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傅国涌 | 回到1986年《深圳青年报》的言论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回到1986年《深圳青年报》的言论 傅国涌 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必须有具体的措施,这方面的突破口是什么?1986年,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青岛举行的中西文化研究会上这样回答:我认为报纸能不能自由批评,应该是一个突破口。要建设真正的民主,就需要舆论对政治和领导人加以制约。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如果批评的声音不能从报纸上发出来,就无法变成公共的舆论。即使言论自由不是民主化唯一的突破口,也是最重要的突破口之一,这也是任何阻挡民主化的力量为什么要严防死守的缘由。 方励之教授以他在科学界的地位大胆敢言,领风气之先,在那个时代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的这些言论公开刊登在当年10月4日的《深圳青年报》上。当有人问及:民主与一党制是否矛盾?他回答: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不在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有些国家长期一党执政,也建立了民主生活。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民主化。实际上他回避了一党制还是多党制的问题,但《深圳青年报》在发表他的这些新见解时,赫然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为题,触及了当代中国最敏感的神经,虽然标题后面加了一个问号。 这样的报道,这样的大标题,相隔二十五年,许多同胞看到还是禁不住发出惊叹。有一次把我这篇报道的照片放在博客和微博上,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围观,在新闻界从业的朋友见了这样的报道尤其感慨不已。就在那一天,《深圳青年报》同一版面还有一篇文章《冲突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作者李红光。开篇即说: 党法大还是宪法大?当然是宪法大。但实际上很多情况并非如此。党法和宪法的冲突是一个客观事实。 此前9月12日,中国新闻界的良心刘宾雁与记者关于中国变革大趋势的长篇谈话,以《中国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为题整版发表,他直言报纸没有批评是最大的不真实,没有言论自由,这个民族的素质只能退化,解放后的自由不是扩大而是在缩小,政治体制不改革,中国走上老路的可能性永远存在。9月30日,再次整版发表《中国新闻人物谈中国敏感问题》,钦本立说《要淡化党的权力观念》,于浩成说《政治不公开,人民无法参政,也无法监督》,王若水说《把民主和人权的呐喊推向更高层次》,王若望说《现有体制培植个人专横》,李洪林谈老百姓最为忧虑的一个问题《宽松局面能维持多久?》 10月21日,《深圳青年报》头版头条发表钱超英的文章《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与微音同志商榷》,成了爆炸性新闻。一周后,又在头版头条刊出《本报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引起强烈反响》,并配发评论《人民应有议论领袖的权利》(许国)。同一天,头版上还有几篇报道,温元凯在合肥新闻沙龙上呼吁中国人不要热衷于窝里斗,创造宽松、宽容的人际关系;包遵信在深圳参加讨论时说,人的权利得到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得到充分尊重,人的创造精神得到自由发展,人的世界性主体的真正确立,就是现代文化的标志。 这些大胆的言论在当时能公开发表有特殊的原因,邓小平有意推动政治改革,胡耀邦在台上,中宣部长朱厚泽提出了著名的三宽(宽容、宽厚、宽松)。《深圳青年报》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有过短暂的辉煌,在它之外,《世界经济导报》、《蛇口通讯报》、《经济学周报》这些报纸都曾吸引过许多有良知、对这个国家怀抱希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言论成就了那些报纸,使那个时代在面对历史的时候不至于太羞愧。虽然,那些报纸、那些人几乎都沉没在了时代的暗夜里,但他们的声音已在图书馆发黄的纸上凝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打开那些报纸,依旧会听到历史的心跳,听到1980年代的呼吸,那个怀抱希望与梦想的年代被钢铁的履带碾碎了,碾不碎的是一个古老民族自我更新的希望与梦想。 时光的流逝仿佛专与生活在这块地上的人作对,在追求更为开放、自主、有尊严的公共生活这一点上,二十五年,我们不能说丝毫没有进步,却让人一次次产生今不如昔的感觉。当然今天已进入互联网的微博时代,言论自由、批判自由并不完全仰赖纸媒,网络毫无疑问成了中国人通往民主化时代的一条通道,虽然这个通道也很狭窄,常常堵塞,常常遇截,而且有一道高高的防火墙,将本来全球共享、信息自由流通的网络隔离开了。但不能不承认,除了网络上我们还能有一点公共呼吸的空间,还可以找到一点自主表达的可能性,在其他传统媒体上我们面对的更是铜墙铁壁。前些天,两个在中学任教的朋友应一家杂志之约做了一个对话,他们讨论了中小学教师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本个话题本没有什么敏感性,杂志却不敢登,编辑而且在短信中嘱咐他们:下次若是再做对话,不要选这么敏感的话题了吧。 这个时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媒体从业者高度的自律,也就是尽可能不触犯底线,但又无法知道底线在哪里,所以只好一退再退,自我设限,自我审查,有的把尺度定得比言论审查官也要离谱。另一方面,大量活生生的挨整先例摆在那里,也确实令他们特别是媒体的主事者不得不如履薄冰,步步小心,就是打擦边球、走钢丝的心思也很难产生。如果没有互联网的巨大冲击,传统媒体也许比现在更加远离现实的社会矛盾,远离任何有可能带来风险的新闻、言论。大量公共事件都是率先在网络上引爆,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在一个媒体缺乏真正的批评自由、动不动就要挨招呼、挨点名的时代,为什么我们仍然可在媒体上看到一些批评性报道和言论,就是因为这块土地实在是满了罪恶,每一天,在各个角落里都有恶劣的事情在发生,太不缺这样的新闻了,即便在遮蔽、禁止了大量这样的新闻之后,还会有很多没有被禁止或来不及禁止的新闻漏出来,可谓天网恢恢、疏而有漏。 这个民族并不缺乏民主的愿望与冲动,也不缺乏实践民主的潜力,缺的是表达这些愿望和冲动的公共空间,微博时代的来临让这些零星、分散、碎片化的愿望、冲动得到集中,这是二十多年前难以想象的。此时,如果方励之教授面对当年的那个问题,不知他会不会回答:微博能不能自由批评,应该是一个突破口。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报纸、期刊、电视这些传统媒体不重要了,只是它们的管制更加细密,自由的缝隙更小,批判的空间更为逼仄,至少眼下还不能太指望。而防火墙内的网络包括微博在内,尽管也在国家机器精密编织的天网之下,其享有的自由度与报纸这些媒体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今天,我们没有《深圳青年报》这样的报纸,我们只拥有互联网,拥有各自的微博。去年11月下旬,广州《时代周报》曾做过一个关于微博的专题,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微博只是一种工具,它是中性的,也是很个人性的,在每个微博的后面都是一个鲜活的、具体的个体生命,这个具体的生命借用这个工具,把自己的声音传达出来,然后可引起成千上万的心灵的同感和回应。微博在这个时代的兴起,以这样的工具和平台来表达我们的声音,是上天给中国人的一次机会。但我们不能将它看做最终的可以依赖的力量,最终可仰赖的还是人自身,而不是工具,只有依靠每个个体生命内心的信仰,依靠每个人价值观的建立。 作为一种工具,微博一般而言只是在应急动员时可以发挥特殊的一些作用,在根本的层面还是要依赖于长期的思想启蒙,不同年龄层的中国人都能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判断,而这些价值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合乎人类文明的标准,合乎人性的标准,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更重要、更核心的命题。 真正能改写历史的不是微博,而是微博后面的人。任何载体都有它的有限性和脆弱性,如果我们刻意地强调某种载体,那么一心阻挡社会进步的那些人就会把这个载体消灭;如果我们不依赖任何载体,那么任何载体的消亡都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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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钱跃君:江河万里湮英名——黄万里诞辰百岁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78 次 更新时间: 2011-08-17 18:09:11 钱跃君:江河万里湮英名——黄万里诞辰百岁 标签: 黄万里 ● 钱跃君 中国近代科学家云出,但集科学与良知于一身的首推经济学家马寅初和水利专家黄万里。黄万里先生怀抱爱国爱民之心而学习科学,学成归国以报国济民。但其前半生在战乱中渡过,后半生在政治风波中飘摇。因为没有泯灭做人的良知,不附和权势,以致他生前经历种种磨难,身后依旧寂寞无闻。不为个人名利、仅为济民救亡而学习科学,投身科学,献身科学,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不仅前无古人、而且也将后无来者的一代,但他却在劳教农场做苦力,梦想破灭,身老沧洲,十年前在一个简易病房中默默离开了他寄托无限情感的故国江河。今年8月20日是黄老先生诞辰百岁,特撰此文以表后学之敬意。 悻悻学子 两代科学救国梦 黄万里父亲黄炎培是中国职业教育创始人。他在南阳公学(上海交大前身)就读外文科时,受中文总教蔡元培启示而毅然回家乡办学,创办电力公司,以科学和实业救国为梦求而与中国教育界、企业界人士创办多所职业学校,进而创办海河大学、暨南大学、东吴大学(今南京大学)等……黄万里少年时代就体现出杰出的文学才华,而数学、物理等也名列前茅。黄父向当时沪江大学校长、留美教育学博士刘湛恩咨询儿子未来学习方向,刘认为黄万里最适宜学习文科。尽管如此,在科学救国的理念下,1924年黄万里还是进无锡实业学校、接着再进唐山交通大学攻读桥梁,21岁毕业时他就公开出版了三部专著,均由桥梁专家茅以升审定作序。接着到杭江铁路局担任工程师,亲自参加江山江铁桥的建造。 本来,黄万里就此成为桥梁专家也可以了却父子两代的科学救国梦。不意1931年汉江发大水,淹死七万多人;接着1933年黄河决堤十几处,民不聊生。残酷的现实使黄万里无法安心做他的桥梁专家,经父亲介绍拜访了当时黄河水利委员会主席许心武。许告诉他,江河大水后政府在全国遍寻水利领域的专业人才,结果现有水利领域只有搞筑堤筑坝的工程师,却没有一位懂水文的,不懂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水文学怎么搞水利?于是黄万里决意改学水利,以拯救农民为己志,投身这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江河治理大业。1934年他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一年后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两年后获爱荷华大学博士学位(该校首位华人工学博士),他以暴雨流量来推算洪流的博士论文达到了当时国际领先水平。他一毕业就被聘为美国田纳西流域治理工程的公务员,他驱车行程7.2万公里,看遍全美国的河流与各种水利设施。1936年密西西比河发生特大洪水,他冒险坐船沿河考察直到海口。 1937年春黄万里放弃美国职务而归国,以他的学历与资历,许多大学(如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等)要聘任他为教授和系主任,他婉言谢绝,要投身到治理江河的第一线。在极其艰难的战争年代,甚至冒着沿路土匪的抢劫袭击,他步行3000多公里考察长江上游及其支流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在那里修建水利灌溉工程、航道工程和桥梁。在设计与施工中精打细算,千方百计为农民节省费用,“要把农民培养我的钱(庚子赔款)节省下来”。父亲黄炎培一直告诫子女: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政府,但政府却对不起农民。 科学悲剧 个人悲剧 近半个世纪中国,有两位科学家是以他们的学说与正义而直接与这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的。 根据50年代中国人口增长速度(20%),北大校长马寅初从人口增长对资金积累、提高生产率、工业原料、可耕地面积等方面论证,提出中国必须搞计划生育,结果引起铺天盖地的全国大批判。许多经济学家其实都明白此理,但在政治高压下只能明哲保身加入批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他被定为右派,撤销所有职务,中国也因此多增加了几亿人口,直到1979年他被平反,时年98岁,三年后离世。 另一位不幸者就是黄万里了。1957年在只懂建坝、不通黄河水文的苏联专家指导下,黄河上游要建三门峡水库,水利部就此邀请70位专家在北京召开十天咨询会。政府决策已下,所有与会专家只能附和,唯有黄万里力排众议:筑坝将违背黄河的自然运行,黄河上游将淤沙成灾。黄万里才参加七天会议就被揪回清华大学,被打成右派接受全校师生批判。没想到黄河灾难都被黄万里不幸言中:1958年底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到340米高以拦洪,9月只能关闸以拦沙,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4万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到1966年库内淤沙已经占去库容的44%,水库成为死库。之前黄万里表示,如果一定要建坝,则建坝时的六个泄水洞必须保留,结果施工时全部堵死。现在为了救活水库只能耗费每洞1000万元重新打开。而黄河下游则每年要断流100多天…… 黄万里被剥夺了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子女升学受影响。文革中被鞭打、剃阴阳头、抄家,最后被赶出家门,发配到三门峡做苦力。就在这样的境遇下,黄万里还在告诫子女:现在城里人都不工作,都是靠农民养着哪。其实1964年毛泽东就对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他让黄万里写个检讨顺便摘帽。没想到耿直的黄万里写信给毛泽东:三门峡问题没有什么高深学问,为什么70人大会上没人敢讲真话?!“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1980年黄万里被右派摘帽,已是70岁的老人了。如果他就此安心生活,或许政府还会加冕给他“学部委员”、“优秀科学家”、“政协委员”等光环。不幸又引来三峡水坝的争议。黄万里从自然地理、经济核算和国防安全等角度论证在三峡不能建坝,否则水利工程又会成为水害工程。黄万里没有收到政府咨询邀请,他上书六次都如泥牛入海,最后他要求能给他半小时讲解就能把问题说清,也未实现。这让我想到1940年夏马寅初在重庆向国民党100多名将官发表演说:“在抗战中,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既不出钱也不出力,专发国难财。还有一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他们利用手中大权,掌握国家的经济秘密,搞外汇投机,一夜之间即可暴富,而且把钱存到国外。如果亡国,他们就可以到国外去吃喝玩乐。” ——当年的中国不就是今日的中国?三峡水坝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工程,从设计、施工、发电、输电、卖电,其背后是各类贪官污吏,所谓的三峡论证不是科学论证,而是权力之下的利益瓜分,比三门峡水库时代不顾科学、仅追求政治形象还要赤裸裸。黄老不可能识此时务,依旧以传统、纯真的赤子之心来力排众议。黄老在病重昏迷中还喃喃呼出:“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黄万里在去世当月留下他最后、也是唯一的遗言:“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 2001年8月8日。——可少死几万人,切记。”黄万里就这样心系中华,背着民族沉重的十字架离开了人间。 科学情感与科学精神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悲剧的历史,所以孟子为天下有良知的士人留下了后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黄老在政治气氛最严峻的时代,出于他对中华民族的深切感情而不愿“独善其身”,鸡蛋一定要向石头撞,而且以忍辱负重的精神,以生命的代价!一个没有科学精神的人永远没有资格称之为科学家,哪怕有博士、教授头衔。而科学最最基本的精神就是要说真话,敢说真话,哪怕一句话就会断送他的青春,断送他的生命。科学并非无情物,科学背后是对这片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世代生活的人的感情。“我们是靠农民养着”,这就是黄老最朴素的科学情感。人的情感是超理性的,所以黄老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这使我不觉想到爱因斯坦,他的后半生几乎没有任何“科学成就”:一次大战对他的刺激,他从对自然的研究转向对人类的关怀,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创立了人权协会,为异议人士奔走呼号;他被纳粹迫害而流亡美国后,更是全身全力投身于人权与和平事业——在一个没有人的尊严的国度,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只能是一场梦幻,科学技术只能成为专制者的附庸,退而成为谋生或谋财手段:建造三门峡水库和三峡水坝方案不都是经过“科学家”认证?在牛奶中放入三聚氰胺、在瘦精肉中注入有毒药物,不都是“科学家”成果?哪位农民或企业家能有这样知识研制出这样的科学毒剂?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科学家会泯灭人性地去开辟这样的科学邪门? 我还没有泯灭自己的良知,在黄老百岁之际还能写下这段祭文。但我没有铁窗岁月的勇气来为民请愿,只能“独善其身”地冷眼看世界,默默地从事着自己的物理研究。但当我面对黄老遗像的时候,我还是感到内心的惭愧,感到由衷的伤痛。黄老的一生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随着在中华民族最危难时期、为济民救亡而奋起的一代科学家相继离世,中国告别的不仅是这一代科学家,而是永久告别了他们所内涵的科学情感与他们所体现的科学精神。 悲哉,中华!是以为祭。 转自德国《欧华导报》 附:黄万里诗九首 《治水吟草》自序 * 1991年6月,作者将右冠残草(30首)、治河咏怀(15首)、忆旧感怀(26首)和漫游闲咏(29首)等集于一册,冠名曰《治水吟草》。此为其序。 星河回转岁月流,宇内寓形八十秋,忆昔童蒙犹似昨,悲欢历历思悠悠。 双亲养我多劳劬,勤苦工农亦足讴,愧恨平生效世少,拼将心力为群谋。 少时气岸凌牛斗,万卷披来空自负,曾未学为如此文,兴酣摇笔龙蛇走。 文山气节董狐管,念想元元未封口,总是挚情忧国泪,非关傲世妄归咎。 狂生有道出资封,苦学图成盼晚风。斯道斯文堪扫地,斯才斯技要纳忠。 阅历江河如指掌,青灯埋首忆艰工,辄从杨子谋江利,忍对黄河哭禹功。 有策犯鳞何足忌?垂危献璞平生志,此身哪值五羖皮,倘济苍生秦豫冀。 欲趋彤庭奉拾遗,濒临耄耋仍虚迟,犹龙老去倦勤未,马角乌头肯创思。 贺新郎·百花齐放颂 载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绿尽枝头蘖。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命护花节。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翻潋滟,芬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心自在,任翔逸。 念奴娇·燕都平原吊古 1961年3月 余既右冠。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农民工同居同合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及次年再去,已荒废雅寻。追思前后,不禁慨然。 茫茫黄土。埋没尽,千古英雄豪杰。 荒道西边,仿佛是,艰苦当年住穴。 半起人间,半居泉下,漂渺茅芦结。西风残照、空余棂断墙缺。 遥想历代英豪,风云初感会,才华洋溢。 苒苒盈虚曾几度,抔土北邙湮没。 我岂衰乎!栖栖当奋起,壮怀黄越。苍生应济,仰天长啸倩切。 莫愁行——赠宜之 1963年 宜之宜之且莫愁,听我放歌解君忧。 五十知非古常有,立言补过更何尤? 君不能南越请缨羁美帝,宿功空忆老骅骝! 又不能彤庭献策遏苏修,枉响雷同岂远猷? 幸有唐尧在,低头学未休, 不应狂自圣,傲岸笑公候。 鸣狗董龙蝇点玉,丛轻折轴羽沉舟。 孔丘柳跖皆麈土,大隐无成中隐求。 愚者逞豪智者卷,儒冠烧却脱缧囚。 闭关错莫长吁叹,最是伤神孤独幽。 救济苍生终有日,松云高卧气还遒, 纵然散发江湖去,留得丹心照故邱。 念黄河 1962年8月 闻黄河中游淤塞,三门峡水库不能蓄水。一如当年愚言。怅惘之余,诠次为七言长句。 有水有水号黄河,荡荡奔放挟沙多。蛟龙千里长堤束, 坼岸潦原在一呵。 有父为君身毁灭,其子称王息洪波。千古英雄淘既尽,犹怀磊块欲如何? 念君气度亦爽飒,清渭浊泾兼引纳。肯吐琼浆淤万顷,千年斯土民践踏。 人间浅识一何多,斩断沙流三门阖。更在东平潴漾漾,丰功伟利云综合。 诏谓君氛从此靖,颂请不乏鲍参军。奇祥异瑞争来送,胜利冲来头易昏。 樗散书生不晓机,竟然抗疏犯龙鳞。紫芝盛世岂应唱,肠热鲁连理必伸。 源头水土应保恤,沙入河槽须纵逸。洼道轮流潦可泄,立农建土赖洪积。 而今坝蓄复堤塞,清水顶冲长告急。行见渭滨仑廪实,翻为云梦鱼虾没! 廷争面折迄无成,既阖三门见水清。终应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付沧溟。 徙薪曲突非求泽,烂额焦头自上鬓。肠断秦川陇水咽,艳阳遗照此精诚。 哀黄河 1963年8月 癸卯伏雨,闭户披览各家改建三门峡坝工意见。顿起无穷之虑,怅望禹功,泪垂无已。 昏昏八表停云里,风雨凄凄满地水。闷煞书生不得出,闭门重讨治河技。 百家宏论亦纷纷,造坝节流曾一是。留洞排沙谋不用,枉教民徙无常止。 曾参岂是杀人者?郑国莫非怀鬼士?尽说河清定可期,长堤千里顶冲涘? 可怜血汗付东流,留得空库仰谷底。五载尔来管葛多,改持开洞排沙旨; 纷纷献计泄库藏,但恨水高壅远沚。噫吁嘻!异哉奇计!摆脱秦灾复能几? 郑渠垂就木成舟,应尽水库功用起;兴利除灾并顾间,巧谋犹待细研揣。 凡今谁是出群雄?翡翠兰苕千手指。谁掣鲸鱼碧海中?百年难遇风流子! 莫教碧眼笑千秋,莫使禹功坠如此!雨打窗声催转急,愿闻扫却杞忧矣。 倾听华县华家公社主任宁冬梅报告三门峡坝造成后的灾情 73年夏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一面俯首听批,一面竭思治黄 73年 江淹才尽冯唐老,哪有雄谋济众生?未悟庄周飞蝶意,且从列子御风行。 当年郑国徒劳敌,今日曾参诬杀人!遥望秦川空洒泪,及身难报圣农恩。 梦吟绝笔 1971年3月 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夫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267.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钱跃君:江河万里湮英名——黄万里诞辰百岁 钱跃君:德国纳粹时期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斯茨基 相同主题阅读 钱跃君:江河万里湮英名——黄万里诞辰百岁 黄万里:致中央的三封信 谢志浩:耿介孤忠黄万里 任彦芳:黄万里,悲剧预言者的悲剧——怀念黄万里教授 阿昆:黄万里与张光斗 韩三洲:黄万里与他的《治水吟草》 傅国涌:站在精神史上的雕像——读赵诚《长河孤旅》 黄肖路:纪念父亲黄万里去世七周年 谢泳:普及黄万里——反思国家权力与真理之间关系 黄万里:花丛小语 谢泳:普及黄万里——国家权力与真理之间关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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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 西南联大早已消逝,只留下一块纪念碑、一个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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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汉字

诗人流沙河晚年变身福尔摩斯,意在勘察汉字的奥秘。继《流沙河认字》之后,新近又出版了《文字侦探——一百个汉字的文化谜底》。 破案,展示的是学养和智慧,有打通文脉的快感,自然也就有了无穷的乐趣。但最重要的在于,诗人渴望寄身之所。他要把自己浸泡在中国文化之海里,那是归家的感觉:夕阳西下,暮色四合,经年奔波的旅人窥见了自家的炊烟,听到了亲人的呼唤,“感谢古老的汉字,收容无家的远行客。感谢奇妙的汉字,愉悦避世的梦中人。”序言里这些动情之语,应是他的真心话。躺在汉字母亲怀抱里的,不只他一个人,书法爱好者,诗词吟咏者,举凡中华文化的信奉者,几乎都有类似的文化恋母情结:汉字可以收留一颗漂泊的灵魂,让他体会生趣,感受生命的无上愉悦。 有时端详简化字,怎么都觉得那不是字。钱钟书先生坚持自己的名字用正体字印刷,台湾作家齐邦媛女士在给大陆三联版《巨流河》的授权中,坚持用正体字写自己的名字。“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古文今译是毁灭中华文化的方式”,这是季羡林先生晚年给出的结论,他用正体字印刷五百套自己的全集,希望能全部卖出去。这些都表明,简化字损害了中国人的文化尊严,伤害了文化之根。 事实上,流沙河这本妙趣横生的小书,既是对汉字如何丧失文化尊严的案例阐释,也是对简化字专制的抗议。《文字侦探》貌似通俗,实则精妙。旁征博引,通幽洞微,他融合人生的经验和渊博精进的文史学养,对常见汉字进行全新解读,读出了一片新天地。许慎《说文解字》的一些谬误被他看破,有人讥讽其太过天马行空,怎么可以那么讲? 不妨见识一下流沙河的侦探作风:“风”字繁体作“風”,从虫凡声。“凤”字繁体作“鳳”,从繁体字鳥,亦凡声。从虫与从鸟差不多,古人称鸟类为“羽虫”。甲骨文“风”与“凤”写法几乎相同,皆象鸟形,头耸冠毛,鼓翼奋飞。他由此发挥道:“风”“凤”最初本是一字。先民相信,刮大风是由于高天上过凤鸟。让人喟叹的是这样的闲笔:“忆我幼年,春末大风沙,吾母警告说:‘天上正在过九头虫!’” 再比如,“干”,“乾”,“幹”。流沙河解释道:“干”字原象盾牌之形,甲骨文“干”,矩形竖执的所谓挡箭牌,中有窥孔,上有饰缘,下有插杆。金文和篆文变形走样了。古人作战,执干遮挡矢石,冒着锋镝前进,遂有干冒、干犯、干扰、干预、干涉以及不相干之说。他说,“干”本是正体字,古已有之,今却被指定兼任“幹gàn”“乾gān”二字的简化字,这就弄出一堆问题,几个常用字煮成了一锅粥:“干部”本作“幹部”,原指树之主幹,主幹上有旁枝,树幹负担重任,遂有幹革命以及幹不幹之说;干支从幹枝来,十干配十二支,用纪年月日时。“幹”简化成“干gàn”,与“干戈”不相干。“乾”字,用于乾坤读qián,用于乾湿读gān。乾饭、乾脆、乾净、饼乾、薯乾、豆腐乾都简化成“干”,也与“干戈”不相干。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gàn,如今混为一谈,神仙也难分清。 他对“家”的解说就更妙了。母系制社会,一家之中主政者为女性。婚姻制度“招郎上门”,男迁就女,这种行为叫家。他开玩笑地说,先民觉得这种行为,好比牵公猪往母猪那里进行配种,所以造出屋盖下一头豕的家字,作动词用。再看他的妙解:怎知那头并未标明性别的豕就是公猪?看甲骨文发现在腹下添一画,方知其为牡。牡豕曰豭jiā,四川人叫“脚猪”。豭声读讹了,错写成脚。他进而从社会和历史两方面举证:如今上门女婿仍被贱呼为“寄豭”,秦始皇下令:“夫为寄豭,杀之无赦!” ——诸如此类有趣的解读,若看简化字则无从知晓字中乾坤。不认识正体字,几乎无法认识汉字的本意;不识正体字,无从感知中华文化。 简化字阉割汉字和汉语,造成字与意的断裂,将意象丰富便于识别的汉字,弄成了准拼音化的字符,意义皆由外力所强加,学会此种文字根本无法阅读古籍,也无从体会汉字之美,中国文化品格的养育更无从谈起。 历史上,汉字由繁入简,皆基于自身内在演变,有迹可循,一目了然。近代中国的汉字简化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由一批冀望全盘欧化改变中国的激进者做推手的,喧闹妄为,令人侧目。对中华文化抱有信心的政府,是不会听之任之的。民国时期的简体字萌动,是在遵从正体字地位前提下的微小变动,正体字仍为标准规范汉字,繁简都作为规范汉字使用。1935年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列出324字,当年十月,教育部颁发训令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但第二年即停止执行此令。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中华文化仍旧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它拒斥那种一味追求效率的所谓改革。 中共执掌大陆后的简化字运动,是奔向拼音化目标的大跃进,三次简化字表,一次甚于一次——尽管第三次简化表因荒诞不堪,颁布不久即告失败,但已充分暴露出当政者摧毁中华文字的决心。他们视汉字为革命绊脚石,疯狂地对其大动手术,整个颠覆了汉字的表意系统,无情地肢解阉割了汉字,至此确立了简体字是唯一正体字的规范。 简化后的汉字其实已经不是汉字。有网友称,“简化字,就是把正体字砍头去尾,缺胳膊少腿后的结果”。汉字的美感荡然无存,辨识起来也相当困难。 简化字的极端就是符号化。表意文字离开了象形,变得无从认知——只剩下了字符,几乎不承载字本身蕴含的信息,汉字的表意功能基本丧失,沦为毫无美感的准拼音文字。今天的韩文和越南文便是典型代表,一个脱离汉字母体的文字,因为不再承载文化历史信息,变得苍白空洞。强制简化文字的结果是,造成一批批“识字文盲”:认字但不知文字为何物。脱离正体字的语文教学,因为丧失了词源学根据,被迫变成死记硬背的意义灌输,一个个汉字,就这样远离人们的本能认知,丢掉美和情感记忆,变成枯燥无味的单个符号。 毛泽东发起的延安文艺运动,假意让大众掌握文化,其实质乃是消灭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打掉知识分子的尊严,只有这样,流氓无产者才获得真正的领导权。革命逻辑习惯简化,把人和事物分为好坏两类,不容许中间物存在,这也是阶级斗争哲学的必然结果。人和事都简化了,也就好掌控了。消灭了那些表情达意的汉字,也就真正无产阶级化了。所以,简化字是一种自我隔绝意识形态的产物,既可以防止国民追寻传统,受礼义廉耻的熏染动摇革命意志,又可以隔绝港台文化侵蚀,在一个自封闭系统里为所欲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愚民目的。 不受汉字特性约束的简化,剥夺了汉字的生命。意味,滋味,况味,诸多复杂情感和情绪是需要借助很不相同的文字表达的。在简化字状态下,人们普遍情感干瘪,意识偏执,文字苍白。 出于消灭汉字目的的简化字运动,撕裂人的正常认知活动,极其残酷地阉割了中华文化。学者傅国涌公布了一位不满简化字的香港朋友的信,他这样嘲讽简化字:“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廠空空,麵无麦,運无車,導无道,兒无首,佇无脚,飛单翼,湧无力,有雲无雨,開關无门,鄉里无郎,義成凶,魔仍是魔。”使用简化字会让有文化尊严的人极不适应,他们显然不能忍受肆虐的简化字。有网友在我的新浪微博里留言说,“我的台湾同学和香港同学跟我都是英语写电子邮件,他们看不懂简体字。”从政治实用的立场看,简化字已经成为中国统一的拦路虎。使用同一种文字的人,无法在书面语里获得认同。事实上,简化字系统体现的粗鄙化和流氓化等倾向,也排斥热爱中华文化的人士亲近故土。 更为可怕的是,在简化字孵育下长大的一代代年轻人,似乎患上了简化字依赖症——简化字符合以追求效率为最高目标的成功学要求。他们很难体会文化割裂的痛楚,多以复古守旧讥讽要求恢复正体字的呼声。 为正体字争取生存权的斗争,已经赢得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支持。他们认为,识繁用简是权宜之计,不只是认,而是要用,让正体字变成唯一的文字,将非驴非马的简化字驱除出我们的文字系统,才是最后的目标。醒醒吧,每一个中国人的尊严都与此息息相关! 当历经长期文化断裂的中国人终于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时,由汉字而来的争论就不是学者之间的学术斗嘴,而是事关中国人确立自身文化价值观的大事情。 堂堂正正的正体字,庇护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我们要回来了。 期待这一天——汉字不再让我们陌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微博地址为 http://weibo.com/ftly 。) 来源:FT中文网 链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9971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7544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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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 在日记中寻找辛亥革命的真相

真实是历史的生命 ——关于《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答记者 傅国涌 [1] 史料 到11月4日,“上海独立风声更紧,京官逃避天津日以千计”。有人在天津车站目睹,“适北京车到,车中填塞几满,旗妇初易汉装者尤多,其举动至可叹,站外有日人恃照相镜摄影,观者狂呼。又有逃官多人,易其服色,仓皇行走。”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晨报周刊:关于辛亥革命,您之前写过一本《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这次再写辛亥,在写作方法上与前一次有什么不同之处?您在一次讲座里说,这次再写辛亥,发现了一个以前您也不知道的辛亥,什么触动您发出这样的感慨? 傅国涌:《主角与配角》是以角色意识为切入点来研究辛亥革命,我认为,正是主角意识的畸形发达,配角意识的匮乏,特别是群角意识的严重缺席导致了转型的受挫和历史的曲折。当时我特别想提出群角意识来,但并没有能展开,只是在前言中点出。那本书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主要围绕着大家都熟知的孙中山、黄兴、袁世凯、宋教仁那些大人物来写,我只是提供了“角色意识”这个新角度,试图从政治文化来解读那次政治上的大转型。这次我不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写,而是以问题为中心。这本书不是围绕大人物,书中没有主角,却可以看到大量的群角在参与,没有他们,这场革命是无法想象的。另外,这次在叙事上刻意的强化了,作为作者我很少发表议论,表达我的观点,而是通过亲历辛亥革命的当事人的眼睛、耳朵、心灵来观察、感受当时发生的事情,试图重建辛亥叙事。所以,有些喜欢理论的读者会不过瘾,人物只是叙事。叙事是我这本新书的追求,或者说,我藏在这些史料的后面,我把史料分解在了不同的章节当中。我的看法已融合在整个书的结构中,处处无我,也是处处有我。我相信,在确凿、可靠、由细节构成的史实得到完整呈现之前,任何分析、理论框架都是空的,我做的是基础的部分。我说,发现了一个以前不知道的辛亥,是我实实在在的感受,许多史料是近些年看到的,并花了很多时间、精力梳理出来的,比如人心思变、谣言、逃难、金融、财政、报馆鼓吹、剪辫易帜的大量细节,通过亲历者们的私人记录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也是我过去不知道,或略有所知,实则模糊不清的。辛亥革命已研究了近百年,大量的著作、回忆,汗牛充栋,但是这本书是新的,有新角度、新史料、新看法,我发现了一个我过去不知道的辛亥革命。 晨报周刊:《百年辛亥》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第一手历史资料的呈现,构成本书每一章节的都是来自王公大臣、一般官员、革命党、中学生、小学生、外国公使、商人等社会各阶层的日记或信函。您选择这些史料的标准是什么? 傅国涌:我的选择标准是经历过那个大时代的人在当时写下的记录,日记或书信优先,其中尤其看重日记,因为日记一般是写给自己一个人看的,私密性与可信性更高。事后的口述、回忆因为时间、记忆等因素,可信度会打些折扣,如果只有单一的一家回忆,没有可以相互印证的史料,不是都能采信,特别是涉及重大的问题。至于身份,我更偏重非革命党人的记录,因为过去我们对革命党人单方面叙事强调得太多,也更加熟悉。我希望通过其他不同社会角色的视角,更加平衡地来观察那场巨变。 晨报周刊:这些第一手资料所呈现出来的辛亥,比我们已知的要芜杂得多,谣言、恐惧、振奋、激昂、期待、失落……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情绪夹杂在一起,“城里人逃到乡下,乡下人逃到城里”,“一日数惊”。通过第一手史料呈现出这样的景况,意义是什么? 傅国涌:回到历史现场,让我们进一步看到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看到历史的原貌,或者说历史演变的脉络,历史并不是像教科书所图解的那样划一整齐,那样必然,那样确定,相反,历史呈现出来的往往是芜杂的,乱糟糟的,在接近真实的历史图景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更客观、理性地看待历史,从中找到历史变化的清晰轨迹,对历史有更实在的理解,而不至于被这种、那种的解释,这样、那样的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我们可以在看清纷乱复杂的史实后,做出自己的评判。真相高于一切,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地向历史的真相靠近。要说意义,这个意义最大。归根到底,就是首先了解事实真相,而不是整天陷于观念的陷阱中。 晨报周刊: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担心,这些保留至今的第一手资料必然来自于知识阶层,起码是能文善字的,而更广大的民众,比如偏远的乡村,对于革命的认识是不是就容易忽略掉? 傅国涌:这样的担心是正常的,也是较难避免的,留下文字记录的往往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但,如果收集的史料范围足够宽,透过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他们的眼睛和耳朵,我们还是能看到底层社会、乃至偏远乡村的一些情况。比如在四川彭县,一个小学生就听到两个摆小摊子的对话,一个是卖甘蔗的老王,一个是补鞋的戴皮匠,戴皮匠说话句句都离不了“问你哟”三字。戴皮匠说,“问你哟,改朝换国?你我穷人还不是穷人?问你哟。”老王没精打采地回答,“是呀,是呀!”这场革命是有限革命,主要局限在政治层面,换制度,而不是把整个社会结构打破重来,它不同于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所以偏远的乡村事实上并没有什么触动,下册会有英国人许多细微的观察,比如,当时在山东威海卫的英国人庄士敦就说,“这个小小的地区里,居民们对于革命显然是缺乏热情的,在他们之中对于共和有一点概念的,可能不到五十人,他们也不想去了解共和。”英国驻华公使馆武官柏来乐在新疆、甘肃的旅行,他说:“政府是帝制还是共和,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来说,将没有任何差别。至少在很长的时间内,它不会影响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苦力或车夫们的生活。”   [2] 观察 10月31日,镇江关税务司戴乐尔给安格联写信:城内简直无人居住,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老百姓逃走了,只有几家小食品店还开张营业。道台衙门里除了道台和大约四个职员外,再没有别人,所有书办和文案几乎都跑光了。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晨报周刊:《百年辛亥》中引用了大量在华外交官、记者、传教士、海关人员、公司职员的信件,这些信件除了作为辛亥革命过程的见证之外,你还读出了哪些信息?他们的记录与当时国人的记录相比,对于我们认识辛亥有哪些帮助? 傅国涌:在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百年前的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同时也看到外国人深深地介入了中国的公共生活,通过他们的书信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真实氛围,中国的贫弱及在许多不平等条约下的屈辱,但也可以看到西方人带来的文明影响,正面的影响并不比负面的少。与国人相比,由于是外国人,更加超脱一点,中立一点,他们又来自文明程度更高的国家,他们的记录往往提供了国人不具备的角度,使我们从中看到一些国人会忽略的问题。同时,他们有自己的商业或其他利益的考虑,他们的记录透露出处于大变化中的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处境,这是国人记录所没有的。 晨报周刊:辛亥革命中发生了剪辫运动,对于这一运动,外国人少有地表示出了抗议情绪。比如英国驻长沙领事翟比南在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中甚至称士兵们的强制剪辫行动为“暴行”,他说一个政府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公共的安宁。可不可以说,英国人所敏感的,正是我们反思辛亥革命时所缺失的,比如辛亥革命本身与其所宣扬的自由、人权的矛盾? 傅国涌:有这一方面的问题,英国人更在意个人的自愿,尊重个人的权利,而革命往往带有强制性、群体性,许多事情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实行,但未必都是合乎自由、人权这些革命目标。剪辫子发生了很多冲突,我没有解释,我只是把各个侧面的事实呈现出来,从中读者自然可以自己做出不同的解读,革命从来都不是完美的,我并不因此否定革命,只想把那场革命中发生的事实梳理出来,让事实本身说话。我喜欢我的朋友谢泳兄的话,“摆事实就是讲道理。” 晨报周刊:外国势力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关注的是什么?对辛亥革命的走向有什么影响? 傅国涌:外国势力大致上在辛亥革命中保持了中立,并不像以前有些研究者和教科书说的,列强支持清王朝,帮助他们反对革命。虽然,不同的国家态度有所不同,当时在中国比较有影响的几个大国是英、法、美、德、俄、日,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英国,日本一度想帮助清朝,干预革命,希望出现一个君主立宪的结果,因为英国不同意,日本也没有办法,其他列强也几乎以英国的意见为准。英国更关心有一个稳定、有秩序的中国,至于君主立宪还是共和,并不很在乎。它倒对自己在华的商业利益很在乎,有大量的英国工商企业在长江流域,这恰恰是革命的中心区域,所以英国不主张干预,特别是不能帮助清朝,如果这样做,担心引起南方革命党人和民众的反感,给他们带来损害。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在清廷财政枯竭,急需外债时,它们坚决不借款给清廷,当然也不借款给南方,结果是南北双方都没有财政力量,可以来支撑南北战争,只能选择南北议和,以妥协告终。可以说,列强中立,特别是不借款给双方,对辛亥革命的走向有重大影响。 [3] 共识 (1912年)1月5日莫理循(《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给布拉姆(《泰晤士报》编辑)写信说:《官话报》是北京各报中最反对共和、强烈支持清廷的报纸。该报昨天的社论完全改变了立场。社论敦促朝廷接受必不可免的事情并逊位,因为这是人民明显的意志。该报竟以路易十四和理查德一世的命运告诫朝廷。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晨报周刊:为什么辛亥革命以较小的社会震荡完成了政权的和平转移,你提到了关键的一点是:共识。像剪辫、易帜这些最低限度的共识,降低了流血的代价。就辛亥革命来说,社会各派形成共识,实现政权和平转移的条件是什么? 傅国涌:辛亥革命不是一次无限革命,没有节制的疾风暴雨的大革命,革命党人的诉求只是要满族交出政权,实行共和制,立宪派中许多人乃至北洋派也从原来主张君主立宪,转向赞同共和,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他们代表的革命派,张謇等人代表的立宪派,以及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派殊途同归,逐渐形成了共识,分歧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 满汉矛盾,清廷腐败,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落后挨打,以及财政困难,连年水灾造成的粮食缺乏……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清廷都已无法应付,革命发生了,问题只是要不要抛弃,满人皇帝而已。在剪辫、改历等问题上他们本来就有共识,现在政权更迭不过是易帜而已。综合来看,政权和平转移的最主要条件还是人心思变,最后连岑春煊这样朝廷倚重的封疆大吏也转向了支持共和,就是一个证据。这个问题还可以深入的讨论,我的书中特别是下册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史实,各地独立几乎都是不流血的,封疆大吏大都选择了出逃,没有坚决抵抗到底,包括满人将军也是如此,所以整个革命杀戮不重,没有流多少血。人心是关键。这一点晚清报刊开启民智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很多人说,辛亥革命不是革命党人的势力造成,而是报馆鼓吹出来的。 晨报周刊:有一个词经常会在历史当事人的文字中出现:光复。这些当事人不一定是革命党,而“光复”本身隐含的意思就是要“排满”,收复失地。很多受立宪派梁启超影响的年轻人也会这么讲,但革命党的主张、革命是什么意思其实很多人也不明白。这是不是因为当时清朝的局面已经败坏到只要有改变不管变成什么都要好的地步了? 傅国涌:可以这么看。重要的革命党人胡汉民所以感叹说,“排满”的口号简明切要,容易普遍全国,而弱点也就在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民国共和”则取得从来未有之名义而已。至于实质如何,都非所问。当时,全社会包括许多革命参与者对共和、民国的观念也很模糊,以为把皇帝拉下宝座,革命就完成了。由于清廷失尽了人心,晚清最后两年,在立宪派发起的请愿国会运动,清廷做出的回应令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知书达理、有财产的绅士阶层大为失望,已经不再站在朝廷一边。新军、新式学堂的学生、留学生,那个时代的精英阶层几乎都对这个朝廷失望了,他们迫切希望改变,至于变成什么样,他们未必认真想过,在英国留学的曹亚伯听到国内革命的消息,写信给吴稚晖,“汉族山河,指日光复,不觉喜之欲狂也。”留学生都是这样的心态,一般的国内学生哪怕像吴宓这样,并不支持革命,但在内心也不会支持朝廷。朝廷已是孤家寡人。 晨报周刊:你的一个发现是南北双方都遇到了财政困难,无钱打仗,这是南北议和的关键。那是不是说,这种共识只是一种无奈的共识,当时的国人其实还是缺乏达成共识、实现和解的民智基础呢?现在呢? 傅国涌: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往往偏向于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那种简单答案,而历史往往又不是这样的。我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深感历史的复杂性,很多时候我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去解释历史,也无法提供确切的标准答案,我能做的就是通过大量具体的活的事实尽可能把历史自身的复杂性呈现出来,而不是做解释。南北议和最后能够达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确实是南北双方都缺钱,这个原因很重要,甚至很关键,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同时在起作用,也把历史推向了这一步。我只能这样说,共识,并不是只有主动的共识,更多的可能是被动的共识,共识的形成从来都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结果,任何时候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在现实当中,可能更多的时候,共识是被动形成的,主动形成的共识常常是一种理想状态,理想很美好,但人类只能在现实中创造历史,寻找未来。当袁世凯与清廷之间的裂痕很难弥合,他的出山对清廷实际上也是一种风险莫测的豪赌,最后清廷以体面的方式谢幕,以退位告终也未必不是较好的选择,一定要血战到底,血流成河吗?我觉得在关键的各方当中,被动达成的共识,各方都不是最满意,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南方革命党人,还是清廷,但是妥协带来的未尝不是多赢,不能说他们都输了。达成共识的民智基础在不同的时代都存在,包括今天,关键还是时势,时势到了那个点,历史会按自己的逻辑展开。哪怕清廷多么不愿意下台,隆裕太后反复计算、比较,还是这个结果更可靠一点。仅此一念,我们依然要感谢她,历史要铭记她。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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