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政治违纪”的今昔 张鸣 中国社会科学院祭出整肃大棒，今后院内的干部的考核，要考察意识形态，凡是政治违纪者，一律免职。这条消息，跟此前该院纪委书记杀气腾腾的讲话一样，语惊世界。 虽然说，现在这条规定，是针对干部的，但是，保不齐哪一天，所有的研究人员，都会头顶高悬这个达摩克勒斯之剑，不留神碰上高压线，政治违纪了，饭碗也就砸了。更何况，作为一个研究机构，所谓的干部，肯定包括各所的所长副所长以及各个研究室的主任副主任，这些人，都是研究人员。那么也就是说，这些人即使在研究过程中，都要当心政治违纪，不能说或者写不政治正确的东西，否则，棒子没准就砸下来了。 我们说，作为研究者，创新是第一位的，如果束缚他们的手脚，让他们处于动辄获咎的状态，可怎么做研究呢？是不是说，从此表明，中国的社会科学院，不再是一个研究机构，而变成了宣传阵地呢？ 这一阵儿，反腐力度很大，违纪的事儿，听了很多。但是，政治违纪，还第一次听说。什么叫做政治违纪呢？人家没细说，但猜也能猜出来，无非是说了或者写了人家认为政治不正确的话或者文字。但具体落实下来，其实很不好界定。因为所谓的政治违纪，不是真的违纪。违纪是违反共产党的党纪，政府部门的纪律，有明确的规定，无非贪污腐败，嫖娼什么的。但政治违纪，属于言论范围，什么言论算，什么言论不算，真的不好说。 政治违纪，过去叫犯政治错误。严重一点的，就是反革命，或者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即使在今天，谁要是被人认定有这三反中的一反，肯定也是政治违纪了。当时在当年，真的说不清楚。就算社科院吧，很多研究人员当年被批判的著作和文章，后来都上升到三反的高度，其实你就是拿放大镜去找，也找不到只言片语的三反问题。有的，反而充斥了歌颂党，歌颂领导的肉麻。在今天看来，那些被康生说成是利用小说反党的小说，有哪一部有丝毫的反党内容呢？那不要紧，人家可以找，说你是影射，你用的是曲笔，你是在指桑骂槐。就像文革后期江青批判某一幅黑画一样，即使你画的只是一颗大白菜，一样可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那个年月，是个没有法制的年月，连刑法都没有一部，只有一个《惩治反革命条例》，所以，所有的问题，都是反革命。强奸是反革命，写文章当然也是。今天据说已经开始依法治国了，但居然还会有政治违纪。一个模糊的，弹性的，任由纪委随意拿捏的“罪名”。这是打算让人文社科的研究人员，再回到过去吗？那个可以政客可以胡作非为，知识分子动辄获咎，让人心惊肉跳的时代？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一） 　　 今天，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 　　 甲午战争，开启了日本军国主义鲸吞中国的历史。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的脚步就没有停止过：占旅顺、割台湾、侵占东三省，直逼北平城……“七七事变”，实际上是甲午战争的延续。这两场战争，两次打断中国发展进程，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屈辱、苦难、伤痛，世所罕见。 　　 这种痛，华夏儿女刻骨铭心；这种痛,中国军人如鲠在喉。 　　 今又甲午，殷鉴不远——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今又甲午，知耻后勇——强国必先强军，强军必须改革。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虽然积贫积弱，但并不甘愿任人宰割，也曾发愤图强，开启了一场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然而，历史以战争的激烈方式，对清政府的“改革成果”做出了评判。初衷与结局反差如此之大，让甲午战争这道切在中华民族胸口的刀痕，在历史这面镜子前显得格外醒目——因为变革，甲午战争成为“近代历史上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因为变革不彻底，甲午战争最终成为“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 　　 甲午，国耻坐标年；甲午，改革关键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洞察时代风云，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置于当代世界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思考，告诫全军：“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 　　 　　 （二） 　　 甲午！甲午！！ 　　 一篇篇反思文章、一部部影视作品、一个个网络热帖、一件件战争遗物，一次又一次撞击着我们的心灵。最让我们痛彻心扉的，是这样一种景象——大厦将倾，江山风雨飘摇，清廷醉生梦死、苟且偷安，把刚筹措的数百万两海军经费，挪来为慈禧修园贺寿；海上决战，定远镇远两舰主炮只有3枚炮弹，军费吃紧，大小官员却贪腐成风，大肆捞钱，家里金银满箱；旅顺陷落，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前线告急，官府贴出告示，许诺“助官抗日，可免三年钱粮”，但百姓置身局外，鲜有人响应。 　　 “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多少人感叹，对于这样一个缺乏国家意识的民族，有何忧患可言，有何担当可言，又有何希望可言？！ 　　 反观日本，“以小搏大，国运相赌”的背后是国家意志、全民意志。透过“出云号”这艘军舰的名字，就不难看穿日本谋求扩张的愿望始终是那样强烈。 　　 100多年前，日本用甲午赔款购得“出云号”装甲巡洋舰；70多年前，“出云号”充当侵华日军旗舰，欠下累累血债。今天，日本居然再一次用带有浓烈军国主义色彩的“出云号”，来命名二战之后建造的最大战舰。 　　 “出云号”借尸还魂，意欲何为？ 　　 从篡改历史教科书到否认南京大屠杀，从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到解禁集体自卫权，从上演钓鱼岛“国有化”闹剧到插手南海事务……一系列动作的背后，日本隐藏的是什么野心？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当国人殇思于120年前丧权辱国之痛、震惊于70多年前日寇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一个警钟在内心深处鸣响：岁逢甲午，国耻犹痛，狼烟仍在！ 　　 当前，我国周边特别是海上方向安全面临的现实威胁呈上升趋势，大国地缘竞争逐渐加剧，太平洋并不太平，东海、南海波诡云谲，我们家门口生乱生战的可能性增大。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国歌天天在耳畔唱响，然而，有的人却未必真正体味到这种忧患，有的人也未必真正把国家利益放在心中。更有甚者，为敌对势力摇旗呐喊的有之，鲸吞国家资产中饱私囊的有之，骄奢淫逸大肆挥霍的有之，浑浑噩噩甘当看客的有之……他们哪管什么国家安危、民族存亡！ 　　 承平日久，我们最大的危险是看不到“剑悬在头上”的危险，最大的敌人是头脑里“看不见的敌人”。 　　 今日中国，民族复兴的目标从未如此之近，实现中国梦的愿望从未如此强烈。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军队的强弱、战场的胜败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强军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肩上，要挑起这副担子，必须敢于担当，抓住战略契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三） 　　 历史的发展虽然漫长，但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兴衰存亡，往往存在一个风云际会的关键历史节点。凝视近代中国历史，1894年这个坐标点非同寻常。 　　 这一年，恰好处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我国近代史“中段”。这个“中段”不一般——西方工业革命的大潮，猛烈冲刷着东方这片古老土地；兴于洋务运动的北洋舰队，站在盛衰转换的十字路口。 　　 面对1840年到1894年这半个世纪难得的改革窗口期，两个国家两个民族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清王朝麻木不仁，仍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变革被动应付、亦步亦趋；反观日本，举国上下主动应变、奋力赶超，对西方近代文明“始惊、次醉、终狂”。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不同的态度决定了两个国家的不同命运。甲午之败，是军事对军事的失败，更是改革对改革的失败。 　　 历史何其相似！今天，我们又处于这样的“中段”——刚刚走过改革开放35年，距离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还有35年；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谋求军事优势地位的国际竞争加剧，我军正处于机械化尚未完成又必须向信息化跃升的关键时刻！ 　　 历史一再昭示：在社会领域变则进、不变则退，在军事领域变则生、不变则死。 　　 错失良机，改革的“中段”很可能像120年前一样被外敌强行中断；错失良机，改革的“中流”只能付之东流，看人家“击水”；错失良机，我们不是付出累累白银，就是付出累累白骨。在这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代，抢占军事竞争制高点，掌握战略主动权，我们当有时不我待的急迫感：“坐不住”——国家利益呼唤改革。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军队使命就必须延伸到哪里。当前，我军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不相适应。 　　 “慢不得”——现实差距倒逼改革。军队改革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先赛，一步跟不上，就可能步步跟不上，留给我们的将是几个“时代差”。 　　 “等不起”——军队转型亟待改革。等待是最大的代价，不改是最大的风险。制约我军建设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改革完不成，转型不成功，能打仗打胜仗就是空谈！ 　　 “法与时变，礼与俗化。”从建军那天起，我军就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适应形势任务发展变化，不断改革创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 　　 “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棒”“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当年，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等不靠，自主创新，造出“两弹一艇”，腰杆硬到今天。 　　 120年前黄海上的炮火，77年前卢沟桥的枪声，回荡在我们心头：今天，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实现新的“涅槃”，铸就捍卫共和国安全的钢铁长城！ 　　 　　 （四） 　　 甲午海战，表面上看是中日两支舰队的实力对决，实质上是两个国家思想观念的无形较量。看似发生在甲午之年的战局，其实在多年前就已展开。 　　 1842年，魏源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这部“睁眼看世界”的鸿篇巨制在中国鲜有人问津，在日本却被称作“国家之书”，译成几十个版本。1870年前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注意到，日本人到欧洲来，“谋求的是根本的改造”；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船炮的价值”。他由此预言：中日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 　　 洋务运动改这改那，首先要改的、最应该改的思想观念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甲午惨败，源于改革不彻底，源于头脑深处的守成、守旧、守摊的思想观念——战略上守成。同样是建设海军，相比日本确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扩张战略，清政府却是“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的保守战略。结果，“保和局”的战略非但没有保住和局，还要吞下惨败苦果，承受“薄海惊心之痛”。 　　 理论上守旧。进入19世纪90年代，“快船快炮”成为海军发展新趋势，海战核心能力正在发生位移。但清廷对此缺乏足够认识，沉湎于舰艇吨位、火炮口径方面的传统优势，最终北洋战舰被击中次数竟是对手的5.6倍！英国海战史学家这样评价北洋舰队，“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 　　 建设上守摊。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拥有大小舰艇近50艘，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自认为“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的清廷，此后再未给北洋舰队添置一艘军舰。同一时期，日本却每年增建2艘主力战舰，到甲午海战爆发时，北洋舰队已落后于日本的联合舰队。 　　 守来守去，清政府守到最后，守的是一支灵魂僵死的铁甲舰队。甲午一役，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 　　 用甲午这面镜子观照今天，“守”的影子依然盘踞在我们的思想深处。军队长期不打仗，最容易滋长守成思想，失去进取的锐气，一提改革，这个也不能动、那个也有困难。 　　 当前，横亘在我军面前的思想坚冰、观念桎梏依然比比皆是：天天喊打仗，却以不打仗的思想准备打仗；嘴上说体系，实际上“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多年讲联合，却依然是“大陆军”思维和狭隘军种观念至上……这些“脑袋”里的问题不解决，国防和军队改革就“深”不下、“化”不了。 　　 丘吉尔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我们反思甲午，是“向后看”，但甲午战争给我们的启示却是：改革一定要“向前看”。 　　 万事开头难，起跑决定后程。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航船，正行驶在转型的“历史三峡”，除了激流勇进，我们别无选择！ 　　 　　 （五） 　　 都说改革难，难就难在“触动利益”竟然比“触动灵魂”还难。 　　 制度保守、观念闭塞、门户之见、风气腐化、执行不力……一部甲午战争史，每一页都可以读出改革的艰难，字里行间都飘荡着利益藩篱的幽灵。 　　 大东沟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先于北洋舰队近1个小时发现对方，从而掌握了作战先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清军军舰上烧的是黑烟滚滚的“八槽”劣质煤，而日军军舰上烧的是动力强、煤烟少的“五槽”优质煤。谁能想到，这些燃煤的供应商居然是同一个——醇亲王奕譞亲信把持的中国开平煤矿！ 　　 清朝军队和军事工业分属几个洋务集团，带有封建割据性和买办性。在兴办洋务过程中，形成了李鸿章的北洋、淮军，张之洞的南洋，曾国荃、左宗棠的湘系。他们把各自的军队和军事工业作为私产。武器引进或生产没有章法、各自为政、五花八门，北洋各军营炮台使用的火炮竟然有84种之多。 　　 “撼山易，撼心中贼难”。这个“心中贼”就是一己之私，就是利益藩篱！ 利益藩篱，是横在当年改革面前的坎，没越过这个坎，洋务运动成了强国泡影；利益藩篱，是压在清军身上的不能承受之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578.html文章来源：解放军报20140725

　　 　　 按：本文系作者提交给北京“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作者向红是周宇驰的女儿。据“维基百科”等资料：周宇驰（1935年－1971年9月13日），河北乐亭县人，曾任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1971年9月13日，在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起飞后，周宇驰、于新野及李伟信在北京沙河机场乘直升机出逃迫降，周宇驰及于新野开枪自杀身亡。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如今四个十年过去了。每年的这个日子，我会和许多受“九一三”事件牵连的人一样，思绪万千。在40年前，我已经下了结论：从政治生命这个层面上讲，政治上的我，已经随着我父亲死去了。遗憾的是，40年来的经历证明了我的预言。 　　 关于“九一三”，的确是一个令我难以回避又难以把握的命题。鉴于我与之40年的渊源，我想尝试一下管中窥豹，来谈谈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想。 　　 我对历史知之甚少。我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细，因为往往细节导致拐点或突变，所以点点滴滴，都要记录下来。作为个人回顾历史，却不能走得太近，否则深陷其中，枝枝蔓蔓，历历在目，只能看到一家一户的离散，一城一池的得失，怎不纠结？就真的“碧海青天夜夜心”了。尤其在这个事件上，要学着站得高一点，离自己的利益远一点，去看国家、民众的利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爷爷、爸爸与我 　　 听我奶奶讲，爷爷很早就是地下党，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一穿军装就是干部；曾任四野某部的后勤干部，一直随着四野打到广东。我父亲从小当过儿童团长，在抗日中学毕业，入伍的前一年就入了党；他是搞宣传出身，入伍后不久在四野某部任干事并兼职战地记者，身上有两处辽沈战役的弹片留下的伤疤；组建空军时他所在的那个团去了空军第一航校，他还是搞宣传。他是个政治上很坚定、工作上很有能力、性格上很活跃，很要求上进的人，所以才被挑去给刘亚楼司令员做了几年秘书。 　　 我的小学经历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被分成了三段式——一年级下学期刚开学，我们家就从北京搬到上海的空四军，住在军部对面门诊部的院子里；四年级暑假前，又搬回了北京的空司大院。 　　 那是1963年初，走的时候正是北京最冷的季节，大人的脸上也没有笑容，我隐隐约约听见什么“刘司令发火了”之类的话，给我的感觉，父亲是犯了什么错误。 　　 刚刚到上海，我们都住校，奶奶在家，妈妈在门诊部上班，父亲却去了一个很远、很艰苦的地方，极少回家，回来了也是风尘仆仆，带着股农村的稻草味道，人又瘦又黑，但情绪饱满。他一回来就讲很多和战士在一起的趣事给我们听。我们就又能听见爱干净的妈妈数落他脚臭，把他的简陋行李拎到门外，要消毒。他看着妈妈那认真样儿，还故意逗她；有父亲在，家里总是充满了快乐。后来父亲不再去外地了，他和妈妈在虹桥机场的空二师工作，在那里又安了个家。 　　 大概是1964年，我们上的部队子弟小学接受地方生源以后，我们开始走读。但是周末都会坐着部队的大卡车回虹桥机场，从位于上海市东北角的江湾，到西南角的虹桥机场，要穿过整个上海市区。孩子们一路上说说笑笑，一路高歌“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往下传。革命先辈挥血汗，创立了人们的好江山，我们继往开来，建设这幸福的乐园……”非常的快乐；妈妈也觉得在上海那段日子，是最轻松惬意的。 　　 再回北京时，大约是1966年5月下旬。“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在快要离开上海的日子里，有一次我随着父亲在空二师的干部食堂吃饭，广播里正在播送《人民日报》的什么社论。父亲停下了筷子，侧耳聆听，一脸严肃。 　　 我们到了北京，还在车站等着提取行李时，我觉得口干舌燥，鼻子就突然流血了，妈妈说是北京的气候太干燥了的缘故。在上海市普通话比赛得过奖的我，拿着钱去买冷饮，丝毫没想到当我习惯地说成“棒冰”时，却受到了嘲笑：什么呀？这叫冰棍！这两件事使我对北京顿失好感，现在想想，简直像是不祥之兆。 　　 好像是王飞伯伯和何汝珍叔叔来接的我们。我对何叔叔很感兴趣，因为在上海时我看到他写给父母的信，字写的非常端正秀丽，因此记住了他的名字。对于为什么要回北京我很不解，我已经适应了上海的生活，对学校很不舍。后来我跟王飞伯伯提起此事，他说自我父亲离开空司以后，他们俩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前后长达三年多；父亲调回北京，也是经过他们劝说才同意的。 　　 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调来调去： 　　 他给刘亚楼当秘书时，有一次上午到的大开本《参考消息》，他下午才送给刘司令看。刘批评了他。他解释，这只是一本《参考消息》，不是文件，并没耽误工作，遂不肯认错。刘的性格很闻名，岂能允许别人反驳和异议，尤其是自己的秘书，就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再次批评我父亲，好像说他工作“踢皮球”。但我父亲也很倔，有些不识时务，坚持不认错，刘亚楼大为光火。我父亲那时是少校，刘为此在空军出台了一条新政：凡是少校军衔没有担任过指导员或教导员等职务的，一律下放一年，补课。这就是我父亲后来下放到江苏盐城高炮某部，担任了一年营教导员的前因后果。 　　 据我哥哥了解，“文革”前我父亲曾经被借去上海党校讲过课。我也记得他在空二师五大队当政委的时候，五大队的宣传搞得有声有色，我父亲和飞行员的关系很好，经常谈心。父亲还有副好嗓子，他喜欢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一类激扬、向上的歌曲。“文革”期间他被评为空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大院里进行心得讲用。他身体很棒，在一航校时拿过东北军区速滑的名次，刚回大院还在灯光球场打过篮球，那应该是林立果还没到空军的事了。 　　 于新野叔叔的父母都是新四军，是革命老干部；他父亲在解放初是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的创始人，后来担任过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编辑部的领导，1958年支边调到宁夏省电台工作。 　　 我也还清晰地记得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穿着新军装，寡言少语地坐在我家床上，见我进来，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后来他成熟了，也胖了，像个干部的样子了，到哪儿都能听见歌颂他父亲和赞美他的话，每逢此时，他只微微一笑，颔首致意，应付自如，并不张狂，平时依然寡言少语，好像总是有事可做，从未见过他懒散的样子。 　　 记得是1970年5月20号，早上程洪珍开车到中山医学院，把我接去度周末，“调研小组”的人当时都驻在广州白云山机场招待所。因为他们那里可以看到香港报纸和很多的外国杂志，所以我去了就会翻看，对报纸上连载的言情小说很痴迷。 　　 一个上午，别人都各自忙碌着，洗衣机放在翻译陈伦和房间的卫生间里，哗啦哗啦地响，我好奇地去看，顺便帮忙。他们住的楼层上有一个大饭厅，里面有部电视机架在那里，平时大家可以聚在里面看电视。那天我看见饭厅没有人，椅子都折迭好靠在墙边，只留了一把椅子正对着电视机摆放着。电视里开始转播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二O”大会，我坐着椅子上看了看，就走开了。一会儿，该林彪讲话了，林立果从房间里出来了，有人很默契地开了瓶橘子汽水递给他，他就坐在那张椅子上，聚精会神，边喝边看，别人都走开了。我见大家都不进去，也不好贸然进去，就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记住了林彪讲话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那个“助”字的湖北口音特点。林彪讲完话，大会还没结束林立果就站了起来，还是一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回房间了。我目睹了这一切，就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起来——不是说干部子弟应该谦虚吗？他只听自己爸爸的讲话，算什么呢？可是他父亲是林副主席呀！原来他和他父亲的关系会这样啊……要是爸爸在台上讲话，我好不好意思听呢？ 　　 后来跟林立果见面次数很多，但仍然完全不能把他和《五七一工程纪要》联系起来。 　　 我们一直在想：是什么让我父亲从当年一个学习毛选、宣讲毛选的“积极分子”，和那些空军党办的精英们，变成了后来的他们？可以说他们都已经有家有业，也有一定权势，他们还想干什么？怎么就愿意冒死跟着林立果干出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呢？难道是贪图更多的权益？难道是脑子一热、自我膨胀？或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林立果还折腾什么呀？林彪不是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吗？一开始怎么也想不通，第一次觉得熟悉的父亲那么的陌生；后来慢慢想通了一点，逐渐地，我们开始走近我父亲。 　　 我清楚地记得1971年9月5号，是个星期日。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像往常一样，和要好的几个同学去广空参谋长顾同舟家里玩，主要为了能解解馋。学校把我们部队学员的伙食费和地方同学平摊在一起，所以伙食不好，我们这帮孩子正在长身体，胃口大得吓人，加上是北方人，吃不惯广东的大食堂。忘了是饭前还是饭后，女孩子们叽叽喳喳地都聚在客厅和张亚青阿姨说笑着，顾伯伯把我单独叫到客厅外面的走廊，脸上还挂着和我们聊天时的笑容，四顾无人，很亲切又神秘地压低了声音，说：你爸爸12号就要到广州来了！到时候我派人去学校接你！ 　　 我不太理解他为何这样，但因为他一直很关心我，跟林立果他们关系又好，在那时“亲不亲，线上分”政治观念里，他和我父亲是一条“线”上的，可能是想回避不让其他同学听见；于是我很有礼貌地应答，但我的性格内向，就爱胡思乱想，心里依然感到些许疑惑——广州是父亲常来常往的地方，这有什么好神秘的？也就认为他是一片好心，了解我们父女的感情，所以当成个好信息告诉我。事后才知道，其实就在那两天的前后，刘兴元给广州军区传达毛泽东南巡“吹风”的内容。 　　 12号我没有请假外出，怕来人找不到我，一直在学校等消息。但并没有人来找我，也没有电话来。我并没有觉得特别奇怪，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林立果和父亲他们神秘、机动的工作特点，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要办，正好休息一天，我在学校只接过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但打不了，所以我也没打电话给任何人。 　　 大概又过了一周左右，同学汪京群（汪东兴的女儿）吃完晚饭和我在校园里散步。她悄悄地告诉我：一个大官坐飞机跑了，下落不明。我们俩就海阔天空地猜想，会是谁呢？其实我根本无从猜起，都是听她说。最后她说，可能是许世友！这个人最不听招呼了！我根本对什么叫“跑了”没有任何概念，对中央的事情更是一头雾水，所以听了京群的分析，就觉得有道理，听说许世友的脾气很大，谁也不服，随身老带着枪，“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曾经跑到山里躲了起来；所以这次跑的大官很可能是他。 　　 何等的天真烂漫。 　　 在广州听完传达“九一三”的中央文件，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此事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尤其是文件说他们都死了，我根本不相信，感觉头晕耳鸣，全身麻痹。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是“这是‘笔杆子’在搞鬼！”我旁边坐着的是学校里睡在我下铺的广空副参谋长的女儿，她悄悄地问了我一句：那个周什么的女儿是谁呀？我挣扎着回答：是我……声音极低，极粗，极哑，根本不像我平时。她一定是被我吓到了，马上搬着櫈子往旁边挪了一下。 　　 传达完文件，李先念接见我们这些父亲在文件上被点了名的子女。他特意点了我的名，他问我：你知不知道他们的事啊？你能不能象林立衡那样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啊？你要是知道了他们的阴谋，你会怎么办呢？向谁举报啊？我根本回答不了这种问题，但全场的人都在盯着我看，我勉强站起来，眼冒金星，感觉喘不上气来，眼前黑压压地一片人头，我跳过了前面的几个问题，朝着两步远的李先念，哑着嗓子说了三个字——吴法宪。 显然这个答案令他很不满意，他也不让我坐下，就转过脸跟另外一个方向的子女们讲起话来。我既紧张又非常尴尬，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刚才听文件的时候隐约感到吴司令这次也要倒台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537.html

　　 　　 在政治学领域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我自以为对美国政治是相当了解的。但赵忆宁的这本《探访美国政党政治》还是让我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一般所谓”学术”著作和新闻报道中很少提及的东西。为准备这本书，忆宁采访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县、州、联邦三级的精英达五十人之多。不要说在中文世界，即使在英文世界，这种书也十分罕见。 　　 中国人都知道美国是两党制。有些人认为，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是一种巧妙的制度安排：如果人民不满某党执政，他们可以把另一个党选上台。这样一来，所有政党都不得不对选民负责。据说，这便是现代民主的精髓。读完忆宁这本书，仍持这种天真看法的人恐怕会大大减少。 　　 　　 美式”三无”政党 　　 本来，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党”（party）都是指议会内政客们拉帮结派形成的小圈子，与中文里”朋党”同义。不过，进入十九世纪以后，随着底层民众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美国的政党政治出现了两个与别国显著的不同。一是美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党，或工党、社会民主党）；二是美国始终没有出现大众党（mass party）。这两个特点显然具有相关性，因为社会主义政党一般都是大众党。但其它国家的非社会主义政党往往也采取大众党的形态。美国的两大党却始终都是精英党（cadre party），将大众政治参与限定在十分狭小的时空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研究现代政党著称的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把美式精英党看作落伍的象征，因为在他看来，大众党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 　　 大众党一般有指导自己前进方向的党纲（constitution），有按时缴纳党费的党员，有经常开展活动的各级党组织。而美式精英党却是”三无”政党：它们没有党纲，只有每次为竞选临时提出的政纲（platform）；它们没有党员，只有在选举时把票投给某党候选人的”党人”（party affiliation）；它们没有严密的党组织，只有为筹备下一次选战而搭建的平台。美国政治教科书对政党的定义可能会让其它国家的学者觉得十分怪异，因为它把政党说成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an organized effort），而不是一种组织。忆宁访谈的那些美国政治精英对此都见惯不怪、安之若素，显然是因为他们不具备比较视野。本书中接受访谈的肯·马丁对此欣然承认。 　　 大众党的组织方式使得普通党员有可能影响党的走向，从而影响国家的走向。而精英党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它们只关心一件事，即在下一次选举中，本党政客能否上台。精英党希望看到的是粉丝型”党人”：选举时，召之即来，很热闹；选后，挥之即去，春梦无痕。它们为什么不要党纲、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的约束？这大概就是奥秘所在。 　　 在美国这种两个精英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绝大多数”党人”的作用限于每隔几年在选举中投一次票，其它时间便几乎无声无息，留下党派活跃分子或精英分子为下一次选举进行筹备（其关键是募款）。对这些”党人”而言，他们在政治上的唯一作用是在选举中，支持这个党或那个党的候选人。在全国大选中，他们的选择其实十分有限，要么是目前台上这个党，要么是几年前下台的另一个党。这好比朝三暮四或者暮四朝三，选民到底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如果他们把票投给其它党的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那就等于浪费了几年才有一次的投票机会。 　　 而在绝大部分选区，”党人”的选择余地更小，因为两党通过调整各个选区的边界，划分出大量民主党人聚集区或共和党人聚集区（见对罗德里克·希尔斯、卡拉·希尔斯的访谈）。在”共和党”控制的选区，把票投给”民主党”是浪费；在”民主党”控制的选区，把票投给”共和党”是浪费。实际上，在绝大多数选区，选举结果早已在选区划分的博弈中就已经决定了。 　　 虽然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也自称”政党”，但正如忆宁这本书所展示的，它们与其它国家的政党太不一样了。在政治学中，对各国政党进行比较研究的主要是欧洲学者，他们比较的对象也往往集中在欧洲政党身上。在欧洲学者看来，美国的”政党”应该入另册，不应与其它国家的政党混为一谈。反过来，美国学者似乎也不太会从比较的视角来剖析本国的政党。 　　 　　 美国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近年来，欧洲曾一度引以为傲的大众党也开始衰落了，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这种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如果这个标准可以用来衡量民主质量，美国民主质量可以说从一开始便不太高，因为美国政党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党员。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使用美国自己的标准衡量其民主的质量，危机的苗头也十分明显。在欧洲政党政治美国化的同时，美国本身的政党政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认同民主、共和两大党的”党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至少某个党。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但现实是，”独立人士”无法形成一个政党。在访谈中，密西根州前州长恩格勒说，独立选民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偏爱的候选人，受这些选民欢迎的候选人往往是选举的赢家。这种说法毫无依据，带有严重误导性。事实上，在美国那种”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选举制度下，第三党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不得已，独立选民只有面对两种选项：要么把选票投给自己并不中意的两大党中的某个党；要么把选票白白浪费掉。无论独立选民怎么做都意味着，美国近一半的民众无法用选票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任何当选的政党或政客都不可能得到超过三分之一民众的真心支持。问题是，这样选出来的政府到底代表了谁、代表了多少人？ 　　 两大党一蹶不振，独立人士无力回天，这就是美国政党政治的现状。不过，从忆宁的访谈中，读者可能会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表象背后，另有一股政治势力异常活跃，这股政治势力掌控着美国选举政治的命脉–金钱。几乎所有忆宁的访谈对象都会提到钱的重要性，不少党务工作者日常工作的重心就是筹款、筹更多的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虽然选战主要在共和、民主两党之间展开，虽然两党的各级组织开足马力为选战募款，候选人的竞选经费主要不是来自他们所在的政党，而是直接来自那些拥有金钱的特殊利益集团。两党的政客可以不在乎一般选民，甚至可以不在乎自己所属的政党，但为了赢得一场场永不休止的选战，他们必须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小心伺候。站在两大党背后的这股势力俨然形成了一个法力无边的隐形政党。这个隐形政党似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政治的走向，连号称”独立”的最高法院对这个隐形政党也不得不退避三分。本书多个访谈对象反复提到”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在这个判决中，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为由，允许属于这个隐形政党的非党派组织无限制地花钱参与政治。 　　 　　 不见其”民”的”民主” 　　 1960年，当美国的政党政治如日中天时，时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谢茨施耐德（Elmer Eric Schattschneider, 1892-1971）便在《半主权的人民》一书中指出，民主、共和两党的动员对象主要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忽略了人口的另一半–几千万不投票的选民。他认为，真正人民主权的实现有赖于改造当时的政治体制，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政党政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谢氏的理想不但没有实现，情况似乎变得更糟。不仅美国如此，其它西方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2013年，当代欧洲最著名的政党研究学者彼特·梅尔（Peter Mair）出版了一本题为《虚无之治》的书，副标题是”西式民主的空洞化”。在梅尔看来，今天，连”半主权”也似乎遥不可及，政党已变得无关紧要，公民实际上正在变得毫无主权可言。目前正在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民主，公众在其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换句话说，这是不见其”民”的空头”民主”。 　　 西方政党政治正在衰落，西式民主的质量正在恶化。每当听到这种评论，就会有人像格雷戈里·史雷顿（本书访谈对象之一）一样，引用丘吉尔1947年说过的话为现状辩护：”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不断地被试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这句话听起来虽然俏皮，却毫无道理可言。假如一位英国佬说，”炸鱼薯条（fish and chips 所谓英国”国菜”）是天下最难吃的食物–除了其它所有被人试过的食物之外”，世上有多少人会把他的话当真？”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忆宁这本书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摆脱这种狭隘的思维方式。 　　 　　 （文章发表有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文责编：frank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读书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566.html

图片来自推特：https://twitter.com/JigmeUgen/status/492344261950832640Tibet ResistsJonathan MirskyJULY 10, 2014 ISSUEVoices from Tibet: Selected Essays and Reportageby Tsering Woeser and Wang Lixiong, edite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Violet S. Law,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bert Barnett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81 pp., $20.00 (paper)Tibet: An Unfinished Storyby Lezlee Brown Halper and Stefan Halp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67 pp., $29.95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by Melvyn C. Goldstei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47 pp., $75.00Tsering Woeser was born in Lhasa in 1966, the daughter of a senior officer in the Chinese army