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作者： 《思想》  |  评论(0)  | 标签: 崔卫平 , 文革 , 传统 , 共产党 文/崔卫平 1999年3月，我在一份叫做《文论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以什么名义？〉，针对余杰不久前发表的文章〈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中对于哈维尔和昆德拉的理解，以及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批评，提出了「哈维尔为什么要批判极权主义」、「到底我们批判是为了什么」的问题。这篇文章是我从事社会政治表述的一个起点，在这之前我主要写作诗歌与小说评论。 强调「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批判、要反抗，而不是简单地去批判和反抗，其中包含了一个延展性的视野，即对于我们从小所处革命传统的反思，是希望不要再重复前人所走过的弯路，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某种既定的思维方式，比人们想象的还要顽固。即使在那样「极左」的历史结束之后，它还会存在很长时间，尤其是同样会存在于新一代批判和反抗的人们身上。 这个反思性的立场，开始于1980年代。更准确地说，来自1970年代末期。我是文革结束后考入大学的第一届77级学生，1978年春天进校。我们能够上大学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拨乱反正」的结果，在这之前中国大学十年没有正常招生。我本人在1974年高中毕业之后去农村插队三年，在江苏沿海的射阳县种棉花。 上大学最初几年，始终沉浸在一种思想解放的热烈气氛当中。1978年3月我们进校没几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学大学，重新肯定了科学的权威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是重新肯定了理性而不是迷信在民族生活中的位置。接着胡耀邦先生主持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将一大批人从各种各样的污名状态中解救出来，他们在不同时期因为不同罪名从公共生活中消失。同时，大量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从各个角落里走出来。 我与同学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王蒙、张贤亮等那批右派作家的归来之作，我的古汉语老师在教授先秦诸子百家的同时，不时插进安徽大饥荒饿死人的议论，好像那是一些必不可少的插曲。南京大学南园的报纸栏里，一连多日陈列着张志新烈士的美丽照片，她被塑造成坚持真理的新英雄，一种思想英雄。 1978年我22岁，正是思想成型的时期。每天与周围人们一道经历新的发现、新的真相、新的话题，经历「开禁」所带来的希望以及新的失望，就像从一条长长的黑暗隧道中走出，抬头感受到了刺目的阳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诗人王小妮(当时是吉林大学学生)在一首叫做〈我感到了阳光〉的诗中所描写的情况，很能代表包当时许多年轻人的心情： 我从长长的走廊走下去…… ——啊，迎面是刺眼的窗子两边是反光的墙壁阳光， 我 我和阳光站在一起！ ——啊，阳光原来是这样强烈暖的人凝住脚步，亮的人憋住了呼吸。 全宇宙的阳光都在这里聚集。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存在只有我， 靠着阳光站了十秒钟十秒， 有时会长于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 终于，我冲下楼梯， 推开门， 奔走在春天的阳光里。 经历过那个年代，有两件东西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第一，真相是埋藏在地下的，真理并不流行，相反，它们需要有人坚持，这种坚持有时候需要顶着很大的压力，现实的未必就是合理的。第二，这个国家曾经走过的一段非常弯曲的道路，尤其是在思想上，很多从前被奉为圭臬的，只是一些十分荒谬的东西，它们或许已经深深进入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进入了我们的血液，需要不断反思才能加以清除。 我在一种混乱、晦涩的传统中成长起来。 196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天气很热，祖母带着我们在树荫下吃饭。饭菜上桌时，飘来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烧焦了，闻着这种不祥的味道很难下咽。循着味道找过去，原来是有人将当地淮剧团五颜六色的演出服抬到大街上点起火来烧，那些色彩鲜艳的袍子、裙子、腰带，被伸着长长的火苗渐渐吞没。不时有一两个毛绒绣球滚到脚边，沾满了脏土。而那些美丽的头饰和绣鞋曾经寄托了我幼年时许多梦想。我母亲爱看戏，于是我们孩子有许多机会跟着她进剧场观看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古装戏，虽然并不懂什么意思。 从「破四旧」开始，这是我头脑中有关文革记忆最初的镜头。我所居住的是当地政府的机关院子，院子里有一个漂亮姐姐参加了这次燃烧的行动。她原先经常穿一件黑色灯芯绒上衣，扎两个小辫，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她有个妹妹叫小毛，与我年龄相仿，我们都叫她「小毛的姐姐」，应该是初三或者高一的学生。很快，她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走路的样子劲头十足。她也是全院子第一个去北京天安门，接受伟大舵手接见的人。 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部纪录片里，有位当年北京101中学学生、现在美国某大学教书的杨瑞教授，她这样谈到当年的情况：此前作为小孩子，说话没有人在意，但是成为伟大领袖指引的革命小将之后，在家里的地位突然提高了，父母开始对你刮目相看，自己也觉得神气起来了(大意)。杨瑞所说的，与我们院子里「小毛的姐姐」情况十分吻合。此前这个姐姐在院子里众多孩子中并不突出，但是很快她成了全院子人瞩目的「明星」。与我们住得更近的还有一位哥哥，我们知道他在学校成绩不好，但是成了学校红卫兵领袖之后，也是突然神气起来了，有人有一些事情需要求他。 当时我的眼里，这些哥哥姐姐们，就像是一群「天兵天将」。他们突然从天而降，来到人们中间，彷佛在某个神秘的时刻，接受了某些神秘的指令，并拥有一些神秘的特殊使命。他们还掌握着一些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中有一些特殊的规则和逻辑，这些逻辑有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叫它灭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诸如此类。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有点像我们课本中的孙悟空和哪咤，在天庭中翻滚打斗，俯瞰人间一切。当然远非「俯瞰」，而且是「怒目」和「蔑视」。 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是，被他们称之为「敌情」的，就在我们身边的角落，「敌人」原来都是一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叛徒」、「特务」、「走资派」就是同学或者自己的父母，还有一些陌生的难以理解的专用名词，比如「阶级异己分子」。我们听人说，大前门香烟的包装纸里面，藏着一条「蒋介石万岁」的标语，长我一岁的哥哥带着我，在昏暗的路灯下试图找出它来，心里紧张得不得了——想要发现一桩秘密，又怕自己若是真的看到了怎么办。 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大街上。五颜六色的大标语，那上面将人的名字倒过来写，再划上叉叉；沿街的大字报栏上面，还会有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比如我们院子里的某位叔叔有几任妻子之类；有将这些走资派的头像放到一起，冠之以「狗头集」，我的小伙伴喊我去看「你的爸爸在上面呢」，我赶去之后很快发现：「你的爸爸也在上头」，我们一同羞愧地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街上搭台演出，台下人山人海的，白天和晚上都在演出，那些歌舞所表达的感情不仅是愤怒，还有一种悲愤、悲怆、被遗弃的感情在内，比如那首著名的歌「远飞的大雁」，听上去是红卫兵本身被围困了，他们正处于无助当中，非常Kitch。 夜晚人们突然涌上街头，因为要庆祝新下达的毛主席指示。所有的喇叭都在大声播送，一遍一遍，还有记录速度的播报，很慢，很庄严，就像是天庭里传来的声音，那种时候就会觉得作为一个人不仅渺小，而且需要为自己感到羞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在全国各地播出，在纪录片中充当解说的女红卫兵的音量尖锐、急促，声调要多高有多高，几乎是声嘶力竭，表达一种不要命的忠诚与牺牲。 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这种东西的诱惑。虽然不能理解那些大字报的内容，自己也没有赶得上写一张大字报，但是我学会了当时流行的几乎所有革命歌曲，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红歌」。这些东西强而有力地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感情，尤其是那种毋庸置疑、无可辩驳的口吻和气势，流进了我们的血液。后来我们都清晰地记得80年代初听台湾歌手邓丽君的那种震撼，原来还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可以唱啊，尤其是可以唱得不一样啊。 当然生活中也有一些裂缝。我们半夜起床大街上排在长长的队尾，不只是购买毛主席像章，还要购买紧缺的煤炭。实际上，当父母在「监管室」里，家里的保姆、祖母被驱逐，我们还要承担所有的家务：白天买菜做饭，晚上熄灭煤炉关好门窗，秋天给父母送棉衣等。我们是日常生活的承担者。有一年多的时间，13岁的哥哥带着我过日子，家中没有大人，我们所在的地方，被父母称之为「家」。 我母亲(1925年生)年轻的时候，也见过「天兵天将」，那是真正的、带枪的「天兵天将」。她当时16岁，比我在文革中大一些。 1941年1月发生了著名的「皖南事变」，本来联合抗日的国民党，对安徽南部共产党的军队新四军发动突然袭击，扣押了军长叶挺，军队的其他主要将领被杀害，随后这支军队残存的余部来到了江苏苏北。这年的夏天，重整之后的新四军军部来到了我母亲所在的村庄，新军长陈毅也住在这里。新四军是共产党在长江沿岸的抗日部队，如同总部在延安的北方的八路军。 「一个叫停翅港的地方，多么美丽的名字」，随军部同行的电台女记者戈扬在日记里写道。她本人正好住在我母亲的家里。在日记中她记载了入住我母亲家的情况：堂屋里住着一对四十几岁的中年夫妇，应该是我的外公外婆了，他们的脸上显出不欢迎的表情，但是从门背后闪出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两只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她也不说话，拿起笤帚就开始扫地，意思是说「我把地扫好了，你可以来铺草打地铺了。」 这位新四军的女记者比我母亲大十岁，她是我母亲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为了打掩护，这位女记者也称呼我的外公外婆为「爸爸、妈妈」。新四军在这里进行抗日动员，发动群众依赖文艺演出，我母亲加入为其中的一员，她背着二胡在附近四乡八邻奔走。她还是村里的妇救会长，布置做军鞋、送军粮等。前几年我回家过年她回忆说，当时她的父母对说她：「你现在跟共产党走，国民党回来你要被杀头的」。在一次胜仗之后，我母亲在乡间万人大会上作为抗日积极分子代表发言，她至今记得「场面盛大」。 在这篇有关我母亲的日记的结尾，戈扬特地写道，后来这个女孩「也出来了」，她指的是我母亲最终离开家乡出来干革命了。戈扬是共产党报界凤毛麟角的女强人之一，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恢复工作之后在北京主编一个叫做《新观察》的刊物，提倡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初春天她所举办的改革派会议被看作是「八九动乱」的根源之一，因此在64岁高龄流亡，后来病逝于美国。在那部叫做《天安门》纪录片的开头，她回忆道：战争期间，革命者能够住在老百姓家，得到老百姓的保护，但是后来进城了，老百姓却无法住进他们家了(大意)。1980年代初我从南京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一度因没有住房而住进作家协会一家杂志社的办公室，与她在同一栋楼上，我经常去看望她。 至少在当时，共产党的部队是受到当地群众欢迎的，是能够在人民当中生根的。我父亲的家乡很快也来了新四军。父亲的家庭是地主，按说算是「剥削阶级」，但是父亲他们弟兄四个连同我姑母全都参加了共产党。应该是1972年春天，父亲作为下放干部重新调回城里工作，临别时与家里三个稍大的孩子做了一次谈话。他认真地向我们谈了当年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对于一个地主的儿子来说，这是经过观察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当时国民党十分腐败，贪图自己的利益，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而共产党的新四军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尽量少打搅老百姓，人来了先打扫庭院，临走时收好睡觉用的门板。父亲用「看不惯」来形容他心中对于国民党的态度，这是他的个人用语。其中的「老百姓」是他的工作术语，这放在稍后谈。 父亲的家庭属于典型的中国乡绅阶层。这个阶层处于皇帝与普通人民之间，实际上是乡村秩序的维护者和道德担当者。族谱里记载着比如我祖父如何办起了村里的第一所小学等。他们虽然是秩序爱好者，但是信奉儒家「君轻民贵」的思想，由于距离底层百姓比较近，因此他们的同情和立场放在了普通人民一边。1922年出生的父亲，是受过20世纪初新文化影响的一代，父亲的父亲早逝，但是他的两个叔叔在北京学法律，一个叔叔学数学，他们假期从京城带回来国民政府的律法小册子以及鲁迅、朱自清的著作。父亲本人还是一个科学爱好者。 祖母说，父亲曾经带着弟妹，爬到自家的房屋上，看看有没有藏起来的「浮财」(金银首饰之类)，需要交出来。他们对自家财产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在眼前不远，这需要他们放弃个人的一切。这种自我牺牲的想法应该在儒家的思想里也能够找到源头：「士弘毅而道远」。父亲性格温和，偶尔也会突然严厉起来。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思想》的最新更新： 思想即处理自身黑暗（下） / 2011-10-22 09:37 / 评论数( 0 ) 思考正义的三种近路：桑德尔谈正义 / 2011-08-08 23:29 / 评论数( 16 ) 凝视巴西（下） / 2011-08-05 23:09 / 评论数( 0 ) 凝视巴西（上） / 2011-08-05 23:05 / 评论数( 0 ) 以革命的名义？——评〈两场革命〉（下） / 2011-07-28 10:08 / 评论数( 1 )

作者： 《思想》  |  评论(0)  | 标签: 崔卫平 , 文革 , 知识分子 文/崔卫平 我时常提醒自己，我们没有第二个出身。对于这样一种传统，不是简单丢弃的问题。很有可能在你想要把它们丢弃的时候，已经在重复它的错误。革命传统曾经用「封资修」来称呼所有过去的人类文明成果，认为它们是「大毒草」，弃之不顾。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是时时记起自己的出身，承担起其中的错误和黑暗，乃至运用其错误来培育新的开端。 我甚至不认为在目标上我的追求与我父母亲的追求有很大的区别，我们都接受平等、自由、公正，都在促使那样一个前景的出现，但是很可能他们采取的路径错了，他们抵达目标的方法有问题。我认识一位十几岁在太行山参加革命的老先生、老共产党员，他在去世不久之前对我说：「我到现在也还说不清楚我们这个时代人是怎样变异的。为什么人追求的东西最后转而反对他自己。人的智慧不足以应付他们造成的问题。」他叫何家栋。我希望他奋斗一生的终点以及他所思考的终点，是我的起点。我愿意负担起他——也是我父母一代人——的全部困惑，担负起他们的失败、他们的理想，包括他们的宿命。我愿意将他们的道路，看做我自己的原罪和我的起点。 今天的我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始终需要为自己感到羞惭，甚至为自己的存在感到羞耻，觉得自己是如此空洞、苍白和无力，而是感到需要某些自我肯定，意识到自己身上也有某些值得肯定的东西。因此，我们也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肯定这样的传统和背景，肯定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也学到了某些东西，它并非像有人所讲的那样一无是处，年轻人仅仅在狼群中喝狼奶长大。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长成两颗头、六条胳膊、八条腿的怪物。我们能够理解世界，世界也能够理解我们。当然，我这样说的时候，不应该忘记，不管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我本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受益者，是社会资源的享受者，而肯定有人感受会不同。如果有人表示非常不同意我的这个看法，我也能够理解。 这个传统中包含了很多难以理解的自相矛盾，它不仅与共产主义有关，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有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在中国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被理解、接受，从中又发展出了别样东西。这种文化既有对于平民的体恤，对于百姓受苦的同情，有那种将心比心的悲悯，但是这种态度中，很可能包含了一种看待风景一样看待他人的心情，穷人被看做构成眼前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己分享共处的一部分。汉语中「人民」这个词，意味着不能沟通的两个部分「人」与「民」：前者是受过教育的、主动的、应该受到尊敬的；后者是缺乏教育的、被动的、供驱使的及不能自己做主的。我父亲经常用的那个词汇「老百姓」，其中既有对于底层人民的同情理解，又将自己与这些人划分开来。这之间的不同在于——许多事情不在老百姓掌握之中，老百姓也不知道。 那么就是说，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人们会将同情的眼光落在老百姓身上，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以老百姓自居，与老百姓同甘苦，学习老百姓的语言，穿上老百姓的衣服，但是他们归根到底不属于「老百姓」。他们还有一套自己的语言、思想，身处另一个不同的秩序，这个秩序属于一些特殊的、先知先觉的人们，「老百姓」并不在其中，他们不与老百姓分享同样的权利以及信息。因此，出现在「老百姓」当中的他们，总有一种「扮演」的味道，彷佛质地不同的两个物种。 而一旦有可能，他们又会过一种有保障的或受庇护的生活，享受在等级秩序之内的种种好处。所有等级秩序中的「特权」被看作是对于他们的回报，不同的特权位置体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价值，让他们感到找到归宿。这之后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很少能够向自己这个圈子之外的这个世界再看上一眼，有意无意认为那里都是不值得信任的，是藏垢纳污的，是危险和需要警惕的。在很长时间之内，「社会」这个词代表了「体制之内」对立面的存在，因而拥有了许多负面含义：「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社会闲杂人员」、「社会盲流」、「社会渣滓」。 在民族生活中，拥有一个「先锋队」是十分可怕的。它更像一支「别动队」，凌驾于整个民族生活之上，把整个民族的目标替换成它自己的目标，将民族数亿人的生活变成它的途径和工具，甚至不惜人的生命。它变得不受约束，像一头野兽横冲直撞滑进民族的生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加以限制，没有有效的法律来加以制止。所有那些不合理的事情不能够得到及时调整，「老百姓」有理没处讲，有怨没处申。国家部门本来是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他们如今成了这个国家最成问题的那部分。普遍道德感和责任感的丧失，成了我们民族精神面貌的特征。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权力和特权。 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从理想主义开始，最终走向彻底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从拯救开始，最终将民众再次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从拥有无限远景开始，最终落入毫无目标无所适从；从追求自由开始，最终变成专制的维护者和专制本身。所有这些当事人不是魔鬼，也曾经有一个热血的开始。这是怎么回事？ 这条道路不应该被重复。我们的任务远非只是批评当下的专制，在这种批判中，应该始终包含一个命题，如何不让那样的悲剧再度上演。的确，我经常看到一些激烈的批判者，在思维方式上只是在重复他们批判对象的错误。他们与其批判对象之间，存在拉康所说的那样一种「镜像关系」。那么熟悉的一种东西，也许太容易上手了。 哪里是我们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们才能够发展出新的生长空间，拥有一个可能性的未来，让未来从现在开始取得雏形和加以培育，不要等到所谓「天翻地覆」的某个戏剧性的日子之后，在很大程度上，那个日子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一点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每天每时的变化。而实际上每天都令人眼花缭乱，问题是往何处去变。 前面提到关于余杰的文章里，我指出他喜欢使用「必须」、「只有」这样不容商量的句式。比如他理解哈维尔认为「必须签名」，「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发言权」。实际上哈维尔是将昆德拉所强调的个人自由作为一个前提，包含在自己的言行当中。而且哈维尔反复强调，他与朋友们选择这条道路，并不是因为知道必定取得成功，不是为了获得某个发言权(支配权)，而是出于自己的良知，感到需要这样去做。余杰的说法，让我想起曾经流行的那种高音及个人道德制高点的意味。 最初的这篇文章，也表明了我的工作起点：比较起来，我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更为敏感，对于人们在言论和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思维定势更为敏感，尤其是当我看到某些做法，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强烈反对的声音，但其背后，却拖着一条浓重的过去的阴影，是在复制对方的思维方式，这种时刻我就会感到特别不安。比如2006年余杰与王怡见美国总统布什时，临时抛开本来说好一起见面的郭飞雄，理由是他不是基督徒，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在我看来，作为「民主的反对派」工作的唯一理由，是反对当权者容不得异己的做法，那么为什么在我们自己身上，还要重复同样的错误呢？ 事情需要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所谓「后极权主义社会」，允许人们有吃有喝，用哈维尔的话来说，即仅仅拥有选择电冰箱与电视机牌子的自由，而不能自由地在公共事务上发言，并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某些政治性的话题被禁止公开谈论，在网络上也不行。比如「六•四」，比如「刘晓波」、「艾未未」，还有许多被监禁的人们，他们的名字随同他们的身影一同消失在公共光线之下。人们也不能就这个国家的去向、就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提出不同的方案，以供讨论和参考，比如08宪章。谁要是想「突破禁区」，罚单很快就会到来，遭到严厉处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能量便越是选择阻力较小的地方去释放。因此，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扩展公共话题，尤其是不去回避那些不能回避的公共话题包括政治话题，是十分需要的。 另一方面——它十分容易被忽视——那就是除了建设我们的公共生活，还要同时建设我们的「个人」，这里指的是有责任感的个人，而不仅仅是消费的个人。我们国家从前很长一个时期之内，「个人」被视为危险的和罪大恶极的一个词汇，任何个人的要求、利益、想法，都被认为是腐朽的西方思想，是需要铲除的。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个人利益、个人自由的缺失，同时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习惯，那就是将一切都向外推，碰到任何不顺心都是国家不好、社会不好。在食堂饭菜里吃出一条虫子来，都是国家的问题。有些事情比如生产安全，是同时需要当事人本身也要警觉和负起责任来的，而人们会习惯性地认为这是别人应该做的事情。 1990年代初期，当我读到哈维尔以个人良心作为立足点，感到这既是一个道德的立场，也是一个个人的立场——通过个人内部的觉醒，将个人从一种麻痹、瘫痪状态下解放出来，恢复个人的身份、个人的起点、个人的独立性和个人的责任感。在我们这样有着长期屏蔽「个人」的地方，提倡一种「个人的特立独行」，永远都是有意义的。有「个人」在先，才会有「平等地尊重每个个人」在后。当个人意识到自身的不同意见，他才有可能慢慢去学会倾听别人的不同意见，认为它们也同样重要。 比较起来，捷克的反对派运动，带有更多知识分子的色彩；而波兰的反对派运动，则扎进广大社会之中，与工人阶级的要求齐头并进。波兰反对派知识分子库隆(J. Kuron)、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所提出的「重建社会」，同样切中了这种制度的要害。在这里，「社会主义」分成两个互不相干且互相对立的词汇：「社会」与「主义」。结果是要「主义」不要「社会」，尽可能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平行联系，将这种联系当做一种挑衅，不管是行业的还是宗教的或者是大学联盟，都被视为有潜在危险，从而把人们陷入彻头彻尾的原子化状态。前面说过，这种体制从根本上就不信任社会。最近最高当局正在试图用「社会治理」一词代替被诟病的「维稳」，然而在其表述中，「社会」仍然是一个被「管理」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尊重、学习、听取的主体。在他们看来，政府是老师，社会是学生。甚至「公民社会」一词，从2010年10月份也开始从报纸上消失。 在种种箝制之下，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人，都有一个自我发育、自我建设的过程。个人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一样重要。尤其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得由自己动手，来解除加在自己身上的那些看不见的符咒。如果不是曾经举行过这么一个类似的「手续」或者「仪式」，哪怕到了美国、英国、瑞典、墨西哥，这个人仍有可能保留很多那样的东西，比如恐惧、冷漠症、抢夺道德制高点、患了关节炎的病态自尊心，以及不善于与那些不同意见的人们相处共事等。因此，在今天关注民主、人权的人们，包括那些被官方视为敏感的人们，他们实际上与这个社会中的其他人们一样，并不拥有某种天生的免疫力，并不拥有任何特权，称自己不需要警惕和剔除自身专制的阴影。他们并不会因为走在民主的道路上，受到官方压制，就免除了学习民主以及向他人学习的过程，免除了听取不同意见和自我修正的过程。 我在那篇〈我为什么要在宪章上签名〉的文章中写道：「我们也是可能犯错误的，也有可能在这件事情并非恰当，所发表的看法、宪章中的表述也许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因此，我们是愿意随时倾听批评的，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包括来自官方的，来自我们社会方方面面的，所有不同意见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从而可以调整自己的立场，知错就改。对于将自己所做的事情说成多么了不起，想方设法为自己唱赞歌，那样一种做法人们并不陌生，也不是我们所认可的。」我们不能是一批新的「天兵天将」，不能再来一次——怀揣着自己认为正确的真理，从而强加于整个社会。相反，我们需要回到社会和公众中去。在接受种种限制的条件之下，拓展思路和开辟工作。 在这篇奉命作文的题目是「我们到底要什么？」的文章中，我最后想说的是，当然我们认同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但是面临自己所处的社会和公众，我不想回答「我自己要什么」，我自己是如何「非要什么不可」，或者我(与我的朋友们)设想中国未来一定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就得按照这个方向去做。不是这样的。我最希望的是能够有一个畅所欲言的制度平台和公共言说的平台，在这些平台上，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和充分的讨论，不同的利益尤其是弱势人们的利益能够得到平等的尊重和体现。至于中国往何处去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社会矛盾的问题，以及各种具体的政策，则需要允许不同立场、意见冲突的人们来讨论，让大家来选择，而不会因为有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而遭遇牢狱之灾。言辞是行动的引导，没有身处其中人们的充分讨论，谁能够知道事情应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我非常赞同台湾学者钱永祥先生的这个表达，钱先生本人经历了台湾民主转型，有着许多切身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汉语世界的知识分子极具警醒意义。他说：「如果社会还不允许差异存在、不容许非权威的方式形成共识，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我想，除了协助差异的论述出现、协助非权威的说理方式之外，并没有什么事是一定需要知识分子做的。」(〈略谈「公共型」知识分子〉) 崔卫平，原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研究和写作的兴趣在于公共文化、反对文化、电影及诗歌等。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思想》的最新更新： 思想即处理自身黑暗（上） / 2011-10-22 09:33 / 评论数( 0 ) 思考正义的三种近路：桑德尔谈正义 / 2011-08-08 23:29 / 评论数( 16 ) 凝视巴西（下） / 2011-08-05 23:09 / 评论数( 0 ) 凝视巴西（上） / 2011-08-05 23:05 / 评论数( 0 ) 以革命的名义？——评〈两场革命〉（下） / 2011-07-28 10:08 / 评论数( 1 )

“ 一个知识分子，让他忧虑的不仅是现实境况，更是某种抽象的原则。 一定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价值，值得人们去尊敬，一定存在着某种准则，超越党派、利益团体，你要为这种价值与准则而呐喊与坚持。 ”     一   别让自己变成了另一个稻草人。大约六年前，一位朋友劝告我。 比喻来自叶圣陶的一则童话。稻草人内心善良，却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他那细竹枝的骨架子、隔年的黄稻草的肌肉、手臂上用线拴的破扇子，赶不走飞蛾，帮不了生病的孩子，救不了离水的鲫鱼、寻死的女人…… 童话写于二十年代初，或许也是对于刚刚兴起的知识分子的某种隐喻。那是个充斥着兴奋与焦虑的年代。五四运动给予他们巨大信心，知识不但转化成行动，而且影响巨大。但创办杂志、呼吁民主与科学、上街游行、通电全国、号召罢课罢市，乃至翻墙殴斗、放火烧宅是一回事，让广阔的民众都感受到中国的危机，投入持续的行动却是另一回事。相比于一小群知识分子的活跃，中国社会仍死寂一片。 他们试图深入社会，他们到乡村、工厂、矿山宣讲救国，却发现听者寥寥，人们既不太感兴趣，也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一位老妇人把要前往的媳妇关在家里，还痛骂青年学生是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 在历史的惯性与现实面前，新思想与文化的力量倍感脆弱，它像是鲁迅感慨的：“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一些人前往西方深造，认定惟有深入了解他们的理念，才能拯救中国，另一些人创建党派，组织与意识形态让他们更有力量。 不过，这些机会只属于大城市中的一小群知识分子。其他人呢？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感到希望与光亮，如今又回到了现实的暗淡，他们深感迷惘、无力，像是田里的稻草人。 我从未读过《稻草人》，也对朋友的劝告不明所已。那时我不到三十岁，正着迷于谈论中国与世界，对于未来充满信心，认定中国必然不断富强与开放，而自己将参与这个伟大进程的塑造，怎会担心所谓的无力感？   二   再次遇到叶圣陶，已是二零一零年初。我在剑桥的东亚图书馆的地下二层，找到了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 它初版于一九二九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稻草人”的延续。几年前的“稻草人”只是迷惘与无力，现在则加入了新的元素。对于知识分子，五卅运动再次燃烧起他们的热情与希望，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帜下，他们联合起工人阶级，再度感觉到力量。但力量感转瞬即逝。一年后的北京的“三一八屠杀”，两年后上海的“四一二惨案”，令恐怖、暴力、窒息与绝望四处弥漫。 知识分子在五四时代的团结感也分崩离析。青年们曾是进步的动力，如今则相互残杀。个人觉醒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但个人在这剧烈的社会变动前，又是那么软弱。 这个叫倪焕之的青年，不断在希望与幻灭中摇摆。他要追求自由的爱情，要通过教育改造社会，参与革命与政治来救国。这些理想都失败了，婚姻的琐碎破灭浪漫的爱情，教育的理想则在民众的生活惯性前止步，大屠杀则窒息了政治参与。无处不在的恐怖，则令所有理想与想象力丧失意义。 或许因为剑桥生活的疏离，《倪焕之》在我内心激起了意外的回响。江南水乡的风物，一个青年在时代旋涡中的苦苦挣扎，弥漫在文字中的单纯、怅惘、活泼的希望，都提供了某种精神抚慰。更重要的是，它击中了我的焦虑——个人该怎样与时代、社会共处，他的力量的源泉来自何方。 剑桥一年，也是我第一次独处，我必须学着面对自己。从前的信心早就消散了，事实上，正是内心不断涌起的焦躁和乏力，才让我逃离中国。 中国社会在几年前还表现出的活力，似乎陡然间消失了。我们曾经寄往的力量——自由市场、新技术、全球化、中产阶级、企业家、青年一代——似乎再次被某种强大的历史惯性所吞噬。所谓的新力量，转瞬就变成了旧秩序，它不改造旧系统，反而依赖旧系统而生。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已然陷入停滞与溃败。但这停滞与溃败，却是一种生机勃勃、躁动不安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像是一朵巨大的金光灿灿的“恶之花”。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变成了“中国模式”;市场力量不断萎缩，整体经济规模却在增加;文化普遍的低俗与堕落，它却自称是多元的声音…… 如果你仍想保持思维的独立性，继续某种社会批判，则是个 “多余人”。政权、大众都认定，你对他们的思维方式的挑战。不管他们是以国家利益、民族主义还是受侮辱的大多数的名义，他们都是集体性地，本能地厌恶个人。 你也会对自己心生不满，压力不仅来自于外界，也来自内部。简单的价值判断是不够的，你的头脑足以面对这个复杂的现实，怎样理解这些蜂拥而来的信息碎片，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里，这需要一套复杂的知识系统，需要手术刀式的剖析能力。 外在的压力与内在的不满，都可能让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加入别人的合唱，它可能是国家权力、市场诱惑，大众的狂欢。 在一个集体主义、非理性的时代，保持个人立场是困难的。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发现，他们不仅丢掉了十年前的意气风发，不但不是文化复兴和挽救中国的代言人，还可能是历史车轮的阻碍。在兴起的党派与阶级之争中，他们无处容身。在一些地方，“打倒知识阶级”已变成了共产党争取工农的手段。湖南的著名读书人被处死，即使章太炎也不免抄家的境遇。攻击不仅来自外界，知识分子内部也展开一场“自辱”，他们否定自身价值，宣称惟有出路在于“劳动化、大众化”。 但这真可能吗？虚构的倪焕之倍感幻灭时，真实生活里的朱自清发现“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他随即发现，自己其实那边都无法加入，“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理论与行为方式，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而“随你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的确担心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稻草人。这个稻草人不是插在那个军阀混战、民族屈辱的田野，而是生活在一个国家空前繁荣、强大的时刻。你的焦虑与呐喊，不会惊醒在铁屋中沉睡的人们，而是立刻消散在四周的喧哗与躁动中了，再惊人之语，都显得平淡无奇，连忧虑本身，都像是时代的另一种笑料——它既不实用，也不好玩。   三   从剑桥回来已然一年，“稻草人”之感更鲜明了。除去之前早已体验的公共生活的窒息感，一种新的不祥趋势也已然形成。 两年前，“抱怨”与“愤懑”还是主要的社会情绪，如今它则转化为更直接的暴力，而那些古老的冲突模式再度兴起。空洞的许诺已失效，正义无处伸张，不同阶层与力量的社会对话机制则从未建立，暴力成为了最后的解决方案。 从公安局长到街头民众，从执法的城管到网上的声音，这种暴力精神四处弥漫，它经常还以正义的面貌出现。到处是对绝对力量的崇拜，是对报复快感的渴望。在一个正在溃败社会秩序中，人人都觉得无所依靠，民族、地域、家族又再次重要。在一些方面，一个霍布斯的丛林状态正在浮现。 在越来越激进的社会情绪中，一个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或许，连这个问题本身都在沦为笑柄。谁会在乎知识分子的想法？谁又能理直气壮的宣称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 一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无足轻重。他们曾是王朝的变法者、革命的策动者、党派的组建者，也是广场政治的鼓动者。讽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激起巨变的原动力，又是被巨变的浪潮一一吞没。这一次次吞没，也导致了他们地位的边缘化，增加了他们的无力感，而无力感又激发了他们的言行的激进化。 在我们的时代，你可以轻易感觉到这种撕裂的状态。大部分知识分子投入到体制的怀抱，用独立性换取安全与荣耀，而剩下的一小部分则充满了愤怒与绝望，沉浸于言语反抗的快感，自命为受压迫群体的代言人。而选择中间道路，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试图捍卫某种更超越性的价值观的努力，则变得日益困难。 这的确与我们的传统相关。我对一个历史细节记忆犹新。还是1898年，王照对康有为说，只有多建现代学堂，教育基础与风气逐渐改变，到那时才能建立一个新的政体。康有为没这个耐心，他要的是“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22年后，当王照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中国没有获得拯救，也没消亡，但教育还是一团糟，孩子们还是没有足够的学堂。 这样的对话，后来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从五四到六四，知识分子似乎总是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是应该卷入社会的变革，还是守住自己的园地。起初总是康有为压倒王照，事后又总是发出王照式的感慨。 这可以理解，近代中国的转型太过艰巨与复杂，中国从未形成多元社会，政治支配一切领域，片面改革常被迫止步于政治体制，外辱又不断涌来，似乎容不得缓慢的改变。 但另一方面，这也与变革者们（他们绝大部分是知识精英）的功利主义态度相关，人们总希望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次彻底的改革、一种主义、一场革命，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这些变革者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觉醒与自我探询，他们心中被宏大的国家、民族、价值、危亡这样的词汇占据着，很少追问救亡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这又与他们的内心有什么联系？ 当这种追问缺席时，他们就很难客观的评估自己所处的环境。他们可能高估形势的严重性、高估自己的个人能力，被一种悲壮的理想所驱使；也很可能深感无力，认定所有的改变都是虚妄的，滑入逃避主义的泥淖。   四   同样的状态又发生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当然，我们从未面临着昔日的严酷性与迫切性，尚没有重大的事件来考验我们的品行。 除去很少人之外，我们中的大多数被一种失败感包围。我们在九十年代中期上大学时，启蒙精神仍未凋零，它甚至因政治上的暂时松动再度活跃起来。我对一九九八年前后的那段自由主义思潮念念不忘。一些人——钱理群、刘军宁、朱学勤、王小波、林贤治、何清涟、余杰，一些杂志——《方法》、《东方》、《公共论丛》，几家书店——风入松、国林风、万圣，还有他们都推崇的哈耶克、波普尔，是我们智力最初的启蒙者。我或许至今仍对这些理论不甚清楚，却记得那个观念仍算得上激荡的时刻。我错过了八十年代，这像是个小小的补偿。它加固了我头脑中的这一想法：世界是由观念塑造的，再没有比作家、思想家更荣耀的职业了。而这些作家与思想家们的首要倡导，就是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而现在，我们普遍感到觉得自己曾经确信的价值观，如今都被社会变革冲得七零八落，发现自己的时代尚未到来，就已经过去了。中国不再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但强烈的压抑以另一种方式到来。人人觉得急需变革，人人又深感无力。 我很怀疑，自己拥有的不过是一种廉价的理想主义，它从未真正在我们内心生长，只是暂时移植过来，经不起风吹。 这也是一次自我追问的良机。你真的确信那些理念吗，你能在没有喝彩的情况下，把当初的信念继续下去吗？我们都已年过三十，不仅发现时代的局限，更发现自身的种种局限，但这个时候，我们仍能坚持吗？时代没有朝向我们期待的方向进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内心的准则。 中国社会需要不是新的美妙方案，它许诺救治种种社会疾病。对新方案的期待，往往是灾难的源头，它也暗示着我们对个人责任的排斥，拒绝使用自己的头脑，总希望某种抽象的社会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没人能在短期内改变中国政治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这么办？去做一个看透一切的犬儒主义者，一个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随波逐流、放弃个人努力。中国的糟糕状况，既是来自于政治制度，也同样来自于每个人对自我责任的推卸。商人、教师、演员、记者、教授、工程师、修路工，每个人都不满意自己的角色，拒绝承担对应的责任，每个环节都开始松懈。他们导致了更多的社会灾难，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不可忍受。但你很难说，这仅仅是制度造成的，这也是个人的失败。宣称自己受害者的人，往往同时也是加害者。 而一个知识分子，让他忧虑的不仅是现实境况，更是某种抽象的原则。一定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价值，值得人们去尊敬，一定存在着某种准则，超越党派、利益团体，你要为这种价值与准则而呐喊与坚持。正是这种价值与准则的存在，才使每个人得到最终的保护，才使每个人感受到更充分的人生意义。他坚持这种努力，不是他会获得成功、立刻见效，而是它符合我们内心的主张。 （许知远：作家、《生活》杂志联合出版人。原文链接： http :// www . ftchinese . com / story /001039462 ）

　　近年来，常有人将溫家寶比之中國的“叶利钦”，近日更有文章指溫家寶在大连谈“以黨代政”、“黨政分开”，是“温的宣战书”，温“要当中共真正的‘叶利钦’”（详见《溫家寶批“以黨代政”透两大信息：老江病危  胡总失控 》）。 　　那么，溫家寶到底是是不叶利钦。要搞清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看看溫家寶离叶利钦有多远就知道了。 　　其一缺经验。 　　叶利钦生于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达里茨基区布特卡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蹲地著名的“古拉格”集中营，家庭成分很不好。 30岁时加入苏联共產黨，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產黨内渐露头角，1968年至1975年间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黨委建筑处处长；1976年至1981年间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黨委第一书记；1981年至1985年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成员。 　　1985年4月起他领导中央委员会建筑处；6月至12月时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建筑问题的书记；同年获戈尔巴契夫调任为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7年11月至1989年5月任苏联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从地方小吏当主政首都的第一大员，典型的是从地方一步一个脚印上来的，履历比较完整。 　　而溫家寶的履历则相当简单，出身于小学教员家庭，出了校门就跑到甘肃搞地质，又被直接调到地质部门当副手，不久即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从此在高墙大内中再没有出来。比之叶利钦，温缺乏最基本的地方执政经验，尤其缺主政一部或一地的经验。 　　这份经验的缺乏，在其后两人的作为中影响很大。起自地方的叶利钦，对苏共体制及社会问题自是亲身感受，拥有第一手资料，所以在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苏联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期间，能够直面问题，大胆改革，犹死不悔。这份经历中，叶练的是敢作敢为的性格和拯救乾纲的本事。 　　而温则在大内当中战战兢兢，历任三位總書記，期间更经过陆肆的血雨腥风。虽然说可以对民间疾苦、社会问题有间接经验，就算本人有关心天下疾苦的情怀，对一切问题能感同身受，但所干所学所悟，终究是搁靴搔痒，没有实践经验，就算有些感悟，顶多也是纸上谈兵，更何况在他当总理之前，是否能纸上谈兵我们都不知道。且大内之内，主要练就的是阿谀奉承，看脸色行事，投机取巧的本事。经陆肆血雨腥风而不倒，可见温在这份主业上的本事，的确也练到了家，等其突然熬到总理宝座，天下皆惊，说明其官场术已至化境了。对照叶利钦，温练得的偷取乾纲的本事。 　　其二缺担当。 　　缺经验很重要，但就算有经验，有情怀，也还是不够的，还得敢于担当。一般敢于担当的人，青少年时就表现出一种敢于挑战、敢于破除禁忌的性格来。叶利钦的相关传记都记述过他青年时代的一桩事，叶亦曾偷偷爬入红军的军火库，在偷手榴弹时被炸伤。典型一个坏孩子。 　　溫家寶正好相反，虽然他也爱好体育运动，并且在日本访问时打过棒球，与中学生打过蓝球，与市民一起打过太极。但所有这些，都是在镜头面前有意为之的“亲民表演”或“个人秀”，与红地毯上女演员们扭捏作态并无本质区别。所有关于温的传记中，也都把温写成一个家教甚严的乖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当然，他可能也很淘气，只不过传记作者为“总理讳”没有写罢了。但从他的性格看，再淘气也淘不到叶利钦那种逆反程度。 　　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导致在现实中，就是敢不敢于作为的问题。比如，叶利钦在莫斯科主政期间，以灵活大胆的作风著称，挑战当时僵化的黨政机构，但此举激怒保守派，亦受到戈尔巴契夫本人的谴责。 　　但叶利钦并没有因此收敛，而 是更加勇敢，1987年11月11日他批评戈尔巴契夫的政策而被免除莫斯科第一书记职务。1988年2月17日，又被进一步革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并于5月失去部长级职衔。 　　至此，叶利钦与苏共关系陷于谷底，但他依然秉性不改。1989年3月，他以89.4%得票率当选苏联国会议员，重返政坛，并成为“民主反对势力”实际领导人。1990年5月俄罗斯联邦举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他当选为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两个月后，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叶代表的“民主纲领派”提出改造苏联社会的一系列措施，但未获大会接纳，会议结束后他随即宣布退出苏联共產黨，结束近30年的共黨生涯。 　　如此绝决，请问溫家寶有如此的担当和勇气吗？已经十谈“政改”的溫家寶，言论涉及政治改革的方方面面，但行动却永远是零。 　　但比之当年叶利钦头上的苏共保守势力，身为当今中國第二号实权人物的溫家寶，改革时机与改革环境，尤其是权力基础，要比叶利钦强得多了。 　　天时方面，叶利钦时代并不比中國 当今拥有政治改革的更多意愿，现在中國全民渴望民主政治改革远远多过当时观望、迷惑的苏联民众。 　　地利方面，中國30年经济改革积累的经济成果和造成的社会问题，都给政治改革积下积极因素。经济成果可以保证社会转型的成本负担，而社会问题彰显则为政治改革提供了多处突破口和明确的道路选择。作为国务院总理，只要他愿意，随便选一个社会问题深入改革下去，都有可能突破体制藩篱。叶利钦当年就是这么做的，而不是像温自己那样强调的，非要从上面全总体上改。 　　人和方面，溫家寶已经坐拥近10年总理宝座，手下精兵强将如林，除中共最高层以外，省部级及以下的中共官员，大多数是支持改革的，尤其是那些平民出身的官员，急欲突破各种因血缘、裙带造成的权利壁垒，希望通过公平公开的竞争上位。而举国百姓，无不被腐败利益集团、官官相护、官商勾结的现实弄得义愤填膺，政治改革只缺一位领袖，而不缺民心和社会条件。 　　这样的形势，比如叶利钦那时身旁观望的群众不知强过百倍。但溫家寶就是没有做，缺勇气，尤其是真正缺那种忧国为民的担当，大概是重要的一个原因。 　　其三缺清廉。 　　这个问题其实 余杰 已经在《中國影帝溫家寶》中说得很清楚了。 余杰 说，当时作为高级官员的叶利钦，尽管在共產制度下享有“超级共產主义”的优越生活，但他和家人并未深陷到腐败体系之中。这就使得叶利钦在倡导改革的时候理直气壮，有充裕的回应政敌攻击的回旋余地。而溫家寶家族早已参与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竞技比赛，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已经腰缠万贯，比起政治局的其他同僚的家族的腐败来毫不逊色。故而，溫家寶与政治局的同僚们在利益上有着更大的纠缠，遂使得其推动政治改革的动力不复存在。 　　需要补充的是，溫家寶不仅因此失去了真正推动政治改革的动力，甚至反此道而行，将“政治改革”作为一个掩盖家族腐败问题、对抗政敌以此攻击的手段。这方面国内外已多有评论，几近定调了。 　　其实最缺乏的，大概还有一份真诚。 　　两下比较，谁都不怀疑叶利钦当年的真诚，但很多人都怀疑溫家寶的真诚。这就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社会对于溫家寶谈政改，有各种解读，或曰树立个人形象，如在深圳抢在胡錦濤前面先谈政改，风头出尽，令小胡难堪；或曰树立民主形象以掩盖家族腐败，如其子被爆搞私募凭内幕圈钱后，温又借胡出访之际发表纪念胡耀邦文章，撩拔人们对耀邦的记忆，以示自身为耀邦、紫阳传人。再如刘志军案发，其妻其亲信被传涉案，温在英国发表政改演讲；或曰推卸责任，如在美国借CNN大谈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成果将丧失，将中國经济及社会政策之失败，转推体制；或曰权力斗争，如是次公开批“以黨代政”，被认为矛头指向胡錦濤，同时趁江病危捞取政治分数…… 　　如此等等，各方评论所言或有不确，但大体上反映了民间及舆论对温的基本看法。这些看法的背后，其实就透露出社会民众及精英人士对溫家寶真诚之心的普遍质疑。 　　一个还没有有所作为的政治人物，其真诚在没有作为之前就被普遍怀疑，大概只说明两种情况： 　　一是这个人物原本就不真诚，他的所作所为，本来就是演戏给大家看，每次演戏的目的可能有所不同，但都是把群众当猴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更何况你天天演，重复演，一双破胶鞋有意补好几回，再傻的群众也看透了。 　　二是缺勇气，缺担当，又不甘心沉沦。于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论，激起某种变化，然后静观待变，以图渔利。有了自己的小九九，希望把别人撺起来当炮灰，也就难怪显得不真诚了。 　　行文至此，溫家寶是不是叶利钦，其实也就有了答案了：中共肯定会出现一个叶利钦，但绝不是溫家寶。未来中共的叶利钦，肯定是要以溫家寶为反面教材，为靶子，来展现自己的勇气、担当和真诚的。 　　到那时，那些现今的政改大话王们，大概只有小丑的命运了。 　　作者:列支敦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9-22.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温家宝离叶利钦有多远？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百家争鸣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邓小平的吐痰外交 (19) 邓小平与赵紫阳的悲剧 (0) 赵紫阳——盖棺未能定论 (3) 胡耀邦与中国改革 (1) 温总理要继续流泪的四大理由 (4) 温总理的诗作《仰望星空》 (1) 温家宝，中国人民的大英雄 (0) 温家宝，中国人民的大英雄 (3) 温家宝非叶利钦 (0) 江青等人如何制造诬陷刘少奇的三顶帽子 (5) 江泽民“逝世”代表什么？ (1) 正确认识江泽民 (6) 朱镕基与俾斯麦的简单比较 (0) 我看朱德当主角 (1) 孙中山，近代政治文明的一束曙光 (0) 孙中山对民国的不满 (2) 周恩来的军事领导艺术 (1) 周恩来力举邓小平第二次复出 (1) 吴仪女士四年前的宏伟设想 (8) 写在一位中国强人入土十周年之际 (0) 关于刘晓波，别问我有什么意义 (4) 从卡斯特罗的露面想到的 (10) 为胡锦涛主义画像 (0) 不太地道的“访民秀” (0) “后伟人时代”的第一个十年 (0) “匹夫”话“伟人” (42) “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 (1) “二把手”刘少奇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