬆、選舉制度不利於社會正義等等；相對的，在兩千年前做為反對黨的民進黨，由於其本質就是反國民黨聯盟，所以是混雜著部分福利政策與解構黨國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想像，而無能提出真正的另類社會經濟方案。政黨輪替後，反商的強烈焦慮加上政治金援的需求（他們沒有黨產），所以亟欲拉攏資本家。因此不論哪一黨執政，金錢始終主導著台灣民主。而此次大選，諸多資本家為國民黨站台、恐嚇人民，更是赤裸裸地告訴我們誰是國家的統治集團。 　另一方面，由於台灣的民主轉型過程是由威權時期的執政黨主導，缺乏對於轉型正義的追求，因此並未清除威權的歷史遺毒，行政權力也依然巨大而傲慢。尤其原本蔣經國就是以民粹主義的姿態行威權主義之實，所以 ○ 八年國民黨的重新上台不過一場欺罔的轉身，本質上並未有太多改變。 　因此，財團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和從舊時代轉身而來的新威權民粹主義，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民主的印記。房地產商主導城市發展的想像、市民生活的景觀，大資本家支配了台灣國土開發，挾持二 ○ 一二年的總統選舉。而此刻國家暴力強拆掉的不只是王家，也拆毀台灣的民主。但是人們並不會就此撤退：公民會繼續「妨礙」吳敦義們的傲慢，會繼續擋在郝龍斌們的推土機前，繼續對抗蠻橫的威權主義和財團利益。畢竟，我們不能讓脆弱的民主變成王家般的斷垣殘壁。 　（作者為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