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作者：祝华新 对基于互联网的新型知识分子，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是今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提出的一个新的理念。这体现了政府对网络管理也是社会管理的一种新姿态，承认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们借助互联网对政府的公共治理提出批评，提出建议。...

丑陋的榜样 ——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和新加坡的教育体制印象深刻？ 马萨·诺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著 吴万伟 译 对新加坡和中国的经济成功印象深刻的美国领袖在谈到这些国家的教育体制的时候往往表现出羡慕的口气。比如，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3月的演讲中 提到了新加坡，他说那里的教育者”在不重要的课程上花时间少些，在重要课程上花时间更多些。他们不仅培养学生上高中上大学，而且为未来职业做准备。我们就不是这样。”《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常常称赞中国。即使在谴责中国政府对付政治异议分子的文章（在奥运会前夕）中，他也写到”今天，让我们惊叹不已的是体育运动的成绩，但中 国将在艺术、商业、科学和教育上留下类似的超大号脚印。”这些话里隐含着他对中国教育的强烈赞同。但奥巴马和纪思道以及称赞新加坡、中国教育体制的其他人 显然都没有认真思考这些政策和民主辩论及民主自由的关系。实际上，他们赞美了并不值得赞美的对象。 新加坡和中国的教育者做了什么呢？按照他们自己的描述，不过是进行了大量死记硬背和”应试教学”的工作。即便我们的唯一目标是培养能够为国家经 济增长做出最大贡献的学生—这是新加坡和中国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教育目标，我们也应该排斥他们的战略，连他们自己也已经拒绝再这么做了。最近一些年， 新加坡和中国都进行了重大的教育改革，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成功的经济要求国民具有高超的分析能力、积极解决问题的能力、发明创造所需要的想象力。换句话说， 这两个国家都没有采用更广泛的教育目标概念，但他们都已经认识到死记硬背的教育模式连经济富裕的狭隘目标也无法满足。2001年，中国教育部提出了”新大 纲”旨在”改变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和机械训练的弊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类似的，新加坡在2003年和2004年改革了它的教育政策，据说从死记硬背的学习转向更加”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学生被理解为”积极主动的 主体”。抛弃”重复性的练习和作业，”改革后的大纲把老师看作”与学生一起学习的同行者，而不是提供问题解决办法的人”。它强调了分析能力和”审美和创造 性表达，对环境、自我和社会的敏感认识。”这些改革中使用的语言令人回想起伟大的进步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他们两个都访问过中国，对整个东亚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新加坡和中国现在正努力朝向旨在培养学生创造性的开放的进步的教育，而我们似乎正在离开这个方向，因为越来越多地强调针对考试的教育，这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结果。 熟悉新加坡和中国现行做法的观察家的结论是，这些改革还没有真正实施。老师的工资仍然和学生的考试成绩挂钩，因此，造成真正改变的奖励机制还付 之阙如。一般来说，朝向死记硬背要比抛弃死记硬背要容易得多，因为杜威和泰戈尔的那种教导需要足智多谋和敏锐的洞察力，而遵循已有的模式往往更容易。 而且，改革还受到专制国家的限制，因为担心真正的批评自由。在新加坡，在讲授政治学和当代问题时，甚至没有人试图使用新的技巧。典型的”公民教 育”是采用分析问题的形式，提出几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然后展示政府选择的方案对新加坡是最恰当的。在大学里，有些老师试图采用真正开放的途径，但是如果他 们在课堂上批评政府的话，政府总有办法起诉教授诽谤。一两个大肆报道的案例足以让人们噤声。一个传播学教授（已经离开新加坡了）最近在班上引导学生讨论诽 谤案件时，”我能感受到教室里的恐惧气氛，你能用刀把它切开。”外国人也不能幸免。有人鼓励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创建一个新加坡分校，但告知他们该项目拍摄的电影不能在校园外放映。中国就更不用说了，在谈到政治体制的时候，当局并不鼓励创造性思考或者批评性分析。 现在到了摘掉有色眼镜的时候了。对任何要保持多元民主的国家来说，新加坡和中国的教育模式是最糟糕的。就算以商业为核心的术语来说，这种教育也 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在涉及国家的未来和人民面临的艰难选择时，它不遗余力地压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分析能力。如果我们想向亚洲寻找学习榜样，应该找更好的模 式：韩国追求自由的人文艺术传统、泰戈尔和类似思想的印度教育家的广阔视野。

伊力哈木·土赫提在他就职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拍摄于2013年4月27日）一个多月前，被关押在乌鲁木齐公安局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见到他的两位辩护律师李方平、王宇。据李方平律师的微信披露：“伊力哈木坚称无罪，他的所言所行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民族、汉族的共同利益的有机结合，他没有任何言行支持分裂，只是希望新疆的民族区域自治更加完善、更加法治化、民主化，民族关系更加和谐稳定。”由于当局不断施压，王宇律师被迫退出该案。之后，刘晓原律师接替王宇律师担任伊力哈木的辩护律师。他与李方平律师于8月3日抵达乌鲁木齐了解伊力哈木案。以下是刘晓原律师（‏@liu_xiaoyuan）8月4日-5日发布在推特上的消息：8月4日上午先到了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一庭答复，让我们下午去递交委托手续。 8月4日上午，我与李方平律师到了乌鲁木齐市中院，递交伊力哈木案委托手续。刑一庭称要参加全院会议，让下午再来。下午，我们再次来到法院，但联系不上法官和书记员。我只好打纪检监察组电话投诉，副院长接待了我们，副院长说负责案件副庭长出差在外无法给阅卷，过段时间再来。 8月4日乌鲁木齐中级法院 8月5日今天上午十时二十分，我与李方平律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守所会见了伊力哈木，会见时间长达三个小时，至到中午一时二十分结束。法院在7月30日晚已将起诉书送给了他。他认为，指控与事实不符，自己没有组织、策划、成立分裂国家集团。 8月5日今天会见伊力哈木还顺利，但进入看守所大门办理登机（登记）时，让我们寄存手机。进入会见大厅办理手续时，又要求我们把随身携带的包寄存。 8月5日伊力哈木已收到起诉书。起诉书中引用的是刑法第103条第一款，没有引用刑法第113条。也就是说，如果分裂国家罪名成立，最高刑期只能判无期徒刑，不能判处死刑。 8月5日伊力哈木坚称，自己一贯反对国家分裂，反对恐怖暴力，反对煽动民族仇恨。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关注政治时事，关注社会事件，特别是新疆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与分裂国家无关。 8月5日起诉书指控伊力哈木组织成立了八个人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并认定其为首要分子，应按刑法第103条第一款判处。如果指控被法院认定，依照这个条款规定，会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8月5日伊力哈木的精神状况还好，他说身体比进来时消瘦了很多，同室关押有七人，其他人犯涉嫌贩毒、盗窃。 8月5日伊力哈木称，自己选择汉语作为审理时的语言，这让法院感到很惊讶。另据李方平律师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表示，估计案件可能最快8月底开审，不过仍然要视乎当局对案件的重视程度，当局也不愿透露。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7月30日当晚已将起诉书送给了伊力哈木，效率十分快，估计当局可能想“速战速决”。伊力哈木最近在狱中没有绝食，精神状况不错，而且十分坚定否认所有对他的指控。看守所的人员不愿意向伊力哈木转交一些书籍，直接退回，只同意转交他孩子的照片。由于负责处理伊力哈木案件的法院法官表示未来一周都会出差，两位律师只好先离开乌鲁木齐并部署下一轮工作。又据德国之声对李方平律师的采访，伊力哈木从被羁押起至今已有6个多月的时间，他所穿的看守所囚服从43号变为41号。但此次会见相比较6月底的会见，伊力哈木的精神状态尚好，在收到起诉书后，他正在日夜书写自辩书。李方平律师还透露关键的一个细节，即起诉书中并没有早前乌鲁木齐公安局发布的“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指控。但直到目前，律师依然没有能够阅卷。李方平律师再次强调中共当局对伊力哈木的指控无法成立：“现在看到的情况都是严重的指控，包控伊力哈木自己发表的文章、被转载和翻译的内容等，伊力哈木也对这些指控提出了异议，从目前的证据材料来讲，这是不成立的。”所谓“八个人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除伊力哈木外，其余七人是：在土耳其留学的原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生穆塔力浦·伊敏，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帕尔哈提·哈力木拉提，中央民族大学本科生阿克提木·如孜（女），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肖合来提·尼加提，NGO爱知行研究所员工阿可拜尔·伊明，还有一位也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名字暂不知。他们都是维吾尔族。还有一位原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生，他是彝族，名字暂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