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评论

中国当局在国庆63周年前数天公布对薄熙来的处理意见，并确定十八大召开日期。相关公布虽显示，中共似乎对薄熙来的司法程序以及最高职位的分配艰难地达成了一致，但《新苏黎世报》指出，对薄熙来的指控暴露了党存在的问题。 （德国之声中文网）10月1日一期的《新苏黎世报》驻北京记者发来一篇题为“中共头顶上的薄熙来阴影”文章。文章指出： “从上周五（9月28日）起，事情清楚了，即：中共最高领导机构不准备宽宥其以前的同事薄熙来。一直到最后，外界都在猜测，党的领导层最终会不会只给他以较轻的惩罚。……对薄提出的犯罪指控之广泛使得任何开脱都不再可能。这些指控从腐败、为家族聚敛财富、滥用职权、阻挠司法直到同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时间上涵盖他的整个发迹阶段。薄的个人魅力、能言善辩和干练曾让他成为大众的宠儿。对他处罚过重曾被认为颇具风险。党现在提出的指控则表明，党是要在道德和政治领域让他永远不得翻身。 “然而，这样一来，党及其钦佩者现在可就不能不回答这样的问题：既然薄的犯罪劣迹可以一直追踪到他在东部城市大连当政时期，他又何以能在整整20年时间里担任高级以至最高级职务？不过，尽管党试图把薄案说成是偶然事件，但薄案并非偶然事件，因此，这一问题其实多余。网上关于薄被开除出党以及对他所提指控的反讽性评论便反映了许多公民对官员们的真实看法。许多人确信，几乎每一名政界高层人士都可以被证明有类似劣行……在这个以掌权保权为务、道德上已无任何感召力的党内，一个人的升迁和坠落同能力和法律意义上的无可指摘无关，而只同关系、忠诚和权力直觉有关。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内某些成员的发迹史只是因为靠着强有力的提携人而未终了于监狱。” 薄案无涉政治改革 《新苏黎世报》的文章相信，薄熙来这颗曾经的政治明星的坠落纯粹具有政治性质，把他看成是值得尊敬的反腐斗士，可能是不恰当的。因此，不能把薄熙来的垮台看成是中国将进行改革的一个政治信号： “为爬上最高权力阶梯，他也利用了党的权力政治机制。他骄奢淫逸的生活作风便说明了，他如何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说教当真。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却因此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薄之被开除出党并非了断一切的成功一击。薄案使党内始终存在的内部分裂和党在民众中的信任感的失去更加明显。在党的大会上，党的新旧领导人会称颂党的团结，不过，薄的阴影不会轻易散去。” 美国总统奥巴马新近签署一份总统法令，禁止属于中国三一集团的罗尔斯（Ralls）公司在美国俄勒冈州投资，兴建风力发电园区，引起美国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法兰克福汇报》10月1日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奥巴马此举同美国大选在即有关： “奥巴马的禁令正值选战紧锣密鼓之时作出。美中经济关系正是选战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指责奥巴马，围绕所猜测的中国人为低估本国货币人民币以及对中国贸易政策的争议方面对北京的态度过于软弱。奥巴马政府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起诉，但始终强调，幕后的外交压力要比公开的冲突更有效。奥巴马上周表示，‘我们对引发一场无限贸易战不感兴趣，这样的战争只会有损于双方的经济。’政府对罗尔斯公司的行为方式在美国国内引来某些强烈抨击。外交关系协会的阿尔登（Edward Alden）指出，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糟糕透顶。经由奥巴马的这种‘公开耳光’只会加强中国国内已存在的那种看法，那就是，中国在美投资不受欢迎。对亟需就业机会的美国而言，这是一种错误的信号。” 摘编：凝炼 责编：叶宣 [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

【聯合報╱黑白集】 2012.09.30 02:06 am 薄熙來未如外傳的遭從輕發落，中共在發布十八大召開日期的同時，宣布對薄熙來處以「雙開」，並移送司法機關處理。這顯示，處理薄熙來，是第四代領導人交棒前的必要鋪路工程。 在中國，開除黨籍及公職是極重的處分，幾等同宣告政治死刑；薄熙來遭「雙開」，可見其罪行無法輕恕。但對於現代中國，外界更期待的，其實是它的「第三開」──司法審判。薄熙來在接下來的司法程序中會受到什麼樣的對待？ 從谷開來公開受審並當眾「感謝」法庭的公正，到王立軍既未因「叛國」遭重判、也未因舉發薄案而「將功贖罪」，雖都可看出政治操作的深刻痕跡，但政治黑影亦未全然覆蓋真相。至少，中共當局在處理過程中，力求不讓司法的位置懸缺。薄熙來遭「雙開」，只是對內交代；但對整個中國社會而言，薄熙來案還有更多的懸疑等待消化，司法多少要承擔這部分功能。 一個「唱紅打黑」的魅力領袖，何以倏忽變成「貪淫無度」的惡官？這是人們均感好奇的故事，也是中共難以啟齒之處，更是此案棘手之所在。若這不僅僅是一場高層權力惡鬥，若薄熙來的貪腐墮落已行之多年，為何他還能步步高升到如此重要的權位，並成為千萬人歡呼歌頌的英雄？其答案，其實正是中共黨政一元體制的不夠透明及欠缺制衡，使各種惡行容易被包裹在權力的外衣下進行。中共對薄案處理得如此謹慎，當然是戒懼其「回力棒效應」。 根據陳良宇的前例，他在遭「雙開」後九個月後被判十八年。以薄熙來傳出的種種罪行，他恐怕也難逃牢災。

東方日報 被扣查近半年的前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受到簡稱「雙開」的開除黨籍和公職處分，這是黨內的「極刑」，而其涉嫌犯罪部分則移送司法機關處理，意味着這宗轟動海內外的大案終於到了收尾階段，也意味着薄熙來難逃牢獄之災。 薄熙來涉及的罪狀不少，包括在王立軍及薄谷開來殺人案中濫用職權、利用職權為他人牟利、收受他人巨額財物、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違反組織人事紀律、用人失察失誤等；單是收受他人巨額財物一罪，已足以令薄熙來面臨無期徒刑。 值得一提的是，當局在公布薄熙來罪狀的同時，亦宣布了十八大舉行日期，顯示圍繞薄案及未來人事安排的爭議已經取得共識，中共換屆開始進入交棒階段。事實上，繼薄谷開來案和王立軍案完成審理，現在處理薄熙來案可謂順理成章，十八大召開在即，當局顯然不想此案再拖下去，以免夜長夢多。 作為根正苗紅的紅二代，薄熙來曾是備受注目的政治明星，風頭一時無兩。他表面上勤政愛民，嫉惡如仇，以唱紅打黑、鐵腕治渝得到人心，甚至被譽為黨內的「清流」；然而撕開漂亮的外衣，他實際上是一個權力欲膨脹，專橫跋扈，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當代惡吏。如果說百姓之前對執政當局還抱有一點希望和信心，那麼，隨着薄谷開來案、王立軍案和薄熙來案陸續曝光，百姓的希望已經完全幻滅，信心已經徹底崩潰。 特殊黨員 前腐後繼 官方媒體評論薄熙來案時稱，黨內決不允許有「特殊黨員」，無論職務有多高、影響有多大，只要違反了黨紀國法，都要受到嚴肅追究和嚴厲懲處。類似言論，當年在處理陳希同及陳良宇等大案時，人們早就聽過了，百姓一次又一次對當局寄予希望，換來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如今誰還會相信這種鬼話呢？實際上，當權力不受監督和約束，自然就會產生腐敗，自然就會出現「特殊黨員」，一個薄熙來倒下去，必定還有更多薄熙來站起來，無論官方如何義正詞嚴，也無法掩蓋這個事實。 有人說，薄熙來事件曝光，對太子黨勢力和左派勢力造成沉重打擊，其實，受到沉重打擊的豈止太子黨勢力和左派勢力，愈揭愈多的貪腐巨案，使執政黨逐漸失去民心，其誠信和形象已經蕩然無存，其執政合法性也愈來愈受到質疑。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八千多萬黨員龍蛇混雜，黨風不正，黨紀不彰，薄熙來案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對於執政黨來說，腐爛不堪的權力機制以及核心價值觀崩塌，才是最大的危機。

中日关于东中国海上一组岛屿（中国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群岛”）的主权争议有增无减，双方均称，从历史和国际法角度看，拥有主权。周五（9月28日）一期的《新苏黎世报》发表苏黎世大学一名国际法学专家的文章指出，相关国际法对日本有利。 （德国之声中文网）《新苏黎世报》的文章写道： “ 有关这一领土争议，国际法保护的是日本的要求。1945年,在禁止使用武力的国际法获得通过时,这一群岛为日本所有。至于此前是否如中国所称被兼并，在此已不起决定性作用。在禁止使用武力公法制定之前，兼并是的一种公认的获得领土的途径。中国人远在十五世纪初叶就发现并曾在岛上居住过，应该是事实。正如英国于1833年夺取了福克兰群岛一样，日本也可能是在1885年以武力方式‘偷窃了’该岛。在这两件事情上，对今天的领土主权而言，具决定性意义的是1945年时的占有状态。”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规定或许并不公平，因为，它遵从的是一种特殊的逻辑，根据这一逻辑，国际社会可以某些不公正为代价以不危及更高的目标。因此，— “1945年公法的获益者是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成功追寻帝国主义目标的那些国家。禁止使用武力公约便保护了它们的占有状态。尽管失去了1930年代和1940年代所占的领土，日本也属于获益者。······1945年以来的国际法的发展从第二种角度看也有利于日本。根据这一发展，海洋沿岸国家对海洋以及大陆架开发的权利获得了大规模扩展。这一权利反映在了1996年生效的海权公约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规定中。根据这一规定，海洋沿岸国家拥有对从其海岸线至200海里以内的海域的专有经济开发权。日中两国均加入了该公约。 “这两个新规定的主要获益者是岛屿数量众多的国家，日本便是其中之一。因为，对于象尖阁群岛这样的岛屿和岛群，在原则上有权要求专属经济区，而在岛屿的陆架上常常有着矿产资源。” 《新苏黎世报》的文章最后指出： “日本拒绝对其血腥的帝国主义阶段作出道歉更激化了岛屿争议。日本国内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日本在1945年前抵抗了西方帝国主义，甚至还是亚洲的捍卫者，这一说法更增加了解决冲突的困难。一种在中期上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日本所考虑的让中国也参与资源开发。为此，双方都得做出让步，当然，中国应该多于日本。” 法制不良发展的恶劣“兆头”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和艺术家艾未未状告北京税务局案日前第二次被驳回，意味着他必须缴纳1500万元追税及罚款。对艾未未而言，这是显示中国法制不良发展的一个恶劣“兆头”。《每日镜报》以“税赋大锤”为题发表一篇报道，担心艾未未可能再度遭关押： “艾未未去年曾被警方在不说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拘押81天。7周后，官方的新华社公开报道说，他的艺廊‘发课’受到偷税指控。艾未未就此表示，‘这一事件向公众表明，中国没有正义、没有公平’。······艾未未计划今年秋天前往美国，随后去柏林，在当地艺术大学任教。然而，尽管对他的一年居留限制已经届满，当局仍拒绝还给他护照。” 摘编：凝炼 责编：乐然 [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

当今最受争议的经济学家是谁？这一头衔非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莫属。虽然已经去世60多年，但凯恩斯却早已预见到了自己的影响力。他曾经说道，“……许多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实践家，却往往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在新一轮围绕凯恩斯主义的争论中，林毅夫成为了漩涡的中心。 林毅夫可谓国内“能见度”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这既源于他师从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学术生涯，更源于他成为首位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华人这一光环效应。 6月从世行卸任归来的林毅夫首次亮相，就抛出了引发学术界巨大争议的论点。根据媒体报道，林毅夫认为，未来20年，中国仍有潜力实现每年8%左右的经济增长。 “林毅夫命题”之所以引发争议，盖有两点原因。第一，过去30年保持了年均9％以上增速的中国经济，如今已经遇到成长的瓶颈，资源压力日增，环境与腐败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原有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吴敬琏先生更警告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诚然，中央意识到了经济转型的迫切性，但转型的挑战之艰巨可想而知。一些中国经济前景悲观论又重出江湖。在这样的背景下，林毅夫“8％、20年”的论点可谓石破天惊。虽然林毅夫表示自己指的是“潜力”而非对增长速度的预测，但依然成为最乐观的经济学家。 第二，林毅夫主张更多采用财政政策方式，而非货币政策，投资于解决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他把中国政府从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开始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归纳总结为“超越凯恩斯主义”，即强调政府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主要是选择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投资项目，用在解决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这一政策取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体现得淋漓尽致，政府不惜巨资砸向基础设施，尤以衔枚急进的高铁建设为甚，在4万亿投资中高铁就独占1.5万亿。 问题在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固然力度大、见效快，但也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缺陷。 首先，政府主导的项目难免会出现低效率的问题。市场经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要依靠无数个微观经济体（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决策，他们的决策之所以比政府更有效率，一是因为他们的分散决策对价格信号反应更为灵敏，一是他们的逐利动机决定了必须进行有效的成本收益分析。计划经济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来配置资源的重要性。相比之下，官员并不那么关心投资回报率。最近成思危援引地方政府官员说法称，“09年，地方政府逼企业向银行贷款，于是企业就是大幅举债，有钱不借是傻子，借钱偏少也是傻子，借了钱还想着还更是傻子。” 其次，政府主导的投资，通常会与腐败如影随形，基建项目因为投资大、寻租易的特点，更是成为令人垂涎的“唐僧肉”。从铁道部长刘志军陨落，到河南连续四任交通厅长落马，再到湖南交通厅一年内四位厅级领导出事，都生动地揭示出政府投资项目背后惊人的“腐败成本”。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快速推出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实现了经济触底后的迅速回升。但是这一计划也产生了明显的“负作用”：信贷投放失控，通胀迅速抬头；地方政府债务逼近危险水平；在流动性的推动下，房价再度猛升。面对这些问题，中央被迫再度急刹车：银监会开始对地方平台债进行整顿；央行连续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最终引爆温州和鄂尔多斯等地的高利贷；政府不惜以包括限购令在内的行政性措施打压房地产。结果，由于几个主要的投资引擎同时熄火，经济增长势头难以维系，从2011年第四季度起GDP增速一路下行至今，甚至引发硬着陆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