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84 次 更新时间： 2011-08-15 16:32:14 于建嵘：社会冲突与刚性稳定——对近期中国社会稳定形势的分析 标签： 社会稳定 刚性稳定 群体性事件 ● 于建嵘 （ 进入专栏 ） 一、导论 当前中国的社会形势特别是政治稳定状况及短中期可能发生的变化，一直是中外社会科学家关注的热点。总体而言，目前有两种完全相左的观点。其一，动荡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造成大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潮水般的农民工返乡，以及全国范围的维权抗暴运动、地下教会运动、退伍军人维权抗暴运动，抗议规模越来越大，波及面越来越广等等状况，中国已进入社会动荡期，将来有可能发生较大的社会动荡[1]。其二，稳定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则指出，中国虽然存在某些社会矛盾，也发生了较多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但总的来说，目前的中国是最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最稳定的政治体，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一党制和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中国应成为世界后发展国家的榜样。 之所以如此，主要由于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多将其视为研究的雷区而不敢涉及，而西方的学者又很难获得必要的研究资料，没有能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在中国主流话语体系中，往往将社会冲突视为健康社会的“病态”，而在“政治影响”的名义下将目前中国社会经常发生的各种抗争活动掩藏起来，并概念化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和表现。这样做起码产生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社会后果：其一，不能正视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特别是不能正确认识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所进行的抗争活动具有的积极意义，并企图以高压的方式将他们排斥于体制性表达之外。其二，政治上的空泛说教代替了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进而导致执政者的合法性在快速流失，不断为社会动荡积累爆发的能量。 而事实上，“一致与冲突，都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动力。稳定与变迁，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冲突是社会结构固有成份；冲突引起社会变迁，社会变迁排除冲突的消极影响”[2]。正因为如此，对社会冲突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一直是国外社会科学家努力的方向。如果从学术传统来追究，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齐美尔和韦伯的著作代表了社会学中冲突理论的开端。在20世纪上半叶，帕森斯所强调的社会成员共同持有的价值取向对于维系社会整合、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的结构功能主义成为了社会学理论的主流，但有关社会冲突的研究并没有停止。到了50年代，随着西方社会冲突现象的普遍增长，以达伦多夫为代表的社会学家通过对帕森斯功能主义所描述的“极度一致、整合和静态”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形态的批判，以及科塞“通过强调冲突对社会系统的整合性与适应性功能来修正达伦多夫的分析”建构了现代社会冲突理论，并使之发展成为了“渗入到经验研究的各个方面：政治社会学、种族与民族关系、社会分层、集体行动等，所有这些方面及其他一些研究工作”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3]。 毫无疑问，这些学术大师所进行的努力和贡献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命题为我们分析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冲突提供了大量的理论资源。在我看来，这些基本命题主要有： 命题一：社会冲突是人类交往过程中的对立状况，它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是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因。“冲突被认为一个在社会性与结构性安排中相反力量间产生的不可抗拒的过程；这样的冲突为一些干扰性的结构条件所促进或阻滞；在某一时间点的冲突的消除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构性状态，在特定的条件下，这种结构性的状态会不可避免地使相反的力量之间发生进一步的冲突”[4]。 命题二：从性质上来区分，社会冲突可以分为工具性冲突和价值性冲突。这两种类型的社会冲突在目标特征、行为方式、组织资源、政治化水平、暴力程度、持续时间、社会影响等各个方面均有所不同，但又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如果冲突是工具性的，并被视为实现冲突群体清晰明确目标的手段，冲突的暴力性水平将会下降”[5]；而社会“系统中被统治群体的意识形态统一性越是提高，他们的政治领导结构越是发达，统治群体与被统治群体之间的利益与关系就越有可能极端化，且不可调和”，因而导致社会结构的改革。但是“在如下条件下，冲突对整个社会将会产生整合效果：A、冲突是经常性的、低烈度的和低暴力性的，让冲突中的人释放敌意；B、冲突发生于一个成员与次级单位之间存在高度功能性依赖的体系中，鼓励创造出规范协议来调节冲突，使资源的交换不致于中断；C、冲突产生不同冲突群体间的联系”[6]。 命题三：社会分化造成的社会群体利益的对立，不平等系统中被统治者的相对剥削夺感与不公正感上升，并因此导致统治者政治权威丧失是社会冲突发生的根本性的原因。而社会“系统中的被统治群体越是意识到其集体利益并怀疑稀缺资源分配的合法性，他们就越有可能参加针对这一体系的统治者的冲突”[7]。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群体分化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部分人群的相对剥夺感更为突出，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以及对国家实现市场经济后的期望也在不断增长，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加剧。也就是说，“传统国家处于现代性的影响下，已冲破传统生活方式的束缚，正面对着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压力，遭受着新的、更好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保障方式的冲击，由于现代化的变革进程，特别是由于政府无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期望，而受到挫折。这种挫折的产生与泛滥会造成政治上的不安定”[8]。而同社会处于转型期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一样，这个时期的社会冲突也具有目标的变动性和形式的多样性这样一些特征。而一旦出现经济（特别是金融）、政治和社会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形，就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政治骚乱。 二、精英谋权和工农争利 依据上述所确定的基本命题，我们可以对近三十年中国的社会冲突状况进行一个基本的描述：以八九政治风波为标志，中国的社会冲突经历了由知识精英主导的争权活动到由工农为主体的维权抗争活动的转变。知识精英的争权活动其显著特点是在民主和法制的旗帜下重构社会价值和政治体制；工人和农民的维权抗争活动以在法定框架定内争取和维护基本权益为特征。这些转变和特征都是由社会利益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统治秩序所决定的。 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农民在生存压力下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挑战是这一转型的突破口。执政党内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开明派领导下，“改革”和“开放”也就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内，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的物质利益均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明确的改善。但是，这一社会转型同时使已成为了中国社会主流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所宣扬的核心价值和信仰体系经受着挑战。这一挑战是在两条战线以两种形式展开的，并共同构成了上世纪末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解放运动”。其一是执政党内开明派的领导人，为了论证和寻找“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下展开“真理标准”大讨论，其重要成果就是否定了长期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极左”的思想路线；其二是那些经受了“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运动长期迫害的知识精英们，在“新启蒙”的旗帜下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着根本性反思，其成果就是让“民主和自由”重新成为了人们反专制体制的旗帜。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两条战线和两种形式的“思想解放”有一定的互补性，但它们之间的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知识精英们在批评毛泽东统治时代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彻底改革中国“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目标，要与执政的共产党分享权力也就成为了许多改革方案的重要内容。这不仅遭到执政者中的保守势力的追杀，而且也让执政者中那些开明的“改革”派感到恐惧和不满。他们企图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来约束这些激进的知识精英们。而这些行动起来的知识精英们已无视这种约束，他们在民主、自由和法制的旗帜下走上了街头。这就迫使已分化的权力精英为了共同的利益而重新建立同盟，并平息了知识精英的抗争活动。 八九政治风波标志着知识精英与权力精英直接冲突的结束。在此后的几年时间内，虽然一些激进的知识精英仍然对权威主义政权充满着敌意，但在强大政权机器的高压和在开明权力精英的感化教育之下，他们不得不接受暂时无法更改的现实。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开放的经济领域所出现的下海经商潮，也消解了部分知识精英的政治热情；同时，对那些仍然具有政治抱负但愿意认同现体制的知识精英们则提供了更多的进入权力体制的通道。这样，到20世纪末，中国形成了一个具有排斥性的统治格局，社会冲突也就有进入到了新阶段。 大体上来说，这个新的统治格局有如下几个特征： 特征一，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合法”地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在共同的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实现了所谓的“精英联盟”[9]。 权力精英利用国家权威通过财税体制强化社会财富的集中程度并主导着社会财富的分配。他们由于垄断了国家的权力资源，而在经济上成为了最主要的获利者。特别是，那些代表国家直接掌握国有经营性资产的企业管理者，尤其是一些垄断行业的经营管理者，不仅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力“合法”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通过“内部人”控制等方式将国有财产非法地转为己有。同时，国家经济体制转轨出现了一个权力资本化时期，社会财富通过非公平的体制转移，使一部分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了新生代资产者。在“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口号下，知识精英也获得了社会财富的部分支配权。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的转换机制已经初步形成，他们之间已经具有了身份转换的通道。在领导干部“知识化”的要求下，许多知识精英已成为了权力精英；权力精英又可以通过下海经商或官商兼顾等方式成为经济精英；十六大又开启了经济精英向权力精英转化的通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他们对政权的认同。 特征二，在强大的权力和资本压迫下，广大工人和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了社会弱势群体。 社会分配不公越来越严重，贫富之间的差距已超过世界公认的警戒线。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91年的0.282发展到1995年的0.388，1996年则上升到0.424，到1998年以后一直在0.456以上。其中2000年达到了0.458，10年上升了1.6倍。随着社会财富的都市化，加剧了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的差距。5%的富裕县与5%的贫困县人均GDP相差16.4倍。中国私有财富超过96%是由占38%的城市人口所有，且又集中在大都市并由占城市人口8%左右的人掌握；最贫困的20%家庭仅占有社会全部收入的4.27%，而富有的20%家庭则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与此同时，产业工人地位全面下降，绝对贫困人口增加，劳动环境日益恶化，劳资冲突加剧。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获得的成果已经被各种苛捐杂税和强大的市场所鲸吞。被大部分知识精英遗弃的工农处于无意识和无组织状况，其生存条件和正当利益得不到正常表达，出现了工农的“失语症”并表现为群体无组织的“散沙状”。 特征三，这种二元社会的排斥性体制具有刚性稳定，社会核心组织层对边缘群体表现出排斥效应，使社会结构显现出明显的断裂带。处于强势的社会核心组织边界封闭功能强大，而处于弱势的边缘群体则不具有整体向核心集团溶入的能力。而且，这种状况并不会因经济发展而得到改善。恰恰相反的则是，经济的发展只会为强势的核心组织层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加强其边界的排斥能力。这是因为，尽管核心组织层在其形成过程中，具有了一定的兼容性，可当核心组织层发展到足以自组织的规模时，处于强势核心层之外的社会成员要想进入则需要非常高的成本。而且，这种排斥性组织具有单向交流特性，即核心组织层与外层群体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流过程中表现出单边汲取，而不是相互交换。这就使这种排斥性体制能够获得维持其生长的资源，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出现全面的崩溃。也就是说，一旦这种排斥体制的边界形成，工农的社会地位就会进一步边缘化，并会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这表明，在发展主义旗帜下，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甚至到了新世纪被称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经济繁荣”的“太平盛世”，人们惊讶地看到，由于对社会公平缺乏应有的关注，出现了一个将工农边缘化的排斥性体制。这样，中国的社会冲突也进入到了一个以工农为主体的维权抗争阶段。根据中国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最近十年来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在迅速增加[10]。群体性事件1993年共8709宗，此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宗，2003年60000宗,2004年74000宗,2005年87000宗，2006年90000宗。其中80%以上的事件诱因基本上是由于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主体也大部分是工人和农民。 转型中国的社会冲突从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争权运动向以工农为主体的维权活动是一个重要的转变。知识精英的争权活动是以较典型的社会运动形式表现出来的，是基于有关社会基本价值理念的统一诉求下进行的集体行动，它表现出一定的规模性。而工农的维权活动则是一种议题式的抗争活动，具体的事件与具体的诉求决定了其多发性和分散性，他们一般不直接冲击社会核心理念，而是从传统的政治话语和法律框架内寻找到适合自己维权的依据。 三、以法抗争和以理维权 我对近十年来工农维权抗争活动的实证性观察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其一，对这期间发生的工人和农民维权的部分重大事件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特别研究分析了近一年来发生的200起工人罢工、游行示威案例和87起因土地问题而发生的警民冲突；其二，对工人和农民中部分抗争维权精英进行了数年的跟踪访问，这其中江西省安源工人和湖南省衡阳农民是我观察的重点；其三，收集分析了近二万多封工人和农民上访告状信。在我看来，目前工人和农民的维权抗争活动分别有如下特点。 第一，农民的“以法抗争”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土地争议已成为了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 我曾经在《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这一调查报告中指出，自进入转型期以来，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在1992年以前，农民的多数抗争可以大体归结为西方学者称之为“弱者武器”的“日常抵抗”形式，这种抵抗主要以个人为行动单位，因而不需要计划或相互协调，利用的是隐蔽的策略，以不与权威发生正面冲突为特征，是一种有关个人直接利益的“机会主义”抗争。而自1992年至1998年，农民的抗争可以归结为“依法抗争”或“合法的反抗”这类形式，其特点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政策，以上级为诉求对象，抗争者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上级，抗争者不直接对抗他们控诉的对象。这种抗争形式是一种公开的、准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形式，采用的方式主要是上访，以诉求上级政府的权威来对抗基层干部的“枉法”行为。它一般以具体的“事件”为背景，主要是一种有关集体具体利益的抗争。而自1998年以后，农民的抗争实际上已进入到了“有组织抗争”或“以法抗争”。这种抗争是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农民自己，抗争者直接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基层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政治性抗争[11]。根据我最近完成的一项农村社会形势专题调查表明，土地争议已成为了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问题[12]。与前几年的因税费问题发生的冲突不同的是，农民因土地发生的冲突有着下面显著的特征： 1、直接发生冲突的双方当事人有所变化。从控告方而言，虽然村民联名仍然是最为主要的形式，但村级组织已成为了重要的控告方。这主要是由于在强行非法征地等争议中，村级组织与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在村民们的压力下有可能成为抗争的主体。从被告方来说，市县成为被告方的比例较高，具有政府职能的开发区或某些公司也常常成为被告。在农民税费争议中，被告方主要集中在乡村两级组织，其中乡镇政府是最主要的被告，市县很少成为农民直接控告的主体。 2、与农民抗税费主要集中在中部农业省份不同，目前农村土地争议最集中的地区是沿海较发达地区，其中以浙江、山东、江苏、河北、广东最为突出。这些地区争议的主要是非法或强制性征地，农民控告的对象主要是市、县政府。在中部地区的安徽、河南及黑龙江等地区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是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的侵犯，控告的对象主要是乡镇及村级组织。 3、冲突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在农民的税费争议中，上访、宣传和阻收是最主要的抗争方式[13]。目前的农地冲突，农民虽然也上访，但更多的则是到县市政府部门门口或被征土地上静坐，有的还到市县主要交通要道游行示威甚至高速公路、铁路上静坐。 4、冲突的程度变得相对激烈，警农冲突时有发生。在农民抗税维权时，由于中央有明文禁止使用警力，地方政府在使用警察镇压农民维权代表要承担政策和农民反抗的双重风险，所以除个别事件外，很少因税费问题而直接发生一定规模的警农冲突。而目前的土地维权抗争活动中，由于利益巨大，双方争议无法协调，地方政府动用规模警力对待失地维权的农民已是常事。 第二，工人抗争活动的基本特征是“以理维权”，其主题是经济权利及相联系的民主管理权利。 工人的维权抗争活动是在企业制度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变化使目前的中国同时存在三种性质的工人：传统意义上的工人、下岗失业工人和雇佣工人。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处境，有着不同的利益，也就有不同形式的抗争。为研究工人维权抗争的有关情况，我对2003年6月以来全国发生的200起工人维权抗争事件进行了分析。虽然这只是同期发生的此类事件的一部分，但也可从中获知目前工人维权抗争活动的一些基本特征： 1、导致工人维权抗争的原因较为复杂，其中因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拖欠工人工资等问题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据了非常大的比例。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等法定程序、违背工人意愿强行改制；改制安置不合理，工人不同意买断工龄方案或没有代工人交纳社会保险；原来拖欠工人的集资款、工资或其它福利待遇没有退发给工人；改制过程中对企业资产的评估不合理而导致国家资产流失等等。 2、抗争的方式主要有上访、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要道、占领工厂等。在上述的200起工人抗争事件中，因工人行动堵塞交通要道而影响到公共安全的事件有57起，其中，工人直接到国道或省道等公路上静坐的11起，到铁路上静坐的5起。 3、工人在维权抗争中与警察的冲突十分突出。在上述的200起工人抗争的事件中，有28起事件最终导致工人与警察的冲突，其中有9起事件地方政府动用了武警和特警，有数十名工人在这些冲突中受伤或被捕。 4、工人的维权抗争开始突破了单位，走向行业或地区性的联合。在上述的200起工人抗争事件中，有11起是出租车司机因不满政府乱收税费的行为而举行的全行业罢工。我曾收到了一份题为“如此转制：不利国，不利民”的控告材料。这份材料是以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69家集体和国有企业职工名义发出的。它不仅列举了这些企业共同的问题，而且还分企业列举了各个企业的特殊的问题。在材料后面又分别列出了每个企业派出的职工代表。这说明，这里的工人已经突破了单个企业的抗争界线，走向了区域性的联合行动。 第三，对农民的“以法抗争”和工人“依理维权”的一个比较。 由于工人和农民这两大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所面临的问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他们在进行维权抗争活动时也就存在许多不同。这些差异性的具体表现，在上述的分析中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妨集中表述如下： 1、维权抗争的依据有所不同，农民是“以法抗争”，工人则是“以理维权”。无论是为税费还是为土地，农民多以具体的国家法律和中央文件为依据。在许多场合，农民以全面落实“减轻农民负担”和“村民自治”的法律和中央文件作为其诉求目标。农民认为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和痛苦都是由于县乡政府或村级干部不按法律和中央文件办事造成的，他们假设这些文件的规定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工人抗争维权则多以意识形态为依据，在工人们的诉求文本中，最常见抗争理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义,共产党是我们工人阶级先锋队，工厂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因为在许多工人的想象中自己还处在国家的权力体系之中，他们的抗争可以归结为“以理抗争”。 2、维权抗争的内容有所不同。农民以减轻农民负担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口号是“减轻农民负担”，“村民民主权利”。近几年来，由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害，为土地问题引发的冲突显上升趋势，农民要求维护土地权益成为了中心议题。工人抗争的主要是经济权利。那些已退休的工人为了争取应有的福利待遇提出的口号是“要吃饭”，而那些下岗了的工人为了获得劳动的权利则提出“要工作”，那些正在进行国有企业改制的工人为了保住工作岗位则提出要“保护国家财产不被流失”，那些生活在完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雇佣工人则提出“发放足额工资”及改善工作条件等目标。 3、维权抗争的对象有所不同。农民以基层政府为直接抗争目标。这是因为，在农民看来，是由于基层政府不忠实地执行国家的法律和中央政策而导致他们的权益受损。而工人抗争的对象是企业管理者和资本拥有者。作为国营企业的职工来说，他们下岗失业或不能享受到应得的福利待遇，都是由于企业的管理者的腐败无能造成的。因为，这些不是资本家的企业的管理者实际上行使着资产者的权力，他们利用职权在侵吞国有资产并对工人的权利带来损害。为此，工人们就理所当然地将他们视为了抗争的对象。而在资本主义体制度的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则把资本家和企业管理者作为抗争的对象。工人和农民这种抗争对象的区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权益受损的表面原因在基层政府，中央将农村基层党政作为防范对象；有关工人权益受损的决策则是中央决定的，地方政府的行为比较超脱，而且国家往往以改革开放的名义站在资本的一边，这在事实上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行为的合法性依据。 4、抗争的主体和组织形式有所不同。组织和动员工人抗争的主要是有一定的知识和威望的下岗职工、退休工人或干部，甚至包括一些党员干部和工会干部；动员农民抗争的骨干是在乡退伍军人、回乡退休的国家干部和原村组干部。在维权抗争组织方面，农民叫减负组、减负会、维权会，有的直接叫农民协会，更多的叫减负代表、上访代表。工人则叫“学习组”、“护厂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组”，有的直接叫“游行示威领导小组”，或称为“罢工委员会”；相比较而言，工人的组织较为公开而且正规，有较为明确的组织纪律；而农民的维权抗争组织多处于地下，主要靠道义来约束，还是处于软组织状况。 总之，无论是农民的“以法抗争”、工人的“以理维权”，在性质上都表现为如下四个特点：其一，都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经济性大于政治性；其二，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但随着从个案维权向共同议题转变，权利意识有所加强[14]。其三是反应性大于进取性，基本上都是因自身权利受到了侵犯的一种反应性行为。其四则是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共存，就是说，维权群体的目标是合法的。但在具体的行为上，也可能出现一些非法现象。 四、社会泄愤事件及群体心理 2008年6月28日下午，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烧，致使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被损坏[15]。事件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在武警的处置下瓮安县城秩序恢复正常，瓮安县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公安部门负责人因此被查处[16]。对此类事件，有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称之为“社会骚乱”有的甚至称为“社会敌意事件”[17]。在我看来，这样的称谓过于简单，容易忽视事件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只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许多不同点。除了上述维权事件、社会纠纷和有组织犯罪外，还有一类群体性事件即“泄愤事件”[18]，它的特征表现在： 第一，这些事件主要是因偶然事件引起，一般都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过程，突发性极强，从意外事件升级到一定规模的冲突过程非常短。就是有些事件出现过事主不满，找有关部门反应或要求解决问题而未果，但真正骚乱事件发生时，仍然有很强的突发性。比如2004年的重庆万州事件就是这样[19]。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庆市万州区的搬运工余某途经太白路中段，其肩上的扁担撞了在他后面行走的曾姓妇女。随后两人发生争执，曾某打了余某一记耳光，后来曾某的丈夫胡某也冲上前殴打，并自称是公务员，出了什么事花钱可以摆平。胡某的真实身份是昊盛房地产水果批发市场临时工。事件当即引起群众的公愤，造成数百名群众围观，使交通堵塞。接着发生砸烧警车的行为，造成数千群众聚集围观。随后近万民众向位于高笋塘广场的区政府大楼集结，要求政府出面公平处理民工被打事件。民众先后将5辆警车及消防车掀翻后放火焚烧。万州区政府玻璃大门也被群众扔的石头打碎。群众冲撞区政府办公大楼，抢走电脑、损毁财物。 第二，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找不到磋商对像，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这种所谓的“无直接利益冲突”或“泄愤性冲突”是社会泄愤事件区别维权事件和其它事件的最为主要特点。前面所说的万州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安徽池州案件也是如此[20]。2005年6月26日14时30左右，安徽池州城区翠柏路菜市场门口，一辆挂着苏A牌照的丰田轿车将行人刘某挂伤，双方发生争执，车上司乘人员将刘某殴打致伤，引起部分市民不满并向池州110报警。接警后，九华路派出所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将刘某送往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室就诊，拟将肇事者连人带车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围观的群众认为警察在袒护打手，袒护商人，要求警察把人交出来。18时左右，围观群众近万人，有人开始推砸肇事车辆，将丰田轿车砸得面目全非并掀翻。接着有人开始点燃轿车，并向着火的车辆扔入鞭炮，引起骚动。随后围观者把停放在派出所门前的一辆警车推堵到派出所门口，一边点燃车辆，一边燃放鞭炮，顿时浓烟四起，现场混乱开始升级。接着围观者开始袭击现场武警，6名武警被石块砸伤。赶来灭火的消防车，不但消防栓被抢，车子也被推离现场十余米。19时40分，停放在翠柏路上的一辆宣传车和一辆警车同时被点燃。随后，围观者开始围攻附近的东华东超市，他们破门而入进行哄抢。3个多小时以后，超市被洗劫一空。事后查明，这起事件参与者与交通肇事双方都没有直接关系，大都是临时参与事件中来的。因此，当事件发生时，基本上找不到磋商对像，警方也很难控制局面。 第三个特点就是，在事件发生和发展过程当中，信息的传播有新的特点，其中，短信和网络传播的各种信息，对事件发生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信息传播方面，浙江瑞安事件较为典型[21]。2006年8月18日凌晨浙江瑞安市三中29岁的女教师戴某坠楼身亡，其丈夫家人以死者受不了教学压力自杀而报案，公安人员调查也认为系自杀，该校师生都不认同这一结论。网上开始流传戴某是被其夫家谋害，而其夫家是当地亿万富豪，买通了警方等信息。8月20日，瑞安市三中几百名学生自发游行呼吁调查真相，学生们发表公开信。9月5日，温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研究所作出尸检报告，认定戴某系精神抑郁症发作，引发夜间跳楼自杀。9月6日，因民众怀疑在塘下韩田菜场有人用贿赂的方法获取支持定案自杀的签名引发众怒而被围困。下午2时左右，警方开了二十几辆警车，特警队的人全副武装，拿着电棍，盾牌等，往人群中扔摧泪弹，驱散人群。但在此其间，各种关于公安人员被买通的短信和网络信息在当地传播，号召民众游行示威。9月7日上午，数千市民按短信要求再次组织几批人分别游行到塘下镇府和塘下派出所抗议，并有民众涌到戴某夫家工厂，致使五部汽车被砸，厂里的设备电器部分基本报废。 第四，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不仅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造成财产方面的损失，而且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一般来说，民众进行维权活动都较为克制，但社会泄愤事件却大都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事件就其目的而言，具有维权性质，但随着事件的发展，后面发生了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也就从维权变成泄愤性骚乱了。比如2007年发生的四川大竹事件就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2]。2006年12月30日凌晨4时许，该县竹阳镇莱仕德酒店一名女员工不明原因死亡。在公安机关调查侦破期间，死者亲属与酒店方发生争执，矛盾激化。2007年1月15日下午，死者亲属及数百名群众到莱仕德酒店门前聚集，要求尽快查明死因。这个阶段基本上应是维权。可到了2007年1月17日下午4时左右，近万名围观者中的少数人员冲入酒店打砸烧，这就改变了事件的性质，从维权变成了泄愤。 应该说，上面关于社会泄愤事件特点的分析，也就是判断此类事件性质的基本标准。其中最需要关注的就是事件的参与者，他们与诱发事件并“无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一种“泄愤性冲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社会泄愤事件是一种群体行为。这种群体行动，与学术界所使用的集群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或集合行为并无根本性的区别[23]，主要是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群体情境中，由成员之间的相互暗示、激发和促进而发生的社会行为”[24]。但它与“集体行为”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表现为，集体行为有比较高的内聚性，集体成员愿意参与集体的活动，不做有损这个集体的行为，也就是集体行为具有高度组织性[25]。 如果说，维权事件表明的是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而泄愤事件则表明的是国家的管治困境。所谓“管治困境”，就是指国家在管理社会秩序方面的有效性存在问题与危机。它和政治危机及经济危机是有区别的。政治危机主要是政治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经济危机则主要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三类危机是相互联系，互为牵动。一般来说，造成管治困境主要有两大直接因素：一个是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一个是政府管治能力的低下。[26]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群体心理更值得注意。 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群体行为的发生过程中，会形成区别于个体的“群体心理”。对此，法国人勒庞早在1895年就有过深入的分析。他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指出，个体一旦参加到群体之中，由于匿名、模仿、感染、暗示、顺从等心理因素的作用，个体就会丧失理性和责任感，表现出冲动而具有攻击性等过激行动。“一个心理群体表现出来的最惊人的特点如下：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颇为不同”。[27]通过对近年来所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特别是瓮安事件进行观察和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的社会泄愤事件在群体心理上主要表现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借机发泄心理。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并不仅是针对起因事件本身，该事件至多起了一种催化或引爆的工具性作用，根本原因是人们对特定社会结构或状态不满，并且认为表达意见和寻求救济的合法途径被堵死，从而转向用行动发泄不满。当前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利益的重新分配、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和差距加深，社会充斥着广泛的不满情绪，很多人没有在经济发展中收益，反而感觉生活压力加大，心理上产生了相对的被剥夺感；某些地方政府长期行政不作为、乱作为，造成社会秩序紊乱甚至失控，一些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司法不公平、不公正，信访长期无结果，使人感到无处说理，心理压抑；道德体系崩溃，人心迷茫。这些深层次矛盾长期累积，得不到有效的排解与疏导，碰到合适的导火索，“突发性”事件的发生也就绝非偶然了。其二，逆反心理。当起因事件发生后，政府有关部门出来“辟谣”或“定性”时，因其长期的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已经很难在民众中树立威望和公信力。因而，无论政府如何解释，人们不仅不可能相信，反而将其视为政府推卸责任、隐瞒事实的借口。“辟谣”或 “定性”不仅无法起到安抚人心的效果，反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其三，表现欲和英雄情结。个人进入群体后，总有一种表现欲。这与人在现代社会里孤独感增强有关。其四，盲目从众。许多参与事件的人，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事件发展的严重性，更无法说清自己参与该事件的目的和动机，而只是“看着别人跑过去，我也跟着跑过去了”。其五，法不责众心理。在群体性事件中，个人之所以参与其中，法不责众心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许多参与事件的人认为，只要人一多，个人混在群体之中，做着和其它千百人相同的事，往往相信自己的行为不会受到追究。 社会泄愤事件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群体心理表明，如果不能建立一个真正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和有权威的法制社会，就有可能在在一定的场景下发生社会泄愤事件。 五、威权体制下的刚性稳定 应该说，无论是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事件还是因民间纠纷引发的社会泄愤事件，或者是经济纠纷引发的社会骚乱，都不具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民众抗议政府腐败、不作为、乱作为等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具体利益问题，目的不是推翻政府并取而代之。尽管有某些参与者想通过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但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没有组织化的政治力量在其中运作。例如在贵州瓮安事件中，虽然民众把县委和县政府及县公安局烧了，但只是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并不是想另立新政府或者分享政治权力。也就是说，在目前中国威权体制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前提下，群体性事件只是一种表达民众利益诉求或情绪的方式，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活动，虽然会对社会治理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带来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统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正是这些事件与2008年3月西藏地区的骚乱事件以及2008年9月新疆恐怖袭击之间的根本性区别。 但是，这些事件会不会在特定的形势下相互关联，以至形成全国范围性的态势？这是执政者比较担忧的问题。我认为在当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像贵州瓮安这样的社会泄愤事件发生了围攻政府的行为，但他们仍然没有政治诉求，其所涉及的问题是局部性的、就事论事的，这是针对当地强势群体的掠夺而做出的反应性行为。虽然引发这些事件的根源如社会分配不公、经济剥夺、司法不公、权力腐败等问题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且因偶然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一定地域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但它在目前尚没有跨地区的传染性。从上面的案例看，虽然在全国一些地区发生了群体事件，并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它地区的民众也通过网络等媒介对其做出评价或进行舆论支持，但在大多数地方，社会是比较稳定的。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事件爆发的根源虽然是确定的，但它所针对的具体问题在不同地方却未必有很强的共性。因而，它在其它地区不具备进行同样复制的能力。 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存在一种特有的社会运动机制：大量的无组织的个体，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而自发地做出理性的选择。但因为社会主义体制造成了大量个体在生活处境上的高度雷同（比如，1978年之前在人民公社里劳动的农民），使得大家不约而同地也选择了高度雷同的行为方式（比如，尝试分田到户）[28]。但这种情况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会群体必须具有较高的同质性，从而把分散无组织的个体行为联结起来。这种机制在改革开放初期存在，但随着社会结构分化的加剧而慢慢消解了。但在目前，这一机制又有逐步产生并得到强化的趋势：差异性极大的不同个体因面临共同的社会问题而产生了普遍趋同的利益诉求，如要求经济上更公正的分配、权力的公开透明化运行、司法的公正性等。因而，当这种趋同化的诉求不断强化并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具有了可复制的能力。这是执政者必须面对的，但这种可能性在短期内不会存在。因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群体性事件仍然会以有限范围的孤立事件形式而存在，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维持很长时间、能影响全局的社会运动。可见，在目前中国威权体制下，群体性事件只是一种民众表达利益诉求或情绪的方式，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活动，虽然会对社会治理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带来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不会影响到中国政治统治的完整性，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管治的有效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 然而，当前中国的社会稳定是与威权体制密切相关的“刚性稳定”。这个所谓的“刚性稳定”是我杜撰出来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缺乏必要的韧性和延展性，没有缓冲地带，执政者时刻处于高度的紧张状况，企图运用一切资源来维系其“专政”地位，最终可能因不能承担十分巨大的社会成本而使政治统治断裂和社会管治秩序失范。具体到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这个“刚性稳定”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刚性稳定”是以政治权力的排它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一般来说，国家的政治稳定主要是指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连续不变，没有全局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骚乱，公民不是用非法手段来参与政治或夺取权力，政府也不采用暴力或强制手段压制公民政治行为，各种政治行为符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社会政治生活有序可控[29]。但它并不意味着组成政治系统的各个要素没有变化，而是指政治系统内部的主要成分，如基本政治价值、政治文化、基本政治制度或宪政结构比较持续或比较平缓的变化，关键在于政治系统要保持动态的有序性和连续性。中国现在基本政治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威权体制。当然，这种威权体制与专制政体是有区别的，但在政治权力的独享性方面，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垄断政治权力作为体制的最高甚至终极目标。这一点，邓小平说得很明确。他“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30]。这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世人，中国的稳定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从目前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进度看来，民主是修饰，“专政”才是根本。而在政治学的解释中，“专政”一般用来特指拥有至高无上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依靠暴力实现统治。就其本身来看，国家合法地垄断政治权力，防范公共权力运作的私人化，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其它形态的社会制度中也是如此。关键在于，现有的制度能够通过政治吸纳的方式，吸收不同社会群体参与到政治权力的过程和运作中来，而不致使政治权力沦为少数强势群体和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维护被制度性地排斥在外。事实上，在中国的执政者看来，“人民民主专政”最为重要的意义就是用“专政”的手段维系“专政”的政治地位。也就是说，在威权体制下，最为重要的稳定是统治集团独享的政治统治权力是否受到威胁。因此，任何分享政治权力的企图，都会被视为最大的体制性的不稳定，都会被看作是整个体制的敌对势力攻击，都会被当成是“生死存亡”的大事情。因为在威权体制下，刚性稳定与专政具有同样的意义，而一旦失去了专政地位，就意味着有可能被杀头和被清算。为了不杀头和不被清算，执政者就一定把拥有政治权力作为终极目标。这就决定，在这种封闭的稳定政治状态下，执政者必然竭力回避或者压制寻求政治变革的声音，政府和民众也就缺乏政治沟通，缺乏政治变革的活力，最终导致不能灵活应对日益变化的政治现实和满足民众的政治需求。 其次，“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如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运等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在“刚性稳定”状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没有灰色中间地带和讨价还价的余地，经常把一切民众利益表达方式当成对社会管治秩序的破坏。在中国目前，虽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但这个法律从实际的运行来看不是保障公民游行示威的权利的，而是为了限制甚至消灭公民的游行行为，所以很少有申请能经过批准。这样，一切本来合法的游行示威，由于政府的不作为而变成了“非法行为”。而中国目前的《宪法》都取消了1975年和1978年宪法规定的公民罢工权和罢市权（没有查到有关“罢市权”或者“罢市自由”的规定）。因此，在威权体制下，任何在其它国家被视为公民权的行为，都有可能被视为非稳定因素。目前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有许多是工人和农民、市民等群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采取的集体上访、游行示威等行为。这些事件并不是针对政府的，政府至多是调解者或中立方。但由于政府把这些行为定性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而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就不得不采取各种维稳行动。这样也就把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推到了前台，成为了冲突的一方。可见，这种把社会绝对安定作为社会管治目标的“刚性稳定”的一个十分严重的后果，就是政府要直接面对这些“非法事件”，没有任何缓冲和回旋的余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在矛盾调解和纠纷化解中的作用。因此，为了维护“稳定”，除了暴力压制或者通过某种策略消灭这些事件外，不能谋求纳入制度内予以解决。这样，政府本来可以处于十分“超脱”的地位，但由于处理矛盾的技巧问题和体制性压力的影响而陷入管治困境。 再次，“刚性稳定”以国家暴力、控制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为手段，具有非程序和非法制性。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维护“刚性稳定”的主要手段有三个。其一就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也就是政权掌握的暴力工具。在一定的程度上，所谓“社会稳定”已成为了一些部门和个人的利益。某些部门通过夸大社会稳定面临的困难，来为本部门增加编制和经费，并通过所谓的联席会议等机构，获得法外权力。其二是各级政府加强舆论管制，控制各种媒体，压制不同声音，以垄断信息。但是各级政府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利益共同体，每一级政府、每一个部门都有自身的利益。当他们向公众过滤信息的同时，自身获取信息的成本也在增加，而且导致自己本应获得、本可获得的信息也流失掉了，尤其是下级部门为自身利益而蒙蔽上级时。这样，一些政府本应及时察觉和处理的矛盾成为不入政府法眼的“存在之无”。 [31]值得注意的是，舆论管制和信息控制在互联网时代难度越来越大；其三是控制社会组织，对任何组织的成立实行严格的登记、审批制度，不许可任一组织自由地表达利益和诉求。用这些手段来维护“刚性稳定”，有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意味，就像抗击洪峰一样，每一次追求稳定的过程都要付出代价，而且处理下一次的事件，则必须用更多的资源、更强的暴力才能达到目标。而且在今天这样的网络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对靠利用国家暴力、垄断信息、控制组织和压迫言论来达到维护稳定的目标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何况在这个时代，中国公民自身权利意识不断增长，国家暴力、垄断信息、控制组织和压迫言论等政府用来维护稳定的手段同时也是在酝酿潜在的反抗势力。长此以往，中国管治安的警察部门、管舆论控制的宣传部门等则需要终日绷紧自身的每一根神经，不断地加大资源投入，导致社会管治成本不断攀升。而为了维持社会管治的巨额成本，政府不得不利用各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与民争利，从而造成社会矛盾的更加复杂和激化，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这将无异于饮鸩止渴，如果不谋求改变，这种方式下的管治体制终究会有达到临界点的一天。 以上的分析表明，“刚性稳定”是一种集权封闭的、静态安定的、暴力强制的稳定，虽然可以把民众的政治诉求限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但却无法有效地确立政治权威和职责的合法性。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刚性稳定”是与“韧性稳定”相对而言的。[32]“韧性稳定”不仅是分权开放的、动态的、和平而有序的，而且是可以自我修复的。当然，如果从是否可以修复来理解“刚性稳定”，还得注意到政治系统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因为与威权政治相联系的刚性稳定是以压力体制为基础的。压力体制所表现出来的反作用力，还使中央执政者与地方执政者在对待稳定目标和战略上出现一定分歧。威权主义政治权力的运行是单向的，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中央，中央运用政治权力的压力来驱使地方进行各种施政行为。中央执政者为了实现政治权力的独享，要求地方实现当地的静态安定，为此，不惜采取各种责任追究制，用社会稳定作为地方官员升降的最主要指标。因此，当社会底层的抗争成为“事件”时，在众多的责任追究制的压力下，地方执政者惊惶失措，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是采取暴力就是靠无原则的收买解决问题，其目的就是大事化少、少事化了，最后是不了了之。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稳定绑架中央政府。从地方政府角度，要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中央必须给地方政府更多自由处置社会问题的权力。为了维护稳定，哪怕地方政府的行为违法，中央也必须予以谅解。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 六、超越革命和民主宪政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认为，“从马克思到帕森斯的大部分社会分析家都指出了这一事实：社会制度可以持久地经得住一些严重的矛盾或冲突而不致于崩溃或进行重大调整，以减缓紧张。大量的贫困，种族主义或其他形式剥削的存在并不能表明会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同样，结构矛盾的验明也并不能使分析家们可以预告可能发生的变革的方向和最终结果。危机四伏的社会制度可能会崩溃和倒退，比如罗马帝国。但是，也可能会为坚持成功的革命运动提供动力，也可能在不经历基本制度变革的情况下，通过调整自己的内部关系以减缓紧张。或者它们可能干脆继续运行而不作任何重大调整：其原因在于存在着一些特定的权力关系，或缺乏替代结构关系的基础”[33]。应该说，这些分析和结论对分析和预测中国未来的社会冲突是有参考意义的。从总体上来说，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与掌握了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博弈仍然是其主要的内容。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联合，以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而要防止底层联合与精英联盟的冲突不造成革命性的颠覆，需要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建立公正的宪政体制。 第一，中国进入了以工农大众维权抗争的社会冲突多发期，劳资冲突及农地冲突有可能成为其最主要形式。 丁元竹的研究结论是，“在城市中由于失业和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里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以及缺乏正常的权利保障。在农村中，农民收入的持续相对下降，农村中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农村中各种矛盾的严重化和复杂化等因素都使整个社会潜伏着危机。如果遇到某些诱发事件，可能酿成较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事件”[34]。在我看来，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推进，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将逐渐转变成为雇佣工人，尽管他们同那些失业待岗的工人在一定的时期内会采取多种形式的反抗，但却是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因此，工人的维权抗争的主体将转变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方之间的冲突。而在农村，随着税费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及强势资本集团将把目前农村最有价值的土地资源作为掠夺的主要目标，农地冲突将会持续很长一个时期，失地失业的农民将成为全社会的焦点问题。 第二，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大众联合，以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 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是否能实现大众联合，主要取决于如下两个方面的因素： 1、底层群体对身份共同性的认同。与许多国家不同，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不仅仅是老、病、残，而是生活贫困和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和农民群体。一般都认为，目前的工人和农民虽然有共同的社会地位和利益，但他们很难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行动力量。他们的联合甚至需要借助于参与到社会其它群体的共同行动中。“他们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很弱，如果各级政府和媒体都不关心他们、不为他们说话，那么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底层社会群体就只能落入相当悲惨的境地”[35]。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他们中就没有动员组织力量。根据我的实证观察，目前在工人和农民这些底层群体之间有一个人数十分巨大、具有一定的社会关联及组织动员能力的社会群体。这就是复员退伍军人。这是个十分独特的社会群体，仅生活在农村的就有2100多万人。事实上，在目前许多农民减负组织或土地维权组织中，这些人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近年来，在南方的某些地区，复退军人已开始利用这一独特的身份进行着联合性的社会动员。如某地的复退军人就发起成立了一个号称有十多万人的“反腐部队”，它的主要成员是下岗工人和贫困的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宣称实现了“工农联盟”。 2、大众联合的话语体系是否有效。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要进行联合行动，需要有适合他们进行社会动员的话语体系，因为如何使这些底层群体能够认识到他们共同的处境是他们采取联合行动的重要前提。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反腐败”正在成为一个社会动员话语。在过去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社会冲突之中，工人和农民提出的要求基本上都有“反腐败”这方面的内容。在某些工人和农民看来，他们今日生活困境的根源就是“腐败”，而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就需要团结起来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腐败分子”。在我对这些主张“反腐”的工人和农民组织主要负责人进行访谈时却发现，他们虽然对现行体制中充满腐败现象不满，可对未来社会并没有明确的预期，只是希望通过反腐败行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 第三，中国要有效地防范社会大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改变目前的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制权威。具体来说： 1、改变目前县级政权的异地为官制度。地方政治自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充分发挥地方政治精英对地方政治的主导作用。县级领导干部回避制是当前中国重要的人事组织制度。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政治首长对辖区的身份认同是十分重要的，而异地为官制度恰恰做不到这一点。当然，如果要改变这一制度，势必限制了现存的上级政治部门对地方政治的调配空间。但因此通过改变县级政治生态所获得的政治收获则是十分巨大的。 2、从县级间接选举向公开直接选举发展，构建真正的基层民主自治体制。自治制度并不一定是民主制，而民主制一定是以自治为基础的。就是说，民主制度与选举制度是分不开的。县政民主自治也就要开放民选县级领导人。考虑到中国目前的情况，可以分为两部走。其一，按照现行体制，真正按民主的原则来进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并使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专职化，再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县行政长官。其二，经过五到十年，通过修改宪法，过渡到直接由全县选民直接选举县行政长官。 3、重新确立县级政权和县级领导人的政治定位，建立真正的责任政府。建立县域政治的关键是建立政治授权程序，使县政领导获得实在的政治授权，同时让他们负起刚性的政治责任。建立了刚性的政治授权程序，县域政治才可能常态化、职业化。建立了县域政治，县政领导职务才会变成一个受人尊重、创造成就感、值得长期担任的工作，才会吸引对本县人民有承担的地方政治精英。建立了县域政治中刚性的政治负责制度，使在县域政治中决策和行政失当的县政领导必须付出个人的代价，无法托庇于干部流动，县政府才会建立公信力，才有可能成为既对本县人民负责又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地方政府。 4、要进行司法改革，构建司法制衡制度。目前中国司法存在的“审判活动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司法权力地方化”都在县级政治中有所表现。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我认为，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司法制衡，以妥善处理中央政治的统一性与地方政治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这种司法制衡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把司法审判权从地方收归中央，由中央实行垂直管理。显而易见，建立县域司法制衡的关键就是让县法院和县检察院的人、物、事脱离县政权的控制，在人事、财政、业务三方面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而不是对县政领导负责。为了防止县法院和县检察院与县级政权建立不合法的关系，中央政府可以考虑实行司法人员的流动回避制。另外，还必须改革目前的政法委系统。政法委作为执政党对国家司法的领导机构，其设置和工作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法治国家的要求。要实行地方的民主自治，就得排除地方政法委对地方司法的影响和干预。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可以考虑中央政法委和省级政法委保留作为执政党的研究智囊机构，地市和县的政法委取消。 第四，要防止底层大众联合与精英联盟的冲突不造成革命性的颠覆，需要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 在我看来，中国已经存在发生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基础性条件，但目前的工农大众与精英集团的冲突是否会导致一场社会运动甚至社会革命，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其中主要取决如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1、最高执政者的“仁政”能否获得既得利益集团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胡温的亲民新政获得了底层大众的认同和称赞，但并没有获得既得利益集团的真正认同。特别是那些依靠权力而发家致富的人更是如此。只是由于胡温所采用的温和策略及目前的政治经济状况使他们暂时没有发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造成执政集团内部的分裂。事实上，在已往及现存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中央的权威正逐渐被地方党政的自利主张所消解。而且，国家的工作人员所追求的个人目标也在许多方面与国家目标发生着各种形式的冲突。这表明，一个经济开放的社会，如果没有多元化的政治秩序显然是难以为继的。 2、执政者如何对待工农维权抗争活动。目前工农的维权抗争活动是作为一种政治压力而存在的。但是，任何压力都是有限度的，如果突破这种限度就会使现存的统治秩序失去平衡。特别是随着工农维权活动的不断强化，而如果不能将其纳入社会法制轨道，就有可能发生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事件，甚至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这样，就有可能使执政集团中现在仍同情工农的温和派发生转变而与强硬派进行联合；也有可能导致温和派与强硬派的彻底决裂。无论是那种结果，都会将工农的维权抗争转变为国家政治层面的行动。 3、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的冲击无法用现存的意识形态予以修复。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目前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被统治者希望通过革命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这一诉求也越来越缺乏了合法性。但是这并不是说，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没有革命的冲动，只是他们也认识到了革命成功的不可能性及已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